论是谁“臭不要脸”？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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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认识到的东西将不会失去
近日，在一家行业的报纸上，读到一位老同志写的一篇题为《党在我心中》的文章，颇感亲切而深沉。文章的我还算熟悉。他在创作上才华过人，在品格上严于律己，我和许多同志一样，都很尊重他，很敬佩他。有一段话，他说的充满了感情，叫人心头发热，实在难以忘怀。他很坦诚地披露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我对党的认识，随着对党的历史的不断了解而加深。党走过的历史道路，是与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引下对中国社会不断加深认识相伴随的，是在斗争实践的检验下不断修正自身认识的偏差中曲折前行的。‘四·一二’政变的教训使党认识到中国革命中武装斗争的重要，开始创立工农红军；城市暴动道路的失败，使党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必须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我国长期封建社会产生的各种腐朽思想带到党内对革命造成的危害，使党认识到党的建设的重要和整顿党风的必要。整风运动带来党内思想的一致，带来了全党的团结和战争的胜利。党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为了取得正确的认识，取得今天的胜利，革命前辈们曾付出了怎样惨重的代价啊！”
“党的整风运动，又一次提高了我对党的认识，认识到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的极端重要。我们党的90年历程，是在不断战胜各种困难，不断深化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不断纠正自身的失误中成熟起来，而成为伟大的党的。”
“认识到的东西将不会失去。”
“我离休多年，接触外界不多，对许多新的事物不熟悉，所以多是往事。往事难忘，道路曲折，但信念从未动摇。相信有党在，有党的三大作风在，社会主义事业总会向前发展。‘人间正道是沧桑’，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尽管我此生见不到，她一定会实现。”（《文艺报》2011/05/30） 胡 可：《党在我心中》）
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心声、期望、信念、理想的表达、诉说，能不让我们这些后来者激动，感慨么！
“认识到的东西将不会失去。”这话说的有多好啊！
然而，“整风运动”，此言不听久矣！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有多少同志还能记得齐全，做的实在？没有这些作风，我们怎能不断战胜各种困难，不断深化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不断纠正自身的失误中成熟起来？往事难忘，道路曲折，但信念从未动摇：社会主义事业总会向前发展。因为什么？因为有党的三大作风在啊！
很可惜，目前，我们见到的有关这一方面的一些情况，却并不能令人有审慎的乐观。
[乙] 也许是很少见的却属很极端的
这里只说一个例子，也许是很少见的却属很极端的一个例子。
那就是吉林省辽源市环保局局长郭东波辱骂群众“臭不要脸”的例子。
是的，他，引咎辞职了，公开道歉了；那么，我们，难道还要揪住不放么？不，在下这里是对事不对人。我要议论的不是郭东波这个人，而是“局座的臭不要脸”。
“臭不要脸”的话，出自“局座”之嘴。事情的缘起，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清楚地知道了。为了具体研究问题，这里还得再复述一下，尽管那是讳莫如深后泄露在媒体上的一些不得不交代的情节：“据报道，郭局长几度爆粗口骂‘臭不要脸’，是源于2010年该局局长和员工的目标责任制奖金相差3倍，有的员工认为不公平，并向纪检部门反映，此举激怒了局长，并在全局向大家宣泄。”他说：“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端起碗吃肉放下筷骂娘，你什么东西，臭不要脸的！”还说，“啥讲公平，什么都不给你，就公平了，领导都得骑马坐轿，那能一样吗？那不能一样，臭不要脸！”（《北京晚报》2911/05/31 苏文洋：《别了，“臭不要脸”》）
