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右派终于露出真相了
我最早注意到《读书》的变化，是因为甘阳的一篇文章《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读书》，1999年第1期）。此文经典地概括了中国知识界“自由派”的特征：
一生致力于研究市场经济与自由关系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开山祖奈特在其经典论著《竞争的伦理》中曾严厉警告所有经济学家：“最大的谬误莫过于把自由和自由竞争混为一谈”，那么，“这种最大的谬误”现在恰恰成了中国知识界的集体信仰，亦即把自由归约为市场的自由，认为自由经济能自动地实现最大的自由。在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中，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恶的，反倒是弱肉强食成了自由主义的第一原则。我把这种集体信仰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道德败坏症”，因为这种信仰只能表明中国知识界几乎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道义感和正义感。这种集体信仰同时还可以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知性低能症”……。
我想今日中国知识界不要再虚张声势地扎起一个叫做“官方”的稻草人从而来标榜自己是“民间”了，装什么腔，作什么势呢？难道中国知识界的这种市场经济主义不早就是最流通的官方硬币了吗？难道现在还有比市场经济主义更主流的意识形态吗？为什么不诚实一点，承认自己早已是一半为官方一半为大款驱走的得力马弁？为什么不拿出点勇气来深刻反省一下，现在的中国知识界到底是在利用自己的知识权力服务于少数人的“特权”，还是在伸张所有人的“权利”？
甘阳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传播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之一。他站出来与崇尚自由竞争的“自由派”划清界线，实际上是为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赢得了声誉。但是，此文也让许多人对号入座，大为恼火。我估计，此文可能远比引起争议的汪晖文章《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更令“自由派”恼火。“自由派”狠批汪晖的文章，但是却不敢狠批甘阳的文章。因为甘阳的文章一针见血，通俗易懂，绝无“看不懂”之嫌。批判甘阳的文章，只能传播甘阳文章的内在逻辑和道义力量，让“自由派”显得“丑”态可掬。
当然，人多势众的中国知识界“自由派”也不是吃素的。靠着“知识界集体道德败坏”的集体力量，“自由派”成功地在大众媒体上否认自己与官方的联系，相反，把自己打扮成受官方打压的受难者，大众民主的争取者；同时则“倒打一耙”，指认甘阳、汪晖等人为投靠官方的“新左派”，专制政权的维护者。
针对这种指责，甘阳又在香港《明报》（2000年10月1日、2日）撰文指出：
所谓中国新左派的主流可以称为“中国自由左派”。理由主要是两点：第一，新左派是九十年代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分化的产物。自由派分化的结果形成两个阵营：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也可称为新左派和新右派；第二，自由左派的主要倾向实际比较接近当代美国所谓的“自由派”，而自由右派的主要倾向其实更接近美国今日所谓“保守派”。
显然，“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这个分类标签更准确。“自由左派”批评官方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而“自由右派”支持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左派”不但主张机会平等，还主张能力平等，缩小贫富差距。“自由右派”主张机会平等，强调效率优先。但是，一旦接受这个分类，“自由右派”的公众形象就输了一截。所以，主导着国内舆论界的“自由右派”拒绝接受这个分类，这个分类就没有流传开来。
自由派知识分子分化出左派和右派，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中国社会矛盾深化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个分化，那只能说明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贯穿着“弱肉强食”的逻辑，没有人民性、大众性，而只有精英性、权贵性。所以，自由左派的存在，是改革开放良心的存在。
同是自由派一脉分化而来，都承认市场存在的合理性，只是在要不要“市场万能论”问题上产生争论，按说是可以讨论的。为什么这两派逐渐走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呢？
关键问题恐怕是在对待政权的态度上。在政治理念上，“自由左派”支持政治民主，但主张在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间寻找一种新的可能、新的结合。“自由右派”将政治民主完全等同于形式民主，主张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相应地，在对待政权的态度上，自由左派既不完全否定共产党的历史，也不完全否定共产党的现实。而自由右派不但否定共产党的现实，也进一步否定共产党的历史。在国际关系上，自由左派主张有中国自己的利益，不能亲美、哈美。自由右派则主张完全服从美国的利益，就是要亲美、哈美，就是要用美国力量来改造中国，使中国融入到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去。
