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人民日报客户端:周永康后中国还有“三大战役”》(【】内为原文)
【早在2013年底,周案已经近乎盖棺定论,只是实操中步步为营罢了。以反腐败为抓手、以周永康为重心,新一届政府打了一场大仗,就像复刻了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查办石油系如同打下锦州,剩下的都是瓮中捉鳖;此后对四川官场的彻查、政法系统的清理可以看作是血战四平、围猎长春。
但是,辽沈战役只是一个开端,重要的是后续怎么办,下一步在哪里?】
柳叶刀的本文逻辑有些问题,既把周永康案归为辽沈战役,至少是其主要组成部分,然后又问“辽沈战役只是一个开端,重要的是后续怎么办,下一步在哪里?”给出答案就是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内在矛盾明显,有生搬硬套之嫌。
问题更在于:这篇文章不寻常。好像我们直接就是对着周永康去的,是先锁定、再布局、全操控,不是发现线索追查的结果而是组织线索进行围剿的结果,如查办石油系如同打下锦州,剩下的都是瓮中捉鳖;此后对四川官场的彻查、政法系统的清理可以看作是血战四平、围猎长春。
按正常思维接着还应该有反腐的平津战役如何进行呢?首先继续锁定更大老虎或虎王,特别的卖国的虎王;其次转移战力,对张家口围而不歼或隔而不围让他进退两难;第三打天津,最后通谍过后,果敢打下,然后才可能收和平解决北京问题的效果。震慑其他次大老虎、虎王,扩大战果;并且法制跟进,使得运动反腐与法制反腐相结合。
再继续,淮海战役,人民战争,涤荡一切老虎、苍蝇全无敌。
法制跟进,运动反腐与人民反腐相结合,百万雄师过大江。
这应该是我国反腐的路线图,上窜下跳者也不能免。
【第一大战役:四中全会与法治社会
四中全会即将召开,主题已经提前确定:依法治国。对此,需要为习大大和本届政府的“超前动作”点赞。一般而言,一中二中定人事,三中搞经济,四中抓党建和落实,这次四中全会抓法治,可谓特例。】
法无定法,因时而变,赞。
【首先,原本以为依法治国这样的议题会在下一届任期、至少是下一年才会大动作,但是让人看到了本届政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神。以庸俗的政治观来看,目前还处于打老虎、拍苍蝇的进行时,还处于王岐山所说的“治标”阶段,是运动反腐。这时候强调依法治国,有些人难免会以为这是一种“收官”的信号。但是,想一想,徐才厚案还未定夺,新一批的巡视组还在地方扎根,应该不是反腐运动的终结,更可能是把制度建设和治标运动同步进行——倘如此,幸甚。】
自上而下的运动反腐与依法治国矛盾吗?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历史都是我们的反腐利器。所谓的运动反腐应该是指在治标阶段由党中央领导、中纪委主持的自上而下的反腐斗争,其形式是通过巡视组、接受群众举报等形式搜集线索,整体规划,有步骤分阶段进行,但是从事到人还是由人到事的选择上我认为应该是前者。打虎无禁区,随着更多线索的出现,更大的老虎必将现在真容,这是绕不过去的,唯此才能打到根上,民族利益最大、出卖民族利益才是最大的腐败。党内理清线索后移交司法机关本身就是尊重司法的表现,党的领导是一大原则、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制度建设与治标运动同步进行,挺好。
【其次,现在主流的反腐运动究其实是治党、治军之策,但是,中国社会的腐败根深蒂固、范围极广,需要运动反腐、制度反腐、群众反腐的结合。法由人而定,法依人而行,谈何容易!比如,严法之下,不少地方政府出现了不作为、但求无过的“看官”,等等,挑战众多。】
当前的反腐从治党、治军切入,立法、行政、司法必然跟进,挑战当然多了。当前确实出现了不作为的“看官”现象,就是这类问题只要从忠实履行职责入手、树立工作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的理念,不作为就是大过错,就是审查的直接理由。
【近期,众多国企内部的腐败被查办,不少外企也因行贿、垄断等诉诸司法,吴英案、唐慧案等民间民粹对司法的干涉也屡见不鲜……这些不同层面的变相违法案例,只靠中央决心,断然无法解决,严肃法纪、公开透明还是根本所在。但是,中国并不缺法律条文,而是执行不力,有法不依。这种情况下,提出依法治国的重心,恐怕不是立法、守法,而是关注预防、执法、及违法之后的惩戒。对此,还需要很多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这也应该是此次四中全会的着力点。】
针对中国的社会腐败,包括国企、外企、长期接受外国政府基金支持的机构及水军队伍等,依法治国的前提是有法可依的问题,这首先涉及立法机关它的人民性如何?它所制定的法律谁的意志与利益?劳动者的利益是否得到充分的体现与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立法的问题必须放在首位,走群众路线,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清楚法律党、清除挂羊头卖狗肉者,路线一经确定,干部问题就具有决定意义了,既由谁由哪些人来执法的问题;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恶意欠薪入刑不再是束之高阁了而应该实践了,反腐无禁区,只要腐败了犯罪了一律法办,不因他背后有无帝国支持的背景而不同。
