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东力
九九年冬，一个搞音乐的朋友，介绍我认识纪苏，地点在沙滩，美术馆南门口。我提前到。过会儿，一个中年人，偏黑、瘦个儿，表情严肃，穿件半旧的黑皮夹克，两手插兜，沿铁栅栏门，来来回回走，也像等人。我远处打量，纪苏日后的形象在那时便大体定格——仿佛八十年代旧人，朴素内敛，形貌气质更像普通劳动者，而迥异于一般所谓知识分子。
纪苏家住东厂胡同，借用《史记·游侠列传》的说法，“闾巷人也”。他从小濡染于市井的平民环境，另一方面，又因为生长在史学世家，所以幼承家学。这造就了纪苏特殊的文体，即胡同语言与古典语文的绝妙融合，庄谐并用，寓庄于谐，俗语与雅言经纬相织，想象奇诡，所形成的语言爆发力，摧枯拉朽，往往出人意表。进一步说，在他那里，世俗经验与社科方法、平民立场与家国意识，这两个方面、两种价值序列，往往能左右并重，上下兼顾，而并不偏废。这种特点，大约也可以追溯到他早年的环境和经历。
纪苏是散淡之人。他上班，单位靠近后海。有时，中午天气晴好，他会兴之所至，租条小船划到湖心，在清风丽日中物我两忘，以至于枕桨而眠。工作之余，他有时几个小时，沿旧城胡同信步盘桓，玩味其风物人情。东厂胡同口外，邻近王府井大街，店铺奢华，铺金砌玉。纪苏进出于闹市，似无所见，无所闻。他好像绝缘于身边这个拜金时代的喧哗都市，其简淡和质朴，堪称“孤品”。
也是九九年，纪苏写了剧本《切·格瓦拉》，痛诋黑暗，赞颂革命，将历史与当下、中国与世界融会贯通。零零年春夏，《切》剧在人艺小剧场连续上演一个月，之后到开封、上海、广州等地巡演，以排山倒海式的语言力量，赢得山呼海啸般的共鸣。反响跃出戏剧圈，波及整个文化思想界和社会大众，成为民间舆论和思想在世纪之交“左倾化”的标志性事件。
一定存在不可抗拒的、更强大的力量，使这个散淡之人脱离了原先的轨道。
今天看，九二年后，中国社会全面转轨，威权政治与市场经济挽手并进，发展主义、贫富分化、吏治腐败、消费文化以及全球化、城市化、私有化等中国九十年代的特征，悉数呈现。到九十年代后期，伴随亚洲金融危机，国内经济衰退，企业破产重组，工人大规模下岗，农村凋蔽，“三农”问题凸显。进入21世纪，九十年代的特征依然在延续和深化，直到今天。“鲜花盛开的旅程啊，鲜血流淌的路段……”这是纪苏的另一部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以歌咏形式对以往岁月的沉痛喟叹。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此，坦率地说，纪苏和他的戏剧在世纪之交登台亮相，其实是缘于时代的召唤。
正是在这种召唤之下，纪苏遂一发不可收拾。本书选入的文章共二三十篇，大多是九九年以来他的随笔、杂感，这是他的三部著名剧作《无政府主义者属意外死亡，左派艺术家属意中死亡》、《切·格瓦拉》和《我们走在大路上》，以及一部未曾面世而不为人知的剧本《猫和老鼠》之外的部分文字。这些随笔和杂感，可以看作纪苏在戏剧活动之后的余墨，也可以视为他的戏剧创作在语言、意象和观念方面的某种准备，只是由于摆脱了舞台结构的约束，随笔杂感的形式反而能够囊括更广泛的话题。
这十来年的写作，当然为他带来了声誉。但是，纪苏哪怕是名满天下，其实也和名利场无关。“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他只不过是在时代沉沦，迫近底线的时刻，把“沉默大多数”的良知、情感和判断集中、熔炼，并升华为风格独具的语言艺术和思想。他从来不以任何名流或精英自居，“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平日为人的退让和低调甚至可以使人忽略他的存在。这可能原本就是纪苏的初衷，他洞穿时代表象、击碎华丽外观的尖锐和犀利，其实都是不得以而为之。
他期待的是海晏河清，那时，他会像一滴水重新融入于水。
2009年8月25日 于望京
后记
小胡编的这个“集子”，选了我过去十几年即所谓“盛年”里写的文章。本来这类一时一境之作如落叶随风散去可矣，就是组织个互助组，也多捱不了几时。
我是个心性脆弱的读书人，还没到青春期就开始怀旧。如今走近生命的秋天，眼看着天越来越短，没人时常常会转过身去抚摸岁月。这书的意义在我，是纪念生命。
生命中最可纪可念者是友情——照我的理解，亲情则是一种特殊的友情。这十几年中我结识了一些友人，他们跟书中的文字有这样或那样温暖的联系。东力是他们中的一位，请他作序，固然是因为他对人事世事的洞悉，也是想借这么个机缘纪念一回生命中的友情。
纪苏2009年8月19日于晨雨敲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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