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保户一词，产生于改革开放的上个世纪末期。低保户是指人均月收入低于国家制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因而享受国家最低生活保障补助的那种家庭。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党和政府怕城市里的失业工人和农村中的失地农民因为无路可走而送给他们的温暖。而对于那些领取低保的低保户自身来说，则是由于当初没有能够很好地领会“少数人先富起来”这句话的涵义，或是没有先富起来的能力，于是不仅未能先富起来，而且还更是先穷了下去且又得不到先富起来的那些人的带动，因而不得不靠党和政府的救助过活，所以很对不起这句话。
在一般人的习惯意识里，低保户应该只属于那些失业的工人和失地的农民，而建国以来就始终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专属的中南海里，何能也出现低保户?其实，产生这种意识毫不奇怪。低保户只属于那些失业的工人和失地的农民，是产生在改革开放的这一历史阶段。而中南海里的“低保户”，却是出现在毛泽东的时代。
二0一二年第七期出版的《同舟共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由朱老总的儿媳赵力平口述，由周海滨整理的题为《忆爹爹朱德及康妈妈》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赵力平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当年，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有三家生活比较困难，就是爹爹家、刘少奇家和陈云家，原因都是家庭成员多，需要接济的亲戚多。中央办公厅曾设法给予补助，但是爹爹从来没有去领过。那个时候，任何一层的领导人，除了死工资，就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了。和党政干部相比，军队干部的薪金更高，元帅的工资和各种津贴加在一起约有七百元。爹爹完全可以拿元帅的工资。但他以已经不在军队中担任实际职务为辞，坚决不拿元帅的工资”。
赵力平所说的“中央办公厅曾设法给予补助”，无异于就是组织上所采取的为了保证朱老总、刘少奇和陈云这三家能够过上正常生活的一种最低生活保障措施。对于中央办公厅曾设法给予的补助，赵力平说朱老总从来没有领取过。但是其他两家领取过没有?赵力平没有提及。
在同一篇文章里，赵力平说到了“爹爹家”生活困难的原因有二：一是朱老总以已经不在军队中担任实际职务为辞，坚决不拿比党政干部高出许多的达七百元元帅的工资。二是朱老总一直没有忘记家乡的兄弟。他参加革命早早离家，养家糊口的担子全落在兄弟们身上，家境困难，无力让后代接受良好教育。爹爹决定尽自己所能，替每个兄弟家供养一个孩子来北京读书。过完春节，爹爹几个兄弟妹妹的儿子、孙子、孙女们，陆陆续续送到北京。在安顿好这些孩子的食宿穿戴之后，康妈妈又按照爹爹的吩咐，为他们一一联系好入读的学校或幼儿园。如此一来，有十五六个孩子，再加上爹爹和康妈妈老两口，将近二十人。全家聚在中南海西小灶饭厅吃饭，就得挤满两大桌。
朱老总位居共和国十元帅之首，却由于不在军队中担任实际职务并不顾家庭生活的实际困难而坚决不拿元帅的高工资，反映出了朱老总的高风亮节;一直不忘家乡的兄弟，更是体现出了人间的亲情。对于兄弟们的困难，朱老总如果也能像毛泽东那样用自己的工资收入补贴一下，当然是一件极好的事。然而朱老总所做的，却是“替每个兄弟家供养一个孩子来北京读书”。虽然每个兄弟家的孩子到北京来读书，朱老总是要个人承担费用的。但是在毛泽东的时代，学生读书的费用，却大多都是由国家来承担的，而个人负担不了多少。因此朱老总“替每个兄弟家供养一个孩子来北京读书”的这种做法，用今天流行的一句话说，无异于就是利用权力挤占了公共资源。
朱老总“替每个兄弟家供养一个孩子来北京读书”的时候，显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之后。在这个时候，朱老总的兄弟们又怎么会“家境困难，无力让后代接受良好教育”呢?朱老总的家乡四川省仪陇县地处穷乡僻壤，教育条件固然不好，但是这就能够成为那里的人们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北京来接受良好教育的理由吗?即使这个理由能够成立，那么那里的人们都有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北京读书的条件吗?因此，朱老总“替每个兄弟家供养一个孩子来北京读书”的这种做法，反映出来的，无疑还是“光宗耀祖”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这种腐朽封建思想的残留。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被斯大林称为是共产党的《圣经》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斩钉截铁地提出了“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两个凡共产党人就无人不知的“两个决裂”。虽然朱老总早在一九二二年，就自愿放弃了高官厚禄而远去法国与德国去追寻共产主义。尽管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朱老总为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但任何一个共产党人要真正做到“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不仅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像毛泽东所说的“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和一个“甚至是痛苦的磨练”过程，而且还更需要整个社会的文化观念的转变。
