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终于去看了《我不是高山》的点映，正好赶上海清带几个青年演员路演，只可惜我的座位离得太远（前面基本被她的粉丝团占领），我的手都要摇成大风车了，主持人也不给我提问机会，也是没得办法……
现场视频我昨天已经发在微博上了，从海清的只言片语也能看出一些问题。
海清说张桂梅同志是一个“纯然无我”的人（视频13分24秒），这个词她用了不止一次，视频开头开场白也用了…
这个词本身用在张桂梅同志身上或许倒没什么问题，但是自始至终也并没有进一步剖析：是什么造就了张桂梅如此“无我”？
没有，海清什么也没说，徒剩一味的重复和强调，这倒是蛮符合电影本身的基调。
政治层面的“神像化”和商业层面的“IP化”总是会在今天中国文艺圈的主旋律作品中实现合流，这其实挺遗憾的。
不禁想起列宁同志的著名吐槽：
在革命已经爆发、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是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有的甚至是为了贪图禄位，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革命家”是不难的。
……（他们）试图把他变为无害的袖像，可以说是把他偶像化，赋予他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张桂梅毫无疑问是一名革命者，一名纯粹的无产阶级底色的解放者，而不是依靠天降神兵式的英雄主义叙事来塑造的“好莱坞化”偶像。
回到海清用她作为电影创的“二次加工”视角下的「纯粹无我」，张桂梅为什么能够以「纯粹无我」的姿态，解放乃至解救成百上千的大山女孩？从人物的经历中不难窥析。
张桂梅在创办女校之前最重要的人生经历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跟随党的队伍，与姐姐一同从家乡黑龙江来到西南地区的云南，支援艰苦异常却又轰轰烈烈的边疆建设。
在云南红山林场，环境艰苦，水源匮乏，不少强壮的大小伙子都坚持不了几个月，但是身材纤细娇小的张桂梅却硬是坚持了下来。
她善于观察，敢于请教，凭借着出色的表现没多久就被评为女青年突击队队长。
此后在红山林场和党校先后任团支部书记、政治教员，后又到局机关当文书、团支书、妇女主任。
斯大林曾说，“我们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而正是这一段丰富的锻炼履历造就了张桂梅石头一般坚硬的党性，为其此后正式入党以及走上基层教学之路奠定了精神基础。
伟大的人物必定淬炼于伟大的时代，张桂梅这样的一个在旧社会中必定难以出头的女子，却可以在新中国崭露头角，这正是毛主席领导下政治平权化的岁月中极为突出的女权标志。
1956年10月，毛主席在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谈话时曾指出：
在中国，参加政府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妇女毕竟是少数……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女同志占17%。在北京、上海、天津三个中央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女同志仅仅占20%……
他认为提高妇女政治地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提出：
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占50%。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坏处！
在毛主席的关怀下，中国妇女运动曾在50年代实现了县县都有女县长，乡乡都有女乡长，促成了50年代妇女政治参与的高潮。
中国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参与社会建设之深之广，使西方国家的女权团体都羡慕不已。
恩格斯曾有指出：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
在毛主席麾下，女性可以参加工业、农业的劳动，可以成为基层组织的骨感力量。
中国妇女历史上第一次挣脱了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个代表了封建宗法制度权力的压迫。
新中国建立后，大批的“妇女扫盲班”拔地而起，同时伴随着的是妓女、妓院在一夜之间被雷霆取缔。妇女在新中国拥有了在民国时期完全不可想象的劳动地位、家庭地位、社会地位。
