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日新：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一至十五章）

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

（一至十五章）

刘日新 著

本 书 简 介

“以史为鉴，振兴中华。”为了理解现实，必须懂得历史，马克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当代史，特别是我们的经济建设史，最能资政育人。在上个世纪３０年代，毛主席就提出将来夺取全国政权后，要实行“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建国后周总理说过:“经济建设是我们建设的主要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多年了，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六位，许多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产量已名列世界前茅。无庸讳言，我们的基础原来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在历史的长河中，５０多年不过弹指一挥，中国怎么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个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本书将给以一个梗概的介绍。“创业维艰”，承前启后也不易。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是这样一种承前启后的事业。我们要将我们的事业发扬光大，可以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力量，以便更好的开拓未来。

本书写作之初，曾得到国家计委领导的支持和鼓励。全书的特点，首先是写法不是报流水帐，与一般史书的体例如“纪传体”或“编年体”等也不同，而是采用“倒叙法”，先交待一下经过５０多年建设我国经济总体上达到的水平和在世界上的地位（这要同世界几个大国比较，并解决比较的方法），再按时间顺序逐个时期介绍，使读者一开始就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心里有个底。有的涉及较长时间的同一问题，采用“纪事本末体”，集中加以叙述。方法上应用我们传统的“古今中外法”，旁征博引，以资比较。具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比较详细的占有重要史实。收集了大量的史料，不但包括党和国家批准的中长期规划、主要是五年计划，以及相关的年度计划的方针任务。主要指标和实际完成的统计数据，还有自己过去在工作中积累保存下来、档案中所没有的重要资料，如在《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书起草“计划体制改革”一章使用的绝无仅有的资料，现在更是和盘托出。

二是对不同时期指导经济建设的理论、方针、政策（有关部分还同前苏联和西方几个大国进行对比），作了恰当的阐述。过去出版的特别是近几年发表的大量的毛主席、周总理、陈云、邓小平、李富春等领导人的著作和中央文献，是撰述的依据。

三是概述了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经验。如几次治理波及时间长、上涨幅度大的严重通货膨胀；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走中国自己工业化的道路；经济建设要重视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和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等等。

四是在方法论方面，对不同时期经济建设使用的经济核算方法制度作了适时的介绍，包括“物质生产体系”（ＭＰＳ）和“国民核算体系”（ＳＮＡ）两种核算制度、指标体系包括其口径及其换算方法等，这有利于专门从事理论研究而没有搞过实际工作的人，对了解５０多年的经济计划统计指标的变化，以及怎么从宏观上进行纵比（前后比较）和横比（同外国比）。因此，本书对深入研究我国的国史，了解当前经济的实际，进一步探讨未来的发展，会有所裨益。

由于“据实写史”，所以本书有一点自己的特色，企图如司马迁所说“成一家之言”。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５０年代毕业的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副博士研究生(当时学苏联的学位制度，副博士大体上相当美国的博士)，在国家计委工作近四十年，先是在国民经济综合计划局，后转计划经济研究中心--现改为宏观经济研究院，学术上曾任高级经济师、研究员。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参与起草过国家计委关于发展和改革的 若干重要文件，多次向中央提过经济建设方面的重要建议，写过不少重大理论文章。由于对社会科学做出突出贡献，受国务院表彰，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但毕竟个人能力和水平有限，尽管费时十载，付出了全部精力，克服了重重困难，此书肯定仍存在不少问题，欢迎批评指正。

自 序

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简史的简称。为什么本书叫做经济建设史，而不叫经济史呢？因为，从理论上说，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毛主席一贯讲我们搞经济建设，而且要有计划有组织的搞经济建设。早在笫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1933年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就指出，红色区域要“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并且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第二年他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又说，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弄到差不多民穷财尽的地步”，而红色区域却在“认真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当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旧中国卷入了世界经济危机，数万万民众陷入饥寒交迫的困难地位的时侯，他指出；“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毛泽东选集〉笫一卷第119、134页）这里，我们看到毛主席很早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即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计划经济，才能摆脱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抗日战争时期，他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这条总方针对当时各解放区和以后全国的经济建设，都起了重要的指导意义。1949年3月，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建设工作”，并且提出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任务，是要“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 了先进的工业国”；并且指出：（在各解放区）“我们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建设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同上，第四卷，第1429、1433页）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讲话中，指出民主联合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是恢复和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并且预言：“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同上，第1467页）同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同上，第1480—1481页）

建国前夕，他在人民政协笫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我们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３４５页）

在1949年开国大典时，毛主席说，我们准备三年五年恢复，八年十年发展。（转引自《周恩来经济文选》第59页）这个思想1951年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说成：“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周恩来总理后来解释说：“毛主席的方针是稳步前进，三年恢复，十年、二十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不能把时间说得那么准，马克思主义不是刘伯温的‘推背图’。“（同前，第122页）

1950年6月，毛主席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在老解放区特别是在东北，“已经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新解放区，“一句话，还没有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1954年9月15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上，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号召：“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50页）1955年3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他强调：“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扎扎实实搞经济建设，才能保证共和国的大厦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1956年1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睥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页）

同年4月，他在听取中央34个部门的汇报后，讲了《论十大关系》，总结了我国的经验，提出要“以苏为戒”，探寻中国自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59年6月，他说：“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72页）现在许多人以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似乎完全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提法。他们认为，过去一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新时期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显然，这是对历史不大明了，把政治和经济两个问题弄混了。其实，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非常明确的指出：“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初期，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领导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参见《三中全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上》第3页）。当然，应当肯定，党在新时期提出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改革开放，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路线，并大力加以贯彻，使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邓小平1980年1月提出，“我们真正有系统地学会了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没有呢？……现在的经济工作，问题比五十年代复杂得多，条件不同，面临的任务也不同。……我们共产党总是要学， 我们共产党人总是要学，我们中国人民总是要学。”（《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69页）

本书所以叫经济建设史，还因为，从实践上说，建国５０多年来，我国一直在搞经济建设，而且一直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按经济管理体制来分，前３０年，实行计划经济，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组织实施了五个五年计划，并制定了“六五”计划。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明确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还要不要有计划地组织经济建设，还要不要设立国家计委这样一个领导经济建设的机构？当时争论是很激烈的。一种意见认为，搞市场经济靠市场来指引，让经济自由发展，还要什么国家计划，还要设什么国家计委？美国搞市场经济，不是没有国家计划，没有设国家计委，经济不是发展得很好吗？苏联解体，转而实行市场经济，不是立即撤消了国家计委，取消了国家计划吗？世界银行在《从计划到市场》一书中更是颇为得意的说：从1917年到1950年，占世界总人口1/3的国家退出了市场经济，转而搞计划经济，但都失败了。目前这些国家都在转轨，经济改革目标是试图重新建立市场经济，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之中。“绝大多数此类国家都取消了所有的或部分地放弃了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并开始向以广泛的私有制为基础的非集中化的市场机制过渡—转轨。”“但至今为止，无论是1978年就开始经济改革的中国还是越南，都没有进行脱离共产党对政府领导的政治转轨。”(《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1—3页，此书虽然是1996年出版，但这是世界银行的一贯思想，也代表西方一般的看法。）这里，世界银行更进一步提出要取消党对经济的领导。显然，他们提出的这种改革，不是社会主义改革，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另一种意见认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搞资本主义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即使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他们也有学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的，如法国，在二战后４０年代就搞计划；日本，在５０年代中期就搞计划；韩国，６０年代初期也开始搞计划。这些搞计划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要快。特别是韩国，经过实行六个五年计划，从一个农业地区迅速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1992年8月，本人作为长期在国家计委工作的实际工和宏观经济研究员，积极参与了这场理论争论，并通过内部资料把自已的意见上报了中央。我以韩国为例，他们搞的是市场经济，但设有经济企划院（Economic planning Board，相当于我国的国家计委）指导经济的有计划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央领导很重视并作了批示。接着又参与国家计委主任布置的整理八个国家和地区搞宏观调控的资料上报中央，使国家计委在宏观调控中定位起了一定的作用。党的十四大经过慎重决策，明确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都要用，而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党和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组织实施了四个五年计划，现在正在执行“十五”计划，使我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

为了领导经济建设，在组织机构上，建国初期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领导恢复时期的经济建设。1952年11月，接替中财委成立迄今的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国家计划委员会（１９９８年改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仍简称国家计委;２００３年又改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发改委），是国务院组织领导全国经济建设的机构。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经济和文教部门，各大区行政委员会、省市县人民政府以及基层企业，均必须成立计划机构。

我本人在国家计委工作数十年，主要在国民经济综合计划局工作，从６０年代起 ，既搞综合平衡，又参与文件起草 ，对我国有计划地组织经济建设，有较深的体会和认识。国家计委原来机构的设置，是按照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建立起来的。国民经济综合计划局是国家计委的缩影，它主要设有综合处，负责综合汇总，组织文件起草；国民收入处，负责社会总产品(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近几年来负责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和平衡，研究确定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和速度；生产资料处，负责能源、钢铁等生产资料的计算和平衡，研究保证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相适应；消费资料处，负责粮食肉类和布匹等消费资料的计算和平衡，研究保证消费资料的生产与人民生活的改善相适应。国家计委内部国民经济综合计划局与各专业局联系，汇总各部门的经济情况和指标，进行综合平衡。各专业局分别与有关部委和省市区对口，相互交流经济信息，编报和下达计划。现在，国家计委的机构经过多次改革，特别是近些年适应新形势作了较大变革，如现在新设有政策研究室，专门负责文件的起草，这是过去没有的。

一些不大了解历史，受西方经济学影响比较深，对计划抱有成见的人，望文生义，认为现在改革比较彻底了，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没有“计划”二字，叫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了。其实，历史的实际是，过去的国家计委既管发展，又管改革。本书在国家计委工作数十年，可以作证。本人在前一段主要搞发展(当时也参与改革，1961年就发表过改革农业计划制度的文章，受到当时农业部长的重视，要去作为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资料)，后一段主要搞改革。所以，本书在阐述各个时期的经济建设时，都按历史的实际设有专门的章节介绍经济计划体制改革。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业务和人员，大都是从国家计委分出去的，不少人是综合局的干部。现在国家体改委撤销了，国家发改委的职责，在新的条件下，又既管发展，又管改革。至于“计划”业务，由于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仍然是发改委的重要职责。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发改委定期要编制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每年全国人大开会时，发改委的主任受国务院的委托，要去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

下面根据自已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分编、分章、分节撰写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简史。这里也要把自已在国民经济综合计划局和经济研究中心（后称宏观经济研究院）多年积累的资料与经验和盘托出，像在为国家体改委的《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书撰写“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一章那样，讲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使用了自已保存多年、绝无仅有的资料(那些资料当时并不保密，但很说明问题。即使保密的，按照《保密法》，现在已时过多年，也早已自动解密），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由于个人水平有限，本书不妥之处肯定不少；但若对描绘半个多世纪以来人民共和国经济大厦的构建基本符合历史的实际，因之本书有一点自已的特色，如司马迁所说“成一家之言”，对读者了解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有所帮助的话，那就实现了自已的初衷。是为序。

目录

第一编 绪 论

第一章 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的重大意义

第一节 以史为鉴，振兴中华。
第二节 以苏为鉴，应倍加珍惜我国自己的历史。
第三节 本书的体例和叙述方法

第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５０多年建设，现在经济在总体上达到了什么水平？

第一节 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节 建国５４年来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的对比

第二编 恢复时期（1950---1952年）的经济建设

第三章 我国经济建设的起点

第一节 我国具有发展经济的良好条件
第二节 旧中国经济长期落后的特点
第三节 国民党政府在经济方面遗留下来的烂摊子

第四章 恢复时期经济建设的主要政策措施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经济三大纲领和七项政策
第二节 恢复时期经济建设采取的重大步骤
第三节 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第四节 抗美援朝与我国的经济建设。

第五章 三年经济恢复的目标和效果

第一节 三年国民经济恢复的目标
第二节 三个年度控制数字的指导
第三节 经过三年时间经济恢复到抗日战争前水平

第三编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的经济建设

第六章 我国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经济？

第一节 计划经济的理论来源
第二节 我国具备哪些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
第三节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较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第七章 “一五”计划的主要内容

第一节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
第二节 “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和主要指标
第三节 “一五”计划的建设规模问题
第四节 “一五”计划的经济发展速度问题
第五节 “一五”计划的主要比例关系问题
第六节 “一五”计划关于生产力合理布局的问题。
第七节 “一五”计划关于生产关系的改造问题。

第八章 ”一五“计划时期的经济计划管理体制

第一节 “一五”时期我国的经济计划管理体制是照搬苏联的一套吗？
第二节 “一五”时期我国经济计划管理体制的特点

第九章 保证“一五”计划实现的重大措施---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

第一节 “一五”计划开始的头一年出现主要消费品供不应求
第二节 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实施及其重大效果

第十章 “一五”计划胜利完成及其重大意义

第一节 “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和主要指标的完成情况
第二节 “一五”计划胜利完成的重大意义

第四编 “大跃进”和调整时期（1958—1965年）的经济建设

第十一章 “大跃进”时期（1958—1960年）的经济建设

第一节 “大跃进”的历史背景
第二节 “大跃进”时期的三面红旗
第三节 “大跃进”中的高指标—“二五”计划（1958—1962年）及其提前完成

第十二章 调整时期（1961—1965年）的经济建设

第一节 经济调整的背景
第二节 对调整方针认识的逐步统一
第三节 经济调整的主要措施
第四节 调整时期的经济计划管理体制
第五节 继续调整的三年和经济调整取得的巨大成效

第五篇 十年文革时期（1966-1976年）的经济建设

第十三章 十年文革的由来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第一节 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历史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第二节 “文革”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影响

第十四章 文革中的“三五”计划（1966-1970年）、“四五”计划（1971-1975年）及其完成情况

第一节 “三五”计划（1966-1970年）的基本任务和主要指标及其完成情况
第二节 “四五”计划（1971—1975年）的基本任务、主要指标及其调整和完成情况
第三节 三线建设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和调整改造。
第四节 十年文革时期经济计划体制改革
第五节 十年文革时期经济建设的缓慢进展

第十五章 十年文革后“洋跃进”的两年（1977-1978年）

第一节 生产恢复性增长
第二节 基建肓目地冒进
第六编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9—2003年迄今）的经济建设

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第一节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性的转折
第二节 党的基本路线指导新时期的经济建设

第十七章 新时期经济建设的发展---“三步走”战略目标的提出

第一节 国民经济发展的两次调整、两个阶段和两次治理整顿
第二节 “五五“计划（1976-1980年）、”六五“计划（1981-1985年）的基本任务和主要指标及其完成情况与重大意义
第三节 “七五”计划（1986-1990年）的基本任务、主要指标及其完成情况
第四节 “八五”计划（1991-1995年）的基本任务、主要指标及其完成情况
第五节 “九五”计划（1996-2000年）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九五”主要指标及其完成情况
第六节 “十五”计划（2001-2005年）《纲要》的重要指导方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第十八章 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

第一节 两种现代化和两种改革开放观。
第二节 经济计划体制改革的对象和主要内容
第三节 经济计划体制改革需要处理的几个关系
-----集权和分权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国家和企业的关系
-----计划和市场的关系

第十九章 新时期的对外开放

第一节 对外开放是新时期的基本国策
第二节 对外开放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对外开放的主要地区

第七编 结论

第二十章 对我国五十多年经济建设的正确评价和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经验
第一节 如何正确评价５０多年经济建设？
第二节 我国５０多年经济建设的主要经验

附表一、 各个时期经济建设的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
附表二、 经济建设历次中长期计划起迄时间、主要任务和批准的党和国家领导机关

第一编 绪 论

第一 章 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的重大意义

第一节 以史为鉴，振兴中华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上，以宏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这一重大事件，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３４３页)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５０多年了。５０多年时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短暂的一瞬。毛主席在《贺新郎?读史》一词中说：“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来看，５０多年时间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对灾难深重、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来说，经过５０多年的经济建设，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感受到新旧社会简直是两重天。中国人民再也不被称作“东亚病夫”了，他们英姿风发，以一个巨人般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西方有的政治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５０多年经济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是时代的奇迹。现在我们来回顾、学习这５０多年的经济建设史，感到很亲切，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多少世纪以来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扬眉吐气、顶天立地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也感到特别骄傲，因为我们的国家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么灿烂辉煌，自己掌握着自己的命运。

我们研究和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的意义：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包括政治、外交、军事、财政、法律、文化、教育、科学、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建设，正如周恩来总理指出的：“经济建设是我们建设的主要方面。”（《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11页）而要搞好经济建设，不但要了解现实，还要了解过去，懂得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史学是一门治国之学。马克思从为了深入理解现实，必须懂得历史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0页）恩格斯称赞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一文，“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实际”，就是因为他“深知法国的历史”。

毛主席非常重视对历史的学习，特别是对中国历史的学习。他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3-534页)

中国这个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史学典集。毛主席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毛泽东评点古今诗书文章》 上册，第195页，红旗出版社)现对这两部各有突出特色的史书稍作简介。汉朝司马迁著作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开创用纪传体的形式，撰写了52。65万字，记载从远古原始社会到汉武帝2600多年的历史(注1)，鲁迅称颂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后代的作用，正是“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宋朝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则是用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一部通史(注2)，是继《史记》之后包容年代最长的通史之一。宋神宗为之作序，赐名曰《资治通鉴》，意在以史为鉴，帮助统治者从历代治乱兴衰中取得鉴戒。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史学能起到“治国安邦，资政育人”的作用。这里特别值得着重指出的是，在我们伟大的祖国，从西汉，至清朝， 历朝历代以《史记》为范例(一般是后朝写前朝)，总共撰写了二十四史，洋洋4000多万字，记载了从黄帝到明末共四千余年(从公元前约2600年至公元164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宝库。放眼世界，一个具有如此漫长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的文明古国，迄今仍然繁荣昌盛，正在走向现代化，这在历史上罕见的。我们作为这个文明古国的后代子孙，是值得引以为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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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史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为历代学者所推崇，其所述时间说法不一，多说记述了3000年的史事，少说记载了2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少卿书》两文中， 对《史记》的起迄时间就有过两三种说法(起始有两说，终止有三说)，上下相差十几二十年，总共大体在两千四五百年左右。
东汉班固在所著《汉书》里，称赞《史记》的司马迁“所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 班固在这里没有说具体时间。 唐朝《史记正义》的张守节对此注释为“采经传百家之事上下二千余年”，这是否符合班固的本意，有待研究。)班固钦佩《史记》“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从此以后，对那些据实写出来的史书，被称之为实录，盖源出于此。其实，这正是《史记》修史的准则， 司马迁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史记》也是本书学习的榜样。
《史记》有三家著名的注释家，他们对《史记》所述时间大体相同:南朝刘宋时的裴因在所著《史记集解》里。对《史记》的评论包括所述时间，完全同意班固的看法:“因以为固之所言，世称其当。”唐朝《史记正义》的张守节，和宋朝《史记索引》的司马贞两人，都说《史记》“叙2413年事”。
本书在《史记》司马迁和几位注释家所说2400多年说法的基础上，再加上《史记》提及的两个原始部落首领神农氏和伏牺氏所跨年代(估计两人像黄帝、尧、舜一样可能享年都在100岁以上)，认为《史记》记述内容所涉及的时间，应为2600多年。
这样说的理由是成立的:神农氏即炎帝，现在人们常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即炎帝和黄帝的子孙;伏牺氏，史称是华夏民族的始祖，《易经》载有他的一些事迹，传说八卦始于他制作，到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我们讲历史，包括这两个祖先在内是无可非议的。但司马迁在修史时，实事求是的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由于史料缺乏，他当时掌握最早的史册《尚书》突出儒家观点，只字不提黄帝，只独载尧以来的事(此后儒家形成传统的历史观，历代的顺序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且年代残缺不全;可是诸子百家则言黄帝，这是与儒家大不相同的。于是司马迁就深入群众，到全国西、北、东、南四处调查研究，各地的长老都首先称颂黄帝，然后才讲尧、舜。这样，司马迁在《史记》中如他自己说的经过“好学深思”，独立思考，实地调查，掌握了许多难得的史料，才写就“五帝本纪第一”， 率先把黄帝轩辕氏作为本纪之首，撰写了其身世和业绩。他直言，如此修史，“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司马迁这样做，突破了当朝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偏见，是冒了很大风险的，是难能可贵的。但对神农氏和伏牺氏，由于掌握的资料稀缺，没有为他们两人写本纪。我们民族民间流传一句关于历史观的谚语:“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哪三皇? 伏牺、神农、黄帝是也。实际上，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从伏牺氏起，原始社会出现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从其他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进入了渔猎畜牧时代。从神农氏起，原始社会出现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农业手工业又分离出来，进入了农耕时代。《史记》记述的这些不多的远古传说，是我们中华民族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的史前史，对了解和研究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是很宝贵的。

注2: 《资治通鉴》的起迄时间，据司马光在完成全书时给宋神宗的《进书表》说的:“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 《资治通鉴》成书的时间比较晚，对所述时间写得非常具体明确，史学界没听说有过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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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作为一个革命政党，不懂得历史，是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的。毛主席说过：“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3页）过去革命是这样，现在建设也是这样。我们同样可以这样说，没有经济学理论，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没有对现实的深刻了解，要取得现代化建设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毛主席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历史问题提出两个重要观点：一是不要否定历史，要研究历史；二是不要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他批评一些学者“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7—798页）建国以后，毛主席还多次说过，学习历史，要“古为今用”，“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因此，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显然，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

前几年我国理论界一些同志对我们自己从经济建设中积累的经验忘得一干二净，或者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史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广泛宣演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如“通货膨胀有益论”，“财政赤字无害论”，就是某些学者照搬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一时的一些表面现象，把它当作经济的本质和规律，在我们这里大肆宣扬，似乎按照他们的主张办，对我们的经济建设有益无害。其实，从理论上说，这是没有任何理论根据的观点；从实践上说，这是完全脱离实际、得不到实践证明的观点。既不切合美国的实际，也不切合中国的实际。可这些人士却说，倘若按照他们的意见办，对我们的经济建设就会有百害而无一利。实际情况却是，当美国克林顿总统时代20世纪末起连续多年实现财政盈余，美国中央银行行长格林斯潘把货币供应量控紧、防止通货膨胀，实现了美国历史上少有的无通货膨胀的经济持续增长。这样，“通货膨胀有益论”、“财政赤字无害论”也就不攻自破了。可见那些貌似科学，尽管喧嚣一时的观点，是经不住实践检验的。

其实，我国自己也有比较丰富的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刚解放时，我们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连续１２年的通货膨胀给治好了，这在我国经济建设史上可记头一功。建国初期，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多发了十几亿元票子，结果爆发了通货膨胀。“大跃进”时期由于基本建设到处铺摊子，搞项目，多发了几十亿元票子，结果引来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８０年代后期，价格改革闯关，放开价格，同时放开货币，结果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举世震惊；闹了四五年，才把它治住。当时我国有的部门的同志到联邦德国取经，请他们传授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对方说，你们中国才是治理通货膨胀最有经验的国家，何必客气向我们取经呢？《资治通鉴》有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就是说，我们要以不远的过去的历史，作为鉴戒，不只是叹息而已。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对历史不重视，不了解，或者完全没有学过经济建设史，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历史，或者经常把自己的历史给忘了，这不利于经济建设。例如关于通货膨胀，通过５０多年历史上的几次经历，我们在经济建设中要对它加以预防和治理，就需要了解和把握：它的表现形式—商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是暂时现象，还是较长时间的现象?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我们是通过零售物价指数，还是通过消费价格指数来把握它？它形成的原因—与货币供应的关系，不同时期主要由于哪个货币供应量指标：是现金（M 0），狭义货币供应量（M 1），还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 2）供应过多？它的治理—为了对它加以根治，主要是抓商品供应的增加，还是主要抓货币供应的控制？这些方面我们都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最后由实践作出了结论。这些都是花了学费得来的、非常宝贵的经验。因此，学好了经济建设史，将受益无穷。

又如关于财政问题，我们前３０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努力增收节支，做到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否则，连年财政赤字 ，那怕你其他方面政绩再大，在经济方面这仍然是一个问题。在前些年“财政赤字无害论”盛行时，这一条经验被当成保守观点。其实这是一条完全正确的观点，而且看来这条经验有国际意义，不同国家均可实行，而且行之有效。美国 在1999年结束了连续30年赤字的历史，实现了预算平衡，并有结余，成为当时轰动美国国内的一大爆炸性新闻，是克林顿政府一大政绩。由此可见，正确的历史经验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不能任意否定的。

我国经济建设史上，还有许多富有教益的经验，诸如发展速度问题，速度高一些好还是低一些好，这是一个经常出现争议的问题。为了急于表现政绩的人，片面强调高速度发展；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避免反复折腾的人，强调速度适中，“欲速则不达”。又如比例关系问题，首要的有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这也是一个经济生活中反复出现问题的比例。为了尽快把建设搞上去，往往要持续不断地提高积累的比重；但这样，消费受挫，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经济上不去，反过来又不得不降低积累率，提高消费率。在当前国民核算体系下，一般是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偏高，消费率偏低。到了影响国民经济发展时，为了真正扩大内需，就需要提高消费率，实行投资、消费双拉动。在经济建设史上，一般提高投资率比较好办，有关部门皆大欢喜；而提高消费率比较受冷遇，呼声难觅。但没有消费的支撑，国民经济会增长泛力。总之，这是经济建设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比例，只有正确处理这一比例，经济才能顺利发展。此外 ，经济建设史上还有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重大项目的个数等重大问题，均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值得研究和总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吸取这些宝贵的经验，可以少走弯路，避免损失，促进我们的经济建设健康发展。

第二节 以苏为鉴，应倍加珍惜我国自己的历史

清人龚自珍有一句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是总结历史的经验之谈。毛主席曾经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主席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完全应验了毛主席这一论点。1956年在苏共20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从政治上把苏联党和国家的历史彻底抹黑。中国共产党当年在《人民日报》就发表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斯大林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作为苏联党和政府近30年（1925---1953年）的主要领导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全盘否定斯大林，就是否定十月革命开创的第一个无为阶级专政国家的历史，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但此后这股逆流一直汹涌不断。这是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逆流，他们的目的决不会只到否定斯大林就此罢手。在反斯大林反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他们认为，斯大林不是列宁提拔的吗？于是顺藤摸瓜，大反起列宁来了。毛主席在总结修正主义的这些行径后说：“在苏联，列宁斯大林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两把刀子。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上台，大反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于是马列主义的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苏联改变颜色了。”（ 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他们还从经济上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一笔抹杀。苏联人民在斯大林时期取得了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成就，给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修正主义上台后，就任意篡改历史，压低经济方面的历史数据，抬高现实统计数字，以显示他们的成绩。但史实是最有力量的，是铁面无情的。苏联工业建设取得巨大成绩，卫国战争前1940年钢产量达到1832万吨，居世界第三位（第一美国，6077万吨；第二德国，2084万吨；第四英国，1230万吨；第五日本，686万吨）。当希特勒进攻苏联时，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坐山观虎斗，长时间不开辟第二战场(直到1944年6月美英等国的盟军才在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苏联人民依靠自己的实力，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同法西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殊死搏斗。1945年，苏联同盟国一起攻克柏林，终于打败了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法西斯德国。修正主义头子无法抹杀苏联的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取得的光辉业绩，就恬不知耻，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到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终于把一个具有９０多年光荣历史的革命政党、具有７０多年光荣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给毁了。苏联亡党亡国，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个悲剧。这里我们从一个侧面悟出一个道理，就是必须十分珍惜并坚决维护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以免重蹈覆辙。

但是，在我们中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历史的逆流也大有人在，而且时起时伏。这股逆流与苏联如出一辙，从反对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入手。７０年代末一度非毛(毛泽东）化的恶浪甚嚣尘上，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成就，一辈子为人民谋幸福的毛泽东似乎一无是处，而且罪过不小。一时乌云遮天，党和国家的历史眼看要给全部抹黑了，要给毁了。1981年6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会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起草这个《决议》历时1年零3个月，恐怕是党的历史上起草文件最长的一次。邓小平同志到会上讲了九次话，每次都提到对毛主席的评价。他在一开头讲话就说:“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会议中间，对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认识不一。他指出:“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又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会议后期，对这个文件，他说:“总之，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第四， 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307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建国以前二十八年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领袖毛泽东同志。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他为首的党中央指明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建国后三十二年历史，是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当然各方面也存在不少错误，但成就是主要的。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 第738-792页》)这就站在历史的高度对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正确评价党和国家几十年历史作出了科学的结论，给那些抹黑历史的人迎头一棒。

那些否定历史的人花样翻新，８０年代出现一种片面肯定近２０年，否定前３０年的奇谈怪论。这正是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指出的“割断历史”的典型。本来，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但是，他们硬是要把今天同昨天和前天割断开来。须知前３０年和近２０年我国的经济建设的成就，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得来的。而且前３０年是为近２０年打基础的，没有前３０年的艰苦奋斗，就没有今天的辉煌成就，怎么能把两个时期分开得了呢？他们批判前３０年，似乎漆黑一团，简直是一个黑暗的中国，比旧社会还不如。说什么过去共产党、人民政府在政治上实行独裁、暴政，漠视人民疾苦。在经济上弄得民不聊生，疮痍遍地，哀鸿遍野。这种蛊惑人心的渲染，是非常错误的，是直接违反《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如前所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决议》中对前３０年作过明确的结论，予以充分肯定。他们打着拥护邓小平的旗号，实际上是在同邓小平唱对台戏。邓小平曾经说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三十年来，不管我们做了多少蠢事，我们毕竟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总之，我们还是建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5-116页，第二卷第167页，第232页）

更有甚者，一股反人民反历史的反动潮流，不仅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否定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他们以封建奴才、帝国主义走狗、汉奸的口吻胡说什么，如果没有辛亥革命，由满清政府来领导经济建设，中国很可能已成为当今世界头号强国。还说什么“鸦片战争一声炮响，送来了西方文明”。又说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强迫满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从长期角度看对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大有好处。我国之所以还没有现代化，就是因为闹了革命，不愿当殖民地。如果“中国早当三百年殖民地，早就现代化了”。对待近代历史人物，这股潮流当然反对毛泽东，也反对孙中山，他们赞扬的是慈禧太后这样的反动的腐败的封建统治者。由此可见，这是一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潮流，它会把我们引向何方，不是昭然若揭吗？对这样一些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美化帝国主义的反动思潮，不予以严加驳斥，怎么能振兴中华呢？

第三节 本书的体例和叙述方法

我国有丰富的史书典籍，各种史书的体例（裁）大体可分为：一是纪传体。西汉司马迁所撰《史纪》，是一部典型的纪传体史书，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大部分，共一百三十篇。按朝代记载帝王的事迹，称为本纪，表示可以作为后代的纲纪。表，是用表格形式，简明扼要标注人物和事件。书，是政治、经济、礼乐、天文、历算等各种典章制度的专篇。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的变迁。列传，是历代上层的将相人物到下层的卜卦算命先生的传记。 司马迁对商品生产特别关注，专门写了一篇发展商品生产的“货殖列传”，作为列传的最后一篇。在此传的序言里，叙述了虞、夏以来(公元前2100多年)从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发展;描绘了到西周(公元前1100多年)以后，由于农、工、商、虞等社会分工的发展，到汉朝时商品生产获得很大发展，山西、江南各地生产的各种农、林、牧、渔、矿、手工业品等各种商品，成了“中国人民所喜好”的“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有商品生产，就有价值规律。接着指出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是一种自然规律的现象。最后把商品生产的目的，归结为一个“利”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不是很深刻的吗? 应当指出， 司马迁在《史纪》里叙述了4000多年前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史，而且如此绘声绘色，全面深刻，恐怕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经济史著作。可惜两百年前没有翻译到西方去，否则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恩格斯都会感到吃惊和敬佩的。

《史纪》是我国第一部通史，以后从《汉书》到《明史》，历代的正史都沿袭《史纪》的体例，重点突出纪传，像《史纪》一样，帝王将相的纪传占全书篇幅的绝大部分。所以，毛主席说，一部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是没有劳动人民的地位的。当然，个别开明的历史学家也有例外。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有“陈涉（胜）世家”，记述了陈胜、吴广两个农民起义领袖的英雄业绩，并指出了失败的原因。针对过去历史的偏见，毛主席在《贺新郎? 读史》一词中，把过去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将历史人物的地位翻了一个过儿。词曰:“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jue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对待历史采取这样一种史无前例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家、史学家、诗人，才能做到。
另一种体例(裁)是编年体。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有《春秋》，是鲁国的史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242的历史。相传是孔子加以整理修订的，寓以褒贬之意。这种手法，被后世称为“春秋笔法”。故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说。又如，北宋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是一部标准的编年体史书，已简介如前。

第三种体例(裁)是纪事体，或称纪事本末体。 最早的纪事体史书，是南宋袁枢撰写的《通鉴纪事本末》。此书是根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史文编纂而成。人们阅读《通鉴》，感到有困难，一是篇幅大，二是了解同一件事需要查阅好几卷书。于是袁枢就开创纪事体的形式，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心，因事命篇，有本有末，来叙述事件的来龙去脉，一目了然。

本经济建设史的体例，不是纪传体，也不是编年体；而是基本上以时间为序，把纪事体与纪传体相结合，即大体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心，与重要历史人物（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的活动(他们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指示、提出的重大方针政策）结合起来叙述，这样也许能更好的反映我国经济建设史的本来面目。对我国经济建设中的某些重大事件，如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三线建设等，所跨时间较长，基本上是采取纪事本末体的形式，集中起来一并加以叙述，给读者一个完整的概念。

本书的叙述方法，采用倒叙法，即首先从现在我国的经济已经达到什么水平说起，然后再倒过去按历史顺序，分几个阶段，一步一步讲５０多年经济建设是怎么走过来的。这样，先给读者一个大体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大概念，使读者不致于学了半天，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还是“丈八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里还要着重指出的是，本书是综合反映国民经济的发展变化，它当然要涉及财政、金融、商业、外贸、物价、农业、工业、交通、基本建设、人民生活等方面，但它又不是这些行业的部门经济史，而是综合反映国民经济发展变化的经济建设史。

要学好经济建设史，首先，要求了解和掌握史实。大量的各种史实和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不从史实出发，或者任意捏造事实，凭空高谈阔论，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而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表现。其次，要求掌握和运用正确的理论。只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下，深刻分析史实，才能得出恰当的结论，否则就会走到邪道上去。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除了要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外，也要学一点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理论上基本上不可取，但在方法上有可资参考之处。再次，要求把握当时的政策。不同时期党和国家制定了不同的政策，以指导当时的经济建设。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去解释昨天的经济建设，彼一时也，此一时也。违反历史唯物主义，不以历史的观点，不从历史事件当时所处的条件出发，随心所欲地解释历史，就会得出荒谬的结论。最后，要求掌握科学的方法。这里讲的方法是个大概念，既从方法论讲，要掌握唯物辩证法；又要掌握各种经济核算的具体方法、主要指标的含义和口径等。例如，我国５０多年建设使用过两种国民经济核算制度（体系）：第一种，物质生产体系(ＭＰＳ)。有人译为“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不妥，因为原文没有平衡表字样。有人通俗地称为东方体系，因过去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使用。第二种，国民核算体系(ＳＮＡ)。

有人译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不准确，因为原文没有国民经济字样。有人通俗地称为西方体系，因为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使用。大体我国前30多年使用前者，主要指标有社会总产品（值）、国民收入、工农业总产值等；近20多年（1985年国务院作出决定）使用后者，主要指标有国民生产总值
(ＧＮＰ)、国民生产净值（ＮＮＰ）、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农业、工业增加值等。如果对两种核算体系计算的理论根据和具体方法及其优缺点有所了解，并掌握两者相应的换算方法和系数，那就更加主动了。现在国家统计局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数据，发表了一套几十年的国民核算体系指标，对经济建设史的研究无疑是有好处的；但当时的计划指标仍然是物质生产体系的，这是历史，是无法改变的。这是深入研究时在方法上要注意的。

第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五十多年建设现在经济在总体上达到了什么水平？

第一节 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地位

经过五十多年的建设，我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党的领导下辛勤劳动，艰苦奋斗，使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用什么指标或数据，能比较准确的综合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总体上达到的水平？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国内外的学者都在研究。（注1）联合国统计委员会规定，20世纪80年代初起，各国均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反映其经济实力，这就为国与国进行经济实力的国际比较创造了条件(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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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世界银行1995年提出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新的指标“国家财富”（Country Wealth）。为了了解这个新指标，首先要知道什么是财富。西方经济学认为，“凡是能换取货币或商品的东西”，都是财富。财富包括有形财富和无形财富。前者包括资本和非人力财富，具体包括实物财富和金融资产；后者包括能产生收入的个人技能（人力资本）。财富是个存量概念，收入是个流量概念；财富能产生收入，收入是财富的收益。（参见英国戴维?皮尔斯主编的《现代经济学辞典》第640页）为了了解国家财富，还需要弄清与之只有一字之差的另一个概念：国民财富（National Wealth ）。它是一国不包括军事在内的有形资产的总值。国民财富包括能再生的有形资产（资本货物）和不能再生的资产（如土地和自然资源）。美国人比较重视前者（参见美国D?格林沃尔德主编的《现代经济词典》第300页）。

世界银行最新规定，所谓“国家财富”(Country Wealth ) ，是把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综合起来计算的经济总量指标，内容包括自然资源，产出资产，人才资源，社会资本。它突破了传统经济统计片面注重产出资产的局限性，可以作为衡量一国可持续发展前景的依据。其计算方法：国内生产总值减折旧和自然资源的萎缩，等于实际资产价值 。据世界银行计算，1995年中国的国家财富总量为7.5万亿美元，人均6600美元。在世界排名第162名。美国国家财富总量为105万亿美元，人均42。1万美元，在世界排名第12位。澳大利亚国家财富总量14.2万亿美元，人均83.5万美元，在世界排名第一位。加拿大国家财富总量19万亿美元，人均70.4万美元，在世界排名第二位。日本国家财富总量70万亿美元，人均56.5万美元，在世界排名第五位。（世界银行制定的新的财富计算法，见1995年11月25日《经济参考报》;世界192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排名表，见1995年12月11日《参考资料》）

注2: 为了研究我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就要把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总量指标进行国际对比。这就要解决一个方法问题，把用本币计算的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换算成国际通用货币（一般为美元）。这里，换算可以有几种方法:
一、直接汇率法。即直接用当年的汇率，将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换算成美元。此法很简单，如果汇率稳定，计算结果较准确。但如果汇率变化大，就很不准确。如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我国经济发展很快，换算成美元，由于美元汇率上升，人民币贬值，于是多年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老是300多美元，反映不出我们的成绩。
二、三年汇率平均法。把三年的汇率加以平均，消除汇率波动的影响，再用以换算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能较好地反映实际。现在世界银行一般使用此法，各国都能接受。
三、购买力平价法（ Ｐurchasing Power Parity，缩写为PPP。）其定义是：在美国市场一美元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同在本国市场购买相同数量的商品和劳务所需的本国货币的数量之比。应当指出，英美等发达国家在理论上对此法认识并不一致。世界银行1996年有个别专家用此法开始计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以后世界银行在每年的发展报告中正式使用此法。联合国使用的国际比较项目法（ICP），也使用购买力平价法，计算方法更加复杂。我国有关部门目前刚开始摸索此法的具体计算，尚未用来全面换算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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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摘要2004》，2003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6898亿元，人均9073元;按现行汇率折算，合14123万多亿美元，人均突破1096美元。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相当于1949年的73.6倍;(国家统计局没有发表这样现成的数字，是本人自己计算的。经与国家统计局主管此事的单位联系，计算方法和结果基本上一致。)建国54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8.3 %；其中前29年，平均每年增长7.4 %;近25年，平均每年增长9.3 %。无论就总的来说，还是分阶段来说，这样快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同外国比，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要快一、两倍。在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我国经济在世界上的排名有所提前，2000年就在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之后，居第六位。2003年继续保持这种态势，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现将2000年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六位，绘图如下: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34-235页。所列数字为2000年
国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 ，缩写为GNI），单位为亿美元，是世界
银行新使用的一个宏观经济总量指标。中国国家统计局现在也使用这一指标，
并且注明原称国民生产总值。

