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是高山》为何没拍出“高山”？

　　以共产党员、优秀女教师张桂梅为人型原型的电影《我本是高山》公映后，争议很大。张桂梅的偶像是江姐，是英雄，她是一个有信仰的共产党的人民教师，但是，电影没有这方面的表现，只强调了儿女情长这类个人私情的作用，刻意矮化人物，让人物去政治化、去革命化、去共产党化、去英雄化。

　　不但影片如此，正如军报老将陈先义同志指出：

　　“前一阵子在提到张桂梅时，我们的媒体在宣传时，常常把张桂梅比喻成‘中国的特雷莎’。”

　　这说明，不仅电影按西方的普世价值观设计，主流媒体进行正面宣传时，也在按着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方向。

　　特蕾莎（Blessed Teresa of Calcutta；1910年8月27日－1997年9月5日）是世界著名的天主教修女和慈善工，一辈子主要替印度加尔各答的穷人服务。于1979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2003年10月被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列入了天主教宣福名单。

　　“特蕾莎是一个体现西方价值观、符合资本主义本质的人物，这与我们的英雄张桂梅格格不入。用这样两种价值观的形象作类比，可以说不伦不类。这部电影，贯穿的就是这个思路。”

　　上梁如何，决定下梁的状态。“上有所好，下必趋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我认为造成这样一部将英雄庸俗化的影片的根本原因是：首先是我们的相关部门和领导干部，已经背离初心、庸俗化，我们现在的宣传文化导向和政策，不敢或不愿旗帜鲜明、理直气壮的宣扬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形象，不作这方面的明确要求和规范，没有弘扬正气、高唱英雄和共产主义信仰的气氛和环境，缺少真正忠于马克思主义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干部。

　　张桂梅被人民大众喜爱尊敬的英雄人物，她公开声称支撑自己的是信仰，“是共产党员的信仰，是我对党的承诺”，但电影中没有对她这种英雄主义来源的表现，对她真实生活中，用共产党员的精神要求自己和身边同志，用唱《国际歌》、看电影《焦裕䘵》、戴党徽等进行学校团建，用与逝世的丈夫演唱《毛主席来到我们农庄》表达个人生活情感，对这些体现张桂梅这个独特人物特点的细节，都没有表现。

　　甚至十分荒唐地将张桂梅与逝世的丈夫演唱《毛主席来到我们农庄》这个真实细节，改成了跳西方情调的华尔兹舞。

　　对此，红色文化老将陈先义深刻说：

　　一、因为在编剧看来，那样高大上的东西落了俗套，只有写庸俗的人性，才能合于大众审美。

　　二、就是投资人都是资本家，出了钱了就要发言。就要求说了算。把文化完全当生意做，只会问题越来越多，这就是《我本是高山》结果变成了“一堆土”的原因和思考。

　　笔者作为电影业界中人，深有同感。

　　并深感这样社会现象出现并淹没一切的关键根源是：我们党的干部队伍出了问题，一些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掌握关键岗位权力的干部，没有信仰，没有或完全忘了初心，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完全庸俗化，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他们自己不相信共产党的学说，没有张桂梅这样的共产党人的信仰，这些人只知道升官发财，张桂梅这样将“共产党员的信仰”、自己“对党的承诺”当成精神支撑的人，在这些所谓共产党的干部看来，可能就是傻子，就是精神不正常的人。

　　这不是笔者凭空想象、信口胡说，我说个真实事例：我们长春市有个诗人叫孟戈，是我国革命现实主义代表诗人韩笑的外甥，孟戈将传统诗歌的意象特点和西方现代派诗歌的非现实主义艺术手法综合创建了“虚拟现实主义诗派”，受到贺敬之等诗歌大家的肯定和称赞。除有艺术创建外，他还是一个热心社会公益活动的人，是长春市见义勇为先进人物和奖章获得者，是长春市市民道德楷模之一，他经常管社会上不正确的事，经常对地方政府一些不当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敢和各种不正之风、腐败现象斗争，2008年时长春市长崔杰，曾率十多位长春市主要领导专门接见、表彰他，称赞他是“爱管闲事的好市民”，大张旗鼓号召全市“向孟戈学习”。

　　孟戈是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2014年曾被提名为研究会理事，这是很大、很高的荣誉，很多人想抢都抢不来，但他当时却致信红会会长说：“我资历和能力都不够，我当个会员做些具体工作就可以了，不要推举我为理事人选。”

　　孟戈是个革命后代，父母都是建国前参加人民军队打天下的老革命，母亲曾立军功并被优选任国家副主席的机要秘书，他的祖辈是抗日英雄、东北抗联烈士、著名电视连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主人公的生活原型之一，但孟戈为人非常朴实、非常低调，有时长春市开会，请他到主席台就坐，或请他作为知名人士为别人颁奖，他都不会到台上去，他的信条是：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作事。

　　但对这样一个自觉传承革命传统和使命的先进模范人物，吉林省和长春市一些部门的主要领导，却认为他是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我曾协助长春电视台拍摄十多分钟时长的专题片《市民模楷孟戈》，接触到的几个长春市宣传、文化、教育部门的主要领导，都问我：孟戈这个人是不是精神不正常？他们这样认为的理由，就是孟戈经常说一些类似上面引用的张桂梅说的那些高大尚的话，做了一些“正常人”不敢做不会做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党的形象的事！

　　长春市是全国16个副省级计划单列市之一，是900多万人口的大型省会城市，是全国有名的文化和教育名城，这些官员尚且如此认识水平，其它城市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

　　我们党的一些关键的领导岗位，由这样一些干部掌握，如果编导们按张桂梅的生活真实编导，这些领导干部能让这样的影片公映不？不把高大上的东西变成庸俗，这些编导们会不会被这样的领导干部们认为是“精神不正常”，甚至取消今后再拍片的资格？

　　所以，综上种种原因，《我本是高山》只能将英雄主义的事迹不伦不类拍成个人情调的影片，只能让影片中的“张校长办校的全部动力和精神寄托不是承继江姐那样一心为人民为信仰的英雄，而是仅仅局限在对亡夫的追念和对鬼神一样的魔幻寄托上。”

　　这是《我本是高山》没拍出“高山”的根本原因。

　　这让人想到毛主席的名言：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如何解决干部问题现在仍是个严肃的、严峻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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