当年父母不在北京而却能在北京读书生活的中央领导人的亲属，广为人知的除了朱老总的一些侄子和侄女外，还有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等一些人。
毛远新于一九四一年二月出生在新疆的迪化(今乌鲁木齐)，一九四二年九月便随同父母一起过起了遭软禁的生活。一九四三年四月，刚刚两岁的毛远新更是被母亲抱着，就蹲进了监狱。直到一九四六年在新疆“三区革命”的巨大压力下，又经党中央的全力营救，毛远新才又随母脱险返回了延安，而父亲毛泽民则牺牲在了盛世才的屠刀之下。回到延安之后，毛远新先后在马背上的摇篮和小学里度过了他的幼年，直到一九四九年，才随着育英学校一同迁到了北京。
不知是历史的宿命，还是革命者都必然要面对的一种结局。毛泽东兄弟三人生育的五个留下了名字的儿子中，竟然悉数在婴幼年的时候便随同母亲去蹲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不到十九岁时就英勇牺牲的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在蹲国民党的监狱的时候，却更是才只有六个月大。而毛泽民烈士的儿子毛远新，不仅蹲过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所要打到的国民党的监狱，而且还更是蹲过他的母亲为之奋斗了一生，他的父亲更是为之而献出了生命的共产党的监狱，并且时间还远比蹲国民党监狱的时间为久。
一九四九年，在得知了毛泽民牺牲的确切消息之后，经帅孟奇、康克清和邓颖超等人从中的竭力撮合，朱旦华又与方志纯结了婚。朱旦华与方志纯结婚后，马上就随方志纯到江西南昌去工作。而康克清也将年仅八岁的毛远新从寄宿的育英学校里接出，送到了远在南昌的母亲身边。朱旦华寡妇再嫶，毛远新无疑便成为了“拖油瓶”。尽管绝无任何封建思想的党的高级干部方志纯绝对能像对待亲生的儿子那样对待毛远新，但是对于毛远新来说，毕竟是由于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家庭和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因而终究会使幼小的他感到不便。于是在一九五一年，朱旦华借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将毛远新带回北京交给了毛泽东抚养并送回到育英学校读书。
毛远新回到北京读书，绝不是因为他的伯父是毛泽东的缘故。按照规定，毛远新作为烈士子女，应完全由国家来承担他的全部生活和读书的费用。然而毛泽东还是每月都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十五元钱交给毛远新所寄宿的学校，作为毛远新的膳食、住宿的费用和学杂费。
毛远新的父亲毛泽民，由于受其兄毛泽东的影响而早年就参加了革命，一九二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与领导了安源大罢工。一九四三年，毛泽民在新疆与党的创始人陈潭秋一道，被反动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毛远新作为革命烈士的儿子，返回延安之后，便被送进了抚育烈士遗孤的托儿所，稍大些后，又被送进了主要是为了收养和教育烈士遗孤的育英学校。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之后，育英学校跟随党中央迁到了条件更好的北平，以便使这些烈士的遗孤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让先烈们的后代能够接受最好的教育，一方面是为了使他们长大之后能够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栋梁，另一方面，也是不忘先烈们为共和国的建立而付出了他们的生命之恩。
说到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说到革命烈士的子女。就不免会涉及到中南海里的另外一个家庭，就不免会提及起另外一位革命烈士的子女。这个家庭，就是彭老总的一家。这个革命烈士的子女，就是彭老总的侄女彭钢。
