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改派江河日下，连杨鲁军也左转了

任凭（民声网 www.mshw.org）

http://www.mshw.org/theory/politics/2011-08-19/4192.html

看完新华网、华龙网对杨鲁军的访谈，不禁令人错愕。著名经济学家杨鲁军活跃于一九八零年代中国思想界。他曾任改革派重要智库“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研究所”港澳研究部主任，当年曾是改革派的重要智囊。

然而，8月17号杨鲁军在新华网、华龙网关于促进共同富裕的访谈中竟然说出如下只有左派才会说的话：

【重庆既没有像广东搞“幸福广东”那样搞“幸福重庆”，也没有如上海建“智慧上海”这般建“智慧城市”，而是见危授命，匠心独运，咬上了一个当今中国社会极敏感、极复杂、极麻烦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薄熙来同志说，是到了向它发起总攻的时候了）——至少，在中国政界，这是一个多数人都意识到了的、却有意无意在回避敷衍的问题，这是一个令多数人都长期困惑于找不到合适的解决办法的问题；这是一个多数人都感到不能再拖、再拖要出大事，但个人却无能为力的问题，这是一个令多数人都谨小慎微、不愿或不敢“第一个吃螃蟹”、最希望由上级来解决或问题自动解决的问题。
 

西方国家的执政集团、统治集团他们代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基于这一条我们就能断定在西方它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个问题，但不可能从根本上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为重庆模式的核心实际上就是一句话：就是让人民安居乐业，共同富裕。重庆模式的本质也是一句话：就是保卫政权、保卫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并长治久安。

首先我要重申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之魂，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间都不能丢弃毛泽东，如果丢弃了就不是中国共产党。

中央全盘否定文革并未否定毛泽东，并把毛泽东思想写入了党章。比如毛泽东崇尚精神，他讲“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这句话经常被薄熙来同志在重庆引用，这永远是对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全都钻到钱眼里，不谈一点点精神。

我谈一下重庆的“唱红”，“唱红”永远不会错，你不能因为有一些“红歌”曾经在文革时期被人唱过，就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现在不能唱了。这是荒唐的，我们都知道高速公路是希特勒发明的。今天我们搞高速公路是不是回归纳粹？这可笑之极。

我觉得精英对重庆模式的嘲讽现在已经成为知识界的一种时髦，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我们一些精英的立场问题。我认为作为知识分子你至少应该和人民站在一起，有一个人民的立场。遗憾的是我觉得当今的精英确实存在一些强烈排斥人民的心理意识。】
 

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私有化市场化突飞猛进，官员们接受个人主义（即自由主义的内核）理念从而腐败严重，国有资产流失工人下岗，外资泛滥威胁中国经济安全，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导致民生三座大山，新生资产阶级渗透控制中国政治权力并残酷压迫中国劳动者。

残酷的资本主义改革教育了人民，人民中间泛起一波大于一波的毛泽东热。而80年代的改革派智囊们也已经产生严重分化。像杨鲁军这样的，有一定头脑、智慧和良心的，都已经转变成左派。而那些继续坚持陈旧腐朽的80年代西化理论和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如张维迎、吴敬琏、茅于轼、贺卫方之类，要么是智商太低，要么是当了汉奸。

另外杨鲁军还有一篇谈钓鱼岛的文章，鲜明地捍卫中国国家利益，与茅于轼之类精英形成鲜明对比，文中说：

【对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不能搁置，不能讨论，要明晰主权，无论从民族感情还是本身的资源价值都不能搁置与讨论。须通过国与国政府的和民间的各种途径，包括外交的、政治的、经济的手段来解决钓鱼岛主权问题，绝对不能排除使用武力的手段。笔者判断，中日十年内必有一战（应该从海战开始），中国应该早做预案，因为日本早在准备这样的预案了。

今日中国，谁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国人拭目以待。】

附文1：

杨鲁军“新华网专谈”：让人民安居乐业 共同富裕

 http://cq.cqnews.net/html/node_97808.ht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0d1f2b0100wgl5.html

杨鲁军 男 1961年8月生，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思想家。毕业于复旦大学。 
 
嘉宾简介： 杨鲁军,1961年8月生，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思想家。毕业于复旦大学。上世纪80年代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及文章百余篇。出版专著《论里根经济学》等著作，并有大量译著。先后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研究所、上海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等多家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 1988年当选上海十大杰出青年。上世纪90年代在香港出版《解析中国》、《中国当代神话录》等多部政论集，引起广泛重视。他的不少见解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市委三届九次全会精神，如何促进共同富裕？华龙网将邀请专家进行在线访谈，本期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思想家杨鲁军。