上图表明，我国已经是世界上名列前茅的一个经济大国了，已经拥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注2）但是，我们不能过份沾沾自喜，我国的经济总量同发达国家比，还只有美国（200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99631亿美元）的14% ，不到日本（2000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为47496亿美元）的30 % 。特别是由于我国人口多，按人口平均的经济水平还比较低，虽然同我国1949年的18美元比，增加了几十倍；但同目前那些人均达到两三万美元以上的发达国家（如日本人均3.5万美元以上，美国3.4万美元以上）比，还相差甚远。世界银行的最新资料表明，中国已由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仍然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中国家(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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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规定:人均收入在9266美元及以上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在755美元及以下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 人均收入在756美元以上至9265美元以下的国家。为中等收入的国家;其中人均收入在756美元至2995美元的国家，为下中等收入国家; 人均收入在2996美元至9265美元的国家，为上中等收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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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有人重估我国的经济实力，认为现在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数算低了。世界银行用“购买力平价法”重估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结果比现有的统计数值约大四倍多，这样，中国在经济上排名居世界第三位；如果加上一些漏算部分，甚至居世界第二位。如世界银行从1996年起就发表这方面的数据，《1999/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表示，他们按通常的办法估计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75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法”测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220美元（该书第226页），后者为前者的4.3倍。国务院领导曾就此专门批示几个综合经济部门研究这个问题。国家计委及时将本人的研究报告《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究竟如何？》（国家计委内部刊物1993年6月《经济情况与建议》）率先上报，给中央领导参了一谋。这样，迄今我国官方没有承认世界银行这种重估的国内生产总值。本人也曾在报刊著文指出其夸大不实和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参见1993年7月20 日《经济参考报》本人文章《为什么购买力平价法不能真正反映中国的经济实力？）但国内也有个别学者宣称，他用“购买力平价法”重算了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认为现在公布的数字偏低。这里必须指出，“购买力平价法”很复杂，需要计算几千种产品的价格，我国有关主管部门拥有大量的资料和较强的人力物力，还没有这样试算过，个人怎么可能做到这样的事呢 ？很显然，国内外某些单位和个人，他们用的是外国的数据作为参照系，推算出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但这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大大地夸大了我国的经济力量。这种方法重估的结果，对我有害无益，如果贸然予以承认，恰好为国外某些人制造“中国威胁论”提供把柄。同时，缴纳联合国的会费也要大大增加，因为联合国会费是按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计算的。
为了比较具体的把握我国总的经济水平，除了了解经济总量指标外，还应当了解经过几十年经济建设，我们在建设上投入的资金，和积累的资产总量。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到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共约374589亿元（注）。我们在８０年代初就巳经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此后四个现代化建设以更大的规模进行，并取得新的巨大成就，大大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人民生活也在向全面小康型过渡。对这些建设成果，由于缺乏全社会的资产总量统计，只好用国有资产总量数字来代表，反映是很不全面的。据财政部最新会计决算统计，2001年底我国国有资产总量达到109316.4亿元，比上年增加10457.2亿元，增长10.6 % 。在全国国有资产总量中，经营性国有资产为73149.3亿元，占66.9%，比上年增长6.8 %；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为36167.1亿元，占33.1 % 。2001年在我国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量中，国有工商企业占用59827.2亿元，占81.8 %；国有金融保险企业占用9110.0亿元，占12.4 % ；国有境外企业占用2896.6亿元，占4 % ；各类国有建设基金占用1315.5亿元，占1.8 % 。2001年我国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分布结构进一步优化，国有资产向基础产业和大型企业集聚步伐加快。2001年底，基础产业占用国有资产总量为37235.7亿元，占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总量的62.2 % 。国有大型企业占用国有资产总量为45990.7亿元，占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总量的76.9 % 。（引自2002年6月19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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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里使用的５０多年投资的数字是很不全面的。1950—1979年只有全民投资统计，没有包括其他经济成份在内的全社会投资，而且全民投资只是基本建设投资，不包括固定资产更新改造投资，当然开始时这笔投资为数不大。据统计，这个时期全民基建投资共计6517亿元。从1980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始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包括各种经济成份的基建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从1980---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共计368072亿元。这样，前后两个阶段的投资合计为374589亿元。

第二节 建国五十四年来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的对比

为了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除了了解经济发展的总量指标外，还需要了解一下国民经济一些主要指标。建国54年来，虽然我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但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几倍、十几倍、几十倍、上百倍或更大幅度的增长，因而我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了。下面列表介绍54年来主要经济指标的发展变化情况：
计量单位 1949年 2003年 在世界上的地位
全国总人口 万人 54167 129227 1
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
粮食 亿斤 2264 8614 1
油料 万吨 256 2811 1
棉花 万担 890 9612 1
肉类 万吨（ 1952年 339） 6933 1
水产品 万吨 45 4705
化纤 万吨（1957年才生产200吨）1181
纱 万吨 33 984 1
布 亿米 19 375 1
机制纸及纸板 万吨 23 4849
糖 万吨 20 1084
原盐 万吨 299 3242
合成洗涤剂 万吨 0 379
自行车 万辆 1.4 4633
家用洗衣机 万台 0 1943
家用电冰箱 万台 0 2243
彩色电视机 万台 0 6541 1
房间空调机 万台 0 4993
原煤 万吨 3243 167000 1
原油 万吨 12 16960 5
天然气 亿立方米 0 350
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43 19108 2
钢 万吨 16 22234 1
成品钢材 万吨 13 24119 1
木材 万立方米 567 4950
水泥 万吨 66 86227 1
平板玻璃 万重量箱 96 25243
硫酸 万吨 4 3371
农用化肥(折纯)万吨 0.6 4201
乙烯 万吨 0 612
汽车 万辆 0 444
轿车 万辆 0 202
拖拉机(大中型)万台 0 4.9
货运量 万吨 16097 1561422
客运量 万人 13695 1587497
全国财政收入 亿元（1950年为65.2） 21691
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 亿元（1950年基建投资
11.3） 55118
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1950年为11.3） 8510 6
其中：出口 亿美元（1950年为 5.5） 4382
实际利用外资 亿美元 0 561
全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亿元 141 45842
城乡居民储蓄
存款余额 亿元 （1952年为8.6） 103618
全国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无统计） 8472
全国职工平均工资 元 （1952年为445） 14040
全国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 元 （1954年为64.1） 2622

总之，经过54年的建设，我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六位。过去不能生产的产品现在能生产了，过去没有的行业现在建立起来了。我们的技术水平也有较大提高，在高科技方面我们在世界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也有很大的改善，近１３亿人口总体上已经解决温饱，正在向全面小康型过渡。总之，现有的成就为进一步振兴我们的祖国，争取做到国强民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在前进的道路上，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还存在不少需要克服的困难。

第二编 恢复时期（1950---1952年）的经济建设

第三章 我国经济建设的起点

第一节 我国具有发展经济的良好条件

我们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和历史悠久的大国。领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为世界陆地面积的1/15，相当于整个欧洲的面积，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俄罗斯（1707.5万平方公里）和加拿大（997万平方公里），比美国（936万平方公里）略大。由于疆域辽阔，南北跨温、热两个气候带，适合人类生息和动植物生长。在这广袤的领土上，有大量的肥田沃土，给我们以衣食之源。建国前有耕地14.6亿多亩，适合种植粮食(稻谷、小麦等）棉花、油料(花生、油菜子、芝麻等）、糖料(甘蔗、甜菜）、烟叶等各种农作物。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蕴藏了丰富的矿藏。旧中国对自然资源勘探少，情况不明，森林面积估计不到一亿公顷 ；矿产资源储量1948年探明的仅18种。到50年代新中国的地质工作加强了，已探明的煤炭储量达800亿吨(现又增加十几倍），铁矿石储量达80多亿吨（现又增加几倍），水力资源蕴藏量达5.8亿千瓦(现又增加近1亿千瓦）。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同外国比相对不足。

我国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干流长6300公里，流经九省一市，汇集岷江、嘉陵江、乌江、湘江、汉江、赣江等700多条支流，与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太湖、京杭大运河相连，形成一个天然的内河水运网；并与多条铁路纵横交错，可以水陆联运。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另一条母亲河，全长5464公里，由于水浅泥沙多，河道疏浚没跟上，通航里程估计只一千多公里。松花江，长2308公里，珠江，长2214公里。河长在1000公里以上的，还有辽河、海河、淮河。我国大陆有很长的海岸线，约18000公里，沿海从南到北有许多优良港口，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

全国人口总数建国前统称4亿5千万人，占全人类的1/4，居世界第一位。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共有56个民族，汉族居多数，共同组成中华民族。人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他们刻苦耐劳，孜孜不倦，靠自己的双手，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中国是世界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国有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无数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给后代遗留下了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学、医学等方面丰富的文化典籍。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和火药，中国古代的这四大发明，是对全人类文明的贡献。我们的祖先用辛勤的劳动，生产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五千年光辉灿烂、经久不衰的文化，是我们这些炎黄子孙值得引以自豪的。

第二节 旧中国经济长期落后的特点

中国经历了３０００年的封建社会，这种剥削制度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长期处于发展缓慢的状态。当世界进入１７、１８世纪，欧洲一些主要国家先后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先进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当时中国正处在清朝“康乾盛世”末期，闭关锁国，专制腐败，贪污遍地，贿赂公行。封建统治阶级淫糜奢侈之风愈演愈烈，广大农民受着贫穷困苦生活的煎熬。1840年英帝国主义率先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以后腐败衰朽的大清帝国被欧美日本等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打得狼狈不堪，被迫签订了一系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旧中国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封建地主阶级占有绝大部分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他们还同买办资本、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对农民进行无情的盘剥。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不到10 % ，但却占有土地70—80 % ；而占农村人口90 % 的贫农、雇农、中农等，却只占有20-30 % 的土地。无地少地的农民不得不向地主租地耕种，他们将收获的40-50 %、甚至70—80 % 交纳给地主。地主阶级不劳而获，凭借土地占有权，无偿占有农民的劳动果实，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地主阶级是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中国３０００年封建社会，延续时间最长，就是因为有这种土地所有关系作为经济基础。此外，农民还要向地主阶级和官府交纳数不清的税负和差役。他们在经济上受剥削，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在政治上受尽了压迫，毫无权利可言。有剥削压迫，就有反抗斗争，农民是反封建主义的主力。中国革命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才取得胜利的。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我国出现一种所谓《告别革命》论，著书立说，公开主张改良，反对革命;既反对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更露骨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关于农民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认为每次农民革命，都造成对社会生产大规模的破坏。这种理论认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倒是掌握经济的剥削阶级，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到资本主义制度，起推动作用的不是奴隶革命、农民革命、而是致力于发展经济的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显然，这是一种十分反动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公然为剥削阶级辩护，经不住理论的驳斥和实践的检验，是十分荒谬的。

二、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中国地大物博，而又封建落后，被帝国主义虎狼视为一块肥肉。他们通过野蛮的侵略战争和威胁利诱，同中国历届反动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划分势力范围，瓜分我领土，索取我巨额赔款，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入了强盗的腰包。最早是英帝国主义迫使我五口通商，中国广大的城乡，成了他们的洋货的销售市场。中国还成了他们资本输出的场所，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均需由构成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盐税、关税担保，这样实际上控制了中国的财政。他们在中国开矿山，办工厂，疯狂掠夺我宝贵的资源，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利用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控制我国的铁路交通和海关，在中国开银行，在交通运输、对外贸易和金融上卡着我们的脖子。他们同中国政府、军队的不同派系和势力相勾结，在后面操纵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因各个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间和力量不同，他们瓜分中国的势力范围也不同。大体上英法帝国主义以东南沿海为主；日本帝国主义以东北为主，沙俄帝国主义也以东北为主，由于利益上的矛盾，他们在中国的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德国帝国主义以山东为主，美帝国主义则要挟中国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民国年间军阀连年混战，就是因为这些军阀的后台是不同的帝国主义，这些走狗在其主子的支持下而相互厮杀。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烧杀掳掠，残酷镇压，企图独占中国变成它一国的殖民地，遭到中国人民的奋起反抗。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乘虚而入，通过援助国民党反动政府，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利用各种特权，企图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 ，倾销其廉价商品的市场和资本输出的投资场所。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美帝国主义也被赶出了中国大陆 。

三、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控制全国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旧中国，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扶植下，凭借他们在政治上的统治和军事上的打击，对广大人民和中小地主资产阶级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对民族资本实行兼并，二十几年间搜括了大量财富。抗日战争胜利后，通过接收了日伪的财产，发了一笔“胜利财”；美帝国主义为了独霸中国，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打内战，给了大量的美元和物资，又发了一笔“援助财”。这样，形成庞大的官僚资本。官僚资本在工业资本总额中占2/3 ，在工业交通部门固定资产总额中占80 %。在重工业，他们掌握全国钢铁产量的90 % ，煤炭的33 % ，电力的67 % ，水泥的45 % ，石油、有色金属的100 % 。在轻工业，他们占有全国纱锭的40 % ，布机的60 % 。他们还控制全国的金融，在全国3489家银行中，他们控制2448家。这个官僚垄断资本，对外依附帝国主义，对内压迫和剥削工农群众和小资产阶级，排挤和打击民族资产阶级 。
在旧中国民族资本非常软弱，主要集中在轻纺工业，多是一些中小企业，由于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难以得到发展 。据统计，到解放前夕，全国民族工业企业有12.5万家，雇用职工 164万人，资本20多亿元；民族商业企业13万家，从业人员99万人，资本14亿元。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互相勾结，构成中国近代史上反动的生产关系，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中国经济长期陷于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

四、国民经济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旧中国经济落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3—624页）以后经过漫长的时间，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商品交换有所发展。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是旧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国民经济的状况主要如下：近代工业占10 % 左右，产业工人约3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0.6 % ，而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约占90 % 。当年的工业主要产品产量，是解放前的历史最高年产量，钢为92.3万吨，生铁180.1万吨，原煤6188万吨，发电量59.6亿度.原油32.1万吨，水泥229万吨，硫酸18万吨，化肥22.7万吨，金属切削机床5390台。纺织业比较发达，棉纱产量245万件，棉布产量为27.9亿米，卷烟236.3万箱，糖41.4万吨，原盐391.8万吨等。

工业的部门结构很不合理，轻工业占70 % 以上，重工业占不到30 % ，而且主要是采矿业，或生产初级原料的工厂；没有像样的机械工业，有的只是一些修理厂和装配厂。工业的地区布局也极不平衡，如电站，90 % 以上的设备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几个大城市。纺织工业也一样，上（海）、青（岛）、天（津）三大城市拥有的棉纺锭和布机，占全国总数的70 % 左右；上海一市拥有的毛纺锭，占全国的75 % 。

素有以农立国之称的我国，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长期停滞在中世纪的落后状况，解放前的1936年是主要农产品产量的最高年，当年粮食产量只有2774亿斤，棉花只有1698万担。由于生产水平低，连年战乱，天灾人祸，农产品大幅度减产，沿海城市每年要从海外进口大量的小麦和大米。解放前几年全国纱厂用棉有半数靠进口。

在旧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广大农民在封建土地制度和高利贷的盘剥下，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糠菜半年粮，挣扎在饥锇线上。一遇荒时暴月，天灾人祸，疾病流行，在缺医少药的条件下，就命丧黄泉。这就是旧中国人口死亡率为什么高的原因。广大工人受尽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其中很大一部分在外资企业工作，他们的工资极低，难以养家糊口，在外国资本家的眼里，中国的工人是世界上最廉价的苦力。他们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没有劳动安全保险，许多人患有职业病。过去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短，就是由于他们艰难困苦的生活状况决定的。劳动人民不但生活贫穷，而且在政治上毫无权利，在文化上绝大多数是文盲。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上所少有的。由于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低下，所以极富于革命性。

第三节 国民党政府在经济方面遗留下来的烂摊子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压榨，特别是连续12年战争的破坏（8年抗日战争，4年解放战争），全国解放前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国民党政府在经济方面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1949年国民经济的主要状况是：

一、生产倒退。1949年同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相比，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倒退，工业下降50 % ，其中重工业下降70 % ，轻工业下降30 % 。钢产量由92万吨减为15万吨，原煤由6188万吨减为3243万吨，棉纱由245万件减为180万件。农业生产下降20 %多，其中粮食产量由2774亿斤减为2162亿斤，棉花由1688万担减为889万担，生猪年末存栏头数由7853万头减为5775万头。农业减产，首先是由于农业生产力遭到破坏。连年战争把农民抓去当兵，使农村劳动力急剧减少。仅1946—1948年三年，国民党政府就征兵近300万人。1949年耕畜比抗战前减少16 % ，主要农具减少30 % 。由于人手不够，耕地抛荒现象很普遍。据1948年8月报载，当年荒地占耕地面积的比重，湖南、广东两省达40 % ，河南省达30 % ，仅这三省的荒地面积共计5800万亩。其他省份抛荒现象也很严重。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几乎独霸中国市场，大量的美国剩余农产品在中国倾销，给国民党统治区本来很落后的脆弱的农业商品生产以沉重打击。

二、交通破坏。连绵不断的战争，使交通运输能力遭受严重破坏。铁路，有上万公里线路、3200多座桥梁（总长155公里）、200多条隧道（总长40多公里）遭到严重破坏。全国现代化运输的货物周转量只有229.6万吨公里，比抗日战争前下降57.3 %。公路，1949年底通车里程，包括抢修的2.6万多公里在内，比原有线路长度减少20 % 。河运，1949年内河航道里程仅有7.36万公里。长江的运输船舶不足20万吨。海运，华北的海轮全部被国民党政府劫走，上海留下可航驶的仅有14.5万吨。1949年海运完成的货运量只有133万吨。空运，1949年原民航所有的飞机、驾驶员及其他器材，均被劫往香港。

三、恶性通货膨胀。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连续多年发动内战，财政入不敷出，就靠滥发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于是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广大人民深受其苦。据统计，从1937年6月至1949年5月，国民党统治区纸币发行量增加了1400多亿倍，物价上涨了8.5万多亿倍。有人根据统计资料，用实物表示国民党时期货币的购买力，在1937年，100元法币可买2头牛；到1949年5月21日，130多元金圆券只能买1粒米。在物价如此飞涨的条件下，一般工商企业经营之艰难，普通老百姓生活之痛苦，就可想而知了。

第四章 恢复时期经济建设的主要政策措施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经济三大纲领和七项政策

面对着旧中国经济落后的特点 和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烂摊子，怎样进行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呢？

毛主席在1947年12月25日《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已转入了进攻。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去了。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
２０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１００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他在报告中除了适时的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治、军事方面的任务外，还提出了在经济方面的任务：“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并且高瞻远瞩的勾画出了未来经济建设的蓝图，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53、1255--1256页）

当时为什么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呢？这是因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

1、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土地制度的沏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要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

2、官僚资本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２０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１００亿至２００亿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摧毁这个经济基础，消灭官僚资产阶级。

3、保护民族资产阶级。被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所压迫和损害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是可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他们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或者联系较少，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里所说的上层小资产阶级，是指顾用工人或店员的小规模的工商业者。此外，还有不顾用工人或店员的广大的独立的小工商业者，不待说，是应当坚决地保护的。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由于新民主主义国家手里有从官僚资产阶级接收过来的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巨大的国家企业，又有从封建制度解放出来、虽则在颇长时间内在基本上仍然是分散的个体的、但是在将来可以逐步地引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在这些条件下，这种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成份，其存在和发展，并没有什么危险。土地改革后，在农村中必然发生的新的富农经济，也是如此。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经济成份，３０年代曾犯过采取过左政策的错误，绝对不许重复。这些错误如果重犯，必然要损害劳动群众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利益。

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早在1940年《新民主主论》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一节中，他就指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原故。”“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三大经济纲领的思想，到了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发展为七项经济政策，以指导革命胜利后全国的经济建设工作，这七项政策具体是：（1）中国已经有大约10 % 的现代性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是要大力发展的。中国将来要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2）中国还有大约90 % 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要逐步地引向现代化方向发展。（3）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以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4）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但要恰当限制。（5）引导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向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成为合作社经济。（6）对外贸易由国家实行统制。（7）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会是相当地快的。（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0—1433页）

毛主席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上述纲领和政策，是恢复时期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

第二节 恢复时期经济建设采取的重大步骤

第一，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任务之一。人民取得了政权，要独立自主地恢复并发展经济，首先，理所当然要摧毁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控制权。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废除帝国主义过去强迫旧中国历届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注）。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同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中的一条，就是“废除卖国条约”。为了避免引起误会，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讲话，庄严地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6 页）其次，是把百年来帝国主义所把持的海关，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完全自主的、有利于新民主主义国计民生的海关，并且逐步统一管理。再次，是对外实行统制贸易和外汇管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收回了海关和对外统制贸易，就取消了帝国主义利用外贸进出口的不等价交换和特惠的关税条件攫取高额利润的特权，成为保护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建立国家银行外汇专营制度，禁止外币流通，取消外国银行垄断外汇市场的特权，人民政府就有可能运用外汇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服务。最后，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分别不同情况予以处理。日本帝国主义和德、意帝国主义在华的财产，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接收，解放战争过程中被作为官僚资本由人民政府陆续加以没收。到全国解放时，外资主要是美英等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共有1000多家，职工12万多人。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时，宣布管制中国在美辖区内的公私财产(当时中国被美国冻结的财产约有2000--3000万美元），并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港口，我国政府针锋相对发布《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规定管制美国政府和企业在华一切财产(美国在中国的财产约有美金1.3---2亿元），冻结一切美国在华公私存款。英国及其他外资企业，由于过去仰赖的帝国主义特权不复存在了，现在经营难以为继，有的放弃经营，有的被我作价收购，用征用的办法变成全民所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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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国民党政府同美帝国主义签订的卖国条约，主要有：
《中美商约》，即1946年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是国民党政府全面出卖中国主权给美帝国主义的卖国条约。条约规定：美国人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勘探和开采矿产资源，租赁和保有土地，以及从事各种职业的权利；美国商品在中国享有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和中国商品的待遇；中国对美国任何物品的输入，以及由中国运往美国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其人员和物品有经由“最便捷之途径”通过中国领土的自由等等。
《中美空中运输协定》，1946年签订。这个协定拍卖了中国的全部领空权。协定规定，美国飞机可以在中国到处飞行、装卸和运转，完全控制中国的空运事业。
《中美双边协定》，即1948年签订的《中美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协定规定：美国对于蒋介石政府的财政经济有最高的监督权和决定权；在中国执行直接监督的美国人员享有“治外法权”；美国可以在中国取得它所需的任何战略物资；蒋介石政府保证美国的商品来华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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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是解放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任务之一。毛主席说：“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13—114页）没收官僚资本如何具体操作？1949年4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实际上 ，没收官僚资本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人民政府接管城市由东北、华北而华南逐步进行的。接管的官僚资本企业，按行业分，主要有：

1、工业方面：首先是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它控制全国的资源和重工业。资源委员会的正、副委员长钱昌照、孙越崎、吴兆洪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迎接解放。特别是孙越崎在我地下党的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拒绝执行蒋介石下达的拆迁资源委员会的工厂设备去台湾的命令，动员和率领3万多名技术人员（其中60 % 为高级知识分子）留在大陆，使近千个重工业企业、矿山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孙越崎后被任命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其次是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它垄断全国的纺织工业，解放后成为国营纺织工业的骨干。再次是国民党军工系统的企业，和有关各部、各省市官僚资本系统的企业等等。接管的工业企业共有2858个，职工129万人；其中发电厂138个，采煤、采油企业120个，铁锰矿15个，有色金属矿83个，炼钢厂19个，金属加工厂505个，化学加工厂107个，造纸厂48个，纺织厂241个，食品企业844个。

2、交通运输方面：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招商局等所属全部交通运输企业。计有铁路2万多公里，机车4000多台，客车约4000辆，货车约4.7万辆，铁路车辆和船舶修造工厂约30个，各种船舶约20多万吨。被蒋介石集团劫持到香港的原中国、中央航空公司的12架飞机，由于职工起义，于1949年11月9日投归祖国怀抱。招商局香港分局和在港13艘海轮的职工也宣布起义，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

3、金融方面：首先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把持下的中、中、交、农四大银行（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两局一库（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及合作金库）系统和和国民党省市地方银行系统，共计2400多家银行。还有官商合办的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新华等银行中的官股。中国银行等海外的分支行的职工也纷纷起义，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

4、商业方面：国民党政府经营的复兴、富华、中国茶叶、中国石油、中国盐业、中国蚕丝、中国植物油等公司，大官僚经营的孚中、中国进出口、金山、利泰、扬子建业、长江实业等十几家垄断性的贸易公司。

为了保证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工作顺利完成任务，通过我党团的地下组织，依靠工人阶级，发动广大工人群众开展护厂、护矿、护路、护航斗争，防止敌特的破坏。团结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留下来迎接解放。并且严肃接管纪律，加强对部队、机关和群众的教育，强调接管由军事管制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禁止乱搬乱拿、破坏和分散物资，将企业完整地接收下来。接收后的企业，对原来的厂长和工程技术人员，实行原职、原薪、原制度，不取消和改变原来的机构和制度。接管企业的军代表，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只对企业实行监督，保证上级命令的贯彻和生产的恢复。1950年2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关于国营、公营工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指示》，指出要恢复和发展生产，必须把原来官僚资本统治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不合理的制度，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种改革的中心环节，就是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实行工厂管理民主化，使工人亲身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而改变其劳动态度，发挥其生产积极性与创造性。关于工厂的民主改革，如在纺织厂废除了“搜身”制，在煤矿废除了“把头”制，在搬运工中废除了“包工头”制，等等。这样，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大为高涨。

没收官僚资本企业，使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领导国民经济的恢复，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第三，统一财经工作，彻底稳定物价。由于中国革命是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的特点决定，适应各根据地和解放区被分割的情况，原来的财经管理体制是：从1937—1948年，实行统一政策，分散经营，各有货币，各管收支；1949年，随着大陆全部解放，开始实行货币统一，除东北外，人民币已成为通货。适应新形势，财经体制必须转变。“就是说，财经工作要从基本上分散经营，前进到基本上统一管理。也就是说，虽然分散经营的成分仍然有，但主要的将是统一管理。这种改变，是适应目前在地域、交通、物资交流、关内币制等等方面已经统一的情况的。”（《陈云文选》第二卷第70页）各地财经机关要求，对税则、税目、税率；国营工厂的生产计划、原料来源、产品推销；外销物资的采购，外汇使用的分配；内地贸易物资的调拨，物价管理；铁道、轮船的合理使用，邮电的管理等等，作出统一的规定、计划和管理。当时为什么要实行统一管理？其历史背景：一是一些地方习惯于高度分散的体制，有的不希望统一，认为本地区搞好了，对全国也有利；有的要求在统一时，给予较大的机动性，以提高地方的积极性。二是财政上存在巨额赤字。1949年全年财政收入为303亿斤小米（注），财政支出为576亿斤小米，财政赤字为273亿斤小米，相当于财政支出的一半还多。三是通货膨胀严重。全国13个大城市的批发物价指数，如以1948年12有月为100，到1949年1月为153，7月为1059，11月达5376。物价如此飞涨，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威胁着广大人民的生活，加剧了整个财政经济的困难。我国理论界有些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说什么中国过去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是建国后全盘照搬苏联的模式。这不符合实际。事实如上所述，中国的财经体制由解放前的分散经营，到建国后的集中统一，是客观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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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财政收支用小米作为计量单位，这是因为在历史上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分别发行币值不同的货币，加上物价波动，所以财政预决算和供给标准，均以小米计算。1949年开始改用折实计算，即以一定种类和数量的实物为单位，按其价格折算为货币支付的方法；但一般仍保留了用小米计算的习惯。1950年物价稳定以后，逐渐取消了小米制，改用人民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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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具体统一管理哪几件事呢？1950年3月3日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规定主要内容是：

1、统一财政收支。重点在财政收入：关于公粮，各地所收公粮，除地方附加粮外，全部归中央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关于税收，除批准征收的地方税外，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收入，均归中央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国营企业均需按时纳税，并将利润、折旧金的一部分，按企业隶属关系分别交中央或地方金库。支出方面：统一全国编制和供给标准，成立以薄一波为主任的全国编制委员会。中央财政部必须保证军队与地方政府的开支，及恢复经济所必需的投资，其原则是先前方、后后方，先军队、后地方。对地方经费的支付，要扣除地方税收及企业收入中归地方的部分。这个决定构建了集中统一的财经管理体制的雏形，标志着建国初期财经工作的重大转变，对后来的影响也很大。

2、统一全国贸易。1949年10月成立贸易部，主管内外贸（到1952年内外贸分开，分别成立商业部和外贸部。）各地国营贸易公司的资金、业务计划、商品调度，统一由中央贸易部掌握指挥，地方不得干预。一切部队、机关不得自行经营商业（这是毛主席1949年12月5日签署的中央军委文件规定的，目的是避免拢乱经济秩序，防止干部贪污腐化），使有限的物资能够集中使用。成立以陈云为主任的全国仑库清理调配委员会。

3、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外汇牌价和调度，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近期必须留用的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

第四、打击投机资本，夺取市场领导权。在这场斗争中，除使用行政手段外，主要靠经济手段。这些手段有：

（1）管制金融。1949年起随着大城市的解放，在接收官僚资本的企业的基础上，人民政府利用手中掌握的财力物力，开始同投机资本作斗争，以解决当时对国计民生影响最大的物价问题。物价方面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严厉的阶级斗争，斗争的焦点是争夺市场的领导权。为此，首先要从金融方面着手，打击金银外币投击。西方经济学货币理论有 “劣币驱逐良币”之说，当时人民币流通不畅，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金元券严重贬值，银元(华南地区还有港币及其它外币)实际上成了普遍的流通手段。管制金融市场，就要打击金银外币投机，确保人民币畅通无阻。人民币诞生的情况是：1948年11月，关内各解放区的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于当年12月1日起发行人民币，作为关内统一的货币。随着大中城市的解放，人民政府立即布告限期用人民币收兑金元券，以便占领市场。但由于物价不稳，敌人又造谣惑众，因而金银外币继续流通，其投机活动更是兴风作浪，引起物价波动，影响人民币合法流通。为此，人民政府于1949年4月、6月、8月在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地区颁布金银外币管理办法，禁止自由流通，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收兑。同时发动群众开展反对金融投机的斗争，如上海举行了大规模“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游行 ，查封了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法办了投机违法分子200多人；武汉缉获银元投机的首要分子200多人，查封了两家大钱庄；广州取缔了从事投机的地下钱庄87家和捣乱金融的街边兑换店377家，狠狠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这场斗争被称为“银元之战”，是新解放区的江南大中城市同投机资本进行的“两大战役”（注：另一场大战为“米棉之战”）之一。

（2）管理市场。普遍实行工商业登记，不准擅自开业。建立交易所，主要物资集中交易。管理市场价格，国营牌价不得破坏。管理采购，大宗物资的采购，由政府监督。取缔投机活动，保护正当私营工商业。

（3）紧缩通货，抛售物资，以打击投机资本家。这是这场斗争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效的经济手段。为此，就要了解对此作出布署的以下一次重要会议。
1949年8月，中央在上海召开财经会议。这是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注）在建国前夕召集的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大区财经领导干部，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克服当时财经困难、力争财经状况好转的一次重要会议。政务院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陈云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和总结。他说，今天财经工面临的是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的局面，过去那一套机构和经验已应付不了，必须吸收党内外、各方面有知识的人来共同工作，要把眼光放在发展经济上。会议决定当前主要须做好:

金融工作：调剂通货的吞吐、公债的发放数量及黄金、美钞的收进数量，使金融物价保持良好状态；开展国内汇兑，建立统一的发行库，并使其与银行的业务库分开；注意研究掌握价格政策，特别是工农业产品比价，其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同农民的关系问题。

物资工作：保证粮食和其它重要物资的供应，全力维持上海纱厂的生产；组织全国性的花纱布公司、中纺公司和土产公司，集中掌握重要物资，及时收购、及时抛售，以防止物价上涨；实行国内贸易自由，反对地区封锁。物资自由流通，物价才能保持平稳；各地区间大宗物资的调拨，要经过中财委。

运输工作：运输是全国经济的杠杆，上海物资供应的关键在于有无运力，要重视水路运输，搞好内河航运的组织工作。针对当时上海煤粮两荒，情况严重的状况，会议提出了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以及保证上海这个最大城市的重要物资的供应问题。因为稳定市场、控制物价，重点在大城市，首先在上海，上海是资本家实力最雄厚的地方，也是投机倒把、兴风作浪的源头。中财委决定从全国调集物资，首先是“两白一黑”（粮食、棉花、煤炭），保证上海需用，稳住上海，恢复生产。这是陈云1949年5月离开东北、调回中央后不久，提出的“抓住上海，稳定全国”方针的具体贯彻落实。当年9月初，毛主席对上海会议基本予以肯定，并略作补充：“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不轻议迁移，不轻议裁员。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三个人的钣五个人匀吃。多余人员，设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岗位上去。”（转引自《陈云年谱》第577页，并参见第570、571页）

周总理在1950年9月底在全国政协为庆祝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回顾了统一财经这场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各级政权机关成立以后，在战争已经结束的地方立即遇到一个最迫切的任务，这就是扭转国民党反动派多年罪恶统治所遗留下来的财政经济的极端混乱的状况。中国人民所接收的城市，由于多年不断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必须平衡财政收支和保证物资供给。而在稳定通货和物价以后，又必须按照新的条件和新的需要，调整全国的工商业，整理交通，使之为恢复生产服务。除此以外，人民政府还必须立即进行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战争所造成的灾荒和失业的救济。一切这些，就是人民政府所面对着的巨大的困难的任务。帝国主义者再三地认定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被这些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难题所压倒，而不得不向他们求救。但是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是破产了，中国人民在经济战线上如同在军事和政治的战线上一样是胜利了。”（《周恩来经济文选》第6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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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是适应解放战争逐步走向全国胜利，需要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而设立的重要机构。1949年2月9日，周恩来通知陈云：经与毛主席商定，准备调你回中央主持财经工作。陈云在陕甘宁边区曾经搞过财经工作，有经验。3月中旬，中央决定应即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首先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并吸收东北、华东、西北、华中各区财经负责人为委员。5月中旬，中央军委在北平香山召开财经工作会议，讨论了中财委机构设置的问题。月底，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毛主席、周恩来作了修改。《大纲》指出：由于人民革命战争正在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为了尽可能迅速地和有计划地恢复与发展人民经济，以供给战争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决定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立即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陆续建立若干中央财政经济部门，作为目前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这些机构，在新政协召开、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前的几个月内，由军委以命令建立之，并受军委委托，计划并领导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6月初，周恩来向中共党政机关和民主党派人士会议宣布，中央军委派陈云、薄一波筹组中财委，暂属军委领导，中央政府成立后由中央政府领导。

刘少奇在财经政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建立中央财经统帅部的事很急迫。目前军事时期大致已成为过去，建设事业成为中央与地方政府及全国各党派的主要事项。毛主席提出“四面八方”的政策（按：关于“四面八方”，现有文献有两种提法，尽管区别不是很大，主要是排列的先后和动词的搭配有所不同：一种是，即“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城乡交流、内外互利”----参见《陈云年谱》上卷第565页。周恩来在1949年一次讲话中也有很接近的说法，“生产的关键就是要了解毛主席所提出来的四面八方的问题----劳资关系、公私关系、城乡关系和内外关系。”----参见《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0页。另一种提法是，1949年9月由中共中央委派的周恩来主持起草、毛主席多次修改的人民政协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2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另外，1950年初在中财委办公所在地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九爷府大殿的红色大柱上，用美术字写有《共同纲领》所述“四面八方”十六个大字。因此，“四面八方”应以此为准），其贯彻有很多工作要做。陈云在讲话中指出解放战争的胜利日益扩大，财经问题也逐渐增加，并且往往是带有全国性的，这就需要有一个机构来处理这些问题。这个机构是临时的，是党内外合作的。（《关于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说明》，《陈云文选》第一卷第388页）7月中财委迁入朝阳门内大街九爷府办公，陈云在第一次全体干部会上风趣的说，我在陕甘宁边区搞过“小摊摊”，现在是搞全国的“大买卖”。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做好城乡经济联系工作及外贸工作，要逐步进行。10月21日，在原军委财经委的基础上，组成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 。中财委在恢复时期领导经济成绩卓著，受到毛主席的表扬。1952年11月，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中财委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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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5日，全国物价猛涨。主要是由于上海、天津等地的投机商人囤积粮食、纱布引起的，是资产阶级继六月银元风潮之后与人民政府进行的又一次较量。11月5日，中财委决定采取紧急措施：（1）冻结未入市场货币10天，以稳定人心；（2）各贸易机关抛售物资10天，以收回货币；（3）停止各机关购存物资；（4）检查各银行存款；（5）收缩贷款；（6）加强市场管理。13日，中财委估计，目前物价涨了两倍，已有可能通过收缩银根，调运粮棉，抛售物资来稳住物价。指示各地要在月底前调运粮食、棉花、纱布到指定地点，人民银行暂停一般性贷款，各大城市11月25日左右开征能起收缩银根作用的几种税收，各地贸易公司于11月底12月初在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物资。为了给投机商人以教训，在抢购风盛时，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待物价平稳后再买进他们吐出的主要物资。由于措施得力，这次物价涨风在11月25日左右得到基本控制，物价恢复平稳。投机商则因资金周转失灵，纷纷破产。从此，国营经济初步取得了稳定市场的主动权。上海资本家曾说：“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现在上海一位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则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把物价稳住了，是上海工商界料想不到的。

1950年2月，陈云起草的一份中财委向毛主席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现在财政的中心问题是，多收税少发钞票，还是少收税多发钞票？两者比较，多收一点税比多发钞票，为害较小。反之，物价波动大，资金都囤积在物资上，或放在家中不用，劳动者也跟着没活干，势必使生产受到影响。有人说“温和的”物价上涨可以剌激生产，这种说法不妥当。”（《陈云年谱》中卷第２９-３０页。这是我国在恢复时期通过实践积累的一条重要经验。上个世纪80年代有人又在鼓吹这种被陈云驳斥过的理论—搞所谓温和的通货膨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此可以具体见到学习经济建设史的意义。）中旬，中财委在北京召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会议决定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管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以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和金融物价稳定。3月15日，中财委发布《关于抛售物资、催收公债、回笼货币、稳定物价的指示》，指出：在中央采取统一财经工作的措施之后，国家财政收支已接近平衡，货币发行大大减少，银根呈紧，使物价基本上稳定的条件业已具备。为了完成物价由长期剧烈波动到基本稳定的转变，各地要加紧催收公债、税款，放手抛售物资，大力回笼货币。《指示》下达后，全国物价稳中有降;3月，上海、天津等六大城市比2月底下降15%；4月，又有较大下降。至此持续了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被制止住了，统一财经工作，彻底稳定物价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展现了共产党经邦济世的才能，财经同军事一样也得了100分。陈云说“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直接效果之一，就在制止通货膨胀。”（《陈云文选》第二卷第73页。）对此，毛主席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转引自《陈云年谱》中卷第40页。）

第三节 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1950年6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说：“人民政府在最近几个月内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的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了一批胜利，┉┉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６８—７０页。）