与朱老总、刘少奇和陈云这三家中南海里的“低保户”比起来，彭老总的家绝对算得上是中南海里的富裕户。彭老总与朱老总不仅是多年生死与共的正副司令，而且又是比肩而列的共和国元帅。按规定朱老总可以拿约七百元的元帅工资，那么彭老总的工资肯定也不会比这少多少。而彭老总的夫人浦安修作为抗战开始前参加革命的一位老干部(按规定，凡在“七七抗战”前参加革命的干部战士，享受老红军一级的待遇)，工资尽管比不上邓颖超，但绝对要比王光美要高出不少。可是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一样，彭老总也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女。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地下斗争的提心吊胆，长征途中的过草地、爬雪山，使邓颖超的身体受到了极大地摧残从而失去了生育的能力。横刀立马的彭老总，大抵也可能如此。
与在自己的影响下，举家参加了革命的毛泽东的家庭情况差不多，彭老总也有两个弟弟，名为彭金(京)华与彭荣华。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当彭老总的前妻从报纸上得知彭老总已经成为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副总指挥的这个确切消息后，先是通过信件与彭老总取得了联系，后来又与彭金华等一道，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赶到延安投奔彭老总。彭金华等到了延安之后，先是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来又回到了家乡开展地下斗争。一九四0年，彭金华与弟弟彭荣华都遭到了杀害。彭金华和彭荣华二人牺牲后，留下了几个未成年的孩子。其中彭金华有个女儿名叫彭梅魁。彭荣华也有个女儿，名字叫彭钢。
一九四九年湖南地区解放之后，彭梅魁给彭老总写信说想要上学。彭老总接到信后，先是委托武汉解放后的首任市长吴德峰将包括彭梅魁和彭钢在内的五个侄子、子女接到了武汉读书。一九五0年一月一日，彭老总又将彭梅魁和彭钢等五人接到了北京读书。毕业之后，又大多在北京就业。
在来京读书的五个侄子、子女中，彭老总可能特别喜欢彭钢，于是便将她单独接到了位于中南海永福堂的自己家中居住。大学毕业后，彭钢先是在北京的多家单位工作。彭老总获平反昭雪后，彭钢被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工作。一九七九年彭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八五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干部副部长、部长，一九八八年任总后勤部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一九九0年人总政治部纪律检查部副部长、部长。一九九一年，彭钢被授予了少将军衔，从而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九位女将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第一位女将军部长。除此之外，彭钢还是十三大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十四大和十五大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邓小平在文革中复出之后，曾经讥讽王洪文、孙玉国和李纳等文革中提拔的一些干部，是坐直升机上来的。然而在文革被彻底否定后的改革开放年代，彭钢的提升速度，也绝对不亚于直升机的速度。
彭钢和她的兄弟姐妹先后到武汉和北京读书一事，三十多年来，正面历来都矢口否认与彭老总有关，而只说是组织上对烈士子女的照顾。真是奇了怪了，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被彻底否定，中国不仅像“打倒四人帮”、改革开放、联产承包和减员增效等这样的“喜事”不断，而且还更是怪事连天。甚至都怪到了父母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完全可以凭子女的官职来确定。
据《潇湘晨报》报道：二0一0年，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六十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彭德怀纪念馆陈保部征集到了彭荣华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为进一步明确彭德怀的两个弟弟被评为烈士的时间提供了重要依据。彭金华、彭荣华是彭德怀的胞弟，一九四0年被国民党特务团杀害，是革命烈士。对于彭家两兄弟被评为革命烈士的时间，彭德怀纪念馆一直没有找到相关佐证的材料。后来，纪念馆在彭荣华的儿子彭康志手中征集到了彭荣华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从而明确了彭德怀元帅的两个弟弟被评为革命烈士的具体时间。彭荣华烈士的证明书长四十点八厘米，宽三十五点五厘米，上面写着：“彭荣华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一九八三年八月一日。”
彭荣华的烈士证，的确为彭老总的两个弟弟被评为革命烈士的时间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然而彭钢的父亲彭荣华被评为革命烈士的时间，是否也能透露出一点彭老总的两个弟弟如何才会被评为革命烈士的端倪呢?