【主持人】 10:23  7月20日，重庆召开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以“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为主题，提出鼓励百姓创业、激活农村土地和房屋价值、消除绝对贫困、调整收入分配、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承诺5年后，使全市基尼系数缩小到0.3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2.5∶1，区域发展差距缩小到2∶1，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小康。
【主持人】 10:24  4000多字的全委会决定，可谓条条是“干货”。“走民生路，念共富经”——这个西部直辖市再次被推到舆论的“聚光灯”下。
    近几年来，地处西南内陆，基础条件薄弱，各方面资源有限的重庆，在转变发展方式的进程中不断突破创新，从建设“五个重庆”，到实施“十大民生工程”，再到“缩小三个差距”，重庆坚持用民生导向、共同富裕统揽发展。一条以民生为导向的转型路径，清晰可见。
【主持人】 10:24  大城市带大农村的西部直辖市——重庆应该如何破解共同富裕这一世纪难题？重庆促进共同富裕的标本意义、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何在？为什么要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杨鲁军先生来到我们演播室一起来探讨以上问题。

不知道您是什么时候看到这份《决议》的，您看到的时候反应是怎样的？
【杨鲁军】 10:24  感到很震撼也很兴奋，我们党终于来碰这个世纪难题。
【主持人】 10:24  在《决议》中您比较感兴趣的有哪些条款？
【杨鲁军】 10:25  请允许我比较系统地谈一下这个看法。在中国共产党隆重纪念建党90周年后的第20天，中共重庆市委以召开全委会这一最高级别、最庄重的决策集体形式，极不寻常地出了一份《决议》，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重庆没有像上海这样建智慧城市，而是匠心独运地破解当今中国社会极复杂、极麻烦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用薄熙来的话说，这是一个多数人都感觉到的，却经常回避敷衍的问题；这是一个令多数人都长期困惑于找不到合适解决办法的问题；这是一个令多数人都感到不能再拖，再拖要出大事的问题；这是一个多数人都谨小慎微，不敢或不愿第一个吃螃蟹，而寄希望于由上级来解决或等待问题自动解决的问题。
【杨鲁军】 10:25  幸运的是，我这里讲的“四个多数人”，统统不包括重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委员会言之凿凿以量化形式立下军令状，决议用五年时间基本解决重庆的共同富裕问题，将基尼系数由现在的0.43降低到0.35。重庆又一次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高瞻远瞩的视觉判断，洞察秋毫的命脉把握，精诚严谨的逻辑思考，一起铸就了这份不同寻常的决定。这是我所看到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创造的最具有理论水平的最好的经典文件，这是重庆的一个大事件，也是中国的一个大事件。
【杨鲁军】 10:26  事情已经很清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现代化永远是一棵长不大的树。然而真正的困难在于，我们如何破解这一难题？从科学、理性和历史经验来看，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异常严峻的。我概括成：第一是主动解决还是被动解决，第二是早解决还是晚解决，第三是在体制内解决还是体制外解决，第四是和平解决还是非和平解决，第五是靠增量解决还是存量解决？上述五大选择中每个选择的前半部分都是积极的正面的，后半部分都是消极的。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在中国历史中，无论是哪朝哪代解决这个问题几乎是无例外地采用了上述选择中的后半部分。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周期性的振荡和危机，就是说中国哪朝哪代都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而导致王朝崩溃，可以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问题，已经成为每一个政权都要面对的课题。
【杨鲁军】 10:26  众所周知，正是在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盛唐时期，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而用上述选择中的后半部分，当那些农民起义者的领袖们用推翻王朝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之后，他们又几乎无例外地成为新的利益集团的主宰者，并不可避免的在更高层上制造新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如此周期循环往复，两千多年。
【杨鲁军】 10:27  重庆市委的这份决定，其路径选择全部都是上述五大选择中的前半部分，这表现出一种极具历史穿透力的历史智慧和着眼于社会长期安宁稳定的良苦用心。薄熙来同志在市委全委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尽管聪明人很多，帽子也很多，但解决差距的问题还是不能等，等到问题多了，再想改，也改不动了！如果真正到了‘两极分化’，那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即使下大决心那时要付出的成本也大得多，总之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不能等，不能拖，越往后解决就越难。真要解决两极分化要想平衡就没有考虑的余地了，就会伤害生产力，伤害感情了。此事越早抓越有利。”这是薄熙来同志讲的一段很重要的话。重庆市委这份决定实际上提供了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的方法，共富的“十二条”每一条都表明了，重庆是早解决而不是晚解决，是由政府出面在体制内解决，而不是在体制外以非正常的方式解决，是和平的解决，而不是采用非和平的方式解决。基本上是借助与经济总量的增加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量，而不是切割存量及剥夺利益集团寻求解决之道。在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决定》表示出由衷的敬意。
    毫无疑问对如何破解“共同富裕”问题。重庆选择了一条最切合实际，最具有操作性的，最正确的路径。
【主持人】 10:27  重庆号称“市”，其实是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三峡）；城乡差别不啻天壤，所辖40个区县（自治县），贫困县占一半，其中17个是国家级贫困县，连温饱都谈不上的绝对贫困人口占重庆总人口一成以上。在这样一个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典型地区来探索共同富裕之路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重庆提出的共富之路，是否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取得实效？面临的困境和核心突破点又在哪里？
【杨鲁军】 10:27  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与京津沪相比，重庆的经济底子是最薄的。在这样的地区实行“共同富裕”无疑具有榜样的力量。我真诚地相信重庆市委的共富“十二条”一定能在这里开花结果，同时我也毫不隐瞒，也深深忧虑，重庆实现共同富裕所面临的困境和若干制约因素。我想主要三条：第一，解决“共同富裕”，重庆已经亮剑，但单靠重庆是远远不够的，它应该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国家战略。就是说重庆必须得到中央的支持和全国的呼应，在国家层面得不到解决，那重庆又如何能够独善其身、一枝独秀，风景这边独好呢？