政权到底喜欢哪一派呢？看上去，政权应该喜欢自由左派，自由右派就一直这样认定，许多人也想当然地这样认为。但实际上，政权却一直喜欢自由右派。在否定文革上，两者几乎完全一致。自由右派从否定文革到全盘否定党的历史，党也跟着自我否定，只不过要晚弱若干年，用词上要轻一些。自由右派否定党的现实，党内高层相当一部分人也跟着自我否定，不但要改变党的性质，甚至想改变党的名称、旗号。自由右派主张亲美，党的外交也是对美一边倒。自由右派主张融入国际经济秩序，党的外交政策也主张加入WTO，迎接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
但是，自由右派和政权有一个重大分歧。自由右派想通过改变经济体制与政策，改变外交路线，最终改变政权。他们相信，只要经济基础改变了，社会两极分化了，与国际接轨了，政权最终会改变。至于这个过程要牺牲一代二代工人，一代二代少女，要污染环境、消耗资源、败坏道德，这些都是第二位的。“先把共产党带坏，再把共产党推翻”，这是自由右派核心圈的核心共识。但是，政权有自己的考虑：接受自由右派的一切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就是不改变政体和政权自身。
正是在这个核心问题上，自由右派认为自由左派干扰了他们的核心共识。如果采纳自由左派的主张，社会公平维护得比较好，两极分化速度不那么快，国家利益能够一定程度得到坚持，一句话，如果共产党变得不那么坏，或者变坏的速度不那么快，甚至还变得比较可以接受，那么，就形成不了推翻共产党的社会动力，改变不了一党专制的状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右派认为自由左派是在维护专制统治。也就是说，自由左派越是批评彻底市场化的政策，越是主张社会公平，越是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就越是在延缓政权的寿命，就越是在阻碍自由右派的既定战略的实现。
也就是说，自由右派最关心的是政权问题、政体问题。他们心中，一切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都应该服务于、服从于改变政体、改变政权的中心任务，服从于“先把共产党带坏，再把共产党推翻”这一核心共识。显然，这一核心共识已经超出了一般的西方政治理念。在西方各国政治自由主义思潮兴盛期，在如何对待本国君主和君主制问题上，自由派都会采取务实的君主立宪制，或虚君共和制，而不是一味地要打倒君主。更进一步，务实的自由派甚至会欢迎开明君主制，主张尽量避免社会动荡。放到中国环境中，成熟的自由右派应该欢迎党主立宪制，也应该欢迎开明党治。这样，就可以与自由左派形成良性互动，共同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自由右派为什么会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共、仇共情结呢？这可能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也与他们自身的成长过程中的思想经历有关。就切身利益而言，许多自由右派曾经受过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打击。从土地革命到“三反”、“五反”，从“反右”、“四清”到“文化大革命”，每一次运动都造就出一些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的人。就思想经历而言，某些受打击并不严重，甚至没有受过打击的人，却受过 “政权就是一切” 的极端政治思维的影响。一旦认定西方体制就是好，共产党就是坏，他将不择手段。切身利益的伤害和极端政治思维结合，造就了今日中国庞大的自由右派。他们的思维也许并不理性，但是他们有知识，有权力，有资本，他们已经俨然成了中国政治的主流力量。他们的错误思维也许将阻止一切社会改良的可能，把中国带向一场新的大动荡，他们自身也将成为受害者，但他们已经狂热了，已经自诩正确了，已经不听任何劝阻了。
认识到存在这样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右派”，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本着自由主义的美好愿望，我曾经一厢情愿地认为，自由右派总是应该坚持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理念、共识，总应该会维护不同意见者的发言权，总应该是可以讨论、辩论的对象，总是应该还有起码的做一个中国人的共同的民族感情。但是，交往越深入，我就越清晰地看到这些自由右派的内心伤痕是如何影响他的立场和观点的；就越强烈地感到，问题不在于可以经验的丰富的历史事实，而在于先验的个人的心灵伤痕。这样，我才逐渐理解，为什么自由右派们居然能发明出“爱国贼”、“粪青”一类的词汇去辱骂对手，为什么自由右派居然会要求给秦桧平反、给岳飞定罪。
所以，从两位自由左派被提名当《读书》杂志主编起，围绕《读书》的风波就没有断过。大事算来有三起。先是两位自由右派，前文化部长王蒙和《读书》杂志的前主编沈昌文出面，找李陀喝咖啡，希望李陀劝三联老总董秀玉不要起用汪晖。此计不成，再待时机。到长江读书奖风波时，自由右派的旗手李慎之先生又亲自写信给《南方周末》，嘱咐编辑要点出“汪晖批评国际资本却拿国际资本的钱”。
再就是刚刚发生的换帅风波。为了换掉汪、黄二人，自由右派先找《新京报》造舆论，说什么《读书》不好读，《读书》发行量下降等。其实，《读书》的发行量在沈昌文时代在8万左右，汪晖接手后稳中有升，大约在9—12万。这是在互联网冲击、大众阅读率普遍下降的大背景下取得的业绩。可见，《读书》是得到读者肯定的。可惜，舆论战策划不密。《天涯》主编李少君指出《新京报》对他的言论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新京报》就很被动。于是，自由右派不得不赤膊上阵了。他们动员了高层盟友，通过三联书店党委，直接找个什么“主编不得兼职”的理由，直接撤掉了汪晖、黄平。
当然，这样做，自由右派也是代价高昂。他们一直制造的神话是“新左派”（自由左派）与专制力量勾结。当“新左派”被一脚踢开之时，人们一定会明白，真正与专制力量勾结的是谁。这时，逻辑推理反而显得多余，事实胜于雄辩。（文/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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