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议：应防止中国过快崛起，防止西方过快衰落
——解读《中国要防止过快崛起》一文
Zhang88
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转移，中国的国际环境有渐趋恶化的态势，用“专家”、“学者”的话说就是“与美国的战略冲撞加速逼近”。面对愈加严峻的形势，中国怎么办？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不关心的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的“专家”、“学者”又出来说话了，2011年6月2日，《环球时报》发表的《中国要防止过快崛起》一文就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办法。
《中国要防止过快崛起》一文（以下简称该文）归纳了中国崛起带来的矛盾和冲突，认为原因都在于中国发展太快，而同时又没有采取正确的理念与路线。为此，该文提出了“包容性崛起”这一新的重大主张，认为中国不但要防止自身过快崛起，而且还要防止西方过快衰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化解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危机，才是积极而不消极地贯彻“韬光养晦”的战略。
这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以笔者之孤陋，之寡闻，以为这是迄今为止最为惊世骇俗的理论建言，比之此前流行“中美国”理论，比之于“同舟共济”、“攻克时艰”等观点高出许多层次，甚至就是比之于以前的“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论，也各擅胜场、不遑多让，所以很有必要“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了。
究竟怎样才能做到使中国的发展止快成慢、让西方的衰落止跌回升呢？
该文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具体办法：
一是中国要让利。用该文的话说就是“利益共赢。重点在发展中国家让利、周边国家互惠、新兴国家共赢、发达国家盈利”。
二是中国要放权。用该文的话说就是“权力共生。重点在为发展中国家争权、给周边国家放权、与新兴国家让权、和发达国家共权”。
三是中国要担责。用该文的话说就是“责任共担。重点在为发展中国家承担责任、与周边国家共谋责任、与新兴国家分担责任、与西方共担国际责任”。
四是要价值共享。用该文的话说就是“重点反映发展中国家意志，挖掘与周边国家共同历史传统，凝聚新兴国家共识，与西方寻求价值共享面”。
四条建议，明明白白，难道不是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进一步深刻加以领会吗？
首先说“让利”。
中国发展确实获得了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利”，其中最明显、最具标志性的，就是中国已持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然，中国城乡的高楼大厦、快速交通等，广义上说也都是发展之“利”，可这些怎么才能“让”呢？“让”起来是要很麻烦的。笔者以为，既然要让，那么最容易让的还是外汇储备。按照该文的逻辑，中国目前持有的美国国债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更多更多才是，甚至可以说，按照“让”的原则，干脆就应该把外汇送给美国，让美国帮着花。试想一下，如果中国每年能把从美国得到的贸易顺差如数奉还，哪里还会有中国人为操纵人民币问题、哪里还会出现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呢？
这是一个多么高明的办法啊！
其次再说说放权。
该文认为，中国应“重点在为发展中国家争权、给周边国家放权、与新兴国家让权、和发达国家共权”。“为发展中国家争权”可以理解，比如气候减排呀、贸易不平等呀，这一点比较好理解，但是“给周边国家放权”，是不是要把中国专属经济区以及有争议的岛屿、海区都放给别国吗？不然，周边国家各自有各自的主权，中国从来没有、也不可能限制别国的权利（美国倒是例外），何来有放权一说呢？“与新兴国家让权”，新兴国家典型的是金砖四国，除中国外还有俄罗斯、印度、巴西，中国又什么权力可以出让呢？最关键的是“和发达国家共权”。发达国家在世界上的权利的确很大，比如轰炸利比亚、占领阿富汗等，但笔者以为，这些权力他们大概是不想与中国“共”上一回的，可能“共”的大概只有中国自己的权利。
