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逃避喧嚣（节选）
法国1968年风暴还未到来，福柯平静的书斋生活就被突尼斯的学潮打断了。
福柯刚到突尼斯不久，突尼斯的政局就开始显露出动荡迹象。布尔吉巴的执政党实行党政合一的技术官僚统治，致力于民族的现代化。教育体制也逐渐世俗化。但是，与此同时，欧洲激进思想也传入大学。马克思、托洛茨基以及阿尔都塞的著作开始在一部分大学生中流传。大学首先成为政治反对派的基地。大学生联合会要求摆脱执政党的控制，而且反对政府奉行的亲美、反共外交政策。1966年12月，一些大学生乘公共汽车拒绝买票，遭到警察殴打。随后激进学生鼓动罢课，警察进入校园抓人。1967年，中东爆发“六•五战争”，以色列侵占大片土地。突尼斯首都群情激愤。游行示威转变成反犹活动。数百家犹太人店铺被洗劫。
福柯一直置身事外。按照文化协定，法国教师不得干预突尼斯内政。但更重要的是，福柯对突尼斯的学生运动有反感。他不喜欢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口号，而且极其厌恶任何反犹暴行。
1968年3月起，酝酿已久的反政府学潮爆发了。美国副总统汉弗莱访问突尼斯引起大规模骚动，美、英的大使馆遭到冲击。政府采取强硬手段镇压。此时，福柯对学潮的态度变为同情。其原因在于，福柯发现，突尼斯学生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道义力量，一种“十分明显的激情”。福柯后来回忆说：“那是在1968年3月。然后整个一年都动荡不安。先是在3月，罢课以及因搜捕而停课，接着是学生的总罢课。警察闯入校园，袭击学生，把一些学生投入监狱。然后是审讯。一些学生被判处8年、10年、15年监禁。我是一个受保护的法国人，当局对我还比较客气，因此我能够做一些事情，并且观察事态的发展。……那些青年男女冒着极大的危险印刷和散发传单或号召罢工，他们实际上冒着失去自由的危险。这给我很大的震动。……我开始给学生提供一些具体的帮助。……我不能不卷入政治斗争。” 当时，法国教师联合起来逮捕和拷打学生。一部分教师甚至主张采取更积极的行动，福柯也在其中。这几个教师不顾劝告，利用自己的外国专家特权，亲自开车接送被通辑的学生，把他们藏在自己的住所。福柯还允许学生在自己的花园里用油印机印制传单，并且让德菲尔偷带出境，传递给在巴黎的突尼斯人。9月，当局审讯被捕学生。福柯到法国大使馆，请大使出面干预。大使以不介入突尼斯内政为由加以拒绝。福柯要求出庭为一个学生辩护，因审讯不公开，未获成功。
福柯引起突尼斯当局的注意。他怀疑电话受到监听。他发现，常有可疑的乞丐赖在门前。据他自己说，有一次开车，路上被人拦截，停车后遭到殴打。他认为，这是突尼斯当局对他的警告。有一名法国教师因帮助学生而被驱逐出境。另有一名教师合同期满回国，否则可能会被判处5年监禁。或许是因为福柯名气较大，当局没有触动他。但福柯也不能继续留在突尼斯了。他于1968年10月返回法国。
突尼斯的经历对于福柯很重要。他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的思想形成经历之一。”这是他主动卷入政治活动的开端。从此，政治也和艺术与性一样，成为福柯的一种“极限体验”。而且突尼斯学生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与道德激情相结合的倾向也刺激了福柯。他开始阅读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的著作。有一次，德菲尔感到吃惊的是，福柯居然声称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
第十章•日常生活革命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时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世界范围产生共鸣。“毛主义”和“红卫后造反”激励了各国的青年学生。不仅在第三世界，而且在发达国家，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茶。1968年，正当福柯卷入突尼斯学潮之时，法国发生了震惊西方的“五月风暴”。
当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法国乃至西方的学生运动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和性质。五月风暴是法国社会各种危机的一次总爆发。究其社会原因和性质，至今人言人殊。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显然的：从今天的角度看，1968年后法国社会的面貌发生了明显改观。福柯1982年回顾说：“从60年代初期到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我自己的生活也是如此。当然，这不能归因于政党。这是许多社会运动的结果。这些社会运动实际上改变了我们全部生活、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态度以及其他不属于这些运动的人的态度和思想。”
五月风暴是福柯生平中的一个中心事件。可以说，一方面，政治向福柯靠近，另一方面，福柯本人向政治靠近。
在五月风暴中，法国知识分子、尤其青年知识分子重新政治化。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法共的表现使得“正统”马克思主义丧失了号召力。法共把学潮看成是不负责任的行动，阻止工人与学生联合，也不愿支持工人控制工厂的斗争。结果，给人们造成法共与政府“共谋”平息动乱的印象，从而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
五月风暴也改变了“政治”和“权力”的含义。社会各受压迫群体蜂拥而起，反抗所有的压迫形式。人们觉得，权力不仅出自一个或几个中心，压迫也不是仅仅表现为几种形式，相反，权力无所不在，压迫多种多样，因此，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展反压迫的斗争。极左思潮（包括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尔杜塞和马尔库塞等人的思想）因此得以泛滥。
