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促中日采取措施避免误判》，共同社华盛顿2月5日电，美联社东京2月5日电，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月5日报道，日本《朝日新闻》2月5日报道。据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表示，美国对中国军舰最近在东海用火控雷达锁定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一事表示“关切”，敦促两国采取措施避免误判风险。这位官员说：“我们看到了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并对此表示关切。我们继续敦促各方避免加剧紧张局势和增加误判风险，避免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
首先要指出的是，尽管美国方面称其将“继续敦促各方”等等，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看到美国在中国船只受到日本方面干扰时敦促过日本一句。因此，美国官员在此问题上已经存在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在此问题上就已经无法取信于中国，因而，中国也就根本没有必要相信美国会在此问题上采取公正和中立的立场。
而且，据日本媒体报道，去年10月访华的美国特使、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特辑中透露，曾当面反驳中国副总理，强调华府在中日关系上并非中立。据阿米蒂奇说，会面时中方想感谢美国的含糊立场，或者所说的中立性;美方却回应说，他们并不是中立的，只是没有表明立场，但当涉及美国的盟友，美国不是中立的，此举即时让会谈气氛紧张。
因此，既然美方自己表示它在相关问题上并非中立，那么它自然也就没有资格来“敦促各方”。更重要的是，我们早已指出，钓鱼岛问题之所以会成为中日近来矛盾的焦点，完全就是由美国一手挑起的。以前中国官方还总是强调要“听其言、观其行”，而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的言行都证明了它就是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真凶。美国先是主动挑起了事端，现在却又想扮演仲裁者——企图同时从中日两家身上诈取利益，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除非那种天生就是汉奸卖国贼的胚子才会相信能够靠美国来摆平此事。我们再重申一遍，在中日关系上，任何依靠美国的力量来稳定中日关系的做法——在实质上——都可以总结为是“生病人在和鬼商量”，死路一条。换言之，那种依靠美国来稳定中日关系的做法就是汉奸卖国行径。
另一方面，美国为其挑起中日矛盾所要支付的代价也绝不限于东亚，这也就是说，美国不止要为日本商品因日元对美元大幅度贬值而提升的国际竞争力而头疼，而且还要为因此而受到损害的美欧关系而头疼。我们已经分析过，日元贬值直接冲击欧元区的既得利益，尽管欧元升值能够在金融层面起到稳定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作用，但是，由于这种升值并不是由欧元区经济的繁荣所产生的结果，换言之，它不是欧元区经济内生性的产物，而只是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的一种受外部强力作用下的产物，因此，欧元的这种升值等于是在吃兴奋剂，实际上是有害无益的。
因此，法国总统警告强势欧元有损欧元区经济复苏。然而，被美国军事半殖民统治的德国尽管也抱怨日元贬值，但是却反对干预汇市。之所以会如此，实际上就是因为如果欧元区干预汇市的话，那么就会干扰美国在东亚的行动，实际上就会使得日本和欧元区之间的矛盾成为美国首先要解决的事情，由此，美欧元派的移祸江东之计就算还能起点破坏性的作用，那最终的效果也必将大打折扣。
然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欧元区究竟还能坚持多久?因为，从整个国际形势来看，尽管美国在东亚挑起的争端起到了祸害中国的作用，但是，首先，日元贬值以及日本对东亚诸国经贸合作力度的加大——从根本上来说——却是有利于东亚而不利于美国的。其次，日本商品对欧洲商品的挤压必然进一步降低欧元区复苏的可能性，由此，再加上美国信用评级公司时不时地打压一下欧元区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那么欧元区维持自身运行的成本也就必然不断增大了。其三，欧元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紧跟美国的做法实际上反过来也使它自己陷入更加容易被美国孤立的状态中，比如，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就明确指出，尽管法国军队在马里前进的步伐比美国预测的要快很多，但他同时认为，根据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国的作战经验，最重要的是如何从冲突中“全身而退”。可见，美国在积极帮助欧元区国家拉长了战线后，却让欧元区国家自己寻找“全身而退”的办法。由此，对欧元区国家而言，也就不止是一个如何更加依赖美国的问题了，而是要面临着随时被美国出卖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美欧启动自由贸易谈判这件事对欧洲而言是否很有些“城下之盟”的味道呢?最后，鉴于欧元区被其盟友欺压的这个现实，如果中国也对欧元区施加更大的压力的话，那么欧元区岂不是等于要面临被围殴的局面了?因此，尽管看上去，美欧元派移祸江东之计似乎已经成功，但只要中国方面保持清醒的头脑，明白谁是应该团结的，谁是应该打击的，那么这种诡计自然是容易被破坏掉的，反之，如果将作为罪魁祸首的美欧视为需要争取的对象的话，那么中国就真的要被西方新旧殖民主义势力盘剥了。