毛主席有一句话：
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这句话深刻概括了那个时代的妇女观，也是绝对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恰如年轻的他曾高喊：
穿耳包脚为肉刑。学校家庭为牢狱。痛之不敢声。闭之不敢出。或问如何脱离这罪？我道，惟有起女子革命军。
当年在延安，毛主席同样办过“女校”——延安女子大学，他在开校典礼上说：
女大现在办起来，将来还要维持下去，要维持下去，就要经过更大的持久的奋斗。
我们办女大，有些人不赞成，首先就是那些“顽固分子”。他们不赞成，他们设关卡，阻止各地学生到延安来学习，不愿妇女得到彻底解放。
其次，还须要与轻视妇女运动的观念作斗争，因为他们看不出妇女的作用，忽视妇女在革命中的伟大力量。只有克服这些阻碍，才能使现在的女大发展起来。
主席曾经的阻力，同样在半个多世纪后改革开放中的山区里，摆在了张桂梅的面前。
在张桂梅的办公室墙上，至今还写着这样一段她说的话：
如果说我有追求，那就是我的事业；如果说我有期盼，那就是我的学生；如果说我有动力，那就是党和人民。
这是一名共产党人的初心，也是她的人生写照，但是却完全没有在电影《我本是高山》中给予丝毫的呈现。
张桂梅人生的成熟期是中国改革开放步入深化阶段，原有妇女发展模式受到了太多的的冲击，包括与人口危机相伴生的妇女就业危机。
比如妇女就业保护与企业效益的冲突（怀孕就业歧视、妈妈就业歧视），比如国家保护妇女政策与企业家自主权的冲突，比如对女干部比例保护与公民民主权的冲突，等等等等。
特别是边疆与农村地带，由于封建性的部分复燃，女性摆脱夫权和族权压迫的难度在现实中日趋庞大。
晚近四十年，随着空前规模的城镇化，人口与资源向城市中心移动，农村地区和农村地区妇女群体的“被抛弃感”远远要大于前三十年。
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也就是张桂梅的青春期，不论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还是“赤脚医生”这样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产物，优质资源反哺农村、坚决不抛弃农村，这是毛主席时代的经略国策之一。
但后来随着对资本集聚的强烈需求，七十年代末期开始已闻不到多么浓烈的“拥抱农村”的味道。
与之相伴的，就是一座座浮华奢丽的城市森林的阴暗面：各种农村问题的频现——留守儿童问题，拐卖妇女儿童问题，死灰复燃的黄赌毒、童养媳与黑社会问题……都缠绕在最近三四十年中国的许多基层乡镇地带。
一度连卖血卖出“艾滋村”、拐卖儿童拐出“犯罪村”这样的极端案例都层出不穷……
甚至更让人愤怒和悲痛的，他们还要忍受着来自新新城市阶层和伪布尔乔亚群体的嘲弄，如“穷山恶水出刁民”、“贫生奸计、富养良心”等时代性的恶语。
这都是张桂梅从团员成为党员、从林场踏上讲台之后，所面临的艰巨难题。
张桂梅本身身为教育工，她的管理作风和乃至世界观都是相当“暴力”的，那就是必须海量刷题、抛弃一切念想一门心思冲击高考，某种程度上这或许可以视作是河北衡水中学、安徽毛坦厂中学在云南丽江的“分校”。
这样的学习方式，也许在已经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地带早已进入了反动的阶段，我也曾对这种不拿人当人的流水线式生态着墨颇巨。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张桂梅深耕的是一座连触摸工业化都没有资格的深山幽林，这里弥漫着的是卷土重来的宗族伦理，绑架了难以计数的女孩们。
除了高考，她们别无出路。
这就是张桂梅的无奈，也是她给自己强加的使命。
包括她对于“女性做家庭主妇简直不可理喻”的认知，亦是一种不妥协的无产阶级革命式的女权奋斗观，列宁在《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中同样有过论述：
只要妇女忙于家务，她们的地位就不免要受到限制。要彻底解放妇女，要使她们同男子真正平等，就必须有公共经济，必须让妇女参加共同的生产劳动。这样，妇女才会和男子处于同等地位。
八十年代以降，农村与边疆地区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滑坡，必然带来的就是农村文化的崩塌和精神层面的彻底贫化，“封建性”亦开始在农村地区重新升起，女性自然难逃厄运。
传统糟粕伦理里，那种对于妇女的刻板映像及约定俗成的人格设定，再次影响着中国的农村女性群体，对妇女的固有角色设定更是大大限制了农村妇女对自我价值的追问。
无论读书还是就业，都是作为女性群体十分“大逆不道”的想法和追求，也是张桂梅终其一生在大山丛林里去打碎、去解放、去拯救的边域黑洞。