【杨鲁军】 10:28  第二，我认为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问题的最后难点是利益集团。我们同样无法想象，解决共富问题，可以完全不动存量，不对任何特殊利益集团：第一，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绝不能演变和分化为若干的特殊利益集团；第二，中国共产党必须完成与任何特殊利益集团的切割。就重庆而言虽然这次的《决定》没在既得利益集团上做文章，完全是增量。但此前重庆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做这篇文章了。例如“打黑”打掉了多少人，公租房建设，不可能不触动房地产商的利益，例如六大交易所，更是动了那些利益集团的奶酪。例如重庆建立的药品交易所，让药品的生产厂家直接和医院面对面，去掉若干个中间环节，这就端掉了上千个药贩子的饭碗。你知道现在全国那么多城市有多少个靠药品吃饭的医药中介。而重庆把药品大幅下降的利益统统给了老百姓。例如重庆卫视取消了所有商业广告，至少去掉了那些靠吃卫视广告饭人的财路。
【杨鲁军】 10:28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时间的推移，重庆这方面遭遇的困难和压力会越来越大。而且不容忽视的是，这方面的斗争，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基本特征，利益受到损害的这方，由于他们利益的获取是不正当和具有隐蔽性，因此，当他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他永远不会以利益诉求来正面对应，而取之的以政治手段来发泄对重庆、对党和政府的不满。例如抹黑，例如把重庆的改革妖魔化为回到“文革”等等。
【杨鲁军】 10:29  第三，重庆要用五年时间基本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可圈可点。然而另一个巨大问题是，中国东西部发展的差距近年来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到五年以后，重庆基本解决这些内部的贫困悬殊时，如果客观上重庆本身与东部的差距在不断的拉大，这个问题谁来解决？市委决定解决重庆内部的贫富问题，重庆与其他地区的共富如何解决？上述我讲的困境和三大因素制约，实际上已经包含了重庆解决共富问题的一个核心突破点。很简单，就是国家层面的联动。
【主持人】 10:29  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审议通过的决定中提到，“发挥公有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基础性作用，确保国有资本收益的30%用于民生。”我们知道，当前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其利润上缴国家占其比例并不高，您认为该如何破解这一现象？
【杨鲁军】 10:29  我完全赞成重庆国有资产收益的30%用于民生，而且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制度创新，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我们国企特别是垄断了巨大资源的央企，是只需要交税收，不需要交利润的。这几年开始交利润了，也交的并不多。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不正常的现象。关键在于这些国企、央企他们所有者到底是谁？名义上他们是全民和国家所有，实际上这些所有者是虚拟的，不到位的。我一方面为重庆市委的这条决定叫好，另一方面是担心和建议。
【杨鲁军】 10:29  我的建议是，我觉得30%的比例还可以再高一些，因为近年来，重庆市政府，每年把财政收入的一半或者一半以上用于改善民生。那么国企为什么不可以做到再高些呢？这是我的建议，我所深深担心的是，重庆会不会抵触或者冲突有关部门的利益。
【主持人】 10:30  目前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大肆鼓吹西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高于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请问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你还是一如既往地认为只有共产党人把“共同富裕”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吗？
【杨鲁军】 10:30  我确实一如既往地认为只有共产党人把“共同富裕”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我认为这是共产党的本质所决定的。改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共产党事先并没有也无法确定让哪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就是丛林规则。什么意思呢？就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能者先富，当然这个“能”字包含了太多了，有的靠权力，有的靠关系，有的靠不正当的手段等等。丛林规则从根本上说，是违背共产党的政治本质。因为共产党所代表和依靠的广大群众恰恰是在丛林规则的游戏中没有富起来的，甚至被弱视，被淘汰，被边缘化的群体。如果任由丛林规则发展，那么共产党就会丢掉这个群体，就会变性、变质，成为已经富裕起来的那些特殊利益集团所谓的精英执政联盟。这正是共产党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共产党必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让广大的人民群众赶上来，尽快富起来，实现“共同富裕”。除了人民的利益，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利益，因此，只有共产党才能把“共同富裕”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杨鲁军】 10:30  当然您提到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高于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有人会借此大肆鼓吹，我认为是不对的。如何看这个问题，一方面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了红线，是可以拉警报的，这就说明这个问题在中国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得地步了。就是薄熙来同志所讲的，不能等不能拖了。我们看以美国欧洲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上百年的发展中也深深地意识到了两极分化这个问题的极端严重性，他们知道如果搞市场经济，不有效地缓解这种矛盾，他们的统治就不可能稳定、长久。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也确实收到了一些成效，这些典型的国家都看到了。但是这种状况并不表明西方国家的这种制度就优越于我们。
