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谈“阶级斗争”
求宇
最近，谈论“阶级斗争”成了热门话题，源起是《红旗文稿》2014年第18期头条推出的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的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中提到“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
本来，王院长说的是很客观的话，可实在没想到，该文一出，立时遭到大批反共“公知”、“大V”和吃党饭干反党事的中央党校等处的某些人的围攻，在铺天盖地的讨伐声中，充满了对王伟光的人格污蔑与人身威胁，比如叫嚣王伟光会“死得很惨”、“应该绞刑”等。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竟因此文要求中纪委对王伟光进行治罪，中央党校主办的刊物《学习时报》9月29日公然发表一位主张实行“宪政”推翻共产党领导、努力替胡赵翻案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的反共学者韩刚的诽谤文章《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真是阴风阵阵，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反共文人的“狂轰滥炸”中，一大批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正义人士，自觉加入到声援王伟光、理性分析“阶级斗争”、反击反共分子的猖狂围攻的行列中来，写出了大量有分量有说服力的好文章，如辽阳先生的《谁在害怕人民民主专政？》、昆仑岩的《重提阶级斗争有认识论上的积极意义》、寒江钓雪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刺激了谁的神经？》、孙锡良的《请不要把“斗争”扩大为“战争”》、王璇玑的《王伟光VS童之伟等公知，究竟谁是剥削阶级代言人？》、恽仁祥的《坚决支持王伟光同志“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立场 》、赵磊的《阶级斗争的5个误区》等等。这些文章，使人们更加明白了阶级斗争确实存在，反共分子否定阶级斗争的存在，阻止人们谈论阶级斗争，是别有用心。
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吗？
政治、经济、军事、理论、文化、科技，等等，哪个领域没有阶级斗争？
政治上，有人要搞资产阶级的宪政，企图以此取代人民民主专政；
经济上，有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大搞私有化，造成巨大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
军事上，腐败早已深入这片净土，贪腐成风，竟然有贪污一亿六千万元人民币、包养五名情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还有官至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的谷俊山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徐才厚，等等。
法制上，警察刑讯逼供制造冤案，检察官玩忽职守不履行职责，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徇私枉法，十分普遍；
理论上，历史虚无主义盛行，大量妖魔化党史、伟人和英模；
文化上，《色戒》、《归来》等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影片纷纷出笼，莫言、张贤亮等反共流氓文人受到主流追捧，周立波在晚会上为“剥削”邀功；
科技上，科研人员暗中非法流出转基因作物种子到民间，造成大量转基因水稻滥种的事实。
…………
铁的事实，轻易击破反共分子的无耻谰言。
这么多年来，一些人惧怕提阶级斗争，进而炮制出什么“和谐社会”的“理论”来进行吹捧并推行，这赢得了不少当年被打成地富反坏右分子的人的欢呼。可是，否定阶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用虚假的“和谐社会”来粉饰太平，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社会愈加不稳定，民间上访潮汹涌，政府维稳经费超过军费；
黑恶势力猖獗，黄赌毒盛行，大量妇女儿童被拐卖，乞丐满街；
正气不升，邪气冲天。公安人员去农村营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还得偷偷地进行，不然，不仅救不到人，自己还会有危险；
道德严重滑坡，碰瓷的比比皆是，扶起倒地的老太太，常常有被讹诈的隐忧……
请问，难道这些就是“和谐社会”所要达到的结果吗？如果不是，那现实为何会这样呢？
其实，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某些人刻意回避阶级斗争，不允许抓阶级斗争的结果。
在众多反“阶级斗争”的文章中，笔者惊奇地看到：
曾在去年写出批新自由主义和共济会的《我对国家未来既乐观又忧虑》的好文章的全国政协委员何新，也加入到批判“阶级斗争”的行列中来，写出了《重弹“阶级斗争”老调将撕裂社会，葬送改革开放》的文章。
《我对国家未来既乐观又忧虑》一文是何新在2013年3月6日下午小组会上的发言提纲。他在该文中，讲了许多大胆地批判现实的话，十分精彩，深得左翼人士的认同，可是，同一个他，如今却写出了另一篇调子截然相反的文章，这种反差不能不令人惊讶。他发表在其新浪博客的文章《重弹“阶级斗争”老调将撕裂社会，葬送改革开放》，完全是一篇罔顾事实、溜须拍马、荒唐无比的文章，需要批判的地方实在太多了，笔者不想在此文中展开来谈，只在篇末附上他两篇反差很大的文章的摘要，供大家分析、评判。
阶级斗争，本来是社会的客观存在，有人偏要否定它的存在，其原因，正是这些人心里有鬼：他们已经腐化变质了，融入资产阶级阵营了，蜕变成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了，要与人民为敌了，所以，他们害怕人民起来同他们作斗争，因而自然不允许人们提阶级斗争。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该关注一下究竟哪些人在反对提阶级斗争，看这些人到底要跳多高，要走多远。俗话说邪不压正，只要我们是正义的，那么胜利终究会属于我们！
