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段感慨是关于小岗村人：“你说现在中国人啊，要是处处都听话，从来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你在国外待的时间这么长了，你应该有体会吧？你现在经常会看到，有的报纸就报道，某某钉子户打死都不搬走，我就不搬，不动。还有，就是某某地住户跟房地产开发商就打起来了。你说十年前这事怎么可能呢？过去的老百姓你让搬就搬，付给拆迁费给多给少都不敢吭一声。现在就不行了，他不满意就跟你闹啊。那你说现在的老百姓他这么做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小岗村的人啊，是中国农民当中最进步的那批人，他们那种自我权利意识很强，自我保护意识也强。你说人家以前好，带头了，那现在就不好了？”
第二段感慨则是关于强拆：“有时候咱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前年啊，我们村修了一条路。我本想啊把这条路修的漂漂亮亮的，把路两边的房子都给粉刷一遍，把破烂房子全部拆掉。。。。。。但是，有的人不动，你怎么办？有一户人家猪圈就放在路边，夏天啊臭烘烘的。我怎么跟他做工作都做不通。那是人家个人的一个财产啊，人家猪圈原来就在那，你强拆？打架？打得头破血流？最后我想，你在那就在那吧，在农村路面有个猪圈也正常，这不过分。你要放在以前那个思路去看，他这么做就不对了，你这是没有集体观念。这件事逼着我得思考。我为什么要逼着人家把这个猪圈搬到离人家很远的地方呢？这合理么？。。。。。。人家的猪圈早就在那了，我这路是后开的，为什么要人家搬走呢？你说我是不是计划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脑筋啊？”
当然，这两段话应该不是沈浩说的，显然是电视剧的策划人借沈浩的口来说的。电视剧前面若干集给观众造成了“小岗村人自私自利”的坏印象，对小岗村的伤害很大，必须进行适当的回护和肯定。但是，怎样进行回护和肯定呢？这两段话就说得非常有水平。作为安徽省财政厅一名科级干部，沈浩就算在小岗村再干上三十年，也不可能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来。《永远的忠诚》的总策划臧世凯“现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也只有一个省的省委宣传部部长才可能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来。
然而，臧部长毕竟是“1952年9月生，1977年9月参加工作”，应该没有在“计划经济、集体经济”期间当过领导，所以并不知道“计划经济、集体经济”期间做领导的难处。于是，他想当然地以为：在“计划经济、集体经济”时期，如果搞拆迁遇到了“做工作做不通”，只要领导发话说“你这么做就不对了，你这是没有集体观念”，再派人搞“强拆”，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计划经济、集体经济”时期的农民们并不是“你让搬就搬，付给拆迁费给多给少都不敢吭一声”，工人们也是相当地“敢闹事”的。而且，最高领导人对此不但不反对，还明确表态支持。本网友这里可不是在瞎说，这是能够在《毛泽东选集》的一篇讲话里找到依据的。
这篇讲话是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有一段谈了对“工人农民闹事”的态度：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接下来就举了一个农民们对抗拆迁的例子：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xxx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
很显然，这种农民对抗拆迁的例子，在当时并不是少数，因为毛泽东说“这样的事情不少”！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斥责这些农民“没有集体观念”，而是明确表示支持，并对引发事件的干部进行了严厉的抨击：“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
他接着举例说：“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并明确表态：“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
但是，“这样的事情不少”，所以不能总是搞这种特例，还是应当“制度解决”。于是，他提出了建议：“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这样的事情不少”，可见，“计划经济、集体经济”时期的农民们在面对干部们执行不合理政策的时候是敢于抗争的，这并不是特殊现象。因此，一味看重个人权利、毫不顾忌集体利益的小岗村人，显然并不是“中国农民当中最进步的那批人”。真正进步的农民们，在面对不合理政策的时候是敢于坚决抗争的，而一旦干部们解决了问题，他们又是最通情达理的。河南那个村的农民们就是如此，干部们后来把道理说清楚了，给予了合理的安排，他们也就同意搬迁了。
沈浩是60年代出生的，并不知道这段历史，发出感叹“小岗村的人啊，是中国农民当中最进步的那批人，他们那种自我权利意识很强，自我保护意识也强”倒是可以理解。但是，臧部长应该是读过《毛泽东选集》的，怎么会也不知道这段历史呢？
当然，“计划经济、集体经济”时期的工人农民们敢于抵抗不合理政策，不仅有勇气，也是有客观条件的。那时候，每个村里都有民兵组织，每个企业也有民兵组织。当地干部只要不动武器，是不可能强行执行不合理政策的。就算找一些人组成如今那样的强拆队，他们也不是当时那些平时进行过军事训练的民兵队的对手。毕竟，民兵组织的成员和家属都是当地人，若是一项政策真的遭到当地大多数人反对，民兵组织的成员也不会支持干部的错误政策。
综上所述，在“计划经济、集体经济”时期，工人农民是敢于对抗不合理政策的，同时又是通情达理的，“强拆”不但会遭到失败，而且根本得不到最高领导层的支持，后来的农村拆迁并不是以“强拆”为主要手段，仍然是依照毛泽东提出的“要说服不要压服”的指导思想来进行的；而自私自利的小岗村人不但算不上“最进步”，而且可以说是属于“等、靠、要”的相当落后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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