【综合看,反腐运动与法治,仍然可以视作是辽沈战役。】
无战例可比,归为辽沈战役似太过牵强。
【第二大战役:高效市场经济与优化分配】
缺少一个大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及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首先,要完善高效公平的市场经济机制,但不能掉入陷阱。比如,某知名经济学家曾经强调市场的万能性,最近也不得不承认市场也分为好的市场、坏的市场。殊不知,这也是另一种思想上的混沌,好、坏本身就是道德法则,与立场有关。强人如刘汉者,自然认为官商就是对他最好的机制;得暴利如地产商者,也可以满口正义成为创业导师,认为他们的资本是应得的……】
我们应该秉持的立场就是人民立场,即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按劳分配为主体,兼顾效率与公平。
【市场优劣,第一要看它是否促进了生产力,有很高的资源配置效率;第二就是它是否相对公平。比如,垄断国企自然必须改,特别是要建立董事会、经理人和监管人结合的公司治理机制,需要优化经济增加值考核,需要向社保分红,需要引入国企间竞争,逐步打开私企牌照准入等市场化举措,也需要反腐——但是,这与崽卖爷田、变相管理层收购毫不相关。在中国最牛的企业,如华为、阿里巴巴、招行等,管理层所持股权反倒不多。】
这里提出的判断市场优劣的二个标准都需要分析:第一、如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通过资本专制下的纪律也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时劳动者是被迫的而不是自觉的、不是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而实现,只有与合理的劳动报酬形式相联系,以按劳分配主体兼顾效率与公平才有利实现这一点,刘汉模式下资源的配置效率不是也挺高的吗?巧取豪夺的所有权变更一夜之间就是可以造就亿万富翁,效率不是一般的高;第二看它是否相对公平,这里的关键是对谁相对公平。中国的国企尤其是大型央企,要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主导作用,就必须对国民经济的命脉、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与关键领域占有支配地位。其主导作用体现在控制力力:控制国民经济发展方向、控制经济运行的整体态势发、控制重要稀缺资源的能力上。不要只盯着国企对民企的强,发挥领头雁作用不强能行?更要看到与国际垄断财团相比我们的弱,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要想同台平等竞争,必须进一步做大做强。拆分国企无异于自毁长城。我们不能不注意到美国对本土企业的态度,在保持本土企业的优势地位与反垄断之间,后者服从前者,在确保前者的前提下,实现后者是为了保持适度竞争与增长。有意忽视这一点的选择性失明是别有用心的。片面性的对已严待人宽是有害的。中国国企存在的诸多问题,根子的原因,是放弃民主管理照搬西方精英管理所带来的、这种国家这个所有者无力、劳动者无权、少数人甚至个别人专权就是它的典型特征,于是才有崽卖爷田的问题。相对公平还应该包括国企及私企的税收负担的公平,改变税收主要由国企承担的局面,当然国企在平等缴纳税收的同时,还应该向国家交纳除去发展资金、经营报酬之外的利润部分,以实现民有民享。国企改造的后董事会中的董事由谁担任、凭什么担任、如何负责?治理国企的根本方法在于民主管理,习总明确提出防止有人借国企改革之机搞私有化,这是一个大原则问题。华为是劳动者集体持股,是共同富裕的典范,值得大书特书;至于阿里巴巴,一个外企而已,软银、雅虎是前两股东,占据了绝对控股权,马云只是一个高级打工仔而已,他持的股份能多了?倒不是他不想而是他不能做到。
【而且,中国的市场建设中,最严重的问题是政府僭越与缺位并存。比如,本周李克强总理提到的政府过多的审批有寻租嫌疑,比如,对土地出让的过多干预是裁判员参与比赛的问题;反过来,现在市场中还有很多政府该干而没有干好的,需要去补足,比如,食品药品监管、国资贱卖、地产商各种逃税避税……这种情况下的自由化只能是一切权利归资本。】
这段论述的不错,土地财政多为社会所诟病,可惜现在没有找到解决或替代的办法,政府越位,多吃多占,以超经济的强制破坏着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而政府的缺位,使得权利归资本,苦了的只有劳动。