五月风暴外表看起来波澜壮阔，像是一场大革命，但细细考察，无论是学生还是工人，都没有夺取政权的纲领。大学生起来造反，首先是因为对学校的压抑环境不满，因而反对一切权威（教授和政府），反对旧教育制度（尤其是严厉的考试制度），要求“学校民主化”，与教师平起平坐，甚至要求有任免教育的权利。由此，他们扩展为对社会的种种批判，在校园墙壁上涂抹种种口号：“消费社会不得好死，异化社会不得好死，我们要一个新的独创的世界，我们拒绝一个用无聊致死的危险去换取免于饥饿的世界”；“革命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而且也是对工业文明的挑战”；“我们在这里提倡一种奇异的生活。我们睡，我们吃，我们不碰钱，没人想它，这已是我们创造的社会”；“我越谈恋爱，我就越要造反，因而我也越要谈恋爱”等等。 显然，这些口号主要表现的是盲目的、否定性的抗议、破坏，而不是乐观的、有目的的创造，不是集中于一点的颠覆，而是全面的拒绝。工人罢工，也是对无意义的紧张劳动与严厉的等级管理的反抗。
福柯从来没有把五月风暴看成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政治革命。五月风暴后，福柯发现，他的著作已经成为左派文化的一部分。尤其是《疯癫史》，当初发表时仅仅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在1968年以后，该书的“大监禁”主题成为谴责当局镇压和逮捕学生与工人的一个论据。另外，左派的“反精神病学运动”也把《病癫史》作为一个经典。例如，一家杂志发表抨击精神病院的文章，导言完全是对福柯思想的概括：“不久前，疯人还是与妓女、失业者、小偷及其他社会渣滓关在一起，换言之，与一切按照阶级社会的神圣价值看作不‘正常’的人关在一起，与骚扰了私有财产和道德一律准则的人关在一起。”
福柯后来回顾说：“政治的范围改变了。诸如精神病学、监禁和医疗监控（medicalisation）都变成了政治问题。由于最近几年发生的变化，一些政治集团觉得有必要把这些领域纳入他们的行动范围。他们和我走到一起。这不是因为我变了，我能不无自豪地说，这是因为政治向我靠近。”
附带地说，《疯癫史》受到反精神病学运动的青睐是福柯始料不及的。反精神病学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首先从英国兴起的。莱恩（Ronald Lasing）和库珀（David Cooper）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广义的精神分裂是家庭和社会全面压制的结果，通行的精神病学体现了一种治疗压制，因此，把精神分裂者交给精神病机构是第二个暴行。《疯癫史》的英译本就是由他们于1965年出版的。1967年他们还在伦敦召开了名为“解放辩证法”的国际大会。马尔库塞等人也出席了大会。
尽管福柯同该运动的一些人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精神病学反对者”。他说：“我只不过写了一部截止到19世纪初的精神病学史。为什么许多人，包括精神病学者认为我是精神病学反对者呢？这是因为他们不能接受有关他们的制度的真正历史。这种历史当然是把精神病学当做伪科学的一个标志。一种真正的科学能够接受哪怕是关于其起源的最可耻、最肮脏的故事。”（大笑）
针对种种误解，福柯到80年代还进一步解释说：“我的观点不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坏的，而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危险的。……我认为批评有益，因为精神病院就是危险。现在危险明显起了变化。例如，在意大利，他们关闭了所有的精神病院，有了更多的免费诊所等等，但他们又有了新的问题。”
五月风暴首先冲击的是教育领域。法国的教育制度自拿破仑时代起就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积弊甚多。其严格的集中制和等级制，早已引起人们不满。有识之士一直大声疾呼，要求改革。从50年代后期，大学生人数增加了两倍，达到60万之多。这批在战后生长起来的青年人忍受不了刻板陈旧的教育制度，对自己将来在“消费社会”中的命运忧心忡忡。“他们的精神危机比物质危机更严重。”旧体制随的压力越来越大。一点一滴的改革在逐渐进行，但远远适应不了变化的形势。
1965年，教育部长富歇设立了一个委员会研究中学和大学的教育改革。福柯的一个高师同学是部长顾问。经他提议，福柯被任命为委员会成员。在去突尼斯之前的一年多里，福柯积极参与了委员会的工作。他主张全面改革，如中学教育应集中打好基础，因为它只是“智力游戏”，而不是为研究做准备；博士学位制度必须改革，因为现行制度往往使申请人穷经皓首。1966年就有人警告，教育体系将会出大乱子。1967年继任教育部长的阿兰•佩雷菲特同样看到改革的必要性。但是，他后来无可奈何地说：“历史比我走得更快，炸弹在我能够或懂得拆除雷管之前就爆炸了。”
五月风暴的导火索是巴黎的农泰尔（Nanterre）大学（后改为巴黎第十大学）的学潮。1968年1月，学生要求有自由出入异性宿舍的权利，一些女生占领了男生宿舍。防暴警察前来干预，引起暴力冲突。3月，农泰尔大学的全国声援越南委员会领导人被捕，抗议的学生占领了一个大礼堂和校部大楼，几天后，学生抵制考试，又导致警察干预。5月2日，农泰尔大学被关闭，学生撤到校园里，遭到警察的暴力驱赶。各学校掀起声援示威，暴力冲突也逐步升级。巴黎大学（索邦）遂被关闭。6日，萨特表态，全力支持学生，反对军警镇压。7日，拉西区有6万学生发动起来，走上街头。 运动扩及外省，大学生纷纷罢课。10日夜间，在巴黎中心地带筑起路障，与警察发生冲突。两天后，学生占领了巴黎大学（索邦）。13日，法国民主工人工会和全国教育联合会在巴士底广场组织了20万人的大示威。随后，工人纷纷占领工厂，全国铁路罢工。有意识的是，五月风暴期间，几乎没有流血。人们仿佛过狂欢节。在发生冲突时，警察往往由于群众的包围和起哄而狼狈撤走。
当时，身在突尼斯的福柯对法国的事态十分关注。4月，法国《新观察家》杂志编辑让•丹尼尔拜访他时，惊异地发现曾经对“自由”之类的口号持悲观态度的福柯居然说自己最感兴趣的是“政治、现实、今天”。福柯认为，农泰尔大学的骚乱实际上宣布了一场“日常生活革命”。他还估计，巴黎的事态有可能导致戴高乐下台。