既然彭金华和彭荣华早在一九四0年就被国民党特务团杀害了，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何却晚在一九八三年的八月一日才批准他俩为革命烈士并颁发烈士证?是无人知道彭老总的这两个弟弟已经牺牲?还是无人知道彭老总的这两个弟弟是如何才牺牲的?无人知道彭老总的这两个弟弟已经牺牲的事，这绝不可能，因为这件事不仅有他们的子女可以证明，而且“组织上”更是早在一九五0年就因为他们为革命而牺牲，便把他们的子女都接到了北京来读书并生活在彭老总的身边。那么是受彭老总的冤假错案一事的牵连而未能被评定为革命烈士?这个原因也绝不会存在。既然“组织上”能在一九五0年就他们的子女当做是烈士的子女来照顾而都接到北京来读书，那么为什么不能在当时就认定他们是革命烈士?而“组织上”在把彭金华和彭荣华两人的子女当做是烈士的子女接到北京来读书的时候，彭老总的冤假错案不仅还没有发生，而且还正是威风八面的大将军。
从彭钢和彭梅魁等人到北京来读书的经过来看，他们能到北京来读书，不论正面如何矢口否认，但却绝不可能是出于组织所为，而只能是由于彭老总的个人运作。而彭老总接自己的侄子和侄女到北京来读书的原因，与朱老总接他的侄子和侄女到北京来读书的原因，也只能是一样的。
朱老总和彭老总都因参加革命而早年离家，因此床前尽孝的责任也就都由兄弟姐妹们来代劳了。革命胜利后，把侄子或侄女接到北京自己的身边来读书，以此作为对兄弟姐妹的一点补偿，这种做法，无论是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特别讲究人情和亲情的中国人看来，都无可厚非。然而对于毛泽东来说，则肯定不会也这么认为。
到二0一二年，距那个不仅用“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且更是下了“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严重的内乱”这个定义的《决议》的通过，不过才刚刚过去三十一年。然而今天中国社会的残酷现实，尤其是如今中华民族几乎无法应对的严峻的国际局势，却逼迫得许多当年在文革中曾经被打倒、被迫害的老干部和他们的儿女，如今都不再否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的确是为了反修防修了，的确是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未来。就连文革中母亲由于被批斗而精神失常，妹妹受迫害致死，而亲属更是有六七人死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和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也都坦然地承认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无可厚非”和“毛伯伯搞‘文革’的动机不坏”。既然毛主席搞文革的动机不坏，那么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也就应该是像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那样了。然而修正主义在哪里?又都有那些具体的表现?中国的修正主义，主要就是表现在要放弃共产党人的为人民服务的这一宗旨。当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在他的那种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作风的影响和带动下，特别是在他的那种由于无以伦比的威望而产生的巨大的无形压力之下，任何一个老干部都还不敢放弃为人民服务的这一宗旨而公开搞什么“老子打天下，老子就应该坐天下”和“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以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这一套，甚至就连想法都不敢流露出来。然而从朱老总和彭老总把自己的侄子、子女接到北京来读书等这些细微之处，毛泽东却不仅看出了“老子打天下，老子就应该坐天下”和“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以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这些腐朽文化观念在党内一些人身上的存在，而且还更是看出了党内修正主义出现的苗头和产生的基础。
修正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些试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篡改和否定的资产阶级的思潮。然而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修正主义一旦出现，那就不仅是要彻底背叛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而且还更是要彻底抛弃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注入的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根本宗旨。而执政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旦放弃了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根本宗旨，那么也就必然要采用“老子打天下，老子就应该坐天下”和“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以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这样的办法来争取和维护他们的利益。因此毛泽东这才一再批评并告诫那些忘记了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资产阶级就在党内”。