（一）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当时新解放区流行“江南无剥削，不需土改”的论调。这种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言论，当然挡不住土改这股伟大的历史潮流。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冬天开始，新解放区陆续展开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到1952年冬，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基本完成了土改。全国新老解放区约有３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７亿亩土地，每年免交地租700亿斤粮食。土改后农村中各阶级与耕地的关系是：贫农和中农占有90 % 以上，地主和富农占有8 % 左右。当时农村流行所谓“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的口号，这不符合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及时得到了纠正。同时大力宣传这次土改对待富农的政策，同1946—1948年有所改变，因为战争在大陆已基本结束，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又出现一股否定土地改革的言论，提出所谓“白毛女新解”，说什么杨白劳欠黄世仁的债，借债还钱，理所当然；还不起钱，用喜儿抵债，无可厚非。说轻一点，这是滥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期的理论和政策，来理解和解释反封建时期的理论和政策，而且站在践踏人权的立场，当然是完全错误的。文艺作品《白毛女》，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高举反封建主义的旗帜，形象地说明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是一部阶级教育的好教材。这部有典型意义的杰作，是永恒的。谁反对，就暴露谁的立场错误。说重一点，这是站在错误的阶级立场，为封建反动的地主阶级黄世仁张目，反对被剥削压迫的贫农杨白劳、喜儿的谬论，为坚持正义的广大群众所不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中国的土地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实践证明土改是正确的，如果以1949年农业总产值为100 % ，则1950年为117.7 % ，1951年为128.8 %，1952年为148.5 %，三年平均每年增长14.1 %.对比苏联十月革命后，农业生产是下降的，更加证明中国农业政策的正确性。如果以1917年苏联的农业总产值为100 %，则1920年为76.1%，1921年为89.6 %。这种下降与外国武装干涉和实行余粮收集制有关。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农业生产也是下降的。1932年仅为1928年的86.3 %，即下降了13.7 % 。1929年是苏联农业向集体化大转变的一年，由于没有经验，有些具体政策过激，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被开垦的处女地》这部苏联小说，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述了农业集体化的成功与工作中的缺点，对我们了解这段时间苏联的农业经济有帮助。苏联农村政策与我一个重大的不同，是阶级政策有区别 ，他们把中农当作动摇的阶级，把富农当作要消灭的阶级敌人。这不能不影响生产。

（二）调整工商业。当时的历史背景：（1）财经统一，物价已趋于稳定，暴露并停止了过去社会上的虚假购买力，市场上出现若干物资供过于求，生意不好，许多工商业者发生困难。（2）社会需求发生变化。过去适合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发展起来的若干工商业，由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消灭，许多货物失去市场，或不适合人民的需要。这就引起一部分工商业倒闭，工人失业。（3）许多私营商业企业机构臃肿，经营方法不合理，成本高，利润少，甚至亏本，致使许多工商业缩小营业，停工歇店。（4）市场盲目竞争，造成许多企业减产、停工或倒闭。这是一个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历史转折点，正如毛主席所说：“整个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正在重新改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６９页。）

调整的政策：首先，调整公私经济关系，基本政策是，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具体措施是：在工业方面，主要是由政府和国营企业委托私营工厂加工订货，以便能够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同时公布产销信息，减少盲目生产。在商业方面，规定一个适当的价格政策，稳定批发价格，零售价格主要是规定批零差价、地区差价、季节差价。农产品的收购，国营商业只限于收购主要农副产品，其余鼓励合作社和私商收购。对农产品必须维持适当价格，使产、运、销都有利。其次，调整税收，总的是简化税制，减轻税负。对农业税，只向主要农产品征税，适当减轻税负，以常年产量为固定标准，增产不增税。对工商税，继续执行工轻于商，日用必需品轻于奢侈品的征税政策。简化税目，依率计征。

调整的效果:1950年下半年经济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私营工商业户从原来的歇业多、开业少，变为开业多、歇业少。私营工业生产逐渐恢复，产量逐月增加，市场日趋活跃，城乡交流的物资迅速增多。随着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金融的活跃，增加了国家的税收。据全国十大城市私营工商业税收统计，1950年第三、四季度比第一季度增加了90 % 和8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合理调整工商业，不仅帮助私营工商业度过了困难，繁荣了经济，而且由于对他们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把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纳入了有计划发展的轨道，巩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更加健康发展。

（三）国家行政经费的大量节减。原来对时局的估计，认为可以适当复员一部分军队，大量节减行政经费，进行和平建设。可是事与愿违，国际环境出现新情况。

第四节 抗美援朝与我国的经济建设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第二天美帝国主义即出兵侵略朝鲜，同时派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占领我国领土台湾，阻止中国政府解放台湾。对我沿海由过去的封锁、禁运，变成炮击我商船，还用飞机侵犯我东北领空，轰炸扫射我边界城镇乡村，杀伤我国人民。美国还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成“联合国军”，进一步扩大侵朝战争。28日，毛泽东主席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侵略朝鲜和我国领土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党中央看透了美帝国主义拒不承认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忘我之心不死。7月13日，中央军委及时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组成东北边防军。9月15日，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截断朝鲜人民军南进部队的后路，并向北进犯，把战火引向我东北边境，扬言鸭绿江“并不是把（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企图重走日本帝国主义当年侵略中国的老路。9月30日，周总理严正警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1日，美军越过三八线，侵占平壤后，向朝中边境推进，同时派飞机入侵中国领空进行轰炸扫射；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致电毛主席，请求出兵援助。这是新诞生的中国面临的一个非常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是毛主席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

当时毛主席要对世界大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发展趋势作出全面的了解和估计。尽管毛主席对出兵已胸有成竹，但要使新生的共和国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美国一决雌雄，需要莫大的气魄和胆略。10月2日，毛主席在《关于决定派军队入朝作战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97页。这个电报没有发出。）在国内，10月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出现两种意见，多数人不同意出兵。毛主席原拟派林彪率兵入朝，林托病推辞，便决定派彭德怀挂帅出兵。10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是两种意见，多数人不赞成出兵，理由是中国刚结束战争，经济十分困难；新解放区土改尚未进行，匪特尚未肃清；我军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担心战争长期拖下去，我们负担不起，等等。1950年，中美两国的国力确实相差悬殊，当年美国工农业总产值2800亿美元，中国只有100亿美元; 美国产钢8772万吨，中国只有60万吨；美国还拥有原子弹等先进武器和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中共中央领导层中不同意出兵理由也是充足的。10 月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发言：“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口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彭德怀年谱》下册，第441页）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8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和林彪飞往苏联，同斯大林商谈。斯大林的态度是，同意提供武器装备，但不同意派空军入朝作战，怕对苏美关系造成严重后果。同日，毛主席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开会，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18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在听取周恩来、彭德怀汇报后，把入朝作战出动时间最后敲定下来。彭德怀曾这样评价毛主席抗美援朝的决策：“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但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彭德怀在审查《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初稿时的谈话纪录。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 上》第125页）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 、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

当时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在东京总部口出狂言：“鸭绿江不是中朝的天然边界，”妄想以朝鲜为跳板，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11月4日，《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说：“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相关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因此，“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但是，骄横的美帝国主义根本没有料到中国会出兵参战。志愿军给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初战告捷，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以南。顽敌继续向北进犯，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敌机狂轰滥炸，我军供应不足，气候严寒的困难条件下，英勇作战，包围歼灭和重创大批敌军，再战告捷。迫使敌军从总攻击变成总退却，一直退到“三八线”以南，从而扭转了朝鲜战局。以后又经过多次战役，战线一直稳定在“三八线”附近。1951年7月开始，双方举行停战谈判，由于美国不愿放弃侵略野心，谈谈打打，持续了两年之久，到1953年7月27日，美国才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签字的美国侵略军第三任统帅克拉克哀叹：“我是美国第一个在没有打羸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将军。”美国侵略军第一任统帅麦克阿瑟后来认识到，这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这场为时三年的战争，共歼敌109万人，其中美军39万多人，粉碎了美帝国主义侵占朝鲜和侵略中国的梦想，为我国的经济建设赢得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毛主席说，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意义之一，就是“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建设。陈云在1950年11月15日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的报告《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中指出，“明年财经工作的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之上，与今年放在和平的恢复经济的基础上完全不同。”财政支出安排的次序是：战争第一，市场第二，其他（包括各种带投资性的经济文化支出）第三。“削减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来日方长，经济建设推迟一下是可以的，也是不得已的。因为战争不由我们决定，美帝国主义不许我们建设，不是我们自己愿意如此。”（《陈云文选》第二卷第111---116页）这个时期财政支出的状况是，行政经费按原定要求绝对数和相对数都有所减少，经济建设、特别是文教建设费用有所减少，但国防费用却大大增加。假如没有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我们的国防费用不需大幅度增加，把钱用在经济建设上，那我们恢复时期的经济会取得更大的成绩。还应当指出，由于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财政入不敷出，多发了十几亿元票子，引发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1951年零售价格指数高达12.2%，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带来了不小的困难。现将抗美援朝三年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具体情况简介如下：

国家财政支出 单位：亿元（比重 % ）

总计 经济建设费 社会文教费 国防费 行政管理费 其它
1950年 68.1（100） 17.4（25.5） 7.5（11.1） 28.3（41.5）13.1（19.3）1.8（2.6）
1951年 119.0（100） 35.1（29.5）13.4（11.3） 50.6（42.5）17.5（14.7）2.4（2.0）
1952年 167.9（100） 76.3（45.4）22.8（13.6） 43.7（26.0）17.3（10.3）7.8（4.7）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第21—22页）

国家财政支出的增加，是建立在财政收入增加的基础上。1950年国家财政收入为65.2亿元，1951年增为129.6亿元，1952年进一步增为175.6亿元，三年平均每年增长19.3 %。为什么在战争的条件下，财政收入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呢？这是因为国内抗美援朝运动激发了广大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热情，他们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援前线，成为推动经济建设的巨大动力。广大群众为了支援抗美援朝前方，集腋成裘地捐献飞机大炮。人民艺术家常香玉就捐献了１５亿元人民币，支援了一架飞机。在群众中有口皆碑，传为美谈。特别是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父送子，妻送夫的动人事迹层出不穷。作为表率，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带领人民送子参军的第一人。毛岸英是毛主席的长子，幼年与母亲杨开慧一道，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青年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苏联参加反法西斯德国的战争。抗美援朝开始，毛主席又派他参加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壮烈牺牲。

但是，到了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却出现一股站在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一边的错误立场，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反动思潮。说什么当年美国不愿同中国打仗，中国没有必要进行抗美援朝战争。这是一场不应该打的仗，“阻滞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这是不顾事实的胡说八道。毛主席1951年10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84页）

当时这股反动思潮还污蔑著名作家魏巍歌颂志愿军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气慨，教育了几代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报告文学名作《谁是最可爱的人》，说什么这是挑起中美两国人民的民族仇恨，是“改写历史”，“把历史搞混”。显然，这是丧失中国人民应有的立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错误言论。本书所以要对抗美援朝的史实多说几句，就是因为这埸战争打乱了我们原定的和平建设计划，对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严重的影响;而现在又现一股否定当年我们进行抗美援朝这场正义战争的必要性，要让读者从这里了解事实真相，站在正确的立场，明辨是非，得出恰当的结论。

第二编 恢复时期（1950---1952年）的经济建设

第五章 三年经济恢复的目标和效果

第一节 三年国民经济恢复的目标

恢复时期的经济往哪里发展，这是负责领导经济的中财委需要明确的问题。1950年8月下旬，中财委召开计划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编制1951年计划和三年奋斗目标问题。会议提出经济战线在今后两三年内的主要任务是，搞好经济的调整与恢复，同时进行一些必要的建设，并为将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作好准备。显然，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三年准备、十年计划建设思想的重要步骤。周恩来总理在1949年12月《当前经济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的讲话中，谈到恢复生产时说：“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当然也不排斥可能而且必要的发展。……整个说来，当前各方面首先是需要恢复，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毛泽东同志说过，三年五年来恢复，十年八年便发展。如果我们能在三五年内达到或超过战前水平（总理还具体说抗日战争以前全国粮食的最高年产量是2800亿斤，今年的产量比那时大概减少了20 %），那就很好了。”（《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0、24页）

第二节 三个年度控制数字的指导

新中国的经济从一开始就有计划，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才有计划的。周恩来同志在1950年9月在《关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总起来说，这三方面（指毛主席讲财经状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的事情，需要时间，时间是不能缺少的。我们需要三五年时间，这比起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我们已经便利多了。苏联是十年以后，中间经过内战、经过新经济政策才谈到计划经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过渡时期缩短，而且我们还可以接受苏联走过弯路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在过渡时期就有相当程度的计划，便利于我们将来的建设计划。过渡时期这样相当程度的计划，对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来说是完全必要的，这个路程非走不可，绕不过去。”（《周恩来经济文选》第64页）陈云也说：“财经工作要有计划。我们花钱要对人民负责，这是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应有的品质。”（《陈云年谱》第22页）

恢复时期的计划并不像以后的计划那麽完整、准确，只是粗线条的、大致的计划，只有少数主要指标;甚至计划的名称也不叫计划，而叫“控制数字”。恢复三年，即1950、1951和1952年，编制了三个年度控制数字(也许是七巧合，这同苏联一样，他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前，也编制和执行了1925、1926、1927三个年度控制数字)。如1950年，根据周总理的报告（同上，第67—71页），年度控制数字规定的一些主要指标及其完成情况如下：

粮食计划产量2400亿斤，比上年（按：1949年粮食产量当时估计为2300亿斤，后来国家统计局核实为2264亿斤）增产100亿斤；经过三五年的努力就可以恢复到年产2800亿斤的战前最高水平。这样就可以提高四亿农民的购买力，增加他们对工业品的需要和对工业原料的供应，也就可以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当年9月底估计，粮棉计划产量都可能实现，或者还要超过。这成为以后计划工作一条经验，叫做“八月十五月光明”。即到这个时候，对全年农业收成大体有数了，对下年工业发展也有谱了。据统计，1950年粮食产量实际完成2643亿斤，比上年增产379亿斤。粮食超计划丰收，对当时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实在太重要了。正如陈云当年底说的：“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是纱布。”他提醒大家，“为了把市场维持得好，必须密切注意粮食的供应。”为此，就要把运输抓紧。（《陈云文选》第二卷第119页）

棉花计划产量1300万担，比上年的800多万担（按：1949年棉花产量，国家统计局核实产量为890万担）增产近500万担。如果没有这么多棉花，100万纱锭就得停转。据统计，1950年棉花产量实际完成1386万担，比上年增产496万担；棉花产量计划实现，纱锭能转动起来，陈云说：“明年纱布勉强够，采取统购的办法把它集中起来，再适当分配，……这件事做得好，对保证纱布供应以及对全国经济的影响将是很大的。”（《陈云文选》第二卷第120页）

纺织工业计划，全国纱锭有522万锭能力，1949年9月开动408万锭，1950年9月开动428万锭，争取今年(1950年)内再开动20万锭，即达到448万锭 。

钢铁工业计划，今年产钢66万吨，钢材50万吨，轧钢设备利用已达高限。旧中国的钢铁工业，是适应用于帝国主义经济剥削的需要建立起来的。所以，炼铁设备多，炼钢设备少，轧钢设备不能适应炼钢炉的生产能力，各个环节极不平衡。据统计，当年钢产量实际完成61万吨，铁产量完成37万吨，在设备、运输和电力都有困难的条件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

交通计划，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至1949年底，全国铁路修复8200多公里，包括中断了12年之久的京汉、粤汉铁路也已修复通车，大陆铁路网基本恢复。至1950年6月底止，已通车21742公里，占全国铁路线总长的88 %，到年底可达22019公里。

对外贸易计划，当年国家可掌握外汇4.7亿美元，其中出口所得为3.6亿美元。在出口总值中，国营外贸3.1亿美元，私营0.5亿美元。为此，国营贸易公司要大量经营对外贸易，基本上取消外贸中的易货制度，严格执行出口结汇制度。进口计划仍以民用品为主，主要是棉花、汽油和工业原材料。

此外，对财政收支和经济建设投资也有个粗略的计划。因为1950年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在财政支出中，军费占40 % 多，政费占23 %，预备费占10 %，经济建设投资占23.9 % 。周总理说：（经济建设投资）“这个数字（按：当年绝对数实际为17.4亿元）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府的经济建设投资都要大，但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建设的全部需要来说，这个数字却是很少很少。”（《周恩来经济文选》第70页）因此，工业投资规模不能过大，只能有重点地进行。

尽管1950年才开始搞计划，但在经济计划管理体制方法方面，却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例如 ：

1、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集中和分散）方面，全国实行统一计划和集中管理的主要包括财政收入、现金、物资等；分散管理的有农业生产，地方管理的工厂，地方税收等。

2、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方面，根据我国的国情，分三种企业：一是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各部直接管理的；二是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所有（中央各部投资经营的），暂时委托地方人民政府或军事机关管理的；三是划归地方人民政府或军事机关管理的。据此，责成中财委划清各类企业管理责任，并制定对其投资贷款条例。1951年3月工业会议决定，在集中管理原则下，委托大行政区代管一部分工厂，某些带有地方性的工厂，则划归地方经营。总之，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应留给大行政区、省以至县以因地制宜的权力。中央如此，地方亦应如此。过分统一的倾向是不对的，应该在适当的情况下，让地方分管，有计划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3、在各部委的领导体制方面，1949年底周总理审批的中财委《关于工作制度的规定》指出：中财委所属14个部及银行、海关等单位均已开始正式办公。今后各项财经工作，应归有关各部分别处理，中财委则负责掌握全盘计划，并指导各部、行、署工作。

4、对各种经济成分的管理方面，并不是如后来人们想象的，过去我们只对国营经济实行计划管理，实际上计划是覆盖全社会各种经济成分的。1949年10月，中财委在讨论计划局的工作范围时，陈云指出：“中国私营企业所占比重比国营企业大，如果计划局只计划国营经济，整个国家的经济仍然要出现浪费。中国的资本家是要求计划的。”（《陈云文选》第二卷第2页）1950年6月陈云又说：“我们要搞经济计划，如果只计划公营（即国营企业，指各级政府经营的企业。1952年政务院规定，不再使用“公营企业”这个名词），而不把许多私营的生产计划在里头，全国的经济计划也无法进行。只有在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办法下面，才可以大家夹着走，搞新民主主义，将来进到社会主义。但五种经济成分的地位有所不同，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统筹兼顾。对待私营工厂的办法，就是加工订货，有步骤地组织私营工厂的生产和销售。过去社会上的生产是无计划的，我们来一个有计划，能集中的东西统统集中，以便于组织订货。这是逐步消灭无政府状态的手段。通过这种办法，把他们夹到社会主义。（同上，第93页）以后他又深有体会的说：“发展轻工业还要计划一下，国家占多少比重，私人占多少比重。公私两方面要同时发展，国家必须占一个相当的比重。五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但是要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要私人经济跟着走，你没有力量它就不听你指挥。比如去年我们手里有力量，煤油、粮食、纱布这些重要的东西都掌握住了，私商就听指挥了。工业也是如此。”（同上，第136页）

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时刻，有的人受西方私有化思潮的影响，不顾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认为改革就是要减少国有企业的个数，缩小其范围，降低其比重。一些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呼吁，国有企业比重如此大幅度下降，值得关注。如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在《改革和振兴国有企业》一文中说: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78年以后的15年间平均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而且这种下滑的还在发展。他提出“这种下降应当有一个适当的限度。”(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第184页)另外一些受西方经济学严重影响的学者却说，改革改到深处就是要改革所有制。他们历数国有企业的“弊病”，什么效率低下，浪费资源，等等。他们列举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其目的就是要置国有企业于死地 。他们公然宣称，国有企业比重下降无须忧虑，学西方国家国有企业保持25 % 的比重就够了。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1997年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25.5 %，还低于1949年的26.2 % 。试问这怎能保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怎能保证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呢？我们的前人创造的恢复时期的上述历史经验不应忘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 “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2页， 第二卷第133页，第167页，第三卷第91页)

此外，恢复时期在计划方法方面，也有深刻体会，认识到刚开始搞计划，只能是粗线条的计划，没有全盘照搬苏联五十年代他们已经搞了几十年计划那复杂的一套。陈云说：“苏联专家搞的表太复杂，不能完全照办，必须和我们的现状结合起来。中国是农业国，不可能把每家有几个鸡、几头猪都统计起来。中国开始建设时，计划的线条是粗的，将来由粗到细。”当时还认识到，搞计划，要有统计做基础。“现在我们没有什么精确的统计，都是靠估计。”还较早的提出来，“现在要组织一个计划委员会”，计算我们的财力，同时计算经济、文化、国防、人民生活等各方面的需要，预先把各方面的建设规划一下。还比较深刻的认识到，搞计划，要分清轻重缓急，抓住主要矛盾。“国家的物力财力一定要用得恰当。所谓恰当，就是迟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缓用、急用的问题解决得好。这就需要有全局观念。”“现在各方面都要恢复和建设，但是，不可能百废俱举。必须集中力量于主要方面，这是一条原则。”还提出，搞计划要瞻前顾后：“搞工业要有战略眼光，……要求当年投资，当年见效，一般是不可能的。经济建设要今年就做明年的准备工作，今年投资数量多少，明年投资数量多少，要有个计划，同时还要照顾到将来的投资计划。”还及时总结经验，提出要用信息引导生产：“要用适当方法公告全国，工业生产哪些已过剩，哪些已达饱和点，避免再向这些方面盲目投资。”这些话对纠正现在那些认为搞计划经济，就是专门搞指令性计划，搞强迫命令的错误观念，是大有帮助的。还提出，经济干部要学政治，“经济干部一天到晚是打算盘搞数字，很少看到全局。为了克服这个缺点，使他们不犯错误，每星期抽两三个钟头学政治是必要的。”（以上参见《陈云文选`》第137、62、91、138、98等页）这对纠正做经济计划工作，主要应埋头业务，不需过问政治的误解，是有好处的。

1951年的经济建设，当时中国的情况是：没有大战，抗美援朝战争继续，敌机轰炸沿海城市仍有可能。解放西藏。初步准备解放台湾，需要准备严重的战斗。大陆土匪肃清，新区完成土改。农业增产，工业重点建设。财经工作的方针，是要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表现在财政上就是增加军费及与军事有关的支出，同时各种收入也必然要减少。为此，具体部署是：战争第一，维持市场，稳定金融物价第二，其他各种带投资性的经济文化支出第三。推迟经济建设是不得已的，是美帝国主义不许我们建设。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方针都不可能把战争和建设两者并列，两头兼顾。1951年经济建设的投资，“大约只有相当于四万万美元这个数目字。如果没有抗美援朝战争，则这方面的投资可以多得多。现在的投资虽不算多，也不算太少。说不算多，是同将来的大规模建设相比。说不算太少，是同过去相比。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刚一年多，今年的投资超过历史上清朝、北洋军阀、蒋介石三个时期任何一年的建设投资。今年投资的重点，集中在水利、铁路和纺织这几个主要部门。”（《陈云文选》第二卷第126—127页）

1951年财经工作的重点，即：搞好城乡交流，发展农业生产，搞好国营企业的经济核算，严肃财经纪律，做好有计划地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财经工作的要点，共有六项：第一，城乡交流。所谓城乡交流，就是将农产品、土产品收上来，将城市工业品销下去。城乡交流有利于农民，有利于城市工商业，也有利于国家。第二，农业增产。修整水利，力争丰收。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第二年，在水利方面花的钱折合粮食27亿斤，如果水灾面积减少到5000万亩，就等于增加100亿斤粮食，约值5亿美元，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粮食是战略物资，如果我们经常控制着100亿斤粮食，对付帝国主义，对付灾荒，即使有几千万灾民，也可度过。去年粮食丰收后，可以增加经济作物面积。棉花、烟叶的种植面积要扩大。去年棉花收了1420万担（国家统计局后来核实产量为1386万担），今年希望收2100万担。果能如此，我们就可以完全自给。第三、经济核算。过去打仗的时候，经济工作搞的是“供给制”，生产不计成本，花钱不讲多少，统统由国家包起来。现在要改变，搞税收、银行、商业、工业、基本建设，都要学会经济核算。第四、统一管理下的因地制宜。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在集中统一的领导下，可以分一部分工厂给地方管。集中统一和因地制宜，这两方面要同时兼顾。财政今年划分了中央、大行政区、省三级财政制度，明年可再分到县一级。商业、税收、交通运输，地方都要有一定的机动权。第五、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毛主席讲，三年准备，十年建设。三年准备现在所剩时间不长了，而需要准备的事情多得很。土改、剿匪、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这些工作，都是经济建设的准备。财经部门要计算一下财力，看1953年能收入多少，支出多少？估计那时的国际形势能否减少军事支出，增加经济建设支出？十年建设，要考虑两个五年计划要建设一些什么项目，在国防、工业、农业、水利方面，大概一年投资多少。现在搞水利只是防灾，今后搞水利，要既能防止水灾，又可灌溉，又利交通，又能发电。据专家估计，中国的水量不够用。我们要建设在这方面也要有充分的准备。在交通方面，也要有计划，要修多少铁路、公路，要计算出每公里花多少钱。工业方面，我们不但要搞重工业，也要搞轻工业。中国的轻工业，有很大的前途，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现在轻工业中国营的比重很小，纱锭只占全国纱锭的40 % ，私人占60 % 。有些资本家有这样的想法：“政府搞重工业，他们搞轻工业，政府搞原料工业，他们搞制造工业，包袱都要你背，他们赚钱。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办。”（《陈云文选》第二卷第136页）这里可以看出作为我国经济的领导者，陈云同志站在党和国家的立场是多么坚定。

历史有时似乎在重演。到了20世纪90年代，理论界又有人提出，国有经济应当从竞争性行业（盈利行业）退出，让位给民营经济（私营经济）。实际部门还有人具体列举国有经济应当从146个一般性竞争行业撤离出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以美国为榜样，政府只控制邮政业，其它行业完全放开。甚至说，国家的主要职能不是直接去办企业，国有经济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国有经济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种经济形式，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参见2000年11月6日《中国信息报》发表的国家统计局课题组的万多字的文章《国有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控制性力量》，及该报评论员文章《给民营经济以足够的空间》，同时请看反驳文章:2001年《真理的追求》第1期发表的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评一篇导向私有化的万言书》，和第3期《致国家统计局党组的公开信》，支持李成瑞文章的三封信，以及2001年《当代经济研究》第2期本人文章《国有经济不能全面撤退》)。请看某些人这些言论，同当年的资本家的想法，何其相似乃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不是出自资本家之口，而出自我们的经济学家之口，出自某些公务员之口。但这类经济学家，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吗？马克思主义是主张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掌握基本生产资料，发展国有经济的。《共产党宣言》就说过:“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2页)”难道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吗?这类公务员，能说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吗？他们是竭力为资本家赚钱、谋利益的。他们虽然也打着改革的旗号，但这种改革决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他们要消灭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公然提出以美国为榜样，可见他们醉心的是资本主义改革，说穿了，就是搞私有化。所以，要如陈云那样站在人民的立场，“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办”的。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却偏要这么办。可是广大人民群众能答应这么办吗?

1951年的财经工作，还要在文化教育上投资。这两年教育经费很少，长此下去很难维持。开一个工厂，就需要工程师、技师、工人、职员，各要多少，应有一定的比例。一般说一百个工人至少要有一个技师。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多，现在大中学毕业生都不够用，还要训练熟练工人。现在要准备组建计划委员会，要开始搞统计工作，等等。最后、整顿财经干部。目前这个队伍，有老干部、新干部、留用人员，必须加以整顿。要加强思想教育工作。

1951年由于各项工作都抓得很紧，主要经济指标完成得很好。具体情况如下：粮食产量达到2874亿斤，在上年大丰收、增产379亿斤的基础上，又增产231亿斤；棉花达到2062万担，基本完成2100万担的计划；烤烟产量达到484万担，由于种植面积大大扩大，由上年的91.5万亩扩大为358.5万亩，比上年增产370万担。钢产量达到90万吨，比上年增产29万吨，增长47.5 % ；钢材产量达到67万吨，比上年增产30万吨，增长81 % ；煤产量达到5300万吨，比上年增产1000万吨，增长23.3 % ；发电量达到57亿度，比上年增加11亿度，增长23.9 % 。国家财政收入达到129.6亿元，比上年增加64.4亿元，增长98.8 % 。经济建设费3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02倍，占财政支出的29.5%；社会文教费13.4亿元，比上年增长78.7 % ，占财政支出的11.3 % 。国防费50.6亿元，比上年增长78.8 % ，占财政支出的42.5 % 。行政管理费17.5亿元，比上年增长33.6 % ，占财政支出的14.7 % 。上述财政的支出，充分体现了1951年的财经方针，战争第一，国防费是大头，所占比重最大。行政管理费绝对数虽然是增加的，但所占比重较上年（为19.3%）是下降的，所以相对而言是节减的。经济建设和文教费用也有较多的增加，但是如果没有抗美援朝战争，可以在这些方面投入更多，我国的国民经济就会有更快的恢复和发展。

1952年经济的恢复，是在总结上年的财经工作，展望当年的形势作出决策的。上年的财经工作，支持了抗美援朝，稳定了国内市场，这是成绩。缺点是，在财经系统中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1952年，朝鲜战争可能结束，但应准备拖延。财政概算方案，应该放在和谈可能拖延并能继续应付战争这个基点上。财经工作的重点，应在不放松收入的条件下，转向管理支出；在不放松财政、金融和市场管理的条件下，转向工业、交通等方面。财经干部要努力学习工业建设、经济计划等。

财政工作，税收计划指标分必成数和期成数。体制上，建立完整的省一级财政，重点试办县级财政。省级的一切收入，包括税收超额留成，地方粮和地方税及附加，地方企业收入，机关生产收入，地方结余款项，以及省级的一切开支，均需列入省的年度概算和决算。不能有预决算以外的收支，不能有帐外的帐。物资工作，决定下列12种物资的调拨和平衡计划，由中央掌管，即：生铁、钢锭、钢材、木材、煤炭、水泥、杂铜、电解铜、钨、锑、锡、新闻纸。粮食工作，预计去年粮食增产可达150亿斤以上，国家手内掌握并能用于市场的粮食，今年比去年可增加70亿斤以上，因此只要小心管理，粮食市场是可以稳定的。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统应稳定在1951年的水平。粮食播种面积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为了防止农民盲目扩大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要适当提高经济作物的公粮负担，适当调整经济作物与粮食的比价。由于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粮食将不是宽裕的，而且城市人口将逐年增加，政府还须有粮食储备（备荒及必需的对外贸易），因此征购粮食是必要的。夏收试点。准备调整工资。关于中央直属国营厂矿的领导，其生产计划，企业利润，折旧和投资的支配，原料和产品的调拨，重要管理制度和重大技术措施的规定，以及主要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的调整，应归中央统一掌握。其政治领导和行政工作，统归各大区管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加工订货，产品议价，以及对若干种产品的统购，是当前必须实行的政策。同时要保证私营工厂的合理利润，低了的应适当提高。对私营工业和私营商业的税收政策仍应有所不同，以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业。合作社必须有计划地发展。国营零售店及其零售商品的品种，应该随稳定市场的需要而扩大。粮食经营中，国营比重应该增加。在主要商品的经营中，国营贸易必须在批发市场上居领导地位，在零售市场上保持稳定的力量，给私商以较多的地盘。1952年财经工作中，需要厉行“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增产节约。健全地方和军队的财政制度，严格财政纪律。拟定建设计划，准备干部，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努力购粮，统筹调运。

1952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为了避免重复，在下一节中叙述。

第三节 经过三年时间经济恢复到抗日战争前水平

恢复三年，由于刚刚获得解放，全国广大人民的政治热情磅礴，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群众热爱毛主席、共产党，党和政府的威信极高，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号召一经发出，立即得到群众响应；各级干部竞竞业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各项政策均能比较顺利的贯彻执行，因而经济增长的速度极快。如农业，三年平均每年增长14.1 % ，其中1950年比上年增长17.7 % ，1951年增长9.4 % ，1952年增长15.3 % ；工业，三年平均每年增长34.8 % ，其中1950年比上年增长36.4 % ，1951年增长37.8 % ，1952年增长30.3 % 。国民经济的恢复，不只是恢复到解放前的1949年，而是恢复到抗日战争前的历史最高水平。如1952年，粮食产量（包括大豆）达到3278亿斤，比1949年的2264亿斤超过44.8 % ；比抗日战争前历史最高的1936年的3000亿斤超过9.3 % 。棉花产量达到2608万担，比1949年的890万担超过193 % ，比1936年的1698万担超过53.6 %。黄红麻产量达到612万担，比1949年的74万担超过727 % ，比解放前最高的1945年的218万担超过180.7 % 。甘蔗产量达到14232万担，比1949年的5284万担超过169.3 %，比解放前最高的1940年的11304万担超过25.9 %。甜菜产量达到958万担，比1949年的382万担超过150.8 % ，比解放前最高的1939年的658万担超过45.6 % 。烤烟产量达到444万担，比1949年的86万担超过416.3 % ，比解放前最高的1948年的358万担超过24 % 。大牲畜年末头数达到7646万头，比1949年的6002万头超过27.4 % ，比抗日战争前历史最高的1935年的7151万头超过6.9 % 。猪年末头数达到8977万头，比1949年的5775万头超过55.4 % ，比抗日战争前历史最高的1934年的7853万头超过14.3 %。水产品产量达到167万吨，比1949年的45万吨超过271.1%，比抗日战争前历史最高的1936年的150万吨超过11.3 % 。当然，也有少数农产品，如花生、芝麻、油菜子等油料、蚕茧、茶叶等，没有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

工业，发展速度更快，现将主要工业品产量列表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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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1952年 1949年 历史最高年 1952年超过历史最高年的%
钢 万吨 135 15.8 92.3（1943） 46.3
煤 万吨 6649 3243 6188 （1942） 7.4
发电量 亿度 72.6 43.1 59.6（1941） 21.8
原油 万吨 43.6 12.1 32.1（1943） 35.8
棉纱 万件 362 180 245 （1933） 47.8
（万吨 65.6 32.7 44.5 折合成现在常用的计量单位）
棉布 亿米 38.3 18.9 27.9（1936） 37.3
糖 万吨 45.1 19.9 41.4（1936） 8.9
盐 万吨 494.5 298.5 391.8（1943）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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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

商业，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方针的指引下，商品流通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社会商品零售额，1950年为170.6亿元，1951年为234.4亿元，比上年增长37.4 % ；1952年为276.8亿元，比上年增长18.1 % 。对外贸易额，1950年为41.5亿元（折合11.3亿美元），1951年为59.5亿元（折合19.6亿美元），1952年为64.6亿元（折合19.4亿美元）。

物价，恢复时期总的是比较稳定的，1950年采取了多项有效措施，制止了长期严重的通货膨胀，把物价稳定下来了；1951年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多发了一些票子，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上涨了12.2 % ；1952年迅速制止了通货膨胀，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下降了0.1 % 。

人民生活，恢复时期总的有较大改善，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就业人数扩大，收入增加。1949年全民所有制职工达800.4万人 （国家把国民党政府几百万军政公教人员全部包下来，社会上还有失业400万人左右)，1950年增为1023.9万人，1951年增为1281.5万人，1952年进一步增为1580.4万人，三年增加近一倍。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我国职工的工资不断增加。从1949年到1952年，三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了70 % 左右，平均每年增加19.3 % 。据调查，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全国每个职工（包括家属）的消费额为140元左右，1952年达到189.5元（按1957年物价计算），提高了35 % 左右.全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三年农民收入增加30 % ，平均每年增加9.1 % 。共和国成立不久，先后在全国厂矿企业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在机关团体学校的公教人员实行了公费医疗制度。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文化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1949年全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数为2577.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4.76 % ）；1950年增为3062.7万人，1951年增为4527.1万人，1952年进一步增为544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9.47 %），三年增加1.1倍。解放前全国共有大学毕业生18.5万人，恢复三年大学毕业生共有27.5万人。这些说明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总之，恢复时期经济建设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原定的三年奋斗目标实现了，毛主席总结这个成就及其意义时说：“过去三年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艰苦奋斗和一致团结，使得我们解决了恢复经济这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国家已比国家初建时那种残破不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的经济一般已经恢复到过去最高年产量的水平，其中大多数项目则已超过了这一个水平，有些并已超过得很大。这样就给了我们以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可能，就给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基础。”（在审阅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三年国家预算报告稿时加写的话）当时的中财委主任陈云说：“三年恢复，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66页）事实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从1927年上台，到1949年被赶到台湾，在其当政的22年间，经济上在抗日战争前曾达到过最高水平，但我们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把它超过了。这是对恢复时期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所作的新旧社会对比的简短而又准确的结论。

第三编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的经济建设

我国“一五”时期的经济建设，开拓的方面很广，经验很丰富。现在人们常说，中国过去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或者说，前三十年搞的是计划经济。但如果根据史实来具体分析，有的计划刚刚制定出来就被否定，有的被抛在一边。真正搞得好的，要数“一五”计划。这里所谓搞得好，首先是制定得比较科学合理，其次是贯彻执行得比较认真。因此，“一五”计划时期积累的经验，是我国计划经济理论最宝贵的财富。现在离“一五”计划快五十年了，经济工作还经常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统筹兼顾，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经济发展要保持平衡，农业是基础，等等，这些说法都是“一五”时期的经验之谈.有些不了解实际的经济学者，说什么“一五”指令性计划覆盖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一五”时期照搬苏联的的计划体制，等等；有的心怀偏见的学者，甚至说什么“一五”时期搞计划经济，造成通货膨胀。这完全违背事实，实际上“一五”时期物价是非常稳定的，零售物价指数平均每年只上升1.6%.上述这些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以讹传讹，影响了一代年青人，甚至许多学者也信以为真。因此，认真研究和学习“一五”时期的经济建设，很有必要。

第六章 我国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经济？

第一节 计划经济的理论来源

三年恢复时期，我国经济超过了历史最高的抗日战争前水平，中国往何处去，中国的经济怎么发展？这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毛主席指出：“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那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第２3５ —２３６页）他还从反面论证了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297页）但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呢？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根本对立的。(参见国家计委编纂的《计划工作手册》，主编陈先， 第1-24页《革命导师关于计划经济的若干论述》，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内部发行20万册)例如，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恩格斯说:“大工业造成一种绝对必需的局面，那就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成员的需要来领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54页， 第一卷第217页)列宁也说:“ 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也无力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同时把所有的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交给工人阶级，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列宁全集》第10卷第407页)

经过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实践，东西方的学者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他们形成的共识(参见[美国]格林沃尔德主编的《现代经济词典》，商务印书馆; [英国]戴维?W?皮尔斯主编的《现代经济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日本]下河边 淳主编的《现代日本经济事典》，中国社科出版社，日本总研出版股公司)，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 即:

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前者以公有制为基础，后者以私有制为基础；
二、在经济运行上，前者要求有计划按比例，后者呈无政府状态；
三、在生产目的上，前者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后者是为了追求资本家最大的利润；
四、在分配方式上，前者实行按劳分配，后者实行按资分配(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比较普遍的实行社会福利政策，以收买人心，维护其统治)；
五、在价格上，前者要求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后者让价值规律自发地调节经济。

社会主义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除所有制不同外，主要的特点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所以社会主义经济一般也叫计划经济。如上述英国的经济学词典就说过:“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的同义词。”(该书第555页)我国理论界有人说，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有计划按比例，那是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说的；那不是客观规律，而是斯大林捏造的主观规律。他们以为斯大林在苏联被批倒了，既然中国计划经济的理论来自斯大林，因此否定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顺理成章，易如反掌了。其实，说什么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有计划按比例，这是十分武断的说法，根本不符合事实。至于斯大林在他的著作里说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那是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他说，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当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规律失去效力以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之所以发生作用，是因为只有在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才能进行。他强调，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唯物论观点。又说，要研究、掌握这个规律，学会以完备的知识去运用它，制定出能反映它的要求的计划，这是辩证法的观点。因此，斯大林在苏联搞计划经济，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他们国家。在中国搞计划经济，参考了苏联计划工作的经验。

中国搞计划经济，在理论上并不是照搬斯大林的一套，而是直接来自马克思主义。陈云指出：“计划工作的规则：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又说：“《资本论》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是无政府状态的，……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马克思就设想过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44页）的确，马克思没有写过专门论述社会主义经济的著作，但他在《资本论》等著作中，经常在对比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时，顺便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所以，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说：《资本论》第一卷“这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这部著作叙述了他的经济学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8页）大家都知道，就在此书的第一章，马克思“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资本论》第一卷上第95—96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更是从社会发展史、从哲学的高度指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人类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自觉地创造人类自己的历史，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他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23页）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15年，比斯大林发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约早20年，就预见到只有全国解放，将来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摆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他说：“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4页）周恩来同志在建国前夕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与旧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区别，是“基本上计划经济，还是完全自由主义经济”，这是原则之一。在恢复时期，他说“一切财经工作都要有计划性”。（《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93页）由此可见，说什么中国搞计划经济，其理论来源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根本不符合实际的。事实是，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在理论上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在实际工作中，也参考、借鉴过苏联计划工作的经验，这是事实，但这是无可厚非的。