【杨鲁军】 10:30  西方国家的执政集团、统治集团他们代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基于这一条我们就能断定在西方它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个问题，但不可能从根本上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在没有任何自己特殊利益的这样执政党面前，这一问题才有可能从制度上得到根本解决。
【杨鲁军】 10:30  那么，为什么我们目前的基尼系数会高于西方国家？这恰恰说明这些年我们没有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或者虽然有这种解决问题的愿望，但是力度是远远不够。所以我同样一如既往地认为，“共同富裕”光写在共产党的旗帜上是远远不够的，要做，要有行动，要敢作敢为，人民群众要的是结果。
【杨鲁军】 10:31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讲了，共产党面临的四大危险。我认为共产党最大的危险在于不作为。重庆难能可贵，在于不光把“共同富裕”写在旗帜上，而是公开亮剑作为政治宣言，而且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雷厉风行，敢作敢为，一言九鼎。重庆的《决定》有行动纲领有具体方案有各种保障又有时间表。黄奇帆市长立马组织实施，科学分解，落实到人，他把与共富“十二条”相对应的副市长和有关责任人的名字全部公布于众，接受监督。“共同富裕”要长期，要让人民群众看到真金白银，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己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的提升。
【主持人】 10:31  这次我们这个主题系列访谈也是受到了很多网民朋友的关注，我们提一个他们都很关心的问题，“共同富裕”的提法其实已经过去快三十年了，以这三十年的实践，您觉得什么时间咱们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达到“共同富裕”呢？
【杨鲁军】 10:31  小平同志关于“共同富裕”的提法确实已经有30年了，但是按照小平的设计，感觉初期主要是解决先富的问题，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真正做共富，如果以这个时间来推论，在共富的地方我们大约耽误了十年左右。在回答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达到“共同富裕”这个问题以前，我先回答一下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先富带动后富的可能性有多大。我十分遗憾地说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无论从什么高度，就整体而言“先富者”是不可能自觉、自动地带动“后富”的，所以“后富”靠“先富”是靠不住的。当前，中国未富的地区和人民，他们要致富的唯一希望是党和政府。人民不应该抱有任何的幻想和侥幸心理，只有党和政府才能帮助未富起来的人民和地区。这是我要回答的问题。
【杨鲁军】 10:32  现在我要回答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还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还是一种蛊惑人心的一种诱惑？我认为在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关键在共产党。大家都知道“共同富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当下的“老大难”问题。当然我讲的“老大”就是共产党。只要共产党真正意识到了这个严重性，共产党集全党智慧和意志真开始狠抓实干我不相信在中国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重庆计划用不到五年的时间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就全国而言花二十多年时间是完全可以解决共富问题的。我还要说，如果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都能够像重庆那样，永远尊重人民，敬畏人民，永远以人民的喜怒哀乐为喜怒哀乐，永远把人民的地位放在第一位，那中国没有什么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的。
【主持人】 10:32  薄熙来在重庆三年的“新政”，几乎涉及重庆政治、经济、社会、司法、教育、文化、卫生、城市建设与管理、生态及百姓衣食住行等所有方面。香港《亚洲周刊》资深特派记者纪硕鸣认为“重庆模式”就是重庆版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共产党传统的回归。我们知道您对“重庆模式”也研究了很长一段时间，请问，在你看来“重庆模式”的本质和核心是什么？
【杨鲁军】 10:32  我完全赞同纪硕鸣的观点。时间关系，我用最简约直白的话来概括我对“重庆模式”的看法。我认为重庆模式的核心实际上就是一句话：就是让人民安居乐业，共同富裕。重庆模式的本质也是一句话：就是保卫政权、保卫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并长治久安。
【主持人】 10:33  很简略的概括。针对重庆“唱红”，重树毛泽东时代的一些象征性符号与行之有效的提劲做法，坊间对重庆作为有一些误读。请剖析一下重庆的做法与毛泽东时代做法的异同？