这里，俺先不去说局座所说的内容正确与否，如果仅就说话的姿态而言，局座这番巨无霸似的模样，那是连“半夜鸡叫”里装神弄鬼的地主周扒皮，也得略输一筹，算是马尾巴串豆腐——提不起来了。前些日子，连从宝岛台湾来大陆访问的贵宾，在题词时都写道：“人民最大”；可在自幼儿成长于大陆的局长同志眼里，一个单位里的同事，竟不如牵马抬轿的佣人！有人曾假不兮了地自诩为“人民的儿子”，局长可能要毫无愧色地自居为“百姓的父母官”了！领导就一定要比群众大一辈，咱们中间有谁听说过？当官做老爷到了这个份上，那底下的才真正名副其实地成了公仆——局“公”之仆人了，而局座“公仆”倒成了主人。本来，在我们这里，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人啊！于是，我就不由得不忆起著名诗人马凡陀*，在上个世纪40年代写的一首山歌。那一首讽刺诗的题目是：《主人要辞职》。也许局“公”从来没听说或没见识过这篇脍灸人口的作品，老马而今就抄录在下面，作为“请阅件”，供局座您一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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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要辞职
马凡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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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爱的公仆大人！
蒙你赐我主人翁的名称，
我感受到了极大的惶恐，
同时觉得你在寻开心！
明明你是高高在上的大人，
明明我是低低在下的百姓。
你发命令，我来拼命。
倒说你是公仆，我是主人？
我住马棚，你住厅堂，
我吃骨头，你吃蹄膀。
弄的不好，大人肝火旺，
把我出气，遍体鳞伤！
大人自称公仆实在冤枉，
把我叫做主人更不敢当。
我的名字应该修改修改，
我也不愿意再干这一行。
我想辞职，你看怎样？
主人翁的台衔原封奉上。
我情愿名副其实地做驴子，
动物学上的驴子，倒也堂皇！
我给你骑，理所应当；
我给你踢，理所应当；
我给你打，理所应当；
不声不响，驴子之相！
我亲爱的骑师大人！
请骑吧！不必作势装腔！
贱驴的脑筋简单异常，
你的缰绳，我的方向！
但你不要打得我太伤，
好让我的服务岁月久长，
标语口号，概请节省，
民主，民主，何必再唱！
（作于1945年，见《马凡陀的山歌》）
请问：局“公”，您的读后感如何？你不会希望我们的社会再回到大家连主人都不愿意当的年月吧？
[丙] 到底是谁“臭不要脸”？
接着，咱们就来侃侃局座讲话的内容说的对不对吧！
即使不去讨论剩余价值论，只讲讲人人都能听得懂的大实话，俺也从来不是绝对平均主义者。因为在劳动者看来，那是很简单的道理：干多少活拿多少钱，“按劳取酬”嘛！局“公”没太动手，可也动了脑筋，多拿一点，也是在理的，只要不是悬殊太大、差别太大的话。如果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人们有点意见，相互嘟囔两句，越级反映一下，那也很自然。不平则鸣嘛！“宰相肚里撑榇船”，“无则嘉勉，有则改之”，也并不至于伤筋动骨，区区局座，任劳任怨，一笑即可，何必出言不逊，竟然破口大骂？仿佛就像老虎被人踩了尾巴，回头就是血盆大口咬将过去。当然，事后您还是道歉了，甚至辞职了。不过，那是逼不得已，丑行已被公之于众，众怒难犯，你不那么表示也不行了。这话并不冤枉您。因为您并没有认错，没有检讨。相反，您还大言不惭地作出了说明。应该指出，在我们的社会里，只要有话要说，您还是有权加以说明的。但是，您那所谓“说明”，却是暗地里坚持己见，说的不好听一点，是反攻，是倒算。大家听听他说了些什么？“当时我主要想讲当前社会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一些不良的心态。比如盲目攀比的问题，杞人忧天的问题，特别是干群关系紧张的问题，我就是客观地去分析去剖析这个问题。”（《北京晚报》2911/05/31 苏文洋：《别了，“臭不要脸”》）以上他说的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不过就是他骂人中的话里所说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筷骂娘”罢了。就因为这，就出来了当前社会存在的问题；不良心态，盲目攀比，杞人忧天，干群关系紧张，等等，等等。说白了，他就是认为，你们吃的肉，都是我给你们弄来的，你们得磕头作揖，感恩戴德；可是你们吃完了还横挑鼻子竖挑眼，说三道四，那就是忘恩负义，那就是骂娘！所以，“臭不要脸”的粗口就骂出来了，“什么都不给你”的威胁也亮出来了。其实，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情绪，一个人的看法，一个人的理论。在这种话语的背后，站着为数不少的一帮人呐！要不，小小一位局座，何来的那么大的口气，那么横的神态，那么狂的言行！