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在计划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和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指导作用，除了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以外，这里需要着重指出以下几点：

一、关于如何从哲学上认识计划及其作用的问题。毛主席指出：“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他以我国过去我们的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的工业，耽误了八年时间为例，指出“像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还说，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一个客观规律，但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要有一个过程。实际工作表明，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为此，就要研究它、掌握它、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参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118—119页） 毛主席的这些论述，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对计划工作有莫大的指导意义。

二、关于计划与平衡的关系问题。马列主义揭示，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只有通过波动，通过经济危机才能达到。在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自觉地在产消之间建立起联系。毛主席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客观上将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第２37页）他还联系我国的实际说，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1959年他提出庐山会议要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有群众路线。”（《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80页）。在“大跃进”时，国家计委有位综合局长公开否定综合平衡，认为计划工作的根本方法是群众路线，成为大家的谈资。经过毛主席的总结，有了正反两方面的实践，计划工作对综合平衡的认识更加准确，更加深刻了。

三、关于指令性计划的问题。社会主义的计划，制定出来后要付诸实施，要执行，才对经济发展起作用。列宁1921年在《论统一的经济计划》一文中说，统一的经济计划是受国家最高政权机关委托拟定的，一经通过形成决议，就具有法律效力，是必须执行的“全国性的任务”。这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个别学者编制的国民经济计划，那免不了要束之高阁，成为文人清谈。（参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68—472页）斯大林1927年在苏联制定“一五”计划前夕说：在美国和德国“它们那里也有某种类似计划的东西。但这是一种预料式的计划，猜测式的计划，这种计划是谁也不必遵照执行，因而根据这种计划是不能领导全国经济的。我们这里的情形却就不同了。我们的计划不是预料式的计划，不是猜测式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是各个领导机关必须遵照执行，因而能决定我们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方向的。”（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五大报告，人民出版社，第53页）

有人说，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是建国以后照搬苏联的指令性计划，事实是这样的吗？实际情况是，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总结各根据地财经工作的实际经验，指出：“在产量与销路问题上，应由财厅及有关机关，在财经办事处统一计划下，给予各厂以一定数额的生产任务，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成品有一定机关按时接收，解决产销之间的矛盾现象。在这个统一的计划性上，要实行各业之间的互相协助，消灭互相孤立甚或互相妨碍的本位主义。”（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单行本，东北书店1946年版，第84页）显然，这不是毛主席引用斯大林的定义，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式的计划工作理论，是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得出的; 这里虽然没有使用指令性计划的名称，却把指令性计划的内涵说得再清楚不过的了。这是因为理论来自实践，才对实践有指导意义。

四、关于计划安排的次序问题。过去苏联搞计划经济，根据马列主义经济学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计划安排次序上，首先安排好重工业，然后再安排农业、轻工业。我国“一五”计划也大体是这样做的。1959年毛主席根据我国是个大农业国的国情，提出新的计划安排的次序。他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毛泽东文集》第八集第78页）这是毛主席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计划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对实际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陈云同志高度评价这一提法，指出“‘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46—247页）

五、关于计划与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关系问题。计划工作的对象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利用价值规律，这本来是中国计划工作不成问题的问题。可是有人从想当然出发，老是抓住马克思恩格斯原来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以后，要取消商品生产这个观点不放，认为中国的计划经济是所谓“自然经济性质的计划经济模式”，或“产品经济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论点在近２０年来以讹传讹，似乎已成定论。其实，他们根本上忘记了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按照马恩的设想试验了三年，证明行不通，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经过实践，由取消商品生产转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需要商品生产，这样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列宁主义阶段。“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0—1471页）在人民革命胜利后对待商品生产问题上，中国人直接遵循的是列宁主义，借鉴俄国人的经验，没有走他们曾经走过的弯路。中国３０年代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时，红色政权除了抓军事外，还设有专门机构抓财政、经济、商业、外贸、金融等行业，中央苏区建立了自己的银行（行长是毛泽民），发行过货币。以后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根据需要都建立了财经机构，包括银行。毛主席曾说：“我们搞了二十二年根据地政权，积累了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管理经济的干部，同农民建立了联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粮食和原料。”（《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17页）因此，中国没有实行“余粮收集制”和禁止贸易的“战时共产主义”。毛主席曾经十分明确的指出：“我们没有受到外国的武装干涉，但是国内战争的时间比他们（俄国）长得多，而我们没有实行这种‘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134页）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毛主席批评一些同志说：“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8页）现在我们有的同志对自己的历史不但不懂，而且任意加以歪曲，硬说我们过去搞的不是商品经济，没有货币，没有交换，是什么自然经济、产品经济，造成理论上的混乱，这岂不是太武断、太不顾实际了吗？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以他敏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眼光，非常重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尖锐地批评那些错误观点，一再指示要利用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8年“大跃进”时，他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五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他还指出：“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当然，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应当有计划地进行。”（《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39、49页）

1959年3月，毛主席关于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批语，对计划工作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指导意义。“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4页）

我们的计划工作，遵循毛泽东思想，几十年来可以说基本上是正确对待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即使在“左”的干扰下，也没有受到错误理论的影响。例如，在“大跃进”时，国家计委有位委员兼综合局长带领一批干部，跟随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陈伯达到河北省徐水搞调查，回来宣传陈伯达主张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在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每人每月发一条毛巾，提前进入共产主义， 等等。但国家计委的领导没有听这一套，继续按中央的政策办事，做好我们的商业计划工作。我们的计划工作一直认为，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如劳动、商品、货币、价值、价格、工资、奖金、成本、利润、财政、信贷、商业、外贸等，我们的有关计划都要运用，并规定有相应的一系列指标。计划的对象，就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工农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无论是消费品还是生产资料，都是商品。我们不但对生产要进行计划，而且对交换（市场）、分配和消费，对整个扩大再生产过程都要进行计划。计划工作是要认真算账的，要了解产品的成本，计算产品的价格。在社会主义社会，价格仍然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货币仍然是一般等价物。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在计划工作中有着重要的作用。５０年代在国家计委的机构设置中，专门设有成本物价局，现在仍设有物价司，对重要产品和劳务的价格，以及物价总水平的波动，要进行监测和管理。国家计委过去和现在都设有财政金融局（司），主管财政收入的规模和支出的方向，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计划。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计划指标分两大类，一类是实物指标，编制各种物资平衡表，计算其资源（包括生产和进口等）和各种需要（包括生产、基本建设和出口等用途），要使用实物指标；另一类是价值指标，计算经济发展水平，安排经济发展速度和比例关系，都要利用价值指标。因此可以说，在计划工作特别是在综合平衡工作中，价值指标比实物指标的作用更重要。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计划工作中经常使用两种价格：一种价格是现行价格，即当前产品的实际价格。按现价计算的经济总量指标，可以反映当前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各种比例关系。例如，１９８５年以前我国使用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是物质生产体系( ＭＰＳ)，主要指标有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据此计算社会总产品(值)、国民收入，包括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五个生产部门的产值和净产值。用现行价格计算的价值指标，安排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轾工业等比例关系。１９８５年以后使用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是国民核算体系(ＳＮＡ)， 主要指标有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各种构成指标如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率等，都用现行价格计算。另一种价格是不变价格，或称固定价格或可比价格。这是为了消除各个时期价格变动对价值量指标的影响，便于前后时期进行历史对比而规定的价格。按不变价格计算的经济总量指标，可以反映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建国以来，计划、物价和统计部门共同制订了1952、1957、1970、1980、1990、2000年等六种不变价格。

对价值规律，计划工作有时要自觉地加以利用，有计划地规定价格的升降，用以调节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有时要让它自发地起作用，即让价值规律盲目地调节某些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这就是所谓市场调节。这些从理论上是对计划工作的一般概括。例如，“一五”计划对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基本指标，都是用价值指标规定的。在商业一章中，“一五”计划明确规定，价格的调整，要考虑“价值法则的作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人民出版社，第26—29、108页）既然如此，计划工作能如此正确对待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工作似乎是很到家、很科学合理的了，那又如何解释“文革”时期多年不提工资、多年不调整价格呢？应当承认，“文革”时期职工的工资多年没有提高，生活得不到改善；商品的价格多年没有调整，许多产品的价格严重背离价值，这是经济工作中的一个严重缺点和问题。但是，应当指出，“文革”时期冻结工资、冻结物价，这是领导的决策，计划工作对此是无能为力的。明乎此，问题就不说自明了。

第二节 我国具备哪些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

毛主席说：“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有变化。”（１９５５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究竟需要具备哪些条件？中国是否具备了这些条件？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再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2页）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同上》第三卷第443页， 黑体是引者加的。）马克思恩格斯这些话给我们指明，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需要具备的条件，主要是：

首先，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中国人民经过１００多年的英勇奋斗，特别是长期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终于在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社会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经过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这样，就为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政治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原称政务院现称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然后付诸实行。

其次，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把资产阶级掌握的生产资料公有化，在中国是分两步实现的。第一步，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立即没收了大资产阶级的官僚垄断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变成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这部分资本价值共有一、二百亿美元，囊括了全国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人民共和国掌握了这部分财产，就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第二步，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资本，实行赎买政策，用和平手段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主要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公私合营，逐步把他们的财产变成公共财产。至于农民、手工业者的小私有财产，是不能采取剥夺的办法实行公有化的。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引导农民等劳动者走向社会主义，只有走集体化、合作化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法德农民问题的著作，是指引农业发展的方向。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是把马列主义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把农民由互助组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步把生产资料集体化，把农业生产社会化。几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的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创造。随着工业、农业、交通、商业等主要经济部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得到了确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合作社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第三节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较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前面已经论述，在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也有可能搞计划经济，试问计划经济有哪些优越性呢？就主要的方面来说，由于整个国民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避免了无序的竞争和无政府状态，大大减少了社会资源的损失和浪费，促进了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从理论上说，在计划经济制度下，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首先，众所周知，生产力的首要因素是劳动力。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劳动力是被剥削的原料，资本家为了获得超额利润，经常把劳动力的报酬（工资）压低在劳动力的价值以下。为此目的，这个制度制造了大量的劳动后备军，劳动者不顺从资本家，就把你抛入失业大军。因此，失业的存在，在市场经济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劳动力不能充分利用，必然制约经济的发展速度。相反，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下，劳动者是新社会的主人，他们的劳动受到社会的尊重。他们有权参加社会劳动，并相应的有权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下，他们不再有失业的威胁。斯大林说：“计划经济就是消灭失业。”这句话是正确的，没有过时。由于计划经济能把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社会劳动力来使用，有计划地分配在各个生产部门，使生产出来的产品满足社会需要。劳动资源的有计划的充分的利用，这是生产不断发展的保证。其次，生产资料作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下，能够合理地加以利用，这是生产不断发展的重要源泉。西方经济学常说，计划经济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这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诋毁，是毫无根据的。从理论上说，计划经济对生产资料（以及消费品），在一定时期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要进行平衡，一般不会造成浪费。当然，有时计划不周，也会发生损失浪费，但这不是制度造成的。只有在市场经济制度下，生产是盲目进行的，经常出现供过于求，到一定时候就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上个世纪三十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许多国家的生产倒退几十年，大量产品被销毁，牛奶被倒入海里， 严重浪费社会资源，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决定的。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较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不但是正确的理论观点，也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事实。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从1951—1976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 %，而美国这个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同一时期平均每年仅增长3.4 %；工业，前者平均每年增长9.4 %，后者平均每年仅增长4.2 %；农业，前者平均每年3.4 %，后者平均每年仅增长1.6 %。（《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三联书店，第88页）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毛主席早在建国前就预见到：“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3页）具体数据在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二节已有表述，这里不再重复。只提一下国内生产总值的速度，建国54年来增长了72倍多(注)，平均每年增长8.3 %，比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快两三倍。总之，一句话，中国计划经济的发展速度，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也望尘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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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这是本章最重要的一个数据，国家统计局没有这方面现成的数字。这是本人根据国家统计局过去发表的统计数据计算的，要使用定基指数和环比指数，开方等计算方法，比较复杂。经与国家统计局有关司主管此事的同志联系，他们认为我的计算方法是正确的，计算结果同他们基本上一致。由于没有这样现成的统计数字，一些著名经济学者一来难以找到有关的数值，二来又不会这种复杂的计算，他们在大报上冒叫一声说，建国五十多年来，我国的ＧＤＰ增长了10多倍，显然是错误的。我写了个小资料《建国五十多年来，我国的GDP到底增长了多少倍? 》送给了人民日报理论部和国家发改委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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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发展经济，这是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要步骤。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取得胜利。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对内要改善人民生活，对外要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必要也有可能以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速度加快经济的发展。十月革命前的沙皇俄国，工业不发达，1913年仅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4 % 多一点。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到７０年代中期，苏联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工业国。苏联解体前的1989年，有许多重要工业产品，如石油、天然气、钢、化肥、纸、水泥、棉织品、毛织品、砂糖等的产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苏联的宇航工业和和教育等，更是大大领先于美国。(资料来源根据《1989年苏联国民经济》，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1990年，俄文版)

中国在赶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方面，也有不凡的表现。例如，钢产量，1957年11月毛主席在莫斯科说：“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比较完整的说法是：“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26、344页）当年中国只生产钢535万吨，十五年后由于当中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个特殊时期，到1972年，只生产了2338万吨钢，没有实现原来设想的3500—4000万吨。而同期英国产钢2529万吨。1975年中国产钢2390万吨，而英国钢产量下降到2010万吨，从此中国超过了英国， 用的时间比原来设想的要长一些，花了十八年。中国1978年产钢3178万吨，1983年突破4000万吨，1996年产钢突破1亿吨，2003年达到22234万吨，连续几年居世界第一，远远把英国甩在后面。英国，1957年产钢2208万吨，十五年后即1972年也没有达到原来设想的3000万吨，只生产了2529万吨。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固有的矛盾，经常爆发经济危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英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钢产量一直在2000万吨上下徘徊。以上史实表明，在经济发展速度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无可置疑的。
其次，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因而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政治经济学揭示社会再生产的规律，如果说生产是起点，那么消费就是终点。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这个起点和终点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而只有偶然的联系。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只有经过一系列的波动才能达到；生产规模越大，它所依靠的消费者范围越广，这些波动也就越厉害。”（《列宁全集》第一卷第85页）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有可能把再生产的这个起点和终点自觉地联系起来。马克思在对比资本主义没有这种可能，顺便指出社会主义才有这种可能性。他说：“只有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资本论》第三卷第209页）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就是能够自觉地保持生产和需要的平衡。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第２37页)在我国经济建设中，毛主席提出的这项任务，总的由国家计委负责。在国家计委首先又具体落在国民经济综合计划局的肩上，这个局负责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综合局综合平衡的分工是:国民收入处，具体负责社会总产品(值)和国民收入的计算和平衡，安排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生产资料处，负责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需要相适应，具体需与有关工业生产局和基本建设局联系。物资平衡处，具体负责主要生产资料的社会需要与资源(包括生产、进口和库存等)的平衡计算。消费资料处，具体负责消费资料的生产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适应。对农业、轻工、纺织工业等部门的消费品生产和外贸部门进口的商品，与人口、劳动工资、商业等部门对消费品的货币购买力需求进行综合平衡，使二者相互适应。在对城乡居民的货币收入进行计算和平衡时，特别要注意安排好职工工资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快于职工工资的增长，以便有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对农民的收入，要保证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有所增加。通过计划的安排，除个别时期例外，每一个五年计划人民生活水平都应有所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没有恢复三年的消费统计)，从1952-1978年的26年间，农民平均每年消费水平(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用于个人消费总额除以平均人口数)提高1.6 %，非农业居民平均每年消费水平提高2.8 %。 从1978-2003年的25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提高7.1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提高6.9 %。对比市场经济国家，这是了不起的成绩。

如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虽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4万美元以上，但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由于资本主义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规律，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据统计，近十年美国经济每年以3 % 或更快的速度增长，生产成果被少数富有的阶级所占有，而低收入工人的实际工资每年却下降1.3 %。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吉尼系数， 美国为0.4以上，在发达国家是最大的；收入最高的10 % 的人口，占有总收入的30.5 %;收入最低的10 % 的人口，只占有总收入的1.8 %。高低收入两极相差16.9倍，有如天壤之别，在世界大国中名列第一。美国媒体报导，美国有3100多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美国人口的比重11.5 % 。美国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承认，美国每天有３０００多万人锇着肚子上床。这是对这个最富裕国家的莫大讽刺。

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国家的经济水平虽然比美国低得多，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不断提高的，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过去在计划经济制度下，总的实行按劳分配政策，人民收入差距不大，有的行业甚至存在平均主义倾向。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一五”时期由1952年的2.4:1扩大为1957年的2.6:1，到1978年进一步扩大为2.9:1.改革开放以来，加速经济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目前为止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已经出现。据上述世界银行同一资料，中国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吉尼系数已超过0.4， 在世界大国中名列前茅，也已超过印度。 收入最高的10 % 的人口， 占有总收入的30.4 % ;收入最低的10 % 的人口，只占有总收入的2.4 %，高低收入两极相差12.7倍，比日本(4.5倍) 、欧洲发达国家德国(7.2倍)、法国(8.9倍)、英国(10.5倍)、意大利(6.3倍)都大，甚至比印度(9.6倍)还大。 对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晚年甚为关心，他说:“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邓小平年谱》1975-1997 下)现在党和政府很重视这个问题， 国家发改委将《理顺当前的社会分配关系问题》作为十一五”计划的重要课题，布置有关研究单位正在抓紧进行研究。

第七章 “一五”计划的主要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1957》，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编制完成的，是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按照法定程序，这个计划的草案在1955年3月经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6月由中共中央就草案致信国务院，然后由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通过，提请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一五”计划的编制，客观上由于资料不足，主观上由于缺少经验，加上国际环境的因素，经历了较长的过程。1950年6月到1953年7月，三年抗美援朝战争，打乱了原来和平建设的设想，严重干扰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另外，苏联援助我国“一五”计划的156项工程，第一批50项工程，在1950年已由两国签订了协议；但第二批91项工程直到1955年5月才正式确定。“ 一五”计划虽然从1951年就已经开始编制，但到1955年2月，即“一五”计划执行了两年之后，才编制完毕，共历时五年，五易其稿，前三次是由中财委编的，第四次是由国家计委编的，第五次是又由陈云接手，巾共中央主持拟订的。当时国民经济中存在多种经济成分，情况比较复杂。国营经济部分，情况掌握比较多，因之计划比较准确；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情况较难掌握，因之对这些部分只能做间接计划，即国家只对它们规定方向性的任务，不直接向它们下达计划指标，只是通过有关政策法令，利用经济杠杆，引导其实现计划目标。“一五‘计划虽然计划期过了两年才正式通过 ，但并没有丧失时间。在这两年里，一面进行建设，一面编制五年计划。正因为1953、1954年编制和执行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两个年度计划，积累了不少经验，这就使得“一五”计划作为我国的一个开创性的中长期计划，编制得更加接近实际，工作比较仔细，执行得也比较认真，因之完成得比较好。因此，“一五”计划积累的经验比较丰富，通常人们评论计划经济的功与过、得与失，一般都离不开“一五”计划。所以，本书有必要把“一五”计划作为重点，比较详细的对其进行叙述和研究。

第一节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线和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

党中央、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恢复时期的经验，于1952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被1954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所接受，成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并载入了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宪法》规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设想，完成这个过渡时期的总任务，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除了恢复时期的三年以外，大概还需要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即大概需要三个五年计划。

所谓过渡时期，是从哪里过渡到哪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1页）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这些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就是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共产主义。这些基本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和无产阶级。”（《列宁选集》第四卷第84、85页）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也指出：“那末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个制度内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同上书第三卷第541—542页）

中国在五十年代初的社会经济情况，证明马克思和列宁这些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1953年6—8月几次表述过党在过渡时的总路线，这期间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贯彻执行这条总路线的问题，批评了在税收、商业、银行工作离开总路线的错误。这次会议不仅解决了财经工作上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统一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总路线问题上的认识，为正确贯彻执行总路线打下了比较稳固的思想基础。8月毛主席在审阅批示周恩来同志在这次会上的结论时，对总路线作了比较准确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9页）离开总路线右倾观点，主要有“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等等。（同上，第81页）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经毛毛主席修改和审定的中宣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随后，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总路线的热潮，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几个文件关于总路线的起迄时间，起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终点，《毛选》和《宣传提纲》是“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而《宪法》和“一五”计划文本对《宪法》的引文，则是“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到底以哪个为准？从时间看，前两个文件是1953年起草的，后两个是1954年起草的，似应以后者为准，因为文件越到后来考虑越成熟；从内容看，似乎后者更科学，是经毛主席深思熟虑后修改审定的。另外，从字面上看毛主席提出的过渡时期，与马克思、列宁提出的过渡时期，在表述上似乎也不完全一样。但如果仔细琢磨，就会领悟到意思是一样的，因为社会主义建成，不就向共产主义过渡了吗？

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直存在着争论。改革开放后又有人提出，早知现在要搞包产到户，当初何必搞农业合作化？早知现在要发展资本主义，当初何必搞对资本主义改造？等等。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作了结论：“一九五二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节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第748---749页）

第二节 “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和主要指标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提出的。根据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概括地说来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一五六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六九四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关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1957》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8—19页）人们一般把过渡时期这个总任务简化为“一化三改”，（“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化”，中国提出实现的标准比较高，所需时间比较长；“三改”，后来实现的时间比原来设想的时间大为缩短，因此过渡时期没有用到原来设想的三个五年计划。

围绕上述基本任务，“一五”计划有以下具体任务：

一、重工业建设。建立和扩建电力工业、煤矿工业和石油工业；建立和扩建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飞机的机器制造工业。这些都是我国重工业的新建设。这些新建设的逐步完成，将使我国能够在社会主义大工业的物质基础上改造我国国民经济的原来面貌。

二、 轻工业建设。随着重工业的建设，相应地建设纺织工业和其他轻工业，建设为农业服务的新的中小型的工业企业，以便适应城乡人民对日用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日益增长的需要。

三、发挥原有工业的作用。在建设新工业的同时，必须充分地和合理地利用原有的工业企业，发挥它们的潜在的生产力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生产任务的完成，主要地还是依靠原有的企业。

四、努力发展农业。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巩固地联合中农，采用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推动农业生产的合作运动，以部分集体所有制为主要形式来初步地改造小农经济，在这个基础上对农业进行初步的技术改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同时也发挥单干农民潜在的生产力量，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努力开垦荒地，加强国营农场的示范作用，以保证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和棉花生产的进一步发展，逐步地克服农业落后于工业的矛盾。注意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广泛地开展关于保持水土的工作。促进畜牧业和水产业的发展，增加农业特产品的生产。

五、发展交通运输业。随着国民经济的高涨，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邮电业，主要是铁路的建设，同时发展内河和海上的运输，扩大公路、民用航空和邮电事业的建设。

六、把个体经济组织起来。在国家的统筹安排的方针下，按照个体手工业、个体运输业和独立小商业等不同行业的情况，分别地用不同的合作形式把它们逐步地组织起来，使它们能够有效地为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服务。

七、逐步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导，正确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有利於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不利於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对它们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步地扩展公私合营的企业，加强对私营工业产品的加工、定货和产品收购的工作，并稳步地和分别地使私营商业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执行代销、经销等业务。

八、 保证市场的稳定。继续保持财政收支的平衡，增加财政和物资的后备力量；随着工业农业的生产的发展，相应地发展城乡和内外的物资交流，扩大商品流通；对生产增长赶不上需要增长的某些主要的工业农业产品，在努力增产的基础上逐步地实施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

九、发展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积极地培养为国家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所必需的人才。

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扩大资金积累，保证国家建设。

十一、 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十二、继续加强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互助和合作，促进各少数民族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胜利完成上述任务，不仅将使我国国民经济有巨大发展，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显著提高，而且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会有很大提高，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和工农联盟会更加巩固。

现将“一五”计划在生产、流通、科教、生活等方面的主要指标，列表如下：

工业生产方面:

单位 1952年实际 1957年计划 1957年计划比1952年
实际年均增长%
工业总产值 亿元 270.1 535.6 14.7
生产资料生产 17.8
消费资料生产 12.4
发电量 亿度 72.6 159 17.0
原煤 万吨 6352.8 11298.5 12.2
原油 万吨 43.6 201.2 35.7
生铁 万吨 190 467.4 19.7
钢 万吨 135 412 25.0
钢材 万吨 111 304.5 22.4
焦炭 万吨 286 668.5 18.5
烧碱 万吨 7.9 15.4 14.3
纯碱 万吨 19.2 47.6 19.9
硫酸铵 万吨 18.1 50.4 22.7
硝酸铵 万吨 0.75 4.4 42.5
发电机 万千瓦 2.97 22.7 50.2
电动机 万千瓦 63.9 104.8 10.4
双轮双铧犁 万具 0.5 68.9 167.8
机车 台 20 200 58.4
民用船舶 艘 84 1347 74.2
载重汽车 辆 0 4000 ----
自行车 万辆 8 55.5 47.3
原木 万立方米 1002 2000 14.8
火柴 万件 911 1270 9.6
机 纸 万吨 37.2 65.5 12.0
水泥 万吨 286 600 16.0
平板玻璃 万平方公尺2132 4000 13.4
棉纱 万件 361.8 500 6.7
棉布 万疋 11163.4 16372.1 8.0
蘑袋 万条 6735 6800 0.2
食用植物油 万吨 72.4 155.2 16.5
糖 万吨 24.9 68.6 22.5
面粉 万吨 299 467 9.3
盐 万吨 346 593.2 11.4
卷烟 万箱 265 470 12.1

农业生产方面:

农业总产值 亿元 483.9 596.6 4.3
主要农作物增产计划如下：

（单位：播种面积万亩，亩产市斤，粮食总产亿斤，棉麻菸总产万担）
1952年 1957年
播种面积 亩产 总产 播种面积 亩产 总产
总计 211833 227377
粮食作物 185968 176 3276 191479 201 3856
占比重% 87.8 84.2
稻 42573 322 1369 44486 368 1635
小麦 37170 98 363 40026 119 475
大豆 17519 109 190 19024 118 224
杂粮 75674 136 1030 73224 150 1096
薯类 13032 251 327 14720 289 426
技术作物 17845 22686
占比重% 8.4 9.9
棉花 8364 31 2607 9500 34 3270
黄洋麻 237 258 611 208 352 730
烤菸 279 159 443 419 187 780
甘蔗 274 5200 14230 405 6500 26350
甜菜 53 1819 957 213 2006 4270
油料 8571 11818
其它 8071 13212
茶叶 （万担） 164.7 223.7 年均增长6.3%
家蚕茧（万担） 124.5 186.8 8.5%
柞蚕茧（万担） 122.2 123.5 0.2%
大牲畜（万头） 7618 9798 5.1%
羊 （万只） 6178 11304 12.8%
猪 （万头） 8977 13834 9.0%
水产品（万吨） 166.6 280.7 11.0%

流通方面:

铁路货运量（万吨） 13206 24550 13.2%
客运量（万人） 16325 24700 8.6%
汽车货运量（万吨） 2072 6749 26.6%
客运量（万人） 4406 11415 21.0%

社会商品零售额（亿元） 277 498 12.5%
外贸进出口总额 (指数) 100 166.5 10.7%

教育科研生活方面:

高等学校本科和专修科在校学生人数 （人） 191117 434600 17.9%
中等专业学校在校 学生人数 （人） 636174 671800 1.1%
高级中学在校学生人数（万人） 25.9 72.4 22.9%
初级中学在校学生人数（万人） 223 398.3 12.3%
中国科学院研究机构 （所） 28 51
研究人员 （人） 1200 4600

全国职工人数 （万人） 1012.4 1548.4 8.9%
职工平均工资 ( 指数) 100 133 5.9%
农民购买力 ( 指数) 100 约200 14.9%

第三节 “一五”计划的建设规模问题

基本建设是“一五”计划的中心内容。基建投资来自财政拨款。为了“一五”计划的实现，五年内国家对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支出总额为766.4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拨款为741.3亿元，由中央各部门和省市动员的内部资金为25.1亿元。这样的建设规模是大了、还是小了？当时是有争论的，内部也经过反复考虑和研究。认为建设规模过大的人，其理由是我国现在还很贫穷落后，国家财力有限，技术力量不足，资源情况不明，搞这么大规模的建设不能胜任。又说农民太苦，慢点搞工业化吧!主管部门经过研究，认为要摆脱落后，唯一的出路是加速工业化。也只有工业化，才能使农民脱贫。国家的财力是能适应这样的建设规模的，首先，推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中国的大量财富不再被掠夺，这样就可以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其次，推翻了封建主义，农民不再向地主交纳高额地租，在改善自己生活的同时，也拿一部分帮助国家建设。第三，推翻了官僚资本主义，官僚资本家的财产变成了全民的财产，国营工厂的工人生产的利润，是国家积累的重要来源。第四，私营工厂的工人生产的利润，资本家只能依法得到适当部分，相当大一部分或则作为所得税缴纳给国家，或则作为企业公积金，用于扩大再生产。至于技术力量不足，资源情况不明，一方面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在帮助我们，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可以边建设、边学习。建设规模能不能再扩大一些？按照需要来说，扩大一些当然是好，但人力、物力和财力不允许。因此，在建设规模问题上，既要反对右的保守主义，也反对“左“的冒险主义。

国家经济文化建设资金，分配给各主要部门的情况如下：
工业为313.2亿元，占40.9 %；
农业、水利和林业为61亿元，占8 %；
运输和邮电为89.9亿元，占11.7 %；
贸易、银行和物资为21.6亿元，占2.7 %；
文化、教育和卫生为142.7亿元，占18.6 %；
城市公用事业为21.2亿元，占2.8 %；等等。

在上述经济和文化总支出中，基本建设投资为427.4亿元，占比重55.8 %，在各部门的分配及比重如下：
工业为248.5亿元，占59.2 %；
农业、水利和林业为32.6亿元，占7.6 %；
运输和邮电为82.1亿元，占19.2 %；
贸易、银行和物资为12.8亿元，占3 %；
文化、教育和卫生为30.8亿元，占7.2 %；
城市公用事业为16亿元，占3.7 %；
其他为4.6亿元，占1.1 %。

在对投资额的分配中，可以看出，重点是工业建设.上述工业基建投资，再加上非工业部门的工业基建投资17.7亿元，这样，五年工业基建投资共有266.2亿元，按管理部门的分配情况如下：

重工业部为64.9亿元，占24.4 %；

燃料工业各部为67.9亿元，占25.5 %；

机械工业各部69.3亿元，占26 %；

纺织工业部11.6亿元，占4.4 %；

轻工业部为6.9亿元，占2.6 %；

地质部为2亿元，占0.8 %；

建筑工业部为6.9亿元，占2.6 %；

地方工业为19亿元，占7.1 %；

中央各非工业部（包括林业部的木材工业、商业粮食部门的加工工业、铁路交通部门机车、车辆的修配工业和建筑业、文化部的电影工业等）的工业为17.7亿元，占6.6 %。

关于农业投资，上面只是国家对农业的直接投资，如果加上农垦、农村救灾费及农贷等，则五年内国家直接、间接对农业的支出共达84亿元；同时，估算五年内农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约为100亿元。这样，五年用于农业的全部资金共达184亿元左右。

五年内，全国经济和文教各部门的建设单位，限额（注）以上的共有1600个，限额以下的为6000多个。工业方面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包括苏联帮助设计的在五年内开始建设的145个单位在内，共计694个；其中在“一五”能建成的455个（苏联帮助设计的45个），在“二五”建成的239个（苏联帮助设计的100个）。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一般可在五年内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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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国家为了便于对基本建设单位进行管理，按照我国当时的具体情况，“一五”计划对各类基本建设单位规定了不同的投资额限额。凡一个建设单位，不论是新建、改建或恢复，其全部投资额大于限额者，即为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小于限额者，即为限额以下单位。例如 ，在工业中，对钢铁、汽车制造、拖拉机制造、船舶和机车车辆制造工业的投资限额为1000万元；对有色金属、化工、水泥工业的投资限额为600万元；对电站、输变电所、煤炭采掘、石油开采、石油加工、机器制造（交通机械除外）、汽车和船舶修配、纺织工业的投资限额为500万元；橡胶、造纸、制糖、卷烟、医药工业的投资限额为400万元；陶瓷、食品（制糖除外）工业和其它轻工业的投资限额为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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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基本建设，目的是要把我国国民经济从技术极端落后的状况推进到现代化技术的轨道上，为我国的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创造现代化的技术基础。为此，工业的基本建设计划，就要建立由现代先进技术装备起来的新的工业，同时要用现代先进技术逐步地改造原有的工业。在建设这些大型项目的同时，要用适当的资金来改建和新建若干中小型厂矿，它们建设周期短、收效快、可及时满足社会需要，为国家积累资金。

重工业基本建设的具体单位，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共15个，首先是苏联帮助设计的鞍山钢铁公司。鞍山原来是我国规模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附近蕴藏着大量的铁矿石和炼焦煤、耐火砖的原料以及主要的冶炼熔剂，交通也方便。武汉钢铁公司和包头钢铁公司是“一五”在华中和内蒙古开始建设的新的钢铁工业基地。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共23个，包括新建和改建重庆炼钢厂、天津钢厂和唐山钢厂等，恢复和改建本溪钢铁公司、马鞍山铁厂、龙烟铁厂的高炉。有色金属工业是重工业的薄弱环节，主要有热河寿王坟和安徽铜官山铜矿采选、冶炼的建设。电力工业共有限额以上建设单位107个，主要是火电站，大型水电站有新建三门峡水电站，改建丰满水电站等。煤矿工业限额以上建设单位共194个，扩建、新建的大煤矿企业有抚顺、阜新、开滦、大同和淮南矿务局。石油工业特别落后，建设单位共13个，在甘肃、新疆、四川和青海等地大力进行地质勘探工作，积极提高玉门油矿的生产能力，开发新的油田，充分利用抚顺等地现有页岩和煤炼油能力。机器制造工业，以发展冶金、采矿设备，运输和农机制造为重点，限额以上和以下的建设单位主要的有80多个。化学工业，积极发展化肥，适当发展酸、碱、橡胶、染料等工业。建材工业，限额以上单位共21个，主要有新、改建水泥厂10个。木材工业，在东北、内蒙古新建木材采伐企业13个，西北1个。

轻工业，纺织工业限额以上建设单位共53个，主要是棉纺织厂，积极建设麻、丝、人造纤维厂。食品工业，限额以上共34个建设单位，重点是制糖厂。医药工业，限额以上建设单位共4个，重点是抗生素生产厂。造纸工业，限额以上建设单位共10个，重点是工业用纸、新闻纸、出版用纸厂。此外，还有印刷、搪瓷、日用陶瓷、皮革、火柴、肥皂、化妆品等轻工业，共有限额以上7个建设单位。

第四节 “一五”计划的经济发展速度问题

中国经济有必要、也有可能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但落实到“一五”计划究竟怎么具体安排，做到既积极，又可靠，这是一个需要具有较高国民经济领导艺术才能做到的事情。首先，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安排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速度问题。在编制“一五”计划之初，原来参照恢复时期的经验，工业平均每年增长34.8 %，农业平均每年增长14.1 %，于是就设想“一五“计划速度安排低一点，工业平均每年增长20 %，农业平均每年增长7 %。这里，工业速度对两个因素考虑不当，一是“一五“时期经济情况同恢复时期不一样，恢复毕竟容易一些，而新建、扩建一些工厂再投产，就要困难一些。二是“一五”原来设想，增产主要是把宝押在新建项目的投产上。事实上，新建项目有时难以按时建成，即使如期建成，要做到顺利投产并正常运转，需要有一个过程。特别是苏联帮助设计和建设的141个项目，在五年内投入生产的很少，只占工业总产值的4-6 %。这些项目主要是在第二五年投入生产，有些要到第三个五年才能起作用。前两年的实践表明，“一五”工业产值的增长主要靠原有的工厂及自己设计的工厂，大约占工业总产值的70 % ；新建厂矿五年内投产的，只占工业总产值的30 %。因此，工业速度安排过高是不妥当的。这样，工业平均每年增长速度由当中安排的15.5 %，进一步调整为14.7 %。“一五”对农业速度的安排，开始时对农业增产的有利因素估计过分，而对不利因素估计不足。特别是经过1953年和1954年连续两年农业没有完成计划，头脑比较冷静一些，于是安排农业速度平均每年增长4.3 % 。

其次，“一五”计划经济发展速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问题。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方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理论根据，是马列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论述社会扩大再生产时，为了研究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假设两大部类是平行发展的（即等速发展，每年均增长10 %）（参见《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一章第551—592页）。列宁发展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把技术进步的因素考虑进去，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的比例由4:1提高为5:1，这样，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生产四年平均每年增长8.5 % ，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9 % 。由此得出结论，在社会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生产是优先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的。

“一五”计划绪言说：“鉴于我国经济这种极端落后的情况，我们必须实行积极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来提高我国生产力的水平。毛泽东同志说过：‘没有工业，便没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采取积极的工业化的政策，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其目的就是在于求得建立巩固的国防、满足人民需要和对国民经济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1957》第14—15页） 为此，“一五”安排重工业的速度快于轻工业的速度。在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4.7 % 的条件下，生产资料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7.8 % ，消费资料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2.4 % ；安排重工业投资的比重也大于轻工业。“一五”在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中，安排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88.8 % ，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11.2 %。这一比重大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际。苏联“一五”计划执行结果，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85.9 % ，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14.1 % 。我国“一五”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比苏联还要优先，这样安排是否恰当呢？这个问题留待下一节专门研究比例关系时再说 。由于 “一五”安排重工业的速度快于轻工业，因此，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将由1952年的39.7 % 提高到1957年的45.4 %，轻工业的比重，相应由1952年的60.3 %下降为1957年的54.6 % 。

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我国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同的看法。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一种观点认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搞重工业，我国搞轻工业。对此周总理1953年作报告时说，这是连资产阶级都懂得的真理，他们也不懂。“在二三百年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凡是能站起来像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都搞了重工业。”。“没有重工业，国家的经济就不能完全独立。”苏东国家搞重工业，我们搞轻工业，“这样的分工是不可能的，这就等于让苏联背上一个比它更重的包袱。我国的人口是五万万八千万，比苏联人口多两倍，苏联怎么能担负得起呢!我们不应该这样想，苏联也不希望我们这样，它希望我们也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而且是有重工业的国家。”“有了重工业以后，才能使国防现代化。经过抗美援朝战争，我们的国防力量强大起来了。可是，我们还不能制造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门高级的炮……也还不能制造一辆汽车。…… 我们这些东西都是从苏联购入的，这就等于让苏联在国防上还要背这么大一个包袱 ，这也是不应该的。我们要自己生产这些东西，就要搞重工业。因此，我们要集中主要力量来发展重工业。这样才能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参见《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58—159页）

到了七十年代，又出现一种否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观点，说什么这是“历史的误会”，当初何必优先发展重工业呢，没有钢铁，搞“以塑代钢”好了。其实，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历史的必然。他们不知道，要有塑料，就要发展化学工业；而要发展化学工业，必须以钢铁工业作基础。这不是很清楚的道理吗？用“以塑代钢”的想当然的想法，来否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是缺乏常识。到了九十年代，否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观点又一次出现。这种观点说什么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投资、大量高级技术管理人才、大量机器设备。而我国当时并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当时确定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脱离了国情，搞了唯意志论。显然，这是非常错误的观点。当时确定优先发展重工业，既考虑了马列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理论，参照了苏联的经验，又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的。关于资金、技术、设备等条件，确实比较紧张，但都作了比较仔细的考虑和妥善的安排。在人力、物力不足的方面，既考虑有苏联的援助，又研究了我们自己的努力。“一五”计划最后终于胜利完成，这证明当时的安排是正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五”计划的制定及其胜利完成 ，证明它是符合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根本不是什么唯意志论。

