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年对外投资呈现爆发性增长趋势,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2002年之后到2014年为止,中国境外投资短短12年时间增长了50倍之多,无论在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中国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连续几年居世界第三。截止到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6600亿美元,列世界第11位;境外中资企业数超过2.5万家。分布在全球近200个国家(地区),涉及行业范围涵盖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
仅仅在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约为1400亿美元左右,超过中国利用外资约200亿美元,表明中国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在资本和金融项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逆差,也就是说,为了缓解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过大带来的风险,中国正在通过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力度,换取国际收支上的平衡。
管理模式的滞后,盲目的海外扩张,导致中国“海外矿产能源、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70%大面积失败!
泰国政变暂停与中国大米换高铁项目;柬埔寨首相洪森宣布停止跟中国合作的水利项目;中铁建投资墨西哥高铁项目的失败;斯里兰卡新总统出尔反尔暂停中资项目;等等海外案例揭示出中国“海外矿产能源、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屡遭政治风险!中国商务部研究中心专家顾问吴东华教授直言:中国“海外矿产能源、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70%是失败的!而且目前还未看到中国企业维权成功的案例。
中国国企改革的重点在于管理模式上的转变,而绝不是依靠私混,借以侵吞国有资产掌控国家经济最终操控国家政治。
2014年,中国商务部研究中心专家顾问吴东华教授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国企应该事先做尽职调查,充分熟悉当地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情况。同时,应该组成一个股东、专家、政府官员组成的委员会,投票通过海外投资,而不是国企领导一人决定。”吴东华教授强调,国企走出去失败案例屡见不鲜,部分原因(笔者注:应该是很大程度)是缺乏对国企管理上的制约,(国企领导一人决定)导致权力滥用,盲目进行海外扩张。
对一系列海外投资失败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加上商务部研究中心专家顾问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中国国企存在致命性的弱点在于官僚专制模式管理制度的习惯性,引进合理的具有专业化素质的直接民主民治管理机制模式,才是中国国企改革的重点。
扩大对外投资能够提涨国家国际地位是极其荒谬的论断,与GDP强国论如出一辙。
缅甸军机上周内至少三次越境投弹,造成了中国境内数名无辜平民死伤。这无疑给当初外交部认为缅甸军机误入的解释一记重重的耳光,这也说明中国与缅甸军政府关系越来越走向疏远,给中缅经济贸易蒙上一层阴影。
单纯的经济外交,实际上是导致中国海外投资大面积失败的根源。从缅甸国家计划与经济发展部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目前投资总额虽然数倍于日本,但投资呈现大幅下降,在行业中逐渐被挤兑正成为一种很难挽转的趋势。虽然中国商品目前已经占据缅甸三分之一的市场,但在缅甸普通百姓中普遍性的看法是,中国对缅投资,中国公司只和缅政府亲近,不太愿意和老百姓打交道。缅甸普通百姓对华不满绝不鲜见,他们觉得中国践踏了当地的利益,支持了不得人心的军政权,掠夺了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中国公司在缅形象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投资没有真正惠及百姓。
2014年,环球时报刊登文章指出,“一名当地商界人士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警告说,2015年缅甸即将面临大选,目前各政治势力都开始为大选筹划和布局。由于缅甸民众对军政府最不满意的是腐败问题,因此有些势力会借操作不透明、利益分配问题对中国投资进行指责。他说,随着新闻环境越来越自由,中国在缅甸做事情更需要透明,将投资涉及的各种情况完全把摊开给民众看,给媒体看”。
选用间接民主管理模式而放弃直接民主管理模式,是世界社会主义制度遭遇失败的根源,也是导致中国海外投资大面积失败的真正根源。观望世界,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制度近乎遭遇灭顶之灾,但在中国若实施直接民主制度,就有可能让社会主义复苏甚至形成超强大国的政治基础!