德菲尔在五月风暴中非常积极，并且用电话向福柯通报法国的情况。福柯得知后对自己不在场感到遗憾。他回到巴黎几天，参加了5月17日的五万人大会。一天，他在街上目睹了学生示威游戏的场面，转向对一起散步的丹尼尔说：“他们不是在制造革命，他们本身就是革命。”
10月福柯回到巴黎一，迁入巴黎第十五区一所现代公寓楼，住在第九层。从这里可以眺望半个巴黎西部。宽大的阳台使他能够继续保持在突尼斯养成日光浴习惯。
福柯不想再回克列蒙—费朗大学。法国驻意大利大使希望福柯担任他的文化参赞，但福柯想留在巴黎。农泰尔大学心理系主任邀请福柯来充实这个新建系。但福柯早已不愿再教心理学了。最后，他选择了万塞讷（Vincennes）大学。
万塞讷大学是五月风暴后法国政府为缓和矛盾、加速“高等教育改革”而在巴黎郊区万塞讷公园新建的一个实验学校，又称“万塞讷实验中心”。该校实行自治、学校交叉和师生参与以及开放（即学生无须有业士学位证书）等原则。教育部设立了由巴黎大学（索邦）校长领衔的组织委员会，负责挑选万塞讷的“核心教师”。委员会成员包括巴尔特、德里达、拉杜里和康吉兰等人。由于康吉兰的建议，福柯被教育部任命为哲学系主任，由他组建哲学系。该校的核心教师中有一位英语女教授海伦•西祖（Helene Cixous）。他是乔伊斯专家、女权主义者，后来成为福柯的一个特别密切的朋友。
福柯认为：“哲学将会超越任何哲学本身。”他赞成自己的老师伊波利特的观点：“当代哲学研究应该满足两个需求：分析的严格性，密切联系活生生的经验。”因此，福柯聘用了一批他认为最能代表这种发展方向的新生代教师。他首先想到的是德勒兹。可惜，德勒兹当时重病在身，无法应聘。应聘者除了几个福柯的同辈人外，主要是阿尔杜塞和拉康的学生，其中有法共党员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阿尔杜塞《读解〈资本论〉》的合）和朗西埃尔（Jacques Ranciere），毛派分子、拉康的女儿米勒（Judith Miller），托派分子韦伯（Henri Weber）等。从人员组成看，除了学术标准外，政治标准显然起着重要作用：这些人都是五月风暴中的积极分子。福柯还设法使社会学系聘用了正在另一所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德菲尔。万塞讷大学（尤其是哲学系）成为一批左派教师的聚集地。
万塞讷大学名义上于1968年9月开学，实际上到1969年1月才正式上课，但也还没有完全准备就绪。由于该校的指导方针以及教师和学生的构成情况，很快，学校就陷入混乱。万塞讷成为继农泰尔之后的第二个学潮中心。
当时，全国学潮还没有完全平息。各地大学和中学仍不时发生罢课、集会和暴力冲突。1月23日，巴黎圣路易公立中学的学生组织不顾教育局的禁令，放映有关1968年五月风暴的电影。然后，学生又去占领教育局，与警察发生冲突。一些学生被捕。得知消息后，万塞讷大学几百名学生和教师表示声援，占领自己的学校，用新添置的桌椅、地毯、电视机等堆成路障，福柯和德菲尔也卷入其中。福柯让学生小心地摆放电视机。警察前来干涉，学生用石块同警察的催泪瓦斯对抗。夜间，警察把学生和教师赶进一个大教育。最后有220人被捕，送到警察局。天亮后，这些人未经审讯都被释放。这是福柯第一次被捕。当时，学生划分教师的标准首先是在五月风暴中的表现。福柯原先被左派学生看作是“戴高乐分子”，因为他没有参与五月风暴，“没有经受红色洗礼”。通过这次事件福柯在学生中的威信有所提高。一位年轻的托派教师回忆说：“他（福柯）非常勇敢。夜间警察冲进来时，他想站在前列战斗。……我很敬佩。”
事后，政府和报界反应强烈。闹事那天，巴黎大学（索邦）校园内著名的黎塞留画像被学生胡乱涂抹，成为“左派砸烂一切的野蛮主义”的一个典型。万塞讷大学开除了54名学生。2月11日，左派学生在拉丁区召开三千人的抗议大会，萨特和福柯都在大会上发了言。据报道，福柯讲话极其激烈，谴责警察挑衅和“蓄谋镇压”。
从此，万塞讷大学就陷入了一片混乱。新换的校长也无力恢复正常秩序。校园里到处是小商摊，出售旧书、录音带、食品、政治读物和嬉皮用品。图书馆的书籍大量丢失。毒品四下流传。
与其他大学的情形一样，学生发展出两种倾向，一种是崇拜3M，即马克思、毛泽东和马尔库塞（这三人名字的拼音字头都是M）：谈政治，侃理论，甚至搞暴力；另一种是生活方式的反叛，讲生态，回乡土，当嬉皮。“参与”的口号使得万塞讷校园里各种激进派别十分活跃。最激进的是“无产阶级左派”。它是由来自另外两个左派组织的成员混合而成：一个是高师的“青年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列主义）”，主要受阿尔杜塞思想的影响；另一个是农泰尔大学的“3月22日运动”。前者强调“纯正性”，后者强调“自发性”。他们都崇拜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自称是“毛主义者”（毛派）。尽管毛派分子大多是“知识分子”，但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应自我否定。理想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扎根派”，即变成工厂工人，“扎根”于无产阶级之中。这种与工人结合的思想也得到萨特的支持。另外，校园里还有托派、法共等派别。这些派别要么由年轻教师领导，要么得到教师的支持。校园里充斥着无休止的政治集会、示威、暴力冲突、派别斗争。
课堂也变成政治讨论场所。哲学系尤为突出，从课程表就可以看出一斑。1968至1969年的课程包括：“左派修正主义”、“社会形态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革命”、“意识形态斗争”等。另外是一些较传统的课程，如“希腊政治思想”。1969至1970年的课程包括：“马列主义的第二阶段：斯大林主义”、“马列主义的第三阶段：毛主义”、“20世纪马克思主义导论：列宁、托洛茨基以及布尔什维克运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少数较传统的课程是“希腊思辨思想批判”、“历史科学中的认识论问题”。
