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说：“中美经济关系有点像夫妻，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也有吵架，有分歧，但是都必须增进了解，增强互信，培育共同的生活基础。”好像中美经济关系非常平等互利。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来看一看中美两国贸易差额的利益格局就知道了。
201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达29727.6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34.7%，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其中，出口总额15779.3亿美元，进口总额13948.3亿美元，贸易顺差1831亿美元。其中与美国贸易总额为3853亿美元，出口2833亿美元，进口1020亿美元，顺差1813亿美元，对美贸易顺差相当于中国贸易顺差总额的99.0%。而按照美国商务部统计数据，2010年全年中美两国间货物贸易总额为4568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918亿美元，从中国进口3649亿美元，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2731亿美元。按照美国统计口径计算的中美贸易差额比中国统计的要多918亿美元。2010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额为6349亿美元，按照美方统计口径，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占美国逆差总额的43%，中国是美国最大的逆差来源国。
中美双边贸易数据显示的巨大不平衡，既有统计方法和统计口径差异的因素，也与双方实质贸易格局的内在差异有关。但从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至今，无论按照哪一种口径统计，中美都互为对方最大的贸易差额国，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美国则是中国最大的顺差来源国。也因此，美国将贸易战的主要对象由日本转向了中国，中美间的贸易摩擦频繁发生，并不断升级。美国方面的基本判断和施压依据就是，中国作为顺差方，获得了巨大的不公平贸易利益，而美国的逆差意味着自己蒙受了不合理的贸易损失，所以频频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通过人民币升值调整中美间的贸易条件，缩小贸易差额;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保护美国知识产权等措施促进美国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同时针对中国具有较大竞争优势的产品类别如纺织品、电视机、轮胎和无缝钢管等采取反倾销措施。美国国会和政府对中美贸易差额问题的认识仍然基于重商主义的理论逻辑，即美国的逆差意味着美国的企业减少了产出，那就等于是美国工人就业和企业利润以及政府税收的损失，相应地，等于是中国的利得。
事实果真如美方所说吗?并非如此。
我们知道，中美贸易格局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从美国进口波音飞机，向美国出口手工工具。在这种贸易模式下，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通常的“工业品―初级产品”或“技术密集型工业品―劳动密集型工业品”的贸易模式，发达国家能够获得正常利润之外的超额利润，而发展中国家最多只能获得正常利润，利益关系向发达国家倾斜。中美贸易的基本格局就是这样的，因此中美产业间贸易的利益天平倾向美国方面。即便是农产品贸易，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小麦，在品种上细分为高筋、低筋、面包用途和点心用途等细分品类，使得每个品种的小麦具有了相当程度的非竞争性，其价格就具有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特性，因而形成了超额利润。
当然，中美贸易格局中目前最广泛的是产品内贸易模式。所谓产品内贸易，就是一个产品的不同组件分布在不同的国家生产，最后在某一国完成组装，销往各国市场，在最终产品完成前，其各个组件已经经历了国际贸易环节，而最终产品还会再次进入国际贸易环节。为什么产品内贸易模式会成为最广泛的贸易模式呢?因为目前中国货物贸易出口的主体有两个：一是中资企业，二是外资企业。中资企业的出口以资源类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特别集中于矿产、纺织、服装、中低端电子电器等产品领域，约占中国货物出口贸易总量的1/3左右。在华外资企业的出口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特别集中于中高端电子电器、机电、通讯等产品领域，占中国货物出口贸易总量的2/3左右。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基本上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2009年中国全年贸易顺差总额为1 961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项下的贸易顺差为2 228亿美元，二者间的差额为367亿美元。这种由外国直接投资主导的对中国产业转移，使产品内贸易形式逐渐占据主要地位。
在这种模式下，通常最终产品完成地国家的出口额数值会很大，但其实际贸易利益只占其中很小的部分，一个顺差国获得的实际贸易利益极有可能少于逆差国，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高附加值核心部件和专利、设计的出口国，它进口最终产品，极易形成贸易逆差，但和中国这样的进口核心部件、技术、出口成品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出口规模在数值上往往很大，极易形成顺差，但贸易利益往往远逊于美国。
比如，美国加州大学一个课题组2007年对苹果公司当时热卖的iPod播放器进行成本分拆，30G的iPod，在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进行零部件生产，由中国完成组装环节，销往美国在内的世界市场，其价值链包括：中国以外的零部件供应环节132美元，中国组装环节4美元，苹果公司及其零售商163美元。中国方面获得包括企业利润、员工薪资、设备折旧、政府税收在内共计4美元的收益，而因此创造的中国对美出口增加了167美元。《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中解析了美国罗技公司的一款无线鼠标的成本构成：美国市价40美元，其中罗技公司本身得8美元，销售环节15美元，零部件成本总和14美元，中国苏州的总装企业得3美元(含工薪、耗材、电力、运输、税收等)。在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后，美国对中国出口减少了25×n(n为出口量)美元;它返销美国，创造了25×n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这就是说，某产品原来在美国生产满足美国市场需求，同时也出口中国满足中国市场需求。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后，这一产品返销美国，造成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市场情况没变，但新创了一个中美贸易额。同时，这个产品在美国生产时向中国出口，产业转移后这个产品对中国的出口额消失了。现在，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主体有中资企业，但比例更大的是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群体，从利益关系来说，获利的有中方企业，但获利最大的是跨国公司。
总之，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或者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中国是价格的接受者，无从获得超额利润;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为主，美方企业拥有市场力量，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即便在平衡的贸易关系中，利益分配也是不平衡的，美方利益多于中方的部分就是超额利润。或者中国对美出口完全竞争性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品，从美国进口不完全竞争性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品，美国获得了中国所没有得到的超额利润。或者是产品内贸易，贸易数据和贸易利益之间失去了相关性，出口数值大的国家未必获益大，承担最终产品组装环节的国家出口数值最高，但其获得的实际利益往往只占产品总价一个及其微小的比例，这样使得传统的以贸易顺逆差大小来判断贸易利益的逻辑完全失去了真实性。在以中国为最大东道国的国际产业转移潮流中，中国出口的主体已经由本土企业变成了跨国公司，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主要是在劳动密集型环节，在中美经济关系上中国所获得的贸易利益远远没有中国的顺差数值所显示的那样大，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才是全球贸易和生产的最大获益者。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分析的贸易利益还没有包括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固然推动了中国GDP增长，但它也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的环境成本。发达国家产业外向转移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是本国日益严苛的环境标准，污染物排放越多的产业承受的排污税费越重，承受的社会公众压力也越大，所以其产业转移的梯次顺序在很大程度上与各种产业的环境成本相关，污染最严重的产业最先向外转移，其它产业依其污染程度梯次跟进。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产业污染度次序也正与此相契合，最先和最大量承接的正是环境成本最大的产业。中国制造业在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体系中表现为低价格、低加工利润、低环保标准和高资源依赖度，在这样的模式下，利益计算没有包含中国付出的环境成本，也没有包含日益稀缺的资源机会成本和廉价劳动力健康透支的成本。
如果把中美经济关系看成是一条航船的压舱石的话， 这样算下来， 中美经济关系也完全是一个倒向一边的压舱石，根本不是平等互利的“夫妻关系”，其中的一方——中国真是亏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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