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开始就出现、到结束也无法制止的斗争转移
十六条的第一条《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写到——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从这个提纲挈领式的第一条可以看出，文革想要达到的目标是比较多的，包括：1、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改革教育；3、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4、“破四旧”，改革文艺及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在实现第二个、第三个和第四个目标时，也会遇到抵抗，但这种抵抗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清除的。最大的抵抗，就是来自于本次文革最主要的目标，即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因着这个目标是如此明显地有指向性，自然也遭到了党内当权派自发自觉的抵抗。
也正是由于文革除主要目标外还有不少附带目标，使得这种抵抗变得比较容易，斗争转移也因此比较容易。
斗争转移的方式，部分在“四清”时就使用过了，比如说“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除了这个手段外，还有诸如打砸抢、挑起群众斗群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血统论、形左实右等等手段。而“十六条”里对“抓革命促生产”的强调，则让某些志在转移斗争目标的人看到了一个“瓷器”，也看到了为了保护瓷器，猫儿放过老鼠的可能。实际上，这也使得在整个十年里，运动呈现出间断态势，同时也并没有完成文革的主要斗争目标。
文艺界不是双方斗争的主战场，但每次运动必然文艺先行。文艺、文化界批判的转移似乎也有迹可循，但我不是非常肯定，也希望大家指教。
《海瑞罢官》被目前研究者视为文革在文艺批判方向的肇始，但我看过姚文元的文章，也分析了当时上海的情况，更倾向于认为姚文元对吴晗该剧的批判并非江青或张春桥授权的，当然，这个问题目前我还看的不是很清楚，准备留到以后章节细论。
《人民日报》对《海》剧的批判在1966年3月12日之前，都是正反两方面的文章皆有，比如说最后一篇比较中立的文章的，是3月12日的孙光萱、刘钝文写的《一分为二看“清官”》（孙是文革时期上海“鲁迅传编写组”的，在前段时间和余秋雨就“写作组”的事打过笔墨官司）。随后，《人民日报》和北京的报纸不仅对吴晗的此剧大开杀戒，且批判扩大到邓拓、廖沫沙、翦伯赞等人，而上海的《文汇报》则在66年4月11日依然刊登了杨复武的《应该肯定海瑞是清官》。在4月11日后，《文汇报》开始大量转载《人民日报》批判文章，而《人民日报》的批判在3月19日就已经开始升级。对此的解释有两种：或者《文汇报》的“宽厚”是为了“引蛇出洞”；或者，《文汇报》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从来就不是有组织的。如果真的是“引蛇出洞”的话，我们可能会非常奇怪地发现，赞同吴晗《海》剧的，除了一个年轻人被枪毙外（这个年轻人是如此地有名，以至于现在成了揭露文革黑暗最“强大”的弹药，可惜他的死，我认为与《海瑞罢官》无关），其他人不过是进了毛泽东女儿也进过的“五七干校”。
3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关锋、吴传启的批判文章《评吴晗同志的道德论》。虽然该文将吴晗依然称为“同志”，但在文中严厉地定义说，吴晗是“反社会主义的”。在3月25日后，对《海瑞罢官》和吴晗的批判不仅开始升级，批判范围也开始扩大。
那么，关锋、吴传启等人是不是江青等人的“打手”呢？
我在看这段时间的批判文章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在关、吴此文中有这么一段话：
“‘历史意义’和‘语源意义’区别开。这也就是说，语词、语言和它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那里所代表的意义，不是一码事。同一句语言，同一个语词，它的意义，它的社会内容，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那里，还往往是完全相反的。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在谈到共产主义道德，谈到共产党员要有坚定的立场，要无条件地热爱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曾经引用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毫无疑义，刘少奇同志引用范仲淹的这句话，只是利用旧有的语言资料。范仲淹所说的“天下”，是地主阶级的天下，是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而刘少奇同志引用范仲淹这句话，从上下文看来，明明白白，是说明共产党员应该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两者的阶级实质是完全相反的。有人用刘少奇同志引用了范仲淹的话，来论证共产党员继承了地主阶级的道德，那完全是歪曲和欺骗群众。我们要采用历史上形成的为人民群众熟悉的、今天还有用的语言资料，来丰富我们的语言，同时要坚决反对把语言资料的利用说成是继承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
如果关、吴是江青用来打击上至刘少奇，下至彭真等人的“棍子”，很难想象他们会在文中这样写刘少奇。随后我找了找资料，发现了师东兵的《李雪峰访谈录》链接出处。
李雪峰回忆道：
刘少奇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重点应该放在吴晗一类人上面，他们就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敌人。不管出现什么问题，不要转移了这个目标和视线，也不要分散目标，要让广大群众和吴晗、廖沫沙、邓拓一类的黑帮划清界限，明确政策。”
李雪峰的访谈我也不敢轻易采信，因为坊间流传的他的回忆录，也有不少问题，如对柯庆施活动时间记忆有误。在这里拿出这个访谈，只是提供另一个可能。
不过，在8月8日后，对文艺界的批判里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主题批判几乎看不到了，有也是在对周扬“国防文学”，也即“全民文学”的批判里的附庸罢了。
斗争转移最明显的，是打砸抢，这方面的回忆录非常多，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主要死亡事件的发生时间，如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的死亡，即发生在8月5日，而主要打手，为当时年方16的北师大女附中学生邓榕。
打砸抢还表现在对“破四旧”的歪曲理解。在“十六条”里，明确地把“破四旧、立四新”定义为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也就是说，破和立都是在意识形态上的。但在8月23日《人民日报》的报道中，“破四旧”被曲解成了“砸老牌子
”——“‘全聚德’烤鸭店的革命职工在北京二中、十五中、六十三中‘红卫兵’的鼓舞下起来闹革命，砸掉挂了七十多年的‘全聚德’三个字，正式换上了‘北京烤鸭店’的新招牌。”
在北京的代领下，其他城市也纷纷出现打砸老店、破坏文物的现象。相比而言，《人民日报》的报道谨慎得多，也因而有了更多饰非的可能。我们的报纸里，看不到太多打砸抢，只看得到少许痕迹。
应该公正地说，“十六条”定义不细也给了打砸抢一定的借口。虽然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战略性文件，“十六条”不需要也不可能细致地规定所有细节。而且对于成文法规，是一定不可能做到逻辑内洽的同时包罗万象的。如果某些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找漏洞就是为了转移目标，总是可以找出来的。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和“形左实右”，是文革初期最常用的手段。其实在文革纲领尚未成型、文革意图刚刚透露的5月底就出现了，即派驻工作组。派驻工作组有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呢？目前的回忆录大多认为毛泽东是认可了，大多认为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向《人民日报》派驻工作组，和同时向北京大中学校派驻工作组是得到毛泽东首肯的，但在12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的江青于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则不支持这个说法：
“她在谈到派工作队的问题时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队这个形式是错误的，他们的工作内容尤其是错误的！他们不是把斗争锋芒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反动的学术权威，而是对准革命的学生。斗争的锋芒对准什么，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我们的毛主席早在今年六月间，就提出过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队的问题，可是有的同志没有请示毛主席，就急急忙忙地派出去了。但要指出，问题不在工作队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队，依靠原来的领导人进行工作，也同样犯了错误。也有一部分工作队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没有犯错误的。这就可以说明，问题究竟在那里。”
从江青的发言可以看出，至少在6月，毛泽东依然不知道派驻工作组的事，也不支持派工作组。
工作组在文革期间激化了矛盾，很多老师、学生对立，已经学生之间的争斗都发生在工作组进驻期间。
由于“十六条”里明言“抓革命是为了促生产”，因此搅乱生产也成为转移斗争的主要手段。从8月9日后的一系列社论、新闻报道要求各行各业必须抓革命促生产，必须搞两套班子，不能让生产停滞，就可以想见当时的生产其实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了。
生产受影响可以归咎于对文革的抵抗和斗争转移，自然也可以归咎于文革本身。第二种观点即为目前的主流观点。在此我必须标明态度，也是我理解的文革发动者的态度——生产是为了大众百姓的福祉，如果没有对生产关系和对分配原则的确定，则只会导致生产发展的成果被少数人霸占——金条真的是有高尚和龌龊之分。
至于对文革主要目标，即“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目标的抵抗，则表现得更明显了，在1966年年底和随后数年，以及文革后的清算时期，这个抵抗表现为对造反派的仇恨——其实红卫兵只是泼向文革的污水，当权派最恨的是造反派，而不是红卫兵。这也可以从运动中和运动后个人际遇和命运中看出来。
文革中出现的问题，大多可以在斗争转移中看到。这是否也说明文革的目标过于庞大，以至于最后不得不遭遇部分失败呢？
文革是否失败了？我认为只是部分失败：
因为文革想要达到的目标很多，所以即便某些失败了，也至少有部分目标达到了。
中国成为工业国，就是文革目标之一。在文革结束时，一个独立自主的、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也确实形成了。这样的体系，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有，即美中俄。目前俄国还在去工业化，美国也在去工业化，只有中国的工业体系是完整的，这是文革的功劳。
文革还有一个目标，即改变教育体制。在文革前，中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以文科为主的，文科生占7成甚至更高。但文革结束后，很显然理工科教育成为重要甚至是主要组成部分。还有就是学制要缩短。文科前中国人民大学本科要学5-8年，清华本科6年，后来至少这个目标实现了。
另外，文革的“破四旧”被很多人诟病，因为不少人有意歪曲了“破四旧”的本意，即意识形态革命。经过文革后，不管支持的还是反对的，都必须承认，中国成为一个唯物论、辩证法最普及的国家，这种普及甚至到了我们自己都察觉不了的程度。同时，中国百姓也是最讲方法论的，这一切，都是中国未来崛起的底气，也都是文革的功劳。
文革最大的失败，就是资本主义的复辟，但文革至少种下了种子。
六：两个北京四中学生的回忆
余汝信在编辑红卫兵“创立者”之一宋柏林的回忆录时，这样写道——
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莫文骅中将，好写回忆录。他１９６１年底公开出版的《回忆红七军》及１９６４年内部重印的《红军第七军简史》，均提及红七军诞生不久、战斗正酣之时，红七军政委邓小平“即经龙州出越南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此一表面看来没有什么不妥的表述，却引致了已为中央核心领导的当事人相当不快。１９６５年３月，军委办公会议奉命宣布：撤销莫文骅的院长职务。调总政保卫部部长蔡顺礼中将任政治学院院长，原副院长孔石泉中将改任新增设的政治学院政委，调中共海南军区党委书记、军区第二政委宋维轼少将，也就是柏林的父亲，到京任政治学院副院长。
这一“利用回忆录诽谤中央领导”的事件，不像李建彤的《刘志丹》“利用小说反党”案般为人所知。今天，除却极个别还在世的当事人外，想必已很少有人能记得起来。不料近些年莫文骅又出版了他的新撰回忆录，上述邓到上海事，自然就只字不提了，而１９６５年初遭撤职，被描述为是林彪要和他“摊牌”，整他。然而后文却又写道，１９６６年８月，叶帅电话告诉他：问题可以平反了。不久，经毛泽东批准，总政决定，撤销原来对他的处分（《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版，页６７６－６７８）。
稍为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１９６６年８月正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时。林彪在这次会议上被决定为党内第二号人物，而莫文骅得罪了的邓小平，正受到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严厉批评。如果按莫文骅所认定是林彪整他，为什么正当林彪地位冉冉上升之际，他反倒可以平反了呢？
可见，回忆录通常很有些不太可靠之处，尤其是当今一些名人回忆录。几乎无处不在的“选择性记忆”，使回忆录往往极容易隐瞒了些什么，或又编造了些什么；可能随某种需要删除了些什么，或又增添了些什么。不知不觉，使人堕入了浓浓的历史迷雾之中，以为真实，却为虚假。
这其实也是我对回忆录的看法。我的这个附录里之所以选择了两个北京四中中学生的回忆录，只是给大家提供另一个视角罢了。是否真实，有多真实，得靠大家来判断。
在1966年的北京，最风光的不是大学——虽然清华大学的风云人物中也有陈云之子陈元，贺龙之子贺鹏飞，刘少奇前妻王前所生的女儿刘涛，人大副委员长刘宁一之女刘菊芬；也不是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虽然清华附中有时任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委的宋维栻之子宋柏林，胡耀邦之子胡德华，七级部某分部政治部主任、“小干部”卜文达之子卜大华。北大附中也有红十字会副会长彭炎之女彭小蒙（现在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肖梦）——而是北师大女附中，和北京男四中。
在当时著名的北师大女附中就读的，有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刘少奇之女刘婷婷，邓小平之女邓榕，陈云之女陈伟华，刘仰娇的女儿刘进，还有现在的名人吴晓灵、马德秀等等。其中宋、刘、马、邓等人，对卞仲耘之死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北京男四中就读的，有刘少奇之子刘源，还有现在非常出名的马凯、孔原之子孔丹，秦力生之子秦晓，北京公安局副局长之子李三友，总后副部长唐天际之子唐双津，薄一波之子薄熙永、薄熙来、薄熙成，彭真之子付洋、付亮，徐向前之子徐小岩，张爱萍之子张品，杨成武之子杨东明，张国华之子张小军，阿沛阿旺晋美之子等等。
我们并不吃惊地发现，这上面有很多名字在现在如雷贯耳。对此最厚道的解释是——风云际会，自然英雄百出，当年的湖南第一师范，不也出了很多名人吗？不过，他们怎么能和湖南第一师范的名人比呢？难道他们现在风光，是因为在文革时出风头多，或者让别人吃苦头多？所以，我们不得不阴暗地猜测，他们之所以接班，是因为他们是红二代。
在北京四中还有两个身世不那么显赫的学生，这里收录的就是他们的回忆录。
一个是大校的儿子刘辉宣，自称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原（这个尚有异议）；另一个是职员的儿子赵振开，他现在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北岛。
很明显，出身的不同也深刻地影响了两人回忆录的色调。在刘辉宣的笔下，一切都显得那么自得，那么神采飞扬，那么地真理在握，即便其回忆与“血统论”和打人有关。
刘辉宣在回忆录是这么说的：
“血统论”还是有它的复杂性。按理说“血统论”不符合党的政策，当然就是错的。而事实上却有另一套潜规则：“文革”前，出身不好的人学习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学问再大也发表不了文章，能力再强也担任不了重要职务。在这个意义上，“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过是用糙话概括了这潜规则罢了。历来就有用糙话阐释政治甚至哲学原理的传统，比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土不豪，无绅不劣”这类山沟版的马克思主义，都曾是中国革命的经典句式，“文革”中的“造反有理”也是这套话语的滥觞。
这口号难道真的要欺负那些“反动派”的子女吗？不。所谓“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老实着呢，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历练，他们早就学得乖乖了。刨根问底，这口号是冲着另一帮人去的，他们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他们代表着国旗上的两颗星星，即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其实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当时我们管人家叫作“小职员”、“小市民”。他们历来从未在政治上被欺负过，却在红卫兵手下遭了殃。
看到了吧？“血统论”的目标不是“黑五类”，而是不红不黑的“两颗星星”，小市民和小职员。
“血统论”在北京四中显然是非常有市场的
从一九六六年的七月到十月，关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口号，我们就辩论了整整三个月。一开大会人头攒动，风起云涌，几乎一边倒拥护“血统论”。蛮不讲理，拳头加叫骂，就是红卫兵的斗争方式。开辩论会表面上还挺民主，谁想发言都行。但上了台你得先自报“出身”。你要是说：“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贫农！”“我出身工人！”就会赢得一片掌声。如果你说：“对不起，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资本家……”那就甭想再说下去，“在“狗崽子”的叫骂声中被轰下台。还有一种情况，你自报好出身获得掌声，要是接着说：“但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那么“叛徒！败类！”的叫喊声照样会把你轰下去。
但在刘辉宣眼里，四中却是出奇的“理智”：
按理说，四中应该是个“阶级斗争”很激烈的地方，但情况恰好相反。“文革”中，四中的同学基本上分成了两派，而北京别的中学往往分成三派——“老兵派”、“四三派”和“四四派”。“老兵派”就是我们这帮人，以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为主。“四四派”以所谓出身好的学生为主，多是工人和普通干部的子弟。“四三派”则是以所谓出身不太好的学生为主，尤其是以“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为主，并非“黑五类”。而“黑五类”相当于“贱民”或“不可接触者”，无论哪一派都不想沾他们，不然就会被对立派抓住把柄。四中几乎没有“四四派”，只有“四三派”和我们“老兵派”互相争斗。但奇怪的是，高干子弟也有参加“四三派”的。有个高干子弟叫高中，是我们学校“四三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四中也有势不两立的派系争斗，但绝无你死我活，绝无往死里整人。四中的理性是全面性，最初体现在孔丹秦晓这些“老兵派”的首领身上，后来则被对立面接了过去，体现在“新四中公社”的核心成员身上。
虽然他们呼啸成群，惹事生非，特别是在群众面前瞎折腾，展示优越感，引起极大的社会反感。他们一边与“中央文革”对抗，一边和普通群众叫板，丧失了最起码的纪律性。
但刘辉宣却自辩到：
在四中，我可能是打人最凶的一个，但做为四中的学生，我也坏不到哪儿去。
和刘辉宣的回忆录相比，早已功成名就的赵振开，在回忆时却忍不住地流露出骨子里的怨恨和谦卑。
刘辉宣眼里天堂一般的四中，在赵振开眼里却让人非常不自在：
说实话，整个学校气氛让人感到压抑，又很难说清来龙去脉，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比如衣着，简直朴素到可疑的地步：带汗碱的破背心、打补丁的半新衣裤，露脚趾头的军用球鞋。可尽人皆知，四中是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
现实的优越才能造出感觉上的优越，这就是“血统论”的土壤
有一天在教室，同学的装束让我大吃一惊。他们摇身一变，穿上簇新的绿军装，甚至将校呢制服，脚蹬大皮靴，腰系宽皮带，戴红卫兵袖箍，骑高档自行车，呼啸成群。让我想起刚进校时那莫名的压抑，原来就是优越感，这经过潜伏期的传染病终于爆发了。
1966年底，“血统论”就被中央文革批判，但“血统论”透过几千年的历史，很有威力地照在那时，和现在，的大地上。即便在文革中，与“血统论”的斗争也失败了，“血统论”其实就是“当权派”之所以有资格执政，“红二代”之所以有资格接班的不证自明的公理。赵振开回忆道：
1968年春，学校来了几个不速之客，直奔原校长室小院东侧尽南头的“革委会教育革命办公室”，门口还挂着“中学红代会作战部联络处”的牌子——这里也是北京中学“四三派”唯一的常设机构。
他们是北师大学生，因持有中央文革小组的介绍信而显得骄横，把桌椅弄出声响。此行目的嘛，是为了调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的高考制度，即旧高考制度如何打击工农子弟，保护黑五类子弟。
曾主管高考的前教导主任屈大同应声而至，诚惶诚恐，但他心里有数——“文革”快两年了，什么阵势没见过。读罢介绍信后沉默片刻，他悠悠叹了口气说：“恐怕我得让你们各位失望了。”事实是，四中高考升学率在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但同在分数线以上，往往是出身不好的被筛选下来。他说：“告诉你们，每个学生的档案袋正面是张表格，表格右上角就是中学政审意见，只要建议不录取，考出大天，也上不了大学。”
屈大同本人就是国民党少将之子，熬到名校教导主任，深知其中奥秘。见来访者满脸惊色，他更加得意：“给你们举个例子，知道钱伟长是谁吧，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兼教授，也是个大右派。他儿子钱元凯就是由于政治鉴定不合格，成绩再好也没用，哪个大学都没录取。这就是党的阶级路线。”
屈大同是钱元凯的高三班主任，曾对他发誓说出身问题绝不会影响升学。于是钱元凯报考了清华大学，虽获华北考区总分第二名，竟没有被任何大学录取。1958年9月，他到石景山钢铁厂当壮工，两年后改车工，他在劳动中坚持自学。由于爱好摄影，1968年他自制了照相机等摄影器材，后调到北京照相机厂，从技术员熬到总工程师，成为照相机技术理论的权威。
在赵振开的回忆录里，我很开心但却并不意外地发现了为什么北京四中要求取消旧升学制度的文章，可以和中央高考改革通知一起刊登在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
6月某日，四中初二的学生刘源，把一封信放在当国家主席的父亲的案头。幕后策划者是高三五的几个高干子弟，他们从内部得知中央有意废除高考，决定抓住这一历史机会。6月18日《人民日报》分别刊登北京四中和北京女一中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书。
这两个回忆录的全文链接在下面：
刘辉宣：昨夜星辰昨夜风链接出处 北岛：那一代人的革命链接出处
七、《海瑞罢官》迷雾之——遇罗克
在翻看各大报纸关于《海瑞罢官》的评论文章时，我吃惊地发现了一个现在如雷贯耳的名字——遇罗克。
遇罗克的文章发表在1966年2月13日的《文汇报》上，标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在文章里，遇罗克激烈地反对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遇罗克全文在此：
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遇罗克
姚文元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给口碑传颂的清官们判了死刑。他认为《海瑞罢官》中的海瑞是个假海瑞。他引征了几页史籍，并加以分析，说海瑞根本没干过好事。无怪乎有的同志读了这篇评论大摇其头，深感有划分清楚历史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必要。
海瑞可以大歌而特颂
如果就剧论剧，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其缺点绝不是因为把海瑞写得太高大了，太英雄了，恰恰相反，吴晗同志多少还担心遭受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的攻击，不客气讲，还有点怕，还不敢把海瑞写得更英雄些，更高大些；还拘于史料的限制，还没有把海瑞更理想化。让人莫名其妙的是，竟有人在《北京日报》上发表大块儿文章，看到剧中海瑞讲了“何以对慈母、对皇上、对百姓”这么几句话，就认定吴晗同志有意在宣扬封建道德观!那不正是吴晗同志为了暴露海瑞的历史局限性才加上去的吗?
