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为什么要讨论“文化大革命”(文革是1965年到1976年间共产党中国里面发生的长时间大动乱的官方名称)?至少有以下三点原因：
1.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作为一个鲜活的标杆影响着全世界范围内的激进行动，其中又属对法国的影响尤为重大，至少是1967年到1976年间的法国。文革是“我们”政治历史的一部分，亦是毛主义浪潮得以存在的基石，同时还是六、七十年代唯一货真价实的政治创造。我能说“我们”，因为我就曾身处其中，并且在某种意义上用兰波的话来说，“我在那里，我仍在那里”。在中国革命分子不知疲倦的创造力中，各式各样主体的和实践的轨迹找到了它们的名字。改变主体性，换一种方式生活，换一种方式思考：中国人把这叫做“革命改造”，我们也跟着这么叫了。他们说：“要从根子里改造人”。他们通过政治实践来教导人们，我们必须同时做“改造者和被改造者”，因为过去老旧的世界观现在仍然残留在我们身上。到了六十年代末，我们奔向了广阔天地：去工厂、去郊区、去乡下。成千上万的学生成为了无产者，或和工人打成一片。也因此我们会用这些词来形容文化大革命：“大串联”，“为人民服务”，然后还有最关键的那句口号，“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和PCF(法国共产党)的顽固惰性作斗争，和它强大的保守主义作斗争。在中国，党内的官僚主义同样受到攻击;我们称之为“与修正主义斗到底”。就连不同派别的革命分子之间的分歧和对抗，我们也用这种中国方式来表达：“打倒黑帮”，以此和那些“左派皮、右派心”的人划清界限。当我们碰上什么民众的政治局势，比如工厂罢工或对抗法西斯地主时，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和打击右派”。毛的红宝书是我们的指路明灯，这并非像那些蠢货所说的，是在服从教条主义的教义问答，而是正相反，它让我们在面对各种未知的情形时，得以理清和开辟新的道路。基于以上种种，由于我并非那些用诸如心理幻觉或道德失明等原因来为自己的跟风和背弃开脱之人，我们只能援引中国革命者，并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2.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渗透进整个政党国家组织形式的政治经历的典型（根据毛主义，文革还是这样一个典型：一个有必要推而广之的革命性的重大发现）。我是按照席尔万·拉扎鲁(译注：巴迪欧的一个革命战友)的理解来使用“渗透”这个概念的：我将试图说明，文化大革命是最后/最近一次重大的政治连锁，它以失败告终，且至今仍内在于政党国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之中。68年的五月风暴及其余波，和这有些许不同。而波兰的运动或恰帕斯(译注：指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则非常不同了。至于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译注：巴迪欧和席尔万•拉扎鲁曾经在内活动的一个后列宁主义-后毛主义政治组织)，完全就是两回事了。但是倘若没有六、七十年代的渗透，在政党国家或多党国家的魔影之外，这些都将是不可想象的。
3.文化大革命是历史和政治上的重要一课，这里的历史指的是那种从政治内部被思考的历史（而非相反）。确实，根据我们对这个“革命”(这个词本身就处在渗透的核心位置上)的检验方法——究竟是根据主流的史学说法来检验呢，还是根据一个实际的政治问题来检验——我们于是产生了非常大的分歧。问题在于，我们必须认清楚，这种分歧的本质并不是在于有的人考据得够精确，而有的人不够精确。对于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但结果却还是会得出截然不同的判断。而正是这个悖论将成为我们通向本文主题的一个切入口。
叙事
最主流的史学版本是众多专家，尤其是汉学家，早在1968年就编写出来的，之后就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而这一版本后来不知不觉成为了由邓小平领导的天朝的官方版本，因此地位也更加稳固了，并被1976年之后那些从文革中劫后余生或寻求平反的人们奉为圭臬。
这个版本是怎么说的呢?关于革命，它说这是党内官僚机构高层一次权力斗争的结果。说毛在经济上的唯意志论——表现为“大跃进”这句口号——是彻彻底底的失败之举，导致农村又回到了饥荒年代。说经过这次失败后，毛发现他在党内领导团体内沦为了少数派，而一群“实事求是”的人开始推行他们的法令，其中的主要人物为刘少奇(主席)、邓小平(总书记)、彭真(北京市长)。说早在1963年，毛就想要夺回领导权，结果却在党内常委中失势。说他接着便转而寻求党外力量，有些是外部的(学生红卫兵)，有些是半外部、半内部的，尤其是军队，那个他在移除彭德怀并让林彪接任以后重新掌权的军队。说之后，就因为毛想要重夺力量的一己之愿，招致了血腥而混乱的国内局势，直到这个罪人死去的那天(1976年)，这局面也未能安定下来。
要说这个版本中有什么不实之处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但关于这些事实的真实意义，却只有通过对于这些事件的政治性理解才能得到，也就是他们所专注的那种至今仍然活跃的思维方式。
1.不稳定?没错。但这是因为结果我们发现在政党国家这个架构下要政治创新是不可能的。不论是学生和工人大众最广泛的创造性的自由(1966年至1968年间)，还是对军队采取的意识形态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控制(1968年至1971年间)，亦或是政治局采取的临时解决办法——该政治局由那些不满文革的人掌控，都没能让那些革命性的观念扎根，于是一个彻底摆脱苏联模式的、社会整体范围内的全新政治局面也就胎死腹中了。
2.求助于外部力量?没错。但这是有意的，而此举，不仅在短期、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可能甚至到今天，确实有局部地分离党和国家的效果。它关乎的是对官僚政治形式主义的践踏，至少是为了维持这场浩大的运动。而它与此同时所挑起的派系混乱，标示出了长久以来反复出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如果政治统一不是直接由国家形式上的统一来保证，那么又是由谁来保证的呢?