结合以上对“放权”的理解，笔者以为，《中国要防止过快崛起》一文所说的“放权”“让权”，其核心在于，中国不要动辄就拿“主权”说事，不要动辄就以“内政”为借口拒绝西方的干涉介入，而应该把自己的主权让出相当一部分，不仅让给周边和新兴国家，而且更多地要与发达国家“共享”，这样一来，中国威胁论、傲慢论自然而然也就能烟消云散了。
笔者揣摩，这大概才是“放权”此议的要害之所在。这又是一个多么高明的办法啊！
第三再说说“担责”。
做“负责任大国”始终是美国及西方国家队中国的要害性要求。与他们一样，该文认为中国在这方面也是做得很不够的，所以才郑重地提出，中国应该“与西方共担国际责任”。西方国家现在都忙着哪些国际事务、尽力完成着哪些国际责任呢？打击塔利班是其中之一，解除朝鲜的核武装是其中之一，限制伊朗的核能力也是其中之一，让卡扎菲下台也是其中之一。是不是中国也应为他们执鞭垂镫、甘效犬马之劳呢？这大概就是该文的本意吧。
当然，在这一点之前，该文也说中国要“为发展中国家承担责任、与周边国家共谋责任、与新兴国家分担责任”，笔者以为，其实虚多实少，并不是该文着意的重点。
按照该文的建议，只要中国能紧附发达国家之骥尾，在他们的指挥下，拿出一幅狰狞的面孔为虎作伥地向中小国家大打出手，中国怎会能不获得西方的赞赏呢？只要这样，西方哪里还会对中国有什么疑虑呢？所以说，这也真的是一个高明的办法。
最后来说说“价值共享”。
该文认为，“中国崛起必须是创新崛起，绝对不能躺在孔子的被窝里高喊文化崛起”，不能“沉迷于‘中国模式’”，更不能“忽视中国模式只是适应全球化，而非创新全球化模式”，“要少讲中国特色，少讲和而不同，多讲包容、共识，殊途同归”。这些话都是什么意思呢？不用笔者作过多解释，任何人都能一目了然，该文所谓“价值共享”，就是要中国把西方的“普世价值”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而要把什么“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忘个一干二净。
这又是一个高明的办法。试想，如果中国的崛起带来的是普世价值的昌大，是西方模式、西方道路的荣兴，用该文的话，就是不搞“一枝独秀、我行我素”，那么中国又怎会“脱离世界，面临来自世界越来越大的阻力”呢？
四项高明的办法，四个伟大的举措，这就是该文提出的“包容性崛起”战略全部内涵。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果真能采用上述办法，“防止中国过快崛起，防止西方过快衰落”的目标将毫无疑问、百分之百地很快就实现，就一定能够避免与“美国的战略冲撞”。
但问题是，笔者以为，这样一来，“与美国的战略冲撞”是避免了，但是，中国的崛起事实上不也泡汤了吗？“利”让了，“权”放了，“责”担了，还被西方给“普世”，如此下去，哪里还能有什么“崛起”呢？只怕十几亿中国人民都要去做牛马、喝西北风过日子了吧？
但是，我们的专家学者可以不必为此担心，以他们的“贡献”,即或全中国人民都做牛做马喝西北风了，他们也能在西方世界照享荣华富贵，因为那时他们可能早已被西方“包容”了。
附：
中国要防止过快崛起
成世界第二后的困境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日益处于世界事务的风口浪尖，面临的发展阻力有提升之势，体现在：第一，与发达国家关系，从“互利共赢”迈向“权力转移”，片面强调共同利益出了问题。中国已成为国际体系的利益攸关方，西方对中国的担心从“体制外的挑战者”，向“体制内的不负责任者”演变，从支持改革开放，向抱怨改革开放的方向转变。中国发展速度超越西方预期，与日欧在经济总量和国际影响力的权力转移已到来，与美国的战略冲撞加速逼近。
第二，与新兴国家关系，从“协作性为主”到“竞争性一面”突出，未能追求共同权力出了问题。随着中国发展道路态势与其他新兴国家不断拉开距离，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国家间的矛盾日益集中于发达国家与中国矛盾上，不仅破坏了中国与新兴国家战略合作的基础，而且侵蚀了新兴国家作为中国发展道路的战略保护带作用。在改革国际体系、担负全球责任等方面，中国与新兴国家间的竞争性一面突出，并表现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人民币汇率、资源与话语权竞争等方面。
第三，与周边国家关系，从“分享发展机遇”到“对冲发展风险”演变，根本问题出在未能实现共同安全。中国发展道路在给周边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巨大压力。美国利用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担忧，借助领土争端和国际事件，制造中国与周边国家隔阂，以抵消亚洲一体化和中国睦邻政策的积极影响。周边国家借助域外大国平衡中国亚太影响力趋势明显。