说假海瑞可以大歌而特颂，真海瑞有没有可以赞扬的地方呢?姚文元同志既然把海瑞认定为地主阶级的一员，认定他每时每地都是地主阶级的自觉的忠实捍卫者，因此就无法解释海瑞一些有利于人民的政绩。在史实面前，他就采取了两种手法:一是否认，二是贬低。姚文元同志真武断得可以。他说平冤狱，那是惑人视听；退田，那是为小地主服务；实行一条鞭法，丈田纳税，那是徒有其名；修吴淞江，这总是真的了吧?不，姚同志偏偏盯住史书的“一月竣工”四个字上。说一个月根本不能完工，想必是张冠海戴，记错帐了；那么，或许海瑞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这总不会太虚妄吧?姚同志却说:穷人无钱着白衣，因此大不可信。我看，若说有一种人曾犯过考证癖，姚同志大概就犯了否定癖了。
海瑞做了叛逆本阶级的事
封建社会中的道德观、伦理观是错综复杂的。封建正统观念不管是多么肤浅，也会有一点儿本来属于人民的东西，非如此就不能起到欺骗人民的作用。统治阶级的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傻到自缚手足的。正所谓“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但也许这一套会骗住一两个本阶级的“痴子”，真的相信了仁义礼智信，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甚至连皇帝也看着不顺眼了，上疏骂一骂，我们也不必非得说他是自觉地捍卫本阶级的利益。因为他的阶级观念还不很明确，我们得原谅，他到底是四百年前的古人了。海瑞在当时正是被称为“痴子”的。而这种痴子还是对人民有益的，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的。他虽算不得天下的救星，倒也无愧于一方的护法。不过请姚同志放心:这种人是不会推迟农民起义的。在矛盾尚未激化以前，部分的改良总是无可非议的。不过，在漫漫长夜之中，在统治阶级的泥淖里骤然出现一个有棱角的人物，并且肯为对立阶级做一点事，哪怕只有个别人物吧，不也没有基础吗?这在某些人看来真是不好理解。但不善于理解历史的人却无权擅改历史。阶级斗争是尖锐的，阶级关系也是复杂的。我们不能把某一个人看做是一个阶级或是一个阶级的绝对代表。我们既应该看到反动阶级通过宣传、利诱、欺骗、暴力会给革命阶级出身的个别人物一些不良影响，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人数众多的革命阶级通过反抗、斗争、磨擦、接触会给反动阶级出身的个别人物较好的影响。影响是相互的，尽管不是对等的。象海瑞这样一个出身非豪贵，处世很清廉的官僚，从人民之中接受了一些好影响，做几件叛逆本阶级的事，我看是用不着全盘否定的。这用阶级观点分析满可以说得过去，只不过使滥贴阶级标签的人感到困惑罢了。正因为海瑞有功于农民，所以才有怨于统治集团。他几次被贬，一次几乎掉头，始终未成显宦，被迫闲居达十六年之久，最后为了利用他在人民中的影响，到古稀高龄才被起用，不久也就呜乎哀哉了。我想:这只能说海瑞在某些方面是站在农民立场说话的，否则也太冤枉了。
人民和皇帝都纪念海瑞
姚同志或许会问:你说海瑞是属于人民的，而皇帝却说海瑞是他的，海瑞死后被谥为忠介公，这又如何解释呢?难道人民不应该站在皇帝的反面吗?姚同志在上述那篇文章里就象得了把柄似的，很发挥了一番。不过倒要请问姚同志:我们的标准何苦去以封建阶级的标准为转移呢?他说谁坏，我们就非得说谁好不可；他说谁好，我们就非得说谁坏不可，这不容易上当吗?我们确认自己的分析方法是最科学的，我们的立场是最坚定的，那么我们自己要怎样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就可以怎样评价，何必看皇帝的眼色行事呢?其实，敌我两方面都推崇一个历史人物，这是常见的，并没有什么矛盾。就以海瑞为例，皇帝一看自己的臣属被拉到人民那一边了，海瑞陡然一变，成了一个神话似的人物了。人民的海瑞和自己的官僚唱了对台戏。放到明处一比较，人民的海瑞太高大了，自己的群僚也实在太污淖了。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把死去的海瑞夺回来，算在自己的名下。因为皇帝(也只有皇帝)认得真海瑞，他虽不大喜欢真海瑞，却也没什么太大的仇恨，海瑞生前已被人民神化，因此待其一死，赶紧加封，好乘机把假海瑞夺回来。他这时就忘记了当初排挤海瑞，想杀他的头了。人民和皇帝都纪念海瑞，实际上纪念的是两个海瑞。这两个海瑞都不是真的，不过皇帝那个比较真一些。问题不在于皇帝怎样讲，史书怎样写。倒是我们今人该持何看法。一种是科学分析方法，一种是机械主义的方法。不分优劣，一古脑儿交给了皇帝，说这都是陛下的，我们不要了。我看这是赔本买卖。那样一来，四千年来的历史也就无一可继承了。从未见先进阶级有如此恨遗产者!也从未见不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而成为先进者!海瑞本人接受过人民的影响，史书上又夹杂着来自民间的传说，海瑞的形象就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你偏说曲折的我不继承，非要继承直接的，那么，对不住，这样的史书还不曾有过。
我们大家都讲应该用阶级观点研究历史和戏剧问题。姚同志说他是那样做的，我在这篇文章里也试图这样做的。但是我绝不能和姚同志得出同一结论。因为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我必须小声地说一句，我真心觉得此文写得很一般，远比不上让遇罗克出名的《出身论》。论说理，遇文比不上《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反复转载的反驳文章，论声气，也比不上当年的其他反驳文章。甚至，这篇文章还不如当时只有17、8岁、第一个站出来反驳姚文元的中学生马捷写的《也谈<海瑞罢官>》。
马捷全文在此——
也谈《海瑞罢官》
马捷
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作了全面的否定，认为它是棵毒草，并对《解放日报》和《文汇报》提出了批评。我们认为姚文元同志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为了达到自己否定《海瑞罢官》的目的，不惜断章取义地引用他人文章。为了明辨是非，为了引起大家来注意《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我们愿意在此与姚文元同志商榷。
一、《海瑞罢官》中的海瑞
历史剧《海瑞罢官》中的海瑞与历史材料中的海瑞是有一定的出入，问题的关键在于剧中的海瑞是改成好样了还是坏样了，是改成为哪个阶级所欢迎的人了。
姚文元同志口口声声抓住史料，以为海瑞①是“编造出来的假海瑞”。我们要问:明代史上有海瑞吗?海瑞是否为当代人民做了些好事(不管是客观地还是主观地)?海瑞是否做过封建官僚不肯做的也不愿做的事呢?这些问题，姚文元同志经过研究史料当然是会给予肯定的回答。我们看到《海瑞罢官》中的海瑞确实比历史中的海瑞高大得多，他能把徐阶的儿子徐瑛处死。对于这一点，姚文元同志深感不满地拉住吴晗同志的“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许可有歪曲、臆造”这句话，企图使人相信，吴晗同志是为历史而历史的，根本没有马列主义的批判态度。令人遗憾的是，姚文元同志为什么不看见吴晗同志的“历史剧写历史人物则必须有所夸张、虚构，使之更突出、集中、鲜明生动”②这句话呢?姚文元同志:这不是恶劣的断章取义的人的手法吗?
把上面所引的吴晗同志的两句话综合起来，我们认为这才是吴晗同志的真正的对待历史的观点，也是比较正确的对待历史剧的观点，也是对立统一的马列主义观点。
姚文元同志说，《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抢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形而上学观点。当剧中的海瑞将来作应天十府巡抚的时候，急的是贪官污吏，喜的是千万乡民，在后来海瑞处理问题时，高兴的也是“众乡民”，我们都知道“群众是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的一个保征”这起码常识，只要有群众的支持(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我们的工作就会取得胜利。“众乡民”对海瑞感到由衷的高兴，值不是支持吗?姚文元同志不看这一点，却认为海瑞是“孤零零 ”的，“单枪匹马”的，这不是极其片面的吗?姚文元同志的群众观点在哪儿呢?
吴晗同志说:“假如历史剧完全和历史一样，没有加以艺术处理，有所突出、夸张、集中，那只能算历史，不能算历史剧。”③他的《海瑞罢官》还是实践了自己的观点。《海瑞罢官》在基本上符合历史的情况下，让海瑞做出历史上的海瑞不敢为的事情，他“敢把皇帝拉下马”，值不是大快人心的事吗?姚文元同志对剧中的提高不满意，除了说明他死死抱住历史不放，还能说明什么呢?
二、关于历史剧
姚文元同志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不仅反对了《海瑞罢官》，而且还指责了《海瑞上疏》。他锐:“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从这段话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不仅认为海瑞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还认为历史上所有的“官”全是坏蛋，在他的眼里，什么越王勾践，什么刘、关、张，什么诸葛亮，什么包公，什么岳飞，什么杨家将，什么林则徐，什么邓世昌……他们统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和帮凶。那么请问:历代人民对他们的尊敬，是不是全是受了封建阶级的骗，也就是说，我国人民是上了圈套，全是愚味的?再请问，毛主席要求我们从历史中吸收精华，按照姚文元同志的观点，我们的历史中又而什么精华可吸收呢?这不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吗?再请问，我国所存的历史档案绝大多数写封建官僚的，按照姚文元的逻辑，岂不是可以把所有的史书烧光吗?姚文元同志何必费那么大劲看《明史》呢?
事实的根本在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具有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当他们还没有认识到拿枪杆子的重要时，就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宣传与反动阶级顽抗到底。《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在这一点上是劳动人民感情的化身。历代反动派总是把自己打扮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模样。我们的祖先害所了吗?不，他们经过各式各样的传说，包括海瑞的故事在内，倾注了自己要反抗要斗争的信念。《海瑞罢官》中的海瑞之所以与姚文元同志所找到的海瑞两样，就是因为“加以艺术处理，有所突出，夸张、集中”，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愿望。
凡是我们所遇到的古代“清官“与“好官”，确是在历史中不存在的，但在劳动人民的世世代代口中存在得很多。历史剧则有权利也有义务把这些劳动人民口中存在的“清官”“好官”收集在剧本里，以达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这义不容辞的目的。
张真同志说得对:“我们写历史剧，并不是由于热爱古人，倒是由于热爱今人，不是要为古人作传，而是当作革命文艺工作来做的，因此要求做到古为今用，”④我们之所以要引这段话，是因为，姚文元同志既然提到了历史剧。我们就要向健忘的姚文元同志提醒:一九六一年期间，曾讨论过历史剧，当时的规模是很大的，请问姚文元同志在那次讨论中吸取了一些什么呢?事隔仅四、五年，姚文元同志又提出了旧论题，说明姚文元同志不是太健忘，又是什么呢?
正是由于我们的文艺工面对各式各样的史料，经过一个“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实践过程，才使我们的历史剧重放光明，真正达到了古为今用的目的。被姚文元同志批抨的《海瑞上疏》曾说过:“思想一解放，才想到历史事实虽然海瑞确不在场，但写成一个历史剧，又何尝不可以让海瑞到金殿上去和皇帝面对面展开合法斗争呢?这一改动，戏的面貌就完全不同了，戏剧性和予盾冲突就大大加强了。”⑤除了姚文元同志外，还有谁反对这一大快人心的改动呢?这是不是说，《海瑞上疏》的反历史呢?不，不能这样说，历史剧是要写历史的，但绝不能照搬，我们可以设想，姚文元同志在写此剧时会照搬，而我们的革命文艺工就会做历史上没有此事的改动，以让海瑞的眼中的皇帝更不在眼下，人民的思想感情(即不把皇帝放在眼下)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是场革命，这也是场阶级斗争。是墨守成规象姚文元同志所想的那样，还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加以新的发挥，更加有战斗性，这儿就有资产阶的级形而上学论和无产阶级的革新论的尖锐斗争。
姚文元同志责怪海瑞具有了先进思想，这儿我们可以用高尔基的话来反驳，他说:“我们写人，不仅把人描写成现有的模样，而且描写成将来所应有和必然会有的模样。”⑥我们不是要听高尔基的教导吗?很明显，姚文元同志同我们的革命文化导师的观点是格格不入的，而且是反对高尔基的观点的。海瑞是人民理想的化身，不与斯大林讲的农民“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一样吗?
三《海瑞罢官》教育了我们什么?
姚文元同志认为，我们向《海瑞罢官》学习，一学“退田”，二学“平民冤”，三学“反官僚主义”，他还讲吴晗同志“明确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服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完全可以奉告。
文艺作品，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文艺作品，要读者从中吸取优秀人物的精神，要用作品中的优秀形像激励自己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但是姚文元同志偏不认识这小学生都懂的道理，以为戏中有“退田”，我们也“退田”；戏中有“平民冤”，我们也“平民冤”；戏中有“反官僚”，我们也“反官僚”……总之，文艺作品中的主人公干啥我们也干啥。按照这种荒谬绝顶的逻辑，我们读《铁道游击队》就要学刘洪等人飞车搞机枪；读《红岩》我们就要象舒低峰到敌人魔窟再斗争，在临死前要学江姐；看《李双双》我们的妇女同志，(而且只有妇女同志)就要勇敢地与自己不进步的丈夫斗争，假如丈夫进步，那只好干瞪眼。的这种推理与“《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英雄人物和《红岩》中的英雄人物当然是一脉相承的”⑦这句自己讲的话完全是自相矛盾的，按照对待《海瑞罢官》的看法，《霓虹灯下的哨兵》与《红岩》不仅是一脉不相承，而且连都连不上!
