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环球时报2014年年会上，中国社科院学者房宁认为“不应妖魔化“人治”，神化“法治”。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好比汽车大还是司机大。人治就是一个经验性的治理，法治就是一个规范性的治理。法治不是一个点，不是一个线，而是一个可能性的空间，那么在这个空间中就是人治。”引来反中国制度者的美分水军的大肆围攻，一直歪曲人民民主专政的砸党锅人士中青报曹林，立即又写上《讨论人治时别用伪问题掩盖真相》一文率众大骂房宁是“封建”“无耻”。
曹林在《讨论人治时别用伪问题掩盖真相》一文中说房宁理论上是没问题，但现实就有问题，是“用庸俗的辩证法玩了一个抽象的概念游戏，以“不能妖魔化人治”这个伪问题，掩盖了“法治还远远不够”这个真问题。”言下之意就是，人治讨论多了法治就变少，如此，曹林将人治与法治对立起来。
那么，曹林说的对吗?本笔者的答案是：一定是错的.因为理论没问题哪还能现实中就有问题呢?既然理论没错，又哪来的伪问题呢?曹林没有行文逻辑.那，人治与法治是否是对立的?到底是房宁与曹林谁伪之呢?有道知识是打开真理的大门，当我们探知这当中的真假，就能知曹林之真伪与目的所在。
其实人治对立于法治是近几十年来，是别有用心者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与政策，宣扬其所谓西方才是民主所立的谬论，其借来的是中国古代儒法流派之争一说立论.不过，知历史者必知事实上，法儒之争并不是法治之争，与封建皇权的律法之治毫无关系.之所以秦汉之后封建皇家不用法家，是皇家认为法家之规对皇帝皇族管束太严，逐渐选择了儒家一种对皇家宽松的主张，而实质是皇家放弃了法家强调的皇帝皇族在政事上必独揽，事事打理到位，不迷信百官，这种较操劳的规定，选择了儒家主张的一种较之无为，而倚重百官之治，使当皇帝皇族成了一种较舒服的职业.儒家与法家之争的只是一个要求皇家集权，一个要求皇家放权而已。而儒家引领千年，秦法也跟了百代，文献中找不到儒教的“仁政”与法家制定律法有对立之说，谬论者却是巧妙地将法家之名“法”字改成法治，与儒家的提倡官治的“仁政”的“仁”字改成了人字，变成了法治与人治之争。
当一个理论来源荒谬，那它的所有解释肯定都是胡说八道，就当他们说的人治是说靠人的意识去治理的说法成立，但历来枉国法者多是偷换法律概念，实行自我的法治境界罢了，并不存在没有法的治，而显然，人治与法治只作中性词，又何来对立呢?当然，这些谬论者会把一些执法犯法，无法无天全塞给他们制造出的“人治”，但这也说不过去，除了“人治”组成作一动词，法治则形状之名词，概念不同外，因为“治”字本意就是“有条管理”之意，又何来人治与法治对立呢?所以中科院房宁所说的法治与人治是不在一个点上，是完全正确的.不在同一点同一线上的东西，你拿来对立，不是关公战秦琼吗?而用这种虚无概念去批评政府吗?本身不就是妖魔化政府了吗?这些理由完全证明了曹林之流攻击房宁，就想要维护这种虚无主义概念，这才是他们的真相，其意图是清晰的。
更可笑的是曹林除了在文章中说谈人治违宪(宪法中没有哪条写着反对人治的)，还把人治称封建化，他却不知“法治”一词出自离封建朝代更远的奴隶社会与封建交接的春秋时代，在那时统治者就已经懂得谈法治，谈依法治国.这难道说奴隶建社会开始，奴隶主就有民主化思想了?这当然是扯淡的，因此说，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与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有它们本身的法治所在，人治不是民主的代名词，同样，法治也非民主社会的象征，民不民主只有看哪个阶级所掌握而呈现不同.法本身是工具，而它必靠人之布施，法治否定靠人治，难道它靠鬼治不成?
