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日，央视《新闻周刊》“税费减负”节目中，访谈嘉宾、前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说：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国外居民收入占百分之六十、七十，而我们只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并说，近十年来，居民收入一直在下降。而六月份财政部公布的前5个月国家税收数字似乎也在印证他的这一说法：今年前5个月，国家税收近四万七千亿，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二。难怪许善达感叹：政府税收在国民分配中占的比重太大了。
国家的整个收入就这么多，一方收入“太多”，另外几方就必然“太少”。这另外“几方”，当然是指中小企业和我等普罗大众了。(央企及垄断企业不在此列，因他们是国家的“亲儿子”)
我之所以对这条新闻感兴趣，并不是新闻本身(在国家财富分配中，政府拿得太多，企业、个人所占太少，近年议论颇多，已经不是新闻)，而是新闻披露者的身份：前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毫无疑问，这是一条真实的“新闻”，遗憾的是，披露这条新闻的是“前官员”，并不是现职官员。这是真正让人感叹的地方。
政府部门的“前官员”说实话，许善达并非特例。原国务院研究院社会发展司司长朱幼棣退休后著书披露，在国内一次医改会议上，朱幼棣提出政府应该为公众提供一部分“免费药”。理由是，与中国接壤的越南、泰国早已推行免费药。就连同样人口众多的印度，也为低收入群众提供了免费药。而这些国家中，有些经济发展还不如中国。但一位社保部的专家当场表示反对，理由是，如果给中国民众提供免费药，“边境上的农民会排队领取免费药，然后向国外倒卖”。就这样一个“理由”，就使政府为民众提供免费药的倡议夭折。那么，政府究竟有无能力为民众提供免费药呢?陕西省神木县的实践就是一个例子。2010年9月19日《都市快报》刊发的题为《突然“退居二线”的神木原县委书记坦言任何一个县都可以推广免费医疗》的新闻报道，神木原县委书记郭宝成坦言：“过去我当书记时不好说，现在我可以坦白地说，中国任何一个县域，都可以推广、借鉴神木模式。保障水平可以因地制宜，穷一点的地方报销水平可以低一点。”“我算一笔账，你就明白了。免费医疗其实一年算下来，全县近40万人，人均就花400元，总共就花1.5亿元。现在中国哪个县，哪一年拿不出1.5亿元?”
看来，政府为民众提供免费药并非不能也，而是不为也。
高官们在职时不敢说话，对明显的政策错误不敢提出反对意见，它带来的恶果是十分可怕的。
近年来，中国官场出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四十、五十的中年官员人人唯唯若若，不敢说真话，反倒是那些退休官员或即将退休的官员对一些错误政策、官场陋习痛加针砭。据深谙官场“潜规则”的朋友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中年官员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处长—局长—厅长—部长，前面的道路还很长，因而不敢说真话，怕影响自己的仕途。而那些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的高官，因已无高位可攀，自然可以放胆直言了。
在中国现实的语境下，“前官员”敢于说真话，在职官员不敢说真话，应该说，这与个人品质没有太大的关系。在险恶的环境中，不敢涉险，本能地保护自己，这是多数人的自然反应。关键是要创造一个让人敢于说真话的环境，这，不能不说到毛主席时代让人民当家做主的无产阶级制度的优越性了；这也就会很好的理解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毛泽东思想回归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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