我们认为，看待《海瑞罢官》决不能持有姚文元式的依样画葫芦的观点。恰恰相反，马列主义者看作品最主要是学习其中优秀人物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其他。
首先，我们从一九六一年的国际形势可以看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结成了反华大合唱，他们从内部、外部进攻，企图搞跨我的党和我们的国家。其中特别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更是在经济上给以我们的严重威胁。是惧怕；他们，不搞社会主义了，跟在修正主义屁股后面投降于帝国义义，还是敢于揭露修正主义，勇敢地与他们斗争到底，我们的党，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要反，修正主义要斗，反动派也要斗，我们的社会主义也要搞，而决不是相反。
《海瑞罢官》的可贵之处也就是要求我们勇敢地与一切恶势力展开斗争，决不能惧怕貌似强大的恶势力。此剧的战斗性、革命性便在这儿，我们要不的也是这一点，正与当时出出的《越王勾践》等戏配合“发愤图强、自力更生”一样。把姚文元同志在历史上找到的海瑞搬上舞台，试问，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姚文元同志的反对剧中的海瑞，是不是反对我国人民的伟大战斗精神呢?对待恶势力不象剧中的海瑞一样去反对，请问眺文元同志想用什么来斗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呢?
其次，前边已说过，当时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历史剧的争论，有些人认为历史剧只能客观地反映历史，而不能有任何微小的改变(这也是今天姚文元同志的观点吧)；还有些人以为历史剧不受任何历史的束缚可以放任自由；另外就是以吴晗等同志为代表的既要以历史为基础，又要给以一定的改动。⑧
有了理性认识就应该到实践中去检验，吴晗同志就经过七次改写，写成了京剧《海瑞罢官》。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海瑞罢官》还是吴晗同志实践了自己的历史剧的看法，为自己的看法做了行动上的充分说明。这是《海瑞罢官》的第二条意义。
《海瑞罢官》的意义决不是姚文元同志的诬蔑、造谣和中伤所能抹煞的，这个剧本的主要的意义就是上述两点，不是很清楚的吗?
归根到底，姚文元同志反对海瑞，反对历史剧中的一切“清官”“好官”，反对了历史上劳动人民把感情倾注于某个官吏，反对了当时出现的历史剧。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姚文元同志断章取义地引用他人文章，断章取义地分析作品，其卑鄙程度是令人诧异的。从根本上看，姚文元同志还对毛主席关于从历史中吸收精华的教导采取了反对态度，这正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个反映。不管是自觉重还是不自觉地。
虽然历史剧的讨论才过去四年，但姚文元同志还不当它是一回事，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再展开一次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讨论。这不仅是《海瑞罢官》的问题，而且是历史剧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历史，以求得古为今用的目的的问题。
当然，《海瑞罢官》与我们的革命的现代戏讲，还是有不够的地方的。海瑞毕竟不是李双双王刚⑨、丁海宽及其它优秀的人物。这一点是不允许混淆的。
我们希望大家对姚文元同志和我们的文章给予注意，踊跃参加讨论，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注释:
①本文中未特别指出的海瑞是指《海瑞罢官》中的海瑞。
②《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北京晚报》。
③《吴晗同志谈历史剧》，一九六一年第九、十期合刊《戏剧报》。
④《论历史具体性》，一九六一年第五、六期合刊《剧本》。
⑤《海瑞上疏》的《前记》。
⑥《文学论文选》(高尔基)第一八一页
⑦姚文元:《在前进的道路上》第二十一页。
⑧可参阅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剧论集》第一集。
⑨王刚是话剧《激流勇进》的主人翁。
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即第一个将“血统论”通俗化的前北京四中学生刘辉宣的回忆录里，是这么说遇罗克之死的：
人们普遍认为《出身论》导致遇罗克被枪毙的悲剧。据我所知，遇罗克之死恐怕与《出身论》并没什么关系。这倒不是在推托责任。当年我和遇罗克属于两个阵营，我编了那首歌，遇罗克批判了我们，结果他却被杀了。“伯仁非我所杀，伯仁因我而死。”
我与遇罗克当年近在咫尺。他的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那正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办的，编辑部就在离我宿舍不远的教研室小院。我有个同班同学叫史康成，也是他们一伙的。当年我们为这口号打得不可开交。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九六八年遇罗克被捕，史康成受牵连。没过两天，我也被工宣队关进学校，正好与史康成为邻。我们俩，一个是因为鼓吹“血统论”，一个是因为反对“血统论”，殊途同归。
“出身”这玩意儿今后的人恐怕会越来越难以理解了，但在那时候，却是我们头顶上的天空。“血统论”当时上至中央，下至群众，全社会都反对——它本来就很烂。遇罗克的悲剧是他对文化革命的质疑，作为思想者和殉道者，他提出的问题远比我们深刻得多。后来才知道他的死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在“文革”前不久发表的反驳姚文元对《海瑞罢官》批判的文章，那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他比我们站得高，其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远远高于《出身论》。这绝非抹煞《出身论》的意义。那篇文章我看过，犀利，雄辩，知识广博，文彩飞扬。他是出类拔萃的人，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可惜哲人早逝了。
刘辉宣很聪明地给遇罗克之死安了个理由——反对姚文元即反对文革。不过这个确乎是在嫁祸。因为没有写《出身论》只反驳姚文元的人，似乎都没被枪毙。
让我们看看第一个反驳姚文元的人——马捷的命运吧。
马捷，本名马以鑫，出生于1948年4月21日，是上海敬业中学学生。撰写此文时年方17岁半，文革爆发时则满了18岁。写完这篇文章后没多久，就赶上高考改革，于是马捷和大部分同龄人一样，去了黑龙江嫩江农场。最有意思的是，马捷撰文反驳姚文元一事居然在农场里传开了，农场领导知道马捷反驳文革红人姚文元后居然没有给他小鞋穿，居然还把他调到文艺宣传队发挥特长。更有意思的是，在1973年，马捷居然被推荐上了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一名当时非常吃香也非常难得的工农兵大学生。现在的马捷，即马以鑫，是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博导。
如果遇罗克知道同样撰文反驳姚文元的马捷有这么好的命，他大概不会把自己的死归咎于反驳姚文元吧？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性，即遇罗克比马捷年纪大，“够年龄被枪毙了”，所以必须为自己的冲动支付生命的代价。是不是这样呢？让我们看看比遇罗克更老，但没有写“反动文章《出身论》”的其他赞成吴晗、反对姚文元的人的命运吧。
那时反对姚文元的文章并不少。中间有一部分文章或用的笔名，目前无法查证；或是集体创作的，现在也没几个出来认领。好在这样的例子并不多，也只有“方史”、“樵子”、“钟杰”数人，大部分还是有迹可循的。另外还有一个“亦鸣”我没查到，由于巴金用过这个笔名，我有点怀疑是他，很明显，巴金没有被枪毙。
1966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徐肇庆反驳姚文元的文章《要用历史的眼光看清官》。徐的观点在2月28日即被署名黎晨的文章《驳农民起义无用论》反驳了，但徐肇庆在文革中并没有生命之忧，文革后还担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顾问。
金宏达在1966年2月10日在《人民日报》上，用笔名时汉人，发表了《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该文在同年3月4日被《文汇报》转载。时汉人，即金宏达，在文革后也活得好好的，是中国作协成员。
柯兆利于1966年1月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海瑞罢官>有革命性》以支持吴晗。我们并不吃惊地发现，研究中国哲学的柯兆利，活到了文革后的1994年。
陆判以陆雨的笔名于1966年1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海瑞罢官>没有积极意义吗？》。虽然陆判喜欢说自己在文革时“九死一生”，但很明显他活下来了，还活得很潇洒，现在正忙着画扇面呢。
在1965年12月31日的上海学术界座谈会上，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主任李俊民等人也为吴晗辩护，或至少说了好话。很明显，他们两人也没有被枪毙，周活到1996年，李活到1994年。
其实没必要再罗列下去了，至少，我们知道遇罗克之死与《海瑞罢官》无关，只与《出身论》有关。
当然有人会说，据说遇罗克被枪毙，是因为他“私藏手榴弹，预谋暗杀毛泽东”。我只能笑笑——这也太戏剧了，太一箭双雕了，即抹黑了遇罗克，也抹黑了毛泽东。至少这个传言，或者，可能是实际的判决，说明了即便在文革中，反对“血统论”的遇罗克就为多数当权派所痛恨了。
在之前我说过，当权派最恨的不是红卫兵，而是造反夺权的人，我也将在下个章节里细述。而遇罗克，则是从理论上论证了造反有理的正确性，自然会被“血统论”的奉行着痛恨，所以，他遇罗克不死，是没有“天理”的。
[ 天煞穆珏 ]私藏手榴弹这个事，要看是不是事实。
如果现在能找到当时的搜捕记录，证明遇罗克确实是私藏了手榴弹，那么按当时的法律标准，够不够得上死刑？如果够得上，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也不可笑。
至于他是不是要暗杀太祖，则是在‘私藏手榴弹’之后要判断的事情。这个指证只能说明遇罗克可能要被判两次死刑。就如同美国有的州把数罪并罚的罪犯判个300年的徒刑一样。
按右派们的标准，过去都是不对的，所以法律也是不对的。如果以这个标准把遇罗克打造成悲剧英雄，其实是没有道理的。
这其实说明右派完全没有法治观念。
如果认为过去的法律不对，那就修改，甚至去抗争，去革命，但是在修改之前，必须遵守原来的法律。如果你革命了，你就要甘心情愿有一天会被这个法律杀头，你期盼的只能是未来你希望的世界能实现，这才是守法的常识。
八：《海瑞罢官》迷雾之姚文元其人其文
姚文元素有文名。发迹前，他的主要活动区域为上海。1949年10月30日，《文汇报》报道了“上海国际青年节筹备会征文大赛”的选拨结果。征文诗歌类第一名的得主，就是时为上海沪新中学学生的姚文元。这个诗歌的题目很长——《粉碎敌人封锁，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上海而斗争》。
过了2年多，1952年1月6日的《文汇报》告诉我们，这时的姚文元在青年团（共青团）上海市卢湾区宣传部任职，且在《文艺报》第90期上发表了一篇批判“庸俗、色情”滑稽剧《活菩萨》的戏剧评论文章。同年3月13日，《文汇报》又报道了1952年第五期《文艺报》的11篇文艺评论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姚文元写的，其内容为对张友鸾的小说《神龛记》和林焕平的《文学论教程》的批评。从该消息的报道方式可以看出，当时姚文元的评论文章还是比较受重视的。
1955年年初，姚文元很可能已经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了，并在理事会扩大会议上做了发言。发言时，他排在时任作协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唐弢之后、上海教育学院（目前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衍文之前。在这一年，姚文元已经显示出活跃的“青年文艺评论家”的范儿了，写了很多批判胡风的文章。
1956年，姚文元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很多文风大变的“散文诗般的”评论文章，如《碎贝集》、《未来集》、《回忆》、《时代的歌手在哪里》等等。这段时间姚文元的文章比较抒情，或者说，带点“林妹妹”的小资情怀。在这一年，小资的姚文元，和“南社”发起者、1921年的老党员邵力子打了一场有关蝌蚪的笔墨官司——到了“知天命”年龄的邵力子，突发少年情，居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介绍“活吞蝌蚪避孕法”。是年9月25日，姚文元在《新闻日报》上发表了《谈猎奇心理》驳斥邵老先生不讲科学——呵呵，那时的姚文元有点方舟子的味道。最逗的是，同年10月22日，《文汇报》在“读者意见”栏目里，刊登了署名王洪俊的反姚文章，曰“不是进了实验室才叫科学”，让姚文元“不要拿科学的把柄打人”。
在随后的数年里，姚文元一边发发抒情小诗，写写赞美文章，一边批批姚雪垠、王若望、徐中玉、巴金、徐懋庸、周谷城等人，一边地，还要撰文写写美学评论、诗词评论，还出版了包括《冲霄集》在内的数本个人杂文结集。在1960年出版的《上海十年文学选集之散文杂文选》中，就选用了姚文元的文章。
在这段时间，姚文元的文章里不乏引用刘少奇语录做正确与否标杆的例子。1963年，姚文元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会议上刘少奇做了重要讲话，而姚文元和邓拓都是大会的发言者。
在随后的一年，即1964年，姚文元应该已经加入上海市委写作组了。必须说一句，上海市委写作组，和其他很多地方的市委写作组、大学写作组一样，并不是为文革专门设立的。同为写作组的吴立昌、戴厚英、高云等人，会经常帮助姚文元打擂台。此时的姚文元，已经够突出了，但真的还看不出主角光环。他似乎只是上海滩上一个有点大名、但在中国大地上最多算有点小名的文艺批评者罢了。
……，……
拉拉杂杂说这么多，只是想让诸位看官知道，姚文元就是吃“捧人、骂人”这碗饭的，虽然他骂人比较多，但似乎也并未超出正常的文艺评论者的“捧骂比例”。
这是不是就表示，或暗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没有其他背景、只是姚文元自发的呢？说实在话，我目前依然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让我们首先看看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写了什么吧——
文章太长，就不全贴了，见链接链接出处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符合其一贯的文艺批评风格。在一开头，就首先简单叙述了他理解的京剧《海瑞罢官》的主要情节，包括戏剧冲突的矛盾所在，以及吴晗给予的解决办法。之后，姚文元用大量的历史材料证明吴晗塑造的海瑞是个“假海瑞”（实际上，这种做法也是直到现在的几乎所有批评者对历史剧的惯常批评手法，海瑞形象不符合历史真实也是当时很多评论者的观点）。
姚文元首先质疑剧中的退田。他认为明代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兼并的土地，来自于中小地主、富农，而不是剧中所说的“佃农”。海瑞主持的退田，也只是退还受献土地，土地只可能回到中小地主和富农手里，而不是剧中所说的贫农、佃农。而且据历史记载，海瑞没有反对过豪强对农民放债。也就是说，为了烘托海瑞高大形象的该剧前三场戏，完全没有历史依据。海瑞并非剧中描述的为贫农、佃农做主的“大青天”，其作为只是为了缓和地主之间的矛盾。
姚文元认为，不仅剧中对“退田”的描述是错误的，对“平冤狱”的描写更是错得离谱。历史上松江知府、华亭知县根本没有被杀、被革，海瑞在苏、松期间也没有革过任何一个县以上官员。剧里安排海瑞杀掉徐阶之子徐瑛，在姚文元看来更是不应该，是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不惜改写历史”。
质疑了剧中海瑞的真实性后，姚文元接下来开始批判吴晗的“清官论”，认为即便清官也不能给普通百姓带来福祉。在文章最后一部分，姚文元提到1957年某些人突然大喊“反对乡愿，不做甘草”，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事，并将其与《海瑞罢官》里“羞为甘草剂”等台词联系起来，认为《海瑞罢官》有反对合作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嫌疑。
先给一个讨论的背景资料吧——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施蛰存在当年6月5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题为《才与德》的杂评，批判当时任命国家干部有“任德不任才“的倾向，但与此同时，部分国家干部的德之败坏，“骇人听闻”，有父子离弃的，有渔色学生的。在文章中，施蛰存说
从历史上来看，英俊有为之君，总是任人以才的，只有比较保守的帝王，才任人以德。然而也必须是继世之君方可。若创业开国之君，则天下离乱方定，如果无才俊之士，相与共治天下，单靠几个拘拘于小德的乡愿，那是打不开大局面来的。
单从文章来看，其实姚文元的联想并不算过泛过奇。咒骂甘草、反对乡愿，在吴晗此剧里，本就是一大特点，而且吴晗在写就《海瑞罢官》京剧剧本后，又多次发文强调这个，也多次强调“要注意历史剧的真实性和现实性”，因此，姚文元也就有把柄可抓了。和姚文元之前的文章比，我看不出此文有“过分上纲上线”的迹象。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和其他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相比，太平和，也太符合姚文元一贯的写作风格，看不出明显的“被指使”迹象。
在此时还有一个问题，即文章出台时间是否太巧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不是太晚了？毕竟此剧已上演数年。我目前的研究对此没有定论。不过，我看过之前姚文元对其他人的批判，也并非每个都是即时出目标即时批判的，而是有一定的时间差。比如说57年批判王若望42年的错误，同年批徐中玉“文抄公”时翻出8年前的事。而在1958年，姚文元更是批判了巴金的处女作、1929年写的小说《灭亡》——这个对于文艺批评者来说似乎也很正常，没有现实目标时，他们会翻翻故纸堆。
但是，但是，上面说的这些其实都不算重点，真正的重点是——
目前有关《海瑞罢官》出台真相的回忆录有几个巨大的bug。首先就是关于柯庆施。甚至在左派写中，也会出这样的问题，如老田的文章。此谬误的源头，是科幻兼“史幻”作家叶永烈。
在这些文章里，一般都会提到“柯庆施和江青在1965，上瞒中央、下瞒上海市委，整《海瑞罢官》材料”，且把细节写得有鼻子有眼、毫发毕现。可惜，1965年4月9日，柯庆施就死于成都，且在此之前最少有1年，罹患肺癌的柯庆施，主要工作是休养身体，很少抓具体工作了。由于柯庆施在死之前早已位列国家领导，上海的日常工作其实是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书记处书记兼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主持的。柯庆施死后没多久，陈丕显就升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上海写作组其实早在在60年代初，甚至更早的时间就已经存在。而文革期间活跃的写作组班子，有的资料说是1964年由石西民创立的，有的说是60年代初由柯庆施创办的。我比较倾向石西民这个说法，因为这个说法是原写作组的人自己说的。在这些资料里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写作组直接归属上海市委领导，且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或位列第二位的人来领导。
写作组选题是自拟还是有上面定？各处说法不一，有的说比较自由，有的说大的选题，特别是系列选题，需要上海市委定。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则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他自己的意思，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则该文代表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主的上海市委的意思。此时在上海党政军排名中，张春桥不仅排在陈丕显、魏文伯、韩哲一、曹荻秋之后，也排在马天水、王一平之后。
还有更直接的证据，来自原载《新闻午报》继而在各大报纸和网站上刊登的资料。链接出处该资料说：
市委领导陈丕显、曹荻秋看到写作班子成员夜以继日，很辛苦，就要市委秘书长李家齐来关心，要“慰问慰问同志们”。怎么慰问呢？烧几个好菜。当时大家不管在丁香花园或是在武康路二号，大部分人住集体宿舍，一日三餐都是从康平路市委伙房装上黄鱼车用棉被盖住拖来，大家自掏腰包买饭票吃饭。李家齐觉得过意不去，就用上交的稿费，要市委伙房的大师傅做了三桌菜，什么松鼠鳜鱼、脆皮鸭子等，送到武康路二号楼下大厅里，放在几张乒乓球案上。徐景贤把各组人员都召集拢来，把姚文元也请来，共同聚餐，皆大欢喜。
很显然，陈丕显和曹荻秋不可能不知道姚文元的文章，也不可能出现姚文元背着陈、曹为江青或张春桥写作而陈、曹被蒙在鼓里的事。
那么，我们就必须面对一个问题了——要么，陈丕显是和江青直接联系的人，或认同并牵线姚文元和江青直接联系；要么，这篇文章本来就是姚文元自己写的，上海市委写作组认可该文章，并发表在上海本地的报纸《文汇报》。由于我目前没有发现陈丕显和江青的紧密联系证据，加之改开后陈丕显的地位和其子女的回忆录，因此我更倾向于第二种情况。
文章刊出后，就不仅仅属于原了，也同时属于读者和社会。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显然是很容易获得毛泽东认同的。
首先是对“清官论”的批判。我个人认为，在对吴晗此剧和姚文元文章的评论，刚开始走的其实是正道，是符合毛泽东意思的。毛泽东一向是反对“清官论”、反对“乞讨、下跪论”的，这其实从对《武训传》的批判就可以看出来。毛泽东一向认为，人必须自己站起来，必须靠自己，而不是等靠清官。
其次就是对“退田”的批判。一来“退田给佃户论”本就得不到史学家的认同，这个在整个批判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出，《海瑞罢官》剧本也确实有很多史实错误。二来，由于该剧中提到了“乡愿、甘草”，自然也就会让人联想到施蛰存的“乡愿说”，而施蛰存文章的时间和本意，都有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和集体化的嫌疑。
《海瑞罢官》的批判最后升级了，这是文艺批判通常会出现的问题，即扩大化、夸张化。但至少在前面，批判是比较理智的，这也包括姚文元的此篇批判文章。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姚文元
从一九五九年六月开始，吴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
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
的“现实意义”①。一九六一年，他又经过七次改写，完成了京
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
“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
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
“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②；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
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
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这
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
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③；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
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
用。”④既然《海瑞罢官》及其赞扬者提出了这么重大的问题，
并且广泛地宣传了他们的主张，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研
究。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
在这个历史剧里，吴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
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
冤屈人们的救星”⑤，在他身上，你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看
来，这是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
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是精心设计过的。安排这位青天
大老爷的出场，就用了九场戏中整整三场戏。第一、二两场戏，
海瑞都没有出场，剧本不惜笔墨地大写徐府即曾经斗倒严嵩、当
过首相、退休在家的徐阶一家，如何霸占农民土地、强抢民女、
贿赂官府打死贫苦农民赵玉山，正当在公堂上农民洪阿兰“满腔
悲愤唤苍天”之际，一纸紧急公文带来海瑞将作应天十府巡抚的
命令，得意忘形的官吏们如闻晴天霹雳，惊呼“这便如何是
好！”连“衙役”都大叫“海青天要来了，这可不得了！”第三