3.权力斗争?没错。要反对“权力斗争”和“革命”其实是件很可笑的事，因为通过“革命”二字我们能了解到的仅仅只是反对派政治力量对于权力问题的态度。除此之外，毛主义者反复引用列宁的话，后者明确指出在革命的最后阶段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就是权力。真正的问题倒是要弄清楚，文化大革命究竟有没有真的给把政治事务和国家结合在一起的这种革命性观念画上一个句号。事实上这才是其最重要的问题，是其最中心、最激烈的争论。
4.“大跃进”，一次残酷的失败?没错，在很多方面上都是。但是这一失败是对斯大林经济教条的一次重要检验的结果。无疑它不能被归结于以“集权主义”对农村发展的诸多问题的统一处理。毛仔细审视了（如无数手稿所记载的那样）斯大林主义对于集体化的构想，及其对农民们的无尽鄙视。他的想法显然不是要通过武力和暴力推行集体化，以此来不惜一切代价地确保城市里的粮食储备。而是恰恰相反，是为了在农村当地推行工业化，从而使农村达到经济上的相对自治，以避免野蛮粗暴的无产阶级化和城市化，因为这一点在苏联已经酿成过灾难了。事实上，毛按照共产主义观点，想要有效处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矛盾，而非暴力地消灭农村，一切向城市看齐。如果这是一次失败，那是它的政治性使然，这和斯大林的失败是全然不同的。
最终，我们必须承认，就算对于事实采取了同样的抽象描述，也绝无可能导向相同的思考模式，因为这些思考是基于不同的政治公理而进行的。
日期
当谈到日期这个问题时，争论也是同样清楚的。根据主流观点，同时也是中国官方的观点，文化大革命持续了十年，从1966年到1976年，从红卫兵到毛死去。这是动乱的十年，荒废理性发展的十年。
事实上，要是有人严格从中国官方对这段历史的看法，通过下列标准来来理论的话，这样的日期划分是可以作数的：人民稳定、生产状况、高层统一、军队团结等等。但我并不是这样判断的，以上这些也并非我的标准。如果我们从政治活动、政治创新的视角来考察这一日期问题的话，那么首要的标准将是以下这些：我们何时可以说，我们拥有了一种对政治模式进行思考的集体创造的局面?实践与对这些实践的指示，是在何时切实地盖过了中国党国的传统和职能?对于普世价值的陈述是何时出现的?于是，我们通过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划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法国人称之为“GPCR”)这一历史进程的边界。
就我而言，我想说文化大革命，按照这种构想，其时间段应该被划定为从1965年十一月开始至1968年七月结束。我甚至能接受进一步的大幅压缩(这是一个关于政治的技术上的讨论)，这将把这个革命性的时间界定在1966年五月至1967年九月之间。而我的划分标准，是看有没有人民的政治性活动，看人民的标语、人民的新组织、以及人民所处的地位。通过所有这些，我们为所有名副其实的当代政治思考，提供了一种矛盾但是无可否认的标准作为参考。在这层意义上，文革之所以能被称作“革命”，是因为有红卫兵，有革命的造反工人，有数不清的组织和“总司令部”，有完全让人无法预料的局面，有新的政治声明，有前无古人的文章发表，等等。
假说
我们应如何解读才能让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运动激发我们的思考，并对我们今天仍然产生意义呢?我将对我之前提到的那个时期(也就是1965年十一月至1968年7月的中国)建构一个假说，并在几个层面上对它进行检验，既有事实层面的，也有考据层面的。
该假说如下：文革当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党国(从1949年起就掌权的中国共产党)分化时期。这一分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引出了与这个国家的未来息息相关的一些关键问题：城市与农村的经济与关系;军队的最终转型;对于抗美援朝的评价;知识分子、大学、艺术和文学;最后还有，对于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的评价。而最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个在党内干部中的少数派潮流，同时还是由这么一个人来领导或者说代表的，他就是那个留下了最伟大历史遗产和普世遗产的人，也就是，毛泽东。党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打了很久的仗，打完日本人又打蒋介石)和党对国家政权进行架构的现状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不一致。不仅如此，延安时期还将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共产党人政治主体性的榜样被屡屡提起，尤其是在军队之中。
这一现象导致了以下结果：这些立场间的冲突既无法被官僚政治的形式主义控制，也无法用斯大林在三十年代采用的恐怖清洗的方式来压制。然而，在党-国体制的内部，无非就是形式主义和恐怖主义这两种选择。毛和他的小组必须必须发明第三条道路，求助于调动广大人民搞政治运动，并试图与多数派潮流的代表们，尤其是与这些多数派在党内和国家内的高层领导们划清界限。如果实行这一举措，那就意味着他们认可了各种不受控制的造反和组织。毛的小组在几番犹豫之后，最终将强行推进这种认可，先在大学里，然后在工厂里。然而矛盾的是，他们同时还试图把所有这些革命中的组织创新团结在党-国这个一般空间内。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假说的核心部分：文化大革命是这个矛盾之举随着历史发展而演变出的结果。一方面，此举想要鼓动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边缘地带闹革命，或者说是为了昭示，用那个时代的“术语”来说，就算国家在形式上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了，但阶级斗争并不会就此停止，而其斗争形式就包括人民造反。毛和他的追随者甚至会进一步说，在社会主义的表面下，资产阶级“在共产党自己内部”又卷土重来了。另一方面，内战仍然不在考虑之中，党和国家间关系的一般形式，尤其在对镇压武力的使用权这点上，必须尽可能地不去变动，因为还没必要把这件事上升到“破坏”党的高度。毛为了明确这点，于是会说“党内绝大多数干部还是好同志。”
这一矛盾行为同时将导致一连串后果，首先是地方上的造反了超过了党的权限，接着是这种超越又会导致暴力的混乱，然后大家就不可避免地开始呼吁要整顿这些可怕的暴行，最终，军队就上台了。
事态的发展一浪高过一浪，文化大革命也据此被划分成几个阶段。起统帅作用的的革命小组最初想把造反保持在学习小组的背景内。这一尝试在1966年八月红卫兵蔓延进各大城市中时开始失败了。之后，问题就在于能否把造反限制在中小学和大学的年轻人中。但自从1966年末起，尤其是1967年的一月以降，工人们便开始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力量。然后目标又变成了将党和国家的行政机构与运动之间保持一段距离，但不久行政机构就将在始于1967年的“夺权”运动中被推上风口浪尖。最终，目标变成了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军队维持在掌控之下，作为杀手锏和最后的救命稻草。但在1967年武汉和广东无法无天的暴乱下，这个目标也快变得无法实现了。正是因为考虑到武装力量有可能分裂出去的真正危险，镇压和平反工作才于1967年九月开始慢慢展开了。
让我们这样说：这些给之后的事件以毋庸置疑的革命感染力的政治创造，若非以超越事先分配给他们的目标的方式发展，将是无法展开的，因为这场运动的目标是由革命的参与者(年轻人和难以计数的青年小组、造反工人……)视作天然领袖的那个人下达的：也就是毛泽东和他的少数派小组。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创造始终被是局部化的和独有的;它们无法真的转变成战略上的和可推广的提案。最终，这些创造的战略意义(及其散布范围)变得负面了。因为他们之后干的，以及他们在全世界激进分子心中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仅仅是党-国作为革命性政治活动生产中心的终结。更宽泛地说，文化大革命显示了，不论是人民大众的革命行动还是组织上的现象，都无法将它们按照阶级代表的严格逻辑来归因。这也是为什么文革始终是一段具有至高重要性的政治历程的原因。
