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与文化选择
——《圈子决定格局》序言
摩罗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题是谋求民族独立与复兴。其间大事可以概括为三件，一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掠夺，从林则徐关天培邓世昌，到张自忠李宗仁彭德怀，所为在此。二是倾力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从李鸿章张謇盛宣怀，到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所为即此。三是极力抛弃固有民族文化，全盘肯定甚至照搬异族文化，从蔡元培胡适鲁迅，到今天的洋奴和带路党，所为乃此。
前两端之是非曲直，简明易判。第三者则错综复杂，各执一端，驳诘对峙，难于一言定论。
率先主张大规模向西方文化学习的，并不是蔡元培胡适鲁迅，而是发起变法维新运动的康有为梁启超。不过他们的胸襟、识见和政治实践，使他们能够把握学习他者的限度，具有融会中西、贯通古今、不偏不倚、用中执中的法度。在全盘抛弃本土文化、全盘照搬异族文化的风潮形成之后，他们乃是维护本土文化权利、强调民族文化地位的中流砥柱。及至后世，钱穆、陈寅恪、蒋庆、康晓光等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及从方法上强调本土文化价值的费孝通等，不断涌现。他们在百年来的西化主流中，艰难地发出另一种声音，构成一种被漠视、被压制的对话。
在西方种族建构地球统治权的几百年历程中，如何处理西方文化，以及如何对待本民族文化，是每一个被统治民族必需面对的问题。中国近代史上，完全无视西方种族统治权及其文化的人，几乎没有。每一个具有民族责任感的人士，都在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与学习的区别，可能比人与猴的区别还大。毛泽东和王明都力主学习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文化，不一样的学习态度导致了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康有为、梁启超、费孝通与蔡元培胡适鲁迅，也都主张向西方文化学习，因为其态度、方法大异其趣，其结果也必会天壤之别。
中国在本土派与西化派的争战中摇摇晃晃地前行，无论如何摇晃，没有影响中华民族在维护国家独立和追求工业化方面的坚定意志。
当此两个目标业已实现、民族复兴目标日益接近的今天，文化选择问题，有可能突显为中华民族的主要命题。最近几年，本土派与西化派的论争，越来越具有政治化倾向，即是此种迹象之一。
这本《圈子决定格局》，记录了我近几年研究文化问题和东西方发展道路问题的心得。其中并无什么惊人发现，只是一些深切体会。概括起来就是这么一句话：在一个社会内部，文化权利是国民政治权利的一部分，因而也是利益的一部分，在国际社会，文化权利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因而也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
文化与利益的对应关系，通常以具有社会学特征的“圈子”表现出来。一个社会内部，不同的利益圈子往往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在国际社会，不同的文化圈子实际上就是不同的利益圈子。中国文人群体正在形成本土派与西化派两个圈子，他们的论争或许也不无利益选择的倾向。
一个社会的统治集团，通常会通过否定其他集团的文化权利，让自己的文化产生覆盖性影响，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进而将自己的统治制度化、风俗化、文化化。那些强权国家和霸权国家，则通过否定其他国家在历史、文化、制度、风俗等各个方面的正当性，来建构自己奴役他国、掠夺他国的正当性。中国古人云，欲灭其国，先灭其史。西方种族各国，在对地球各个角落进行征服、掠夺、奴役的五百年殖民扩张过程中，极其娴熟地运用了这种文化灭绝、文化征服的策略。
五百年来，西方国家的军事战争，时断时续，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间隔了大约二十年，再到八国联军屠戮北京，间隔了大约四十年。从第一次海湾战争到第二次海湾战争，也间隔了十二年。一战二战也间隔了二十几年。但是，西方种族精心设计的文化战争，一天也没有间断过。
以西班牙强盗为代表的早期殖民者，其目的乃是劫掠财富、逼迫异族劳工以奴隶身份为其创造财富。以罂国(俗称英国)鸦片强盗为代表的中期殖民者，其目的在于建构由罂国主宰的全球资源、劳力、市场和物流体系，以米国(俗称美国)原子弹和航空母舰为代表的近期殖民者，继承罂国遗志，成功地完成了对全球资源、劳力、市场和物流体系的建构与控制，当然，高坐在这个体系中心收获全球财富的，不再是罂国而是米国自己。这三个阶段的殖民方式各有特色，但是重视文化战争、重视话语权建构与独占是其一以贯之的共同传统。用他们的宗教覆盖殖民地的宗教，用他们的世界观、生产方式、社会形态覆盖殖民地的世界观、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用他们的政治理念否定殖民地的政治理念，是他们一直孜孜以求的目标，一刻也没放松过。
为什么殖民者如此重视文化战争?因为武器是劫掠财富的显性工具，易于激起反抗，造成成本上升。文化则是教化异族、洗脑异族、控制财富流向的隐形工具，不易于激起反抗，可以降低劫掠成本。
今日世界，凡是西方文化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地区，社会相对安定，都在按照西方尤其是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夜以继日地为他们输送财富。今天的日本、韩国、中国、印度、东南亚，都不过是西方文化的亚种，因为其本土文化基本被瓦解、摧毁。凡是文化战争没有取得全面胜利的地区，依然是西方种族的屠宰场。伊斯兰世界的某些国家，因为自觉地将文化主权看作国家主权的一部分，不愿意沦为欧美文化的亚种(实际如何当另论)及政治附庸，西方种族于是按照自己的需要，随心所欲地予以侵略、掠夺、屠杀。两相比较，他们在伊斯兰地区所付出的统治成本高出其他地区。这从一个侧面解释了西方为什么如此重视不见硝烟的文化战争。
基于此种现实，我对蔡元培胡适鲁迅他们一路人物的文化投降主义，其实是比较同情的。他们当初拿出勇气毅然割断本土文化的脐带，或许是为了避免中国长期沦于海湾国家式的(屠宰场)命运。
问题是，此一时彼一时也。在中国实现政治独立半个多世纪、经济上逐渐崛起为大国强国的今天，本来应该获得足够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逐渐挺起文化的腰杆，以求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可是，一些国人在文化上却由当年的投降主义进一步沦落为洋奴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逆向种族主义以及崇洋媚外的风尚，比五四时期还嚣张若干，这跟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和旺盛势头是背道而驰的。
面对当下的文化混乱，我按捺不住要反复强调一个事实：文化是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事实，我们就应该建构起文化主权、文化边疆、文化安全、文化侵略、文化战争、民族文化、本土文化、他者文化等一系列文化概念，要像理顺不同国家间的主权关系与贸易关系、不同阶级间的利益关系和协作关系那样，理顺各个层面的文化关系，而不是陶醉在洋人提供的迷人小曲中，甘心作洋人的精神奴隶。
为此，我写了这本讨论文化权力与利益之关系的大众读物。本书以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的眼光，结合丰富的历史事实，讨论了文化圈子与权力圈子、利益圈子的同构关系，以及不同圈子之间错综复杂的博弈与互动，尤其从文化理论上阐明了，中国认同西方文化以来，政治、经济、产业、社会、思想、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屈辱与被动。
文化乃是权力与利益的表达，其核心归根结底是利益;归顺他者文化就是屈从于他者权力、服务于他者利益。当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处处受制于人，处处被那些敌对势力妖魔化，根源在于没有足够的话语权维护自己的正当性，根源的根源在于我们五四以来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权利。
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之一，就是维护民族文化的正当性和权威地位，在国际舞台上建构基于中国价值观的话语权。如果没有这种文化自觉，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崛起，恐怕难于完全实现。
民族复兴需要民族文化复兴，中国崛起需要话语权崛起。
《圈子决定格局》，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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