“端起碗吃肉放下筷骂娘”，这句话，近些年来，早就一直在主要媒体上流行了，重复的次数一多，仿佛也就成了事实，成了真理。其实大谬不然。有社会经验的人，有生产和生活经历的人，都会知道，物资财富以至精神财富是怎么来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咱们工人有力量”，是劳动创造了世界啊！当然，这讲的是宏观的事实和真理。如果你不以为然，要讲微观，那么，好！咱就讲讲眼跟前的事实和真理。女作家韩小蕙写道：“外交家吴建民先生曾经告诉我一组数字，他说：‘一个品牌的毛绒玩具在欧洲卖27欧元，在这27欧元里面，经销商挣的是25块，原材料是1块2，还剩8毛钱，这是让中国人挣的。’”（《北京晚报》2011/05/27/ 韩小蕙：《当代财富观下家庭成“恨柄”》）又，据2011/05/27《北京青年报》记者马 宁报道，中国人以低廉价格获得波兰高速公路的建筑工程项目，被西方媒体质疑为“廉价竞标”，因为中方的中标的报价比波方发标当局预估的价格低了一半还多。为什么中方的价格可以如此之低呢？“中国工人住在由一个学校改建的统一宿舍里，午饭直接送到工地。工人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节假日也不休息。即使在波兰全国建设项目都因天气停工的1月份，中国工地仍然照常运转。”如此辛劳，如此艰苦，想来我都不能不暗地私下为之唏嘘揪心啊！日前，我国第一大报透露：最新数据显示，截止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世界排名第一，而且比排名第二的日本多3倍！（《人民日报》2011/05/30 午 言：《科学看待三万亿美元外储》）仅就如此巨额的一笔财富而言，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如果由上述韩小蕙和马宁提供的情况推断，请问：我们工人们，我们的老百姓，所吃的肉，难道不是从由他们自己奋斗和创造出来的么？局座，你吃的可要比人家多了三倍！凭什么？在这里，我就不去细说某些公司的老板、高管。。。。。。上百万成千万的年薪以至每天上万元的巨额消费了。想起当年，全国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农民们高唱着《谁养活谁》去研究配额、丈量土地的情景，我在此也不能不斗胆问一句：局座，和你的下级相比，到底是谁沾了谁的便宜，是谁“臭不要脸”？
[丁] 您自己选择吧。。。。。。
既然已经道歉、辞职了，那么，局座还应该怎样才算真的作出检讨了呢？
这就要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了。
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
一，理论联系实际。你要检讨：你奉行的是什么理论？你深入的是什么实际？
二，密切联系群众。你要检讨：你依靠的是什么群众？
三，批评和自我批评。你要检讨：你进行了什么批评和自我批评了？特别是自我批评！
当然，局座如果要有心检讨，你也不必全面开花，有题必答。毛泽东主席说过，“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所以，怎样看待和对待人民群众？可能就是您特别要解决的问题。您能不能想一想、讲一讲：您到底是如何看待和对待人民群众的？
下面的话，还是毛泽东主席讲过的：“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跟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了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43年8月8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页。）
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那就不能自外于人民，与人民对立，跟人民较劲，跟人民绝缘。显然，把人民当作“臭不要脸”的人，人民也会把他当作“臭不要脸”的人，这不是很公道很平等很合乎逻辑很合乎世情的么？
现在有许多人，特别愿意听从孔（丘）、孟（轲）的话，那么，这里也不妨引用两句供他们参考：
一句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轲：《尽心篇下第十四章》）
一句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轲：《离娄篇下第三章》）
亚圣在这里讲的也是要重视人民群众，要善待人民群众啊！
局座，您要是不服膺毛主席，那您也得相信孟子吧！
总之，一句话：您要是把群众当成牛，那您就不可能是孺子牛**；如果您要当孺子牛，那您就不要把群众当成牛！二者必居其一。您自己选择吧。。。。。。
（2011/06/04）