《中国向收入差距“举起大棒”》，路透社北京2月5日电，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月5日报道，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月5日报道，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月5日报道。关于中国政府打算要推行的所谓的收入分配改革计划，我们已经分析过很多次了。现在看来，我们的分析依然是正确的。由于这项计划刻意回避阶级矛盾，也就是拒不承认以私企老板为核心的剥削阶级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剥削阶级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才是导致当今中国社会那么关注收入分配改革的根本原因，进而总是企图将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从阶级矛盾转移到人民内部矛盾中，也就是，中国政府的这项改革计划本质上就是在挑动群众斗群众，这当然也是资产阶级惯用的手段。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中国政府的共产党官员一方面纷纷公开表态讨好资本家，说什么要给予其优惠的政策以鼓励资本家们投资，而资本家们自己也坦言自己有钱但不愿投资，换言之，私企老板公开承认他们非常有钱;然而，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解释为何要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时却对资产阶级极其富有的这一问题避而不谈，相反，却将大棒指向所谓的富有的国有企业。中国的国企也真是一个怪物，当需要国退民进，搞私有化改革，也就是要侵吞国有资产的时候，政府及其走狗专家就纷纷指责国企效益不好;但是，当要解决所谓社会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时，政府及其走狗专家又纷纷指责国企暴利太多。
既然是国企，那么其财富就是全民所有，既然是全民所有，那么国企的富有又怎么可能与全民相对立呢?相反，私企的利益才是与全民相对立的，但是，收入分配改革计划里偏偏就没有提到任何触动私企利益的事情。如此的改革又怎么可能缩小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呢?当然，汉奸国贼说了，改革是为了创造平等的机会，但是，如果这种改革事先就注定只会进一步加剧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话，那么这种改革又怎么创造所谓的平等呢?
当然，我们也很清楚，汉奸国贼说来说去就是要中国广大的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群众“认命”!因此在《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专门指出：“35.深入宣传，注重引导。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全社会从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出发，正确认识当前存在的收入分配问题，深入宣传坚持科学发展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本途径，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切实做好各项改革政策的解读工作，加深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艰巨性、复杂性的认识，引导社会预期，回应群众关切，凝聚各方共识，形成改革合力，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这段话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求有关方面搞好愚民政治，让人民群众甘心忍受日益扩大的贫富两极分化，进而将导致自己受苦受穷的责任归到自己身上，而不是归到改革开放身上，如果这辈子享受不到改革红利的话，那么就期盼下辈子投个好胎吧!汉奸国贼们也开始向人民群众念叨：“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然而，“一切”是否都会好起来，那是要看究竟谁在领导政府，那是要看究竟谁处于统治地位。显然，在资产阶级私有制占据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在汉奸买办势力掌权的前提下，“一切”只会越来越遭，而不是相反。中国政府的确是向收入差距“举起大棒”，但，就目前的情形而言，我们敢断言的是，这个大棒落下去后，中国的收入差距只会进一步加大，而不是缩小。
