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伯》记载的“摩西十诫”第六条云：你不可杀人。这成为西方废除死刑源头和强大的精神指导力量。因为杀害无辜者是杀人，处死杀人犯也是杀人，既然《霸伯》宣称上帝与人立了约，“你不可杀人”，那么，一切杀人都不行。死刑不是杀人吗？不是违背上帝的旨意吗？这种看起来很美的博爱精神，其实是有问题的。它只是半吊子的智慧，像中国古代墨子的“兼爱”一样，徒具理想化而不具操作性。因为，“摩西十诫”第六条“你不可杀人”与第七条“你不可奸淫”、第八条“你不可偷盗”、第九条“你不可做假证”等一样，都缺了必要的后续内容：如果有人杀人了、奸淫了、偷盗了、做假证了，怎么办？信徒们只以为“你不可杀人”是上帝规定的，除此以外，对杀人的惩罚都是人间的法律。人间法律高不过上帝的旨意，所以还是“你不能杀人”，所以就要废除死刑。殊不知，真正理性一点就会知道，上帝也是人造的。《霸伯》中“摩西十诫”的半吊子的简单规定，不过是人类早期法律的简陋而已。
人类历史上，“杀人偿命”是一种普遍规律，它是对“不可杀人”这一原则的保障。如果说“不可杀人”是一种事先的思想教育，那么，“杀人偿命”就是对违反“不可杀人”原则的事后惩罚。只有这种惩罚够重，重到杀人者必须付出唯一的生命，才能有效地维护“不可杀人”的威严，才能有效地维护绝大多数人最基本的生命权。只讲“不可杀人”而不讲对杀人的严惩，是过于善良的天真；只讲严惩杀人不讲“不可杀人”的道理，是过于冰冷的法律至上；只有将“不可杀人”和“杀人偿命”并重，才是真正有效、合理的法律。西方文化基于一神教的二元思维，总是在两极之间跳跃，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这是西方文明不成熟的表现，它不懂得“中庸”。假设“不可杀人”只是教育，没有惩罚，它制止不了杀人；假设对杀人的惩罚过轻，也同样制止不了杀人。虽然对杀人严厉惩罚同样还是会有杀人，但这绝不是减轻杀人处罚的理由。
西方文化自文艺复兴以来走向现代社会、树立现代精神的时间并不长，而且，它的理论源头就有问题。卢梭的理论把人看成是抽象的个体，这些个体没有诞生、没有抚养、没有教育，一个个都如同伊甸园中上帝造出来的、愚昧的标准人。因此，人们把西方文化中的“人”及其人组成的社会形容为“原子论”是有道理的。由于一神教的影响，每个人分别对上帝负责，上帝之外的其他人与人的关系都削弱了，这也是西方文化注重个人主义的原因。个人主义造成一切以自己为中心，淡化了人际关系。因而，即便亲人被杀，他的痛苦感也相对较低，“废除死刑”便有了社会的现实基础——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人情冷漠到极点，“杀人偿命”与已无关——杀的不是自己，被杀的说不出话，说话的都没被杀。这种情况在中国很不同。
除了人类长期奉行的血亲复仇外，中国还长期提倡孝道，孝道是注重亲情最重要的一部分。在孝道之下，“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是一种的必然。它也成为“不可杀人”最强大的宣传，也成为对“杀人”最强有力的惩罚。在将心比心、由己及人的基础上，它成为“不可杀人”这一原则最具威慑力的保障。但是，在“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文化环境中，它会带来一个大问题：杀人犯最终被杀了，杀人犯的儿子同样讲孝道，要不要为杀人犯父亲报仇？因此，国家法律保留死刑，便是终止了杀人的循环报复：由法律处决的杀人犯，任何人不得再私自报复。这项规定早在曹操时代就开始了。在中国注重孝道、注重亲情的社会，亲人被杀，感同身受，甚至比自己受伤害更严重，尤其是老人。这与人情冷漠的社会截然不同。因此，在西方人情冷漠的社会里能够行得通的“废除死刑”，在注重亲情的社会里行不通。由此我们也能理解，“废除死刑”并不是什么先进、未来方向，而是社会现实不同的结果。如果一些法律专家说“废除死刑”等到中国今后发展了也会实现、才会实现，无疑在说，中国今后将成为一个人情冷漠的社会，它绝不是进步。
中国支持“废除死刑”的人有一句名言：“不能以公众狂欢的方式处死一个人”。说这句话的人，其实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基于民主的立场，“公众狂欢”就是最大的民主，难道法律是反民主的？事实上，制定死刑的法律，本身就是民主的产物。在法律与民主之间，我们应该客观地说：不能走极端。民主不能绝对化，公众狂欢的真民主未必全是道义；法律也不能绝对化，对抗“公众狂欢”的法律，也未必就是真理。在西方文化中，谁最能对抗“公众狂欢”？只有上帝这个虚拟的存在物。因此，这句假扮上帝口吻说出的话，在现实中没有意义，它只是一个极端的、情绪化的口号。即便崇拜西方的法学家们，也应该看看西方的现实。
希特勒自杀了，否则，希特勒会不会被公众狂欢的方式处死？墨索里尼之死有点蹊跷，说是游击队枪杀了他，其实很可能是丘吉尔怕自己与墨索里尼暗通曲款暴露而杀人灭口。即便如此，墨索里尼及其情妇的尸体还是被暴尸米兰广场，以“公众狂欢”的方式，庆祝他们的死亡。几十年以后，距意大利不远的罗马尼亚处死了齐奥赛斯库夫妇。虽然处决没有公开进行，但是，在处决之前风起云涌的颜色革命，人们高呼处死的口号，算不算公众狂欢？最滑稽的是，罗马尼亚的颜色革命在“圣诞节”处死齐奥赛斯库夫妇后，立即废除了死刑。于是我们看到，“公众狂欢处死一个人”与“废除死刑”是一个被西方文化随意摆弄的工具。上帝的旨意也可以随心所欲地为我所用。
如果说“废除死刑”是一种先进和必然，我认为，它必须伴随着“放弃战争”。如果一个国家既废除死刑又发动战争，无论如何都是自相矛盾的。在这一点上，欧洲那些废除死刑的国家更加虚伪。相反，没有废除死刑的美国更加现实。中国从来就是一个不愿对外发动战争的国家，除非忍无可忍地自卫还击。这一对战争的谨慎与死刑的“少杀、慎杀”是一致的。中国古代的死刑都要由皇帝最后裁决，不像欧洲历史上，贵族就可以处死他人。中国古代最高权力的“少杀、慎杀”不仅表现在复审制度的谨慎，还表现在大赦，表现在以人为本、提倡孝道、注重亲情的社会风气。“老吾老、幼吾幼”是事先的宣传，“杀人偿命”就是事后的惩罚。但它没有像“废除死刑”那么愚蠢极端，也没有像既废除死刑又发动战争那么自相矛盾，而是保留死刑、保留战争权，但少杀、慎杀并且不轻易发动战争。这是现实主义的中庸，是客观理性的结果，是充分认识人性善、人性恶两面性的必然。如今，死刑由最高权力审核已经成为世界通例，这也是西方向中国学习的一例。中国传统文化不像当今西方文化那么自相矛盾，那么虚伪。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比西方文化优秀得多，至少是高出一个层次的。西方自从摆脱等级制度后，由于基础差、底子薄，很多方面到今天都属于半吊子水平，所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正是西方文化的写照。当今中国的某些法学家们抛弃中国传统，全身心低投入西方文化、西方法律观念，套用一句中国老话就是：在建设法制社会的道路上，“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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