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死亿万富豪的‘真凶’”与民生情怀

“逼死亿万富豪的‘真凶’”与民生情怀

牛  仔

网上新闻流传 “说近8年来，中国有72个亿万富翁非正常死亡。其中： 15名死于他杀、17名死于自杀、7名死于意外、14名被执行死刑、19名因病早逝，” 确实让人悲哀。

此前看到另一篇也谈及亿万富豪自杀的文章：“1980年以来，中国约有1200位企业家自杀”[(注)下文括号内未注明出处者同]。谈起富豪自杀原因，引用财经评论家皮海洲的观点：“主要原因有两种，一种是竞争压力过大，导致身患抑郁症；还有一种是因为其财务不干净，或者说第一桶金来源不明。”

从1992年市场经济起步开始至今不足20年，还包括进入市场后的学习适应过程。而从公有制的起跑线上出发的既没有自已资本、也没有祖传资本的芸芸众生，当时现成唯一不同的只是：社会公共资源和可以化公为私的公权力与你的距离及你在这一距离上的欲望值，这决定着你上天入地的路径指引。有的在暴富路径入门后年纪轻轻的只短短几年就成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其示范效应对管理层的腐蚀力、攀比者的诱惑力、对工农劳动群众的信任危机迅速蔓延，勤劳成了愚蠢的代名词，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轰隆隆地坍塌着。

谈到“竞争压力过大”，本是资本主义经济竞争环境中必须适应的基本条件，但中国有处在同一起跑线的司号枪下的国情；那瞬息间信息判断及时付出合理贿行成本的人才有胜出机会。

公有制下的财富因为对文革大民主持续的镇压和失去宪法对她的保护后，丰富的社会公共资源处无主监管的真空环境，社会管理层只凭自已的良心行事：善良的在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公德；反水的权力反弹与社会上“空手套白狼”式的智力逐利者狼狈为奸，在主人缺位时可以为所欲为的管理权与巨大公有制财产转为私有的五千年唯一的转制机遇中，主人们想露面监管还有“文革余孽”的大棒在侍候，在“仙乐”一般的“伤痕文学”余音袅袅中和听众在“不争论”的失语环境下，这些条件充分诱发 “一部分人”无孔不入时不我待的占掠“活力”。“第一桶金来源不明”在这样特殊环境的 “压力”下确能警世吓俗。真正要在按劳分配中积累资本，即使你不讲究吃穿居的消费水平和全年没休假的劳动，也要几代人，工农大老粗这种在自然经济中带来的朴素思维与这样的历史机遇只有擦肩而过。

“如何才能避免‘富豪自杀’现象呢？除了富豪个人不要贪多、揽权，不做违反法律的事情之外，国家也应该为民营企业家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要让富豪个人不贪多、不揽权、不违法而创业属场面话不能当真：为那个阶级服务的权与法？概念本身是混淆的。其实后半句才是重要的。不少地方第一把手贪腐到达年龄后要让位、於是去当人大主席，为“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作贪腐后的善后工作，当然去多修订几次法律也还是解决不了富豪不违法的问题。

国家为富豪们创造的商业环境、法律环境已经超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底线了。但永远满足不了富豪们的贪心也是事实，这道题在私有制世界上总是无解的、所以经济危机总要伴随。  

如果只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按劳分配范围内作改革，承认资产阶级法权中劳动者不同天赋产生的不同等工作能力，根据劳动投入的质与量拉开各劳动者之间的差距，这样报酬再悬殊，其相应的分配也只是促进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上，而不会去激活资本剥削中不劳而活的贪婪和残忍。因为劳动分配中产生贫富，只要进不了生产资料私有化的范畴，钱就只能化在促进消费提高生活质量上，就不会迅速涌起新三座大山及开辟剪径路上的权钱交易。但是改变生产方式，把工人阶级剔出利润分配领域，剥夺了主人地位，划入成本开支(工资)的对象，也就重新回到乞求资本“养活”的雇工地位。重新颠倒了谁养活谁的是非标准，话语权移位了，一系列相关联的黑白标准都改变了。