【杨鲁军】 10:33  首先我要重申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之魂，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间都不能丢弃毛泽东，如果丢弃了就不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对毛泽东的评价，确实在国内外存在巨大分歧，对毛泽东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对此，中央已经作出了历史结论，您的提问，重庆的做法与毛泽东时代做法的异同，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想先说明一下。
【杨鲁军】 10:33  很多人拿重庆的做法与毛泽东时代做比较，他们出发点，他们目的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是想否定重庆，想妖魔化重庆。
【主持人】 10:34  也有一点别有用心？
【杨鲁军】 10:34  对，当然我们也不怕比，如果一定要比，我想这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毛泽东时代是具有争论的，特别是“文革”时期，重庆是一以贯之的，是以人民的安居乐业为中心。中央全盘否定文革并未否定毛泽东，并把毛泽东思想写入了党章。比如毛泽东崇尚精神，他讲“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这句话经常被薄熙来同志在重庆引用，这永远是对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全都钻到钱眼里，不谈一点点精神。
【杨鲁军】 10:35  我谈一下重庆的“唱红”，“唱红”永远不会错，你不能因为有一些“红歌”曾经在文革时期被人唱过，就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现在不能唱了。这是荒唐的，我们都知道高速公路是希特勒发明的。今天我们搞高速公路是不是回归纳粹？这可笑之极。现在有些人一定要把“文革”和重庆挂钩，有些学者居然把重庆的改革称之为文革式改革。这完全是不尊重事实。这里我还想提一下，倍受争议的重庆卫视，它是全国第一个没有任何商业广告的红色频道，一下子就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批评，说它不懂经济规律，违反市场经济等等。重庆卫视取消了商业广告，政府每年给它1个多亿的补贴。美国政府每年也会补贴美国之音啊！在美国这个很正常，是一个政权很正常的运作，我们的精英为什么不批评美国之音而去批评重庆卫视呢？中国这样的执政党，有一、两个、十个没有商业广告的电视台，何错之有？
【杨鲁军】 10:35  在上海曾经有一个大学生这样问我为什么要唱红？我就说为什么要反对唱红，难道唱错了，应该鼓励“唱黑”“唱白”？是谁在颠覆我们民族文化的基本伦理和精神，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答案在我们心里。
【主持人】 10:35  谢谢。不难看出杨教授对一些精英对“重庆模式”误读的担忧，在您看来，一些否定“重庆模式”的精英解读是对民间社会底层的不了解，还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草根感受则多为拥戴，为什么会这样？如何在这两种接受心理中寻求共识？
【杨鲁军】 10:36  我觉得精英对重庆模式的嘲讽现在已经成为知识界的一种时髦，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我们一些精英的立场问题。我认为作为知识分子你至少应该和人民站在一起，有一个人民的立场。遗憾的是我觉得当今的精英确实存在一些强烈排斥人民的心理意识。大家想一想，小平同志生前再三强调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作为衡量和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标准。奇怪的是今天为什么我们人民群众的高兴、满意、拥护，到了精英眼里就是什么都不是了呢？还有太多的精英把人民当痞子，他们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导师，高高在上对人民指手划脚，吆五喝六。我想说两点：第一，永远不要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第二，永远不要低估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选择。您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两种接受性中寻求一种共识，我认为只有专家向人民妥协，而不是人民顺从专家。
【杨鲁军】 10:36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当中明确提出，共产党要以人民为师，要拜人民为师，没有讲要拜精英为师。事实上一些专家精英对重庆的责难确实有太多的不靠谱。比如一位法学精英严重批评重庆的打黑，把打黑说成治安性质的打黑，或者是带有某种政治目的的打黑。打黑当然会改善治安维护稳定，那些精英挖空心思非要把重庆打黑往政治陷阱里引，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杨鲁军】 10:36  最后我还想简单的说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向我提出来，重庆搞共同富裕，会不会让很多有钱人感到恐惧？对此，重庆的领导已经多次做了回答，重庆绝不搞劫富济贫。我想已经富起来的人们应该仔细的想一想，如果有钱人永远生活在一个被巨大贫困人口紧紧包围着的环境中，那你说这个有钱人是安全的吗？有钱人会有长久的安全感吗？所以薄熙来同志搞“共同富裕”也是为富人创造一个长久的稳定的平安的环境，也真正为富人好。
【杨鲁军】 10:37  最近发生的伦敦骚乱，很多贫民冲上街头抢东西，难道这就不是问题了吗？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多说了。
【主持人】 10:37  今天跟杨教授的聊天，也让我们对重庆的“共同富裕”有了更多的信心和了解，非常感谢杨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感谢网民朋友的关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杨鲁军：让人民安居乐业共同富裕
 