毛泽东生前还曾经一再说过，“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毛泽东把干部子弟看成是一大灾难的根据，就是由于毛泽东看到了他们的老子还始终没有革除掉“老子打天下，老子就应该坐天下”和“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以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这些腐朽的文化观念。而只要领导干部不能彻底革除掉“老子打天下，老子就应该坐天下”和“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以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这些腐朽的文化观念，那么不仅干部子弟必然会成为中国的一大灾难，而且中国共产党早晚也要蜕变为修正主义的政党。
在防范“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这方面，毛泽东不仅早有思想上的警觉，而且还更是以自己的实际行为作出了表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女儿李纳一度曾经担任了级别很高的《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的组长。然而当毛泽东发现了这件事之后，不仅立即指示有关部门撤销了李纳的职务，而且还亲自安排李纳到位于江西省的中央五七干校去参加学习和劳动锻炼。后来当李纳被群众推选为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时候，毛泽东又亲自将李纳划掉了。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第六十三周年，然而尽管国号在一直延续着，但是自建国以来，却明显地区分为了两个不同的阶段，那就是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而其转折点，就是在一九七八年年底接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参加东北组的讨论时，突然脱离了大会原定的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的这个主题，而却一口气提出了为彭老总和陶铸以及“天安门事件”平反等六个问题。陈云的这个提议，得到了不少老同志的赞同。在此巨大的压力之下，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彭老总和陶铸以及“天安门事件”平反。十二月二十四日，就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在北京同时为彭德怀和陶铸举行了平反昭雪的追到大会。当时的中国高层领导悉数出席，位居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主持了大会，邓小平和刚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分别为彭德怀和陶铸致了悼词。为彭老总的平反昭雪，可谓意义深远。对于胆小懦弱，尤其是文化程度不深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武将们的那些两军阵前浴血拼杀的英雄故事，总是能最吸引人。因而叱咤风云的武将，也总是会比那些柔弱的白面文人更容易得到老百姓的崇拜。尽管在官方看来，文圣孔子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在民间，文圣人孔子的地位，却远远不及武圣人关公。因此虽然陶铸是与彭老总一道被平反的，然而今天彭老总的传奇故事在民间不仅仍然是流传不断，而且还越传越神奇。可是对于陶铸，中国人可能早就把他忘得差不多了。
如果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只是在理论上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那么给彭老总的平反昭雪，则是在实质上判处了反右运动以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经济建设运动，尤其是判处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死刑”。据坊间流传很久也很广的一种说法，彭老总给自己起的别号为石穿，其意义就是要砸穿扣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反动统治的这口大缸。然而尽管彭老总在砸碎蒋介石反动统治的过程中的确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彭老总发挥了他的这个“石穿”的最大作用之处，却被别人拿起来砸碎了毛泽东好不容易才将传统的腐朽文化束缚起来但还没有来得及填埋的那口大缸。在砸碎了毛泽东束缚传统的腐朽文化的这口大缸之后，酱汤、粪汤等传统文化中的一切污泥浊水也就全都流了出来。于是一个曾经清洁如初的中华大地，才被搞得像今天这样的飘满了污风秽雨。
世界上的许多民族，都把文化看作是民族的血液。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中，在清军英勇的反击面前，英法联军遭到了惨败。见英法联军遭到了惨败，战前还声称保持中立但却把舰队也开到了大沽口之外而准备随时分一杯羹的美国人立刻撕下了伪装，直接参与了英法联军攻击大沽口炮台之战。在参加战斗之前，美国海军军舰队司令达底拿准将就是用“血浓于水”的这个口号，来对他的士兵进行动员的。达底拿准将之所以能够喊出“血浓于水”的这个口号，就是因为美国与英法两国，都尊奉弱肉强食的这种强盗文化。