万塞讷大学尤其是哲学系的教学管理也十分混乱。一些托派师生成立了一个“废除工资和摧毁大学委员会”，旨在把资产阶级的大学变成资本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他们宣扬“大学教学和考试无用论”。许多毛派分子也大力支持他们。米勒讲：“我将尽一切力量使大学的运转越来越糟。大学是一个国家机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部分。它根本不是自由主义的天堂。我认为，不打碎整个体系就不能打碎它。因此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使之几乎不能运转。“哲学系不要求教师进行考试，学生只须交一篇作业，教育任意给学生打分（米勒声称，她是在公共汽车上给学生打分），甚至只要学生提出请求，就能获得学分。
由于福柯在政治上越来越激进，他开始疏远了一些政见不同的老朋友，如克罗索夫斯基，而与“无产阶级左派”接近。他结交了一些“左派”朋友，偶尔也为他们的报纸写稿。但是，他对列宁和毛泽东的理论不感兴趣，也不赞成深入工厂同工人结合。在一些左派学生看来，温和派是最坏的敌人。因此，福柯也受到我们攻击。福柯对左派学生的攻击。尤其是把他没参加五月风暴作为一个重大污点，非常反感。他对一个朋友说：“我要告诉他们：当你们在拉丁区的路障上耍闹时，我正在突尼斯做十分严肃的事情。”“拉丁区的路障与突尼斯真正冒坐15年监狱的危险根本不能相比。” 另外，他推崇突尼斯学生在政治意识形态的鼓舞下踏踏实实的行动能力，而厌恶法国左派学生空谈理论和热衷派别斗争。他后来说，当他回到巴黎后，“各种理论泛滥，争论不止，批判严厉，派别分裂，这使我大惑不解。1968至1969年我在法国看到的状况与我1968年3月在突尼斯发现的有意识的东西恰好相反” 。
福柯主张“具体的、明确的”斗争。他认为，应该集中力量在大学里斗争，对知识进行改造。这是与他的“知识/权力”的观点相一致的。一方面，他坚持教学和研究的学术性。他开授的四门课分别是“性论”、“形而上学的终结”、“生命科学的认识论”和“尼采”。另一方面，他努力改进自己的教学，尽量采取启发式和形象的教学方法，不把自己的判断强加给学生，而让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他说：“我更像一个工匠，把自己的产品拿出来供人消费，而不是像一个强制奴隶干活的主人。”他不否认师生的差异：学生是学徒，老师是师傅。但他尽量不摆师道尊严的架子，耐心回答学生的问题，给予学生各种所需的帮助。
但是，福柯对轻视学术的气氛感到越来越难以忍受。他的教学有时被学生打断，被迫与学生展开教学内容之外的激烈争论。一次，他去上课时被学生堵在教室外进行辩论。福柯讲授尼采哲学，受到广泛好评，但并不合左派学生的口味。他们更喜欢那些讲授和讨论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另外，在“参与”的口号下，各种全校性会议接连不断，使人不胜其烦。福柯对不能安心致力于学术而感到恼火。他尽量躲出校园，埋头也国立图书馆。
1970年1月，新任教育部长吉沙尔德发表广播讲话，其中对1968于1969哲学教学的质量表示遗憾。他列举了几个课程名称，指责这些课仅仅讲授“马列主义”，“过于狭窄”。他声称，对这样的课程不能授予国家认可的学位。这意味着万塞讷的毕业生将不能从事大学和中学的教师荼。3月，教育部长又下令解除米勒的大学教师职务。
福柯对万塞讷大学哲学系的状况负有很大的责任。那些左派教师是他挑选出来的。尽管在具体作法上，他不完全赞同那些左派教师，而且在“参与”的气氛下，福柯实际上也没有权力约束教师，但是在总方向上他与他们是一致的。因此，在公开场合，福柯为万塞讷的实验大声辩护。作为系主任，福柯召开记者招待会，反驳教育部长的指责。他说，万塞讷大学的教学目标是研究当代世界。哲学系怎么可能不对政治进行反思？然后，他又在杂志上发表谈话：“谁能明确地告诉我哲学是什么？凭什么、根据哪里经典、哪家标准、哪家真理否定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不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什么真正的哲学。世界上只有‘哲学家’。这个概念是指这样一些人：他们的话语和活动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他指责当局给万塞讷大学哲学系设置圈套：先是允许绝对的学术自由，一旦有人真正行使这种自由，便加以压制。 他还表示：“我们不仅必须从政治保守主义下解放自己，而且必须从文化保守主义下解放出来。我们必须关注我们的习俗：它们完全是人为的，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紧密相联。应该用游戏和嘲弄的方式来僭越他们。应该不修边幅，男孩应留长发，看上去看女孩（女孩则反其道而行之）。应该戏弄、暴露、改造和颠覆这些悄悄地规范我们的习俗。就我而言，这正是我在工作中竭力做的。” 这番话不仅是对万塞讷大学哲学系的实验的说明，而且也表明了福柯对1968年五月风暴的性质的理解——“日常生活革命”。
但是，福柯自己也对万塞讷的环境越来越不满。他私下说：“疯疯癫癫的人包围着我，我已经受够了。”1970年，福柯离开万塞讷大学，进入法兰西学院。
在动荡的万塞讷大学度过的两年，对于福柯有很深的影响，改变了他的活动范围和形象。在突尼斯，他还是一个学生运动的同情者，此时，他则成为一个参与型知识分子、一个行动型的哲学家。
万塞讷大学的动乱是1968年五月风暴的延续。福柯在万塞讷的“体验”强化了他的“日常生活革命”的概念。他在1970年的一次题为《革命行动：“迄今为止”》的谈话中对五月风暴及其意义作了更明确的阐释。他指出，现实社会充满了各种不能忍受的压迫：家长权威，警察对日常生活的干预，学校的组织和纪律，宣扬消极态度的媒体。其中，学校是最主要的。因为学校强行灌输某种旨在达到政治服从、社会一律的知识。
1968年五月风暴及其后果也使福柯意识到，知识问题不能脱离权力问题，知识或话语不仅受制于内部规则，更取决于各种力量的斗争。他的学术思考重心转回到《疯癫史》前言中提出的“伟大的尼采式求索”。他开授的“性论”和“尼采”课程都标志着他的学术进展，但他首先面临的是对原有方法论的改造。
第十二章·忍无可忍
“１９６８年五月事件，正如法国历次革命一样，不会时过境迁，在过去的雾气中消失。”［１］其后果之一是，新左派的政治社会批判成为法国社会中的一股冲击力量。左派知识分子扩展了社会政治批判的领域。女权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监狱改革运动、环境保护和反核运动、反精神病学运动以及形形色色的地区性运动等等，各种社会抗议运动风起云涌。另外，法国知识分子还卷入各种国际性斗争。