第四，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从“战略基础”到成为“战略薄弱环节”，传统的共同身份和价值观出了问题。发展中国家普遍对中国发展道路充满期待，从中国发展道路中得益分化严重，加上西方的挑唆和新兴国家的竞争，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抱怨性一面可能增大，中国在对外援助、履行千年发展目标、应对全球性挑战等国际责任方面，面临越来越大压力。
上述问题的产生，是和平崛起路径依赖问题长期累积的结果，体现在：一是体系依赖。即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希望借助后发优势、比较优势，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结果陷入了又要负责任、一旦负起责任又被指责“强硬”的尴尬境界。二是文化依赖。欧洲人担心，中国文化是地域性文化，是乡土文化，是内陆文明文化，天下体系不过东亚体系而已，而现在影响是全球性的，因此中国崛起存在知识和权力极为不匹配的问题。这就提醒我们，中国崛起必须是创新崛起，绝对不能躺在孔子的被窝里高喊文化崛起。三是全球化依赖：中国崛起，得益于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分工。然而，当前全球化自身出了问题。
推行“包容性崛起”新战略
中国发展太快，外界对中国发展的担心，不止是和平不和平的问题，而是中国发展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中国崛起后会提出何种国际理念？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变化，需要中国实施不仅包容西方的和平崛起，而且要包容其他新兴国家发展道路、有效代表发展中世界发展道路的“包容性崛起”新战略。
“包容性崛起”是积极的韬光养晦战略，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世界、发展依靠世界、发展成果由世界共享的理念，旨在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是科学发展观在中国与世界关系上的具体体现。包容性崛起的具体内涵包括：（一）利益共赢。重点在发展中国家让利、周边国家互惠、新兴国家共赢、发达国家盈利。（二）权力共生。重点在为发展中国家争权、给周边国家放权、与新兴国家让权、和发达国家共权。（三）责任共担。重点在为发展中国家承担责任、与周边国家共谋责任、与新兴国家分担责任、与西方共担国际责任。（四）价值共享。重点反映发展中国家意志，挖掘与周边国家共同历史传统，凝聚新兴国家共识，与西方寻求价值共享面。
和平崛起要赶超左与右
迄今，中国和平崛起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崛起瓶颈”，造成“左”与右的两种倾向。“左”的倾向表现有二：或回到孔子，回到天下体系，或多或少带有“中国中心论”、“中国例外论”情结，是对“西方中心论”、“美国例外论”的矫枉过正；或沉迷于“中国模式”，忽视中国模式只是适应全球化，而非创新全球化模式。右的倾向表现是忽略中国外交“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逻辑，遭遇路径依赖瓶颈，忽视当今国际关系互动建构的新特征，及不确定性时代的本质。
将和平崛起升级为包容性崛起，建议实施两包容、两防止：
（一）国内实行包容性增长。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当务之急是超越GDP思维，实现科学发展。
（二）周边实现包容性发展。对周边国家，要更多展示中国仁义一面，以推进东亚一体化全面、深入发展，包容中国与周边权益和意志，夯实中国发展道路的地区基础。
（三）防止西方过快衰落。避免与西方的斗争思维与零和博弈观念，继续向西方有效表明实施全方位改革、汲取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完善自身发展道路的决心，防止取西方而代之的膨胀心理和必胜主义。
（四）防止中国过快崛起。欲速则不达。一枝独秀、我行我素，只能不断脱离世界，面临来自世界越来越大的阻力。在崛起途中，方向比速度更重要，道、理比法、术更高明。为此，要少讲中国特色，少讲和而不同，多讲包容、共识，殊途同归。避免通胀式发展道路，及时消除发展道路泡沫。（王义桅是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是其全长12000余字论文“包容性崛起：中国的战略选择”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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