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担任执行主编的最后一期《读书》（2007.08）静静的放在书店的显要位置，旁边与之为伍的还有《光荣日》、《读库（0703）》和《势利：当代美国上流社会解读》。我抽出《读库（0703）》看了几分钟，注意到几个人步入书店直接拿了这一期的《读书》就付款离开，突兀的记起了这段时间对汪晖去职消息幸灾乐祸的几个学者的话语，以及其内在相互矛盾的地方。这些学者从来就不承认理会过、读过、正眼瞧过汪晖时代的《读书》，但很离奇的是他们也每每冲到公众眼前痛斥《读书》上某些文章、某些并为之戴上“新左派”的帽子，也不知道既然没读过怎么会知道的逻辑如何顺理成章，有些人说是朋友告诉，有些人说是听人提起。我倒以为，这些道岸貌然的家伙决计要比《读书》的忠实读者还要急迫的阅读每一期的《读书》，螺丝壳里做道场的功底当然是他人不敢企及的。
还是暂时不要管汪晖离开和有些家伙弹冠相庆的背景情况，就文论文来看2007.08《读书》。我的总体印象是：这期《读书》颇合聂震宁先生所言“人文要讲精神，思想要有价值”的定位。
Ⅰ台湾乡土文学及文化认同错乱问题
杂志的头一篇，就是吕正惠的《三十年反思“乡土文学”运动》。这篇文章全面审视台湾地区七十年代乡土文学论战及其流变。以前有人认为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使台湾知识分子贯彻五四新文化民主科学精神的光荣传统，从实际发生情况而言，这样的断论显得有点可笑。吕正惠一针见血的质疑，“乡土文学”，哪个“乡土”？“中国”？还是“台湾”。台独分子凭借乡土文学借以鼓吹“台独”思想的策略相当成功，我们理应有所区别的理清“乡土文学”的派别分野。
而钟乔《冷战封锁下的民众文化》则进一步为我们揭示了台湾台独思想“壮大”的由来。指出，在冷战时期的台湾省，美式“自由”、“民主”的价值成为台湾民众生活学习中的一道常轨，并沿着对“现代化”无比憧憬的光景延伸而去，竟而也“接轨”到对日本殖民统治带来文明规范的“景象”之中，这一切都来源于对共产主义中国的仇视。1950年代被国民党政权处决的八千名地下共产党员，不仅被解严之后的国民党、民进党当局所刻意忽略，而且也被知识分子选择性的掩盖，这一方面各方达成了微妙的共识。认为其原因是，“共产党不被视作政治受难者……特别和中国共产党有关的这些人……‘二二八’被解释为中国政权欺压台湾人的悲情符号……因而，最好利用来反对中国。”对这八千英烈的评价和定位，实际上才是台湾至今走不出冷战心态和斗争逻辑的关键。
看到这里，就应该知道编者的专题策划的思路，接下来来自赵京华《殖民历史的叙述与文化政治》则在前两文的基础上更细致的探讨了日本的台湾记忆和台湾对待日本殖民统治的文化批判问题，颇值得一读。
Ⅱ纵谈超女、于丹和大长今
李旭渊《韩流、长今与“超女”》一文写得较长，但意思很明确：“‘超级女声’与《大长今》激起的热浪，是因为其中折射了中国人在自身的现实生活中所缺少的或者所希冀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长今精神’是被中国人根据自身的需求而重新加以构建了”；“韩流歌曲或者电视剧的内容并非就一定是与韩国的现实相贴合的……大多情况下反映的是在现实中人们所匮乏的欲望”。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贝淡宁则在《<论语>的去政治化——<于丹《论语》心得>简评》一文中为我们提供了如何清醒、客观、准确进行文化评论的范例。文章首先探讨了于丹及其著作为什么受欢迎的原因，包括于丹倡导的减少物质期望、增加人际交流与关心等观点契合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需要，加上女性因素、阐释《论语》的开放心态等因素。随即展开的主要篇幅，贝淡宁教授认真分析并批评了于丹关于《论语》的心得，这些批评不攻击人、不上纲上线、不危言耸听，可堪我辈认真学习。
贝淡宁教授并不认为于丹心得存在过多明显的误译，而是其观点存在相互矛盾之处，于丹呼吁的不要把物质财富作为生活的目标、限制欲望，这本来属于任何学派任何学者都认可的公共理性，但涉及到其他具体建议，于丹说拥有正确工作态度的人不应该做超过自己分内的工作，以及君子不应该集中所有精力在工作目标上，但这两种态度并存于一身并非易事；孔子说只有少数人有足够的动机和智慧投入到不断的学习中去，终身学习这一提高自我修养的过程很难坚持，于丹对此完全回避，文章认为这是为了避免失去部分读者。与之相类的还有于丹回避孔子所说不孝之人不可能道德完美的观点，这应该也出于避免失去读者的考虑。于丹还认为，内在的生活是关键，适当的勇气可以克服缺乏专业技能的局限性，茶师可以打败武士，这却和儒家观点明显不符，孔子说学习、仪式、运动才是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
贝淡宁教授指出，于丹解读《论语》的本质问题在于去政治化。孔子是激进的社会批评家，对当时的统治者评价很低，其目标是鼓励拥有统治权威的人采用胜任和仁的方式管理国家。而于丹的解读中，那么忽略政治篇章，那么对有关政治篇章进行了涂抹、掩盖。《论语》中“子贡问政”一章中，孔子答复说政府要满足老百姓的“足食”，并达到有效防御能力的“足兵”，以此建立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老百姓的信任高于“足兵”，于丹解释为国家应当关注老百姓的幸福而不是GDP，用颜回贫困中也幸福的例子来说明衡量的标准是内心感受。贝淡宁教授认为于丹故意将“和而不同”解释为宴会中主人要照顾好每一个客人，而回避政界学界要宽容民众不同意见的本意；于丹引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混淆“天下”、“国家”和“政府”的区别，简单解释为普遍人要为国家的富强做贡献。
贝淡宁教授说，于丹在政治上持谨慎态度，告诉人们不要抱怨，要关注内心幸福，弱化社会和政治承诺的重要性，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这实质上是在倡导安于现状，这才是根本上与孔子学说的悖异。
Ⅲ 小众化招致的批评 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及其可能带来的是非
文学、艺术题材数篇文章，继续着批评者不满的小众化写作风格，考据式推理、生僻和含混的文风，这些文章也确实能给人教益，但如果能像《韩流、长今与“超女”》、《<论语>的去政治化——<于丹《论语》心得>简评》两篇文章写得让人容易明白和接受，应当是2007.09之后的《读书》编辑所着力的工作内容。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情况的话，韩东育《也说“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王思睿《中国道路的连续与断裂及其他》两篇文章会带来批评者的猛烈抨击。正如这期杂志上《台上的“我们”，台下的我们》所指出的，“自由主义的激烈也许来自一种自信：他们为中国推荐的社会样板如美国属于正在运行时，而且运行得美轮美奂，中国只要一笔一画照抄就行了。由于对引进样板的高度信赖，他们遇上另类观点那就等于氢气遇上火，别说誓死让对方说话了，就是先听明白人家说什么的耐性都经常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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