检证范围
我将通过以下七个参照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来检验我的上述假说：
1.1966年八月的《十六条》文件，这份文件绝大部分应是出自毛泽东自己之手，且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是最具革新性的中央文件，宣告与党-国内的官僚政治形式主义彻底决裂。
2.红卫兵和中国社会(从1966年八月最少到1967年八月)。无疑，无论情况如何，对于那些多少被放任自由的高中及大学学生，此举是一次有关他们在政治上究竟能有多大作为的极限探索。
3.“革命造反工人”和上海人民公社(1967年一月至二月)，一段重要但夭折的插曲，因为它提供了在党的中央集权制以外的另一种政权组织形式。
4.“夺权”运动：“大联合”，“三结合”与“革命委员会”，1967年一月至1968年春。这里的问题是，这场运动是否真的创造了新的组织，还是仅仅相当于党换了个名字卷土重来。
5.武汉“七·二〇事件”(1967年七月)。现在我们来到了这场运动的最高点，军队试图分裂出去，而极左派乘胜追击，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屈服。
6.工人冲进大学(1968年七月末)，这实际上也标志着独立学生组织的完结。
7.对毛的个人崇拜。这一点如此频繁地在西方被当做嘲讽的对象，以至于到最后我们都忘了问一问自己，这一点究竟在当时有着什么样的意义，特别是，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其间“崇拜”作为一面旗帜发挥着作用，但是使用这面旗帜的并非党内保守派，而是工人和学生的造反派。
“十六条”决定
这份文件是由中央委员会于1966年八月八日在一次会议上通过的。文件中所传达的精神显示出了在“文化大革命”这一努力中根本性的矛盾。其中一个标志当然是以下这一事实：这份文件没有解释，或者说基本没有解释，这场进行中的政治运动其名字的含义(为什么冠以“文化”之名?)，除了开篇那句深奥难解、玄之又玄的句子：“……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在这里，“文化”在一种尤为激进的意义上，与“意识形态”等同了起来。
这份文件很大一方面，是按照把革命合法化的伟大传统，对自由造反发出的一次完全呼吁。
这份文件很有可能是非法的，因为中央委员起草的内容，被毛的小组在军队(或者是某些林彪麾下的部队)的支持下“纠正”过了。当时在场的有来自高校的革命激进分子，而保守派官僚则被拒之门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份决议事实上开启了一段中央委员会和党的秘书处形同虚设的时期。从现在开始，重要的中央文件都会由以下四个机构联合签署：首先肯定有中央委员会，但从现在起它只是挂个名而已了;“文化革命小组”，一个高度挑选成员的特设小组，尽管如此却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着真正的政治权力，因为造反派都听这个小组指挥;由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最后还有，由林彪改组的强大的中央军委，以此来保证行政能够在最低限度上得以维持下去。
这份文件中有几段尤为致命，包括要求立即开展革命，以及呼吁用新形式的组织来与党对抗。
关于动员群众，我们可以专门引用第三条和第四条，其标题分别为“‘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和“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例如：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
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
，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
革命派手中。”
以及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中的一个细节尤为重要，并将在实践上产生巨大的后果。引述如下：
“在运动中……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
每个中国人都懂了，至少在这段将要开始的时期内，城市中的革命青年拿到了一道免死金牌。很明显，正是这一细节，使得年轻人得以一边走南闯北、一边传播革命精神，这种无所顾忌的状态直到1967年九月才告结束。
关于组织形式，第九条“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对于在运动中和随着运动涌现出的各种党外新政治组织形式表示了赞许：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这些新组织并未被当做一些暂时性的组织来看待，这证明了毛的小组在1966年八月的时候，有设想过摧毁党在政治上的独断地位：
“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
最后，我们清楚意识到，我们所谈论的这些组织并非服从于党的权威，而是服从于大众民主，这可以从文件对巴黎公社的提及中看出，也就是说，首先服从于无产阶级的当前形势，而党的列宁主义理论则要靠后站了：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然而，如果我们细读该文件，也就是用那种共产党领导发文件下来后，我们称之为“领会文件”的方法去读，我们会发现，通过对批评自由的关键性的限制，文件中一再召唤的革命冲动被戴上了某种镣铐。
首先，仿佛这是个自明之理一般，文件中说，党在本质上还是好的。第八条(“干部问题”)区分了四类的干部，而文革就是要来检验他们的(让我们记住，在中国，“干部”指的是任何一个手中握有权力的人，不管这权力有多小)：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错误但还可以改过的;以及最后“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然而其论点是“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这也就是说，国家机器及其内部领导(即党)本质上还是好人在掌权的，而矛盾也由此产生了——既然大多数是好人，那为什么还要求助于那么兴师动众的革命方针呢?
其次，虽然文件中说让群众放手去干，但是对于国家或党内负责人的点名批评，事实上却被“上面”严格控制着。在这一点上，党的等级制结构又突然杀了个回马枪(第十一条，“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这一指示的结果是，党内无数干部，从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开始，在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中央报刊上之前，会以“小报”、漫画、大字报等各种形式，受到群众革命组织成年累月的强烈批判。然而，与此同时，这些批判将始终保持其地方性，或随时会被一笔勾销。它们将被搁置在那里，看上面的“批示”意思。
第十五条，“部队”，是非常简明扼要的一条，它最后仿佛在真空中提出了这么一个关键性问题：镇压机器归谁管?马克思主义者的典型回答是，革命既然发誓要把国家从头到底改换一新，那就必须要摧毁国家的镇压机器。但是在下面这句话说的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又一次，党的中央集权制杀了个回马枪。
基本上来说，十六条这篇批示包含了各种互为抵触的倾向，同时也因为它对于斗争的挑动，于是运动与党-国之间的关系后来遭遇到的一连串僵局也就被预先埋下了伏笔。当然，这总是会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在群众运动这个基础上，去判定一条政治道路是否有别于前几年由党内领导中的主流所强行推进的那一条。但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敌人是谁定的，革命批判的目标是谁定的?还有，在这个严峻的事件中，重要的镇压机器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公安、民兵组织还是军队?