场戏海瑞穿便服上场了，安排他当面倾听“心如油煎”的
“众乡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词句，倾吐对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
颂他是“公正为官”、“明断公案”、“口碑颂满”、“美政多
端”……。虽然封建社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
来”，但呼冤的农民一致相信“海青天”这个官是一个例外，
“海青天一定能替我们作主！”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是为了使
观众强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农民的痛苦。它说明了《海瑞罢
官》并不是如所说的是写什么“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
⑥，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
英雄。
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
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
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
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⑦，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
“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
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
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贫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
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
主”，他不但咒骂“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侩”，鼓动农民去“告
状”，而且在公堂上颇有民主风度地征求告状的“父老们”的意
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
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
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之后，尖锐的
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
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要贫农们“感
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
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
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诉人们：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
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
“土地”、“衣饭”就统统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
前”了！
剧本还着重刻划了海瑞如何“为民雪恨”，大杀“贪官”。
剧本反复宣传：“冤狱重重要平反”，海瑞决心“平民愤”，要
把“恶官吏都扫颈，“今日定要平民怨，法无宽恕重如山。”行
动是剧本中海瑞判华亭知县王明友斩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
职囚禁，听候朝命”，判徐阶儿子徐瑛绞罪。据吴晗同志自己
说，为了不致让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没劲头”，“下了决
心，把徐瑛处死”⑧。这样，罢官而去的海瑞，便成为一个反抗
封建皇朝的胜利了的英雄。戏结束时，徐瑛被处死刑，徐阶昏倒
下去了，新任巡抚惊惶失措，海瑞高举大印，昂然挺立，口说
“大丈夫顶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塑
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务，也“胜利”完成了。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
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
的命运托给“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
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统统设计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
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
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看完这出戏，人们强烈地感到：吴晗同志塑造的这个英雄形
象，比过去封建时代许多歌颂海瑞的戏曲、小说都塑造得高大多
了。尽管吴晗同志在剧本的单行本前面特地写了历史说明，还在
“海瑞罢官本事”中摘录了许多条史料，企图使人们得到这样的
印象：他是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戏的；但是，人们仍然不能不
发出这样的疑问：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当中，难道真的出现过这
样的英雄吗？这个“海青天”是历史上那个真海瑞的艺术加工，
还是吴晗同志凭空编出来的一个人物呢？
一个假海瑞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根据我们看到的材料，戏中所描
写的历史矛盾和海瑞处理这些矛盾时的阶级立场，是违反历史真
实的。戏里的海瑞是吴晗同志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编造出来的。
海瑞是一五六九年夏到一五七○年春这段时间内，任应天巡
抚的。当时，江南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从正
德到嘉靖、隆庆年间，随着地主阶级用各种方法疯狂地掠夺农民
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受的剥削越来越重。《日知
录》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什九。”说明松
江一带绝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所占有。顾炎武虽没有指明确切年
代，据我们查到的材料，这个估计是符合明代中叶以后苏、松一
带情况的。掠夺土地最厉害的，是依仗政治势力扩大“皇庄”的
皇族地主集团，此外就是一部分在乡间的官僚地主，徐阶就占有
大量土地，有的说二十四万亩，有的说四十万亩，大约相当于今
天上海市所属松江县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海瑞所谓“华
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就是他亲眼所见
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写照。土地的集中，加速了农民同地主阶级
矛盾的尖锐化。农民大批破产逃亡，许多土地荒芜，“无田者为
人佣工”（《华亭县志》）。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
社会的根本矛盾，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必然会影响地主阶级内部
各个阶层的相互关系。在土地绝大部分为地主占有的情况下，官
僚地主要继续兼并土地，不能不把对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
“倩人耕作”的“富家”即“富农”（又叫“上农”）身上，因
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也尖锐起来。同时，由于官僚地主隐匿了大
批不交税的土地，独占剥削果实，封建皇朝的财政十分困难，
“帑藏匮竭”，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断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
庄”和其他庄田，限制继续兼并中小地主的“民田”。这就引起
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团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而当时官僚地主兼并土
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对的所谓“投
献”。
投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势力的豪强地主收买同原田主有
某种关系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献”给自己，使原有的“富
家”丧失土地，“献田”的狗腿子就变成这块土地的管家或二地
主。另一种是中小地主、富农、个别或少数自耕农为了逃避严重
的徭役和赋税，把自己的田寄献给官僚地主。因为《明律》规定
官僚可以根据品级的高低有减免徭役赋税的特权，把田算在官僚
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机把想逃避徭役的中
小地主和富农、自耕农的土地强占为己有。由于土地绝大部分都
为地主、富农所占有，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强占的土地主要是
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⑨。这是事情的本质。《海忠介公传》中
记载：“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
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
大夫既谢失势，又往往折入于暴贵者，以兼并为固然。乃豪强大
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
这里所说的“富者”，当然不是贫农，他们无田可“献”；
而是指地方上“失势”的士大夫或没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
农。他们的“民田”不断被“豪强大有力”的官僚地主兼并，达
到“收之莫敢不与”的地步。既严重损害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
益，又严重影响了皇朝的财政收入。
正因为这样，海瑞一到松江华亭一带，就发现当地的“诸生
员”“乡官之贤者”甚至某些“府县官”，都“群声”反对徐阶
这类大官僚地主兼并巨量土地，反对他们搞“投献”。“乡官之
贤者”对海瑞说：“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民产
渐消，乡官渐富”。后八个字不是活活画出大官僚地主吞并中小
地主的一幅图画吗？海瑞下的结论是：“为富不仁，人心同愤”
⑩，这个“同愤”，就是指中小地主、富农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
知识分子对大地主兼并的共同的政治态度。当戴凤翔这个江南大
地主的代言人攻击海瑞纵容“刁徒”时，海瑞就用上述材料证明
他的“退田”是以这些人的呼声为基础的。看来，海瑞的话符合
事实。他的“退田”，反映了这些“民产渐消”的中小地主和富
农的共同要求，也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广大农民同地
主阶级之间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有利于增加赋税收入，解决
朝廷的财政困难。
弄清楚这些历史事实以后，《海瑞罢官》怎样歪曲了阶级关
系，就清清楚楚了。
海瑞要乡官退田，是要地主向农民退还土地吗？不是。《明
史》及几个海瑞传记都写明，海瑞要求乡官退田是退出“受献”
的土地。“公严厉以治，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许赎回。”这是
削弱兼并，打击大地主。除退回官府的之外，退出去的田，绝大
部分还是落到原来“献田”的“弱者”、“富户”即中小地主和
富农手中，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贫雇农既无田
可“献”，无钱去“赎”，“退田”当然不会退到他们手里。怎
么能够臆造出海瑞是一心一意为贫农获得土地而“战斗”呢？
海瑞要徐阶退田是为了“徐家佃户”翻身吗？根本扯不上。
海瑞在给李春芳的信中说明过要徐阶“退田”的目的：“若不退
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
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
也，幸勿以为讶。”这不是把海瑞的阶级立场说得再明白没有了
吗？明明是为了“止”民风的“刁险”，是为了地主阶级不致在
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被打倒，是为了徐阶“百年后得安
静”，哪里是什么征求贫农意见而解决“徐家佃户”的土地问
题！
海瑞搞“退田”是“为民作主”吗？海瑞自己在《督抚条
约》中告诉我们：他当巡抚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积弊于相安，
复祖宗之成法”。原来“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规定：
“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受者
各杖一百，徒三年。”①①这不正就是海瑞所处理的矛盾吗？明
皇朝早就规定这条反投献的法律，是为了缓和本阶级的内部矛
盾，防止兼并恶性发展，以利于巩固整个地主阶级专政。这个法
律后来成了一纸空文。海瑞不过在这个范围内搞了一下反投献而
已，怎么能够把他写成为江南农民“作主”呢？
海瑞为了“穷农民”而反对过“高放债”吗？最好听听海瑞
反驳戴凤翔攻击他的话：“先年粮长往往于收粮时，先除还自己
平日私债，后算官数；富豪亦乘出米之时，伺逼偿债，公私并
举，钱粮难完。臣……谓待完粮后，方私下取偿，非禁不许还债
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说明自己并
不反对乡间的地主剥削，并不反对“放债”，只是为了解决皇朝
的财政收入问题，反对乡间大地主独吞剥削果实。
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他只
是想缓和这个矛盾。海瑞自己就说过：“以下奉上，义不可缺，
为之损益调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说明了他做的是“损益调
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剥削限制在不妨碍地主阶级根本
利益的法定范围之内，削弱农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
剥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农民服从封建统治，遵守“礼
义”，“毋作强贼”，对已产生的农民暴动，他主张双管齐下，
“用兵安民，并行不悖”。他反对最反动的大地主，目的并不是
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巩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巩固地主
对农民的统治，巩固明皇朝政权。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各个集团、
各个派别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把海
瑞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这是混淆了敌我，抹杀了地主阶级专政
的本质，美化了地主阶级。海瑞一再表明自己对于皇帝忠心耿
耿，他给高拱的信中痛陈自己内心时说：“区区竭尽心力，正欲
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他怎么能够做出动野
千百年基业”的事来呢？
对“退田”的描写是假的。“平冤狱”的描写是真的吗？根
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只能作出否定的回答。松江知府、华亭知县
根本没有被杀、被革。海瑞任应天巡抚时，苏、松一带没有撤掉
任何一个县以上的官。徐阶的儿子根本没有死，曾被判充军。这
件事也不是海瑞干的，而是徐阶罢相后，徐阶政敌高拱再起时干
的，张居正上台，这个判决就取消了。《明史·高拱列传》是这
样写的：“阶子弟颇横乡里，拱以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诸
子，皆编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徐阶
列传》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抓徐阶儿子这件事，性质上是高拱乘
机报复，执行者也是另外的官僚，同海瑞不相干。严嵩垮了之
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之间进行过长期的夺权斗争。把内阁中
不同政治集团的倾轧，硬移到海瑞身上，变成海瑞“站在穷农民
一边”去“平民愤”，这不是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吗？吴晗同
志明明知道历史上“徐阶的儿子只被判处充军”，但为了极力美
化海瑞，仍旧要这样写，这说明他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是
不惜改写历史的！
海瑞也不是象戏里写得那样“民主”。相反，他认为“江南
民风刁伪”，“百端架诬，盖不啻十状而九”。他自言对付“刁
讼”的办法是“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
认为这是好经验。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谈到“疑狱”时还说
过：“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下有
小注曰：“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为保护“贵贱之
别”可以“宁屈小民”，这是地主阶级专政反动本质的表现。现
在硬说海瑞如何民主，甚至会向农民请求“指教”，这岂不是把
海瑞的政治立场给颠倒过来了！
看一看这些历史事实，再看一看《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就
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假海瑞。这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
点改造过的人物。历史剧需要艺术加工，需要再创造，我们并不
要求新编历史剧的细节都同历史一样，但必须要求在人物的阶级
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历史真实。尽管吴晗同志曾经说过历史剧要
“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许可有歪曲，臆造”①②，然
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个新编历史剧中海瑞的形象已经同合理想象
和典型概括没有什么关系，只能属于“歪曲，臆造”和“借古讽
今”的范围了。
阶级斗争的进程告诉我们：无论海瑞或海瑞以后的封建官
吏，都无法使已经腐朽没落的明皇朝恢复青春，更无法缓和农民
仇恨的烈火。海瑞之后，松江农民依旧受着重重残酷的压迫和剥
削，兼并、逃亡继续发展，阶级矛盾继续尖锐化。一五八七年海
瑞死，以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势如怒潮。一六四四年明亡，离
海瑞死还不到六十年。在这样历史现实面前，剧本竟然要贫农对
“退田”唱出“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欢呼“江
南贫民从此有好日子过了！”这不是荒唐到可笑吗？
《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
既然是一个假海瑞，我们就来看一看通过这个艺术形象
宣扬了什么。
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
阶级的机关。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对待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不能不承
认，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封建国家的法
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
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
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当然，由于地
主阶级内部存在各种阶层和集团，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他
们之间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在对待大地主、中小地主和富农利
益的态度上，在压迫农民的程度和方法上，会有区别，有斗争。
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斗争的实质决不可能超越维护地主阶级
专政的范围。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把这种地主阶级内部斗争歪
曲成农民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拿“清官”同“贪官”的斗
争来说，确实有过清官大老爷在地主阶级的法庭上、根据地主阶
级法律的某些条文，惩办一些“贪官”的事；也有个别农民所告
的恰巧是某个“清官”所反对的派别或集团中的一员，出现个别
农民在这个“清官”面前“打赢”官司的事。这种现象迷惑过不
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使他们看不清“清官”的阶级面
貌，看不清封建国家和封建法庭的阶级本质，地主阶级也经常利
用这种现象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把“清官”当作掩盖阶级统治本
质的工具，当作配合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
段。《明史》上就记载过地主阶级派出“清官”作为缓兵之计，
然后把起义农民一举消灭的事①③。但是，从根本上说，不论
“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
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
反。
《海瑞罢官》却向我们说：不！“清官”不是地主阶级专政
的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你看，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
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
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 徐家佃
户”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专
政的别的官吏相对立，“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
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
盾，丝毫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一方
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
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
他们伸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
瑞罢官》的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
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
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
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
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
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