2011年08月18日 来源： 华龙网—重庆日报 

　　嘉宾简介： 杨鲁军,1961年8月生，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思想家。毕业于复旦大学。上世纪80年代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及文章百余篇。出版专著《论里根经济学》等著作，并有大量译著。先后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研究所、上海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等多家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 1988年当选上海十大杰出青年。上世纪90年代在香港出版《解析中国》、《中国当代神话录》等多部政论集，引起广泛重视。他的不少见解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记者 李幸 实习生 陈煦嫣

　　“共同富裕”的提法过去快30载，究竟什么时候能达到“共同富裕”？只有共产党人把“共同富裕”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吗？重庆提出的“共同富裕”的本质和核心究竟是什么？昨日，由市委宣传部、市委外宣办与新华社重庆分社主办的“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第三场嘉宾在线访谈中，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杨鲁军侃侃而谈，针对上述疑问一一解答。

　　对如何破解“共同富裕”这一难题，重庆选择了一条最切合实际、最具有操作性、最正确的路径

　　“当我看见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会出台的《决议》时，感到很震撼也很兴奋。”杨鲁军说，重庆市委以召开全委会这一最高级别、最庄重的集体决策形式，出了一份《决议》，匠心独运地破解当今中国社会极复杂、极麻烦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委员会言之凿凿以量化形式立下军令状，决定用5年时间基本解决重庆的共同富裕问题，将基尼系数由现在的0.43降低到0.35。这是我所看到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创造的最具有理论水平的最好的经典文件，这是重庆的一个大事件，也是中国的一个大事件。”

　　他认为，这份《决议》，其路径选择表现出一种极具历史穿透力的历史智慧和着眼于社会长期安宁稳定的良苦用心。“重庆市委这份决定实际上提供了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的方法，‘十二条’措施每一条都表明了，重庆是早解决而不是晚解决，是由政府出面在体制内解决，而不是在体制外以非正常的方式解决，是和平的解决，而不是采用非和平的方式解决。基本上是借助于经济总量的增加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量，而不是切割存量及剥夺利益集团寻求解决之道。在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决定》表示出由衷的敬意。毫无疑问，对如何破解‘共同富裕’难题，重庆选择了一条最切合实际、最具有操作性、最正确的路径。”

　　重庆解决共富问题的一个核心突破点，需要得到中央的支持和全国的呼应

　　“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与京津沪相比，重庆的经济底子是最薄的。在这样的地区实行‘共同富裕’无疑具有榜样的力量，我真诚地相信重庆市委的‘十二条’措施一定能在这里开花结果。”但同时杨鲁军也对重庆实现“共同富裕”所面临的困境和若干制约因素表示担忧。

　　他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解决“共同富裕”，重庆已经亮剑，但单靠重庆是远远不够的，它应该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国家战略。就是说重庆必须得到中央的支持和全国的呼应，在国家层面得不到解决，那重庆又如何能够独善其身、一枝独秀，风景这边独好呢？第二，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问题的最后难点是利益集团。就重庆而言，虽然这次的《决议》没在既得利益集团上做文章，完全是增量。但此前重庆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做这篇文章了。例如公租房建设，不可能不触动房地产商的利益；六大交易所，更是动了那些利益集团的奶酪。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时间的推移，重庆这方面遭遇的困难和压力会越来越大。第三，重庆用5年时间基本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可圈可点。然而另一个巨大问题是，中国东西部发展的差距近年来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到5年以后，重庆基本解决这些内部的贫困悬殊时，如果客观上重庆本身与东部的差距在不断地拉大，这个问题谁来解决？市委决定解决重庆内部的贫富问题，重庆与其他地区的共富如何解决？杨鲁军表示，这三大因素和困境制约，实际上已经包含了重庆解决共富问题的一个核心突破点。很简单，就是国家层面的联动。

　　不重视和解决“两极分化”，中国现代化永远是一棵长不大的树。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关键在中国共产党

　　针对目前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大肆鼓吹西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杨鲁军一如既往地认为只有共产党人能把“共同富裕”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这是共产党的本质所决定的。

　　杨鲁军认为，西方国家的执政集团、统治集团代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基于这一条我们就能断定在西方它可以有效地缓解这个问题，但不可能从根本上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在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没有任何自己特殊利益的执政党面前，这一问题才有可能从制度上得到根本解决。

　　“共同富裕”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还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对此，杨鲁军认为在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关键在共产党。