红卫兵与中国社会
随着八月那份文件的颁布，“红卫兵”现象，也就是在校青年的组织，将会引起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震荡。我们知道天安门广场的大接见一直持续到1966年底，毛在那里沉默地检阅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但最重要的一方面是，革命组织借用军队提供的卡车，以及“大串联”政策提供的免费火车，先是席卷了各大城市，随后是国家的其余地方。
很明显，这些人是运动席卷全中国背后的主力军。在红卫兵的运动中，一种极其惊人的自由君临天下，各种意见公开地相互对抗，报纸、传单、横幅和永远贴不完的大字报使得各种内幕和政治声明层出不穷。辛辣的讽刺漫画几乎谁也没放过(1967年八月，北京一夜之间贴出了好多大字报，其中就有要求打倒周恩来的，这也成了极左派倒台的原因之一)。敲锣打鼓、喊着激动口号的游行队伍一直行进到深夜。
另一方面，全民皆兵的倾向和暴力群体无法无天的行径开始冒头。总口号表示这是一场破除旧思想、旧风俗的革命斗争(这终于和修饰革命的那个词“文化”沾上边了，“文化”在中国意为“以文教化”，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则“属于上层建筑”)。许多团体把这句口号作了破坏性的、暴力的，甚至是残暴的解读。扎辫子的女人、识文断字的知识分子、左右摇摆的教授、以及所有不和这些分裂出来的小派别使用同一套语汇的“干部”，都要被揪出来，抄图书馆、抄博物馆，还有革命小将对于一般群众那不可一世的气焰，这一切都将在普通人中激起一股对红卫兵中极端分子的强烈反感。
实际上，这一问题早在1966年5月16日的一份公告上就已经初露端倪了，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与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派对抗。这份公告直言“不破不立”，指责保守派为了防止他们的权力从根本上产生动摇而传播“腐朽”思想。然而“破”和“立”完全没有齐头并进：“破”得摧枯拉朽，“立”却缓慢而扭曲。
事实上，只仗着一句“破四旧、立四新”的标语，许多红卫兵都陷入了这样一种广为人知(或者说臭名昭著)的革命倾向中：捣毁偶像，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他人，像是回到了野蛮状态。这种野蛮本身就是年轻人的天然倾向，如果放任他们自作主张的话。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政治组织都必须是囊括各个年龄层的人的，单把年轻人拎出来搞政治是个糟糕的主意。
要明确一点，革命精神中激进的反智主义无论如何也不是红卫兵首创的。早在法国大革命中对化学家安托万·拉瓦锡宣判死刑时，控告他的安东·康坦·富基埃-坦维尔就作出了以下引人注目的发言：“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他实际上是在说，在一场真正的革命中，凡是革命需要的，革命自己都已经创造出来了，而我们应该尊重这种创造性的“一口咬定”。按照这一说法，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在科学和技术问题上，基本口号是“专”不重要、“红”才重要。或者，按照后来成为官方版本的那个“弱化”版本来说：一个人应该“又红又专”，但是红压倒一切。
然而，让某些革命暴力团体的野蛮行径变得更为糟糕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这种青年行动的规模下，却始终没有一个总体性的政治空间，为政治上的肯定和对新事物的积极创造开放。对青年来说，他们接到这些批判和破坏的任务，只是证明了没有多少创造的任务能派给他们，而只要创造的任务仍然被从不间断的国家高层的斗争束缚着，这种缺乏只会更加严重。
上海公社
1966年末和1967年初，工厂工人大规模上台，这一决定性的登场使文化大革命迎来了一次高潮。上海在这波高潮中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
工人按照官方说法是构成了中国“领导阶级”的人，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他们上台这件事中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我要说，是右派搞出来的。1966年十二月，不骗你，正是地方官僚，也就是党和市政当局的保守派领导，率先使用了一支工人阶级小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工人还是工会会员——来对抗红卫兵的毛主义运动。而我还要补充一句，这和法国1968年5月及其后面几年的情况如出一辙，法国当时是PCF想要利用CGT(总工会)的保守势力来对抗与年轻工人结盟的革命学生。利用瞬息万变的局势，上海的党领导和市政当局的领导，唆使工人在各个部门上都纯粹以经济为重，以此让工人同年轻的革命分子对抗，防止后者在工厂和行政机关内进行任何干涉(正如1968年五月，PCF在工厂周围设起路障，利用工人竖起警戒线，并到处追捕“左翼分子”)。这些工会指使的运动存心鲁莽冒进，把事情闹得相当大，尤其是让交通部门和能源部门搞罢工，好造成一种混乱的气氛，这样党领导就能以秩序的救世主的身份登场了。因为所有这些原因，革命的少数派不得不去对抗由官方操纵的罢工，并发起支持共产主义工作的艰苦朴素运动，以对抗“经济主义风”和对“物质刺激”的需求，以此让总体的政治意识凌驾于个别的需求，维持其首要地位。这就是那句林彪尤为提倡的伟大口号“斗私批修”提出的背景(我们知道“修”对毛主义者来说意味着一条抛弃一切革命动力的路线，苏联先是走上了修正主义路线，然后是苏联的几代共产党，还有中共的一大批干部)。
起初，毛主义工人的群体是相当弱小的。1966年末有种说法叫四千工人。的确，这个群体将与红卫兵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激进的少数派团体。但这无法抹去以下事实：这个群体在工厂中的活动范围，严格来说，不是很大，除非是在那些类似机床厂的地方，他们在这些地方成名，并将在好几年中被视作革命分子的榜样。在我看来，正是因为工厂工人的直接行动遭到了非常积极的抵抗(官僚主义在工厂里有他们的大本营)，才导致毛主义激进分子开始扩张成了一股城市力量。在一小撮对毛始终忠心不二的干部的帮助下，以及一小部分军队的帮助下，他们将清除市政当局和地方党委。于是那场打着“上海公社”的旗号、被称作“夺权”的运动，将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
这个“夺权”马上又自相矛盾了。一方面，就像之前的十六条一样，“夺权”在一种与党-国体制完全相反的模式中找到了启示：曾组成过巴黎公社的各种杂七杂八的组织的联合，及其早已被马克思批判过的没效率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这一相反模式不可能推广到全国，因为在国家层面上，党仍然是以独此一家的形象出现的，即便它的许多传统组成部分都处在危机之中。在整场革命的骚乱之中，周恩来始终是国家统一以及行政机构得以最低限度运作的保证。就我们所知，在这一任务上，毛一直是承认他的，这让他不得不尽可能谨慎地引导局势，这也包括尽可能谨慎地引导右翼元素(正是他扶植邓小平重新上台，邓小平，用革命语汇来说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70年代中期开始正式复出)。虽然如此，周恩来还是对红卫兵说得很明白，如果全国搞“大串联”是可以的话，那么后面再有什么全国性的重要革命组织都不许搞了。
