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常委周永康东窗事发，党内倒了一只“大老虎”!
《炎黄春秋》的杜导正先生深感机会难得，于是“驾临”凤凰网，做了一次“内涵丰富”的访谈。
访谈过程中，杜先生一个猛子扎进历史长河，对周永康的是是非非讲的不多，拉拉杂杂的倒是讲了不少中共建国初期反腐斗争的情况。只可惜笔者对杜先生的访谈听来听去，只总结出了一句话——反腐败千万别搞扩大化呀!否则“现在的问题一追，背后还有一大坨”，可就不好处理啦!
这是什么逻辑?混蛋逻辑!
读者诸君诚若不信，姑且听笔者将其访谈中逻辑混乱之处一一道来。
一、处理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访谈开篇，杜先生就摆出一副“历史见证人”的派头，大谈建国初期最著名的反腐大案----刘青山、张子善案。可能是因为刘、张大案在历史上留下的史料证据太多，所以杜先生也没敢太做发挥，只好老老实实地承认确实是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顶住了方方面面的说项，支持了薄一波的意见，对这两个党内败类坚决执行了枪决。虽然如此，杜先生还是特意强调了一下，“(关于毛泽东批示处决的事)我没有看到文件，但这个事情是可靠的”，听起来承认的好生不情不愿，好生的无奈。
但是紧接着杜先生在主持人的配合下(这俩人配合得好像演双簧的一般)，来了一个“话锋陡转”，直接放言“这（刘、张大案的处理）不是很了不起的、决定性的事情，因为当时整个共产党的队伍比较廉洁”，“（刘、张大案的处理）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权来说，起了好的作用，但是不能说处理了这个，就能够保证共产党廉洁20年，不要把它的作用看得太大”。
诚然，建国初期的中共党员干部队伍的廉洁程度确实是远远超过当下的，但是干部腐化堕落的苗头却也是犹如星火，大有借力燎原之势了。请看中共华北局在1950年11月28日的报告：“华北全区去年一年共处理了干部党员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者三百零三人，今年仅上半年就处理了此类案件五百三十一人。”其中“太原市七区区委书记赵城、区长任华等，自入城以来，除集体贪污浪费、挪用公粮、公款公约折合米麦八万九千余斤外，并勾结私商投机倒把。赵城身兼三家私人商店的董事长，在私人煤窑顶有两个好汉股（即今天的所谓“干股”。---引者注），并和十四家私商集股开设电磨坊，已俨然成为一个有政治特权的商业资本家”，“山西交城县长孙进才等，在移交机关生产时，大吃大喝，编造假账，诈骗国家小米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余斤，该县政府和县委会两机关，一年来即挥霍浪费小米三十二万四千余斤”“华北军区后勤部汽车学校政治委员李晋吾（长征干部）被有重大特务嫌疑的私商引诱嫖宿，吸食料面（毒品）.......并隐藏特务恶霸的儿子，伪称叔侄关系，终至畏罪携公款桑三千余万元潜逃”。这些铁一般的事实终于激怒了毛泽东，也充分说明他的关于严防我们的同志在“糖衣炮弹”的进攻中败下阵来的预言正在成为残酷的现实。
面对残酷的现实，毛泽东同志一声怒吼：“三反不反，党就会变质。从二中全会算起，如十年内不进行三反，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说党不会变质，只有进行三反这一条件下才有可能。如不进行三反，一样可以腐化。过去在山上看不见，一到城里就看见了。要进行三反，马克思主义才灵，不进行三反，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八个条件都不灵。.......（对腐化堕落分子）有多少反多少，开除四百万党员还有一百八十万。......在所不惜！”（以上内容引自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1版，第265页==273页）何其坚毅果决，何其正气凛然!试想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在当时当地以他绝对的权威大力推进“三反”运动，彻底扭转党风政风，何来其后二十年，甚至是后三十年的廉洁党风?何来其后二十年，甚至三十年里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呢?刘、张大案的正确处理恰恰就是“三反”这一波澜壮阔的斗争中涌起的一飚狂潮，是“三反”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人们说正确处理刘青山、张子善大案影响了共和国的二十年，其内涵指的却是“三反”斗争对其后数十年良好党风、政风形成的决定性影响，表达出的是对共产党开展“三反”斗争的充分肯定。如果说刘、张大案作为个案影响尚属有限，难道波澜壮阔的“三反”斗争也同刘、张大案的影响一样有限吗?
杜导正先生作为一名亲历当年历史的老前辈，却在言谈话语中有意无意的把刘、张大案同“三反”斗争的大局割裂开来，这不是逻辑混乱又是什么?
二、究竟是谁在“三反”斗争中大搞扩大化？
杜导正先生在访谈中还大谈了一番“三反”斗争的扩大化问题。他说：“‘三反’、‘五反’运动，我看也起了一定的好作用，但是后来证明扩大化得很厉害。当时我在华北总分社，我们把办公室主任高一凡逮捕了，他无非是贪污了一支钢笔，另外就是买照相机收了一点回扣之类的，也不过几百块钱的事。后来赶快给人家平反了。”杜导正先生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多么好的“自供状”啊!翻翻杜导正先生的简历，笔者发现其时杜导正先生正在新华社河北总分社担任领导职务，其后更是官居河北分社社长之职。笔者不禁要问，如果“三反”斗争中确实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不也正是由杜导正这样的人具体操作实施、推波助澜才能最终形成的吗?杜先生举出这份材料本想要达到暴露“三反”斗争扩大化的目的，却于不经意间亮了自己的底，把自己在“三反”斗争中搞扩大化的真实面目彻底暴露了出来。逻辑思维之混乱，实在可见一斑!
再退一步讲，即便杜先生访谈中提到的这件事情，或许情节确实不够严重，但是在违法、违纪证据确实的前提下，依法、依纪给予处理，又何来“扩大化”之嫌呢?三国蜀汉先主刘备曾经讲过：“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说的就是一个防微杜渐，守善除恶的道理。杜先生对客观事实的认识，难道还在一个封建帝王之下吗?杜先生用这样的事情来证明“三反斗争”的“扩大化”，逻辑上能成立吗?
杜先生在这篇访谈中的论调，使笔者不禁想到了前几天某位学者发表的“选择性反腐”的高论，杜先生在访谈中提出的”防止反腐败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其实是与这一高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只不过杜先生年纪高迈，有资格披着”历史亲历者“的外衣，把自己的观点提出得更加隐晦，也更加高明就是了。可惜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以对一切腐败行为“零容忍”的果决态度开展反腐败行动。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笔者相信类似杜先生这样的“高论”，终究也只能面临“和者愈寡”的运命了。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杜先生逻辑错乱的一番发言后面，或许正掩饰着他惶惑的内心现实吧?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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