【其次,市场不是万能的,必须通过制度优化财富分配。在全球30多个发达国家里,日本、韩国、德国、法国、北欧五国的贫富差距都不算大;而美国、英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法系则要大得多,几个并不发达的金砖国家反倒基尼系数很高,这都与它们的经济制度休戚相关,特别与它们的经济分配制度相关。不如,更低的资本税必然导致贫富差距过大,而对促进经济增长几无帮助。对该问题,在欧美炙手可热的法国经济学家皮克提的《21世纪资本论》所述颇多。】
市场不是万能的,必须通过制度优化财富分配,赞。中国有着更优越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有着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基底,我们应该可以实现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的公平的分配结果,事实却没有,为什么?那就是我们对这些制度落实、执行的扭曲、错位。另外关于发达国家工人的高工资,还有一部分是由发展中国家工人所创造价值转移的因素,这种高工资不具有普适性,轮不到力图模仿西方的中国工人身上,咱们属于自身创造的价值被转移的国度。举例中的过低的资本税确实是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且对促进经济增长几无帮助并成为拖累。
【中国有太多人致富是靠着“封建资本主义”的裙带关系(比如,很多私营矿山来自低价非法获取国家资源),“野蛮资本主义”的资本增值(比如很多房地产商囤地待涨)。这些问题导致了社会的极大不公平,是贫富差距里不能容忍的部分,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里那些最阴暗的部分。所以,需要建设现在还千疮百孔的市场,但是又不能让政府僭越或缺位;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不能放过裙带资本、野蛮资本,但是又要鼓励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和动物精神。这个战役几乎攸关所有官僚资本和野蛮资本家的利益,比之反腐,难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有太多人致富是靠着“封建资本主义”的裙带关系(比如,很多私营矿山来自低价非法获取国家资源),“野蛮资本主义”的资本增值(比如很多房地产商囤地待涨)。这些问题导致了社会的极大不公平,是贫富差距里不能容忍的部分,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里那些最阴暗的部分。”这两个方面描述了我们的权贵资本产生的不义、增长的不公,极准确。后面讲的当前的任务及难度也不错。“所以,需要建设现在还千疮百孔的市场,但是又不能让政府僭越或缺位;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不能放过裙带资本、野蛮资本,但是又要鼓励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和动物精神。这个战役几乎攸关所有官僚资本和野蛮资本家的利益,比之反腐,难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在动员主体缺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他们再次成为了看客、被解放者?这不符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的唯物史观。
【要顺利解决市场化问题、显著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就要坚定不移完善市场制度,兼顾保护优秀合法企业家利益,需要和日本一样与资本一方“春斗”,需要和解……可以视为平津战役。】
定性为春斗,强调和解没错,只是别忘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这个主角,否则一切美景皆为镜中花、水中月。
【第三大战役:和平崛起与生存空间
与内政相比,关注外交的人要少得多。但是,在地球村当中,中国的未来与全球的未来密不可分,中国必须要在全球寻找资源、寻找市场,直面竞争又要广泛合作——所以,某种程度上,国际关系的成败也关系到国内的很多事务的成败。】
其实对外交事务关注得还真不算少,比如韬光养晦百年不变说广质疑,人家举证说完整的理解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统一的、现在到了应该有所作为的时候了。一个主权国家对外活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和国家利益决定了我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于这一外交政策的性质必须辩证地理解。