　　“大家都知道‘共同富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当下的‘老大难’问题。如不重视和解决‘两极分化’，中国现代化则永远是一棵长不大的树。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关键在中国共产党。只要共产党真正意识到了这个严重性，集全党智慧和意志开始狠抓实干，我不相信在中国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杨鲁军说，重庆计划5年解决这个问题，全国而言花20多年时间是完全可以解决共富问题的。如果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都能够像重庆那样，永远尊重人民，敬畏人民，以人民的喜怒哀乐为喜怒哀乐，把人民的地位放在第一位，那中国没什么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的。

　　杨鲁军认为，重庆匠心独运地将破解当今中国社会极复杂、极麻烦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难题作为自己发展战略的支点，表现出一种极具历史穿透力的历史智慧和着眼于社会长期安宁稳定的良苦用心。在重庆这样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实行“共同富裕”无疑具有榜样的力量。重庆路子的核心就一句话——“让人民安居乐业，共同富裕”。本质则是另一句话——“让共产党在中国长期执政，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附文2：

对“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一些看法

——兼论对日本和台湾的“软”与“硬”

杨鲁军

一

1978年10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日本。访问前，日中双方曾约定，邓此次访日不讨论诸如钓鱼岛归属这样的有争议的问题。然而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名日本记者还是突然向邓提出了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邓作了即兴回答，提出了“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合作开发”的主张[1]。

事后邓小平回忆：“……我当时答复说，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当时我脑子里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轮谈判。”[2]

1989年邓对戈尔巴乔夫重提此事，他说，中日之间，“悬案是一个钓鱼岛，那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上面没有人烟。我访问日本时，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可以挂起来，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下一代会比我们聪明一些，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对于这个问题以及同类的纠纷，后来我们提出了一种设想，就是可否采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加以解决。”[3]

邓小平对于钓鱼岛问题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软办法”和“冷处理”。

二

日本人却不是省油的灯。

日本人公开声称钓鱼台群岛一直都是日本的领土，惟日本拥有有效的管治权，因此不存在主权谁属的问题。中国搁置主权的一番好意反倒成了人家的笑柄——人家说主权本来就是他日本的，你说搁置，正好说明了你的理亏和心虚；至于共同开发更是妇人之言，岛屿本来就在人家手中，人家爱怎么开发就怎么开发，赚不赚钱和赚多少钱，关你何事，谁跟你分？

1996年9月， 金尧如先生愤然写道：“日本政府强暴霸占我钓鱼台的行动已经发展到公然无视有中国政府存在的地步。此可忍，孰不可忍？……钓鱼台领土主权谁属之争已经到了底线，迫使中国台湾两岸执政当局面临同日本政府摊牌的阶段。要么就是通过谈判，迫令日本政府拆除钓鱼台上的日本灯塔，涂刷日本国旗，撤去日本海上防卫厅的巡视，让中国大陆和台湾船只、渔民自由进出、操作，要么就是中国军舰进驻钓鱼台海域……事至今日，中国政府提议‘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合作开发’二十余年，同时却容忍日本置中国政府的建议于脑后，日本海上防卫厅的舰队霸占钓鱼台也已二十余年，中国政府这样让步、受屈辱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如果再继续不予改变，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在二十世纪最后年代添上一条又受日本侵略的国耻！海峡两岸三地的中国人都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刚从英国人手上收回154年前满清王朝割让给英国的香港，怎么同时又从自己手上把钓鱼台的领土主权放弃给回我国人民的宿敌日本？”[4]

张文光先生剀切指出：“中国的钓鱼台实际已经被日本军队占领，中国的领土主权已经被日本侵犯……军国主义在日本的领导人中，不是一人一阁的想法，而是日本政府一个引而待发的幽灵，中国政府……仍未认清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而只视为日本右翼分子的个别行为，如果不是天真，便是无知，或者因为经济的利益而忘却了民族的利益，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痛心疾首的。”[5]

三

不光是钓鱼岛的问题。

邓小平说：“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6]他特别讲到了南沙群岛的问题：“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现在除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7]邓小平所倡导和推崇的，显然是后一个办法。

南沙问题绝不简单。南沙群岛海域广阔，有两百余座岛屿，石油天然气蕴藏丰富，又是欧亚战略航道的必经地，现由“六国七雄”（中国、越南、菲律宾、汶莱、马来西亚、印尼及台湾）分别占领，并潜伏着冲突的危机，被称为亚洲真正的火药库[8]。

南沙问题同样是“搁置主权易，共同开发难”。而且，永远是你单方面一厢情愿地搁置主权，人家占领岛屿的主儿可没有一个说岛屿不是他的；你一厢情愿地要和人家共同开发，共同得利，可人家早就独个儿开发、已经并正继续获取巨大利益了，在偌大的南沙，恐怕没有人会将蛋糕分给你。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搁置主权——你就永远拿不回主权；共同开发——根本没你的份，你拿不回一个子儿！

