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中国社科院王伟光院长一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理论文章，即会产生犹如引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甚至整个舆论场重磅炸弹的奇特效果，相信不仅各级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没有想到，身为当事人的王院长没有想到，就连支持和反对王院长理论观点的学界各方人士们也很可能完全出乎自己的预料。
那么，是什么使一篇原本完全在我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框架内，几乎可以说是重申党的思想原则和执政治国理念的文章，怎么就会在一夜之间引发如此强烈的围攻和“炮轰”呢?是他直接抢夺了谁的生计?伤害了谁的切身利益?还是占领了谁家的庭院?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没有。此文真正有的，是触动了有些人极其敏感的政治神经。就其迅速被群起而围剿的事实看，这种围攻、“炮轰”的背后，掩盖的正是一种逐渐侵蚀而且正在形成气候的政治生态怪象，即：一种不许正面思想发声和露头的现象。
尤其令人无法理解，也无法容忍的是围攻者们对王伟光院长的愤怒迅速升级到痛恨程度，抨击言辞之激烈从“文革复辟”、“姚文元重生”、“是在制造理论混乱”，到“应该像审判纳粹分子一样审判”，甚至还用了“应该绞刑”、让其“死得很惨”等!就素有丰富文化内涵而言的学者来说，能用如此充满杀机匪气的语言，足见已经远远脱离了学术争论的范畴和本质，已经到了恼怒疯狂难以自制的程度。一时间， 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甚至是整个舆论场都似乎变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然而，面对这种不许正面思想发声的怪象，真的就可以让围攻者“打完炮”就一走了之吗?笔者以为，我们有理由、有能力、也有必要就此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首先，这种交锋无需冷却和回避。就像该来的必然会来一样，对于这种找上门的争论、交锋，甚至是挑战，想绕是绕不开的，想冷也是冷不了的，想躲也是躲不成的。
为什么正面思想一发声，就会像捅了“马蜂窝”一般，瞬间受到如此剧烈的围剿和“炮轰”?这种以“声大”、“语恶”压人的态势，我们不能以善良的心一厢情愿地用平和心态相待。虽然围剿“炮火”的硝烟看似在消散，但留在中国舆论场上的弹痕和人们心灵中的爆裂元素，却仍然在侵蚀和影响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生态。因此，无论是党的思想宣传管理部门，还是各级领导干部，以及理论学者专家和广大人民群众，都应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勇敢地迎接这次找上门来的理论争论、交锋和挑战。现在，有些无需有的顾虑令人困惑和担忧。有的人，对争论心存忧虑，担心“越炒越热”;有的主张冷却和降温，似乎视而不见，就能渐渐淡出;有的信奉“不搞争论”，好像争论是一切“不稳定”的根源。可是，纵观我们党和民族的历史，哪件事情是靠“躲”和“放”能绕得过去的呢?“降温”和“放下”，很可能正是给了有些人借题发挥的空间和把柄，更加给有些人混淆是非留有了余地。因此，以在理论思想界和意识形态领域“亮剑”为主旨，对不可回避的争论、交锋进行讨论和迎战，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也是加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和思想政治建设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第二，在理直气壮说理中把是非对错摆在明处。
我们不仅要理直气壮地把大道理讲在明处，更应该对错误的思潮、理论进行旗帜鲜明、大张旗鼓的批评和批判，在明辨真理与谬误中，使对错是非公诸于天下。这既是我党思想政治建设和治国执政的传统，也是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现实需要。当前，之所以出现不许正面思想发声的现象，与理直气壮地把大道理讲透，旗帜鲜明地把是非对错高举在明处做得不够，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联。一切事物的滋生、发展，都有其客观存在的必然规律。有些问题能积累到今天的程度，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生态能不断趋于恶化，这与近年来有些势力不断实施搞乱思想、搞乱历史、搞乱文化、搞乱是非的策略，而没有及时被有效制止和纠正，具有极其重要的因果衔接作用。回顾历史和昨天，只有不回避问题，不回避理论争论甚至是阶级与阶级的挑战、交锋与斗争，在事物滋长的初期就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把事实是什么、对错是什么、党和国家的主张倡导是什么、人民群众拥护的是什么搞清楚，把是非对错公诸天下，不让别有用心的人有借题发挥、浑水摸鱼的机会和余地，才是有效占领理论界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阵地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因此，面对此次围剿“炮轰”王伟光事件，我们党的宣传教育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理论学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必须迅速组织起来，进行有力的全面反击。通过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质，宣扬中国共产党章程、我国《宪法》明确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阶级分析”的理论，大张旗鼓的把“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等重要论述，在社会各阶层全面叫响，把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原则高高举起，把我国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前提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进行全面的展现，在我国理论界和意识形态领域，真正把是非对错的真理标准立起来，让真理得以弘扬，谬误得以弃除。
第三，讨论和交锋需要构筑健康纯净的环境。
无论是文化艺术界、科学界，抑或是理论界长期以来总体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双百”方针指导下运行的。否则，不会有今天的长足发展和进步，更不会有当下如此浓厚的讨论争辩氛围。交流讨论，包括争论和争辩，是科学发展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与前提，不仅需要支持，而且值得提倡。笔者所说的构筑环境，其一，是要提升学术精神。就理论学者和专家而言，发声的依据是学业上丰富的积累和学识，无论采取何种表达、表述方法，无论交流、争论的话题如何重要、如何复杂，都应本着对学术、对业界高度负责、充满崇敬的精神，站在学术讨论、交流的角度，进行具有专业品质的交流和争论。现在令人遗憾甚至不解的是，即便有些颇有学业专长的人，在参与理论学术交流和讨论中，却并没有真正站在学术的角度认识和看待问题，有的甚至连对方的文章内容和主要观点都没有看清楚，就拍案而起，加入围剿“炮轰”的队伍，实难看到学者专家应有的学术精神。其二，是要提高文化素养。说专家、大V没有文化素养，这似乎有不知深浅之嫌。然而，我们从此次围剿“炮轰”王伟光事件中，却不得不惭愧地看到有些人打着讨论、争论的旗号，说出了许多本应滋生在泼妇和政治流氓心里、腹中的脏话，这不仅蒙羞了地位崇高的理论学界和意识形态领域，也使“炮轰”者的形象大打折扣。这种文化素养缺失的现状，实在需要整治和规范。其三，是要坚守学者品格。这次围剿“炮轰”王伟光事件不仅隐藏在背后的真实目的需要引起人们高度警惕，其无所顾忌甚至近似疯狂的程度更是令人愤怒。作为专家学者，尤其是公知、大V，其言行对学界、对民众、对社会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和导向作用，不负责任地断章取义、偷换概念，扣帽子、搞围剿“炮轰”，在大范围内造成不良影响，其本身就是对学者应有品格的缺失。特别是那些有失学者风范、大骂出口的“炮轰”者，有关部门完全有必要采取措施，搞清其打着理论争鸣旗号的背后到底藏着多少“私货”。笔者对此甚至有几分担忧，如果有一天有哪位慷慨激昂的“炮轰”者其类似香港“占中”幕后推手之类的证据得以曝光，或者与哪方面的敌对势力搅在一起，有证据表明其不该有的身份和背景的时候，那将是何等的大煞风景?还有那些身在党的体制之内，一边吃党的、用党的，靠党的大旗扬名获利却参与和支持“炮轰”王伟光的人士，对这种不仅信仰迷失，甚至连起码做人品格都丧失的人，应该能劝退的劝退，该开除的开除，不能让这种公然挑战中国共产党执政治国底线的行为，淡而化之、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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