这座巨大的黑洞在许多人眼里早已经吞噬了张桂梅，但作为一位受过毛主席时代党的教育的共产党人，她的回答是：
我内心觉得，学习江姐，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不去理解和刻画张桂梅的人生历程，就无法明白她为什么可以将自己的后半生倾洒在三尺讲台上，也无法论述她为什么可以挣脱出亡夫之痛而将悲伤化做力量、投入到解放女性的教育事业中去，更无法解释究竟是什么信念支撑着她持续十三年之久的家访、行程跨越十一万公里、摔断过肋骨、在大山的夜晚迷过路、在寒冷的悬崖边发过高烧……但却依旧不死不休地将一个个被禁锢在深山老林中的女孩们拯救出来。
张桂梅自己说：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有一颗火热的心，这颗心里面有党、有人民、有学校、有国家、有千千万万的孩子，我什么都有！
然而电影《我本是高山》却似乎更钟情于发明情节、虚构故事、编排冲突、制造情绪。
这部电影的制作团队，他们能够去做的似乎就只有「幻想」，而无视现实中的信仰。
有太多纪录片中明确记载，华坪女高的女孩们在剪去长发后喜极而泣，因为这是一种「可以进入学校接受教育」的标志，但是《我本是高山》中一定要打造出一个火药味浓烈的“抗剪”桥段；
有太多采访报道中明确记载，张桂梅是带着六名女党员以对党的忠诚、对党员责任的追求而兜住了华坪女高一度摇摇欲坠的命运，但是《我本是高山》中一定要打造出一个对立性爆棚的“情感”大戏；
有太多节目中明确记载，那位教育局长清楚自陈“从未与张校长有过争吵、嘶吼”，但是《我本是高山》中一定要打造出一个纠缠范十足的“斗争”情节；
有太多新闻明确记载，张桂梅不止一次自白支撑自己走下去的是坚定的党性和对孩子们的爱，但是《我本是高山》中一定要打造出一个靡靡感悠远的“思夫”剧本；
有太多研究报告记载，丽江摩梭族人的饮（酗）酒性别比例为无可争议的男性占多，但是《我本是高山》中一定要打造出一个醉醺醺失态的“暴母”形象……
一群居住在都市大平层里的“艺术创作家”们，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对着高级又冰冷的电脑，凭借刻板印象与想象主义，打造出了一个他们镜头中惯用的底层世界框架，用自己自以为是的“温室审美”去揣摩和代入那一群必须用战斗式刷题才能改变命运的大山女孩的心理状态，并配上一个看起来十分莫名其妙的天降猛女，共同组成了一幅解构叙事的“张桂梅涂鸦记”，什么都能往这张画卷上加、抹、喷、绘……
这已然暴露了主创团队鲜明的虚像化作风。
张桂梅作为一个实打实存在、有血有肉的人物主体，本不需要去进行加工和滥笔，但竟还是被电影巧妙得“客体化”，以一种“张桂梅不应该是那个样子，而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解构手法，被人为的二创呈现，成功完成了与人物内核的剥离。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实里华坪女高校园内张贴搭建的“感恩党 跟党走”、“共产党人顶天立地代代相传”标语，统统不见电影《我本是高山》有所描绘。
包括张桂梅带领教师们唱红歌、带领学生们向团旗宣誓的场景，如此一尘不染的信仰呐喊，这难道不正是海清故作深沉、假装神秘的“纯粹无我”之体现吗？电影中同样不见还原。
如此说来，倒也不奇怪张桂梅同志本人为何在观看完影片后沉默不语，只得微笑以拒了。
有人曾暗暗洗白：“那样的话，就不好拍了……”
是啊，这句话其实说的很对。
关乎党性、关于共产主义的信仰、关乎无产阶级教育家的画像，这对于今天早已纸醉金迷又不学无术的糜烂文艺圈而言着实是难以下笔和掌镜。
现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司长高长力在2018年曾有怒斥：
很多“艺术家”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题材决定论。
他们认为“有些题材就不行”，总是埋怨题材不好、政府审查太严，有些题材不让涉及。后来我问他，哪个题材不让你反映？摔跤是个冷门题材，是奥运会的冷门项目，电视转播收视率低，但是印度拍出来就有高票房。
我说，你压根是不想拍《摔跤吧！爸爸》，只想拍“过来吧，小姨子”“别这样，姐夫”……
七十二年前，毛主席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话，今天看来用来敲一敲《我本是高山》实在恰如其分：
在许多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我们的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1963年9月，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有严厉指出：