福柯进入法兰西学院后并没有沉溺于书斋，而是利用自己的声望，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社会斗争。他创建了“监狱情况协会”，发起了声援犯人运动。这一运动成为法国监狱改革运动的先锋。
福柯的这一政治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德菲尔促成的。德菲尔热衷于行动主义。１９７０年５月“无产阶级左派”遭到取缔后，德菲尔公开加入这个组织。９月，２９名被关押的青年左派学生进行绝食斗争，要求获得政治犯的身份，并改善所有犯人的待遇。由此，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和对监狱情况的讨论。１９７１年初，街头声援示威愈演愈烈，发生流血事件。“无产阶级左派”想建立一种联合法兰西学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民阵线”。而福柯在离开万塞讷后也寻求新的政治行动方式。按照德菲尔的说法，福柯当时想找到某种方式，“扩大《疯癫与文明》所宣布的计划”，探究政治这个“极限体验”领域。德菲尔遂向毛派人士建议：由福柯建立一个法国监狱情况调查委员会，引起社会对监狱状况的注意，同时，身陷缧绁的毛派人士在监狱里组织犯人进行斗争。［２］
１９７１年初，福柯与历史学家维达尔—纳盖（Pierre Vidal-Naquet，因首先谴责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使用酷刑而闻名）、天主教杂志《精神》的编辑多梅纳克（Jean-Marie Domenach，二战期间曾参加过抵抗运动，６０年代也激烈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三人创立了“监狱情况协会”。２月８日，在毛派分子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福柯宣读了一个由他起草的声明：
“无人能确保自己不被投入监狱。今天更是如此。警察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控制越来越令人窒息，无论在大街小巷，无论对外国人还是对年轻人。表达观点重新成为一种罪过，反毒品措施越来越专横，导致随便抓人。我们现在生活在‘拘留审查’状态中……”
“关于监狱的情况几乎很少披露。它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一个隐蔽领域，我们生活的一个黑暗角落。我们要求了解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与一些法官、律师、新闻记者、医生和精神分析医生一起创立了监狱情况协会。”［３］
福柯在新闻发布会上还散发了一个调配传单。上面写道：“监狱的情况令人无法忍受。犯人被当成狗。他们仅有的一点权利也得不到尊重。我们希望将这种丑闻公之于众。”［４］
协会的宗旨，是收集和公布监狱情况。鉴于这种资料在官方报告中不可能得到，因此协会向一切知情者征集，包括在押和获释犯人、社会工、司法人员。
声明是福柯起草的，协会的联系地址也是福柯的地址。
协会是一个各方人士的松散组织。万塞讷大学的许多教师也陆续加入协会，其中包括德勒兹（福柯离开万塞讷后，德勒兹进入该校哲学系）、朗西埃尔夫妇、西祖、帕塞龙、加特诺、卡斯特尔等等。稍后，当时担任《费加罗报》记者和撰稿人的克劳德·莫里亚克（Claude Mauriac，１９１４年出生）也参加进来。莫里亚克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长子。二战结束后，他曾担任过戴高乐的私人秘书。他也是著名文学家和前卫派小说家。“反文学”一词就是他的发明。另外，著名电影演员伊夫·蒙当（Yves Montand，政治电影《Ｚ》的主演）和女演员西蒙·西涅莱（Simone Signoret），报人和作家克拉威尔（Maurice Clavel）等也对他们的工作给予支持。
与许多“知识分子”的想法不同，福柯认为，需要做的“不是替犯人说话，而是为他们提供说话的机会，讲出监狱的真实情况。”德勒兹对福柯说：“在我看来，是你第一个教给我们一个基本道理：以别人的名义说话是可耻的。”［５］
协会的工作主要是由福柯和德菲尔承担的。他们设计调查表。德菲尔向探监的犯人家属分发调查表。对回收的调查表进行分类整理，都是在福柯家里进行的。而且，福柯和德菲尔还接待了络绎不绝的犯人家属和获释犯人。维达尔—纳盖基本上只是挂个名。多梅纳克也承认，主要是靠着不知疲倦的福柯以及德菲尔，才使协会成为一个有战斗力的组织。
监狱情况协会先后出版了４个小册子。第一个小册子是《２０个监狱调查》。福柯在前言中写道：“法庭、监狱、医院、精神病院、医学行业、大学、报刊和信息机构等这些不同形式的机构表明，有一种深深扎根于政治的压迫。被剥削阶级一直懂得如何辨认这种压迫。他们不断地反抗它，但又完全受制于它。现在，它对于新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律师、医生和新闻记者等也变得忍无可忍了。这些有责任传播正义、健康、知识和信息的人开始感到一种政治权力对他们行动的压迫。新的忍无可忍加入到无产阶级的长期斗争中。１９世纪无产阶级创造的斗争手段被重新起用。第一个手段就是工人自己调查工作状况。我们现在所采用不着就是‘调查忍无可忍的状况’。”
福柯宣布，每一份调查表都是一个政治斗争行动，其核心是“废除司法记录”。法国的“司法记录”是于１８５０年建立的犯罪记录制度。其特点是，所有的人都被记录在案。雇主了解雇员或应聘者时可获得一份显示其是否“清白”的摘要。福柯认为，这种制度使有过违法行为的人永远不能翻身。但是，福柯的目标不是推动改革，而是对整个制度提出质疑，要求废除清白与犯罪的区分。［７］