[注]* 马凡陀即诗人袁水拍。袁水拍（1916－1982）原名光楣，笔名马凡陀。吴县郭巷人。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但只读了三个月就考入了上海浙江商业银行，旋即转入上海中国银行工作。抗战爆发后，他被调到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信托部工作，在香港期间，他参加了进步文化活动，参加了学习《新哲学大纲》、《法兰西内战》、《资本论》的学习小组。1938年3月27日，由文学界各方面代表发起的，全国规模的文艺界抗日民族同意战线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袁水拍被选为“文协”总会候补理事，并负责编辑会刊《抗战文艺》。1940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人民》。1942年，袁水拍在桂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1944年起，袁水拍用“马凡陀”的笔名开始他的山歌写作。1949年上海解放后再回到上海。他在国统区报刊上发表的政治讽刺诗近二百首绝大部分收集在《马凡陀的山歌》及《马凡陀的山歌续集》中，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广泛影响。马凡陀山歌不是停留在社会生活现象的描绘上，而是透过现象努力挖掘它的本质，引导读者认清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源，1949年7月，袁水拍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9月在北京定居。50年代，他也写过一些讽刺诗。1957年4月，他写了讽刺哪些阻挠‘双百’方针的人的诗《摇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5月份，他还写了一首讽刺诗《官僚架子滚开》。50年代末，到中央宣传部任文艺处长，曾主持制定党中央文艺政策的《文艺十条》。‘文革’中受到诬陷，他吞下大量安眠药，被救过来后留下了后遗症。十年动乱的最后两年，袁水拍从贺兰山回到北京，当上宣传部副部长，并主持《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校正和《红楼梦》新版本的校订工作。由曾任《人民文学》的主编。1982年10月29日在北京逝世。
另：据网友蒋益文之《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讽刺诗》云：
“袁水拍用马凡陀的笔名在国统区报刊上发表的政治讽刺诗近二百首，绝大部分收集在《马凡陀的山歌》及《马凡陀的山歌续集》两部诗集中，对当时国统区人民‘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马凡陀的山歌》及《续集》中的诗歌，往往抓住某些社会生活现象加以描述，寓讽刺于叙事之中。对当时国统区内城市市民朝不保夕的生活处境和昼夜不宁的政治环境有着深切的感受，许多诗歌‘从城市市民现实生活的表现中激发了读者的不满、反抗与追求新的前途的情绪’(蒋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51页)。例如，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给城市市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诗人抓住这一现象写了《抓住这匹野马》、《上海物价大暴动》、《长方形之崇拜》、《关金票》、《活不起》、《大钞在否认发行声中出世》、《如今什么都值钱》、《纸头老虎——法币》等许多诗篇，运用诗歌形象，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财政经济政策从多方面加以揭露和讽刺。
——《抓住这匹野马》一诗，把飞涨的物价比作横冲直撞的野马：
撞倒了拉车的，挑担的，
撞倒了工人，伙计，职员，
撞倒了读书的孩子，
撞倒了教书的先生。
——《这个世界倒了颠》一诗写道：
这个世界倒了颠，
万元大钞不值钱，
呼吁和平要流血，
保障人权坐牢监。
这个世界倒了颠，
‘自由分子’抹下脸，
言论自由封报馆，
民主宪法变戒严。
(《马凡陀的山歌续集》，第128页)”
[注]**鲁迅先生写过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位孺子牛。”（《集外集·自嘲》[]1932年10月12日] 《鲁迅全集》卷七，第一五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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