因此上海公社，这个在当地学生、工人组织无数次讨论后建立起来的公社，实际上在联合方面是非常脆弱的。问题又一次发生了：如果说这个姿态是很根本的(革命分子“夺权”)，那么它的政治空间却太狭窄了。作为结果，工人的上台既标志着革命群众基础的一次显著扩张，同时也是对官僚化势力的一次大考验、甚至有时候是暴力的考验，还是大众政治主动创新和国家权力之间的一次短命的新结合。
夺权
1967年的头几个月里，以上海革命分子扳倒反对毛主义者的市政当局的事件为榜样，我们将看到“夺权”运动在全国范围中蔓延开来。这场运动有其非常现实的一面：革命分子，以主要由学生、工人组成的小帮派和战斗队的形式，冲进各大行政办公室，包括市政当局和党的办公室，在一种伴随着暴力与破坏的狄俄尼索斯式的混乱中，他们赋予了自己一种全新的“权力”。 常常，过去掌权的保守派要被“示众”，而这“示众”的过程绝非什么和平的仪式。官僚主义者，或有官僚主义嫌疑的人，要戴上高帽子，和一块写有罪状的牌子;他必须低下头，任人拳打脚踢，甚至更甚。这些驱邪仪式是众所周知的革命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围观群众明白，以前大家默默忍受这些老余孽的趾高气扬，从现在起他们要接受人民的唾弃了。在中国共产党人1949年得胜之后，他们就曾在农村里四处组织过类似仪式，让这些过去的大地主、这些“地主恶霸”抬不起头来，让全中国几个世纪以来都做牛做马的贫下中农都知道，世界这个已经“翻天覆地”了，从现在起他们将成为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
然而，我们应该注意这个事实，从二月往后，“公社”消失了，因为“公社”这个用词标示着新的地方政权，因此被换成了“革命委员会”这种表达方式。这一变化无疑不可小觑，因为“委员会”一直是省或市政当局党机构的名号。于是我们将看到一场浩浩荡荡的运动把新的“革命委员会”安插进各个省份。很难说清，这些委员会究竟是纯粹简单地取代了可怕的旧“党委”，还是复制了旧“党委”。
事实上，这个名字的暧昧性显示出委员会实为政治斗争的不纯产物。对于当地革命分子来说，这是在旧的领导干部已经被基本清理完毕的情况下，用一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来取代党。对于步步为营的保守派来说，这是在做样子批判一番后，把当地干部重新安排回原位的途径。而中央委员会通过一遍遍重申党的绝大多数干部本质上还是好的，同时鼓舞了上述两者。毛主义的国家领导们精简人数组成了一个非常小的“中央委员会下面的文革小组”，组里只有十几个人，对他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一次给革命组织(“夺权”运动)论功行赏、以及让反对者闻风丧胆的机会，与此同时自始至终保持权力运作的一般架构，而这在他们眼里始终是党而且只能是党。
逐步推行的口号将统一放在了第一位。比如有“三结合”的说法，其意思是：把新加入的革命分子、完成自我批评的老干部、军人，以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在委员会里结合起来。还有“大联合”的说法，意思是当地各革命组织停止对抗(有时候是武斗)，联合起来。这种联合实际上反映了高压政治的不断升级，包括对讨论内容的限制，以及越来越严格地限制围绕某个新发想或信仰来自由结成组织的权利。但如果不这样做，要不就是让局势一步步滑向内战，要不就是让镇压机器来收拾下场。这一争论几乎从1967年的年头持续到年尾，从各方面来讲，这都明显是决定性的一年。
武汉事件
这段1967年夏天的事件尤为有趣，因为它展示了一场革命发展到最高潮时所具有的所有矛盾，而这最高潮当然也就是它开始走下坡路之时。
1967年七月，在保守派军队的支持下，官僚主义的反革命行动占领了武汉这个工业大城市，城里至少有五十万以上工人。实权掌握在一名军官手上，他就是陈再道。的确，五月、六月之中，有两大工人组织相互对抗，造成许多人伤亡。第一个组织称作“百万雄师”，实际上有军队在背后撑腰，并和当地干部与旧工会关系密切。第二个组织，是一个少数派小组织，被称作“钢派”，坚决走毛主义路线。
中央领导，担心城市被反动势力所掌控，于是派公安部部长去现场主持工作，同行的还有中央委员会文革小组一名非常著名的成员，他就是王力。王力因为对自己的左派倾向直言不讳，而在红卫兵中拥有很高的威望。他早已声明过有必要对军队进行清洗。王力受命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要求支持“钢派”造反小组，这也与他对广大干部、尤其针对军人发表的直接讲话相一致：“要在运动中提高分辨无产阶级左派的能力，做好支左工作(译注：原话翻遍了没查到)”。就连周恩来自己也扛起重任，充当两派之间、两大互不相让的革命组织间的仲裁人，为此，他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接见着来自省里的各大代表。“大联合”的进展、各个“革命委员会”间的统一、在具体情况中分辨哪些人属于“无产阶级左派”——这一任务已经越来越让人迷惑和充满暴力了，很大部分都要归功于他的工作。
他们到达的那天，中央来的代表在当地的市体育馆(译注：经查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体育馆)同造反组织召开了一次大会。革命的热潮冲到了最高点。
我们可以看到，革命活跃期的所有演员都各就各位了：保守派干部和他们不可小觑的动员能力，先是动员农村(来自乡下地方的民兵将加入对红卫兵的镇压，然后在1968年的转折点之后又开始帮助镇压造反)，但同时也动员工人，当然还有行政机构里的人;由学生和工人组成的造反组织，他们全靠自己的敢作敢为，以及中央毛主义小组的支持，来占领上风，尽管如此他们通常还是属于少数派;军队，他们不得不选边站;还有中央的力量，他们在尽力按照目前的局势来调整他们的政策。
在一些城市里，把这些演员们绑在一起的局势是非常紧张的。尤其是在广东，没有一天看不到针锋相对的组织间的武斗。军队决定在当地抽手以示清白。当地军官借口“十六条”通知里面说运动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于是他们仅仅要求在街头巷战开始之前，参加武斗的人签署一份“为革命打架声明(译注：查不到原话)”。唯有对后备部队的调动是被禁止的。结果造成了那个夏天有数以十计的人死去，广东也不例外。
在这个背景下，局势在武汉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7月20日早晨，百万雄师的突击队在军方部队的支持下，占领了战略要地，并对全城的造反派进行政治迫害。其中一次进攻冲击了中央代表所下榻的旅馆。一支小队抓住了王力和几个红卫兵，把他们一顿臭揍。这个情况的讽刺性在于：现在轮到王力这个“左派”被拎出来“示众”了，他这个曾经到处说别人是修正主义的人，现在脖子上挂了块牌子，上面正写着“修正主义”!公安部部长被锁在自己房间里。曾经是造反浪潮中心的大学和铸钢厂，现在被坦克掩护下的武装部队占领了。然而，当消息传开后，军方的其他部队却站在了相反的一边，反对保守派及其领导陈再道。“钢派”组织发起了反攻。革命委员会遭到拘禁。几支小队想办法把王力救了出来，后者不得不穿过森林和荒地逃离这个城市。
无疑当时已经处在内战爆发的边缘了。唯有中央狠下心来整治，以及各省军队放出坚定声明，才能改变这一局势的走向。
从这类事件中我们能获得什么教训?鼻青脸肿的王力，北京在第一时间把他当做英雄来欢迎。毛的老婆兼伟大的造反派头头江青，热情地表扬了他。7月25日，林彪召开百万人群众大会支持王力。极左派相信自己时来运转，于是要求在军队里进行大清洗。也正是在这个八月，到处贴满了声称周恩来是右派分子的大字报。
但这些都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确，在武汉，人们被强迫支持造反派，陈再道也被卸了职。然而两个月之后，被一脚踢出领导小组的倒是王力，而军队内并没有进行明显的清洗，周恩来的重要性只有越来越加强，而秩序的回归也天然地在对抗着红卫兵和某些造反工人组织。