“为人民服务”、一些人只想一辈子把它停在嘴巴上，但在文革中基层老百姓很认真，似乎要把干部、知识精英都来个摁着牛头下水，在众目睽睽中必须践行自已为人民服务的誓言和行动。工农大老粗算老几？但他们当年凝聚成集体(运动)的力量却吓人，心有余悸，太让少数不甘心受这样“迫害”的人无地自容了。当年无产阶级改造社会文化一来有公有制这一工农群众的凝聚剂，二来有相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伟人。但转眼三十年河西，破除工农在运动中的凝聚，恢复私有制就是如散沙撒回中华，历史可由人打扮的时代轮回了。在“伤痕文学”的小试锋芒后，造谣诬陷文化的大普及与翻案文化的大合唱终於让盖棺下的秦桧到汪精伟之流都骚动起来心驰神往地类聚了。

这可是共产党内亲手把祖辈成千万弟兄姐妹浴血牺牲得来的成果无偿地奉献出来的，但泄气的是只换来轻飘飘的一句 “运作资本的商业环境还不够好”。资本欲望的深渊啊颠覆了一切道德体系！

很明显，两极分化、腐败等不是改革不到位，而是改革超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底线，超越社会主义经济的底线，因为“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嫁接培育出比母本更具腐败的植株。利用大民主被镇压之机先纵容少数利欲熏心者优先占有社会公共资源形成私有资本，勾结国外资本势力进入体制内发展经济，情愿承受其经济控制和意识形态颠覆来换取对后文革“家奴”的凌辱与压榨。

逼着“国退民进”、让国企退出“竞争行业”的攻关上，在扑灭唱红打黑的“文革”回潮上，舆情喉舌政经权威法学精英们绕开宪法的“公有制经济为主”而合力逼宫，在资本敛财乱象中要让政府不管经济只扮演擦屁股善后的角色，逼入动辄得咎的境地：老百姓需要政府回到“分蛋糕”的立场在医疗、教育、住房等生活福利公益事业方面进行改善；但精英们需要继续做大蛋糕彻底瓦解公有制。

在混合公私二种所有制成份中，公有制这方面，多挪多占是犯法的，即使占有时程序隐蔽，按其结果也可定“财产来源不明罪”；私有制这方面，多挖多占中只要操作技巧高明、在程序中不暴露丑行，或虽暴露侵掠行径但能彰显实力并占领舆论制高点编排理由抵消影响，结果上私有财产有神圣保护地位，不存在对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追究。不同所有制的法理不同，在占着不同道德制高点来打擂的环境中占有利地位的自然是私有制，只要裁判在姓社姓资中装糊涂。公有制自残中接受了私有制的寄生。一个新生儿的弱者，要与一个有几千年私有制和几百年资本经济传统的强横者相拥着鼾睡而不被征服，让人相信能和谐相处后反而能改造强横者，除非新生儿有超凡的本领：有不屈不挠坚持马列毛科学社会主义的忠心？有自觉团结工人阶级队伍为后盾的觉悟？有抽丝剥茧抓住主要矛盾团结大多数的智慧？有非驴非马的“海龟”群中能鉴别出那些是施展着对社会主义是煮鹤焚琴的阴谋“人才”？有永葆国旗本色号令国人永防腐污的信仰魄力？有依靠群众枕戈待旦严防颜色革命颠覆的警惕？有在一切诱惑与威胁下毫不动摇的公心？有在浊浪排空中站出领军人物毛泽东第二？

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平等对待民营企业”，这其实不简单：就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才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如果平等了就不能排除人人经商个个办企业的预期，就实现不了廉价劳力资源的优势；平等了就首先要制裁权钱勾结、填补主人监督缺位的真空；平等了就不能允许汉奸买办阶层出卖民族利益、而坚持国际上的平等互利中保护民族工业；这意味着真正平等分配社会资源就造成对少数先富起来者的不平等。

其实对亿万富豪不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套上民营企业家这样含糊的名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民营有集体的或个体的，但绝大多数在服务业、加工业和产品生产经营中本身就是劳动者。2003年6月底，各类注册登记企业共计为721万个，其中私营企业为270万个，另有个体工商户2298万户，涉及一亿多人口。千万或亿万资产的经营者与这些小经营户肯定不愿坐在同一条凳上，所以把自已纳入资本家称谓应该更精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1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每1400人中有1人是千万富豪，即万分之七；全国有96万千万富豪和6万名亿万富豪，即16：1。

可否特殊照顾为万分之七的人让出一条通向垄断中国经济命脉的道路、这可以讨论！但纳入民营劳动者群体来讨论问题要造成思想概念的混乱。因为我们是也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二种制度虽然兼顾但毕竟用着二种不同的政治表达语言，名义不清就造成是非混淆。