监狱情况协会的第二个小册子是关于弗勒里、梅洛吉斯“模范监狱”的报告。第三个小册子是关于１９７１年圣坎坦监狱一个犯人被害的报道。第四个小册子是关于犯人自杀情况的报道，列举了１９７２年监狱中的３２起自杀事件。有一个同性恋者从１７岁起因偷窃、抢劫和买卖毒品等罪名而多次入狱，最后因在狱中有同性恋活动而被单独监禁，悬梁自尽。这个犯人在几封信中讲述自己如何被暗探引诱购买毒品。福柯在编者按语中写道：“问题不仅涉及到排斥和给人定罪的社会体制，而且涉及到其中的故意挑衅。这个体制正是借助于这种机制来运转和维护秩序，而且按照警察和行使权力的政治要求，制造出它所排斥和定罪的人。”［８］福柯还特别关注这个犯人的思考。他认为，这个犯人的在单人监禁中产生的死亡愿望表明：“在不断地受到自杀诱惑和产生某种政治意识之间，往往只有咫尺之隔。”这个犯人的信件表达了“一种新的政治反思样式，即抹去公共与私人、性关系与社会关系、集体要求与个人生活方式之间的传统划分”［９］。
监狱情况协会并非仅仅是一个信息收集组织，而是一个与监狱中毛派分子里应外合的政治行动组织。随着声援犯人运动的发展，监狱暴动事件也频繁发生。监狱情况协会多次在监狱前组织集会，散发传单和调查表。每次集会都被警察驱散。福柯描述这种情况：“街道开始变成警察的禁地。警察的专横命令变成法律：不许停留，不许说话，不许散发东西，不许扎推。监狱的范围开始扩大，远远越出监狱大门之外，扩大到你的住宅门口。”１９７１年５月１日，福柯和另外几个人在一个监狱前被拘审，理由是传单上没有标出印制机构，属非法出版物。他们遭到侮辱，福柯还被警察从背后击打。福柯向法院控告警察滥用权力，但警方反诉福柯散发非法出版物。结果福柯败诉，被课以罚款。
１９７２年初，福柯收到默伦监狱犯人提供的一个份控诉。１月１８日，莫里亚克、萨特、德勒兹夫妇、福柯以及二三十名支持者在卡斯蒂格利昂大街聚集，然后举着标语，向旺多姆广场进军。示威者推开路障，进入司法部前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当福柯开始宣读默伦监狱犯人的声明时，防暴警察赶来，把示威者驱赶到街上。莫里亚克回忆说：“福柯站在最前列，满脸涨红、青筋暴露，竭尽全力抗拒。”当时，有三个人被拖进警车。福柯和萨特据理交涉，警察置之不理。最后，莫里亚克亮出《费加罗报》记者证，警方才释放了被捕者。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犯人行动委员会”建立后，获释犯人有了自己的组织和表达的工具，监狱情况协会就变得多余了。另外，毛派（“无产阶级左派”）也在土崩瓦解。１９７２年底，监狱情况协会解散了。
福柯去世后，德勒兹回顾监狱情况协会的活动时说：“监狱情况协会是一种思想实验。米歇尔始终认为，思想过程应该是一种实验。这正是他所留下的尼采主义遗产。就此而言，关键不是用监狱做实验，而是把监狱看成是一个犯人经历某种经验的地方。这种经验是知识分子——至少是福柯所认为的知识分子的参与方式，即不是以某种理想或价值观的名义采取行动，而是关注一直不为人注意的现实；不是代替别人说话，而是揭示忍无可忍的状况，让受压迫者自己说话。
在监狱情况协会的第一本小册子封底印着几行醒目的文字：
这些都是不可忍受的：
法庭
警察
医院，疯人院
学校，军队
报刊，电视
国家。
监狱只是福柯关注的一个主要方面。除些之外，福柯作为一个社会知名人士，还卷入其他各种社会斗争。
此时，公开信或呼吁书这种斗争方式十分流行。萨特和杜拉斯等知名人士经常不分青红皂白地为各种呼吁书签名。福柯不无夸张地说，几乎每天都有人找上门来征集签名。他对此颇不以为然，只是有选择地在呼吁书上签名。
福柯第一次签名的公开信是１９７２年６月反对美国轰炸越南东京湾的抗议书。１２月，他再次在法国知识分子谴责美国军队在越南使用现代化武器的集体声明上签名。由于热奈热衷于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福柯也在１９７３年１月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呼吁书上签名。但是福柯更愿意投入具体的斗争。
１９７１年，一个名叫杰拉里·本·阿里的阿尔及利亚小伙子在街头被枪杀。过去这种事件屡屡发生，人们习以为常。但是，时代潮流变了，左派的斗争视野和批判范围扩大了。杰拉里事件触发了反对种族主义暴行的斗争。福柯深入阿拉伯人区调查生活状况。德勒兹、热奈、莫里亚克、帕塞龙等加入“杰拉里委员会”。１１月２７日，萨特、福柯、莫里亚克和热奈聚在一起，研究组织示威游行。萨特和福柯以前曾共同参加过大型集会，但两人之间没有直接接触。这是两人第一次面对面的交谈。从此，两人在社会政治活动中经常共同露面。
聚会结束后，一伙人就走上街头，警察包围了街区，但奉命不得碰萨特。因此，示威者得以散发《告当地工人书》，谴责“获得权力结构支持的种族主义者组织”。萨特和福柯并肩行进。福柯手持扩音器，宣布他们第二天将设立一个办公室，给任何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合法支持。《告当地工人书》的签名者有德勒兹、福柯、热奈、萨特、帕塞龙等人。一些签名者和毛派支持者被防暴警察拦截在附近的空旷街道上。
从第二天起，帕塞龙、莫里亚克、福柯和热奈轮流在办公室值班，帮助移民填写表格。有时人们还意外地看到福柯手持扫帚帮助移民打扫房间。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又一名阿尔及利亚人死在警察局。有几十个人举行哀悼和抗议的游行。警察驱散人群，逮捕示威者，但同样奉命不碰知名人士。福柯、莫里亚克和热奈为抢回被捕者而同警察搏斗。他们也遭到殴打，并被带到警察局查验身份，直到半夜才被释放。
杰拉里委员会很快就扩展成“保卫移民权利委员会”。后者组织了几次大游行。在１９７３年３月３１日的数千人游行中，福柯和莫里亚克走在队伍的最前列。［１１］
福柯还投入捍卫记者权利的斗争。１９７１年５月，《新观察家》撰稿人若贝尔（Alain Jaubert）携家人上街，遭遇西印度群岛学生示威。他在抢救和护送一个被警察打伤的学生时，与警察发生口角，遭到殴打，并被从正在行驶的警车上扔下去。福柯和莫里亚克等加入“若贝尔委员会”，寻找证人。但是，目击者都不敢出庭做证。福柯悲哀地联想到占领时期法国人对盖世太保暴行噤若寒蝉的情况。他认为，警察已经成为一个国中之国。福柯等人发表了调查报告以及指控检察官说谎的公开信。拖到１９７３年４月，法庭才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了结此案。
五月风暴以后，福柯可能是最善于使用对话、访谈录的形式表达思想观点的学者。