现在我们清楚了人民军队在中国党-国内扮演的的支柱性角色。军队在革命中起到的是维稳的作用，上面要求军队支持造反左派，但决不允许有任何兵变的苗头，因为这会招致大规模的内战。所有想走内战道路的人，都被一点一点地灭掉了。但是和军队的协议，本身也会让江青生出挥之不去的疑心，就连毛似乎也是这样疑心重重。
事实是，文化大革命到了这个阶段，毛开始希望在造反派队伍、尤其是工人中间宣扬统一了，派斗的风气和红卫兵的气焰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开始让他害怕了。1967年九月，毛在武汉巡游之后，发表了“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口号，这句话对于那些会“领会”的人来说，意味着首先，造反派和保守派组织之间有激烈的矛盾，其次，对于这些矛盾必须要做个了结了，要卸掉他们的武装，镇压机器将夺回对于暴力的唯一法定使用权，让政权回归稳定。从七月开始，虽然很多证据表明毛依然不改斗争和造反精神(他仍然用明显高兴的语气说道，“天下大乱了”，以及“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但他确实在担心派系之间的战争，于是说“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要很好的领导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他指责左派，说这是“形‘左’实右”;而最主要的是，他对以下情况开始不耐烦了——自从一月份上海夺权运动以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中泛滥出来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却破坏这个形势。”
工人冲进大学
1967年夏末，运动开始走下坡路，到了1968年二月，保守派认为是他们反扑的时候了。毛和他那伙人仍然处在警戒状态。他们发动了一场运动，抨击“二月逆流”，并且重新加强对革命团体的支持，巩固对于新的权力机构的建设。
与此同时，大学再也不受敌对分裂派的钳制，一是因为回归秩序的大趋势，二是因为即将到来的全国代表大会有义务交出一本轧平的革命功过帐(事实上，这次大会将在1969年初召开，会上进一步巩固了林彪和军队的权力)。典型先要竖起来，同时还要始终避免最后一批红卫兵受到完全冲击，这批红卫兵集中在北大校园里。最后施行的决策是非常惊人的：数以千计的工人奉命有组织地进入大学，以便不动用任何武器地占领北大，卸下两派的武装，向学生直接宣告工人的权威。正如领导团体日后会说的那样：“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并且永远领导学校。”这一事件是这整段时期中最令人震惊的一件，因为它赤裸裸地提出了，暴力和无政府的青年力量需要一个高于他们的、“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权威来领导他们，而不仅仅是公认的机构领袖来领导，甚至不能以机构领袖为主。而更令人惊讶也更戏剧性的是，学生居然对工人开火了，有人死伤，最后毛和他的小组领导将和最知名的几个学生头头坐下来谈话，其中尤值一提的就是蒯大富，他是北大红卫兵的核心领袖，在全国都享有声望。有一份重誊本记录了顽固革命青年与老领导之间这场面对面的谈话。我们可以读到，毛对青年间派斗的风气表达了深深的失望之情，同时也对他们残留着一份政治上的友谊，还有一份寻求解决办法的愿望。我们能清楚看到，毛派工人去，是不想局面沦落到“军事管制”的下场。他本来是想保护那些青年人的，毕竟他们是他最初的同盟，亦是他们将热情与政治创造传播了出去。然而毛同时也是党-国里的一员。他想要革新党-国，哪怕这革新的过程将充满暴力，但他绝没打算毁掉它。他深知最后，凭借着文化大革命公认的领导力，他只要把最后一小撮年轻造反“左派”的前哨站收回麾下，他就完成了对最后的边缘左派与任何不在阵线中的人的清算：一条政党重建路线。他知道这点，但他没法强撑到那个时候了。因为在国家的存亡面前，他没有——任何人都没有——都无法做它想，也因为绝大多数人民，在经过了兴奋又极度累人的两年后，想要国家能好好过下去，并且希望上头能发句话，让他们知道国家不会散，如果有必要的话，动用武力也未尝不可。
个人崇拜
我们知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用很多惊人的方式来表达对毛的崇拜。不仅仅有巨大的雕像、“红宝书”、在任何情况下都喊毛主席万岁、歌颂“伟大舵手”的歌，还有全国上下对于毛语录空前绝后的狂热，好像毛写的东西、说的话是一块万能膏药，就算碰到种番茄、或者交响乐团里要不要用钢琴这种问题，也可以药到病除。令人惊讶的是，正是那些最激进的造反派、那些和官僚秩序界线划得最清的人，把态势的这一面推到了最极致。尤其是，正是他们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一准则，正是他们宣称人们哪怕理解不了这一思想，也必须绝对服从这一思想。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声明是完完全全反启蒙的。
我们必须补充一点，由于所有相互冲突的的派别和组织都在拿毛泽东思想当枪使，那些话，随便你正说反说都说得通，结果说了就像没说一样，剩下的唯有换着法儿地一劲引用毛的话，而怎么解释这些话却始终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顺便点评两句。一方面，这种忠诚，以及这种各执一见的解释，在既有宗教中是非常常见的，我们也不例外，他们不该被看作在犯病，而是恰恰相反——当然伟大的一神论就这一点而言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与最近的历史中，这些一神教里的人物为我们各国所做的贡献相比较，不论是谁，不论是虚构人物还是神职人员，显然都比不上毛为他的人民所做的贡献，毕竟他同时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西方”势力的猖狂殖民、一扫农村封建、制止了前资本主义的洗劫，解放了人民。另一方面，对于伟大艺术家的神化，包括美化其生平，在我们的“文化”实践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我们很注重把这个或那个诗人描写得纯洁无暇。如果政治，如我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真理的过程，就像诗歌可以做到的那样，那么神化政治创造者比起神化艺术创造者来说，既不会更妥当，也不会更不妥。而全面来看的话，也许还更妥当一些，因为政治创造大概更少见一些，无疑也更冒险，而且是更迅速地传达给所有人的，尤其是传达给那些其政治力量通常被无视的人——例如1949年以前的中国的农民和工人。
然而，所有这些都无法免去我们弄清楚这个政治崇拜中的特殊现象的义务，这一现象在共产主义国家和党派中是一个不变的特征，并在文化大革命中引起了大爆发。
按照通常观点来看，“个人崇拜”是与这一论点紧密相关的，按照这一论点，党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是政治活动支配性的源头，是正确路线义不容辞的守卫者。正如三十年代人们说(译注：其实这句话最早是1924年托洛茨基在党内受到排挤后打圆场时说的)，“党永远是对的”。问题是没有什么可以担保这一代表，也没什么可以担保这种夸张的确信是有任何理性依据的。作为这种担保的替代品，捧出“一个代表的代表”就成了当务之急，他必须是独一无二的，且正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才恰恰拥有了合法性。最后，一个人，单单一个人，开始以那种迎合传统大家对天才人物向往的方式，象征起了这个更高层次的担保。顺便说一句，虽然我们在艺术领域中受过很多天才论的教育，可当这种天才论出现在政治领域时，我们却感到如此反感，这一现象是非常有意思的。在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间，对于共产党来说，天才人物只是一个典型、一个固定点，用来驱散对于党的代表能力的怀疑。比起相信一个党组织的正确和纯真来说，相信一个遥不可及又高高在上的人的公正和智慧，要容易得多，毕竟那个组织在地方上的小领导是个什么做派大家都看在眼里。