“比如，国家从来不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等领域。这一方面导致了国有企业的垄断，另一方面也为腐败提供了温床。”这也就是说允许或让位私有的或国际的大资本进入中国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等领域搞垄断是否比国企垄断优越？(听说中国在28个产业中，已经有21个被外资牢牢占领)。要改变国有企业的垄断，有人对她所以喋喋不休，因为国企在法理上毕竟全国人民有份；而资本家对劳动人民剥削掠夺来的私有财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还有由西方豢养的资本代理人也深知，西方主子对中国经济命脉的垄断可是百多年前就是梦寐以求的。其实中国现实的“民营资本家”与历史上的民族资本有区别，起步在公有制经济上的第一天为防范对老百姓欺骗术的失效，就先在媚外上用作足工夫，让李光耀之辈都感到吃惊，与美国等西方的资本家在仇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上有共同语言也在情理之中。当然只靠中国水土养活的“特色”资本，只有作践中国社会资源的本领，但没有向全球化与西方制度接轨中用自已的才华影响西方的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等领域来展示自由平等中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的发展雅量！

至于“垄断国企为腐败提供了温床”，是坏事！这才为全党全国人民激发反腐败的决心和智慧，正在高举反腐大旗；但财富如果进入了买办垄断资本或外国垄断资本的口袋里，工农大众却连反腐败的资格都没有了，才是更危险的。

“逼死亿万富豪的‘真凶’”引起的一些看法，见仁见智大概与人接受教育的知识面有关，也与人们接触社会的生活面有关吧。

春秋战国时期为发展怎样的私有制引起了百家争鸣，其中孔墨为二大显学。代表着一定知识分子观点的孔老二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已身后的儒学为二千年来“家天下”的封建专制政权所利用，使十年寒窗苦读的知识分子大都被网罗在“家天下”的奴才笼里，在“礼不下庶人”中与自已衣食父母叔伯兄弟的农民、工匠们划清了统治与被统治的界线，知识分子再无意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所以在中国科举历史上知识分子精英不可能再现春秋战国时代那样各学术流派原创性理论丰富的辉煌。

现在是私有制与公有制之间的争鸣，当然比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会更激烈。有的知识分子也许从自己的生活环境出发谈些抽象的民主自由，但激烈的阶级斗争总让诀择中的中间派不断瓦解，坚定的或死硬的左右二派都在千方百计地拉拢着壮大自已的队伍：你不是改造利用的对象，就是攻击打倒的对象。像墨家彻底站在农民工匠们底层劳动人民的立场说话，对后来的封建专政统治阶级实在没有利用价值，只能被剔除；孔儒学派有利用价值，加工改造……面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会百感交集：竞争大潮中多数的知识分子命运比工农大众好不了多少，在塑造奴颜婢膝和利欲熏心的现实社会，能得“凌云”之志的毕竟少数，但千年科举的历史又告诉人们，即使被统治者青睐的状元也极个别会对社会有出息。

有些善良正直的知识分子总想改善自已的社会环境，无可厚非，但作为劳动者的一员应该考虑，占人口万分之七的千万富豪阶层，希望“能够像国有企业那样，比较容易地获得市场准入”，造成“公平的商业准入环境”，这是否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国民社会资源的垄断和剥夺？，现在能达到每月工资三千五百元以上的人数才占总人口的1.8％。《中国财政》曾经披露过一组统计数据：2000年，中国高收入家庭仅占2%，中等收入家庭占18%，而低收入家庭占80%。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公认的每人每天1.25美元最低生活标准来参照，中国的实际贫困人口至少在3亿以上。他们多想改变少数人占有大量社会资源的局面，但能不靠国家而靠外企或买办资本殖民资本发善心吗？看看向西方投资迁证出国的人流，想想大陆上与祖国生死与共的人们，一切幻想为万分之七的人去糟蹋“公平的商业准入环境”，认为比百分之九十五的劳动者还重，显然在他们的天秤上只看到物的重量而无视了人性。其实应该反思，不断为富豪自杀商业环境恶劣而呼喊改善的，难道不在纵容他们巧取豪夺中的贪婪！客观上是否在促使广大民生生存环境的更加恶化？我们需要的应该是“改变”而不是“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