所以说，房宁对人治与法治的澄清，是拨乱反正，曹林的《讨论人治时别用伪问题掩盖真相》一文对房宁的批判是毫无理据的，只不过看着所仗可妖魔中国的谬论，眼看被揭穿，心急火燎，连怨带骂，文章既不讲知识、连言语逻辑都不讲，尤如泼妇骂街，真想不到泱泱大国的机关报，却任了如此浅薄的一个编委?最后奉劝曹林，如果还有点自知之明，应该蒙脸自己卷铺盖走人。
附文：曹林：讨论人治时别用伪问题掩盖真问题
近来中国社科院学者房宁一段谈法治与人治关系的观点，引发了舆论争议，他说：不应妖魔化“人治”，神化“法治”。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好比汽车大还是司机大。人治就是一个经验性的治理，法治就是一个规范性的治理。法治不是一个点，不是一个线，而是一个可能性的空间，那么在这个空间中就是人治。
抽象和空泛地看，这个观点挑不出什么毛病，虽然“人治就是经验性治理”的定义过于随意和轻率，但也算是一家之言。纯粹从理论上看这话没啥问题，但结合中国具体问题看，就大有问题了，属于脱离了现实语境的废话，用庸俗的辩证法玩了一个抽象的概念游戏，以“不能妖魔化人治”这个伪问题，掩盖了“法治还远远不够”这个真问题。
法治是不是万能的呢?当然不是，再好的东西都会有弊端。受到现代政治所唾弃的人治是不是就一无是处呢?现代政治是不是就完全排斥人治呢?当然也不是，制度是人定的，人在执行制度，总有一定的人治空间，这也是绝没错的。理论上如此，但理论总是灰色的，只有与具体现实结合在一起、带着问题意识谈理论，才会有现实价值。在中国讨论法治人治关系时不能脱离“法治还远远不够”这个现实，在很多地方权和人大于法、法治根基还很脆弱、自上而下努力重建法治权威的现实下，谈什么“不能妖魔化人治”不仅不合时宜，也是一种理论上的邪恶。
谈减肥，当然是不错的，但跟一群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营养严重不良的人谈减肥，显然是找错了对象。一个人几天没吃东西快饿死了，要吃方便面，你跟他说别吃这东西，方便面是油炸的速食的垃圾食品，这也是脱离了具体语境。法治确实不能神化，也不能把人治妖魔化，但在人治泛滥成灾、权力还没有被关进法治的制度笼子里的现实中，说这种与现实完全脱节的废话有什么意义呢?现在的问题其实恰恰相反，是有人在妖魔化法治，而神化人治，对法治强化得还远远不够，对人治的危害清除得还不够。
在法治根基极其脆弱的环境中，谈不要过度追求法治，这跟一个快饿死的人谈营养过剩的风险有什么区别?在人治仍在很多地方制造着罪恶、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实下，谈人治的好处和不可或缺，这跟一个营养过剩的人谈增肥的必要有什么区别?
领导层上任以来，一直把依法治国当成第一要务，不断强调着宪法的权威，不断重申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甚至用一次全会专门研究依法治国问题。之所以如此看重法治，就是针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意识到人治带来的灾难，自上而下推动一场将权力关进法治笼子里的限权革命。封建化在中国幽灵不散，人治毒素在中国根深蒂固，而法治传统非常稀薄，这种传统下，再怎么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也不为过，再怎么反思人治弊端都不为过。
在中国讨论法治和人治的关系，不能缺少这种现实的问题意识，无法抽象空泛地谈。现代政治的一大进步，就是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就是政治的法治化，法治也已经写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全民共识。人治在现代政治中虽然无法避免，但要尽可能地将人的随意纳入到制度和规范的轨道，使国家和社会免受人的意志和权力的折腾。改革不能退步，理论家不能为受到唾弃的人治招魂。
现在理论界有一种邪气，某些理论家偏爱一种邪恶的逻辑，大家都说坏的东西，他非要标新立异用诡辩的逻辑说出“好”来。用不存在的伪问题去否定实在的真问题，抽象地看，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民主有利也有弊，法治有利也有弊，自由有利也有弊，反对民主的人喜欢用“民主也有弊端”去否定民主的必要性，热衷人治的人用“人治也有好处”去为人治招魂，在反腐败刚取得一点成效的时候讨论什么“过度反腐会不会伤害官心”，用庸俗的辩证法去混淆是非，使一切问题的讨论走向无耻的相对主义。
讨论中国问题需要有问题意识，缺什么补什么，而不能在臆想出的伪问题中逆改革潮流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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