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 ”卑躬屈膝地叩
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
求来“好光景”。
列宁说过：国家问题，这是一个“破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
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论国家》）。所谓“清官”
“平冤狱”之类，作为国家问题的一部分，恐怕是被地主资产阶
级弄得特别混乱的问题，成了毒害人民思想的一种迷信。马克思
列宁主义者有责任揭露这种假象，破除这种迷信。《海瑞罢官》
恰恰相反，它不但不去破除这种迷信，而且在新编历史剧的名义
下百般地美化地主阶级官吏、法庭、法律，加深这种迷信。农民
本来还知道“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海瑞一
出场就愤慨地问农民，地主恶霸“凭的是哪条王法？”教训农
民：“这又是你们的不是了，为何不告？”在“平冤狱”的过程
中，又反复强调“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之类掩盖“王法”阶
级本质的话，并且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有海瑞这样的“清
官”按“王法”办事，就能使法庭变成保护农民的场所，就能
“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狱”，使农民获得土地。这不是把
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统统当作保护农民的工具了吗？这不是把地
主阶级专政镇压农民的本质一笔勾销了吗？这不是在宣传只要有
地主阶级清官大老爷在衙门里“为民作主”，农民一“告”就能
获得解放了吗？这种大肆美化地主阶级国家、宣传不要革命的阶
级调和论的戏，还谈得上什么“历史剧的创作也必须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①④呢？
自从人类社会有阶级和国家以来，世界上就没有出现过“大
老爷为民作主”的事情。在中国，不但地主阶级改良派，就是资
产阶级民主派也从来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好日子”。只有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彻底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
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才解决了江南和全国农民的“土地”“衣饭”问题。这毕竟
是任何人都无法推翻的铁的事实。
我们希望吴晗同志把自己塑造的海瑞形象，把通过这个形象
宣扬的那些观点，同毛泽东同志一再阐明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观点对照起来看，就不难发现，吴晗同志恰恰用地主资产阶级的
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
级斗争论。在今天宣传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吹嘘了千百年的陈旧观
点，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对谁有利？需要分清是非。
《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
海瑞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看来，他是封建社会处于没
落时期，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
封建皇朝的“忠臣”。他看到了当时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尖锐矛
盾的某些现象，看到了当时本阶级内部某些腐化现象不利于皇朝
统治，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
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
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
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还是为了巩固整
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他上《治安疏》，
这是被吴晗同志和许多文章、戏剧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
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①⑤，可是，正如他
在疏本劈头就说的：他认为“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他
的目的是为皇朝“求万世治安”。这个行动也只能说明他如何忠
君，而不能说明别的。所以嘉靖皇帝没有杀他，他死后，皇帝很
难过，“赠太子少保，谥忠介。”礼部左侍郎祭悼时还说：“虽
强项不能谐时，而直心终以遇合”。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
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
的出发点和归宿。象吴晗同志那样，把海瑞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
表，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他是“为了
人民的利益”而斗争①⑥，甚至把他说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势
力”的英雄，这是彻底歪曲了海瑞的阶级面貌的。明皇朝歌颂海
瑞“保民如子”，吴晗同志则说他“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请问
两者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呢？
历来地主阶级史书上，还曾经大书特书过许多材料来说明海
瑞如何“处处事事为百姓”，如海瑞在担任江南巡抚时期，如何
大反徐阶，大搞“退田”，如何“不到一个月”就修好了吴淞
江，人民歌颂他是“海龙王”，等等。因此，他死后，“小民罢
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这些
记载加上旧小说、旧戏的渲染，很容易迷惑人。但是，这种“官
书”上的记载，显然包含着地主阶级的夸大成份，我们应当用阶
级观点慎重地加以分析。“反投献”，要徐阶“退田”，是有过
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
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根据谈迁《国榷》隆庆五年七月记载，徐
阶曾退出四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入四万亩于
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极而言之，就算“退产过半”吧，也
还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也并不是只有海瑞一人干过的事。徐阶
在朝时，也干过“退田”，在嘉靖第四子景王载圳死时，“奏夺
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人大悦。”①⑦如果不分析“还
之民”这个“民”是哪个阶级，如果按照吴晗同志的观点，谁敢
“退田”就是英雄，敢退几万顷皇田的徐阶岂不是比海瑞更大的
英雄了么？修吴淞江确有这件事，但究竟修好了多少，也是值得
怀疑的。只要想一想：在现代条件下修一条江都不很容易，海瑞
难道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一条江整治好吗？据海瑞在《开吴淞
江疏》中自己说，他原来“议开江面十五丈”，从正月初三动
工，到二月间钱就用光了，但“工程浩大，银两不敷”，要求动
用公款。可见至少这一个多月中连原计划也没有完成，而且困难
很大。吴晗同志彭吹什么“进度很快，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
这种夸大连海瑞自己的话也不符合。至于出丧的描述，我们只要
想一想：在解放以前，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穷
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
己家里死了亲人都没有丧服穿，就知道那时候能穿体体面面
的“白衣冠”来路祭的人，决不是贫农，决不是吴晗同志说的
“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如果在
新编的历史剧中，能够真正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阶级观
点，对这类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按照海瑞的本来面貌
去塑造这个人物，使观众看到他的阶级本质是什么，用历史唯物
论的观点去认识历史人物的阶级面貌，也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
事。从破除许多歌颂海瑞的旧小说、旧戏的所散布的坏影响来
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吴晗同志却不但违背历史真实，原封
不动地全部袭用了地主阶级歌颂海瑞的立场观点和材料；而且变
本加厉，把他塑造成一个贫苦农民的“救星”、一个为农民利益
而斗争的胜利者，要他作为今天人民的榜样，这就完全离开了正
确的方向。
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
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
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
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谁“退
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退给地主
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
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⑸⑹）学习“平冤狱”
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
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
地狱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
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
么“平冤狱”，那末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
“冤”怎么才能“平”呢？
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狱，那么，《海瑞罢官》的“现实
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也许吴晗同志会说：就算学习退田、平冤狱都不对吧，学习
他“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以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
天的官僚主义”，这总可以吧！？我不是在《海瑞罢官》的剧情
提要中说过，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
的“坚强意志”吗？我们今天在处理内部关系上不是也需要这种
“真男子”吗？剧本中的确突出地写了海瑞反对“甘草”，骂
“乡愿”，而且还把徐阶塑造成“乡愿”的典型。
官僚主义确实要反。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松过
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
官僚主义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长期的斗争才能根本
肃清。至于说到“刚直不阿”、“大丈夫”、“真男子”、“反
对乡愿”等等，那就需要首先明确它的阶级内容：为哪个阶级？
对哪个阶级？各个阶级对这些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不能抛开它们
具体的阶级内容而抽象化。地主阶级所提倡的“刚直不阿”、
“大丈夫”等等，有它特定的阶级含义，根本不能同无产阶级的
革命性、战斗性混为一谈。这里，我们想重复地引用一下毛泽东
同志解释过的鲁迅的两句著名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
为孺子牛。”毛泽东同志说：“‘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
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
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敌
人，是“横眉冷对”，对人民，是甘心情愿地俯首做牛。今天如
果离开了这样明确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抽象地说什么“刚直不
阿”“大丈夫”等等，甚至把“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叫做“乡
愿”，把横眉冷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叫做“刚直”，用这种
“傲骨”去搞什么“退田”、“平冤狱”，去“反对今天的官僚
主义”，去向劳动人民“罢官”，那会把人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
呢？
如果不健忘的话，我们还会记得：一九五七年，当生产资料
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有一小撮人，忽然对
于大反“乡愿”产生了特殊的兴趣。有人就曾用“反对乡愿”、
“反对甘草”的口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中的
左派，咒骂党的领导是“拘拘于小德的乡愿”，把跟共产党走的
民主人士诬为“甘草主义”，这样的语汇可以从当时的某些报纸
上找到一大堆。因为站在地主资产阶级阶级立场看来，从党和人
民的最高利益出发，采用民主和说服的手段，用团结——批评
——团结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推动人们努力走
向进步，都是“乡愿”，都是“甘草”；从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出
发，敢于坚持错误到底，敢于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派，敢于把
不赞成他们的人一棒子打死，这才是“大丈夫”、“强哉矫”，
才是“羞为甘草剂”。这一套东西的实质早已路人皆知了，为什
么《海瑞罢官》及其评论者又要重新拾起来加以鼓吹呢？
吴晗同志顽强地宣传过一种理论：历史剧要使封建时代某些
人物的“优良品德”“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
组成部分。”①⑧我们不在这里讨论道德问题（这也是一个被资
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十分混乱的问题），但如果象
《海瑞罢官》这样把海瑞的思想行为都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组
成部分”，那还要什么学习毛泽东思想，什么思想改造，什么同
工农兵结合，什么革命化劳动化呢？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
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
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
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
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
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
“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
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
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
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
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
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
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
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
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
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
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
请他明确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
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
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
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
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
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
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注：①吴晗：《论海瑞》，一九五九
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②《北京文艺》，一九六一年三月号：《羞为甘草剂，敢做
南包公》。
③《北京文艺》，一九六一年三月号：《评〈海瑞罢
官〉》。
④《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从海瑞谈到
‘清官戏’》。
⑤吴晗：《论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
报》。
⑥《海瑞罢官》单行本前的内容介绍，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北
京出版社出版，第七页。
⑦吴晗：《海瑞的故事》，《中国历史小丛书》版，一九六
三年六月第二版，中华书局出版，第十五页。
⑧吴晗：《海瑞罢官》序，单行本第Ⅵ页。
⑨《二十二史札记》中记载了万历中嘉定、青浦间搞投献的
例子，明显地反映出这是地主阶级内部矛盾。摘录如下：“又有
投献田产之例，有田产者，为奸民籍而献诸势要，则悉为势家所
有。……万历中，嘉定、青浦间有周星卿，素豪侠，一寡妇薄有
赀产，子方幼，有侄阴献其产于势家，势家方坐楼船鼓吹至阅
庄，星卿不平，纠强有力者，突至索斗，乃惧而去。……此亦可
见当时献产恶习。”（商务印书馆一九五八年七月版，七二一
页）。
⑩《被论自陈不职疏》，见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出版
的《海瑞集》
九：海瑞罢官》迷雾之刘少奇
写到这里，我必须先说一句，我非常遗憾地看到大家对《海》剧及其批判太重视了。我之前已经说过，我认为《海》剧及批判根本不是文革里主要的一环，甚至根本算不上一环，也完全谈不上是文革的导火线。对《海》剧的批判时间、批判力度都完全比不上当年对《武训传》和胡风等的批判。实际上，这几个完全不具可比性。在1966年的《人民日报》，依然会11次提到《武训传》，但在文革开始后（十六条发布后），对当时刚刚发生的《海》剧批判的关注已经下降到和多年前的《武训传》类似的地步了。
还是用1965年11月10日至1966年12月31日的报道数据来说明一下吧——
以“海瑞”为标题关键字检索，在1966年8月9日前后的出现次数，《人民日报》为43比1；《文汇报》为86比0，；《解放军报》为9比0。
以“海瑞”为内容关键字检索，在1966年8月9日前后的出现次数，《人民日报》为204比11；《文汇报》为338比10；《解放军报》为83比5。
以“吴晗”为标题关键字检索，在1966年8月9日前后的出现次数，《人民日报》为34比0；《文汇报》为20比0；《解放军报》为12比0；《新民晚报》为4比0。
以“吴晗”为内容关键字检索，在1966年8月9日前后的出现次数，《人民日报》为242比12；《文汇报》为278比9；《解放军报》为103比3；《新民晚报》为75比1。
在1966年8月9日之后，即使文章的题目或内容出现了海瑞、吴晗、三家村，也只是带一笔，如《人民日报》报道、《文汇报》等其他报纸转载的一篇讲怎么学毛著的文章里，时传祥提到吴晗、邓拓，但只是提到，和文章主要内容没甚关系。而《人民日报》在9月6日（即8月9日后唯一一篇在标题里提到海瑞）的《谁煽起了海瑞戏的黑风》，里面说的也是周扬而不是吴晗。
好的，开始说本章节的正题吧。本章节是关于《海瑞罢官》的最后一个章节，因为它和对它的批判真的不重要。
在看与《海瑞罢官》有关的评论文章时（这些文章也包括谈明史的，谈农民起义重要性的），我很吃惊地发现，1966年的报纸里有太多文章里提到刘少奇了，但这个“提”，居然都不是批判性的，而是以刘少奇的讲话或文章作为正确与否的标杆。
1966年2月8日的《文汇报》，发表了署名韦格明（这个应该是笔名，取自“为革命”）的文章《海瑞“刚直不阿”的反动性》，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封建文人，总是把海瑞的这种所谓“刚直不阿”精神，披上一件“超阶级”的漂亮外衣，歌颂他“爱民”呀，“保民如子”呀，等等。刘少奇同志说过:“所谓超阶级的、一般的道德，只是骗人的鬼话，事实上这是保障少数剥削者利益的‘道德’。”(《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1966年2月21日的《文汇报》，发表了署名李雄豪的文章《镇压农民军是史可法的本性》，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关于人的本质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有过许多精辟论述的。刘少奇同志在《人的阶级性》一文中说得很明白:“在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就是人的本性，本质。”史可法是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这一点林父同志也不得不承认。
1966年4月25日的《文汇报》，发表了署名朱理章的文章《折中主义的“清官”论必须反对——评星宇同志的<论“清官”>》，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所谓“爱民如子”一套信条，本来就是以“爱民”为幌子的吃人的东西，封建官吏接受这种信条，就是为了要在“爱民”的幌子下吃人。因此，他们并不是受骗，而正是在骗人。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曾经指出:剥削阶级代表人物所以崇拜圣贤，“目的就是要升官发财，用这些‘圣贤之道’去压迫被剥削者，用满口仁义道德去欺骗人民。”我们为什么不去揭露骗子，反而去说骗子受骗了呢?
1966年7月12日《文汇报》，发表了上海电影机械厂复员军人团总支书记陈瑞祥的文章《不准瞿白音攻击党的领导》，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事实根本不象他所说的那样，我们革命人民与党的领导者之间有着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尊卑之别。刘少奇主席在接见掏粪工人时传祥时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文汇报》不重要，或文章对批判《海》剧的目的不理解。那么，让我们看看某些重要的人物或写作组在《人民日报》和《文汇报》上发表的文章吧——
1966年4月14日的《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康立《<论“清官”>的质疑》，（4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认为，要正确地解释这些问题，就必须按照刘少奇同志在《人的阶级性》一文中所指出的，“一切剥削阶级，都要欺骗与压迫被剥削者，都要互相争夺被剥削者的剩余生产物或剩余价值；因此，就造成一切剥削者的欺骗性、对于人的压迫性及互相争夺性。”“清官”的压抑豪强及反贪污等，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互相争夺剥削果实的一场闹剧，而“清官”则不过是这场闹剧中戴着假面具的一个“二丑”(即小花脸)罢了。假如认为，这样的理解便是“对复杂历史过程过分简单化的看法”；那么，是不是竟认为需要在人民的革命功劳簿上替这些骗子手记上一大功呢?