2014.10.4
附录：
何新两篇文章的摘要：
《我对国家未来既乐观又忧虑》（摘要）
何新 2014-3-6
（参见http://www.guancha.cn/HeXin/2013_03_17_132405.shtml）
我对政府工作报告有看法。我又要唱点反调。当前我国经济处在发生危险的边缘。许多群众不满。群体事件不断。老百姓有许多意见，我实时收集了一下政府工作报告直播时的网络评论，在比较自由开放的公开论坛上，尽管不断被删除，但是负面的声音远远大过正面的评论。
有人说，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和积累，近年国家外汇储备充足，国家有相当经济实力，国家机器的强大也能够在一定条件下维持社会基本稳定。还有人乐观预测，到2020年中国GDP达到多少，2050年GDP达到多少，这些话可听可不听。问题是那时候的中国和世界是不是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过去的十年、二十多年已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当时的世界第二超级大国苏联今天还存在吗？
如果考虑到未来内外变局纷繁，存在诸多变数和难以预测的因素，包括：目前通货膨胀形势非常严峻（远远高于官方估计），社会中下层生计存在困难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城乡中存在巨大的失业、无业以及不稳定短期就业的人口（失业人数被严重低估）；近五年来发生网络舆论革命。传统的舆论和媒体掌控方式在新媒体时代已经失效（电影《雷锋》收看率近乎零就是实例）。加之民众中充满对党和国家不信任以及失望、抱怨的情绪。边疆分裂势力活动十分猖獗。以钓鱼岛、朝鲜为诱饵，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等等。以上诸多不利、不稳定的因素，均有极大可能导致在未来的5——10年间爆发不测事件，从而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对此不可掉以轻心。
我非共产党人，有一个话本来不应当由我说。但我个人认为，当今在政治上最严重的问题甚至并非腐败问题，而是党不管党，政府不治国的问题。
这个问题发生的根源是由于两个因素：第一是近年来不恰当地强调党政分家，党不理政。第二是政治改革的方向被错误理念和舆论所误导和绑架。
现在自由派所鼓吹的所谓“政治改革”，所有说教归结于一点，其实无非就是劝说共产党准备主动退出中国政治舞台，劝说共产党交出执政权力和军队（这是“军队国家化”论的实质），然后把政权交给所谓公民们的选票——“还政于民”，通过选票把权力交给大陆的“民进党”——民主党、自由党或其他新政党。
所谓的军队国家化，实质无非就是共产党把军委撤销，交出军队。所以政改问题的最终实质就是，你共产党究竟要不要交权？要不要交出军队，交出国家？
当今所有问题，环境问题，腐败问题，人口问题，转基因问题，根本问题就是党的失职，政府的失职，党不管党，政府不理政。恰恰不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政府职能转换不够，不是政府应当进一步退出市场。为什么政府面对诸多重大复杂的具体国民经济问题放手不管？包括食品安全卫生问题、空气污染问题，饮水污染和毒化问题，野蛮拆迁问题，城管横暴执法问题，也包括大量的富人、贪官外逃，资产外流几千亿问题，以及物价飞涨的问题，等等。
执政者天天讲政府放弃职能不要介入市场，而要把这些问题的解决统统交给市场——市场能解决吗？解决得了吗？市场的原则就是优胜劣败，两极分化。唯金钱至上，利润第一。所以才发生这些问题。让市场发展自发解决这些问题，不是饮鸩止渴吗？这些问题不是发展中的问题，而是决策者世局判断有误，对发展方向和道路选择有误的问题。继续这样走下去，必将把中国引向一条危乱之路。
《重弹“阶级斗争”老调将撕裂社会，葬送改革开放》（摘要）
何新 2014-09-28
（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12d230102v1u3.html）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关于社会的阶级分析、以阶级斗争为纲(简称“阶斗论”)以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理论。
文革的基本目标是反修防修。“修”即修正主义，就是试图变更、改变上述毛泽东“阶斗”理论的政治路线。而所谓修正主义者，即试图改变毛泽东阶斗路线的政治代表人物，文革前被认为是刘少奇，文革中是林彪、陈伯达，文革后期和后文革时代是邓小平(他们也确有此心，并不冤枉)。
中共11届3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将中共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即“阶斗论”)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邓小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毛泽东基本路线原教旨的最重大“修正”，也是邓小平以来改革开放路线的根本基础。
邓小平1975年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就是要修正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
事实上，西方自由主义的许多思想内容是重要的、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对于改革开放也并非完全没有起过积极的作用。
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改革和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70年代末国人所憧憬的所谓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与科技的现代化)目标，现在都基本实现。中国经济各项指标都已经实现“超英赶美”(1958年毛泽东提出的目标)。在物质生产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产出的第一大国，GDP的第二大国。