第五节 “一五”计划的主要比例关系问题

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本要求。正确处理速度与比例的关系，是计划工作中经常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有时为了追求速度，破坏了客观要求的比例，经济也许暂时能上去，但不能持久，到头来还得调整；只有按比例地发展，经济才能保持最快的速度。国民经济中最主要的比例关系有：

首先，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

这是国民经济首要的一个重大比例关系，是经济计划工作需要正确处理的一个重大原则性问题。积累与消费这一比例关系，实际上是涉及正确处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要积累；但人民原来很穷，生活需要改善，这是一个矛盾。“一五”计划在绪言中提出：“照顾到积累资金和改善人民生活两个方面，既要注意扩大资金积累，保证国家建设，为不断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立物质基础；同时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减少失业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1957》第16页）这个方针无疑是正确的。

为了正确认识和了解这个比例问题，这里要消除理论界的一个误会。“一五”计划是1955年7月一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此前计划工作限于水平，还没有对国民收入进行计划和计算，没有对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进行具体安排，只在“一五”计划绪言中作了上述原则规定。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是从1956年起，才开始试算国民收入以及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因此，有人说“一五”计划对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安排得比较合理，完成得比较好，这里前一句是不符合实际的。

经过几十年建设的实践，人们一般担心积累挤消费，即积累率偏高，消费率偏低；国家建设规模过大，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提高。陈云在总结“一五”和“大跃进”等几十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1981年在“经济建设的几个重要方针”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经济工作的另一个大方针：一、要使十亿人民有钣吃；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只顾吃饭，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 必须在保证有钣吃后，国家还有余力进行建设。因此，饭不能吃得太差，但也不能吃得太好。吃得太好，就没有力量进行建设了。 这里就包含着一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界限：只有这么多钱，不能提高太多，必须做到一能吃钣、二能建设。”（《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06页）。

“一五”时期在建设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经过精心安排，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总的来说是处理得比较好的。实际统计表明，1952年，积累率（即积累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21.4 % ，消费率（即消费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78.6 %。到1957年，积累率提高为24.9 %，消费率相应下降为75.1 %（五年平均积累率为24.2 % ，消费率为75.8 %。）。这一比例，既保证了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又满足了人民生活水平面提高的需要，基本实现了原定计划的原则要求。“一五” 时期对积累和消费这一比例关系的安排和处理，为以后的计划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第二 、 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

这是国民经济中另一个重要的比例关系。马克思曾经研究过资本主义制度下工农业的比例关系，并指出李嘉图把这一历史现象，转化为一个永久的法则了。“这个历史现象就是工业（真正的资产阶级的生产部门）比农业发展快。农业生产率提高了，但是比不上工业生产率提高的程度。在工业生产率提高到10倍的地方，农业生产率或许提高到2倍。因此，农业生产率，尽管绝对地说提高了，相对地说却降低了。这一点仅仅证明资产阶级生产的极其古怪的发展和它固有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农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相比生产率相对地降低，这只是意味着，农业生产率不是以同样速度和同样程度发展。”（《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第7页）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工农业速度的对比，如果达到5:1（10:2），两个部门的发展就脱节，农业的发展就与工业的发展不相适应。这对我们社会主义的计划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工农业的比例关系，与其说取决于工业，不如说取决于农业，因为农业，“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资本论》第二卷第398—399页）正因为不管什么社会，农业经济的再生产与自然的再生产交织在一起，所以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早在2100多年前的汉朝，那时的重农学派晁错，就比较深刻的认识到了农业这个特点，他说：“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 （《古文观止》“论贵粟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参考我国古代的学术观点，结合当前的现实和实践经验，就有可能正确处理工农业的比例关系。

“一五”计划绪言指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力求使各个经济部门----特别是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发展保持适当的比例，避免彼此脱节。”（第16页）陈云在制定“一五”计划时，非常重视工农业的比例关系。他在1954年11月主持中共中央讨论五年计划草案的会议上（会议讨论了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工农业关系、建设重点和地区布局等问题），指出：“我们讲平衡，主要是讲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如果农业计划完不成，粮食供应、外汇来源、工业设备进口以致国家财政计划都要受影响。”（《陈云年谱》中卷第226页）

当谈及工农业的比例关系时，有时人们往往说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并且用工农业总产值统计数字中三个部门各自所占比重来表示，这是以讹传讹，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须知，农、轻、重是指计划安排的次序，是1959年毛主席提出来的，那是针对原来苏联按照重、轻、农的次序安排计划，对农业重视不够，他说我们要反一下，今后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计划。这是毛主席对计划理论的一大贡献 ，不是论述比例关系。（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一节）

那么工农业的比例关系究竟怎么表示呢？在我们的计划工作中，一般是用工业总产值和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对比来表示。如果比例相适应，说明两个部门之间的联系是恰当的，国民经济能够顺利发展；如果比例不相适应，说明两个部门之间的联系有些脱节，国民经济需要进行调整。在我国的实际经济生活
中，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具体表现在：农业是基础，它向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粮食、副食品、棉、毛、麻等工业原料及其它农副产品，是工业品的重要销售市场，并为工业积累资金；工业向农业提供钢材、农业机械、燃料、日用工业品，等等。工业支援农业，是农业走向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有学者提出，工农业的比例关系，应当用工农业净产值增长速度的对比来表示。本人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净产值只包括新创造的价值（V+M），不包括转移价值（C），不能全面反映两个部门之间的联系。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中，第一部类的V+M，与第二部类C相交换，在此得不到反映。（参见196 年 月 日《大公报》本人文章---“与董辅仍同志商榷”。当时《红旗》杂志在概括我国再生产理论有何进展时，反映了这场争论的意见。）因此，是用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的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还是用两个部门的净产值的增长速度的对比，来反映工农业的比例关系，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遵循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参见《资本论》第二卷第401-434页);是前者还是后者更能反映实际的问题。

“一五”计划参照恢复时期的经验，对工农业的比例关系安排及执行结果如下：
单位：平均每年增长率
恢复时期 “一五”计划
实际 原来设想 正式计划 执行结果
工业 34.8 % 20 % 14.7 % 18 %
农业 14.1 % 7 % 4.3 % 4.5 %
工业：农业 2.5:1 2.9:1 3.4:1 4 :1

在恢复时期，由于经济发展带恢复性质，工业速度很快，农业速度也快，因而工农业的比例关系为2.5：1，两个部门是相适应的。“一五”计划的原设想，工农业的发展速度都安排高了，尽管两者的对比为2.9:1，但比例关系是不恰当的。“一五”正式计划把工农业安排过高的速度降下来，比例关系调整为3.4 :1，显然偏紧一些，但基本上还算过得去。实际执行结果，工农业比例关系为扩大为4 :1，陈云在“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中说：“总的来说，计划中最薄弱的部分是农业生产，能否按计划完成，很难说。”“农业与工业的比例，农业生产同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相比，即使完成计划，也是很紧张的。”他还具体以粮食、食油、棉花加以说明，并且提出农业增产有三个办法：开荒，修水利，合作化，认为目前见效最快的还是合作化。（〈陈云文选〉第二卷第237页）“一五”计划实际执行的结果，工农业的比例关系扩大为4 :1，两者的关系非常紧张，不得不采取一些重大措施，这留待下一章再说。

关于我国工农业关系的特殊性，陈云在一次大区财委负责人会议上作了比较深刻的阐述：“农业生产赶不上工业建设的需要，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不要把它看短了。这是在革命胜利后用突击方法发展工业的国家必然要发生的现象。我国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不同，资本主义工业化是长期的过程，我们是突击:资本主义可以去掠夺殖民地，我们要靠自己；资本主义开始是搞轻工业，我们一开始就搞重工业；资本主义在盲目中依靠自然调节，能够相当地按比例发展，而我们说要按比例发展是从长时间算的，在短时间内，只是力求建设与消费、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不要脱节太远，实际上并不是按比例的发展。吃穿的供不应求，实质上是工农业矛盾的反映。”（《陈云年谱》，中卷，第210页）

第三、 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

轻工业主要是制造日用消费品的工业部门，重工业主要是制造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因此，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实际上是反映人民消费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对这一比例关系，是根据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和当时的具体情况进行安排。“一五”计划绪言提出，力求使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发展保持适当的比例，避免彼此脱节。据此，“一五”在速度上，安排轻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2.4 %，重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7.8 %，两者的比例为1 :1.4；实际执行的结果，轻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2.9 % ，略高于原定计划速度；重工业平均每年增长25.4 %，超过原定计划速度较多，两者的比例为2 :1。在投资上，原来安排轻工业投资占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12 % ，重工业投资占88 %，两者的比例为1 :7.3。后来调整为轻工业占11.2 %，重工业占88.8 %，两者的比例为1 :7.9。对此，“一五”计划文件指出：“投资的比例关系必须根据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来决定，而在每个发展时期中，这种比例关系的具体规定，又应该照顾到当时的具体条件。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重工业投资的比重特别大，这是因为我国需要积极地扩大重工业的基础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同时，我国国营和私营的轻工业，在现在以还有相当大的潜在力量，并且还有广大的手工业可以作重要的补充。因此，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关于轻重工业的投资比例的规定是合适的。”（“一五”文本第24—25页）“一五”投资计划执行的结果，轻工业投资占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14.9 % ，重工业投资占85.1 % ，两者的比例为1 :5.7，低于原来的设想。

“一五”计划关于我国轻重工业的投资比例，根据我国的国情，重工业所占比重比苏联“一五”时期还要大，以后几个五年计划也是如此，具体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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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几个五年计划时期重工业投资占工业总投资的实际比重（%）
中国 苏联
“一五”时期 85.1（1953-1957） 84.2（1928-1932）
“二五”时期 89.4（1958-1962） 82.7（1933-1937）
“三五”时期 92.4（1966-1970） 84.5（1938-1941上半年）
“四五”时期 89.5（1971-1975） 87.8（1946-1950）
“五五”时期 87.2（1976-1980） 90.2（1951-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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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资料，为中国国家统计局数。苏联资料，根据《苏联国民经济1960年统计年鉴》俄文版第594-595页数字计算。

上表表明，除“五五”时期外，我国重工业投资所占比重都比苏联的比重为大，即我国比苏联更加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否正确？陈云1954年在向中共中央汇报《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中，谈到关于“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时，指出：“目前轻工业的增产，主要还不是增加投资的问题，而是原料问题。轻工业的原料，一方面来自农业，如棉花、油料、甜菜、甘蔗等；一方面来自重工业，如薄板钢、铝、化学产品等。在这些原料还不能大量增产以前，增加轻工业的投资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因为原料供不上，工厂开了也是白开。轻工业现在还有很大后备力量，生产设备利用率很低，只要稍加调整，就可以增产很多。”“不仅就生产能力来说，轻工业有很大潜力，而且就资金来说，也有很大后备力量。因为除去国家预算拨款外，可以投资于轻工业的，还有公私合营及私营企业的公积金，有地方工业投资，还有社会游资可吸收。如果迫切感到轻工业产品需要时，建立工厂也较容易，短时间内就可以建起来。一个五万锭的纱厂，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可以建成。”（《陈云文选》第二卷第239-240页）

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1955年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也指出：“在我国，一方面许多轻工业品不能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许多轻工业设备还有空闲，原因就在于缺少原料。所以说，我国目前发展轻工业的问题，主要不是增加投资的问题，而是增加原料生产的问题。在轻工业的一些原料还不能大量地增产以前，增加轻工业的投资，是不能发挥投资效果的，因为原料供不上，即使工厂建成也不能开工生产。但如果农业丰收，轻工业原料有很大的增产，在现有的轻工业设备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年度计划中考虑增加一些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因为轻工业工厂的建设比较容易，建设时间比较短，也就不致于拖延建设进度。”（“一五”计划文本第186页）“一五”计划实际执行的结果，由于农业生产提供的油料、黄红麻、蚕茧等轻工业原料五年基本没有增产，致使轻工业速度只略为超过原定计划；重工业速度比原计划要快得多，但主要靠原有企业增产，所以轻重工业投资比例差距也没有原设想那么大。因此，总的来说，“一五”时期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是合适的。

第四、 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的比例关系

各个部门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交通运输。这里突出讲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的比例关系，是因为工业与运输业关系密切。工业生产所需的燃料、原材料和生产出来的产品，都要运输；由于其运量大，特别要靠铁路运输。铁路是完成国家运输的主要力量。以货物周转量计算，在五十年代现代运输工具的全部运输任务中，铁路约担负80 % 以上。马克思说：“商品在空间上的流通，即实际的移动，就是商品的运输。运输业一方面形成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从而形成生产资本的一个特殊的投资领域。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如下的特征：它表现为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内的继续，并且为了流通过程而继续。”（《资本论》第二卷第170页）

“一五”计划很重视运输和邮电业的发展。“一五”文件指出：运输业是一个物质生产部门。运输是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内的继续。为着发展运输业，特别是铁路的建设，使之适应于国家经济建设、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商品流通的扩大、居民对交通的需要；同时发展邮电事业，使之适应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一五”计划规定，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4.7 % ，铁路货物运输量（是铁路部门承运发送的货物数量，以吨为计单位）平均每年增长13.2 % ，货物周转量（反映铁路部门在计划期内完成的货物运输工作量，是货物的吨数与运输里程的乘积，以吨公里为计量单位）平均每年增长15 % 。工业生产与铁路运输的比例，一般用铁路运输弹性系数表示。其公式是：

铁路运输弹性系数 = 铁路货物周转量增长率/工业增长率

“一五”计划对此的具体安排是： 15 % / 14.7% = 1.02

实际执行的结果，铁路货物周转量“一五”时期平均每年增长17.5 %，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8 % ，铁路运输弹性系数为： 17.5 % / 18 % = 0.97

根据一般规律性，在工业化初期铁路运输弹性系数大于或等于1，表明运输是比较紧张的。上述具体数据表明，“一五”时期铁路运输是相当紧张的。这在制定计划时已觉察到了，随着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生的发展，铁路能力将日益显出不能满足客观需要的严重情况。尽管“一五”铁路投资达56.7亿元，占基本建设总投资427.4亿元的13.3 % ，为数已经不少，但仍感不够。进行铁路建设，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是加强和改造旧线，一是修建新线。1952年拟议五年内新建干线10000公里，以后改为6000公里，最后定案只有3284公里，包括兰新线、宝成线、集二线（内蒙古集宁到二连）、包兰线、鹰厦线、黎湛线（广西黎塘到广东湛江）、丰沙线、京承线等八条。计划安排之所以减少新线修筑，增加旧线投资，所占比重达50 %以上，其原因是新建的厂矿大多摆在旧线附近，旧线运输的负担将随着工业的发展而日益加重。同时，对新修铁路的造价也估计偏低，1954年每公里造价实际比原估计多出近60 %，这样不得不减少新修铁路。

第五、 技术力量的供应与需求的平衡问题

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的平衡。技术力量供需的比例关系，是人力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国家大规模建设的进行，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物资流通的扩大，以及文教卫生工作的开展，需要大量的干部，特别是工业技术干部。“一五”期间，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国家机关需要补充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专门人才共约100万人左右，其中仅工业和交通两个部门就需要增加技术人员39.5万人，但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仅为28.6万人，相差近11万人。“一五”期间，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实际毕业生达144.8万人，超过原定计划数；但其中高等学校理工科和中等技术学校工科毕业生共计只有27.7万人，少于原定计划数，差额比原来估计数还要大。“一五”计划拟定过程中，曾经估计到，技术力量不足，会影响到建设的进度、产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这个问题估计十年内很难完全解决。但决不能等到培养好了技术干部以后，再从事建设。李富春在“一五”计划的报告中引用毛主席的话：“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81页）从事革命战争是这样，从事建设也是这样。为了解决干部不足的问题，这五年内在兴办各类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同时，要充分利用企业和机关的有利条件，训练培养各类建设人才，提高在职干部的业务技术水平。

第六 建设资金的需要与来源的平衡问题。

财力平衡是确定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五”计划的建设规模很大，需要的资金很多，五年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总额为766.4亿元，折合黄金7万万两以上。用这样大量的资金来进行国家建设，这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陈云在1954年5月主持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工作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指出：“中国还很穷，计划搞到现在这样的建设规模已经不得了了，不可能再增加投资。我们要避免冒险主义，当然，也要防止有钱不用的保守主义。”（《陈云年谱》中卷第208页）

在上述经济和文教建设总支出中，属于基本建设投资的为427.4亿元，占55.8 % ；其它44.2 %，即339亿元，一部分用于基本建设所需要的资源勘探、工程勘测、工程设计和器材储备等；一部分用于发展工业生产运输邮电，如设备大修理、技术组织措施、新产品试制、零星固定资产购置等；一部分用于各经济部门的流动资金；再有一部分用于经济和文教部门的事业费和干部培训费。

资金的需要量这么大，使用的方面这么广，钱从哪里来？根据毛泽东思想“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一五”计划安排所需资金主要靠自己积累，当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给予我们以适当贷款。“一五”计划财政收入的实际执行情况，最能鲜明的说明这个问题。五年国家财政收入共计1354.9亿元，其中国外贷款36.4亿元，占2.7 % ；本国自己积累为1318.5亿元，占97.3 % 。

在“一五”计划编制过程中，曾具体考虑了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现结合实际执行的结果，对这几个来源分别叙述如下：一、国营企业的收入，这是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绝对额由恢复时期的185.2亿元，增加到“一五”时期的914.6亿元，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相应由1952年的58.1%，提高到1957年的70.6 % ；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收入，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而逐步增加。其绝对额由恢复时期的2.89亿元，增加到“一五”时期的129.13亿元；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1.2 % ，上升为1957年的16.7 % 。三、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税收收入。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人所创造利润，资本家只能依法获得适当的一部分，企业利润的相当大一部分，或则缴纳企业所得税，投入国家建设；或则变为企业公积金，用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私营工商税的绝对额由恢复时期的88.82亿元，减少为“一五”时期的83.58亿元，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相应由1952年的19.6 %，下降为0.8 % 。这是因为相当大一部分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公私合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上缴财政的所得税，由恢复时期的3.21亿元，增加为“一五”时期的54.38亿元，所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52年的1.1 % ，上升为1957年的8.6 % 。四、农业税。我国几亿农民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的资金是巨大的，但是我们有关的统计数字不能全面反映他们所作的贡献。农业部门上缴财政的收入，恢复时期为96.3亿元，“一五”时期增加为201.88亿元；所占财政收入经比重由1952年的20.2 % ，下降为1957年的12.8 %。应当指出，农民所创造的一部分国民收入，通过价格杠杆转移到了工业部门，在这里得不到反映，实际上表现为轻工业提供的利润了。五、发行公债。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认购，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从1954年至1957年共发行公债27.5亿元，超过计划3.5亿元，占财政收入的2 % 。六、银行吸收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这对国家建设也是一个重要支援。1952年储蓄存款为8.6亿元，1957年增加为35.2亿元，其中城镇居民为27.9亿元，农村居民为7.3亿元。

“一五”计划所需资金绝大部分是靠内部积累的，来之不易，因此规定了极严格的节约制度，不容许任何微小的浪费。当时规定的节约措施，主要有：1、大大削减非生产性建设的支出。“一五”计划的第二年，1954年在全国的基本建设投资中，非生产性投资占24.3 %，而苏联“一五”工业部门的非生产性投资只占全部投资的14.5 % ，李富春在“一五”计划报告中提出，我们必须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投资比例。当时对非生产性房屋建筑，规定了“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原则，但许多地方违反这一原则，盲目追求所谓“民族形式”，大量采用贵重的材料，造成惊人的浪费。单就“大屋顶”来说，长春地质学院是出名的豪华建筑，搞了好多不必要的装饰，被称为“地质宫”，每平方米造价达300元，而国家的规定为125元。北京市内各机关建筑的39座房屋因盖“大屋顶”浪费了540万元，国家计委在三里河的办公楼的“大屋顶”也在这时被砍掉了。2、大大降低生产性建设的成本。有些工业建设单位不按基建程序办事，情况没弄清，准备工作没作好，甚至建设方案尚未确定，就盲目备料，仑促施工。因而普遍发生浪费资金，积压器材的严重现象。边设计、边施工，是造成损失浪费的重要原因。3、大大加强各生产部门、运输邮电部门和商业部门的经济核算制，减少浪费，减少废品，降低消耗定额，降低成本和流通费用，减少非生产人员。4、进一步缩减国家机关的行政管理费。为了厉行节约，国务院规定：“一五”后三年生产性建设的建筑安装造价，应比原计划至少节约10 % ；各种非生产建设的造价，应比原计划至少节约15 % ；无论生产性或非生产性建设的成本，每年力求降低2-3 % ，或者更多一些。这样，就将至少为国家节约20亿元，就可建设一个年产150万吨钢铁的冶金企业，或30个5万千瓦的电站，由此可见节约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作用。

第七 社会购买力与商品供应的平衡问题。

“一五”计划认识到，商业活动在过渡时期中，对于发展城乡物资交流，促进工农业产品的合理分配，保证市场的供应，负有重要的任务。为此，“一五”计划安排了社会购买力与商品供应的平衡。这一比例，关系到人民生活与市场稳定的问题。根据恢复时期的经验，安排这一比例，最好是商品供应额略多于社会购买力，以保证市场稳定，和居民对商品有挑选的余地，但当时估计“一五”时期做不到这一点。

“一五”商业计划一章指出：“由于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同时由于国家投资建设的许多工业企业要经过一个时期才能够更多地增加商品量，而且目前农业原料增产进度比较缓慢的情况，也不可免地使某些轻工业品的大量增产受到相当的限制，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民购买力的增长速度将超过消费品的增长速度，而农村购买力的增长速度将比城市购买力的增长速度还要来得快些。许多商品供不应求的现象在短时期内是很难避免的。”（“一五”计划文本第105页）

“一五”计划规定，社会商品零售额到1957年将达到498亿元左右，比1952年的277亿元增长80 % 左右，平均每年增长12.4 % 。具体到“一五”末期的1957年年度计划，社会购买力达到500亿元，而商品供应额只有460亿元（当时商品供应额的口径是：消费品供应额 + 农业生产资料供应额），供需差额达40万亿元，占商品供应额的8 % ，即商品只能满足社会购买力的92 % 。怎么办？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可以有三种办法：即配售(定量供应，对大多数工人农民有利），涨价（资本家会欢迎，他们吃得起。工人农民吃不起，不会欢迎。用涨价的办法来平衡供求关系，不是我们的政策）和脱销。（参见《陈云年谱》中卷，第201页）为了尽可能的保持市场稳定，避免物价大幅度波动，“一五”计划最后决定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1、对主要商品，逐步推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以便有计划地掌握货源和组织供应，严厉地同投机商作斗争，不让私商有操纵市场的可能。（关于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具体政策和情况，下面第九章将专门叙述。）

2、对个别非必需而又缺乏的商品，和个别价格很不合理的商品，可以适当地调整价格。计划规定，“不论工业品或农产品价格的提高或降低，必须根据全面的供求情况，考虑劳动的报酬和价值法则的作用，慎重处理。”（“一五”计划文件第108页）理论界某些人批评计划经济主观地规定僵化的计划价格，违背价值规律，阻碍了生产的发展。这是十分武断的说法，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上述“一五”文件关于对价格升降的处理，指出既要根据供求情况，又要考虑劳动报酬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完全符合经济科学的。

“一五”计划的实践表明，由于实际商业工作做到了货币流通量与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例保持1∶8，即1元货币有8元库存商品作保证；同时实行了正确的价格政策，加以各经济部门的努力工作，“一五”时期价格波动幅度不大，达到了保持市场物价平稳的预期目标。据国家统计局的的资料，1957年零售物价指数为1952年的108.5 % ，平均每年仅上涨1.6 % 。“一五”时期物价平稳，既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又保证了人民生活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个经验对以后的经济计划工作有重要意义。

第六节 “一五”计划关于生产力合理布局的问题

生产力的合理布局，是计划经济的重要内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它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35页）

生产力布局，具体到各经济部门，主要是工业布局。我国原来的工业地区布局很不合理，轻重工业均偏集于沿海一隅。据1952年统计，沿海各省市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0 % 以上。这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带殖民地性质布局的痕迹，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来说，在经济上和国防上都是不合理的。“一五”计划必须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按照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原则，逐步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态。什么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原则？“一五”计划作了明确的规定，主要的原则是：
1、在全国各地区适当地分布工业的生产力；
2、使工业接近原料、燃料的产区和消费地区；
3、使工业的分布有利于巩固国防；
　　4、逐步地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水平。
(参见“一五”计划文本关于工业的地区分布章节，第31、187页)

为要改变原来工业地区分布的不合理状态，必须正确处理新老工业基地的关系。在工业基础差的地方建设新的工业基地是必要的，但首先利用、改建和扩建原有的工业基地，则是创造新工业基地的一种必要条件。

不论改建和扩建原有的工业基地，还是建设新的工业基地，企业地点的布置都应该避免过分集中，应该适当地分开安排在具有一定距离的邻近的地带，大、中、小型企业的建设应适当地互相配合。

“一五”计划对工业基本建设的地区分布的具体布署是：

第一、合理地利用东北、上海和其他城市已有的工业基础，发挥它们的作用，以加速工业的建设。最重要的是要在“一五”期间基本上完成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使这个基地能够更有能力地在技术上支援新工业地区的建设。

除了对鞍钢作重大的改建以外，东北各工业区的原有工业，如抚顺、阜新和鹤岗的煤矿工业，本溪的钢铁工业，沈阳的机器制造工业，吉林的电力工业，也都将在五年内加以改建。

第二、积极地进行华北、西北、华中等地新的工业地区的建设，以便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这些地区分配组成以包钢和武钢为中心的两个新的工业基地。

第三、在西南开始部分工业建设，并积极准备新工业基地建设的各种条件。

根据上述方针，五年内开始建设的限额以上的694个工业建设单位，分布在内地的将有472个，占68 % ；分布在沿海的将有222个，占32 % 。为着适合工业建设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为着把原有工业基地和新工业基地连接起来，五年内对铁路的建设也作了相应的布署。同时，根据上述方针，关于城市建设的任务，不是发展沿海的大城市，而是要在内地发展中小城市，并适当地限制大城市的发展。

按照“一五”计划的布署，到“二五”计划完成的时候，我国不但将加强东北的工业基地，而且还将有分布在华北、西北和华中各地区的一些新工业基地，这样也就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我国广大地区的经济生活。这种工业的地区分布是建立在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的，因此也就改变了过去工业分布的性质。

第六节 “一五”计划关于生产关系的改造问题

人们通常以为，计划经济就是研究和安排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前苏联就有学者公开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不包括生产关系，只包括生产力的合理组织问题，国民经济计划化的问题。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实际上计划工作要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安排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变革，一般将促进（搞不好，也可能促退）生产力的发展。“一五” 计划就不单纯是一个生产力发展的计划，而且也是一个包括生产关系改造的计划。根据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化三改”是“一五”计划基本任务的重要内容。前面已经提到，“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下面分别对“三改”计划加以叙述。

一、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

1、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计划。

“一五”开始前资本主义经济的状况和对其采取的政策。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例如，资本主义工业在1952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比重达39 % ，其中私营现代工业占全国现代工业总产值的35.2 % .在私营工业中，属于生活资料的棉纺织、印染、针织、橡胶、造纸、食品、火柴、文教、其他日用品等行业，在全国工业各该行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属于生产资料的机器制造、金属品加工、化学品加工、建筑材料等行业，在全国工业的各该行业中也占有相当的地位 。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日益暴露出它同生产力的增长相矛盾，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同社会主义的有计划发展是相对立的，必须逐步地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的所有制。因此，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必须包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在优先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原则下，对各种经济成份的安排采取统筹兼顾的政策。

从恢复时期起，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即开始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并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的步骤分两步走：第一步把资本主义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根据这种政策，“一五”期间私营工业的大部分将转变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而私营的现代工业的大部分将转变为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

对私营资本主义工业改造的计划安排：

1952年 1957年 年均增长%
私营工业产值 （亿元） 53.8 65.6 4.1
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39.0 12.2
公私合营工业产值（亿元） 51.5 118.3 18.1
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5.0 22.1

对公私合营工业的领导和计划管理。国家派必要的干部到公私合营企业去。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必须依靠全体工人，团结、教育和改造原有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资方实职人员，发挥他们在生产中的作用，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时，对于资本家应该给以适当的合理的安排。国家对公私合营企业要投入必要的资金，五年内国家将拨款二亿元，作为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投资。公私合营企业的公积金，除用于本企业所必需的改建和新建处外，可以用一部分作为发展公私合营的新企业的投资。对公私合营工业企业纳入国家计划管理的方法：凡原料、生产、销售需求在全国范围内综合平衡的公私合营工业，它们的生产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应列入统一的国家计划；那些归地方管理的，同时也应列入地方计划。凡原料、生产、销售属于在一个地方范围内平衡的公私合营工业，它们的生产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都要列入地方计划。

对私营工业的领导和计划管理。中央有关工业部门和国营商业部门必须互相配合，按照国家规定的统筹兼顾的政策，逐行逐业地对私营工业的主要行业的生产任务、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实行统一安排，并加强对私营工业的加工、定货、收购、包销等工作的计划性。凡原料、生产、销售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综合平衡的私营工业，它们的生产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应该逐步地列入统一的国家计划，并列入地方计划。凡原料、生产、销售需要在一个省或省以下的地方范围内进行平衡的私营工业，它们的生产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应该逐步地列入地方计划，并同统一的国家计划进行平衡。在对私营企业进行改造的同时，应鼓励资本家努力学习，遵守国家法律，改造自己。

2、对私营商业的改造。

区别资本主义商业和独立小商业，由国营商业部门和供销合作社分工负责，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批发商，由于他们拥有较多的资金，雇用较多的职工，如果让他们掌握市场货源，他们必然唯利是图，投机囤积，有害国计民生。在国营商业掌握主要商品批发业务的条件下，可录用其从业人员。对某些次要的农副产品，可由供销社领导私商联合收购。零售商是私商中的绝大部分，由于货源掌握在国营商业合作社营商业手中，他们实际上已经是为国合商业代销、经销。对独立小商贩，用合作的方式逐步地把他们组织起来，或者为国合商业经销、代销。

对私营商业五年改造计划的安排：

1952年 1957年 年均增长
私营商业、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商业
和合作形式的小商业的商品零售额（亿元） 182.3 224.6 4.3%
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重（%） 66.0 45.1
在上述224.6亿元商品零售额中
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小商业占比重（%） 53.2
私营商业占比重（%） 46.8

二、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

中国的手工业对于满足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民对农具和日用品的需要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对于供应出口贸易的需要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是逐步地把手工业者引向合作化的道路。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应贯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加强计划性，使合作化的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能够得到统一的合理的安排。
五年内手工业的发展和改造计划安排：

1952年 1957年 年均增长(%）
手工业总产值（亿元） 73.1 117.7 9.9
合作化手工业（亿元） 2.5 45.5 78.7
占比重（%） 3.4 38.7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亿元）2.5 31.9 66.4
入社人数（万人） 21.8 210 57.3
个体手工业（亿元） 70.6 72.2

三、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

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农业供应全国人民食粮。“一五”初期用农产品作为原料的工业产品占轻工业总产值的87 % 以上，而且进口工业设备和建设器材所需的外汇，大部分也是农产品出口换来的。为着克服分散的个体经济的落后性，增加农业生产，必须积极地和有步骤地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农业合作化，把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引向社会主义道路。随着“一五”计划的推进，农业问显得越来越突出。为了解决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需要的迫切性，与小农经济提供这些物质的可能性较少之间的矛盾，1955年7月毛主席作了著名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推动了1956年农业合作高潮的到来。

毛主席的农业合作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德农民问题》光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并且付诸实践，取得伟大成果。恩格斯在这篇文献中说：“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10页）中国的农业合作化，在毛主席和党的领导下，正是这样做的。
我们实行农业合作化的步骤：第一步，由互助组到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一般可增产10—20 % 。第二步，过渡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结合农业机械化，和其他的技术改革，是引导我国农业生产不断进步的道路。合作化的原则，必须坚持自愿互利，依靠贫农，团结中农。这对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经济，有决定意义。

“一五”计划农业合作化的目标：到1957年参加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将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 / 3左右；其中东北各省、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和其他老解放区，达到农户总数的半数左右。

第八章 ”一五“计划时期的经济计划管理体制

第一节 “一五”时期我国的经济计划管理体制是照搬苏联的一套吗？

我国理论界多年来流行一种说法，说什么我国“一五”时期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计划管理体制，是照搬照抄苏联的模式，实行“无所不包的计划”，把什么都统得死死的；对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把企业搞成国家的算盘珠一样，拨一下动一下，一点机动权力也没有。这样的体制，束缚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造成经济停滞不前，浪费了财力物力，使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这似乎已经成为定论。西方经济学诋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话语，几乎全都搬过来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说，照搬苏联僵化的体制三十年一贯制；有的甚至说新中国成立之后，即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应当承认，过去我们是学习了苏联计划工作一些经验的，但那是大规模建设开始后，从“一五”计划时期起，而不是新中国成立后，从恢复时期即照搬学苏联的。周总理曾经比较直率的说过：“大家知道，我们在开国初三年，恢复了财政经济以后，就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候，由于我们没有经验，不得不首先而且必须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在当时斯大林和苏联人民的帮助下，我们建设了一百五十六个重要的工程项目，这对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打下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有很大帮助。”又说：“初期，我们谁也没有搞过社会主义建设，大家也是摸索。恢复经济比较容易一些，一到搞计划经济，谁也没有经验，开始总是要从苏联抄一点经验来，这也是需要的。”（《周恩来经济文选》第528、525页）但是，对苏联计划工作的经验我们并没有全盘照搬照抄，因为我国的建设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毛泽东思想要求把外国经验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当然有时我们还做得不那么好。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学苏联，倒确实是全盘照搬照抄，如不顾本国条件国家小、人口少也优先发展重工业，结果犯了错误。我们中国总的来说不是这样。正如当时经济计划工作的领导人陈云指出的：五十年代学苏联，“即使那时，我们的经济工作也是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的，没有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37页）

这里列举几个具体事例，来证实一下上述说法。例如，国家计委在“一五”开始时，按照中财委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编制暂行办法》编制1953年年度计划，学苏联当时的做法，拟订的全国计划表格多达257张，指标3381个。由于太繁琐，1954年就简化了，表格减少为161张，指标减少为2451个，以后年度进一步有所减少。又如，对工业的计划管理，据中财委计划局局长宋劭文说，当时苏联专家曾建议，学他们那样由国家把全国所有的工厂，都收归中央集中管理，统一下达指令性计划。但是我们没有照办，只将一部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厂由中央各部直接管理，对大部分工厂实行统一计划，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下达繁简不一的计划指标。

再次，如对农业，更没有照搬苏联对集体农庄也下达指令性计划的做法。毛主席在“一五”开始的1953年初就指出：“目前我国的农业，基本上还是使用旧式工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这和苏联使用机器的集体化的农业，大不相同。因此，我国在目前过渡时期，在农业方面，除国营农场外，还不可能施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生产，不能对农民施以过多的干涉，还只能用价格政策以及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导农业生产，并使之和工业相协调而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之中。超过这种限度的所谓农业‘计划’、所谓农村中的‘任务’是必然行不通的，而且必然引起农民的反对，使我党脱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273页）毛主席这一指示，对当时从中央到地方有关农村的工作，特别是对农业计划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们国家直接领导经济计划工作的陈云，对苏联专家要求我们盲目搬用他们那一套，更是有针对性的明确指出：“苏联专家搞的表太复杂，不能完全照办，必须和我们的现状结合起来。中国是农业大国，不可能把每家有几个鸡、几头猪都统计起来。中国开始建设时，计划的线条是粗的，将来由粗到细。”（《陈云文选》第二卷第137页）这些话对当时有的部门搞教条主义的同志照搬苏联一套的作法(如国家计委副主任兼综合局长杨英杰，把苏联国家计委五十年代初期非常繁琐复杂的计划表格搬过来了)，予以彻底的否定了。

至于编制所谓“无所不包的计划”，那是捕风捉影的话，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此话出自列宁1921年给苏联国家计委主席的信。当时苏联刚刚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才开始搞计划。那时的苏联国家计委也没有经验，一些资产阶级专家建议，计划要编得越详细、越完整越好。列宁针对这种情况，给苏联国家计委主席写信，批评说：“现在对我们来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 =‘官僚主义的空想 ’。 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列宁全集》第35卷第473页）事实上，苏联国家计委在列宁的批评下，没有编制这种“无所不包的计划”了。至于我们中国，更从来没有编制过这种“无所不包的计划”。所以，我国理论界批评我们全盘照抄照搬苏联搞“无所不包的计划”，是断章取义，歪曲引用列宁的话，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

至于所谓“一五”计划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计划体制，那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一五”初期我们的经济还是比较分散的，即使是工业，国营经济所占比重也不大，1952年国营工业只占工业总产值的41.5 % ；农业，更是小农经济一片汪洋大海，你主观上想搞高度集中的体制，客观上也没有条件。当时国家对所有企业包括对国有企业实行计划管理并不是千遍一律，通通实行指令性计划，计划的形式灵活多样（下面要具体叙述）。因此，说什么“一五”计划时期国家对企业实行指令性计划，把企业统得死死的，根本不符合事实。至于我国“一五”时期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计划体制，那是他们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般概念，硬套在我国头上，率强附会地得出的结论，完全不符合实际。经济生活中最能表示集中程度的指标，是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苏联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体五六十年代，占50 % 左右；七八十年代，占60 % 或以上（如果用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这个指标，苏联大体在40 % 以上），那确实是高度集中的。至于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一五”时期平均只占33.6%（1952年占31.2%，1957年也只增加到34.2%）。历史上除个别年分如“大跃进”的1960年超过40 % 以外，一般都在30 % 左右徘徊；1978年搞“洋跃进”，财政收入也只占国民收入的37.2%；如果用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这一指标，1978年也只占31.2%，比欧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占比重40 % 左右要低得多。因此，可以说中国从来没有搞过高度集中的体制。如果各个时期互相比较，六十年代集中的程度比“一五”时期要高一些，这待下一章再详加叙述。

至于所谓经济计划体制三十年一贯制，也是脱离实际的想当然的说法。事实上，经济计划体制是在不断地改革和改进的，“一五”的体制就不是五年一贯制。大家知道，毛主席在1956年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对经济工作来说，特别重要的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国家同农民的关系，中央同地方的关系等；鉴于苏联在这几个方面犯了错误，有的还很严重，我们在学苏联的时候有时好坏还不能鉴别，都学过来了。因此，我们的经济计划工作必须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根据毛主席的上述思想和中央的决策，1957年11月，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决定，适当地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权限（均为陈云起草，参见《陈云文选》第三卷第87-94、95-98、99-104页）例如，《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决定》将大部分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企业、一小部分纺织工业企业、一部分重工业企业、一部分交通港口和企业等，下放给地方管理，相应增加地方的物资分配权限。下放企业的利润，实行中央和地方二八分成，三年不变。下放企业的人事管理权限，归地方管理。

同时，还适当扩大了企业的管理权限。首先，扩大了企业的计划权。在生产计划方面，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指标，由原来的12个减少为4个，即保留:主要工业产品量、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利润指标；在基本建设计划方面，原来国家下达的4个指令性指标，即:总投资额、限额以上项目、动用生产能力、建筑安装工作量指标维持不变。国家计划只规定和下达年度计划，而季度、月度计划由有关部、局和企业自行规定。简化计划程序，由两上两下改为两上一下。其次，扩大企业的财权。企业的利润，由国家和企业实行全额分成；企业利润分成所得，必须大部分用于生产事业方面，同时适当照顾职工福利。因此，理论界有的说在过去的经济计划体制下，国家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把企业统得死死的，企业一点权利也没有，这是不了解实际情况的武断说法。第三，扩大企业的人事管理权。除企业正副厂长、经理和主要技术人员外，其他一切职工均由企业负责管理。