“你们进入中学以后，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１９７１年１１月，福柯与一些左派中学生谈话时，首先提出这个问题。他肯定学生的回答，把批判矛头指向官方知识的压迫性。他指出：“五月事件令人信服地表明，知识具有双重压迫作用，一方面是对它所排斥的人的压迫，另一方面从模式和标准的角度看，是对被它强迫接受这种知识的人的压迫。“［１２］官方知识总是把政治权力说成是上层阶级进行斗争的产物，而把民众运动说成是因饥荒、苛捐杂税或失业导致的，否认人民争取权力的斗争。福柯强调，马克思和无产阶级自身发展了争取权力的斗争知识。他把矛头集中指向人本主义，因为“人本主义代表了西方文明中一切禁锢‘权力欲望’的东西；它限制权力欲望，排除夺取权力的可能性”［１３］。
福柯改变了传统的“革命”概念，把革命行动扩大到日常文化斗争领域。福柯认为：“可以用两种方式来攻击它（人本主义）：或者通过权力意志的‘去主体’（即通过在阶级斗争背景下的政治斗争），或者消解假主体（即通过攻击‘文化’：打破束缚性欲的禁忌、限制和区分；建立公社；放松对药品的限制；打破一切规范正常人发展的限制）。我指的是一切体验，既包括被我们文明所拒斥的体验，也包括只是在文学中才被接受的体验。”［１４］
福柯反对理论和理想制度。他认为：“对理论的需求依然是我们所拒绝的体制的一部分。因为所谓理论，就是提出替代性体制。而一切取而代之，实际上都是加强了类似的权力组织。他声称：”很可能，在２０世纪，真正的社会化将出自于体验。“［１５］
总之，福柯主张的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文化革命。他不想而且反对提出任何新的取代方案，新的重构模式。因为在他看来，任何社会都需要合理化、秩序、规范等等，都必然是一种“权力关系”网络。任何替代秩序在本质上与旧秩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人应该随时随地进行反抗，但反抗的目的不是建立所谓理想王国，而只是“去中心”，“反规范”，“反权威”，解放人的潜在意志和欲望。
针对警察的镇压，一些毛派分子提出“人民正义”（people's justice又可译为“人民司法”）的口号，主张建立“人民法庭”。著名毛派分子彼埃尔·维克多（Pierre Victor）等人于１９７２年２月与福柯讨论了这一主张。维克多援引中国革命为例，说明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可以实现符合法律的人民报复，可以“矫枉过正”。由于同萨特以及毛派分子的密切交往与合作，福柯接受了他们的一些观点。例如，他“完全赞成”“非无产阶级大众应该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起来进行革命斗争”，“因为资本主义十分害怕这些毛头小子手持刀枪上街，随时搞直接暴力行动”。但是他反对“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领导下”的说法。因此，他否定“人民正义”的提法。在他看来，正义（或司法）观念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司法机关是资产阶级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能有什么人民的对抗性司法（或正义）。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九月屠杀也是权威主义的一种形式。无论什么新的司法机构都只能是旧的变种。［１６］福柯实际上是反对任何制度化机构。
此时，萨特和毛派分子关系密切。例如，维克多从１９７３年以后就担任了萨特的秘书，而且是萨特的《造反有理》对话集中的对话者。萨特支持“人民正义”的口号，认为福柯在拒绝“人民正义”观念时走得太远了，比左派还极端。［１７］
１９７２年４月，巴黎以北２００多公里处的一个废弃矿井里发现了一具少女尸体。被害人是矿工的女儿。当地一个富人有重大嫌疑，但被宣布无罪释放。矿工本来就对当地资产阶级充满怨恨，毛派分子也竭力鼓动。人们不禁想起１９世纪左拉小说《萌芽》所描写的矿工生活和阶级斗争。许多在名人士包括萨特都到现场考察。福柯和德菲尔也驱车前往。福柯相信嫌疑犯就是杀人犯，但他同时也对矿工的狂热情绪感到不安。
７月，巴黎郊区发生反共暴徒用棍棒和催泪瓦斯袭击正在跳舞的南斯拉夫移民，劫持和轮奸少女的事件。人们抓住其中两名暴徒，痛打之后才送交警察局。事后，萨特、杜拉斯、福柯等一批知名人士发表声明，谴责暴徒，号召人民声援受害者，投入到“真理和正义所要求的人民反应”中。福柯此时对“人民正义”的立场有所变化。［１８］
在７０年代初的社会斗争中，知识分子似乎又承担起伏尔泰和左拉所开创的“社会良心”、“被压迫阶级代言人”的角色。萨特从４０年代起正是这样要求知识分子的。他身体力行，积极投入现实斗争。自１９６８年五月事件起尢为活跃，曾被誉为“２０世纪人类的良心”［１９］。福柯则从对知识批判进而批判这种知识分子角色，并且对知识分子的角色作了新的定位。１９７２年，他与德勒兹讨论“知识分子与权力”。德勒兹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实践视为理论的应用。理论是有局限性的。理论在进入适于自己的领域时，就会遇到障碍，需要另一种话语来转化，从而又进入另一个领域。实践是从一种理论观点到另一种理论观点的转化器。理论也是从一种实践到另一种实践的转化器。因此，理论知识分子不是一种“良心代表”。福柯则更激进地认为，自１９６８年５月以后，“知识分子发现，群众不再需要通过他来获得知识。他们知道得清清楚楚。毫无幻想。他们远比他知道的多，而且他们完全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想法”。福柯把知识分子视为权力体制的一部分。因此，“知识分子的角色不再是走在前头或站在一边，以表达集体的被压制的真理，而应该是投入反对各种权力的斗争，因为那些权力形式把他变成‘知识’、‘真理’、‘意识’和‘话语’领域的对象与工具”［２０］。