【本届政府在外交方面应该说积极进取、刚中带柔,延续了中国在外交上的成熟思路并有明显推进。其中,政治上依靠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金砖四国峰会、中非峰会、上合组织四大互相交叉的不结盟合作;经济上借助77国集团、金砖银行、中欧多国货币互换、东盟10+3等关系让中国的外交基线变得非常稳健。同时,中国与欧洲多国实现了经贸上的紧密合作,在政治上与英、法、德等距离外交,与“老欧洲”的关系大体无虞;在复杂的中东关系上,中国没有过早受到诱惑卷入,堪称明智。】
这几项可圈可点,找到了朋友、发展空间、合作点,实际也抓住了敌人的要害、阿喀琉斯之腫。
【如是,主要矛盾落在了南海、东海为核心的太平洋沿岸,日本、菲律宾、越南背后都是中美角力,这也是最难处理的一对矛盾。中国数年内的实力都不足以挑战美国,但是,又必须现在就直面站在门口的巨人,如何和平崛起又保障自身的生存空间,相当不易。】
当中国敢于面对敌人了特别敢于面对最大敌人了,所有的敌人会重新思考、再定位,正所谓“不敢打鬼遍地是鬼,敢打鬼无鬼可打。”
【这种竞争,最好的格局就是:军事上威慑但不破局,政治上合作为主竞争为辅,而在经济战场上暗中角力。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格局:八一建军节之前,中国举行了备受瞩目、近年来最具实战性的朱日和军事演习,低调公布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东风41战略导弹,威慑之意明显;政治上,在东乌克兰、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地,两方都相当谨慎,宁可置身事外、选取弃子战术,生怕陷入泥潭影响主战场;而在双方利益最攸关的地区,无论是中日关系、中菲关系上,又互不相让……这种格局肯定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存在。最终,战场可能在企业和经济战场展开。偏偏在经济领域,特别是企业市场上,政府所能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很多,更多要靠企业自身,政府更多是顺势而为。】
中美之间的生死如何终结取决于美国的选择,以美国全力扼杀世界老二的惯性,这个劫难很难善了,近段时间来中国的表现应该理解为我们已经做好了应对各种局面的准备。树欲静而风不止,既然挡不住我们就坦然面对。直视了最主要的敌人,不再仰视它,小敌们还在话下,有的甚至难以称得上敌人了。经济领域的争斗正如火如荼进行,这正是国企大有作为的时候,当前的国际社会有单纯的企业竞争吗?背后显然都在国家在较力。
【比如,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政府都在积极去IOE(去IOE是对去“IBM、Oracle、EMC”的简称,三者均为海外IT巨头),针对高通、微软等反垄断,还查办了葛兰素史克等外企腐败案。去IOE可以给华为、浪潮等IT企业一些空间,但是,在大多数领域,如专利药、操作系统和芯片等领域,中国厂商相距甚远,未必就能给国内企业带来很大的市场机会。这些主要市场说了算的领域,也不可能砸下四万亿就能起到效果。反倒是一些领域的国企更为适合,比如,中石油已经超过埃克森美孚成为全球石油储量第一的公司,比如中国的高铁已经成为经济外交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其实与国企的身份关系不大,是因为这些领域恰恰不仅仅市场说了算。】
联想到这些年中国对外投资所遭遇的种种障碍,西方政府的身影连连不断呀。什么国家安全、中国政府补充、不正当竞争,反正有的是帽子,丝毫没有感觉到他们所鼓吹的平等,倒是当中国政府取消对外企的超国民待遇时,西方跳出来了,好像受了好大委屈似的,他们的自抽嘴巴暴露了他们的平等的本质,最大限度地榨取中国利益。中国作为后来者,多向这些教师们学着点。
【可见,中国争夺国际生存空间的路还有很远,对国家来说风险重重又不得不为,对企业和市场来说,还有赖于中国未来的企业家和90后、00后新生代们,是一场需要高层指挥大兵团作战、但是又需求全民参与的“淮海战役”。】
在争夺国际生存空间的过程中,中国需要高层指控大兵团作战,国企理所当然是骨干与主力,民企是生力军,全民参与,这个淮海战役有看点。
【正是因为有了前期反腐体现出强大力度,人们当然对本届政府有更高的期望。政治上的反腐与制度化、经济上的市场化与再分配、外交领域的发展空间与和平崛起,可以视为本届政府需要后续挑战的三大战役——抑或需要多届政府延续下去的命题。(为飞笛资讯首席研究员)】
反腐进行有序进行,力度在加大。危害人民利益与民族利益的腐败分子处于彷徨中,运动式、法制化、群众性相结合,打出一国内的朗朗乾坤,打出个国家建设的和平的周边环境,需要我们坚韧不拔。
附:人民日报客户端:周永康后中国还有“三大战役”
:柳叶刀 发布时间:2014-08-07
早在2013年底,周案已经近乎盖棺定论,只是实操中步步为营罢了。以反腐败为抓手、以周永康为重心,新一届政府打了一场大仗,就像复刻了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查办石油系如同打下锦州,剩下的都是瓮中捉鳖;此后对四川官场的彻查、政法系统的清理可以看作是血战四平、围猎长春。
但是,辽沈战役只是一个开端,重要的是后续怎么办,下一步在哪里?