除了武力收回（以及在武力威慑下的谈判收回），试问中国还有什么其他方式可解决中国对于南沙群岛的主权及管治权问题呢？

四

结论：中国不应继续将“搁置主权，共同开发”作为对钓鱼岛和南沙群岛的既定国策了。

五

事情好像没有完。

邓小平在对钓鱼岛和南沙群岛“一手软”的同时，在中国的台湾和香港问题上却表现出了罕见的“一手硬”。

人们都知道邓小平在收回香港问题上的决绝和强硬。他的语录是：“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1997年……还不把香港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9]

人们也知道邓小平对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和手段。他的语录是：“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10]

六

笔者一直质疑：

——为什么对于香港和台湾是主权问题没商量，既不可以讨论，又没有回旋余地，而同属中国领土的钓鱼岛的主权却非但可以讨论和回旋，还可以挂起来，搁置一旁，先开发、赚了钱再说？

——为什么解决现今掌握在日本人手中的钓鱼岛问题“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轮谈判”，而解决掌握在本族同胞手中的台湾岛问题却“不能排除使用武力”？

——为什么钓鱼岛问题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可以由比我们聪明的下一代寻找更好的解决方式，而台湾岛问题却不仅我们这一代要记住不排除使用武力，而且我们的下一代也要记住这一点？难道比我们聪明的下一代就不能选择比武力解决更好的方式了吗？

——为什么不收回香港和台湾就是李鸿章，而不收回钓鱼岛和南沙群岛就不是李鸿章了呢？

事实证明，邓小平在处理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方面，套用一句他本人的话语，是“一手硬，一手软”，即：对于以本族同胞为主的港台问题是“一手硬”，对于外国人（例如日本人、俄罗斯人、菲律宾人等）侵占中国领土的问题则是“一手软”。

七

这不是理论问题。

有人说这是韬略问题。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150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我讲这么长，叫‘结束过去’。目的是使苏联同志们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双方讲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

好家伙，比英国割让香港晚得多的沙俄侵占中国相当于1500个香港的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以及苏联对中国黑瞎子岛的长期侵占，就这么“一风吹”、“结束了”、“完了”、不要了？

有人说，以苏联那时“超级大国”的地位，邓小平明知那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是拿不回来的了，所以就故作高姿态，做潇洒状。

这话并不对。今天拿不回来不等于明天拿不回来；这一代人拿不回来不等于下一代人拿不回来。什么叫“完了”？重要的是中国永远都不应当放弃对于被别人侵占去的领土所拥有的主权。

有人说，邓已经讲得很清楚，那150万平方公里被沙俄侵占的领土，是通过有关条约规定的，中国现在仍然承认这些条约，因而那些领土早就属于人家，中国没有理由再去要回。

这样说更不对。香港不也是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割让给英国的吗？只不过昔日的“日不落帝国”衰落了——除了将香港尽量体面地交还中国，它还能有什么选择呢？关键还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格局的变化。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的两年半之后，苏联不是整个解体了吗？谁能说中国再无机会像收回香港一样收回那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八

小平去世已经13年了，今天的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对邓再搞“两个凡是”。

不说香港、俄罗斯或南沙群岛，至少，在对日本和台湾问题上，我们应该把邓氏的“一手软”、“一手硬”颠倒过来，即对日本硬、对台湾软。

先说对台湾的软。应在明确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前提下，坚持如下四项原则：

——搁置统一争议；

——绝不使用武力（撤除大陆瞄准台湾的所有导弹）；

——尊重两岸分治；

——共同振兴中华。

再说对日本的硬。对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不能搁置，不能讨论，要明晰主权，无论从民族感情还是本身的资源价值都不能搁置与讨论。须通过国与国政府的和民间的各种途径，包括外交的、政治的、经济的手段来解决钓鱼岛主权问题，绝对不能排除使用武力的手段。笔者判断，中日十年内必有一战（应该从海战开始），中国应该早做预案，因为日本早在准备这样的预案了。

九

今日中国，谁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国人拭目以待。

注释：

[1]参阅高屹主编：《邓小平设计中国改革开放实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413—414页；萧诗美著：《邓小平谋略》，红旗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423—425页。

[2][3][6][7][9][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2页，第86—87页，第87页，第293页，第49页，第87页，第293—295页，第12页，第86—87页。

[4][5]见《钓鱼台——中国的领土！》，香港明报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4—25页，第36—37页。

[8]参见唐龙：《南沙群岛：六国七雄之争——南海将是亚洲的火药库》，载《开放》杂志1996年第12期，第72—74页。

本文为在2010年10月8—10日“察哈尔公共外交研讨会——上海2010”（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办）上的发言，部分观点见于1998年10月23日所作《邓小平与国家主权》一文，载《杨鲁军文集》第一卷，第3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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