若贝尔事件发生后，由克拉威尔等一些左派新闻工发起建立了“解放通讯社”（Agence de Presse-Liberation）。其缩写“ＡＰＬ”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法文缩写仅差一个字母，显示了他们的立场。１９７２年底，萨特和福柯、莫里亚克等人都应邀参加了ＡＰＬ筹办《解放报》的工作。《解放报》的发刊词是请萨特修改的。萨特在修改时认真地听取了福柯的意识。１９７３年４月，《解放报》经过４期试刊后正式发行。《解放报》连续发表了福柯访谈录。福柯谈了自己的撰稿计划，他说：“我想撰写关于工人阶级记忆的编年史，即１９世纪以来的历史片断。”“工人自己的头脑里装着基本经验，重大斗争的结果：人民战线、抵抗运动。但是报纸、书籍和工会只保留适合它们自己的东西。……由于遗忘，就不可能利用工人阶级的知识和经验。利用这份报纸来收集这方面的所有记忆，重述它们，尤其是把它们变成确定可能的斗争武器的基础，这会很有意义。”福柯接着重申了自己关于知识分子角色的看法。他指出：“工人不需要知识分子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知识分子进入的是信息体系而不是生产体系。……因此，他的角色不是塑造工人的意识，因为那早已存在。他的角色是使这种意识、这种工人的知识能够进入信息体系，从而得以流传。……可以说，知识分子的知识相对于工人的知识而言一直是片面的。我们所知道的法国社会史相对于工人阶级所拥有的浩繁经验而言完全是片面的。”［２１］
到７０年代后期，福柯对知识分子角色的定位随着他的“权力／知识”理论的发展而更加清晰。他区分了两种知识分子概念。第一种是萨特式的“普遍知识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概念。他指出，这种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初的知识分子概念“实际上出自于一处十分具体的形象：主持正义和代表法律的人，用普遍正义和公正的法律思想来抗衡权力、专制和为富不仁”。这种知识分子是由１８世纪法学家派生出来的，其原型是伏尔泰。后来，作家成为这种普遍价值观的承担者。福柯认为，这种普遍知识分子已经被“专业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所取代。尤其是在６０年代前后，由于“科技结构在经济和战略领域的扩展”，由于科学合理化的扩展和职业分工的细密，专业知识分子的出现及其重要性愈益明显。专业知识分子不再是以文人为代表，而是以专家为代表。他们不是普遍价值观的承担者。他们具有三重特殊性：（１）阶级地位的特殊性（或者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有机部分）。“知识分子实际上越来越接近无产阶级和大众。”（２）生活和工作条件的特殊性。他们“不是按照‘普遍的’、‘楷模的’、‘代表正义和真理的’模式工作，而是在一定的专业范围、在一定的生活或工作环境（住所、医院、疯人院、实验室、大学、家庭以及性关系）中工作”。他们面临的是实际的、物质的、日常的斗争问题，而且他们是以不同的形式面临与无产阶级相同的对手：跨国公怀、司法和警察机构、财产投机商等等。（３）在西方社会中真理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殊化。“真理”是以科学话语和制度为中心，服从于经济和政治的刺激，受到少数大型政治经济机构的控制。真理实际上是区分真假的规则和所谓“真的”的权力效应。知识分子的局部斗争涉及到现代社会的真理问题，因此具有一般的意义。［２２］
根据这些分析，福柯对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角色作出新的规定：知识分子不再属于资产阶级，因此面对人民大众，也不再有“阶级原罪”和“转变立场，为被压迫者服务”的问题；由于知识分子的“专业化”，知识分子也不能成为大众代言人，而应投入具体的斗争。福柯本人的活动也尽量遵循着这种原则。因此，后来有人把福柯称为“后革命者”（postrevolutionary）［２３］。
７０年代初，福柯主要致力于法国左派政治斗争，学术著述甚少。但是，他与美国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在荷兰电视台的学术辩论，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这次辩论是西方两代两种类型思想家的一次正面对峙。时间是１９７１年１１月，论题是“人性：正义和权力”。
乔姆斯基承认人性的存在。如果没有某种相对稳定的人性，就不可能有科学认识。所谓人性，他是指某种生理结构。福柯则避开“人性是否存在”这种抽象问题，而是转向另外的问题：“人性概念是如何在我们社会中运作的。”他认为：“语言学家提示辅音变化规律，弗洛伊德揭示释梦原则，文化人类学家发现神话结构，并不是通过研究人性实现的。在我看来，在知识史中，人性观念主要起了一种……标示某些与神学、生物学或历史学相关或对立的话语的作用。”他怀疑所谓的普遍真理，主张把抽象概念历史化，考察其社会功能。
乔姆斯基认为，现代科技提供了满足人们需求的手段，有助于克服异化。障碍在于西方社会的政治体制。我们的任务是政治任务，即造成一个让创造力和理性得以自由施展的公正社会。福柯则针锋相对。他宣称，西方政治哲学从来都在致力于建构这些抽象原则和乌托邦。正是这种求知意志使我们几乎完全看不到西方社会中权力的具体运作。“在我看来，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真正的政治任务是，批判表面中立的制度的运作，揭示通过这些制度隐秘地运作的政治暴力。这样，人们就能够与之斗争。”
乔姆斯基主张，应该以正义的名义来反对西方社会的非正义。福柯则激烈地反驳说：“我多少有点以尼采主义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正义观众本身实际上是杜撰出来的，在不同社会里被当作某种政治或经济权力的工具或反对那种权力的工具。”［２４］
尽管福柯和乔姆斯基都对现存社会政治秩序持批判态度，但是，两人不仅观点悬殊，而且言路不通。其原因在于，乔姆斯基在根本上囿于西方启蒙思想的人道主义传统和理想，而福柯恰恰要连根瓦解这种思想，全面否定现代秩序。乔姆斯基事后回忆说：“和他在一起，我觉得我是在和一个生活在在不同的道德世界的人谈话。”［２５］“他让我觉得他是一个非道德主义者。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彻底反道德的人。”［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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