康立，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的集体笔名之一，取自武康路历史组的谐音。
1966年3月1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关锋、吴传启的文章《论吴晗同志的道德论》，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在谈到共产主义道德，谈到共产党员要有坚定的立场，要无条件地热爱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曾经引用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毫无疑义，刘少奇同志引用范仲淹的这句话，只是利用旧有的语言资料。范仲淹所说的“天下”，是地主阶级的天下，是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而刘少奇同志引用范仲淹这句话，从上下文看来，明明白白，是说明共产党员应该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两者的阶级实质是完全相反的。有人用刘少奇同志引用了范仲淹的话，来论证共产党员继承了地主阶级的道德，那完全是歪曲和欺骗群众。我们要采用历史上形成的为人民群众熟悉的、今天还有用的语言资料，来丰富我们的语言，同时要坚决反对把语言资料的利用说成是继承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
关锋被目前的官方称为“林彪江青爪牙”，此时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关锋在报纸上的社会活动排名在王力之后、戚本禹之前，更远远地在姚文元之前。
1966年5月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丁伟志、王正萍的文章《剥开吴晗“民主斗士”的画皮——评吴晗在解放战争时期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场》，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固然，就当时倡导中间路线的人士而言，情况也很复杂，动机并不尽同，需要具体分析。但是，从实质上看，提出这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中间路线”的政治纲领，乃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反动。“因为他们既然坚持要使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就势必要同帝国主义国家联系起来，而帝国主义者却不会让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只会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统治的殖民地。这正是蒋介石卖国贼所走的道路。”（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丁伟志当时是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哲学组的成员，文革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1966年5月1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萧前、李秀林、董新民、方克立的文章《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阴谋家》，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正当刘少奇同志在庆祝我们党成立四十周年的大会上，号召我们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邓拓即刻起来，反对“把‘时文’当作八股公式”。他挖空心思地找到了宋代崇尚苏氏父子文章时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他说：“历代几乎都有一些人擅长于‘时文’，这种人在当时往往很吃得开。另外有许多人，因为不喜欢‘时文’，就往往很吃不开。”
萧前是艾思奇的助手，发表这篇文章是，他在人民大学工作，主要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董新民是人民大学60届哲学系毕业生，后留校；方克立为62届哲学系毕业生，后留校，方克立在文革结束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院长。
1966年7月29日的《人民日报》也报道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会议，并发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愤怒声讨文艺界黑帮头子周扬》的文章，在该文里也有这样一段话：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是在中央直接关怀下召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同志在会上向代表做了重要讲话，号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人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明确指示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为纲。阴险狡猾的周扬，一面剽窃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在大会上大做反修报告，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一面又在小会或会外散布与中央指示精神针锋相对的反革命黑货，公开煽动学术界反对毛泽东思想，抵制反修斗争，胡说什么“不能都去反修”，要“各得其所”，并且散布“读书就是反修”、“考古也是对反修的贡献”、“演《贵妃醉酒》也是配合反修”等等反动谬论。铁的事实证明，周扬就是这样一个政治盗窃犯，反党的阴谋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如果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真的像目前所说的那样是文革序曲，我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个序曲在8月9日戛然而止？如果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为了吴晗后面的大头头刘少奇，我更难理解为什么很多文章的，包括上海市委写作组、关锋、萧前、丁伟志等等，要以这样的口吻提到刘少奇？
目前我看到的回忆录或访谈，大多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除了师东兵的《李雪峰访谈录》。链接出处在这个访谈录里师东兵写到——
刘少奇也在会议上说：“你彭真到现在还嘴硬，你的个人主义膨胀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为什么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来骗我们？你就是一个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中央的修正主义就是你！”大家看到刘少奇这样讲，都跟起来了。”
李雪峰没想到，这次会议能撤销彭真的职务并让他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他对我说：“当时，全国都在旋涡中，而北京是旋涡的中心。谁都不愿意来，但中央既然决定了，我只得硬着头皮上任。”刘少奇说：“让吴德当第二书记，你们俩搭班子，要保持团结。现在北京的情况比较复杂，等部队调动完毕后，公开宣布这个决定。”
……
刘少奇对李雪峰说：“彭真这个家伙在历史上和现实工作中都是反对我的。他总是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对我封锁，不讲真话。这一次把他揪出来也是我们党多年来争取党内生活正常化的努力。你要抓住对他的黑帮势力的清理和斗争。”
李雪峰说：“彭真过去是从来看不起我的，多年来我们对北京市的工作无法过问。名义上北京市属于华北局领导，实际上是北京在指挥我们。”
几天后，刘少奇又给李雪峰打电话：“我考虑很久，想让王光美同志到清华大学蹲点，以便取得运动的发言权。最好让她担任清华工作组的一个领导职务，给她创造一个提高和学习的条件。你看怎样？”
“很好，清华大学是北京运动的重点，王光美同志去那里最好，我很快办好这件事情。”李雪峰马上作了部署。于是，1966年6月19日，王光美来到清华，正式参加了清华工作组的领导工作。
6月6日和8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听取李雪峰关于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汇报，李雪峰提出：“这次运动，应该制定一个决定，明确打击的重点是什么？黑帮和黑线的标准是什么？不然，群众心里没数，我们心里也没数。”刘少奇当时还是很有把握的，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比57年反右还要规模大，意义也深远。现在还是要放手一些。我们要善于领导和敢于领导这次运动。首先要敢于领导，引火烧身，主动检查自己的问题和错误，自己站在运动的前面；善于领导就是要避免被动，避免领导落后于群众的那个局面。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重点应该放在吴晗一类人上面，他们就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敌人。不管出现什么问题，不要转移了这个目标和视线，也不要分散目标，要让广大群众和吴晗、廖沫沙、邓拓一类的黑帮划清界限，明确政策。知识分子有左、中、右三类，通过这次运动，要把他们划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确将来依靠谁，团结和打击谁了。这样便于我们对广大群众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
很少有回忆录提到杭州会议时有“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内容，至少我没有看到，但从3月下旬北京的布局可以看出，杭州会议应该提到了，且应该是主题之一。这才能解释为什么之后各大报纸，特别是《人民日报》的报道内容是这样的，这应该视为斗争转移的结果。
十：穿越时空的命运
虽然主看1966年，但我还是浏览了一下前后数年的报纸。在1975年年初至1977年年中的报纸上，我吃惊地发现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字——国务院副总理孙健——除了列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外（《人民日报》1973年8月30日），在之前的报纸，这个名字找不到来处，在之后的报纸，这个名字从此消失。孙健，就好像一个来自平行宇宙的误入者，不仅消失在前后的报纸上，也几乎消失在“无所不知”的网络里。
1975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上，孙健成为12个副总理中排名最后的那位。在随后的两年半里，国务院副总理孙健的单独活动（视察、接见、出国访问等），主要集中在1976年和1977年第一季度的对外交往上，如76年7月12日率代表团参加坦桑铁路交接仪式并对赞比亚、坦桑尼亚进行友好访问；76年10月22日会见芬兰新任驻中国大使；76年12月8日会见日本高分子学者代表团；77年1月13日会见阿尔巴尼亚科学院代表团等等。在这些对外交往中，时任副总理的孙健，经常接见各国来华科学、学术代表团，我曾一度认为孙健必定出身于学术界。
1966年的报纸、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名单和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上，也出现了一个我以前没有听说过的名字——李素文。在75年人大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上，李素文是22个人大副委员长中排名倒数第二位的，只排在另一个如孙健一样神秘的人物姚连蔚之前。
和孙健、姚连蔚不同，李素文在《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上，其实经常出现（我个人孤陋寡闻而已）。63年和64年，李素文就是沈阳市商贸部门的劳动模范了。1966年，时任沈阳和平副食品商店副政治指导员的李素文，成为全国商业部系统树立的三个标兵里唯一一个个人标兵，被授予“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称号（《人民日报》1966年1月4日）。随后，全国各行各业、特别是商贸部门，掀起了学习李素文的热潮。在1966年的10月中下旬至11月上旬，李素文还作为中国阿尔巴尼亚友好协会代表团成员，访问了阿尔巴尼亚。
在1966年的“突出政治”、学习毛主席著作、批判《海瑞罢官》、参加文化大革命、批判周扬、批判孙冶方、教育红卫兵等等活动中，也出现了很多或者享有后来富贵，或者命运跌宕起伏的名字——时任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党委副书记的张百发、北京永定机械厂工人工程师倪志福、先任北京第三建筑公司青年突击队长后任北京市建筑材料供应公司党委副书记的李瑞环（李瑞环是当年树立的几个“工农兵哲学家”之一，在1966年第六期《哲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文章。《人民日报》在1966年5月14日也刊登了他写的《痛击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挑战》）、山东省青岛市国棉八厂副厂长郝建秀、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上海国棉一厂织布挡车工杨富珍、西北国棉一厂细纱挡车工吴桂贤、太原纺织厂细纱挡车工解悦，乒乓球国手庄则栋、全国劳模时传祥等等。
这些人里面，有几个在文革后依然位居高位。后来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张百发，在文革时升官并不算快，一直在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和北京市建工局，文革结束后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后来官至政治局常委的李瑞环，文革时任北京建筑木材厂党委书记、北京市建筑材料工业局党委副书记、北京市建委副主任，文革结束时任“毛主席纪念堂”现场指挥部党委书记，算起来是也在官僚体系里一步步走上去的；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郝建秀，在文革时担任青岛国棉八厂副厂长、青岛市革委会副主任、山东省省委常委等职，文革后任纺织部副部长，也算是按部就班升迁的。在文革前后都能保持高位的，应为“三朝不倒翁”倪志福。文革开始时，倪志福是北京永定机械厂工人工程师、全国劳模，毛主席逝世时，倪志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华国锋上台后，倪志福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邓小平、胡耀邦上台后，倪志福继续留任。
这些人里面，跌宕起伏的更多。
时传祥在文革期间的派性斗争中卷入颇深，是30万人“捍卫团”的领导人，他旗帜鲜明地支持老红卫兵（即以高干子弟为主要代表的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在文革后，75年病逝的时传祥，被作为文革牺牲者代表之一大肆宣传，而文革中支持老红卫兵导致与“四三派”、“四四派”红卫兵、造反派的矛盾冲突甚至武斗，却被淡化或被掩盖了。
解悦在文革初即成为“山西省革命造反联络总站”副主任，后来成了省革委会常委。因为解悦在文革期间并非一帆风顺，文革结束时并非大官，因此在文革后虽被视为“三种人”，被关押审查许久，但应没受太多罪。
庄则栋的经历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个乒乓球国手，在文革末期担任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人民日报》1975年1月19日），文革结束后被关押4年。
吴桂贤，在文革开始时依然只是一个普通的纺织工人，68年即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69年成为中央委员，1975年年初成为国务院副总理，排名第8位，在华国锋、陈永贵之后，王震、余秋里之前。很显然，吴桂贤在文革期间升得太快了，因此文革结束后被撸官，被审查，之后直接退回国棉一厂。
陈永贵的经历和吴桂贤比较类似，也属于文革期间快速位至高官的人之一，在文革后也遭遇了和吴桂贤一样的命运。陈永贵是几个人中间最著名的，因此在审查结束后，“自愿”去了北京东郊农场。
姚连蔚和孙健一样，都是突然冒出、突然消失的人物。1969年4月2日，姚连蔚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出现，就位列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了，排名在范文澜之后。73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人民日报》1973年8月30日），197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成为排名最后的副委员长（《人民日报》1975年1月19日）。1977年5月24日以后，姚连蔚不再在报纸上出现。姚连蔚是“工联”造反派的头头，是邓小平口里的“三种人”，因此被关进了监狱。
文章刚开头提到的孙健，文革前不过是天津的一个翻砂工，文革末期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文革结束后，孙健也接受了关押审查，之后被送回天津机械厂。
文革后运数急变的还有参加了69年珍宝岛战役的战斗英雄孙玉国。孙玉国的此战结束后，即作为珍宝岛反击战的代表参加了九大，74年成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77年被关押审查。审查了5年后，孙玉国以团职退伍。
更惨的是于会泳。于会泳在1953年就开始在《文汇报》、《新民晚报》等报纸杂志上发表音乐评论和音乐作品。文革开始前，于会泳在上海京剧团工作，参与了《海港》、《智取威虎山》、《杜鹃山》、《龙江颂》等现代京剧的音乐创作，是京剧改革的支持者和身体力行者。1975年担任文化部部长（《人民日报》1975年1月19日）。文革一结束，于会泳就被视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之一而受到关押审查，审查期间服毒自尽。
命运跌宕的还有个出名的“小人物”钱浩梁。文革结束后，钱浩梁即被关进监狱，5年后才释放，之后又被发配至石家庄。不过，和很多人相比，钱浩梁还算比较好命的。
穿越几十年时空，再次看这些人的命运时，我发现了两个有趣的事——
一来，在几乎所有的回忆录和讲述文革历史的文章中，这些文革中位居高位、文革后跌入深渊的人物，都会被描绘为“粗俗”之人，亦即所谓的“下愚”。
比如说姚连蔚、孙健、陈永贵、吴桂贤等人，在文革后刀笔吏的描绘下，简直就是“二百五”或者“老憨”。这样的描绘，也愈发加深了大家对“文革就是一场闹剧”观点的认同。虽然文革后的这些人，如姚连蔚、孙健、吴桂贤等，已经证明了即便在商业大潮中，也可以是很不错的弄潮儿。
在腾讯网的一篇《珍宝岛英雄孙玉国的沉浮：与苏俄贸易获利千万》的文章中链接出处这样报道孙玉国
孙玉国回到家乡沈阳来了，他的家从一个普通群众的住宅搬进了一所独门独院的日本式小楼。身居高位，宦途坦荡，以往那个豁达、开朗、直率的孙玉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他越来越大的气派。孙玉国的火气也奇怪地大了，一旦忤逆了他的意志，他会毫不客气地训斥自己的下属。
奇怪的是，这样的“毛脾气”，对亮剑中的男主角来说，是“够男人”的表现；对许世友来说，是够直率的表现；对彭德怀来说，是够真诚的表现，但对“文革新贵”孙玉国来说，就成了他的罪状。这似乎也说明在关押审查时，找不到发迹后的孙玉国的其他劣迹，只能拿脾气说事。
第二个有趣的事，是大家在谈论文革时，从来不说文革后的清算。
文革后的清算，一直持续到83年“严打”以后，在这7年左右的时间内，有不少人或被关押或被解职或被杀或自尽。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文革期间，就是文革罪证；发生在文革后的清算，就是拨乱反正；发生在改开期间，就是正常现象。
姚连蔚、孙健、孙玉国、吴桂贤等人的治国水平如何我不知道，不过于会泳确实有音乐和管理才能。（于会泳谱的曲子《幸福花开遍地香 ）
我个人认为陈永贵非常有才干。在1966年3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陈永贵的谈话，内容是关于大寨大队在劳动管理中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篇讲话稿很有逻辑，也实事求是，即讲辩证法，也讲方法论。文章太长，给个链接吧链接出处
这些人（没有包括上海革委会和“四人帮”成员的命运，因为他们的命运太跌宕了，不是此文可以涵盖的）在文革前后为什么会运数有别？我想了很久。目前还未能得出一个定论，因为我不能尽知他们与文革中两派的关系，但从这些人文革后的结局，也可以大致得到一些结论：
文革期间“坐直升机”的，文革后必一撸到底。因为这些人没有正常地循官僚体系、走“正常升迁”之路。这是对官僚体系的挑战，官僚体系自然也会“秋后算账”。
文革期间走“造反起家”这条路的，文革后必被打入地狱，且万世不得翻身。因为权柄必由上出，由官僚体系出。这就是为什么当权派最恨造反派的原因，同时也是1966年虽几派红卫兵争斗但大局相对还是稳的，1967年后造反派兴起，某些人就开枪的原因——对权力的挑战，是一切官僚最不可容忍的。
姚文元如果只是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还不需要将牢底坐穿。这从其他也批判吴晗的人的命运就可以看出来了。但姚文元参与了67年的上海1月夺权。因此他姚文元必须以自己的后半辈子为夺权“付账”。
1976年至今的文化清洗，其实是非常有效的，所以现在我们才有这么多人这么地盼望清官——有清官多好，自己不必费心想事，不必以自己后半辈的生命押宝去做几率甚小的夺权，不必纠缠什么银行、国企私有化，只要企盼天上掉下个清官来，就可以打退妖怪，王子和公主、猥琐男和市侩女就可以从此幸福地在一起了。
所以，反对造反派的不仅仅是官僚，也包括企盼盛世的百姓。所以，这些百姓非常开心地打倒搅局者，并踩上一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
至于豪强兼并、百姓苦楚，也没什么，几千年不也这么过了么？只要不到典儿卖女的地步，就忍着，一边忍一边痛骂那样敢于反抗的“山贼、强盗”。如果最后自己也不得不做强盗了，那更好，挣个江山出来，就可以自己在上别人在下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是承平时代说的话，真挣出个江山来，自然要再次请出孔老二来，让细致的等级制度继续存在下去。
毛泽东试图推出一个真正的工农兵共治、民众共享的中国，这种反历史的行为自然是官僚和走资派极度痛恨并必须抹黑的。
这就是历史。
突出政治的生动一课
陈永贵谈大寨大队在劳动管理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经验
编者按：按照什么方向，根据什么原则，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这是一个是不是突出政治和怎样突出政治的问题。陈永贵同志这篇关于大寨大队改进劳动管理的谈话，生动地说明了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这一光辉真理，提出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方向。