戏剧要推陈出新！不应推陈出陈。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的丫头保镖之类。
两个月后，主席又对《戏剧报》作了两次重要指示，批评得十分厉害：
《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文化部也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很多，文化部不管。
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
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果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国人、死人部！如果改了，可以不改名字。
对这些牛鬼虹神，把他们统统赶下去。不下去，不给他们发工资。
这个批示虽然只是对《戏剧报》的，但已指向文化部乃至整个文化艺术领域。
必须认识到，毛主席历来对历史和历史剧是非常喜欢的，然而当时却要把它们“统统赶下去”，足见老人家对文化倒退的愤怒。
一个月后，1963年12月，毛主席又作了一段更为尖锐的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啊…
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岂非咄咄怪事。
今天《我本是高山》等主旋律题材庸俗化的问题，在当年都曾出现过。
1964年2月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举行迎春晚会，但演出的节目革命气息不浓，且极为庸俗低级，受到社会各界批评指责。
比如空军文工团表演的《兄妹开荒》，用京剧中的老生、小生、花脸和昆曲的各种曲调来唱，观众表示“怪声怪调”；
比如铁路文工团表演的《梁祝哀史》，用真人学木偶动作，结果女的不停扑倒在男的怀中，观众表示“既糟蹋了演员，也糟蹋了剧本”；
再比如哈尔滨话剧院演出男扮女装的《天鹅湖》，一个男演员脱得赤条条，只穿一条三角裤，披着薄纱，胸前安了两个假乳“乱蹦乱跳”，报幕员还对观众赞叹地说：“你们看，那腿是多么富有弹性啊”………
为此，中宣部不得不在3月下旬召开文联各协会党组成员、总支和支部书记会议，讨论迎春晚会文艺节目的事故，并决定在文联和各协会干部中开展一次整风学习运动。
到4月，全国文联、作家协会等十个单位的全体干部都开展了整风，中宣部文艺局还起草了《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
这个报告由毛主席阅后，便在其基础之上附上了严厉的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
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跋
恩格斯在读书笔记《〈爱尔兰史〉的片断》中曾语：
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是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
张桂梅同志应当成为党的红色形象，而不是商业主义的消费对象，更不应当是某些“野心演员”贪天之功视作演绩、追求拿奖的工具。
饰演过焦裕禄同志的老一辈艺术家李雪健有过一句话：
苦事累事都是焦裕禄做了，我这个傻小子却拿了名利。
正如张桂梅自己的谦言：
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许多共产党员每天正在做的事情，而党和人民却给了我们如此崇高的荣誉....
海清的用辞真的没有错，张桂梅确实代表了一种“老派共产党人”厚重无暇的“纯粹无我”，这是一种带有古典精神力的价值追求，它深深烙印在张桂梅这样的「老同志」的灵魂深处，随着岁月洗礼愈发珍贵，也变得逐渐稀有。
但是“海清们”没有办法拍出张桂梅的“纯粹无我”，永远没有可能。
文章结尾，不妨用斯大林同志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中的话予以解释：
乌鸦用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可是，无论乌鸦怎样用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乌鸦毕竟是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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