这三个体制改革的文件，国务院在当年11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自1958年实行。“一五”时期的体制实行五年就改革了，以后各个计划时期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方针任务，都在不断地变革和改革。因此，说什么我们照搬苏联僵化的经济计划体制，三十年一贯制，完全是不切实际的武断说法。

第二节 “一五”时期我国经济计划管理体制的特点

“一五”时期学苏联，我们的计划工作很多方面同苏联是一样的，如计划的名称，叫国民经济计划（到1982年跟随世界潮流，改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计划的期限，年度计划以一年为期，中长期计划一般以五年、十年为期；计划的范围，有全国计划，有地区计划；计划的机构，中央设有国家计划委员会，部门和地方设有计划局和省市区计委，等等。但是，我国的经济建设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毛泽东思想要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外国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因此，我国的经济计划管理体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据分析，最主要的特点是：

第一、 计划管理形式的特点。

我国的计划管理形式多种多样，同苏联实行单一的指令性计划不一样。苏联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开始，就对国营经济和集体农庄都实行指令性计划。什么是指令性计划？斯大林在1927年说：与美国、德国某些类似计划的东西不同，“我们的计划不是预料式的计划，不是猜测式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是各个领导机关必须遵照执行，因而能决定我们经济在全全国范围内将来将来发展方向的。”（着重点是原有的。《在联共（布）十五大中央政治报告》，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3页）斯大林的这个说法，同列宁在《论统一的经济计划》中说的是一致的。列宁指出，国民经济计划在资本主义国家不过是一种文人清谈和单独一个人的工作，我们则是提出了“全国性的任务”。（参见《列宁选集》第468-477页）

我国“一五”计划实行指令性计划，并不是照搬苏联的结果。应当指出，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指令性计划，有其客观的必然性。毛主席1942年在总结陕甘宁边区工业发展的经验时，提出“建立全部自给工业的统一领导，克服严重存在着的无政府状态。”“在产量与销路问题上，应由财厅及各有关机关，在财经办事处统一计划下，给予各厂以一定数额的生产任务，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成品有一定机关按时接收，解决产销之间的矛盾现象。在这个统一的计划性上，要实行各业间的互相协助，消灭互相孤立甚或互相防碍的本位主义。”（《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东北书店1946年版，第84页）这里毛主席虽然没有使用指令性计划这个名词，但是却把指令性计划的内涵，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由上级机关给企业下达任务，企业按需要进行生产，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产成品有单位接收，产销是相互衔接的。理论界有人总以为搞指令性计划是“一五”时期从苏联搬来的，不知道在公有制基础上有其产生的必然性，不知道毛主席在40年代就有上述论述。这完全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马列主义计划经济理论，是值得我们好好地想一想的。

“一五”时期的计划管理形式，并不是如同理论界有人说的实行单一的指令性计划，其作用的范围涵盖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实际情况是，根据中财委1952年颁布的《国民经济计划编制办法》，，适应多种经济成分，计划管理形式具有明显的多样性。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对国营经济，实行直接计划。同是国营经济，根据企业规模和工作水平的不同，实行直接计划的指标繁简程度也不一样。如对中央各部直属的国营企业，实行比较全面的计划，下达的指标多一些；对地方国营企业，计划内容比较简单些，只下达几项主要指标。对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计划更简单些。

2、对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实行间接计划。对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间接计划，并不下达到企业，只由省市区计委估算其工业总产值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3、对个体经济，也实行间接计划。对个体手工业，国家的间接计划并不下达，只由省市区计委估算其总产值。对个体农业，国家只作出一个估算性计划，其实现主要靠政策措施和经济办法，对农民加以引导。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以后，国家对农业仍然实行间接计划，国家主要通过一系列政治工作和经济措施，如对粮食实行“三定”（定产、定购、定销）政策，对经济作物主要靠价格政策（如粮棉比价，中财委根据1952年棉花产量已能满足目前需要，1953年适当调低，规定一斤棉花由8斤小麦调为6.4—7.5斤）、农贷政策、预购合同制度、税收政策等，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来促进计划的实现。

第二、 计划管理利用市场的特点

我们的理论界一些同志总是把计划经济同发挥市场的作用对立起来，似乎二者是势不两立的。他们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就排斥市场的作用，否定价值规律。经过反复渲染，这似乎成了经济学上的定律。其实，这种认识，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在实践上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为了正确认识我国“一五”时期经济计划管理体制的这一特点，这里首先要弄清楚，到底什么是“市场”？必须指出，经济学上的所谓“市场”，并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商品交易的场所，而是指由社会分工引起的商品交换。所以，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即是市场存在的前提。列宁曾经指出，“‘市场’这一概念和社会分工----这一概念是完全分不开的。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列宁全集》第一卷“论所谓市场问题”，第83页）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原来设想，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是消亡了的。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列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做了，证明行不通。经过实践，就由取消商品生产转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得要让商品生产存在，还需要利用商品交换，利用市场。于是，列宁在1921年决定在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提出要发展商品生产，要“利用市场”，“活跃商业”，“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通过“商品交换”来恢复大工业，要“爱惜作为货币材料的金子”，要“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依靠个人利益，依靠经济核算”，来建设社会主义。（参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03页“论粮食税”等著作）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要发展商品生产，利用市场，利用价值规律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理论和政策，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还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大家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这两种现象，是许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虽然在范围和重要性上是不等的。”（《资本论》第一卷第107页注）人们对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商品生产，不感到奇怪；但对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商品生产，就觉得不可理解，这是因为他们死抠着马克思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要消亡这个观点，作茧自缚，钻不出来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列宁经过实践，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种生产方式都有商品生产，这是符合马克思的上述《资本论》中的论点的。列宁用新的论点代替了马克思原来设想的论点，因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列宁的一大贡献。列宁的这一新观点，连同他的由于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胜利的学说，以及其它新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列宁主义阶段----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既然实行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还存在，还要利用商品交换，利用市场，那还要不要国家计划呢？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并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计划，不是要超越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要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着重点是原有的。《列宁全集》第35卷第534页）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总的来说是继承的，但在执行上存在问题。到了晚年，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仍然坚持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仍然是必要的；坚持认为，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也就不能没有价值法则的。但是，他在理论上，是不彻底的，不承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认为价值法则不能影响生产资料生产。在实践上，由于忽视价值法则，造成价格政策的混乱，苏联的一些产品的价格长期背离价值，对生产影响很大。

我们中国是在十月革命后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没有重走作为开拓者苏联走过的弯路。在根据地时期，就重视商品生产，注意利用市场，通过同白区的商品交换，换取根据地生存所必须的商品。新中国建立后，在恢复时期，大力恢复和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利用价值规律，利用市场，逐步掌握市场的领导权，为恢复国民经济并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服务。“一五”计划时期，更是明文规定，商业活动对于发展城乡物资交流，促进工农业产品的合理分配，保证市场的供应，负有重要的任务。“一五”计划具体规定了社会商品零售流通额的增长，和稳定市场的措施。为了保持物价的稳定，指出不论工农业产品价格的提高或降低，必须根据市场的供求情况，考虑价值法则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比苏联做得要好些。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苏联的经济计划工作人员对粮棉比价竟提出1:1的建议（即一斤皮棉的价格仅相当一斤粮食的价格），这是忽视价值规律，造成价格政策混乱的典型现象，其结果可能会使棉农破产，国家没有棉花。这使苏共中央不得不亲自出面处理，降低粮价，提高棉价。而我国则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一五”计划中期，我们规定一斤皮棉的价格等于八斤粮食的价格，结果棉花大发展，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原定的指标。这是我们的计划管理重视价值规律，善于利用市场的典型。“一五”计划还规定发展对外贸易，研究国际市场，进出口总额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国家计划管理要利用市场的著名观点。他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内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陈云文选》第三卷第13页）这一重要思想是很精辟的，在社会主义计划管理的理论方面是有独创性的，可惜在实践上没有得到认真贯彻执行。

1957年，毛主席指出，轻工业和农业交换关系密切，互为市场；又提出将来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崭新的重要观点。（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0页）1959年，毛主席又提出“价值规律是个伟大的学校”的著名观点，指出：“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172页）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经济计划工作在一段时间，如大跃进时期对毛主席的上述思想被忽视了，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特别是“文革”十年冻结物价，冻结工资，使价格长期背离价值，有关重视市场和价值规律的正确思想，计划管理利用市场的好传统，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到了七十年代末期，陈云在《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中，总结苏联和中国计划工作的经验，提出社会主义经济除了计划经济部分外，还必须有市场调节部分。所谓市场调节，就是不作计划，按价值规律调节，即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参见《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44—245页）八十年代中期，根据陈云的上述思想，参考我国过去计划工作的有益经验，适应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我国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规定实行三种计划管理形式：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大体相当过去的间接计划），市场调节。（参见1984年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从这里可以看出，计划管理利用市场这一点，现在同过去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 计划管理方法上的特点。

我们的计划管理，在制定计划的方法上有别于苏联的计划管理。他们在计划管理上，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方法是平衡表法，即要编制一套国民经济平衡表，以物资平衡表为基础，还有价值平衡表和劳动力平衡表，使各种计划的资源和需要相互适应，以达到全社会人力、物力、财力平衡的目的。我们中国的计划管理，经过恢复时期的初步实践，特别是经过“一五”计划时期的全面实践，在计划管理上逐步摸索出“综合平衡”这一计划管理的基本方法和原则。“综合平衡”一词，是“俄国人的书本”（毛主席批评计划工作一度存在教条主义倾向的用语）里所没有的，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我们在计划管理上，制定计划时也要编制各种平衡表，但更重要的是要搞好综合平衡。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把国民经济当作一个相互矛盾和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各个部门和各种产品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技术经济联系，因此计划管理要努力做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瞻前顾后，留有余地（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387页，“七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周恩来经济文选》第409页，“订计划要瞻前顾后留有余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是从横向上要求正确处理经济生活的各种矛盾；瞻前顾后，留有余地，是从纵向上要求使国民经济各个方面能够协同前进，不要造成寅吃卯粮，前后脱节。其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经济生活中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这一对矛盾，经常处于不平衡状态，需要我们通过计划管理，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力，自觉地使两者相互适应，保持平衡 ，求得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以促进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对综合平衡的认识，我们经历了一个由肯定到否定，再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一五”计划时期逐步认识到搞好综合平衡的重要性，很重视全国的总体平衡，强调全国一盘棋，适当安排积累和消费、工业和农业、交通运输和生产建设、社会购买力和商品供应、科学教育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等比例关系，合理分配人力物力财力，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到“大跃进”时期，国家计委综合部门的负责人公然带头否定综合平衡，提出计划工作的基本方法是群众路线。1958年“大跃进”期间，由于片面强调政治挂帅，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大搞群众运动，不要综合平衡，结果造成经济混乱，比例严重失调，给国民经济造成一定的损失，不得不进行调整。1959年毛主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多次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综合平衡。……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有群众路线。”（《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73、80页）由于“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六十年代经过一个调整时期，用了五年时间进行调整，重新做好综合平衡，国民经济才又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轨道。“综合平衡”是我们在计划管理上付出了学费得出的重要经验，是计划工作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中国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第四、 计划管理安排次序的特点。

我们的计划管理，在编制计划的次序上有别于苏联的计划管理。苏联的计划管理，在编制计划的次序上，由于一贯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是按照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他们这样做，往往注重重工业的发展，而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以致造成工农业比例失调。苏联1950年工业比十月革命前的1913年增长12倍，其中重工业增长26倍；而农业只增长40 % ，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的最高水平，1950年只生产了8120万吨，比1913年的8600万吨还少480万吨。我国“一五”计划学苏联，开始也是按照重、轻、农次序，对国民经济进行计划管理的。到“一五”后期，我们逐步发现苏联这种计划管理排列次序有问题。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提出要更加 注重农业和轻工业，以便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在这一年，还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1957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把正确安排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作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提出来。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毛主席总结了“大跃进”期 间重工业挤了农业和轻工业的经验教训，在计划管理上正式提出编制计划按农、轻、重排列的次序问题。他指由：“过去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次序）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引自《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78页。参见《周恩来经济文选》第414、423页）这里所说的必须按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指在计划管理上，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首先要把农业生产及其需要安排好，然后根据农业所能提供的原料和市场的需要，安排好轻工业的生产，最后根据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决定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避免孤立地发展重工业，造成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
陈云高度评价毛主席的这一思想，指出：“‘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46页）这是毛主席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来的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原则和方法，是中国对社会主义计划管理的一个重要创造。由于我们的计划工作在”一五“后期起逐步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这一原则，我们在农业、轻工业较快发展的基础上，重工业也获得飞跃的发展。正如邓小平说的：“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5页）现在我国的农业以占世界10 % 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 % 的人口，市场上日用工业品琳琅满目，重工业许多产品已跃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总体上已经达到小康水平，中国正在向现代化强国迈进。

第九章 保证“一五”计划实现的重大措施---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

第一节 “一五”计划开始的头一年出现主要消费品供不应求

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是保证“一五”计划实现的重大措施。当时为什么要实行这一措施，其背景是怎样的呢？主要原因是，1953年开始我国市场上出现粮、油、肉、布等若干种主要消费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主要消费品供不应求，是不是这些消费品的生产量减少了？不是，解放以来，这些消费品是逐年增产的，而且超过了抗日战争前的最高年产量。具体如下表：

平均年产量 1936年 1953年
粮食（亿斤）（抗战前五年） 2800 3000 3336
（解放后四年） 3033
棉花（万担） 1698 2350
棉纱（万件） （1933） 244 409
猪（年末头数） 6300 9613
花生 （万担） （1933）6342 4254
油菜子（万担） （1934）3814 1758
芝麻（万担） （1933）1982 1042

上表表明，粮、肉、布的产量都已大大超过了我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只有油料作物的产量没有达到抗战前的最高水平。解放后油料产量是逐年增产的，1950年总产量达到5944万担，比上年增长15.9%；1951年达到7240万担，比上年又增长21.8%；这两年市场食油供应情况是平稳的。1952年油料产量达到8386万担，比上年又增长15.8%，却不够供应1953年市场的需要.这就可以看出，市场供不应求，不是这些产品产量减少，而是在产量增加以后发生的现象。

那么供不应求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出口太多了？首先应当肯定，我们国家要搞工业化，不出口一定数量的农产品换回机器设备，是不行的。其次是不是出得太多了？且同抗日战争前作一比较再作结论。下面是海关的统计，扣除进口后的净出口量：

1927—1930年四年平均每年 1950—1953年四年平均每年
粮食（亿斤） 23 31
油料（万吨） 24.6 23.6
猪肉 （比抗战前略有增加，但只占总产
量的2 % 多一点。）

上表表明，解放后四年中，平均每年出口的粮食仅比抗战前多了8亿斤，只占总产量不大的比重；油料出口还减少1万吨；猪肉出口也不算多。从1950—1952年每年都有大体相等数量的出口，市场供求情况是平稳的，到1953年才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因此，这些商品供不应求的原因，不能说是由于出口造成的。

若干种消费品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人民购买力增长的速度日益超过这些消费品生产增长的速度。就城市来说，由于大规模建设开始，聚集了大量的职工和城市人口，他们的收入有较多的增加，社会购买力迅速增长。1953年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达到1826万人，比上年增加246万人，增长15.6 %；吃商品粮的非农业人口达到8729万人，比上年增加438万人，增长5.3 % 。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平均工资达到496元，比上年增加50元，增长11.2 % ；工资总额达到89亿元，比上年增加21亿元，增长30.9 % 。就农村来说，几年农业丰收，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比解放初期有了很大提高，1953年农村已实现的商品购买力在前两年增长29 % 、17.3 % 的基础上，又增长18.9 % 。过去为了交租还债，农民被迫出卖口粮；现在收入增加的农民，不但不卖口粮，而且无需急于出卖余粮了。当时 ，一方面城市、工矿区和农村经济作物区的粮食需要量在扩大，另一方面国家收购不到必需的粮食。这是粮食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除粮食外，对其它消费品的需求也迅速增长。1953年全社会商品购买力达到362.2亿元，比上年猛增74.2亿元，增长25.8 %。商品货源的增长赶不上城乡人民生活改善的要求，特别是粮食供需之间出现尖锐的矛盾。陈云比较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矛盾的根源，指出：“我国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的。小农经济是分散的半自给的经济，生产水平不高，商品率很低。”（《陈云文选》第二卷第275页）面对这样一种现实情况，党和政府不得不对粮油棉等主要农产品采取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办法。

第二节 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实施及其重大效果

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也叫统购统销，是“一五”计划开始头一年实行的一个重大政策措施。1953年上半年，在小麦遭受冻灾的地方，粮食的供求状况很紧张；下半年食油、肉类在许多地方也供不应求，不少城镇中都要排队购买。适应当时的需要，中共中央1953年10月16日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接着中央人民政府在11月23日发布《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1954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却从农民多购了70亿斤粮食，于是1955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955年4月28日发出了《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当年少购了70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定产、定购、定销）（注），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200多亿斤粮食。中共中央在1953年11月15日作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1954年9月9日政务院通过《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同时，对生猪也采取计划生产的办法，即向农民派任务，实行派养 。以上是“一五”计划初期党和政府关于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生猪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主要政策法令。

对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这一重大政策的出台，当时和以后对其实施都有不同看法。当时有人提出对粮食征购太激烈了，主张实行自由买卖的办法。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对粮食的需要量一天一天地增加，而粮食的来源不足，需要与来源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此前几年，我们搞城乡交流，收购土产，农民增加了收入，生活改善了，没有粮食的要多买一点粮食，有粮食的要多吃一点，少卖一点。结果我们越是需要粮食，他们越不卖。陈云指出：“鉴于粮食供应紧张的状况，必须采取征购的办法。如果继续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我看中央人民政府就要天天做‘叫化子’，天天过‘年三十’。这个办法是不是太激烈了一些？可不可以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把粮食买齐呢？如果能够买到的话，那当然是求之不得。我这个人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择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陈云文选》二卷第208页）当时充分估计到了可能出的乱子：“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支配了，虽然我们出钱，但他们不能待价而沽，很可能影响生产情绪。为了不影响他们的生产情绪，不仅要给他们钞票，还要供应他们物资。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因为农民要的东西百分之三十是日用工业品，百分之七十是牲口、农具这些东西，而我们一下搞不到这样多的东西。”（同上，第210页）如果不向农民征购粮食，“只有把外汇都用于进口粮食。那么办，就没有钱买机器设备，我们就不要建设了，工业也不要搞了。”（同上，211页）这不符合“一五”计划的要求。

当时是不是可以提高农产品价格，降低工业品价格，同农民真正实行等价交换？陈云的回答是：“征购要采取公道的价格。什么是公道的价格？并不是统统跟着黑市走，而是既对农民合适，也对我们有利。中农和富裕农民，所以常常不肯把粮食卖出来，就是等季节差价。”（同上，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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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三定：一、定产，即农户的粮食产量，根据田地的质量和自然条件，结合经营条件，按正常年景评定单位面积常年产量，以户计算产量，自1955年起，三年不变。二、定购，即国家向余粮户统购粮食，从定产数量中扣除种子、口粮、饲料等用粮和实缴公粮之后，对剩下的余粮按定购率80—90 %核定统购任务。对粮食丰收的户，实行增产增购。对因灾减产的户，根据情况适当减免或给予统销。三、定销，对农村缺粮户的粮食供应，每年核定一次供应数量，按时由粮店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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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有关部门曾想办法，使农民在出卖农产品时得一点季节差价的好处。至于一般的要求提高农产品价格，那就接着相应要提高工资，降低工业品价格，这些都是好事，但要量力而行。显然，当时国家并不具备这样的实力。针对有人关于可以提高粮价的说法，当时的财政部长邓小平说：“我这个财政部长可是一个铜板也没有，由此要加大国家的支出，还得找你们要钱。”（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270页）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有的老经济学者带头批“统购统销”，说这是不同农民等价交换，违背了商品生产的规律。显然，这是脱离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侈谈经济规律，其理由并没有超过当时上述反对意见，这里不用多加评论。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５０年代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不是某个人灵机一动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决策，当然首先分工负责这方面工作的陈云功不可没。早在1951年底，陈云就酝酿过粮食统购问题。1952年1月，在向中央作的《1952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中，提出对粮食实行征购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由于考虑一些地方的要求，当年暂缓试点。1953年上半年，粮食购销矛盾进一步加剧 ，毛主席要求中财委拿出具体办法。当时陈云因病在外地休养，粮食部和中财委在薄一波主持下进行研究，感到问题很大，办法不多。9月新粮上市，还是购得少，销得多。陈云遂召集会议，对提出的所有办法反复比较筛选，最终认为只能实行农村征购（是当时我国对农业税征实和粮食统购的总称），城市配售的办法。这个意见提出后，立即受到周恩来、邓小平的支持。10月1日晚，陈云在天安门城楼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当即表示赞成，嘱陈云代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邓小平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陈云连夜写出通知稿，毛主席次日（10月2日）凌晨作了修改，并决定当天下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陈云在会上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指出目前粮食情况的严重性，和解决问题的办法。邓小平建议将农业税秋征推迟一个月，征与购同时进行。毛主席最后发言，赞成陈云的报告和把征粮布置推迟一个月。10月10日，陈云在全国粮食紧急会议上作《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报告。粮食部长章乃器对城市实行定量配给，说“配给”这个名词有点不大好听，一说起它就想到日伪统治时期的情况，建议改叫“计划供应”。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但也指出，现在的配给不同于日伪时代，现在只配给粮食，那时粮、油、盐、酱、醋都配给；现在的粮食配给量可以吃饱，那时是填不饱肚子的；至于性质那更是完全不同的。

实行统购统销，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主要是：首先，保证了从“一五”起几十年我国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行，使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无后顾之忧。“手里有粮，心里不慌。”“粮食定，天下定。”其次，保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在我国，首先是农产品、然后是工业品的价格，统统是跟着粮价走的，粮价涨了，物价就要全面涨。物价一涨，工资要跟着涨。工资一涨，预算就要突破。这样，就会造成人心恐慌。由此可见，统购统销对当时稳定经济，稳定人心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第三，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最重要的吃饭穿衣的需要。国家掌握了足够的粮食，广大职工和城镇居民不用为吃饭操心了，购买粮食不用再排队了；同时满足了农村一亿多人口（包括经济作物区农民、牧民、灾民、缺粮户等）对返销粮的需要，他们的需要占国家出售的商品粮的1/3以上。1954年我国发生百年未有的大水灾，由于国家有足够的粮食供应灾区，粮价一直稳定，这是旧社会所不可想象的。第四，促进了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实行统购统销，国家在粮食、油料、棉花、纱布等重要物资方面牢固地占领了阵地，密切了国营经济和农民的联系。通过合理的购留比例，正确处理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防止了生产上的盲目性，把农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第五，统购统销后，粮食基本上由国家经营，对私商是严格管制的。这样，就消除了私人资本主义投机、囤积粮食，扰乱经济生活的危害，私营粮店只能做国家粮店的代理店。于是，就割断了私营资本主义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有利于农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样，被人们称为建国后在经济领域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较量的“第二大战役”，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一大战役，指统一财经，稳定物价那次战役。）

统购统销有无历史意义？上个世纪９０年代的粮棉体制改革，是否借鉴了历史上的“第二大战役”的经验？９０年代初，我国要求搞市场经济的呼声响彻云霄，在农业方面，他们提出：在生产上，取消国家的农业计划，主张生产自由化，大报头版头条刊登“农民爱种什么就种什么”；在流通上，要求取消国家的农产品购收购计划，主张流通自由化。这样一来，农民完全自由了，平原不种粮，郊区不种菜。粮食、棉花自1984年达到最高年产量（当年粮食总产量8146亿斤，人均788斤；棉花总产量12516万担，人均12.2斤）。以后，粮食总产量连续五年停滞不前，人均产量徘徊在十年前水平。市场物价上涨，粮食为首的农产品占主要地位。在流通领域，接连爆发“棉花大战”、“蚕丝大战”、“羊毛大战”，等等。投机商贩在收购时参杂使假，在棉花中参砖头，纺织厂遭灾，机器受损；纺织品质量下降，内销不畅，出口退货。由于农民种粮只种够自己吃的，不愿多种粮食按不高的价格卖给国家。这样，国家掌握的商品粮不够。有人提出，国内粮食不够，靠进口。于是进口粮食大增，我国由八十年代中期的净出口国，变为８０年代后期和９０年代初期的净进口国。如1985年，净出口332万吨；1989年，净进口1002万吨。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布朗看到中国如此大量进口粮食，他认为这种趋势会继续下去；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猛增至16亿，而耕地会减少。中国粮食将不够吃，必然到国际市场上抡购粮食，这样会促使世界粮价上涨，造成粮食恐慌，引起世界性的粮食危机 。布朗公开向全世界呼喊：谁来养活中国？

1992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为中国的农业担忧，他说中国经济要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农业上，农业一出问题，多少年翻不了身。于是，1993年江泽民总书记到江汉平原调查研究粮食问题，重申粮食是战略物资，恢复“农业是基础”，“民以食为天”等口号。朱容基副总理到河北、山东调查棉花生产，要求农民种足种好棉花 。国务院在1992年迫于流通自由化的压力，曾宣布：棉花收购放开5 % ，国家收购95 % 。结果1993年农民看涨惜售，国家收不到棉花。在达样的背景下，本人在1993年3月曾写出《促进九十年代农业稳定发展的建议》，上送国务院，国务院领导予以高度评价，指出怎样确保农业的稳定发展，此文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看法;批示作为《参阅文件》（国务院办公厅[1993]7号）印发，上送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发各部门和各省市区政府；中央和地方许多刊物都登载了此文（如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研究室主办的《学习?研究?参考》1993年第6期，《中国粮食经济》1993年第3期等）。此后不久，本人还在中国农科院卢良恕院士主持的一次关于2030年中国的粮食问题学术研讨会上，率先发言驳斥了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布朗的言论。布朗说什么现在中国人口增加，耕地减少，中国将出现粮食危机。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增至16亿，谁来养活中国?本人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论证了中国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以后又将发言写成文章《 中国粮食危机论缺乏科学依据》，在1996年《中国对外贸易》杂志发表，该杂志以五国文字向世界发行。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建议》一文发表了自己的独立见解：根据我国的历史经验，参考当今外国的做法，我们国家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业不一定由市场来指导，国家还得管农业。文章举了一个不被我国那些西方经济学家注意的例子：美国是当今世界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史表明，从２０世纪初，政府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已发生重大转变，政府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特别是３０年代罗斯福新政计划以来，美国的“ 农业已基本上变成一个‘ 被管理的部门 ’，制定价格和分配资源的决定因素，已不再是供求关系的市场力量，而是政府。”美国中央政府对农业实行集中管理，其“现代农业政策，(一)把作出决策和制订政策的权力转移到联邦政府;(二)建立有集中管理权力的联邦机构(如农垦服务局)负责日常农业发展规划的执行;(三)用大量的现金补贴和资本支出去满足农场主们的需求。” 美国联邦政府的农业政策是“控制生产、支持价格、三位一体储存，……”“农业计划的哲学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基于这一前提:‘不应指望农业在呆板的、价格管制的经济环境中，与自由市场打交道。’” “控制耕地面积的方法”是:“农民把分配生产的部分耕地租给政府，或者让耕地面积轮休，甚至整个农场不生产，并因此而获得赔偿。”政府给农业的补贴，占农业销售额的19% 。（《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近百年美国经济史》，[美]H ?N ?沙伊贝，H ?G?瓦特，H?U?福克纳 著，中国社科出版社，第29， 89，564，565，567页。黑体是引者加的。此书的主要H ?N ? 沙伊贝是美国颇为有名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此书在美国学术界拥有较高的地位， 从1924—1976年已印行9版，是美国的大学教科书。）

我国有个别学者迄今为止硬是认为美国农业也是市场经济，不相信美国经济史，说那是“曲解了” 美国的实际情况。这里再引用一下美国出版的《 现代经济词典》关于“市场经济”条目中的有关部份:“Market-Directed Economy 市场经济 一种经济组织方式， ……因此，美国基本上是一种市场经济。然而， 美国仍有许多不受市场指导的活动，如许多农产品的产量是由政府规定的种植面积和所支持的价格决定的。”(《 DICTIONARY OF MODERN ECONOMICS 》[美]D?格林沃尔德 主编，商务印书馆，第275-276页， 黑体是引者加的。）

本人文章《建议》提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参照建国以来特别是“一五”时期行之有效的经验，借鉴当今美、日等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管理农业的方法，我国对农业仍然需要实行指导性计划，由国家规定并下达主要农产品的播种面积、总产量和商品量指标，并且实行合理的价格政策等措施，引导农民实现国家计划。文章还否定了原主要领导人提出的取消国家财政对农业的补贴，甩掉这个包袱的错误政策；指出农业曾经为工业化积累了资金，各国都一样；如今成了弱势产业，当今世界美国、欧共体对农业都是实行补贴的。国务院领导对此文高度重视，指出怎样确保农业的稳定发展，此文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意见。由于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建议》所提措施付诸实施，对尔后几年农业连续增产起了一定的作用。与此同时，国家在流通领域对主要农产品的流通，大体恢复原来的体制。1994年，国家对棉花实行“三不”政策，即不放开经营、不放开市场、不放开价格，收购由供销社专营。到1998年，国家对粮棉等农产品流通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对粮食实行“三项政策，一项改革”。三项政策，即：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对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一项改革，即：国有粮食企业加快改革，确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机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取消“三不政策”，因为我国棉花的种植面积大体稳定在7000多万亩，产量稳定在9000万担左右；特别是化纤产量多了，位居世界前列（1998年产量510万吨，相当10200万担棉花，比当年棉花产量还要多1200万担。）而进口棉花又便宜，因此决定在国家管好储备、进出口和质量的前提下，从1999年棉花年度起，放开购销价格，拓宽流通渠道，逐步建立起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实现棉花资源合理配置的新机制。烤烟、蚕茧、羊毛等工业原料，也要进一步深化流通体制改革。肉禽蛋菜果等鲜活农产品的流通，要进一步放开搞活。我们从９０年代上述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看，试问同５０年代的统购统销比较，有什么异同呢？新闻媒体宣称，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两者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则认为，如果不从概念出发，而从实际出发，那两者有以下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不同点：一是现在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了，国内市场粮价已与国际市场粮价持平，农民不吃亏了；二是现在粮食只统购、不统销，城镇居民买粮在品种和数量上不受任何限制；共同点：一、都是国家要掌握足够的商品粮，以保证经济建设的需要；二、都是割断私商与农民的联系，国家对粮食收购实行严格的管制。为了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这样做。这是从实际情况得出的结论。

第十章 “一五”计划胜利完成及其重大意义

第一节 “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和主要指标的完成情况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到1957年，“一五” 计划的基本任务实现了，主要生产建设指标都胜利地完成了。创业维艰，“一五”计划完成的意义重大，在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一五”计划“一化三改”的任务基本实现。“一化”：“一五”计划要求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有显著增长。实际上到1957年，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43.1 % ，提高到56.7 % ，高于计划规定的52.3 % 。

“三改” ：“一五”计划要求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实际上到1956年，出现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同时出现了手工业合作化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在1956年也出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这样，社会主义改造提前超额完成了任务。农业合作化：计划要求到1957年，加入初级农业合作社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 / 3左右，其中老解放区达到占农户的半数左右；实际上1956年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 % ，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比重87.8 % ；到1957年，入社农户所占比重进一步上升到97.5 % ，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达到96.2 % 。手工业合作化：要求参加手工业合作社的人数由1952年的21.8万人，1957年达到210万人。实际上到1956年底，参加手工业合作社的人数达603.9万人，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1.7% 。合作化手工业的产值占手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要求由1952年的3.4 % 提高到1957年的38.7% ，实际上到1956年合作化手工业的产值占手工业总产值的92.9 % ，1957年进一步达到95.2 %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到1956年私营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2 ‰ ，到1957年私营商业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重只有2.7 % 。

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居统治地位。下表是各种经济成分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以国民收入为100）

1952年 1957年
社会主义经济 21.3 97.2
国营经济 19.1 33.2
合作社经济 1.5 56.4
公私合营经济 0.7 7.6
个体经济 71.8 2.8
资本主义经济 6.9 ----

现将上表的数字绘图如下：

“一五”计划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的完成情况如下表：

单位 1952年 1957年 五年平均每年增长%
实际 计划 实际

工业总产值 亿元52年价格 ，270.1 535.6 628.2 14.7 18.0
生产资料生产 同上 122 379 17.8 25.4
消费资料生产 同上 221 405 12.4 12.8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发电量 亿度（千瓦小时） 72.6 159 193 17.0 21.6
原煤 万吨 6646 11299 13100 12.2 14.5
原油 万吨 44 201 146 35.8 27.1
生铁 万吨 193 467 594 19.7 25.2
钢 万吨 135 412 535 25.0 31.7
烧碱 万吨 （折100 %） 7.9 15.4 19.8 14.3 20.2
载重汽车 万辆 --- 4000 6200 --- ---
水泥 万吨 286 600 686 16.0 19.1
棉纱 万件（万吨） 361.8（65.6） 500(90.7） (84.4) 6.7 5.2
棉布 万疋（万米） 11163.4(38.3) 16372.1(55.8) (50.5) 7.8 5.7
食用植物油 万吨 72.4 155.2 110 16.5 8.7
糖 万吨 24.9 68.6 86.4 22.5 28.3
卷烟 万箱 265 470 446 12.1 11.0
盐 万吨 346 593 828 11.4 19.1

农业总产值 1952年价格，亿元 484 596.6 604 4.3 4.5

农业主要产品产量

粮食 亿斤 3278 3856 3901 3.3 3.5
棉花 万担 2607 3270 3280 4.6 4.7
黄洋麻 万担 610 730 602 3.7
油料 万亩 8571 11808 10378 6.6 3.9
(万吨 419.3 419.6）
甘蔗 万担 14232 26350 20785 13.1 7.9
甜菜 万担 957 4273 3002 34.9 25.7
大牲畜 万头 7618 9787 8345 5.1 1.9
猪 万头 8977 13834 14590 9.0 10.2
羊 万只 6178 11304 9858 12.8 9.8
水产品 万吨 167 280.7 312 10.9 13.3

资料来源:以上图表中，计划数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实际完成数均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经济统计提要１９４９-１９７９》.