一个人是否充满活力，主要就看他的血液是否健康和造血的功能是否健全;一个民族是否充满活力，主要就在于它的文化是否纯洁向上和是否拥有不断创造崭新文化的能力。鸦片战争中，几十万清军之所以被万里远来的两万英军打得丢盔弃甲。抗日战争中，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国民党军之所以常常被几千、几万的日寇追得到处乱跑。这其中根本的原因，绝不是由于武器装备之间的差距，而是由于清军和国民党军的腐败。而清军和国民党军的腐败，就是由于文化的腐朽造成的。当年的中国革命之所以会如此艰难，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屡受磨难。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会屡受磨难，主要就是由于当时的许多共产党人的认识能力不足和思想境界不高造成的。而作为中华民族先进分子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能力之所以不足和思想境界之所以不高，同样也是由于文化的腐朽造成的。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之所以挫折不断，同样还是由于文化的腐朽才造成的。因此毛泽东这才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彻底铲除腐朽的传统文化并创造出一种能够提高人的认识，提升人的思想境界的革命文化。
毛泽东之所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他一生所做的仅有的两件事之一，之所以把他晚年所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波及到全国各个角落，触及到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的原本是一场政治大革命称作是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把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做是反修防修的主要手段，就是为了通过清除中华民族体内的腐朽文化的这种垃圾，从而达到从根本上杜绝修正主义产生的目的。
朱老总和彭老总将自己的侄子和侄女接到北京来读书的这种做法，也许在绝大多数人的眼中都算不得什么，是人之常情。然而毛泽东却凭着自己高度的历史自觉，见微知著，从中看到了今后将会发生什么。读书就有毕业，毕业就要就业。既然能把侄子和侄女接到北京读书，那么就能安排侄子和侄女在北京就业。而且在那个年代，在哪读书也就等于在哪就业，所以都根本不用去特意安排。因此把几个小孩子接到北京来读书的这件事，表面上看起来的确是算不得什么，然而背后所隐藏的利益却非常巨大。而且此风如果一开，那么必然就会形成上行下效。到那时，全心全意为了劳动人民群众打天下的中国共产党，可就要真的变成是“老子打天下，老子就应该坐天下”了。那么今天中国社会的这种状态，也就一定会提前到来。因此王震在他临终的时候，才会发出这样由衷地赞叹：“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
人的认识能力和思想境界，是相辅相成的。就像俗话所说的“站得高、看得远”那样，远见卓识，只能产生在境界崇高的这个基础上。从今天中国民生多艰的实际状态来看，从中华民族未来将必须要面对的内外之困境来看，毛主席岂止是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如果说在认识问题的能力上，毛主席还只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那么在思想境界这方面，毛泽东又能比“我们”高出多少呢?在这一方面，任何人与毛泽东恐怕都不存在可比之处。毛泽东一生的许多所作所为，在传统观念较强的那些中国人看来，都属不近人情。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毛泽东却是一个最讲人情的人。但是他所讲的人情，就是对人民的情。伟人就是伟人，将军也不愧是将军。胡子将军王震征战一生，襟怀坦白，光明磊落，深得党的信任。抗战期间，王震将军不仅率部卫戍延安，而且还更能深刻领会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指示精神，率部在南泥湾开荒，是“又战斗来又生产”;毛泽东刚一逝世，王震将军又借助自己深得毛泽东信任的这个条件，奔波于叶剑英、邓小平、陈云、邓颖超以及其他许多老同志之间，从而达成了“粉碎四人帮”的一致，所以王震将军不仅被称为是“粉碎‘四人帮’”行动的串联人，而且也可以堪称是改革开放的奠基人之一。王震将军逝世于一九九三年的三月十二日，所以王震将军不仅一身经历了共和国的前后两个时期，而且还更是与党的一、二代领导集体都有着密切地来往。也许正是由于自己对两方面都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王震将军直到在临终之日，才会说出“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的这样一句话。“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毛主席又比“我们”早五十年就看到了什么?时至今日，王震将军已经逝世近二十年了，因此王震将军所说的那个五十年之期也不远了，难道到时将要发生什么吗?
一息尚存，写在一百一十九周年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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