第一大战役:四中全会与法治社会
四中全会即将召开,主题已经提前确定:依法治国。对此,需要为习大大和本届政府的“超前动作”点赞。一般而言,一中二中定人事,三中搞经济,四中抓党建和落实,这次四中全会抓法治,可谓特例。
首先,原本以为依法治国这样的议题会在下一届任期、至少是下一年才会大动作,但是让人看到了本届政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神。以庸俗的政治观来看,目前还处于打老虎、拍苍蝇的进行时,还处于王岐山所说的“治标”阶段,是运动反腐。这时候强调依法治国,有些人难免会以为这是一种“收官”的信号。但是,想一想,徐才厚案还未定夺,新一批的巡视组还在地方扎根,应该不是反腐运动的终结,更可能是把制度建设和治标运动同步进行——倘如此,幸甚。
其次,现在主流的反腐运动究其实是治党、治军之策,但是,中国社会的腐败根深蒂固、范围极广,需要运动反腐、制度反腐、群众反腐的结合。法由人而定,法依人而行,谈何容易!比如,严法之下,不少地方政府出现了不作为、但求无过的“看官”,等等,挑战众多。
近期,众多国企内部的腐败被查办,不少外企也因行贿、垄断等诉诸司法,吴英案、唐慧案等民间民粹对司法的干涉也屡见不鲜……这些不同层面的变相违法案例,只靠中央决心,断然无法解决,严肃法纪、公开透明还是根本所在。但是,中国并不缺法律条文,而是执行不力,有法不依。这种情况下,提出依法治国的重心,恐怕不是立法、守法,而是关注预防、执法、及违法之后的惩戒。对此,还需要很多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这也应该是此次四中全会的着力点。
综合看,反腐运动与法治,仍然可以视作是辽沈战役。
第二大战役:高效市场经济与优化分配
首先,要完善高效公平的市场经济机制,但不能掉入陷阱。比如,某知名经济学家曾经强调市场的万能性,最近也不得不承认市场也分为好的市场、坏的市场。殊不知,这也是另一种思想上的混沌,好、坏本身就是道德法则,与立场有关。强人如刘汉者,自然认为官商就是对他最好的机制;得暴利如地产商者,也可以满口正义成为创业导师,认为他们的资本是应得的……
市场优劣,第一要看它是否促进了生产力,有很高的资源配置效率;第二就是它是否相对公平。比如,垄断国企自然必须改,特别是要建立董事会、经理人和监管人结合的公司治理机制,需要优化经济增加值考核,需要向社保分红,需要引入国企间竞争,逐步打开私企牌照准入等市场化举措,也需要反腐——但是,这与崽卖爷田、变相管理层收购毫不相关。在中国最牛的企业,如华为、阿里巴巴、招行等,管理层所持股权反倒不多。
而且,中国的市场建设中,最严重的问题是政府僭越与缺位并存。比如,本周李克强总理提到的政府过多的审批有寻租嫌疑,比如,对土地出让的过多干预是裁判员参与比赛的问题;反过来,现在市场中还有很多政府该干而没有干好的,需要去补足,比如,食品药品监管、国资贱卖、地产商各种逃税避税……这种情况下的自由化只能是一切权利归资本。
其次,市场不是万能的,必须通过制度优化财富分配。在全球30多个发达国家里,日本、韩国、德国、法国、北欧五国的贫富差距都不算大;而美国、英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法系则要大得多,几个并不发达的金砖国家反倒基尼系数很高,这都与它们的经济制度休戚相关,特别与它们的经济分配制度相关。不如,更低的资本税必然导致贫富差距过大,而对促进经济增长几无帮助。对该问题,在欧美炙手可热的法国经济学家皮克提的《21世纪资本论》所述颇多。
中国有太多人致富是靠着“封建资本主义”的裙带关系(比如,很多私营矿山来自低价非法获取国家资源),“野蛮资本主义”的资本增值(比如很多房地产商囤地待涨)。这些问题导致了社会的极大不公平,是贫富差距里不能容忍的部分,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里那些最阴暗的部分。所以,需要建设现在还千疮百孔的市场,但是又不能让政府僭越或缺位;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不能放过裙带资本、野蛮资本,但是又要鼓励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和动物精神。这个战役几乎攸关所有官僚资本和野蛮资本家的利益,比之反腐,难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要顺利解决市场化问题、显著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就要坚定不移完善市场制度,兼顾保护优秀合法企业家利益,需要和日本一样与资本一方“春斗”,需要和解……可以视为平津战役。