几年来，大寨党支部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运用阶级斗争和唯物辩证观点，从多方面总结劳动管理工作的经验，提出了几项重要的原则，可供各地参考。
大寨大队的经验说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集体经济的内部充满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经营什么？靠谁经营？怎样经营？都有一个道路和方向问题。因此，每一项制度和办法的制订，都要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出发，时刻抓紧兴无灭资的斗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大寨大队的经验说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提高人的思想觉悟。集体经济的各种制度（包括报酬制度）和办法，必须有利于改变人们的自私心理，有利于发扬集体主义思想。
大寨大队的经验说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分配制度，必须正确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劳动报酬制度的确定，既要承认差别，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又不能使差别过于悬殊；既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又不要搞物质刺激；既要有一定的制度和办法，又不要搞烦琐哲学。总之，必须以充分调动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为原则，而不是只调动一小部分人的劳动积极性。
陈永贵同志的这篇讲话，也提供了在实践中学哲学、用哲学的好经验。人的正确思想从那里来呢？怎样“一分为二”地看待一切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呢？读一读这篇讲话，很可以得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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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各地有不少同志来信要我谈一下大寨的劳动管理工作，来访问大寨的同志也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现在我就这个问题大概说说，也算对以上同志的答复。我说的不一定对，不过我愿意和同志们共同研究，希望大家提出批评。经营管理必须坚持两条道路的斗争。
首先要抓住阶级斗争这条纲，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作好政治工作，教育干部和社员提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提高政策水平；同时建立一套能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管理制度，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
大家说经营管理工作重要，这话不假。那里的经营管理工作搞得好，那里的生产就好；那里的经营管理工作搞得不好，那里的生产也就难搞好，十有八九是这样。这为啥？
毛主席告诉我们，过渡时期，我国还有阶级，还有阶级斗争。这个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在咱农村大量地反映在经营管理上。经营啥？怎样经营？靠谁经营？这些事可以说天天争吵。为啥争吵？就是因为里面有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我们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有的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主张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有的人要搞个人经营。他们的想法落空了，就要起来反对，有时闹得党的方针、政策贯彻不下去，群众的生产劲头就鼓不起来。最后，一些工作拖后，生产计划落空。他们又说是集体经济不好。这些情况摆在眼前，不斗争当然不行。要斗争离不开两方面：最根本的方面，是要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作好政治工作，也就是要教育干部和社员提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提高政策水平，懂得阶级斗争是长期的，不是短时的，树立起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大胆踏实、改天换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还要有一套能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管理制度，让每个社员都能按照集体经济的规章制度办事。这两方面工作做好了，也就等于坚持了政治挂帅，就不怕生产上不去，也不怕工作搞不好。大家说经营管理工作真个是重要，我体会道理就在这里。
怎么能把经营管理工作搞好呢？这又是一件不太好办的事。就说劳动管理吧，它本身包括很多内容，牵扯的面也很广，它同每个社员有牵连，同每件农活有牵连，同每天的时间有牵连。加上各家有各家的情况，各地有各地的条件，究竟采取啥办法，也不能用一根尺子去量。不过无论那一种地区，尽管条件不同，有些原则我想应当是一致的，这些原则必须坚持。这就是：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防止资本主义影响，使集体经济得到巩固和发展。这是一切工作的纲，经营管理工作更是这样。
为啥在经营管理上一定要坚持这条原则呢？前面说过，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这从实际当中也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要求因地制宜，实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方针；有人却主张农商一起来，扔下种田去搞副业，还说啥：“吃粮靠集体、花钱靠自己。”我们要求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改进集体经济的管理制度；有人却嚷嚷单干的好处，主张包产到组、包工到户、牲畜下放、副业包干。我们要求依靠贫下中农；有人说土改靠贫农，生产靠中农，副业靠商人；又说地主没地啦，富农不富啦，都是靠工分吃饭，人人都一样。我们要求一切坚持政治挂帅，报酬上要承认有差别；有人强调工分挂帅，物质刺激，要求高工分。我们要求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有人强调分光、吃净，过一天说一天。我们要求当老实人，说老实话，按国家政策办事；有人主张多产少报，扩大灾情，隐瞒粮食，搞自由买卖。这不是明摆着的阶级斗争吗？所以，我们首先要抓住阶级斗争这条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否则那就会象盲人赶瞎马，冒打冒撞，就会离开正道，走上斜道。对一些人来说，资本主义是熟道道，不把他们向社会主义这方面领，他们自己就会向那方面去。
怎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呢？大家知道，过去资本家有资本家的章程，地主、富农有地主、富农的章程。但是，这些章程千条万条总归是为他们自己的阶级服务的。我们现在是建设社会主义，所以我们的章程必须从维护社会主义的集体利益着眼，绝对不能再把资本主义制度的旧套套搬到我们社会主义的事业上来；要听贫下中农的话，要为多数人的利益着想；要考虑到本单位，更要考虑到全国、全世界。如果不是这样的章程制度，订下也没用，相反地会让资本主义得势。
第二、体现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进一步鼓起广大社员的干劲。我们干啥工作，目的都是要鼓起广大社员的革命热情，搞好生产，发展集体经济。所以我们订啥制度也要有利于鼓起广大社员的集体生产劲头，有利于推动科学实验和技术改革，有利于保证农活质量。这才能起到制度的作用，不然，就会白搭工。不能把制度和生产看成两码事，说的一套，作的一套。这样群众不信任，自己有时也没办法开销。有人说要鼓起社员的干劲，就要靠物质刺激。我说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要坚持的，不能用绝对平均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现在不能用，将来也不能用。但是不能搞物质刺激，也不能把多劳多得和物质刺激混在一块。这就是说，差别是要承认的，但是不能差别太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调动起广大社员而不是一部分社员的集体生产积极性，才能有利于搞好集体经济。
第三、坚持简便易行，有利群众，作到有制度不烦琐。如果制度过于烦琐，实际上就等于没有制度了。大家每天要干的是生产劳动，不是搬制度。劳动一天回来两腿泥，谁有好气去费那些脑筋呢？再说社员有不少人是老粗，弄得过细，反倒把他弄糊涂了。从效果上看，弄得再细也不见得能把所有矛盾都解决了，反而把社员养成了斤斤计较的习气。有人认为，制度粗了就不能体现按劳分配，或者说越细越好。我看不能这样认识好和不好。不能只从表面上看，应该用发展生产的眼光去看，从多数社员的要求去看，从社会主义方向去看，不要看见道道多就好，画只老虎添上个翅膀，不见得群众欢迎。
第四、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订出适合当地条件的具体办法。这就是说，不要死搬硬套，不能脱离实际，不要光从脑袋出发。要按当地的实际情况办事，要按生产基础和社员的觉悟水平办事，要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当然也不能束手束脚，要敢创、敢干。只要合乎党的政策，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简便易行，有利群众，就是好制度。
第五、坚持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有人认为劳动和工作有很大矛盾，要做好工作就不能参加劳动，要劳动就不能工作。我说不能这样看，劳动本身就是做了一部分工作，你不参加劳动，就等于没有作好工作，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事实也是这样，那里干部劳动好，那里的生产就好，社员也好领导。
干部参加劳动，还不能只是跟在社员屁股后面“死劳动”，要是把自己降到一般社员的水平，只是埋头生产，也不见得能把工作全部做好。怎样才能“活劳动”呢？一个是要扛三活，就是要做重活、脏活、关键活，要给社员树立好的榜样。假设自己挑肥拣瘦，不只起不到好作用，相反地社员会对你不满意。再说有些关键农活自己亲手做出样板，就容易搞好。二是要在劳动中进行科学实验，摸透自然的脾气，不然，就要吃自然的大亏。这方面我们的经验教训很多。三是要在劳动中，作政治思想工作，不能把劳动和政治工作分开。社员们除了吃饭、睡觉，每天都在劳动，这是很重要的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时间。在劳动中也最容易看出问题，看出了问题，就得及时解决。这样，就能搞好管理工作，有利生产。
第六、坚持政治统帅管理的原则，把管理制度建立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上。这样，制度才有生命力，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要抓政治不管制度，抓制度不管政治。不要把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弄成两张皮。在订制度的时候，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挥群众智慧，让社员大家制定，大家执行。不要只是少数干部包办代替。遇到违犯制度的问题，也要大家讨论，大家处理。不然，即使好制度也不会得到好的结果。制度建立在社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等劳动管理制度，是在积累了生产、管理经验，特别是在社员的思想觉悟提高的条件下产生的，是政治和管理相结合的办法。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经营路线，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更好地调动社员的集体生产积极性；又简便易行，适合当前大生产的需要。政治和管理相结合的新制度标兵工分、自报公议。在大寨现在的劳动管理中，计酬办法究竟是一种啥办法呢？要说名堂，就是“标兵工分、自报公议”。具体作法是，在日常劳动中，记工员只记每个社员的工别和出勤天，分早上、上午、下午，谁做了啥活，到月底评比总结。方法是先看看这一段数那些社员劳动态度最好，出勤最多，干的活质量最高，就评他们为“标兵”，然后规定出标兵一天应得工分。有了标兵人和标兵分，就等于有了标尺，其余的人按照自己的体力强弱、技术高低、劳动态度，自报自己一天应得的工分。社员自报以后，让大家评议。大家对自报的工分没有意见，按自报记工。个别人自报的不合适，高啦低啦，由大家评议修正。
开初我们是隔一两天评一次，后来改成十天、半个月、一个月一次。我们体会，时间过短了不好。因为时间短了，会增加好多麻烦，同时要衡量每个社员的劳动态度，在一两天内是不容易看出来的。经过一段时间，也能和各段农活安排基本上结合起来。
为啥要评选标兵？因为有了标兵，不只在评工当中大家有了衡量自己的标尺，就是在平素劳动中也有了样板，对标兵来说也是一个鼓舞。这样，相互之间还可以取长补短，开展竞赛，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和管理相结合的办法。所以确定标兵，比按底分去评的办法，好处多。
为啥不以底分作基础呢？因为以底分作基础，最容易给社员套上框框，会限制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个别不自觉的社员，还会钻底分的空子，不好好劳动。有些劳动好的社员，本来可以多挣分，因为底分的限制，他会少报，评的人也因底分作怪作出不切实际的决定。我们现在不以底分作依据。现在社员也有底分，是作为评摊义务工、评摊非生产用工的依据。按底分摊义务工，使劳动力强的多摊一点，劳动力弱的少摊一点，是合理的。
为啥自报公议呢？自报公议，本身是一项很重要的政治工作。自报公议，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检查，自我教育，开展两种思想和两条道路斗争的过程，也是思想革命化的过程。实行自报的好处，还能提高社员的自尊心，步步养成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同时，也是自己对自己的鞭策。从公议来说，更是有表扬有批评，本身就是一场大评比，这样就把管理制度和突出政治结合起来了。实行定额不能解决的问题也解决啦。
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好处。按照我们几年来的体会，这个办法，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经营路线，体现了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政策，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又简便易行，适合当前大生产的需要；也能发扬共产主义的积极因素。好处我看能摆出这样几条：
第一、摆脱了烦琐的定额制度，腾出了更多时间。广大社员因为取消了每天晚上评工记分，可以腾出时间来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文化、学习技术。取消了定额，广大干部更轻松，如同摘了一顶愁帽。过去天天评工记分和经常修订定额，误工很多，往往不是白天参加不了劳动，便是晚上十二点多了还没有睡觉，有时把脑袋弄得晕头转向。现在，一两个月评一次工分，只花几十分钟时间就完事，节省了时间，就更有条件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和考虑其它问题。干部社员都很满意，他们说现在的方法是：“评工争标兵，简便不烦人，按劳记工分，报酬又公平。”
第二、报酬不悬殊，更好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过去按包工记分，有的一天挣几分，有的一天挣几十分，高低差别很大。现在，不同劳力和不同技术，所得的报酬是有差别的，但是这个差别不大。拿去年来说，以各类劳动力的情况看，有技术的强劳力平均每天得十一分，中常劳力九点五分，半劳力七分，辅助劳力五分，最高和最低比较相差一点二倍。再拿畜牧业和副业人员说，工种不同，技术高低的要求和辛苦程度不一样，报酬不一样，可是差别并不大。象铁匠、石匠，技术要求高，劳动量又大，所以比同等劳力的工分高百分之十九；饲养员（包括繁殖）高百分之十五；木匠高百分之十一；做粉条、放羊的只高百分之十。这样就避免了高工分的出现，有利于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能更好地调动全体社员的集体生产积极性。
第三、逐步改变人们的自私心理，逐步树立共产主义思想。首先，克服了抢争工分的现象，注意了农活质量。在没有执行这种办法以前，人们总是争工分，吵工分。实行了这种办法以后，因为取消了定额的限制，社员们不怕完不成定额受罚了，也不怕有些取巧社员钻定额的空子来多挣工分了。大家想的和议论的是：怎样学习提高农业技术，怎样保证农活质量，争的是当“标兵人”、作“标兵活”，大家希望的是政治荣誉，而不是个人利益。我们粗粗地计算了一下，近二年来，全大队有八十多人，做活质量好，当过标兵和五好社员，占到劳力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多。在农业行里能当全把式的社员有三十多人，比一九六二年以前增加百分之五十多。其次，自报的时候是按照所做农活的数量多少，质量高低，合理地来确定自己应报工分多少，所以每个人不得不考虑自己应该有一个什么态度。如果自私自利，光考虑个人利益，多报了工分，让大家听了以后，会说自己自私落后，所以他总要进行一番思想斗争，都要和前后左右的社员比一比。通过这场评比，实际上是对每个社员的一次鉴定。再次，在评比的时候，不光是评某一个人做活多少，质量好坏，技术高低，最根本的是评了思想，评他的劳动态度。如果思想不过硬，就要帮助他，找根源，认危害，检查原因。这样就既教育了有缺点的社员本人，也教育了大家，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广大社员的政治思想觉悟。
第四、干部不包办代替了，更充分发扬了民主。过去是社员劳动，干部验收；社员劳动，干部记工；社员犯错误，干部批评。结果是干部出力不讨好，发挥不了大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了“干部是管人的，社员是人管的”这种坏现象。好多事情，因为没有认真执行民主办社、民主管理的原则，干部跑断腿，磨破嘴，完不成任务。有些社员还说风凉话，放冷枪。实行这种办法以后，工分多少，检查验收、社员劳动好坏等等，一切由群众自己讨论，自己处理。这样，说话的人多啦，管事的人多啦，能看得见，听得到，比靠少数干部管得更好。也克服了干部的包办代替，发挥了大家的智慧，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了。同时把干部也放在了社员的监督下，干部和社员一样劳动，一样记工，一样受奖受惩，可以使干部永不变质。
第五、检查验收也省事了。实行现在的计酬办法，是不是还要进行检查验收？这道工序我们现在还用，不过比以往省事多啦！心里也觉得踏实。过去，实行的是事后检查验收的办法，主要是靠干部。这种办法弊病很多。首先，发现农活达不到质量的时候，已经错过操作节令，成了马后炮。其次，单凭干部检查，作不到逐垄逐苗普遍检查。大寨的土地分散，沟沟洼洼，圪梁坡，那里也是地，跑上半天，明活看清了，暗活只能看个大概，出力不小，效果不大。有时，有些一向劳动好的社员，偶然有一垄活没做好，检查出来了；可是有些一向劳动不好的社员干的孬活，却没有被发现。再次，干部误工多，妨碍参加生产劳动。往往一到检查的时候，干部东坡上去，西坡下来，受了累，误了工，社员还不满意，说是干部挣了“游荡工分”。随着计酬形式的改变，和党支部对广大社员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加强，现在的检查验收真正是贯彻了群众路线，人人检查，时时检查，对不合质量的农活，作到了及时发现和及时纠正。比如社员贾成运有一次去锄苗，他想下午锄得快点，第二天就省得来了，可是锄过后他又感到质量不算好，第二天起早又去自动加了工。有一次赵素小在锄苗中锄得快，质量差。贾来恒发现后，就随时对他指导。在地头休息的时候，还向大家讲了提高农活质量的重要性，并组织大家开展了讨论。时间长了，绝大部分同志都养成了习惯，做到了眼勤、耳勤、脑勤、手勤、腿勤、嘴勤。现在的检查验收，主要是干部在劳动中进行指导，社员在劳动中互相监督。干部专为检查耽误的工没有了，农活质量比过去提高了。只要干部能提出要求，大家就可以按要求办事。
新办法是逐步在老办法上发展出来的。
它是随着我们大队生产的逐步发展，随着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本着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原则，在老办法上改进出来的。十多年来，我们大约经过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死分活评。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大寨的计酬办法是简单的“死分活评”。那时每天干完活以后，就根据每个人的底分和当天的工作量，在地头评工。因为大家的思想水平还不高，加上方法不够好，天天太阳还有一竿高就评开工了。评的分多了没话说，评的分少了乱嚷嚷，常常是左评右评也评不下来。结果，还是队长说，记工员记。他们形容这种评工办法是：“干部图省心，社员怕惹人，评工不吭声，最后记底分。”
因为按底分记工，在当时有两个矛盾不好解决。一个是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大家的劳动积极性，特别是有些尖滑社员，能多干也不多干，说什么“干多干少一样分，谁也不是十傻十呆”。再一个是队长不好派工，一遇脏活、重活，老实人好说，尖滑人总是挑三拣四，弄得干部实在没办法。
当时为什么民主评工评不好呢？为这事干部们寻找过不少原因，找来找去，最根本的一条还是思想问题。办社时间不长，人们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还是一条生道道，有些富裕中农还思思谋谋想往单干发财的老路上爬。在这种思想支配下，自然就对集体经济采取了自由主义和不负责任的态度。评工也就不能尽情合理了。
第二阶段，实行定额管理，按件记工。一九五六年成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大寨学习了武乡县窑上沟大队“农活定额”的经验。这就是把所有农活按照活轻活重、技术高低、责任大小、操作难易，分类排队，实行“分级定额，按件计酬”的办法。这种办法，在当时倒很能调动社员的集体生产积极性，干多少活，记多少分，有一大部分农活也用不着再为评工记分争吵了。实行了这个办法，社员的劳动积极性高了，有些农活也好派工了，对集体生产起了推动作用。可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首先，是农业活计复杂，项目多。象大寨这样的土地，一亩几十块，坡坡洼洼一块一个样，作起定额来真麻烦。就拿耕地说吧，这是农业行里很普通的一项农活，可是搞起定额来就有十个不一样。你看，作物茬口不一样；地块大小不一样；地远地近不一样；工具好劣不一样；牲畜好坏不一样；土质松紧不一样；要求深浅不一样；春夏秋冬不一样；深耕翻耙不一样；条件一变又不一样。
正是这种差别，搞一次定额，要花费好多时间，费很大力气，定出来一遇天气变化，或者其它自然条件的影响，定额还得修改。为了这些，干部们误工很多，往往不是参加不了劳动，就是半夜多了还没睡觉。
还有一个问题是不能保证农活质量。在制订定额的时候，虽然也规定了农活的质量标准，可是因为定额的限制，有的怕完不成定额受惩，积极赶工，忽视了质量。有少数社员为了多挣分，就只图快，不顾质量。靠检查验收吧，一来土地分散，做活分散，没有这样多的时间；二来有些农活也没法检查。结果有的社员顾了质量，进度慢一点，倒少得了工分；个别尖滑社员只求数量，不顾质量倒多挣了工分。最后还是老实人吃亏，尖滑人沾光。