“一五”计划在基本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工业的基本建设计划，是“一五‘计划的中心。五年基本建设投资原安排427.4亿元，实际完成550亿元，新增固定资产460.3亿元；其中工业投资原安排248.5亿元，实际完成250.3亿元。“一五”期间共建成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工矿建设单位上千个，平均每三天就有一个投入生产，便我国工业的生产能力显著增加。如五年新增电力装机容量246.9万千瓦，采煤能力6376万吨，天然石油开采能力131.2万吨，人造石油能力52.2万吨，石油加工能力114.7万吨，硫酸制造能力29.2万吨，纯碱制造能力19.2万吨，铁矿开采能力1643万吨，炼铁能力339万吨，炼钢能力282万吨，轧钢能力159万吨，载重汽车能力3万辆，合成氨能力13.7万吨，化肥能力9.2万吨，水泥能力261万吨，机制纸能力25万吨，机制糖能力62万吨，纱锭201万枚，织布机5.5万台，等等。与此同时，交通基本建设也取得巨大成绩。新增的生产能力有：新建铁路铺轨4861公里，新建公路8.34万公里，沿海港口吞吐能力835万吨。工交生产能力如此迅速增长，在旧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旧中国花了60年才建设起不到200万吨炼铁能力、不到100万吨炼钢能力；花了近70年，才建设起不到100万千瓦发电能力。“一五“大规模工业建设的结果，初步改变了我国工业的落后面貌，建成了许多过去没有的新的工业部门，如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化学工业，汽车、拖拉机、飞机制造业，新式机床、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发电设备制造业，等等。工业的地区布局也大为改观，在沿海工业获得很大发展的同时，幅员辽阔的内地西南、西北等地一批崭新的现代化工矿企业也是厂房栉比，烟囱林立了。

第二节 “一五”计划胜利完成的重大意义

“一五”计划的完成，应当如何客观地予以评价？毛主席在1956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从前四年情况对“一五”计划是肯定的。他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不是正确？我赞成这种意见 ，就是说，前四年的情况可以看得清楚，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将来搞了几个五年计划，有了经验，是不是还会犯错误呢？还会犯的。经验是永远学不足的。”

在1962年对建国后前八年，主要是“一五”时期的经济建设工作也是肯定的，同时指出存在的缺点。他一分为二的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头八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04—305页）

1981年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针对当时有那么一股全面否定过去的成绩的歪风，对“一五”计划作了比较客观、权威的结论，指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同样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注：原文为一九五六年，这里为了准确反映“一五”实际，用一九五七年代替），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八，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五。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 》，第750页）

邓小平同志对“一五”计划所取得的成就是充分肯定的。他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毛泽东主席逝世这段时间，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土改，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情做得非常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6页）他特别高度评价“一五”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成就：“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那时，在改造农业方面，我们提倡建立互助组和小型合作社，规模比较小，分配也合理，所以粮食生产得到增长，农民积极性高。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采取赎买政策，一方面把它们改造成公有制，另一方面也没有损害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长期允许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存在，根据自愿的原则，其中大部分组织成合作社，实行集体所有制。由于我们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采用这些方式的，所以几乎没有发生曲折，生产没有下降还不断上升，没有失业，社会产品是丰富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3-314页）

当然， 社会主义改造尽管是最成功的，“这项工作也有缺点和偏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 》，第750页）

我国理论界有人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教条，说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计划经济，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国“一五”计划生产力获得如此巨大的发展，用事实彻底驳倒了这种谬论。有人狂妄地点名批评毛泽东“没有认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有人说什么毛泽东不注意发展生产力，等等。毛主席亲自领导我们制定并实现了“一五”计划，从上述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我们看到社会主义新中国面貌一新，有力地驳斥了这些污蔑不实之词。

总而言之，“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其重大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

1、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开辟了广阔前途。有了这个初步基础，我们就可以在以后的几十年间逐步构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大厦，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2、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农业和手工业搞合作化，把几亿农民和手工业者引向了社会主义道路 。对资本主义工业搞加工订货，私营商业搞经销代销，最后全行业搞公私合营，实行定息，把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资本家也敲锣打鼓欢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所没有的。这些崭新的经验，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3、积累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建设的宝贵经验。人们常说，中国是计划经济国家；实际上，认真制定计划 ，严格按计划办事，主要在“一五”时期。“一五”计划工作的经验，为以后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现在虽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人们常说的全国一盘棋，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合理布局，等等，这些计划经济的用语，都是“一五”时期总结出来的，迄今仍常用常新。这些经验看来今后仍然将要沿用，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

第四编 “大跃进”和调整时期（1958—1965年）的经济建设

第十一章 “大跃进”时期（1958—1960年）的经济建设

第一节 “大跃进”的历史背景

“大跃进”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在经济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留下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搞“大跃进”，是中国走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那它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条件下出现的呢？

“大跃进”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的，而是有国际国内的背景的：

一、 国际背景：1956年2月14-25日苏共20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打着反对个人迷信的旗号，全盘否定斯大林 ，暴露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并加以夸大和渲染，把苏联几十年的历史抹得漆黑一团，以便为他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鸣锣开道。对此，毛主席和党中央政治上非常敏锐，洞察其奸，在当年4月5日、12月2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文章，并且标明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文章站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的高度，就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问题，提出了与赫鲁晓夫全然不同的观点。“一论”对反对个人迷信，斯大林的的功过，提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看法。文章旗帜鲜明的提出，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正确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功大于过。“二论”讨论了四个问题:一，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二，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三，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四，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文章的第一个问题里，总结了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概括为五点:

(1)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
(2)无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
(3)革命胜利后，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 。
(4) 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5) 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文章指出，这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公开声明，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帝国主义者声言要“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他们要改变的正是这条道路。一切修正主义者所传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也正是想避开这条无产阶级解放的必由之路。文章提出，要保卫这条十月革命开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

中共中央从苏共二十大得出教训，一方面，必须坚持十月革命的道路，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从否定领导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领导人入手(后来事实证明了中央预见的正确，他们由否定斯大林，进而否定列宁)，否定这条正确的光辉的革命道路;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避免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如在扩大再生产的安排中，片面强调提高积累率，对改善人民生活注意不够;在对各部门的建设中，过分突出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在帝国主义包围下， 当然对此重视在客观上有其必要性)，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在管理体制上，过分强调中央集权，忽视对地方和企业分权。因此， 必须“以苏为戒”，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大力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1956年4月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一开头就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３页)文章所讲的十个问题，是讲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主要矛盾，几乎都提到“以苏为戒”，或者“与苏联不同”。如:“一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指出在处理这一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今后要适当调整三者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又如:“二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讲的是改善工业布局，大力发展内地工业的问题。(本文当时没有明讲苏联在处理这对关系上存在的问题。我们后来搞三线建设， 就是大力处理这一对矛盾;并且指出了苏联工业布局集中在欧洲部份，卫国战争前又没有搞搬迁，损失很大。)“三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不要过分突出国防，但是一定要加强国防，为此，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四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关系”，指出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不能只顾一头，要三者兼顾，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五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1957年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大跃进”时期进一步权力下放，其理论根据就在于此。)“六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指出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团结。“七 党和非党的关系”。(西方说苏联是一党专政。)“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八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确实犯有严重错误。(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所说的杀了多少万人，后来克格勃的领导人证明是夸大了。)“现在有人听到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团体里，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九 是非关系”。党内外都要分清是非。过去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学了斯大林的不好作风(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于犯错误的的同志，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十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是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不愿意提，不敢提这个口号。一切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地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以上扼要的引用中可以看出，实际上此文粗线条的勾画出了与苏联不同的、有中国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本章下文中可以看出，有几条在“大跃进”中作为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原则付诸实施了，甚至做得有点过了头， 不得不在调整时期又改过来。后来在１９５８年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回顾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第７９２页)

1957年2月毛主席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从哲学的角度着重分析人民内部政治思想上的各种矛盾，没有多讲经济问题，但在最后一节里，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苏联实现工业化以来国内外没有人提过的问题。文章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指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但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实际上这里提出了有别于苏联的工业化道路。

1958年1月，毛主席集中了中央和地方同志的意见，写成《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又一个重要文献，是要解决经济建设的领导方法问题。显然，其中有一些“左”的不切实际的内容。草案提出，“我们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44页)

党中央初步总结的与苏联不同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还有:
刘少奇针对苏联物资调拨制度的弊病，提出许多生产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改革单一的学校教育制度，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

周恩来总结“一五”计划的经验教训，与苏联一味追求高速度不同，提出要合理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既积极又稳妥可靠;要把重点建设与全面安排相结合，使各部门按比例地发展;要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要正确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78-284页)

陈云在1956年9月根据我国的国情，提出与苏联全然不同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的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 见《陈云文选》第三卷第13页)1957年1月，他又提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认为“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听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规模不要冒了，也不要保守了，但“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同上，第52页)

从以上可以看出，现在人们常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从1956年以后开始探索的，而且探索很富有成果。但是，很显然，在理论上还存在不同看法。在“大跃进”中，主要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５０年代后期，赫鲁晓夫几次对中国领导人表现出那种俄罗斯民族固有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傲慢态度，以“老子党”自居，使中国领导人受到莫大的剌激，感到你苏联不就是有那么五千多万吨钢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要尽快地把经济搞上去。1956年8月，毛主席在毛主席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指出(我国的钢产量)“今年是四百多万吨，明年突破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一千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四千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 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８８-８9页)1957年，毛主席《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提出15年钢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要超过英国( 估计15年后英国钢产量为3000万吨)。(同上，第３２５-３２６页)这并不是脱口而出，是经过考虑的。这些超英赶美的话，在“大跃进”时成为广大群众的豪言壮语。

二、国内背景：“一五”计划的顺利执行，在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绩，鼓舞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但经济建设如何进一步发展，人们的思想认识并不一致，矛盾不断出现，分歧越来越公开化。1955年12月，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 认为当年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全国有60 %以上的农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根据这种形势，他指出:“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反右倾，鼓干劲，加快发展，是毛主席的基调。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各地据此着重纠正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冒进现象。后来毛主席对这篇反冒进的社论一再表示不满。

1956年9月，召开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毛主席不同意主要矛盾的这种提法。1957年10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去年下半年， 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极少数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污蔑党的领导是搞“党天下”，“共产党要让位”，要求轮流坐庄，由他们来搞“政治设计院”。党中央发动群众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不到一年时间就打退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整风运动以及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加强了党的领导，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但也存在缺点和错误，反右派扩大化，由最初设想的打几千人，后来变成下指标，分派任务，你这里明明没有右派，也得打一两个，最后全国共打了55万右派分子，伤了相当一部份好同志和知识分子。几十年后虽然给绝大部分右派平反了，但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这次运动还带来一个副作用，这就是思想上宁左勿右，认为左只是思想方法问题，而右则是立场问题。特别是当毛主席讲去年(1956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多快好省，一个是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个是促进委员会。在这样的形势下，谁也要争做“革命的促进派”，不愿做右派。广大群众的思想这样一解放，“大跃进”就成了不可逆转的了。

有的学者不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分析“大跃进”这种历史现象，而只是简单片面地认为，“大跃进”是个别领袖人物（毛泽东）头脑发热的结果，没有深入分析为什么会发热。从以上的叙述看，毛主席作为领袖在当时头脑不冷静，确实是有些发热，对“大跃进”及其后果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他自己并不否定这一点，曾经几次作过很严厉的自我批评。他说：（从1958—1960年）“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又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10、296页）

彭真同志比较实事求是，他不同意把一切错误都推给毛主席，他说中央的决定，我们都举过手。邓小平也公正地说过：“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6页。）

以上是“大跃进”的历史背景。

第二节 “大跃进”时期的三面红旗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这个时期的经济建设就有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前进的口号。毛主席概括当时的情况说：“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05页）

第一，关于总路线。1958年3月，在党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同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这条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说：“党中央认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工业和中小型工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人民出版社，第21页）

前几年我国有的学者批评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似乎这是毛泽东灵机一动想出来的主观主义要求。其实，多快好省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查找现有文献，发现早在1942年他就提出：“在一个工厂内，行政工作、党支部工作与职工会工作，必须统一于共同目标之下，这个共同目标，就是以尽可能节省的成本（原料、工具及其他开支），制造尽可能多与尽可能好的产品，并在尽可能快与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推销出去。”（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东北书店版第85页）

1955年，他多次讲过，领导各项工作要采取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法。1957年１０月，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说：“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速度问题，一个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1957年，他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那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来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们讲的是实是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本来是无可指责的。直到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还说：“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现在需要总结经验，搞快一点、好一点”。（《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6-247页）

第二，关于“大跃进”。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最早公开提出“大跃进”：“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象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又宣称：“我们国家现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实际上，早在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毛主席就说过：“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

1958年1月，毛主席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说：“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九五六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一九五七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样，我国六亿多人民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责任，打击了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方面刮起来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妖风，同时也纠正了和正在纠正党和人民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和由于主观主义造成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44页）同年9月8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经过了伟大的全民整风运动，全国到处出现了蓬勃兴旺的气象。无论在农业、工业、文化教育以及其他建设方面，都形成了大跃进的形势。由于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努力，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大大加快了。”

1964年12月，他在审阅周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加写了一段话：“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 ，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 ，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41-342页）

第三，关于人民公社。1956年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到1958年春，农村中出现小社并大社的热潮。河南省将原有的5.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3万多个，并试验建立几千户的大社。辽宁省将原有的9600个小社合并为1461个大社，平均每社2000户左右，其中1万户以上的社有9个，最大的社有1.8万户，基本上是一乡一社。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文章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不久，河南省新乡七里营办了一个人民公社。8月上半月，毛主席视察了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农村，当汇报到历城县一个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主席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据新华社1958年8月12日电）

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曲折中前进，从整顿到废除。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公社的规模“一般是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实际上把高级社的规模扩大了一、二十倍；在并社过程中强调对原有财产、债务“不要采取算细帐、找平补齐的办法”，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个人财产，将逐步“自然地变为公有。虽然文件提到“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 “人民公社建立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但又认为快则三四年，慢则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可以实现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甚至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次会议以后，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到9月底全国基本实现了公社化。原来大约75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8 %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实际上是大搞“一平二调”。所谓大，一是规模大，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般为几十户，高级社为一二百户，人民公社则平均为4600多户；二是经营范围大，初级社、高级社一般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人民公社则是农林牧副渔五业俱全，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社会基层组织。所谓公，实际上是刮“共产风”，将原来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社队合并，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大搞平均主义，实际上是穷社穷队共了富社富队的产；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即与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合而为一，国家在农村的银行、商店、及其他企业下放给人民公社，名为使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增加全民所有制因素，实际是人民公社共国家的产；人民公社把社员的自留地等个人财产收归社有，消除所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实际上是公社共个人的产。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大办公共食堂等公共事业，大力推广吃饭不要钱，试行把全部或大部人民生活包下来的供给制。到1958年底，全国农村共建立公共食堂340多万个，各种托儿组织340多万个，幸福院15万个，等等。这是企图否定按劳分配，实行按需分配，超出了经济上的可能，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人民公社在“大跃进”中执行几个大办，动员了数千万社员，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水利，大办文教等等。这些群众运动虽然也取得一定成绩，但总的是得不偿失。特别是无偿调用社队的人力、物力、财力，砍伐树木，这实际是对农民的剥夺，造成生产力的很大破坏，引起农民的惊恐和不满，对农业生产带来严重的后果。

1958年11月，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有所觉察，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当月上旬，毛主席在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会上毛主席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情况，提出必须划清这两种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还批评了陈伯达等人提出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会议期间，毛主席还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要大家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两本书，以澄清现在很多人的一大堆混乱思想。1958年11-12月，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扩大会议，接着召开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批评急于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两种过渡的错误思想，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立即进入共产主义，那会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决议》指出，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还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房屋、家具等生活资料和存款，永远归社员所有。

1959年2月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毛主席在会上指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相当严重的矛盾，即我们同农民的关系相当紧张。突出表现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棉油等农产品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而全国几乎普遍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大闹粮油肉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有过之而无不及。透过现象看本质，主要是在所有制和政策上有问题。许多人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可以由公社支配；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也从农村大量收回贷款。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农民的很大恐慌。八屈六中全会一个缺点是没有写明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模糊了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否定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目前要克服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即否认生产队和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和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会议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十四句话，作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4页）接着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的文件，规定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有部分的所有制和管理权。生产小队作为包产单位，对于土地、耕畜、农具和劳动力有固定的使用权，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不能任意调动。对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旧帐一般不算改为一般要算：公社化过程中平调的财物，要认真清理退还。公积金和公益金的提取，应考虑当地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使社员的收入比上年有适当的增加。公社的劳动力用于农林牧副渔业的，一般不应少于80 %。在分配制度方面，应把评工记分和工资制结合起来，供给制必须有所限制。同年4月29日，毛主席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各级干部一封信，强调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一定要实事求是，包产能包多少，就包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就社员私养家畜家禽和恢复自留地等问题，发出指示。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所有这些措施，表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人民公社在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方面后退了一大步，对纠正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人民公社由改革到被废除。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对农业的指导思想进一步从“左”倾错误中解放出来。这两个文件规定最重要的政策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动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实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帐目公开。８０年代初，人民公社原有的体制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被废除。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至1984年底全国基本完成了这项工作，至此农村人民公社就不再存在了。

1990年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5页）

第三节 “大跃进”中的高指标—“二五”计划（1958—1962年）及其提前完成

“大跃进” 时期，经济建设上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作风 ，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 、共产风泛滥成灾。本来从1958-1962年，周恩来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一次会上提出了一个“二五”计划，是准备用来指导经济建设的进行的；但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的工农业生产等问题，发表《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从此出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把原来的“二五”计划抛在一边，国民经济陷入一片混乱。1960年6月毛主席在《十年总结》一文中，回顾了建国以来寻找经济建设道路的历史过程，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说真正的大跃进是留有余地的。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参见《陈云年谱》下卷第34页等书）下面在讲高指标之前，先介绍一下“二五”计划的一些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指出：“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实现我国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第二个五年计划，必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的基础上，以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步骤，推进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保证我国有可能大约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能够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因此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应该是：（1）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2）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3）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4）努力培养建设人材，加强科学研究，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5）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周总理关于“二五”计划的报告，毛主席当年对报告稿曾作了“看了一遍，很好。”的批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 /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周恩来，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第6、34-38页）

周总理还总结“一五”计划四条经验教训：合理安排速度、按比例发展、留有后备、正确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是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得来的非常重要的宝贵经验，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无论何时都是行之有效的，是计划工应当经常记住的。但是“大跃进”期间把它全丢了。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是同这四条经验完全背道而驰的。

现在把“二五”计划和“大跃进”三年的主要计划指标及其完成情况列表如下：

“二五”计划

单位 1957年 1962 1957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工农业年均 实际 计划 计划 计划 实际 计划 实际 计划 实际
总产值增长% 10.9 11.8 7.1 32.2 35.0 19.5 52.1 5.4 .
工业总产值 18.0 14.9 10.4 54.8 37.5 36.2 41.5 11.2
农业总产值 4.5 6.2 3.5 2.4 31.7 -13.6 85.2 -12.6

重工业主要产品

发电量 亿度 193 400-430 159 219 275 400 423 555-580 594
原煤 亿吨 1.31 1.9-2.1 1.13 1.5 2.7 3.8 3.69 4.25 3.97
原油 万吨 146 500-600 201 150 226 350 373 520 520
钢 万吨 535 1050-1200 412 （原610） 3000 1840
1070 800 1300 1387 1866
化肥 万吨15.1 75-80 14.5 19.4 32.5-37.5 26.6 70 40.5
冶金设备万吨 1.38 3-4 0.8 15.1 28.4 23.2 发电设备万千瓦19.8 140-150 16.4 110 280-300 242.3 330 338.3 金属切削
机床 万台 2.8 6-6.5 1.3 2.6 8 7-7.5 11.6 9 15.4

原木 万立米 2787 3100-3400 2000 3579 4300-4600 4700
3800 4518 4129
水泥 万吨 686 1250-1450 600 746 930 1250 1227 1600 1565

轻工业主要产品

棉纱万吨 84.4 145.2-163.3 90.7 94.3 126.2 154.2 153.1 163.3 109.3
棉布亿米 50.5 86-95.1 59.9 52.9 64.6 72 75.7 76 54.5
盐 万吨 828 1000-1100 755.4 820 1040 1300 1106 1400 1287
糖 万吨 86 240-250 110 102 90 150 110 130 44
机制纸万吨91 150-160 65.5 104 122 220 170 280 180

农业主要产品

粮食 亿斤 5000左右 3632 6000-7000 10200 5690
3700 3712 3827 3225 2742
棉花 万担3280 4800左右 3270 3500
7000 3938 10000 3418 5300 2126
大豆 亿斤 201 250左右 224 208 173 300 175 250 128
大牲畜万头8382 8827 7768 9000 7912 8800 7336
羊 万头 9858 17000 11304 10600 9568 12000 11165 12500 11281
猪 万头14590 25000左右13834 15000 13829 28000 12042 24300 8227

基建投资 亿元 138 145（221）267 500 345 325 384
其中国家投资亿元 126 131 214 270 267 325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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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上表“大跃进”时期的实际数，均国家统计局的核实数字;“大跃进”时期的计划指标大复杂，现在很不容易搞清楚了，主要是因为计划多变，如1959年钢的计划指标就有四五个，本表不可能把这些指标都列出来，只列了最初提出的和最后定下来的两个指标。当时计划的规章制度也不严格，有的部门到年末还在修改计划。“二五”计划建议是1956年9月通过的，是以1957年计划为基数进行比较的。
1958年1月开始，中央和地方还实行生产“两本帐”计划，实际上是三本帐：中央第一本帐，是必成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帐是期成计划，不公布。地方第一本帐，即中央的第二本帐，是必成计划；地方第二本帐，是期成计划。评比以中央第二本帐为标准。这里用的是中央一本帐计划的指标。
2、过去计划指标的口径和计量单位与现在也不相同，如粮食，过去不包括大豆，现在则包括；计量单位过去用亿斤，现在用万吨。这里按照当时的习惯用法，还是用亿斤。又如棉纱，过去的计量单位是万件，现在是万吨，本表按1件=181.44公斤，折算成万吨 。棉布过去按匹计算，这里按1匹=36.58米，折算成亿米。化肥，过去按实物量计算，现在按折纯量计算。各年氮磷钾肥的产量不同，折纯量的比例也有出入。如1990年氮肥按25 %、磷肥按16.4 %、钾肥按44.6%、复合肥按40.2 % 计算，当年总平均比例为24.5% 。本表按25 % 统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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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期的高指标，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几乎各行各业所有指标都是高指标，不是个别指标是高指标。因为当时北戴河会议后的口号是，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不但工业有高指标，农业、运输业、商业、甚至文教卫生事业都有高指标，都要“大跃进”。这几年在国民经济计划所有指标中，最主要的是钢、煤、粮、棉四大指标。每逢节日国家计委队伍在天安门游行时，就抬着四大指标的模型行进。

二是高指标高得有些离奇，有的明知当年完不成，但仍然要坚持；有的指标高得高不可攀，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以后才完成。如钢产量，1958年到8月份止，累计只完成450万吨，还剩下4个月，要完成600多万吨，显而易见是不可能的。会上，毛主席引用过唐朝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对这两句诗一直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有人把“只是近黄昏”，理解为引者感叹时间很紧，完不成任务；另一种理解是，原诗的正面意思，“只是”乃“正是”之意，即正是黄昏时候，夕阳才无限美好。这样，就含有鼓劲之意，用较少的时间完成较多的任务，才更有价值。

到1960年钢产量实际达到1866万吨，超额完成了当年1月中共中央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的1840万吨钢的计划，略多于苏联1940年的钢产量1832万吨，应当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这正符合当时要以苏为戒，要有比苏联更快的速度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愿望。可惜以后连续十年又掉下来了，直到７０年代才又爬到2000万吨的台阶。

有的指标如1959年要求粮食产量，低幅度也达10000亿斤，高幅度高达15000亿斤，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个指标在大约４０年以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才达到低幅度，高幅度迄今尚未达到过。1996年粮食产量为10090亿斤，1997年又掉至9883亿斤；以后两年再度爬上一万亿斤以上，1998年最高为 10246亿斤，1999年为10168亿斤，二十一世纪头三年又掉下来了。1959年的“大跃进”高指标15000亿斤，尚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达到。

三是这些高指标大都是毛主席同意了的，经他一提倡，由于他的崇高威信，就起很大的动员作用，对“大跃进”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所以毛主席在６０年代检讨“大跃进”的错误时，他说要负主要责任。

高指标对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后果：

1、大量浪费，得不偿失。“大跃进”中，为了完成高指标，不惜一切代价，当时有句口号：叫做不算经济帐，只算政治帐，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大炼钢铁时，正是秋收农忙季节，当年天公作美，本来农业是个大丰收年景，农村里只剩下“黄忠老将”、“穆桂英女将”，因缺少男劳动力，粮食烂在地里，粮食产量原来预计7500亿斤（可能偏高），最后统计核实只有4000亿斤。大批劳力上山，乱开乱采矿石，破坏了矿藏资源;乱砍乱伐树木，毁灭了无数森林，破坏了生态环境;砸碎了大量铁锅铁器，影响了人民生活。由于不懂技术，土法炼出来的钢铁，质量不符合要求，含硫量大大超过冶金部的规定，无法加工使用，最后落实的合格钢只有800万吨。

2、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首先，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由于几个大办，猛上基本建设，1958年基建投资猛增至267亿元，比1957年的138亿元增长近一倍，一年接近“一五”合计基建投资550亿元的一半；施工的大中型项目达1587个，比1957年增加近1000个；1959年增至1361个，1960年进一步增至1815个。1959年基建投资比上年又增长29.2 %，1960年继续增长11.2 %。由于基建规模扩大，施工项目增加，基建战线过长，材料设备供应不上，半拉子工程增多。1958年施工的一千多个项目，建成投产的只占10.7 %，1959年也只占12 %，1960年进一步降至9.8 %，远低于“一五”时期平均的15.5 % ，致使投资效果大大降低。1958年基本建设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由1957年的93.4 %，下降至74.8 %，1959、1960年进一步下降至69.2 %和68.8 %，为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工业和基本建设由于大搞人海战术，职工人数猛增，1958年全民所有制和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人数达到5194万人，比上年猛增近2000万人；1959年又增加80多万人，1960年进一步增加690多万人。这样，“大跃进”使积累率猛升，由1957年的 24.9 %，上升至1958年的33.9 %，1959年创历史最高，达43.8 %，1960年仍高达39.6 %。其次，工业和农业的比例严重失调。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统计提要１９４９-１９７９》第３５页资料，“大跃进”三年工农业增长速度的对比数据如下：

工业 农业
1958年 54.8 % 2.4 %
1959年 36.2 % - 13.5 %
1960年 11.2 % - 12.7 %
1958年由于老天爷帮忙，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获得丰收，但以后两年农业接连大幅度减产，致使市场商品逐步供应紧张，为1961年开始的通货膨胀积蓄了能量。

3、城乡人民生活普遍下降。“大跃进”中提倡政治挂帅，发扬风格，工人取消计件工资和奖金，收入有所减少。1958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由1957年的637元，下降至550元，1959、1960年进一步下降至524、528元。为了保住干部队伍的体质，在城市按干部等级增发了一些票证，如每月发给一斤肉、一斤糖果、一斤黄豆，等等。农民因粮食高征购，农村留粮减少。1958年粮食征购率为29.4 %，1959年为39.7 %，1960年为35.6 %，接近和超过征了过头粮、致使“家家谈统购”的1954年的30.6 %。1958年农村留粮总量为2825亿斤，少于1957年的2940亿斤；1959、1960年进一步减少为2052亿斤、1849亿斤。1958年在农村大办食堂时，放开肚皮吃饭，浪费了大量粮食。人民公社化以后，又基本取消了自留地、家庭副业，这时连糠菜半年粮也难以办到。这样，在困难时期到来时，全国城乡许多人因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肝炎，特别是广大农村饿殍遍地。据统计，困难时期全国乡村人口减少了1500多万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沉重的教训。

“大跃进”时期，当时是不是如有些人说的，由于毛泽东搞专制独裁，党内外对三面红旗没人敢提不同意见，“万马齐喑”，敢怒而不敢言，直到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万言书才提出批评意见？其实情况不是这样。1959年6月9日，国家计委综合局一名叫李云仲的一般干部（当时不是副局长），比彭德怀上万言书早一个多月，就目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写给毛主席一封信。信中说，近一年来，我们在工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这是主流，具体表现在：第一，办水利，造成一种气氛：认为在短期内，不管条件如何，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到，什么也没有问题了。第二，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实际上不是以钢为纲，而是以钢为一切。全民大搞土法炼铁的运动，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国家经济力量的消耗太大了。第三，去年的公社化运动，跑得太快了。第四，去年施工的项目过多，因物质条件而一减再减，浪费和损失令人痛心。第五，由于几个大办，去年增加职工2100万，不能发挥效果的社会劳动花费得太多了。这是目前经济紧张的主要原因。信在最后说，以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为待征的迎合情绪，是“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根源。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批评了这封信，说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

1959年6月下旬，解放军总政治部简报反映，一些部队干部对经济生活全面紧张表示不满，认为这是由于路线上有错误；还否定成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统战部搜集整理国家机关党外人士对国内经济情况与党和政府的解释有不同看法：对去年的大跃进有怀疑；认为全民炼钢的口号不正确；公社化运动太快了，等等。毛主席把这些材料批给了中央办公厅主任，印发庐山会议与会各同志。由此可见，这些意见同当年7月14日彭德怀写给毛主席的信（参见《彭德怀自述》附录一，第281页）中的批评意见（此信为人所共知，这里不多引用了），观点基本上是相同的。

对这些不同意见，可惜当时毛主席听不进去，在1959年又发起了反右倾、鼓干劲运动，这些提不同意见的同志，都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批判。这样，使“大跃进”的高指标更加如火如荼，泛滥成灾。到了1960年1月，国民经济已经出现危机，但《人民日报》头板头条还发表“开门红、月月红、满堂红、红到底”的通栏标题。于是，“大跃进”使国民经济陷入了重重困难的境地，国家的经济建设被迫转入调整时期。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作了比较公正的评论:“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第754页)

第十二章 调整时期（1961—1965年）的经济建设

第一节 经济调整的背景

６０年代国民经济为什么要调整？这首先要弄清楚当时的经济背景。1960年是“大跃进”的第三年，除重工业获得大发展外，农业、轻工业的总体水平倒退十来八年，呈“大跃退”态势。经济生活发生严重困难，比例失调，如不调整，国民经济就再也蹦不动了，且有崩溃的危险。为了说明当时的经济状况，现将“大跃进”以后工农业主要产品最低年产量，与５０年代相当年产量对比列表如下：

“大跃进”以后最低年产量 ５０年代相当年产量
粮食 1960年 2870亿斤 1951年 2874亿斤
人均产量 430斤 516斤
棉花 1960年 2126万担 1954年 2130万担
1962年 1500 万担 1951年 1386万担
猪 1960年 8227万头 1956年 8403万头
1961年 7552 万头 1951年 7440 万头
棉纱 1960年 109.3万吨 1956年 95.2万吨
1962年 54.8 万吨 1951年 48.7万吨
棉布 1960年 54.5 亿米 1954年 52.3亿米
1962年 25.3亿米 1950年 25.2亿米
糖 1960年 44万吨 1952年 45万吨
1962年 34万吨 1951年 30万吨
钢 1960年 1866万吨
1962年 667万吨 1957年 535万吨
煤 1960年 3.97亿吨
1962年 2.2 亿吨

以上是工农业一些具体产品的情况。如果从国民经济某一个侧面的整体来看，就呈现出以下情景：农业，大体倒退八年，1960年农业总产值只相当1952年的96.4 %；工业，获得大发展，1960年工业总产值为1952年的的5.4倍，其中重工业则为10.4倍。工农业的发展，根本不成比例。国民收入的积累率，由1957年的24.9 %，提高到1958、1959、1960年的33.9 %、43.8 %、39.6 %，积累率偏高，高得是空前的了，积累挤了消费，具体表现在国家建设急剧扩大，广大劳动者却在饿饭。积累和消费的合理比例关系被破坏了。应当指出，以上数字是几十年后核实的数字，一看情况就比较明确，但当时对当年的预计都是比较高的，对下年的计划水涨船高，更上一层楼，谁也搞不清经济的真实情况。“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为大家都沉醉在“大跃进”的迷雾之中。

这里还需要指出，1960年下半年中苏关系破裂，对我国经济的重大影响。当年6月24-2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赫鲁晓夫带头对中国党进行围攻。接着苏共领导把中苏两党的矛盾扩大到国家关系上，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苏联专家，撕毁合同。25日又通知中国政府：自7月28日至9月1日，将全部撤回在华专家1390人，终止派遣专家900多名，废除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以及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这一做法使中国一些重大设计和科研项目被迫中断，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入生产，严重地打乱了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加重了中国经济的困难。

这样，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国民经济不得不进行调整。

第二节 对调整方针认识的逐步统一

６０年代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并不是某个人、某个单位灵机一动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有关主管部门和中央领导同志考虑当时的实际经济情况逐步形成的。对这个方针的思想认识和贯彻执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的。1960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二五”计划后三年补充计划问题。毛主席在会上指出，1958、1959年我们曾经讲数量，今后要把产品质量、品种放在第一位。1960年的（计划）指标还要加以调整，真正的大跃进是留有余地的。6月18日，他在《十年总结》中，回顾了建国以来寻找经济建设道路的历史过程，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在分析1959年钢指标落实的过程后说，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中找出它的固有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到，实际上其中已含有调整的意思。7月5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研究了经济问题，制定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初步讨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方针，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等工业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等措施；提出要在大力增产粮食的同时，重视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要管好用好粮食，降低口粮标准（9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农村口粮标准每人全年原粮300-360斤，城市口粮标准平均每人每月一般压低2斤左右）大搞“瓜菜代”，等等。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共12条，周恩来主持起草。主要有队为基础，三级所有，是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至少七年不变；至少今后二十年内，人民公社分配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12月下旬，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1961年计划问题，作出了《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确定1961年所有社队必须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彻底检查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等“五风” ；彻底清算平调账并坚决退赔。还确定了农村若干具体政策：提高粮油猪禽蛋的收购价格，自留地由原规定占耕地5 % 提高到7 %；毛主席在会上讲话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他批评“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

八字方针提出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国家计委1960年8月底向国务院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提出明年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周总理将“整顿”改为“调整”，并增加了“充实”二字。这样就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其具体含义和要求是：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失调的比例关系，巩固生产建设取得的成果，充实新兴产业和短缺产品项目，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到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1961年关于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了这一方针。1961年1月，中共八屈九中全会主要讨论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批准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意1961年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经济生活，适当控制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基建投资比上年减少38 %，钢产量比上年增加1.6 %。毛主席在讲话时，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当时对调整的经济形势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因而对需要采取的措施（如搞责任田）也不一样。例如，对农业、对粮食及增产的办法，尽管认识比较相近，但实际上仍有很大的不同。陈云认为，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但也确有好转的希望。在1961年1月中央工作会上，他提出今年能进口400万吨粮食，那我们的日子就比较好过一些了。明年、后年如果再多进一点，那我们就能够稍微有点存粮了。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的工作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对确定人民公社的体制，纠正存在的问题有重要作用。会议期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向毛主席汇报搞“责任田”（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的问题，毛主席表示可以在小范围试验。针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意见，陈云表示，安徽搞包产到户，应该允许人家试验。10月，毛主席在中央明确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而不是大队之后，认为搞“责任田”之类的试验已不必要。11月13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出：个别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和变相包产到户的做法，都是不符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原则的，要引导农民逐步改变过来。1962年3月10日，陈云看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 ，认为与自己意见相符，说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叫“分田到户”也好，叫“包产到户”也好。总之，国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按照《国际歌》词中“全靠我们自己”的话办，尽快恢复生产。4月18日，看到田家英反映湖南农村干部和群众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调查报告，称赞说“观点鲜明”。6月下旬，陈云就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农业产量问题，分别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交换看法，并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邓小平当时答复：分田到户是一种方式，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7月6日，陈云当面向毛主席建议，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剌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此前，有人劝他不急于向主席谈，他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怎能延误时机。几天后，毛主席在一个小范围说，他很不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但陈云同志是中央常委，向党的主席讲意见，组织上没有错。他还严厉批评了邓子恢、田家英，说他们主张“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搞修正主义。7月9日，毛主席针对各地出现包产到户并得到中央一些领导人支持的情况，提议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8月6日到24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原计划主要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的问题，后来转为着重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判“黑暗风”、“单干风”。毛主席在大小会上多次讲话指出：现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196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农业恢复要五年、八年，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今后五年不只是恢复，一定要有所发展。“争取快，准备慢”，哪一方面也适用。快了，头一句灵；慢了，后一句灵。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缺点错误之劲。现在就有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9月24-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批判了邓子恢的“单干风”。毛主席在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有关阶级、形势、矛盾和如何对待国内党内修正主义的问题，说对阶级与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刘少奇在讲话中，将党内对困难的态度分为三种：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向后退、单干；利用暂时困难向党进攻，企图推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马列主义领导。会上毛主席赞同刘少奇关于只把会议精神传达到十七级以上干部的提议，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一决定使全会后的经济调整工作基本上按照原计划继续进行。（以上关于“包产到户”的不同意见，引自《陈云年谱》第70、91、115、118、119、121、122等页）

这里顺便提一下一个不大的问题，即调整时期对养猪是私养、还是公养好，上层领导意见也大相迳庭。1960年1月，中央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全国大办养猪场。当时中央关于养猪的方针是“公养为主，私养为辅”。当年12月，陈云连续两周召集农业、商业、研究部门的专家，详细了解了仔猪由出生到育肥的生长过程，比较了国营、集体和家庭饲养所耗饲料、燃料、工时的多少以及收益的大小，得出了发展养猪事业应以“私养为主、公养为辅”的结论。据此为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11月15日，在中央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关于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中，这一方针被改为“公养私养并举”。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养猪的政策是：公养、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允许私养母猪。当年6—7月，陈云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调查了养猪、自留地等问题，并在杭州曾向毛主席汇报，主席认为意见很好，要他先同上海、浙江、江苏省委负责同志讲一下，回京后再提交政治局讨论决定。在上海，柯庆施表示反对“私养为主”的方针。陈云解释说：猪还是私养好，不要国家花钱，农民又有养猪的习惯。公养虽然养得多，但养得那么瘦，没肉吃。1961年12月，毛主席在中央常委会上说，这几年的高指标、高征购等以及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几个大办都是中央决定的，都是错误的。由此可见，调整时期各级领导对养猪的办法意见不一，方针定了也反复多变，对整个经济形势的估计，包括经济困难的程度、工业增长的幅度、基建规模的大小、克服困难时间的长短等重大问题，有关部门和中央领导更是分歧很大，因而需要相应采取的对策也大不一样。如1961年6月，李富春在北京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工业指标的调整问题发言，特别强调重工业一定要退够，退到切实可靠。“重工业这样下降，是一个惩罚，是因为没有按规律办事。重工业速度发展过快，基本建设拉长了，城市人口增多了，工农（业）矛盾突出了，所以退也是应该的。” 会议期间，他给国家计委的其他领导写信，提出重工业要三至五年才能使长线和短线达到平衡。（《李富春传》第562、563页）陈云在会上表示，重工业退够，退到满足农业和市场必要的需求为止，这样搞是对的。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工业问题，并作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文件指出：“八字方针”已提出一年多了，但一直没有按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丧失了一年多时间。今后三年，执行这一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在必须后退的地方，坚决后退，而且必须退够（转引自《陈云年谱》下卷第93页）。毛主席在讲话中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 9月1日，陈云在此会议的大区书记汇报会上说，基建规模和生产指标要退够。何谓退够 ？就是退到可靠的基础上，要以经济活动能周转起来为标准。只要经济活起来了，基建规模和生产指标就可以逐渐增加（同前，第94页）。

1962年1月，在北京举行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常称七千人大会）。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方针，以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大会对经济形势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对纠正实际工作中的指标的口径基本上左”的错误，贯彻调整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但对严重困难仍然估计不足。2月下旬，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又称西楼会议，当时毛主席在外地），讨论经济形势问题。刘少奇指出，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摸底不够 ，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现在处于恢复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陈云在会上发言指出：当前的经济困难有五个主要表现，即：农业有很大减产；基建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用多发钞票弥补财政赤字的做法导致了通货膨胀；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提出克服困难的六项措施：把十年规划（当时初步设想搞1963-1972年十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分为恢复阶段和发展阶段；继续减少城市人口；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水需要；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计划机关应把主要注意力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参见《陈云年谱》下卷第110页）。2月26日，国务院召开扩大会议，陈云在会上作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长篇讲话（《陈云文选》第三卷第191-206页）。他冷静地指出，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1961年比1957年粮食减产800多亿斤（按：国家统计局核实数字1961年为2826亿斤，1957年为3700亿斤，均不包括大豆，减产874亿斤），恢复的速度只能“争取快，准备慢”。现在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是建立在1958年生产7000亿斤粮食、7000万担棉花的错误估计上的，又是根据钢产量很快可以达到五六千万吨的主观设想来布置的，因而现在农业和工业生产水平都维持不了。他主张从1960年起，大体上五年，作为恢复阶段。目前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是第一位的问题。年产750万吨钢，2.5亿吨煤，是第二位的问题。减少城市人口，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措施。制止通货膨胀的办法，主要有严格管理现金，从重工业拨一部分原材料，再进口一部分原材料，增产日用品，回笼货币。再增加高价商品。保证城市人民最低生活需要的办法，逐步做到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用400万美元进口一千吨尼龙，可织4000万双袜子供应市场。用四五千万元的山珍海味，开高价馆子。农业增产，除增产粮食外，还要增产经济作物。为此，要重新考虑经济作物的奖励办法，如棉农交售一斤皮棉，供应二斤粮食，农民就会积极种棉花。国家用一块钱收购棉花，纺成纱，织成布，就可以卖四块钱。用来生产针织品，回笼的货币就更多。会上，李富春作了《关于工业情况和建设速度问题》的讲话，提出工业准备三年基本上踏步。李先念作了有关财政、信贷、市场问题的讲话。四月，中共中央将三个讲话经毛主席同意批发各地，扩大传达范围，这对统一思想，实事求是地估量形势，进一步认清调整的必要性，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1962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任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等为成员。中央财经小组举行扩大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国家计委《关于调整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了修订意见，认为1962年计划须大幅度调整。现将国家计委1962年原计划与财经小组调整计划主要指标对比如下（为了表述方便，顺便把实际完成情况附列于后）：

单位 国家计委原计划 中央财经小组调整计划 实际完成 工农业总产值 亿元 1400 1300 1280
（按1957年不变价格）
农业总产值 " 450 420 430
工业总产值 " 950 880 850
财政收入 " 304 300 313.6
预算内基建投资 " 60.7 46 56.6
农业主要产品产量
粮食 亿斤 2986--3014 2890 3200
棉花 万担 2034--2049 2063 1500
猪 万头 9088 9134 9997
水产品 万吨 253 250 228
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原煤 亿吨 2.52 2.39 2.2
原油 万吨 550 575
发电量 亿度 450 458
钢 万吨 750 600 667
钢材 万吨 472 390 440
（国家可分配）
生铁 万吨 1042 840 805
铜 万吨 4.3 3.8 5.84
铅 万吨 6.5 6.1 7.73
木材 万立米 2401 2375
水泥 万吨 600 538 600
平板玻璃 万标箱 410 370 399
硫酸 万吨 92 82 96.8
纯碱 万吨 60 49 51.9
合成氨 万吨 42 40 48.3
化肥（折纯）万吨 41.5 37.5 46.4
机床 万台 1.2 1.26 2.25
化纤 万吨 1.1 1 1.36
棉纱 万吨 47.1 54.8
布 亿米 17.9 18.4 25.3
纸 万吨 107 100 112
糖 万吨 32.4 29 34
卷烟 万箱 157 172 244
自行车 万辆 90 120 137
缝纫机 万架 70.4 63 77.9
合成洗涤剂 万吨 2.2 2 2.4
铁路货运量 亿吨 3.8 3.55 3.46

从以上的对比，可以看出中央财经小组调整的决心，点子比较准，步子比较大，如工业调低了17 %，钢调低了20 %，基建投资调低了24 %。1962年5月，这个计划经中央财经小组作了补充修改，下旬报经毛主席批准后，发到全国贯彻执行。到年底，上述指标绝大多数都完成了，经济状况开始明显好转，如农业比上年增长6.2 %，而工业则下降16.6 %；粮食增产250亿斤，达到3200亿斤；生猪扭转了连续四年下降的局面，达到近1亿头；财政收支相抵，结余8.3亿元，扭转“大跃进”以来连续四年出现财政赤字的状况。国家预算内基建投资完成56.6亿元，比上年缩小规模37 %。同时物价下降，人民消费水平上升，这一切说明这次调整基本落到了实处。

第三节 经济调整的主要措施
国民经济的调整是分两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从1961-1962年；第二阶段，从1963-1965年。1963年9月，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确定，从本年起，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间的过渡阶段。

第一阶段，经济调整的主要措施有：

一、努力加强农业。在1960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以后，多次发布关于人民公社的政策文件，调整所有制和分配关系，这在前面公社化过程中已有叙述，这里不重复，只谈一些其他措施。首先，减少粮食征购，减轻农民负担。1961年征购粮食809.4亿斤（原粮），比上年减少212亿斤，征购率（征购量占总产量的比重）由上年的35.6 %，下降到27.4 %；1962年征购量又减少到763亿斤，征购率进一步下降到23.8 %。农业税的实际负担率（正税加地方附加占农业实际收入的比例）从1957年的11.7 % ，下降到10 %以下。