在中国，问题甚至要更为复杂。确实，在文革期间，毛与其说是作为党的代表能力的化身，倒不如说更是作为一个在党自身内部辨别“修正主义”并与其做斗争的代表人物。是他说，或者允许别人以他的名义来说，在共产党内部，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仍然很活跃。也是他鼓励造反派，后者传播了“造反有理”这句口号并且煽动骚乱，而当时正是他被推选为党主席的时候。从这一方面来说，很多时候对革命大众来说，与其说他是一个确实存在的政党之担保，不如说他独自一人，成为了一个仍待到来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化身。这多少有点像是他身上的独一性在报复把他当作代表这件事。
最终，我们应该主张，在革命政治活动的领域内，“毛”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名字。一方面，他是党-国头一号人物，是其无可否认的主席，他作为军事领袖和政权的奠基者，手握共产党的历史合法性。另一方面，“毛”在党内，是一个无法被削弱为国家官员的名字。在号召青年人和工人起来造反这件事上，无疑印证了这一点。然而在党自身的合法性结构中，这点也是真的。确实，经常是通过在当时尚属少数派、甚至是不同政见的决定，毛从而确保了——让中国共产党员在1920年至40年代获胜时期的那段最最独特的政治体验(对苏联顾问的怀疑、对起义模式的抛弃、“农村包围城市”、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等等)——得以延续下去。在所有方面，“毛”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名字：他是掌权的造反派，是受到考验要去无上限搞“发展”的辩证学家，是一个希望自己能战胜自己的党-国的化身，是鼓动人们不要服从当局的军事统帅……对他的“崇拜”，正是由于这些矛盾，而拥有了一个疯狂的表象，因为主观上他既拥有对斯大林模式那种煌煌盛世的喜爱，还拥有所有想像过去一样造反的革命青年的热忱，那些青年不满足于当下存在的事态，想要进一步迈向真正的共产主义。“毛”既代表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代表了“毁灭社会主义”。
最终，文化大革命，哪怕在它最僵的僵局里，也在见证着，要把政治活动从禁锢着它的党-国模式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是毫无可能的。它是一段无可替代的渗透经历，因为这样一个想要寻求新的政治道路、想要重新发动革命、想要找出工人在社会主义这种形式条件下搞斗争的新方法——的强烈愿望，由于公共秩序和不愿内战的理由，也由于党-国的一般框架，而面临维稳的压力，最终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我们知道在今天，任何闹解放的政治活动，都必须结束一党或多党的模式，以此来表明他们的政治事业是“去党”的，与此同时还表明他们不会落入无政府的状态中，而无政府仅仅意味着无用的批判，要么就是共产党的叠加，或是共产党的阴影，就如同黑旗也不过是红旗的叠加或阴影罢了。
尽管如此，我们欠文化大革命的仍然太多。因为，在当下这个时代，文革无疑是最后一场仍与阶级主题和阶级斗争相关联的革命了，与党这一主题的盛大而勇气可嘉的渗透紧紧相连，我们的毛主义在这样一个时代将成为一场重大变革的回忆及其名字。并且，如果没有这一变革，或者如果没有人再忠于这一变革，那就什么都没了。
文化大革命简要年表
1.前期背景(从“百花齐放”到“黑帮”)
1)“百花齐放”运动(1956年)。1957年六月，这场运动变成了对于“右派知识分子”猛烈告发与迫害，这些知识分子日后常被称为“牛鬼蛇神”。1958年五月，“大跃进”发动，1958年八月，“人民公社”开始。1959年八月，彭德怀(国防部长)因批判集体化运动而被罢免。林彪继任。
2)1961年起，经济上的唯意志论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开始引起重视。中央委员会决定“重新调整”目标。刘少奇取代毛泽东成为共和国主席。1962年至1966年间，刘的著作在中国卖出一千五百万本(译注：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后来被打成“黑修养”)，相比之下毛仅六百万本。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发表历史剧《海瑞罢官》(影射罢免彭德怀一事)。1965年九月，在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毛要求对吴晗进行批判，但没有成功(译注：其实就是彭真没有理他)。于是毛去了上海。
2.开端(从姚文元的文章到“十六条”决定)
1)在毛的老婆江青的帮助下，姚文元在上海发表了一篇抨击吴晗的激烈文章。目的是要打击北京市长彭真，他被认为是“黑帮”的头头。1966年一月、二月中，首个“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用以审判吴晗一案，矛盾的是，这个小组倒是派彭真领衔的。该小组(人称“五人小组”)发出了《二月提纲》，这份提纲本身无关紧要，主要是为了对已经开展的批判加以适当限制。
2)与此同时，在林彪与江青的支持下，另一个小组在上海成立，该小组召开了一次“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座谈纪要被报送隶属于中央委员会(最高权力机构)的中央军委。党内分裂看来已成定局。
3)1966年五月，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上提出重新设立“中央文革小组”，并在一份统领后续事件的纲领性文件中对彭真小组进行了猛烈批判，该文件被称作《五·一六通知》。文件表示，必须“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到5月25日，北大七名学生(译注：据查实际是以北大哲学系党支部书记为首的七人，教员为主)贴出大字报抨击北大党委书记。学生真正开始被动员起来了。
4)毛离开北京。中央派“工作组”前往北大，以求控制运动局面。在五月底至七月底之间，也即所谓的“五十天”(译注：毛说这是刘少奇搞的白色恐怖的五十天)中，“工作组”的大力管制效果卓著。
5)7月18日，毛回到北京。废除工作组。从8月1日起至8月12日，中央常委召开“扩大”会议。这和原定计划并不相符(译注：原定计划会期五天，结果第四日毛在扩大会议上翻脸，会期因此改变)。林彪动用军队把一批常委成员拦在外面，而让一批来自学生界的革命分子出席。毛主义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总算获得了多数支持。毛公开支持北大贴大字报一事。7月9日毛检阅群众(译注：此处疑为有误，一是时间回跳了，且就算是7月9日毛也是在接见亚非作家，有记载说大会结束后，百万群众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可能指的是毛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但那也是8月18日的事情了，换算成农历也是七月初三……如果是8月9日的话倒是十六条刚发布，但是好像也没有群众的事啊)革命的政治纲领：“十六条决定”颁布。决定中特别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也就是说，对于来自学生群体的自发创新，不会予以任何压制。