我们还体会到，用这种办法，会助长人们的斤斤计较。有的人早上出勤问工分，到了地里吵工分，晚上回来争工分，好象没有工分就没有命。在地里劳动是包到那里干到那里，和尚打家伙各顾各，锄地不剜边墙草，刨边不管拣石头。你问他为啥看着石头不搬出去？他说：这块石头没有号上工分。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普遍的，但个别人往往影响到整个工作。所以定额管理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缺点，象大寨这样的地方，社员们就感到难制订，难调整，难验收，难执行。
第三阶段，分项计酬。上述办法实行了三、四年，只田间农活搞了一百三四十种劳动定额。老问题还没有解决好，新问题又出现了。社员们越来越多地议论说：这种办法不行。一九六○年大队党支部和管理委员会，为了解决上面说的矛盾，便和群众商量，对以上办法进行了修改，实行了“农活分项计酬”。这种办法是对不同农活，采取了不同计酬办法。对于明活，就是数量、质量容易计算和容易检查验收的农活，象担粪、锄草、担庄稼等，仍然按照劳动定额，实行按件计酬；对于土地基本建设和一般农活，一律采取了评定标兵、自报公议的记分办法。具体作法也就是现在这个办法。因为初实行这种办法，缺乏经验，也出现过些问题。有的社员怕别人说自己自私，就少报工分，也有个别人故意多报工分。不过经过党员、团员和贫下中农的各方面工作，一般还是可以作到公平合理的。
第四阶段，标兵工分、自报公议。一九六三年夏天一场水灾，房子塌了，地冲了，田里的庄稼冲的冲，淤的淤，歪的歪。这时候那里也需要人，那里也需要工。看到这种情况，社员们迫切要求向灾害斗争，再也等不得有什么定额，要什么工分了。白天干，黑夜干，男女老少一齐出动，能干啥就干啥，挨着干啥就干啥。有时一个人作两个人、三个人的活。有时一个人一天做四、五种农活。干过一段后，应当怎样记分？把干部难住了，怎么办？最后决定让社员讨论，听听大家的意见，究竟怎样合适。
在讨论中，广大社员说：“评工记分也好，按件记分也好，都是为了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把生产搞好。要是光为多挣工分，谁也会，可是不顾农活质量，生产怎么能搞好？怎么能保证农活质量？”看来单纯依靠检查是不行的，要紧的是依靠群众自觉，用社员的话来说，就是“定额先定心”。一些复员军人也对党支部说：部队上打仗，并没有规定打死几个敌人给多少报酬，可是大家也拼命地往前冲呀！冲！只要人人自觉起来，要不要定额都可以把农活做好。
从这里，大队党支部和管理委员会认识到，关键问题在于提高社员的思想觉悟，社员的思想觉悟不高，多严格的制度也难免出漏洞。我们就开始琢磨在劳动管理上既能按劳分配又不烦琐的制度。决定把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加强对社员的思想教育。这样，党支部就反复向社员讲清农活质量和产量的关系；产量和工分值以及社员个人收入的关系，使社员们普遍提高了思想觉悟，认识到要想增加个人收入，必须提高产量，要想提高产量，必须认真劳动，保证农活质量。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一步和社员共同总结了原来的计酬办法，从好坏对比中，决定实行“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办法。
不订基本劳动日，只订出勤天
基本投工制——就是原来的基本劳动日制度，是劳动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每个社员都确定了投工的数量，就能做到集体、个人心中有数，能有计划的发展生产。和全国许多兄弟单位一样，大寨从高级社时期起就执行了这一制度。但是，从一九六三年起，我们改为不订基本劳动日，只订出勤天了。
起初我们执行基本劳动日制度，最大好处是能促进社员多投工，可以把投工和完成定额结合起来。所以对加强集体生产责任制起了推动作用。但是这种办法，我们逐渐感觉它有四个方面的缺点：一是在评的时候不好掌握，因为每个社员的体力、年龄、技术等等，都是千差万别的，任凭你挂钩呀，排队呀，都很难掌握得公平合理。二是基本劳动日完成的多少，和定额包工、干部派活有很大关系。同等劳力，同样劳动态度，干的农活不同，得到的报酬也不同，完成基本劳动日也就有了差别。有时同等劳力，同样劳动态度，做同样农活，山区的土地复杂，包工免不了一眼高一眼低，得到的劳动日也不一样。这样，有些社员想做工分高的农活，想做有包工的农活，给派工增加了好多麻烦。三是有些社员为了不受罚，赶工分，超额完成基本劳动日，有时就不顾农活质量。让他返工吧，时间来不及；不返工吧，计划落了空；扣他工分吧，他给你来个“羊群没了羊群找”，有时干部也看不到。四是奖惩时不好办，有些老实社员，顾了农活质量，少挣了工分，没完成基本劳动日，最后得受罚；有少数取巧的社员，干的活质量不很好，多挣了工分，超过了基本劳动日，最后还能受奖。因为这事常常发生争吵，后来就实行“双定”，既订出勤天，又订基本劳动日，可是这也“卡”不住，反而更麻烦了。
怎么好？干部们在研究中，不少人这样说：“干脆订出勤天算了。订上出勤天，能保证出勤，挣工分多少，要按他的劳动态度去评，又简单，又利索。”大家思想一致了，就由订基本劳动日，改为订出勤天。这就是，不管你劳力强弱，只要有劳动能力，都要订出勤天。至于谁订多少合适，这比订基本劳动日就好办多了。除个别妇女有家庭牵扯，要按情况照顾外，其余的人只要除了必要的假期就能订出来。
出勤天订好以后，按期进行检查、评比，同评工分一样进行。出勤多的适当给以表扬和奖励，无故缺勤的要分别情况对待，该批评的批评，该处分的处分。如果因为头疼脑热，特殊事假，那一个社员也不可避免，类似这种情况就不能过分计较。
在刚实行这种办法的时候，有些人提出定工是不是可以分出忙闲？是不是和基本口粮、交纳公共积累结合？经过考虑，大家认为用不着，反正忙月、闲月，没有特别的事情每天都要劳动。冬天是农闲，农田基本建设任务更大。至于完不成出勤就要扣口粮，或者重奖重罚，更不是好办法。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越冷越打颤，越热越出汗。”最后还是自己作下自己吃。这在前几年已经有了教训，所以我们没这样作。
订出勤天有点什么好处呢？我们认为首先是比基本劳动日简便易行，可以大大减少过去订基本劳动日的麻烦，节省了时间，少了人和人的争吵。第二，出勤天因为和定额摘脱了钩，就容易作到公平合理。第三，保证了农活质量。第四是奖惩更加合理。
劳动组织要跟上生产需要
要跟上生产需要，劳动组织也得不断吸取经验，逐步改进。一九五三年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刚建立的时候，我们是两个生产队。为了便于组织生产，每个队分成三个作业组。当时，组长和组员都是固定的。有了固定的作业组，生产队长安排好农活，就由作业组长领着组员去干。这个办法，责任明确，包工方便。可是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强，活计复杂，作业组固定了，劳力配备就不灵活。有时遇到些特殊情况本来需要抽调劳力，可是抽调不出来，不是组长不同意抽，便是遇到重活社员不愿意干。还因为受固定作业组的限制，不能合理使用劳力，有时强劳力干弱劳力的活，有时弱劳力干强劳力的活；有时技术高的干粗活，技术差的干细活；有时两个人就能完成的任务，可是去了三、四个人。这样就不能人尽其才，有时窝工浪费很严重。这种矛盾一九五五年以前经常发生。有一次天下了雨，要抽调劳力打地埂，可是各组正在锄地，组里不想把强劳力抽出来，结果打地埂没有完成任务。又有一次，队里要人锄草，只需五个人就行了，可是作业组的十几个人全去了，结果磨蹭了一天。社员们说：“出工一条龙，做活一窝蜂，浪费劳力真心疼。”
成立高级合作社以后，大队向生产队实行了“三包一奖”、“四固定”，作业组的形式也跟着进行了调整，实行了定额包工，建立了临时作业组。作业组长固定，组员可以按农活需要临时抽调。社员叫这种办法是：“定将不定兵，人随农活走”。这样劳力服从农活，需要什么人抽什么人，要多少，抽多少，窝工浪费和调配不灵的矛盾解决了。但是又出了新的问题。一是干活的人多，关心生产的人少。一个生产队除了三、四个作业组长，绝大多数社员叫干啥，就干啥，你说砂锅能捣蒜，他就说是捣不烂。二是包工比原来麻烦了，包工定额天天搞，还赶不上做工用。
一九六○年以后，根据几年来的经验，除了对畜牧、副业采取常年固定、专人负责的办法外，对大量的田间农活，本着劳力服从农活的原则，对以上两种形式又重新作了修正。实行了“活兵、活将”，我们把这种作业组叫“三不固定，一服从”，就是作业组长不固定；作业组的成员不固定，作业组的劳力多少不固定，一切服从农活需要，需要组织几个组就组织几个组，组长由队长按农活要求临时确定思想好、干劲大、技术高的人担任。
采取临时作业组作为劳动组织的主要形式以后，过去存在的问题解决了。首先，生产队安排农活可以因人制宜，根据需要多少人，有多少人，谁适合干什么活，就派谁干什么活，发挥了每个社员的专长，作到了各尽所能，人尽其材，提高了劳动效率，按质按量完成了各项任务。其次，领导统一，指挥灵活，适合了赶临时重要任务的需要。生产队可以根据农事季节、天时气候的变化临时组织劳力突击主要农活，做到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既不耽误生产，又不会造成窝工浪费。第三个好处就是在劳动生产中培养了干部，管事人增加了。我们叫这作法是“长干部，短干部，天天培养新干部”。因为作业组长是不固定的，大家都有机会当组长，这就培养了许多能当组长的干部。社员把这种干部叫“短干部”。几年来，通过这种办法，社员轮流当过“短干部”的有三十多人。这些人经过“长干部”（大队、生产队的主要干部）的帮助，在实际中锻炼，逐步学会了领导生产的本领，不少人成了队长和主要干部的得力助手。全大队“短干部”加上“长干部”共有五十多人，占到全劳力的百分之三十以上。由于骨干力量的不断增长，就形成了一个人人参加管理，个个指挥生产的新局面。
有些人一谈到节约和浪费，往往光想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其实劳动力的浪费，常常是一笔最大的浪费。倒过来说，在使用劳动力的时候，也大有潜力可挖。一九六四年在任务重大、劳力不足的情况下，能够完满完成任务，我们认为，改进了劳动组织，是一个重要保证。
把农活的安排放到群众讨论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合理安排，是劳动管理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做好这步工作，才能保证计划落实，充分挖掘劳力潜力，发挥劳动效益，完满完成各项任务。不然，就会心中无底，茫无头绪。怎样做好这一工作呢？我们的做法是：首先按照全年计划要求，每月进行一次农活排队，看看这段有那些农活，那些是当前的中心，那些需要围绕中心分类排队，确定先干啥，后干啥，然后对中心农活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保证按计划完成任务。其次，对劳力使用也要排队，技术劳力、强劳力、半劳力、辅助劳力，都要按照每段任务的轻重缓急，合理安排。能用半劳力完成的农活，不用全劳力，能用一个人完成的任务，绝不用两个人。还在使用劳力上，采取了统筹兼顾、合理安排、保证重点的办法。任务、时间、劳力发生矛盾的时候，作业组统一由队里指挥，统一调配，首先保证重点农活。同时注意挖掘潜力，尽量作到使各项任务都实现计划的要求。
在安排农活、安排劳力的同时，要认真交代质量标准，严格要求技术过硬。比如下种的远近、宽窄、深浅、施肥多少，什么时间完成，都要严格要求，不准变动。干部跟班劳动，及时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指导。
为集中安排好每段农活，真正让社员自觉遵守，必须坚持充分发扬民主的原则。在安排每段农活中都要把任务、时间、质量要求等交给社员讨论，让大家发表意见，提合理化建议，然后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进行分析。属于思想问题，要靠思想工作解决，属于实际问题，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最后问题解决了，大家满意了，就按大家规定的原则办事。这样把计划安排放到了群众讨论的基础上来。
由于采取了以上办法，干部社员心中有底，全年计划和小段安排紧密结合起来了，各项任务都可以按计划完满实现。回答几个问题：
现在这个简单办法是从复杂的办法中发展起来的，是在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基础上产生的，是在生产逐步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开始执行新的计酬办法，遇到些什么问题呢？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是有过的。有些说好，有些说不好。说不好的理由是：怕大家不发言，评不开，吃了“和子饭”，怕弄不公道，调动不起社员的劲头来，等等。
究竟干劲高了还是低了？事实证明：实行这种办法后，出勤的社员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劳动效率不是低了，而是高了。全大队男女全半劳力和辅助劳力，能出勤的没有一个不出勤，能做重活的做重活，不能做重活的做轻活，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推脱的，也很少有不负责任的。所以投工一年比一年多。我们翻了一下投工账，一九六二年，也就是实行这种办法的前一年，男女全半劳力全年每人平均实做劳动日二百五十个，一九六三年平均二百六十个，一九六四年平均二百八十个。投工多了，效率怎样呢？效率没降低。往赵背峪沟地送肥，在一九六二年以前一天担十一回，现在能担十四回。上坡下湾一天能往返七八十里路，还要担一百多斤的东西，要是没有一股热情能行吗？再说深刨玉茭，过去是五寸深，现在是八寸深。就是这样深，一个强劳力一天能刨半亩多，这能说社员不好好干吗？我这样说，不是说我们的成绩很大，我们的成绩还很不够，缺点还很多，各方面都需要向全国各兄弟队学习，我是想说明社员的干劲比过去提高了。
究竟评得开评不开呢？最初也确实有个别人打不开情面，有时不好意思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摆在桌面上。可是绝大部分社员，随着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批评和自我批评还是能展得开。他们不只在会上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可贵的是在相互之间，谁发现了谁有什么不足的地方，能够立即提出来让他注意。有一次，女社员贾存锁往家里担山药蛋，一不小心把刚泥的石灰墙撞了铜钱大一片。她的同伴赵素兰见了马上就批评她，让她注意，不要顾东不管西。贾存锁说：“我记下了，今后一定注意。”这本来是一件小事，贾存锁也接受批评了，但是赵素兰还给贾存锁讲了一番道理。她说：“撞了一点泥皮是小事。不过要重泥就得误时间，我们必须时刻把心操在集体上。”象这样的例子很多。
这种办法太简单吗？我说，比原来的定额计件办法是又简单，又不简单。理由四个：一是这个简单办法是从复杂的办法中发展起来的。由简单到复杂，再由复杂到简单，这是一个过程。比如在土改时期打倒地主、富农，把土地分给了农民；合作化时期，又把土地集中起来统一经营。有些人说：“为啥当时不把土地集中起来统一经营呢？”我说，因为当时条件不成熟。以后，农民认定了集体化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经道路，所以就积极要求了。我们现在能实行这种办法也是这个道理。大家的要求是从好坏对比中产生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办法简单，但是来之不易。二是这个简单办法是在进行了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基础上产生的。思想工作赶上去，许多复杂的办法就可以简化。不然就要妨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就要限制大家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提高。三是这个办法是在生产逐步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这种办法就比较不好执行。四是衡量一种办法的好坏，应该看作用大小，是不是能促进生产发展。不能认为简单的办法就是好办法，那成了取消主义了，我是不赞成的；可是烦琐哲学，我也不拥护。有人说制度越细越好，我看不一定，如果细成麻团那样找不到头绪，也就等于取消了制度。这制度灵，那制度灵，离开政治挂帅什么制度也不灵。
实行这种办法和过去的评工记分一样吗？有人说：这种办法实际上是过去的死分活评。我说不一样，它包括了过去民主评议的优点，可是又有好多方面的不一样。第一，过去的死分活评是以底分作基础的，正是这个原因，所以评来评去突不开老底分。我们现在的办法根本不拿底分作依据。这就可以避免套上框框限制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还可以充分发扬民主。第二，评比是按劳动态度、技术高低、劳力强弱和在这段农活中每个社员的辛苦程度四个条件进行的，实际上是吸取了定额管理中的一些长处，在死分活评阶段是没有做到这样的。第三，实行自报的好处能提高社员的思想觉悟，逐步养成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同时也是自己对自己的鞭策。这在民主评工和定额阶段是没有的。第四，树立标兵，不只在评工中使大家有了衡量自己的标尺，在平素劳动中也有了样板。这样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开展竞赛。有些地方，推行大寨的办法，把标兵树成死的，我说还是活的好。活的不孤立，争的人也有劲头，也能切合实际。第五，过去的评和现在的评也有区别。过去的评，总是在工分上打圈子，不是不吭声，便是乱弹琴。现在的评主要是评思想，他报的不合理，大家就要先端正他的态度，让他认识了缺点，然后再说他的报酬。经过一次评，对他的思想觉悟确实是一次提高。我说现在的办法和过去不一样，理由就在这五方面。
取消了定额妨碍计划吗？有人问我：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取消了劳动定额，订计划拿什么做依据？我认为，取消了定额并不等于没有计划。定额的作用，要按我们的体会，它只能是在通常情况下，起一个衡量社员计酬多少的标准的作用，也就是说完成多少定额计多少报酬。就这点作用来说，也只是对于一些明活和计酬方便的农活有作用。至于它同计划生产的关系，可以说没有多大牵扯。因为不搞定额，有生产计划，投工计划，短期安排。搞定额，这些方面也不能缺少一点。我说，搞定额，搞得不好，还会限制计划经济。我看：计划生产也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按定额计划，先算有多少劳力，一年多少天，按定额能完成多少任务，然后才得出全年生产指标。另一种是按国家、集体、社员要求，需要完成那些工程，实现那些指标，同时，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包括有那些潜力，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订出计划指标。以上两种办法，我们认为前一种是消极的，后一种是积极的。我们这几年社员投工多，任务能多完成，是和采用后一种办法有很大关系的。
没有定额，会不会使集体经济形成自流状态，滑向另一方面？我说，肯定不会。从大的方面说，有党的坚强领导，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从具体的方面来说，有投工计划，有短期农活安排，有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定期的社员民主生活会，所以，不会走在斜路上。是斜是正的决定因素不是定额，是党的工作。毛泽东思想挂帅最重要
制度、办法都是人制定出来的，要靠人来执行。人是有思想的，有思想就得做思想工作。因此，千条万条，突出政治第一条；这重要那重要，毛泽东思想挂帅最重要。
我在上面谈到我们大队在劳动管理方面作了一些改进，也收到一些效果。这是不是说，有了这些管理办法，政治思想工作就不重要了呢？不对！制度、办法都是人制定出来的，也要靠人来执行。人和物不一样，人是有思想的，有思想就得做思想工作，如果思想提不高，再好的制度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这就是说：千条万条，突出政治第一条；这重要那重要，毛泽东思想挂帅最重要。人们不是好说：“跟上好人学好人，跟上巫婆学跳神”吗？这句话说明，人们不只有思想，而且你把他引向那里，他就会往那里去。我们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所以一定要坚持政治挂帅，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
就说我们大队所以能够改掉一些旧的办法，使用一些新的办法，根本原因，也是由于我们过去在突出政治方面抓了几件事。首先，从互助合作以来，从党内到党外，一直坚持使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武器，活做思想工作。这些东西对干部增长了本事，对社员提高了认识，为这步工作打下了基础。其次，我们始终掌握了三样东西：一是平素不断对广大社员进行思想教育，让社员明确认识劳动工分和工分值的关系，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使社员提高认识，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自觉地维护整体利益。二是骨干以身作则，事事起带头作用。这些骨干就是党员、团员、贫下中农。这一大部分人，因为有较高的思想觉悟，所以他们事事从集体利益出发，在报分当中，谁多报他们也不让，谁少报他们也不让。三是树标兵作榜样。这些被评出来的标兵，为评工记分树立了活的标尺，谁报的不合理，一比就把他们比住了。同时这些人，在劳动中对个别社员还进行了大量帮助，既帮思想，又帮技术。
再说，我们所以要不断改进劳动管理，始终也是从政治上着眼。同样的社员群众，由于办法不对头，搞一些烦琐的定额制度，天天争论该给谁多评一分，该给谁扣除一分，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将人们的眼光引向小圈子里去。越是这样办，社员越计较，干部也就越相信死的制度，满脑子都是章程、规定，看不见或者不相信活的人。相反，相信政治工作的作用，相信人的觉悟，把制度、办法搞得简单一些，也更合理一些，社员的眼光就不同了，不管是看别人还是看自己，都会首先想到日常的（不是一时一地的）思想怎样，劳动态度怎样，想到对集体的利害关系怎样。就是为了多得报酬才想到这些，这和过去那种斤斤计较工分的思想水平也有很大不同了。
象我们现在实行的这些办法，说它是制度、办法吧，我说是，又不完全是。它有一套计酬的办法，但是当中也包含了不少的政治思想工作。不提高社员的觉悟，不是大家起来做思想工作，这个办法就不灵。
当然，光是改进了劳动管理，使用新的计酬办法，还不能算是突出了政治。突出政治究竟抓些啥内容呢？我们大队党支部现在的认识是：主要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干部、社员的头脑，调动人的积极因素，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体来说，一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二是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把党的政策落实到群众中，变成社员群众的实际行动。三是加强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阶级觉悟。四是加强形势和时事教育，培养广大社员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树立胸怀祖国、眼看全球的革命精神。五是不断进行好人好事的宣传教育，开展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帮后进运动，逐步实现后进变先进、先进更先进的目的。
干部思想革命化，是突出政治的关键。我们坚持了“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的原则，在党内坚持了党课制度，严格了党内的组织生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建立了经常联系群众、人人做思想工作的制度。通过这些措施，一方面提高了干部，有了做好工作的资本。另一方面，每个党员干部，以身作则，事事起模范带头作用，给群众树立了好的样板。
总起来说，对于政治思想工作，经常做，时时做，事事做，人人做，就会不断提高干部和社员的思想觉悟，长期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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