《伊朗总统34年来首访埃及》，法新社开罗2月5日电，路透社开罗2月5日电。尽管还剩下4个月的任期，尽管新旧殖民主义势力不断在制造和加剧伊斯兰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矛盾，内贾德还是冒着风险访问埃及，以便为国家和民族争取更多的利益，于是他成为了自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第一位访问埃及的伊朗总统。
另一方面，埃及总统穆尔西近来的日子过得并不好，除了要应对受西方新旧殖民主义势力操控的反对派的围攻外，还要克服各种政治经济问题。由于之前的革命严重破坏了埃及的经济，由此导致埃及政府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据报道，埃及政府正在制定计划削减能源补贴，预计未来5年内削减50%左右。由于此前(2012年11月)颁布的削减95号汽油能源补贴的法令直接导致95号汽油价格翻倍，因此，可以预见，埃及国内的能源价格恐将继续翻倍。此外，新政府在2012至2013财年财政预算中，还提出要削减包括食品在内的各类补贴，以便使政府开支减少2%。由此可知，埃及的物价水平恐将陷入一个暴涨时期，而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反对埃及新政府的队伍中来，于是，埃及政府为了稳定局势，就必然要更多地依赖军队，而受到西方新旧殖民主义势力影响的军队则必然成为西方干涉埃及内政最有力的杠杆。
当然，埃及新政府肯定有很强烈的摆脱西方干涉的意愿，但是，它是否能够实现这个意愿，则完全取决于他是否能够掌握军队。因此，如果埃及新政府要走独立自主的路线的话，那么就必然会爆发一场争夺军队领导权的斗争。当然，就算夺得了军队领导权，如果埃及的经济权利依然是被西方控制的话，那么埃及最多也只能像土耳其一样，兜个圈子又几乎转回原地——最终还是不得不向西方新旧殖民主义势力投降。
当然，伊朗现在为了打破西方的封锁，想出了很多办法，但是，要知道，西方对伊朗的遏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西方新旧殖民势力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要遏制中国和俄罗斯，因此，实际上，西方并不会因为伊朗的妥协(如声明不会发展核武器)而停止对伊朗的遏制政策。相反，伊朗任何的被西方视为软弱的表现都会反过来鼓舞起西方进一步遏制伊朗的信心。同理，埃及新政府越是想用和平手段来与西方达成妥协，那么西方就越是敢于向埃及施压，相反，如果埃及新政府敢于采取雷霆手段夺取军权，进而控制经济命脉(比如苏伊士运河)，更关键地是敢于向以色列施加压力的话，那么西方才不敢在遏制埃及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至少美欧在对埃及的态度上就会发生分化甚至分裂，因为欧洲比美国更依赖苏伊士运河)。
因此，对伊朗和埃及而言，如果合作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的话，那么就应该将共同反对西方新旧殖民势力干涉作为双方合作的基础，在这个政治基础上，再谈经济技术合作，则能有更切实的前途，否则，如果在反霸问题上没有共识和共同行动的话，那么经济技术合作也将如沙滩上的建筑一样，是经不起风波的。
推而广之，无论是在南南合作中，还是在非美世界的反霸运动中，总要以一个共同的政治取向作为各方合作的基础。如果不能有一个明确的政治划线的话，那么用什么来维护经济技术发展的成果就会成为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出现也必然会反过来危及各方的合作。比如说，之前，中国在菲律宾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并且还给予菲律宾大量的经济技术援助，然而，由于菲律宾选择在政治上与中国作对，进而勾结美帝来侵害中国的政治利益，那么中菲在经济技术方面合作的基础也就被彻底破坏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还坚持“先经济后政治”的合作原则的话，那么等于就是在用中国援助菲律宾的经济技术及其成果反过来帮助菲律宾侵害中国自身的政治利益了，显然，这种合作已经违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了。因此，如果菲律宾还想要从中国获得经济技术支援，或者中国政府的某些人还想支援菲律宾以经济技术的话，那么就首先要过政治关。最后，我们再次强调，那种“以经济促政治”的逻辑是根本错误的，这一逻辑不仅在实践中已经被彻底否定，而且在理论上也难以自圆其说，其现在之所以还被很多人迷信，那只不过是因为这一逻辑符合美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需要而已，但是，只要我们审视一下美帝自己的做法，就能明白，美国自己从来不搞“以经济促政治”这套，相反，它总是“先政治后经济”，而且往往都是“先军事后政治再经济”。当然，美国也有“以经济促政治”的时候，但美国这么做的时候不是为了促进团结，相反，它这么做的时候总是在制造分裂及搞颠覆破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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