3.“红卫兵”时期
1)截止8月20日，来自各个高中和大学机构的名为“红卫兵”的激进团体，在城市中蔓延开来，誓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尤其是，又一波对知识分子和教授的残忍迫害袭来，他们再次被视作“牛鬼蛇神”，就连毛也亲口这么称。红卫兵借着“大串联”提供的免费火车，一批接一批以浩荡之势聚集在北京。对于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见诸大字报、传单、漫画和小报……
2)十一月起，因红卫兵干涉生产而导致的政治事件首次出现(译注：11月16日，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50多名学生到北京第一机床厂串联遭到拒接，学生强行进厂与工厂发生冲突，陈伯达出面鼓励学生，从此红卫兵大批进入工厂)。反毛的人利用官方工会和农民民兵对抗革命分子，而这些革命分子本身就分裂成许多小派别(“派斗”)。暴力随处可见。
4.工人登场与“夺权”运动
1)上海地方当局因鼓励基于工人出身环境的各种“经济主义风”的要求，而引起了骚乱。尤其是这些尖锐问题：临时农民工的工资，以及奖金问题。运输部门罢工，学生团体四处受到冲击。1967年一月，一群红卫兵和“造反派”登场，这些人曾经依靠占领行政办公室和通信工具等等，组成过“工总司”。他们推翻了党委，决心建立“上海公社”。各个团体间进行了无数协商。工人团体占据了领导地位，而部队和国家的老干部仍然只占很小的比重。
2)1967年二月起，“夺权”运动在全国上下盛行起来。国家和经济出现严重混乱。这极不平等的政治化运动解释了，为什么把新的权力机构扶上台这一行为是无政府和危险的。一方面，罢免和“审判”老干部的之风吹得正劲，另一方面，与之相反，真真假假的“革命”群体的干部又一手遮天。利益分配与革命热情交织在一起。
3)中央的权力于都是集中在中央文革小组里了，一方面，是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另一方面，最终是林彪控制的军委。正是这一小组决定了新的政治力量的配方，该配方被称为“三结合”：三分之一来自“革命群众”的代表，三分之一经受住考验或者改正错误的党干部，三分之一解放军代表。革命“群众”组织必须首先在这些人当中联合(“大联合”)。这个新机构的名字是：“‘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首个此类的省级委员会于2月13日成立(在贵州省)。
5.动乱、暴力和各种派系
1)与此同时，对于刘少奇的批判开始出现在官方媒体上了(但仍然属于不点名批评)，天下变得没有一处太平的。暴力事件数不胜数，包括武斗在内，先是毛派分子打保守派，然后保安和武装部队轮流地打毛派和保守派，最后，毛派团体内部打了起来。群众组织频繁分裂。革命领导阶层也出现分歧。一派人想尽快把各个革命组织都统一起来，然后把委员会安插到每个地方，好让老干部都拥有一席之地。事实上，这派人马上就想要着手整党工作了。确实，周恩来，这个负责维持国家基本运作的人，是这派人里面最活跃的一个。另一派人则想淘汰掉很大一部分干部，将清洗扩张到行政机构、包括军队中。其中最知名的代表人物是王力和戚本禹(译注：前面说的对刘少奇最早的不点名批评，就是出自戚本禹写的《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
2)七月的武汉“720”事件把武汉地区、乃至全国都推向了内战边缘。武汉地方的部队公开袒护老干部及与这些干部相关的工人组织。王力，中央本来派他过去是想支持“造反派”的，结果他反被扣了起来，挨了一顿胖揍。事态已经到了需要外地部队介入的地步了。军队的统一于是受到了威胁。
3)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贴了出来。整个八月，无法无天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在广东。武器库遭到洗劫。每天都有许多人死去。北京的的英国驻华大使馆被烧。(译注：严格来说烧的是使馆的代办处，这一事件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被称为“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有必要交代一下其背景：当时受文革影响，香港一些人也起来造反，受到港英当局镇压，中国外交部于是对英国政府提出抗议，到最后大批造反派和群众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毁了办公楼和汽车。)
6.秩序初回归与革命严格来说的结束
1)1967年九月，毛在各省视察之后，决定支持“整党”路线。最根本的，他支持了周恩来，并且让部队职能有所扩展(哪里有派系无法握手言和的，哪里就发动“军事管制”)。极左派团体(王力)从中央权力机构里被剔除。人人都要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而且通常是在军队的领导下(译注：即是说由军宣队领导)。口号：“要支左，不要派斗”(译注：原话不详)是基于毛泽东一份报告中的声明：“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2)在许多地方，这种矫正工作变成对于红卫兵、乃至造反工人的猛烈镇压，很多人还趁机进行政治报复(作为对“二月逆流”事件的报复)。结果，到了1968年三月底，毛又开始号召大家闹革命了：必须保护革命委员会，既不要怕乱，也不要怕派斗。
3)然而，这是最后的“群众”争斗了。中央决定端掉学生造反的最后堡垒，因为这些造反经常沦为两派之间的流血冲突，同时还要避免直接的军事管制，至少在北京要避免。工人小队被送进各大高校。文革的中央小组接待了最出名的一些“左派”学生，这些学生真刀真枪地抵抗前来的工人。结果这场对话不过是各说各的，谁都没有把对方的话听进去(最臭名昭著的“造反”学生，蒯大富，将被逮捕)。
4)“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一指示，为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划上了句号，并以“斗、批、改”为名，开启了全面整党的新阶段。无数的青年革命分子被送往农村或边防军营。
7.余波
1)1969年四月，中共九大召开，会上通过了强制性恢复秩序的决定，而这主要由林彪指挥的军队(占到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百分之四十五)来负责安排。
2)这一段极度压抑的军管时期，导致了党内新的激烈对抗。林彪于1971年被灭(也许是被暗杀)。
3)一直到毛死前的这段时间，可谓又漫长又复杂，其间以两派间没完没了的冲突为主，一方面是邓小平和许多在周恩来的保护下重新出来做事的老干部，另一方面则是“四人帮”，说到文革首先想起的就是他们(姚文元、张春桥、江青和王洪文)。
4)1976年毛一死，四人帮就被逮捕了。邓接过交椅，掌了很久的权，而他功绩主要是他对于资本主义方法的移植(在文革期间，他被称作“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有就是没让党-国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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