第三大战役:和平崛起与生存空间
与内政相比,关注外交的人要少得多。但是,在地球村当中,中国的未来与全球的未来密不可分,中国必须要在全球寻找资源、寻找市场,直面竞争又要广泛合作——所以,某种程度上,国际关系的成败也关系到国内的很多事务的成败。
本届政府在外交方面应该说积极进取、刚中带柔,延续了中国在外交上的成熟思路并有明显推进。其中,政治上依靠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金砖四国峰会、中非峰会、上合组织四大互相交叉的不结盟合作;经济上借助77国集团、金砖银行、中欧多国货币互换、东盟10+3等关系让中国的外交基线变得非常稳健。同时,中国与欧洲多国实现了经贸上的紧密合作,在政治上与英、法、德等距离外交,与“老欧洲”的关系大体无虞;在复杂的中东关系上,中国没有过早受到诱惑卷入,堪称明智。
如是,主要矛盾落在了南海、东海为核心的太平洋沿岸,日本、菲律宾、越南背后都是中美角力,这也是最难处理的一对矛盾。中国数年内的实力都不足以挑战美国,但是,又必须现在就直面站在门口的巨人,如何和平崛起又保障自身的生存空间,相当不易。
这种竞争,最好的格局就是:军事上威慑但不破局,政治上合作为主竞争为辅,而在经济战场上暗中角力。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格局:八一建军节之前,中国举行了备受瞩目、近年来最具实战性的朱日和军事演习,低调公布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东风41战略导弹,威慑之意明显;政治上,在东乌克兰、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地,两方都相当谨慎,宁可置身事外、选取弃子战术,生怕陷入泥潭影响主战场;而在双方利益最攸关的地区,无论是中日关系、中菲关系上,又互不相让……这种格局肯定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存在。最终,战场可能在企业和经济战场展开。偏偏在经济领域,特别是企业市场上,政府所能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很多,更多要靠企业自身,政府更多是顺势而为。
比如,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政府都在积极去IOE(去IOE是对去“IBM、Oracle、EMC”的简称,三者均为海外IT巨头),针对高通、微软等反垄断,还查办了葛兰素史克等外企腐败案。去IOE可以给华为、浪潮等IT企业一些空间,但是,在大多数领域,如专利药、操作系统和芯片等领域,中国厂商相距甚远,未必就能给国内企业带来很大的市场机会。这些主要市场说了算的领域,也不可能砸下四万亿就能起到效果。反倒是一些领域的国企更为适合,比如,中石油已经超过埃克森美孚成为全球石油储量第一的公司,比如中国的高铁已经成为经济外交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其实与国企的身份关系不大,是因为这些领域恰恰不仅仅市场说了算。
可见,中国争夺国际生存空间的路还有很远,对国家来说风险重重又不得不为,对企业和市场来说,还有赖于中国未来的企业家和90后、00后新生代们,是一场需要高层指挥大兵团作战、但是又需求全民参与的“淮海战役”。
正是因为有了前期反腐体现出强大力度,人们当然对本届政府有更高的期望。政治上的反腐与制度化、经济上的市场化与再分配、外交领域的发展空间与和平崛起,可以视为本届政府需要后续挑战的三大战役——抑或需要多届政府延续下去的命题。(为飞笛资讯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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