当前，中国的未来是沿着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路向继续前进(这个方向已经受到中国相当多数百姓的反对)，还是回归传统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的路向(这个方向有可能导致重蹈第二次文化革命以及极左路线的回归)，再次成为当前的政治理论辩论的焦点。这两种思潮的泛起和交锋，都直接关系当今及未来中国权力、资源与财产的重新分配问题。
但是，这两条旧路都走不通。中国必须找到第三条道路。
这第三道路，就是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复兴中华民族之路。
关于“阶级斗争”问题，列宁还有这样的定义：“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佣工人或无产者反对私有主或资产阶级的斗争。”
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掀起新的阶级斗争——则中国社会必将再度被撕裂，经济发展进程将中断，中国将发生新的内战和革命。这是祸国殃民之论。
流氓无产阶级具有强烈的反社会性和破坏性。认为无产阶级应当成为中国社会的领导阶级，这种论断不合时宜。
现在少数极左分子仍要为文革翻案，甚至鼓吹发动第二次文革。
然而文革的理论目标是完全错误的。文革的指导理论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路线”，核心目标是“反修防修”。
究竟什么是“修”?50—60年代以来，刘少奇邓小平主张缓和国内阶级矛盾、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的刘邓路线，曾经被毛泽东认为就是“修”，就是文化革命的对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已经证明，刘邓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质就是改革开放路线，是对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撕裂社会的斗争路线的修正——这种修正是完全必要的、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是真正的革命运动。
90年代邓小平提出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不争论”的方针。
不争论，就是回避意识形态的争论，从而避免由此导致严重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分裂。这一方针大智若愚，极其英明。不如此，就不会有近三十年来中国的进步和经济发展。
继续避免陷入和纠缠于错综复杂、永远难以理清的政治意识形态与路线争论，以至使社会再度分派、分阶级而陷入严重分裂，在今天也仍然是明智的方针。
当今中国仍应坚持邓小平的务实方针。
社会中有什么问题，就应当解决什么问题，但是不要用意识形态的虚拟政治帽子去上纲上线(什么反动啊，什么反革命啊等等)，更不要随意戴什么阶级帽子。
任何国家的国内外，都会有反社会分子和集团，都会有敌对势力。国家机器有维护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对之进行暴力镇压的权力和职能。但是对这种反社会势力打击就打击，镇压就镇压，不必援引疑义纷纭的意识形态去戴什么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帽子。
用说不清的阶级性给思想贴标签，例如说孔子代表什么封建地主思想，康德黑格尔是资产阶级思想之类阶斗论的说法，这是30年前的笑话，现在老调重弹不仅吓不倒谁，而且显得更加滑稽荒谬。
共产党可以搞资本主义。共产党与资本主义是可以调和的，不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详论见何新的《新国家主义经济学》、《奋斗与思考》)。
我认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过时的口号。让现实中的无产阶级(无业流民)对全社会实行专政既是不可能的，也极其荒谬。应该充分发展人民民主，仅仅对少数反社会的恐怖分子、各种犯罪分子包括腐败分子和破坏国家安全的敌对分子实行专政。
走向民族复兴必须”团结全社会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资产阶级和劳工阶级)，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国家，不是仅仅由任何一个阶级垄断权力的国家。国家对公民利益应当一体公平维护，依法行政，不应区别违法者的地位、阶级和身份。
古今中外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确实存在。但政治路线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国今天需要倡导阶级合作而不是煽动阶级斗争。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需要全中国各个区域、各个阶级的和谐合作，共同奋斗——这也正是18大以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所倡导的“中国梦”。
在这个时期，重弹过时的“阶级斗争论”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论”，会召唤各种反社会力量和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力量（包括流氓无产阶级），在反对国内外资产阶级以及进行新阶级斗争的名义下集结起来，否定30年来的改革开放事业。这种老调，实际是对11届3中全会以来中共改革开放路线的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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