针对于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简单来说,通常前者解决问题的处理方式是叫做“简单事情复杂化”;后者是叫做“复杂事情简单化”。“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其实是阐释事物内在规律的归纳法。在中国处理宏观世界的方法上,很多人采取的是微观世界处理方式,把复杂的问题弄得越来越复杂。因此经常听到官僚口吻说民主不是万能的,这种人绝对不提专制是万恶之源,他也解释不了“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的真正政治哲理意义。
社会主义国家的腐败,实际上是官僚体制的代名词,全面性腐败是官僚主义走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非常现实的状况是,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逃脱官僚主义的严重祸害!世界最大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都出现严重的官僚资本祸害,苏联垮塌亡国,中国社会主义信仰在官场也是名存实亡!由于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国内官僚掌控话语权,动辄意识形态上纲上线捆缚言论,致使没有几个人敢公开追究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也没有人追究间接民主模式是否与宪法规定的人民直接参政议政权等存在矛盾,是否不符合时代潮流,是否落后于网络科技时代,很多故意混淆理论逻辑。实际上,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土囊就是与姓资姓社没有多大关系的间接民主模式。
直接民主模式不是西方的专利。包括中国在内,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都考虑过一人一票(产生权力)的直接民主模式,而由于各种阻碍才走向了间接民主模式(比如代表制度上产生权力机构)。与斯里兰卡出现的状况一样,中缅经贸出现危险趋势,其实说穿了,缅甸政治正在走向直接民主模式,中缅经济贸易的失败,不如说是政治代表机制的间接模式民主铸成的官僚体制模式无法对接缅甸的直接民主模式,与姓资姓社的本质意义没有多大关系。仅仅靠中企在缅发起形象公关战,而不是企业管理模式上下功夫,政治上的直接民主法治管理模式引导国企管理模式改革,运用合理的民主民治又具有专业化素质的管理机制模式,即使在缅甸能够成功,也绝不可能会在墨西哥、泰国、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国成功。
在中国建国初期,除了具备符合传统政治伦理的治国之道,直接民主是以极其混乱的状态出现的,但由直接民主产生的强大正面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它可以抵制苏联蠢蠢欲动的侵略,还能够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完全证明直接民主能够释放出巨大能量。所谓直接民主并不是所有政治事项都必须经过大众民主直接参与,相对于间接民主,只是存在关键性政治权力机构须由一人一票选举产生而不是极少数人随意任命,在(法定认可的,比如修宪)重大政治事项须经过广泛性民意认可的公投。只有在政治上选择直接民主法治管理模式,才能获得世界人民的认同,中国的国家威望才能真正树立起来。一旦中国选择直接民主模式,将给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带来极其强大的新鲜的政治生命力。
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不能否定官僚专制有可能带来爆发性增长的可能性,历史事实总结出官僚专制一定会给社会带来重大政治灾难!可以肯定一定会给国家经济走向世界带来严重的阻碍、带来严重的危机!经济战略与政治战略的相互作用非常强,而政治战略起决定性作用,中国要在经济上破局,也就必定要在政治上破局!这个破局绝不可能是依靠演艺界明星代表和官商代表所能解决的了!大众的积极参与,献计献策,民族精神的真正回归,国家才能强大,民族才能复兴!也就是说,强化直接民主模式才是中国经济破局的唯一出路!否则我们只能活在梦中,看着国家日渐消亡而难以自拔!
除了间接民主管理模式与直接民主管理模式不能够接轨,中国海外投资遭遇困境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军事威慑力的严重欠缺!“目前还未看到中国企业维权成功的案例”说明,与其说是大面积海外投资,不如说是一只只肥羊伸长脖子送到了刽子手的刀下等待挨宰割。
东海南海问题上,遇到美国低调的军事直接介入干预,中国的反应总是给人一种腿软的感觉,中国在美国面前一直在表现这种软骨病。这实际上是成全美国的国际威信!一直以来,美国保持了国际话语权的强势地位,除了直接民主模式的政治机制外,就是美国常驻海外的上千个军事基地的威慑效应,以及美国在世界各地制造几十场中小规模海外战争的摄魂威慑效应,并不是美国超强的常规军事技术和实力。因为军事威慑分为常规军事威慑和战略军事威慑,真正的军事威慑实力在于国家战略武器,这在美俄近年来的对抗历史上被描写的淋漓尽致。现代国际关系没有逃脱原始的丛林法则,容不得日本借助美国的狐假虎威,而中国几十年来不敢在领土问题上发动一场军事武力战争,世界也不可能接受中国式空洞威慑。
按照约定,1996年中国应该收回海参崴却没有收回,反而签订承认是他国领土的协议,这可以说是具有中国对外软弱的里程碑意义。这种软弱进一步激发1999年美国用数个导弹从不同方向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之后不平等姿态的协商几乎是向全世界昭示了大使馆被炸事件不了了之。诸如此类事件效应的积累,造成中国国际地位从此一落千丈,中国的国家战略武器的威慑效应从此丧失。这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国家政治战略与军事战略严重脱轨。除此以外,军事战略与经济战略上也存在脱轨,政治地缘战略上的联盟战略与经济战略上的区域经济战略衔接失当,政治上的间接民主的落后模式造成不敢实施地缘国家联盟,全然不顾西方制定的WTO等经济堡垒的危险性,企业盲目追求规模而产品缺乏(不同于”竞争力”概念的企业的生命力)科技创新,也是造成中国海外投资经济的大面积失败重要原因!但所有的困局原因都是指向民主模式上的选择问题,是直接民主模式还是间接民主模式才能成为破局的”刀把子”,行文至此,不言而喻。
当前,一大把鼓吹政治协商能量的大有人在。所以,笔者不得不在行文之末弱弱的问一句:靠耍猴拳、糊弄人笑掉大牙、官僚主义严重的官商代表、演艺界明星代表、外籍代表协商中国政改经改大事项,中国存在极端困境的破局可能吗?中国需要选择何种政治民主模式才能够调集13亿智慧积极释放巨大能量解决极端困境?中国需要在哪些方面实施与世界接轨而不至于海外翻车?全世界普遍性具有的选票上的直接参政议政权力,我们需要向耍猴拳的演艺明星协商索取?还是向官僚专制者、逐利性资本家协商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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