农民负担减轻了，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其次，增加农业生产第一线劳动力。从1960年秋季开始，在农村，压缩水利等基本建设，整顿县社办工业、文教卫生等事业，挤出劳动力充实农业第一线。在城市，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回农村。到1961年春，农业第一线新增劳动力2913万人，农村劳动力占农村人口的39 %，生产队支配 的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89.1 %，农业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67.4 %。接近中央紧急指示信的要求。第三，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1960年开始，主要产粮区实行超购加价，全国平均达5 %。1961年1月起，粮食提价20 %，油料13 %，生猪26 %，禽、蛋37 %。同年4月，决定对收购经济作物实行奖励粮食的政策，如每担皮棉奖粮35斤，花生仁奖粮20斤等。同时还规定对三类农产品（一类农产品粮棉油，为统购产品，二类农产品肉禽蛋，为派购产品，均除外）允许上市，自由定价。这对增加农民收入，活跃市场，有重要作用。

二、精减职工和城市人口。工业建设和城市化的规模，取决于农业能有多少剩余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应城市。建国以来，出现过四次粮食供应严重紧张的状况，其中三次是由于城市人口增加过多产生的。“大跃进”三年职工人数增加2868万人，城市人口增加3124万人，1960年全国职工人数达到5969万人，城市人口达到1.3亿多人，这是农业无论如何负担不起的。解决的办法，靠进口粮食，国家没有那么多的外汇，也没有那么大的运力。挖农民的口粮，会更影响他们的积极性。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压缩城市人口。1961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三年内减少城市人口2000万以上，当年减少1000万。1962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市人口的决定，要求在去年末的基础上，再减少职工1056-1072万人，减少城市人口2000万人。这是一件非常复杂艰难的工作，因为招工容易遣散难，进城容易下乡难。经过大力宣传，制定恰当的政策，妥善安置被精减人员，到1962年底，全国实有职工4321万人，城市人口11659万人。

三、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三年来基本建设铺开的摊子大，项目多，战线长，是农业也是工业所承担不起的。1961年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今后三年必须以调整为中心，对重工业和基本建设指标要“伤筋动骨”，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1961年全国基建投资总额为123.3亿元，比1960年的384亿元，削减三分之二以上；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比上年减少406个，但仍有1409个，当年建成投产的只有46个，投产率只有3.3 %；1962年基建投资又进一步压缩至67.6亿元，比上年又削减45.2 %；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减少至1003个，当年建成投产的为25个，投产率进一步下降为2.5 %，是历史最低水平。这是十年来最小的基建投资规模（只比1952年的规模略大），是“大跃进”留下来的苦果。

当时基本建设投资包括两大块：一块是国家预算内投资，一块是预算外投资，即地方和部门自筹投资。这是由于“大跃进 ”几年权力下放的结果，使得预算外投资不断增大，计划外项目不断增多。1960年预算外投资曾多达86.9亿元，占基建投资总额的22.6 %；1961年几经压缩，仍达33.6亿元，占基建投资总额27.2 %。这一年计划外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占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总数的五分之一；特别是一些楼堂馆所的建设，尽管三令五申禁止，实际上并没有停止施工。这样，国家不得不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收回下放过多的财权，规定银行贷款不得用于基本建设，建设项目需按规定程序审批（大中型项目报中央审批，地方小型项目报中央局审批，部门直属小型项目报国家计委审批）。建设项目必须做到资金、物资、施工力量三落实，才能动工建设。这样，1962年预算外投资压缩到11亿元，占基建投资总额的比重下降到16 .3 %，计划外项目也基本上得到了控制。

压缩了基本建设规模后，一方面对在建工程进行排队，坚决停缓建一批项目；另一方面合理使用有限的资金物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以提高基本建设的投资效果。这样，基本建设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逐年提高，1960年为建国以来最低68.8 %，1961年提高为74.5 %，1962年进一步提高为79 %。

四、 大幅度降低工业发展速度，对工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1961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以来，对1962年计划的工业指标虽然多次调低，一直没调下来，直到中央财经小组的调整计划才把指标落实下来。如把调整的1962年计划指标同1960年实际相比，工业总产值降低46.8 %，重工业降低57.3 %，钢产量调低至600万吨，比1960年的1866万吨降低67.8 %。轻工业降低25.5 %，由于经济作物严重减产，纱、布、烟、糖等轻工产品的产量也大幅度降低。

工业生产指标大幅度下调，致使工业企业生产任务严重不足，设备开工率很低。由于生产、建设双双压缩，对设备、材料的需求锐减，致使钢铁、机械、建材等工业企业生产任务不足，有的根本没有任务。制糖、卷烟、罐头等轻工行业开工率只有20-25 %，棉纺工业情况好一点，开工率也只有50 %，闲置纱锭约500万枚。这样，面对人员、设备严重窝工，中央下决心“拆架子”、“收摊子”， 大刀阔斧地对工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当时关、停、并、转的进行，主要是：根据需要（农业和市场的需要）和可能（原材料、燃料供应的可能）进行排队，保留骨干企业，裁减中小企业；保留效益好的企业，裁减效益差的企业；保留市场急需企业，裁减产品滞销企业。关、停、并、转工作按计划执行，妥善安置被精减人员。到1962年10月，共减少工业企业4.4万个，而1960年为9.6万个，保留5.2万个，只相当原有总数的54.2 %。对工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实际上是对工业进行一次大调整、大改组、大整顿，通过加强经营管理，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经济核算制，企业的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如钢铁企业生铁合格率，1962年由1960年的86.6 %，提高到的98 %；炼油企业的油品，已能满足生产运输需要的96.7 %。

五、稳定市场物价。1960年由于社会购买力急剧扩大，而商品货源1961、1962年接连比上年减少，致使供需差额扩大，因而导致零售物价不断上升，1961年上涨16.2 %，两年共上涨了19.8 %。为了稳定市场物价，一方面要压缩社会购买力，另一方面要增加商品货源。精减职工，相应减少了工资，从而压缩了一部分社会购买力。社会购买力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集团购买力。为了压缩这部分购买力，财政部门对机关团体采取从预算拨款中预扣经费，银行采取冻结存款的办法等，这样，使1961年社会集团购买力由1960年的75.3亿元，压缩至49.4亿元，减少25.9亿元。关于增加商品货源，除恢复农业外，积极恢复和发展日用工业品和手工业生产。国家在原材料和设备的分配上，优先保证日用工业品和手工业生产需要的同时，努力生产和试制化纤、塑料等新型工业原料，以补充农业原料的不足。

由于流通领域多了六七十亿元货币，已经爆发两位数的通货膨胀，1961年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上涨了16.2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国家在商业方面采取了两手：一是坚决稳定18类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零售价格，以保证广大职工劳动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一是对部分消费品的供应实行高价政策，以回笼货币，把农民因高价出售农副产品而获得的票子收回来。当时实行高价的商品范围不大，只有高价糖果、高价糕点、高价钣馆，还有稍后一点的高价尼龙袜子。由于采取这些强有力的措施，到1962年，市场商品货源的供应已大于社会商品购买力10 %多，通货膨胀被抑制住了，当年零售价格指数只上涨了3.8 %。

六、各行各业支援农业，主要是工业支援农业。国家在工业方面对农业的支援，首先，增加农业、农业机械等所需的钢材、木材等物资的供应。国家在钢材的分配上，把支援农业摆在重要位置。1960年农业、农业机械用钢材由上年的49万吨，增加到81万吨，1961年为70万吨，1962年为62万吨，三年占国内生产用钢材的比重分别为10.8 %、16.4 %、16.9%。由于有了材料，基本上解决了农村缺乏中小农具的问题，平均每个农民近五件，基本恢复到了1957年的水平。与此同时，农业机械也大大增加，这三年手推胶轮车分别达到303万、263万、367万辆；农用载重汽车达到6675、7200、8239辆；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801万、911万、1029万马力。其次，大力增产化肥。为了促进农业增产，作为国家经济的领导人，陈云研究过美国的农业，认为他们农业增产一靠肥料，二靠种子。我们中国农业施肥，除农家肥外，应大力发展化肥。他调查了小化肥厂，也调查了大中型化肥厂，经过分析比较，认为最好是建设规模五万吨合成氨的大型氮肥厂，主要生产硝酸铵比较合适，既不受原料资源的限制，技术也已过关。在他主持的中央化肥小组详细研究后，起草了《加速发展氮肥工业》的报告（《陈云文选》第三卷第146-154页），经中共中央同意，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这不但对当时化肥增产，促进农业恢复，而且对以后小化肥厂翻番，大化肥厂增产，逐步实现我国的农业现代化，也起了重要作用。1960年农业化肥施用量为66.2万吨，1961年为44.8万吨，1962年为63万吨，以后几年很快就突破一、二百万吨。与此同时，农村用电量也逐年增加，1960年为6.9亿度，1961年为10.3亿度，1962年为16.1亿度。第三，增加对农业和支农工业的投资。在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不断压缩的条件下，而对农业和化肥、拖拉机、农药等支农工业的投资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却是不断提高的，1960年占16.7 %，1961年占18.4 %，1962年进一步提高到24.7 %。这样，支农工业的建设加快了。

第四节 调整时期的经济计划管理体制
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常说，我国原来的经济计划体制是三十年一贯制，是一种僵化的体制。这是不了解实际情况的说法，事实并不是这样。经济计划体制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它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大跃进”时期是一种体制，当时的体制改革是为“大跃进”服务的。调整时期是另一种体制，此时的体制是为调整服务的。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体制改革主要是权力上收，加强集中统一。有人说，我国从“一五”计划开始，就实行高度集中的体制，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一五”时期集中的程度并不高，真正实行高度集中的体制是调整时期，这是当时的经济态势决定的，非如此不足以扭转国民经济的混乱局面。下面对调整时期经济计划体制和方法的变革，作一概要的叙述。

一、 关于调整管理体制总的精神。1961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
指出：最近两三年来，经济管理大权应更多地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1960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中央局）。1958年以来，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下放给专、县、公社和企业的人权、财权、商权和工权，放得不适当的，一律收回。这是调整时期经济计划管理体制改革总的精神。

二、 关于成立国民经济统帅部的问题。1964年9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拥护中央成立由两位主席（按：
指党的主席毛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挂帅的国民经济统帅部，实行中央对计划、经济工作的高度集中领导。同时建议加强国家计委，使国家计委真正成为中央领导下的经济工作方面的总参谋部。在计划上，不仅各部，就是各办、各委也要服从计委的决定。计委要在计划工作上位于各“口”、各部之上，各“口”管理具体政策，涉及计划的一定要经过计委。省计委也要位于省内在各厅局之上。

三、关于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主要是集中与分散的问题，或者用通俗的话说，是条条与块块的分工问题。从建国到1961年，１２年来一直没有找出好办法。1957年以前，集中过多，统得过死，中央一包到底，这在开始时是必要的，但对下面卡得太死，对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有影响。1958年权力下放，现在又感到分散过多。改革总的原则是既要集中统一，又要分级管理。进行工业建设，没有集中统一不行。集中统一主要靠国家计委，也要靠各省、市，只靠中央与中央局不行。但中国这么大，不给地方一点权力也不行。陈云提出，具体可否采取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的办法，划 给中央的地方不要，划给地方的中央不要，井水不犯河水。

四、 关于改进计划管理体制问题。中央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文件指出“所有生产、收购、财务、文
教、劳动等各项工作，都必须执行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帐的方针，不得层层加码。”这是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是花了学费得来的结论。计划工作搞两本帐，例如，1960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由国家计委、经委、建委提出的《关于1960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帐的安排》，第二本帐的指标比原计划（第一本帐）大大提高。为了便于说明，现将最主要的两个指标列表如下：

第一本帐（原计划） 第二本帐
工业总产值 增长幅度 23 %（二届二次人大通过） 提高为47.6 %
钢产量 万吨 1840 2040（争取2100-2200）

中央的通知并且指出，上述指标是“党内的第一本帐”，是要“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的计划”，其中钢指标还要完成争取数。显然，这样一种计划制度，只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混乱，造成经济生活的危机。所以，当年7月，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初步讨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方针时，决定以后国民经济计划不再搞两本帐，只搞一本帐，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1961年中央关于体制改革的文件，进一步明确了这个问题。这是计划工作经过反复实践得来的重要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央领导到有关部门的文件仍然强调全国一盘棋，国为这是几十年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不可移易的原则。

五、关于改革企业管理体制问题。中央体制改革的文件指出：“中央直属企业的行政管理、生产指挥、物资调度、干部安排的权力，统归中央主管各部。” 这实际上是收回下放不当的企业管理权。1958年“大跃进”，中央直属企业80 %下放给地方管理。由于企业大量下放，地方干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符使用，以致许多企业行政领导太弱，党政不分，党委包揽行政事务，规章制度破多立少，强调政治挂帅，不讲物质鼓励；强调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强调敢想敢干，不尊重科学和技术人材等，这些毛病在改革中统统要去掉。企业要配备比较强的干部，真正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委集中精力处理重大问题，把党管好。群众运动要有利于企业管理，不该废弛的规章制度要统统恢复。

六、 关于改进国家计委的工作问题。1964年6月，毛主席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三五“计划时指出，
过去我们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这个来计算要多少煤、电、运输力量等等，根据这些再计算增加多少城市人口、多少生活福利，是摇计算机的办法。钢的产量一变少，别的一律跟着削减。这是一种不合实际的方法，行不通，要改变计划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时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棉花和其它经济作物，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可能搞多少工业，还要考虑打仗。要搞三线基地，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有了这个东西就放心了。计划不能只靠加、减、乘、除，计算出来了，各部门、各地区就分数字、争人、争钱，打官司.要政治挂帅，要有全局观点，要按着我们掌握的客观比例关系安排计划。

我们计划工作的确原来是学苏联的，调整时期看得更清楚，国家计委如果不改革原来的工作方法，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就不能把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作衔接起来。苏联的计委是不管农业的，因为他们原来的农业底子比我们强一些；我国农业水平低，粮食不够吃，这和苏联是不同的。“对苏联的计划经济方法，我们应当既有吸收，也有扬弃。五个并举（注：即工业和农业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并举。）和群众路线，就是针对苏联的一长制和忽视农业等缺点提出来的。” （《陈云年谱》下卷第73页）

这个时期，陈云一再呼吁计划机关要把主要注意力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从过去主要抓基本建设，转移到抓生产的综合平衡为主（参见《陈云年谱》下卷第43、95、110、113等页）。 1962年3月，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陈云就计划工作的方法和次序作了重要讲话：“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为了农业、市场，其他的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今年的计划，特别是材料的分配，要先把农业、市场这一头定下来，然后再看有多少材料搞工业。工业也要首先照顾维修、配套，维持简单再生产。满足了当年生产方面的需要，再搞基本建设。有多大余力，搞多少基本建设。今年如此，今后也要如此，便人民的生活一年一年好起来。” 为了引起对这番话的重视，陈云还语重心长的说，“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10页）

陈云讲完农业、市场以后，说对今年年度计划中重工业、基本建设指标要“伤筋动骨”，不能再犹豫了。这时周总理插话：可以写一幅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关于综合平衡这个计划工作的基本方法，陈云这次讲了这样几个重要观点：1、什么是综合平衡？“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不开别的部门。……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2、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综合平衡？从开步走就就要搞综合平衡，不是等有条件了再搞综合平衡。3、按长线、还是按短线搞综合平衡？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在这方面，这几年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总之，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可怕。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是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10-212 页）

经过中央的三令五申，国家计划工作有所改进，以李富春为组长（陈云有病）的中央财经小组主持的1962年调整计划，比较准确地贯彻了中央关于调整的精神，便调整工作取得了预期的成绩。

七、关于加强物资管理体制问题。我国从“一五”计划以来对各种物资（较长时期经济计划工作习惯上称主要生产资料为物资）依其对国计民生的重要程度分为三类：一类是统配物资，即由国家统一分配的重要通用物资，由国家计委负责平衡分配； 二类是部管物资，即由各工业部管理的专用性比较强的物资，由各主管部负责平衡分配，按计划组织销售；三类是地方管理的物资，一般叫三类物资，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行安排生产、分配和销售，或者由企业自产自销。这类物资品种繁多，规格复杂，生产分散，在国内市场自由采购。“大跃进”时期，随着企业下放，物资体制相应实行“在全国统一计划以地区平衡和管理为主”。陈云指出，调整时期物资管理体制的改革，总的要比“一五”时期更集中。现在，物资是由国家、各部门、各地方分管的。今后，部管的产品不能太多。钢材交冶金部管，他们就‘监守自盗’，应该由国家统一管理。现在国家经委的精力和时间，一半以上是用在物资的分配和调度上。生产过程也是物资的调度过程，如果无权调度物资，也就无法统一指挥生产。对三类物资，陈云提出，由商业部包下来，小五金等由五金交电公司负责供应。要使计划供应和市场供应相结合，将市场供应部分列入计划。（参见《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13页，《陈云年谱》下卷第72页）

根据上述原则改革后，调整时期前后统配、部管物资的情况有如下表（单位：品种个数）：
统配物资 部管物资 合计
1957年 231 301 532
1958年 93 336 429
1960年 75 342 417
1961年 87 416 503
1962年 153 345 498
1963年 256 260 516
1965年 370 222 592

八、关于改进财金管理体制的问题。1962年3月，中央作出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决定，要求对银行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统一，把国家的货币管紧，而且在一个时期内，要比建国初期统一财经时管得更严更紧。为此具体规定：1、收回几年来银行工作下放的一切权力，对银行业务实行完全的、彻底的垂直领导；2、严格信贷管理，加强信贷的计划性，任何地方、部门和企业，都不得在计划外强令银行增加贷款；3、严格划清银行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的界限，银行贷款不许用作基本建设开支、弥补企业亏损、发放工资、缴纳利润、增加福利和“四项费用”开支等财政性支出；4、加强现金管理，严格结算纪律，不准携带现金抢购物资、签发空头支票、相互拖欠、赊销商品、预收和预付货款等。同年4月，中央又作出《关于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决定》：首先，要求企业限期扭亏为盈，否则立即停产关厂。其次，重申国家资金不许挪用的十项禁条：一不许挪用上缴利润和税款；二不许挪用银行贷款；三不许挪用应当归还其他单位的贷款；四不许乱挤生产成本；五不许挪用企业的定额流动资金；六不许挪用固定资产的变价收入；七不许挪用折旧基金；八不许自行提高企业各项专项基金的提取比例；九不许挪用企业的“四项费用”；十不许挪用基建单位储备材料和设备的资金。这个决定还要求坚决维护应当上缴国家的财政收收入，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切实加强财政监督。经过这样加强管理，到1962年，财政收入为313.6亿元，尽管比前两年有所减少，但同时支出减少更多，当年为305.3亿元，于是取得了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结余8.3亿元，结束了连续四年出现财政赤字的状况；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也有所提高。

理论界的一些同志因为不了解实际情况，一般都笼统地把我国过去整个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叫高度集中的体制。其实，“一五”时期集中的程度并不高；“大跃进”时期权力下放，集中程度大大降低；调整时期权力上收，倒可以说是高度集中的的体制。现将历史上三个重要时期经济计划管理体制的主要情况列表比较如下。

“一五“时期
（1953——1957） “大跃进“时期
（1958——1960） 调整时期
（1961——1965）
1、主管机构 国家计委 国家经委 国家计委
2、体制特点 集中统一 权力下放 权力上收
3、计划方法 实行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相结合，计划形式多种多样。 以地主为主，主要实行单一的直接计划方法。 强调全国一盘棋，实行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方法。
4、企业管理 部属企业由2800个增至9300个，产值占国营工业总产值的50 %。 工业企业除了一些重要的特殊的试验性质的企业外，一律下放给地方。 企业管理权上收，部直属企业增至10500个，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42.3 %。
5、国家集中管理的程度 国家计委管理的工业品由110多种增至300多种，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0 %左右。 国家计委管理的工业产品1959年减至215种，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58 %。 计划权上收，中央直接管理各项经济活动的大部分：中央管理的工业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0 %左右；中央管理的农产品、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70%左右；中央管理的商品、金额占商品零售额的70 %左右；中央管理的进口商品、金额占总进口额的90 %左右；中央管理的出口商品、金额占总出口额的85 %左右。
6、财政管理 中央支配的财力占国家预算收入的75 %；“一五”期末实行企业利润留成。 中央直接征收的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从40 %降至20 % 。企业利润留成，原计划三年总额不超过30-36亿元，实际达153亿元。 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提高到60 %；取消企业利润留成。
7、物资分配 计划分配物资增加 计划分配物资减少了3/4 物资分配权上收
1953 1957 1958 1960 1961 1965
统配物资 112 231 93 75 87 370
部管物资 115 301 336 342 416 222
共计 227 532 429 417 503 592
8、基本建设审批权 基建投资和大中型项目，绝大多数由中央直接安排。 基建审批权下放。地方可以突破建设规模、建设项目，不需中央批准。 基建审批权上收。
9、劳动工资权 统一管理。 招工权下放。 劳动工资权上收。
10、计划程序 两下一上 自上而下 两下一上
11、计划管理 统一计划，分级管理。不得层层加码。 计划两本帐:期成帐;必成帐。层层加码。 计划外上下一本帐，不得层层加码。
12、市场调节 计划规定价格的升降，要根据供求情况和价值法则的作用。后期实际工作对此重视不够。 冻结工资，冻结物价。 计划对小商品和农副土特产品，规定由价值规律调节
对三个时期体制改革的总体评价 “一五”时期集中统一的体制，总的是成功的，促进了经济较快发展，比例比较协调，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改善。缺点是后期逐步集中偏多。 权力下放的体制，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促进了地方工业的发展，但下放过多过急，否定综合平衡，造成比例失调，经济混乱，可以说是一次不成功的试验。 权力集中的体制，总的是成功的。扭转了比例失调，促进了经济全面好转；缺点是大多采取简单恢复过去的做法，后期又集中过多。

第五节 继续调整的三年和经济调整取得的巨大成效

一、 为什么要继续调整三年？

1963-1965年，是经济调整的第二阶段。为什么还要有一个第二阶段，继续调整三年呢？这是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经历了一个认识统一的过程。前一阶段由于对当时经济困难的形势逐步统一了认识，下了坚决退够的决心，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整个国民经济正出现由下降到上升的转折，主要表现在：首先，1962年农业生产力已基本恢复到1957年水平，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6.2 %，扭转了连续三年下降的局面，大体相当1957年的80 %。粮食产量比上年增产250亿斤，达到3200亿斤；猪比上年增加2440万头，达到9997万头，扭转了连续四年下降的局势。农业上升，工业调低，工农业比例关系有所好转。其次，通货膨胀被抑制住，市场供应商品日渐增多，人民生活略有改善。财政收支情况良好，货币流通量有所减少，物价趋稳。1962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由上年上涨16.2 %，转为只上涨3.8 %。农民平均每人纯收入达到99元，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实际工资达到440元，均比上年有所增加。1963年，国民经济进一步全面好转。面对这样一种形势，是继续做好经济调整工作呢，还是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大上呢？对此是有不同看法的。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虽然在会上进一步提出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如何对待党内修正主义的问题，说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但又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当前要把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一位。1963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历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城市“五反”运动开始。5月开始，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即清思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这样，重新提出国民经济是否继续以调整为指导思想的问题。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认真分析了国民经济的形势，认为虽然出现了全面好转的局面，但是，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农业仍未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工业填平补齐，成龙配套，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许多企业还管理不善，存在亏损；还有外债，欠苏联的1.6亿卢布，要到1965年才能还清；农村“四清”、城市“五反”运动的开展，打退城乡资本主义的进攻，进一步巩固和壮大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等等。因此，确定从本年（1963）起，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间的过渡阶段。

这个过渡阶段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1、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1957年的水平；2、工业生产比1957年水平提高50 % 左右；3、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取得基本协调；4、各经济部门的经营管理走上正常轨道。为了完成这些任务，经济工作必须遵循以下的基本方针：（1）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2）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和突破尖端的方针；（3）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4）奋发图强、勤俭建国、自力更生、迎头赶上的方针。

中央工作会议还对三年过渡阶段之后，提出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是最早提出我国经济建设远景规划的宏伟蓝图。这里没有讲实现的时间。这种设想的出处，是根据1963年8月毛主席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这个初稿后来没有形成正式文件)的一段话写的，原文只是讲工业，没涉及整个国民经济；原文关于两步走所需时间，第一步，讲了“搞十五年”；第二步，讲“再用十五年”。后来，到1964年12月，周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报告引用此话时，关于两步走所需时间的提法改为：第一步，“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第二步，“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到1975年1月，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引用此话时，明确：“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走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O年以前建成 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参见《周恩来经济文选》第563、652页）

1963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作出的关于继续调整三年的重要决策，和提出今后经济建设的远景设想，对统一思想，促进经济迅速好转，和国民经济长远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两步走的第一步，我们在１９８０年已经实现，《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744-745页）已予以肯定，但我们一些同志包括高级领导同志却把它忘记了。特别是在７０年代迄今大讲特讲的四个现代化，正如邓小平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说的：“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确定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7页）又说：“我们现在讲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出来的。”（同上，第311-312页）这个目标至今仍在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我们弄清了其出处和历史背景，对提高我们的认识，积极参与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大有好处的。

关于继续调整的内容：首先，是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农民需要休养生息，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正在逐步得到解决。职工工资问题，从“大跃进”以来积存下来的这个问题急待解决。中央决定从1963年4月起拿出近9亿元，增加部分职工的工资，包括：提升40 %职工的工资级别；提高部分地区的工资类别（即把原属于一、二类工资地区的西南、中南和华东提高为三类工资区；把原属于三类工资区的成都、重庆、贵阳、长沙、南昌等少数城市提高为四类工资区）；适当调整过于偏低的工人工资标准；适当扩大计件工资范围，改进奖励制度，整顿和改进津贴制度。这样，“大跃进”以来积存下来的工资问题部分得到解决。与此同时，1963-1965年调整了基本建设投资中生产性投资与非生产性投资额的比例，非生产性投资由12-13.6 %，提高到15.3 %--19.1 %（其中住宅投资由3-4.1%提高到5.5-8 %），补救解决骨头与肉的关系，使职工住宅、文教设施不足的问题得到缓解。

其次，是有计划地进行工业建设中的填平补齐、成龙配套工作。例如矿山调整了采掘（采剥）关系，这几年集中力量加强掘进与剥离工作，归还了欠帐。到1965年，大部分矿山包括煤矿、黑色金属矿、有色金属矿、化学矿、建材矿等采掘关系达到基本正常，使开拓准备与可采数量基本达到规定要求。同时着重解决大型和进口设备的修理及关键配件的供应，以提高设备的完好率。这样，到1964年底，一般设备的完好率达到85-90 %，黑色、有色金属矿的设备完好率达到80 %左右，载重汽车完好率1965年达到86 %以上。由于1964年9月中央决定把基本折旧费划归原有企业支配，不再上交国家财政，促进了企业的设备更新，提高了企业的技术水平。

第三，为了填补缺门，提高工业技术水平，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技术设备。1962-1963年间国家批准进口14项成套设备项目，引进最新石油化工技术。1963-1964年又批准冶金、精密机械、电子等一百多个引进项目。我国的化肥、化纤、塑料、合成洗涤剂及电子工业等新兴工业，都是在这个时期打下基础的。

最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石油工业、原子能工业取得突破性胜利。1960年5月开始，从全国石油战线调集人力和设备，经过三年多的大会战，终于拿下了大庆油田。1961年7月中央作出自力更生、突破尖端技术的决定，经过几年奋战，进行上千次科学试验，1964年终于成功地爆炸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这些成就表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是一个积极的方针，该退的退，该进则进，进的方面经过努力取得了新成果。

二、 继续调整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

继续调整时期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又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改革。首先，是工业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1963年3月中央决定试办托拉斯。最先是成立烟草公司，统管全国原料收购和产品销售。1964年8月接着成立11个托拉斯：即盐业公司（轻工业部）、华东煤炭工业公司（煤炭部）、汽车工业公司（一机部）、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公司（农机部）、纺织机械公司（纺织部）、制铝工业公司（冶金部）、橡胶工业公司和医药工业公司（化工部）、地质机械仪器公司（地质部）、京津唐电力公司（水电部）、长江航运公司（交通部）等。这些公司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具体管理生产、基建、劳动、计划、供销、财务、上交税金、利润和人事等业务。这些托拉斯试办的结果，不但促进了生产建设的发展，而且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了经济效益。

其次，是基本建设管理体制的改革。1964年9月，中央决定将19个非工业部门（即农业、林业、水利、气象、水产、文教卫生、交通运输、商业、城市建设等）属于地方管理的基本建设投资，划给地方统筹安排，以便因地制宜进行建设。这笔投资，在1964年前后约占预算内投资的20 %以上，与此同时，相应适当扩大地方的机动财力和物资调度权限。这样，调整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对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劳动制度的改革。1964年5月，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当时在一些矿山试行了轮换工制度，在一些季节性工厂如糖厂试行了季节性临时工制度，在一些企业推行了半工半读制度。这种半工半读、亦工亦农制度，不仅可以减轻国家负担，增加人民收入，扩大就业渠道，满足个人学习的愿望，而且有利于搞活劳动制度，发展教育事业。

第四，调整了部分不合理的价格。1963年把农村粮食销售价格提高到与收购价格持平；把城乡销售的工业用粮价格提高到不亏本的水平；把各地区的棉花价格平均提高10 %。同时，适当调高偏低的蚕茧、畜产品、木材和绸缎的价格，适当调低偏高的家禽、蛋品、海带、金笔、收音机、塑料制品等的价格。生产资料降价的有农业机械、中小农具等，煤炭除调整部分突出不合理的矿务局的出厂价外，国家继续补贴，并规定每增产一吨煤国家增加补贴2.5元。这些措施对更好的利用价值规律，使商品比价更合理了，有利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促进经济全面发展。为了加强物价管理，1963年5月，成立了全国物价委员会。同时成立了国家物资管理总局，对统配物资建立垂直领导的供应系统。

1965年开始，我国的经济工作由于美帝国主义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由和平建设转向备战的轨道。为了立足于“早打、大打”，中央要求加快内地建设，重点是建设西南后方。内地建设，铁路先行，要求1965年争取修通川黔线，1966年修通滇黔线，1969年修通成昆线。加快内地建设，对改善我国生产力的地区布局，应付当时可能出现的战争危险，是完全必要的。关于内地建设的具体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在下一章再具体叙述。

三、 经济调整取得巨大成效。

1963—1965年继续调整三年，使调整时期的任务胜利完成，取得了巨大成效。周恩来总理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经过调整，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比较协调了，工业内部的关系也比较协调了，工业支援农业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了，企业内部的生产能力绝大部分已经填平补齐、成龙配套，设备损坏和失修的情况已经改善。”他庄严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他指出，1965年，要继续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某些尚未完成的任务，为1966年开始的“三五”计划作好准备。

为了便于对经济调整取得的成效一目了然，现将主要指标列表说明如下：

（1）生产恢复与发展

1965年经济总体水平超过1957年：
（单位：亿元，按1957年价格计算）
工农业总产值 农业总产值 工业总产值
1965年 1984 590 1394
1957年 1241 537 704
1965年/1957年 160 % 109.9 % 198 %

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二五”计划指标，除粮、棉、布等以外，多数指标在“大跃进”三年提前完成，如：

“二五”计划规定的1962年指标 “大跃进”时期完成
钢 （万吨） 1050--1200 1387（1959年）
煤 （亿吨） 1.9--2.1 2.7 (1958年)
原油（万吨） 500--600 520（1960年）
电 （亿度） 400—430 423（1959年）
纱 （万吨） 145—163 153（1959年）
粮 （亿斤） 5000 4000 （1958年）
棉 （万担） 4800 3938 （1958年）

1965年工农业最主要产品产量，赶上和超过1957年情况：
1965年 1957年
粮食（总产量，亿斤） 3891 3901
（人均产量，斤） 544 612
棉花（总产量，万担） 4200 3280
（人均产量，斤） 1.8 5.2
布 （亿米） 62.8 50.5
钢 （万吨） 1223 535
煤 （亿吨） 2.32 1.31

（2）主要比例关系协调

工农业的比例关系趋于协调：
1961—1965年平均 其中1965年 1953—1957年平均 其中1957年
工业速度 35.2 % 26.4 % 18 % 11.5 %
农业速度 6.5 % 8.3 % 4.5 % 3.6 %
工农业速度对比 5.4 : 1 3.2 : 1 4 : 1 3.2 : 1

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趋于协调：
1965年 1957年
积累率 27.1 % 24.9 %
消费率 72.9 % 75.1 %

如前所述，“大跃进”时期为了大搞基本建设，不断提高积累率，致使积累挤消费，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三年平均积累率高达39.3 %（其中1958年为33.9 %，1959年为43.8 %，1960年为39.6 %），可以说是空前的。调整时期逐步降低积累率，使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趋于协调。

轻重工业比例关系趋于协调：

两个部门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同1957年一样，大体各占一半：
（单位：亿元，按1957年价格计算）
1965年 1957年
轻工业 703 占 50.4 % 374 占53.1 %
重工业 691 49.6 % 330 46.9 %

财政收支的比例 ，做到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单位：亿元）
1965年 1957年
财政收入 473 310
财政支出 466 304
结余 7 6

“大跃进”三年财政收入不敷支出，连年赤字，从1962年起才扭转这种局面，到1965年结余略多于1957年的水平。陈云总结我国财经工作的历史经验指出：“永远不打赤字财政。从全局看，在几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财政平衡。”（《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66页）调整五年，财政平衡了，这确实是经济好转的象征。

商品供求关系，做到供略大于求：
（单位：亿元）
1965年 1957年
社会商品购买力 692 488
零售商品货源 700 521
供求差额 +8 +33

关于商品供求关系问题，必须提到，上个世纪８０年代西方经济学传入我国后，那些信奉西方经济学的学者，批评计划经济搞的是“买方市场”，商品经常供不应求。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搞的是“卖方市场”，商品经常供大于求。他们以此来炫耀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一些著名学者也引进“买方市场”、“卖方市场”一类术语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本人曾著文表示不同意见。(参见《计划经济研究》1983年3月《计划经济不宜使用“ 买方市场” 、“卖方市场”一类范畴》)

其实，西方国家商品经常供过于求，也没有什么值得可炫耀的。在他们那里因为资本家总是要压低工人工资，致使购买力赶不上商品生产的增长，严重时就会爆发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我们国家经历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磨练，固然有商品供不应求的时候，这是由于指导思想有问题，或计划工作失误；但更多的时候是供求平衡，或供略大于求，因为我们要搞综合平衡，使需求与供应相适应。当然，由于我们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消费品生产的能力还有限，因此我们市场商品供应还不能经常做到富裕有余。陈云总结我们的历史经验时说：“过去我们每年要算一次帐，购买力多少，商品供应有多少，要使商品供应超过购买力。一百元的购买力，要有几百元的商品，否则，就会出现市场供应紧张，因为有些商品不一定适应消费者的需要。商品供应量大于购买力，才能便消费者有选择的余地。商品供应量同购买力不适应，市场就不能稳定，甚至造成通货膨胀。”（《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14-215页）调整时期商品供应，经历了过去多数年份的供大于求，少数年份主要是“大跃进”后两年的供不应求，再达到供略大于求，经过了这样一个正—反—合的过程，我们的经验更丰富了、更全面了。我们用不着盲目从西方经济学照搬什么“卖方市场”、“买方市场”一类概念，我们从自己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切实可行的，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是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的宝贵财富。

（3）人民生活改善。

物价下降，为改善人民生活打下可靠的基础。1961年零售价格指数上升16.2 %，从1963年起接连下跌，1965年继续下降2.7 %。居民的消费水平1957年为102元，1965年达到125元，为1957年的108 % 。

主要消费品人均消费量如下：
1965年 1957年
粮食（斤） 366 406
食用植物油（斤） 3.4 4.8
猪肉 （斤） 12.6 10.2
食糖 （斤） 3.1 3.0
棉布 （尺） 17.5 20.5

（4）工业实力大为增强 。工业基建投资大大增加，1958-1965年八年共计938亿元，建成大中型项目531个。黑色冶金工业，逐步建成了我国最大的钢铁基地鞍钢，新建包钢、武钢的大型高炉、大型平炉先后投产。同时，石景山钢铁厂、太原钢铁公司、天津钢厂、唐山钢铁厂、上海一、三、五钢铁厂、马鞍山钢铁公司、重庆钢铁公司等陆续建成。有色金属工业，有白银厂、中条山、金川公司和冶炼厂建成投产。能源工业，建成规模达1000万吨的大庆油田，同时开始开发胜利油田、大港油田；还建设了内蒙乌达、山西晋城、安徽淮北、山东肥城、河南焦作、鹤壁和平顶山、贵州水城、甘肃石炭井等煤炭矿务局，以及河北马头和邯郸、湖南株州等洗煤厂。电力企业有北京高井、河北邯郸、沈阳铁西、吉林二道江、黑龙江哈尔滨、上海吴泾和闵行、江苏南京、山东黄台、湖北黄石、河南安阳、云南宣威、内蒙包头等火电厂，广西西津、湖南柘溪、浙江新安江、甘肃刘家峡等水电站。机械工业，新建杭州制氧厂、抚顺挖掘机厂、沈阳和上海重型机器厂、邯郸石油化工机械厂、上海和昆明机床厂、上海光学仪器厂、开封热工仪表厂、南京分析仪器厂、北京、南京、济南和上海汽车厂、武汉锅炉厂和保定变压器厂等。化工企业，有北京和上海焦化厂、保定电影胶片厂、太原氮肥厂和制药厂、以及一批化肥厂。建材企业，有邯郸、武汉和四川耀县等水泥厂、秦皇岛耀华玻璃厂等。轻纺企业，有保定、介休、南京、肖山、潍坊等纺织厂，郑州印染厂、北京毛纺织厂、株州苎麻厂、北京维尼龙厂，介休、金城、丹东、吉林、汉阳等造纸厂。北京、天津、上海手表厂，天津照相机厂，天津合成洗涤剂厂等。

建设了一大批工业企业，工业的家底厚了，生产能力大大增强。到1965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原值达1040亿元，比1957年增长2倍。在这个基础上，工业产品产量成倍增加。如：钢产量，1965年比1957年，增加了 1.3倍；煤炭，增加了0.8倍；发电量，增加了2.5倍；原油，增加了6.8倍；合成氨，增加了8.4倍；水泥，增加了1.3倍；棉纱，增加了0.5倍；棉布，增加了0.2倍；机制纸，增加了0.9倍，等等。不但产量增加，而且技术经济指标也大为改善。我国工业方面许多技术经济指标，大都在1965年前后创造历史最高水平，如生铁合格率达到99.85 %，钢材合格率达到98.5 %，煤炭含矸率降到0.64 %，棉布一等品率达到97.4 %。在产量增加，技术经济指标改善的同时，新产品也不断涌现。这样，实际上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一个具有相当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如能源工业：电力工业，已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联网；煤炭工业，已逐步形成从地质、设计、施工、洗选、机械制造到科研的现代采煤工业；石油工业，地质科研、油田开发、原油加工等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功，所以到1965年不仅产量增加，而且油品增多，从此国内石油基本上实现了自给，这对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加强国防，具有深远意义。冶金工业：在增加产量的同时，大力发展品种。1964年不完全统计，钢品种达900多种，钢材品种达9000多种，均比1957年增加一倍多。过去不能炼制的高温合金钢、精密合金钢等钢材，这时都能炼制了。钢材自给率也由1957年的85 % 左右提高到95 %。机械制造所属的各种金属材料，基本立足于国内。除少数品种外，我们能够用国产材料制造汽车、拖拉机、万吨远洋轮。机械工业，根据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需要，已分别形成冶金设备、采矿设备、电站设备、石油化工设备、船舶、飞机、机车、汽车、金属切削机床、通用机械、工程机械、轻纺机械、仪器仪表等十几个基本行业门类比较齐全的机械制造体系。在这几年生产了大量机械新品种，包括现代化大型精密设备，如12万吨锻造水压机、350吨门式起重机、1150毫米的初轧机、1513立方米的高炉、120万吨煤矿竖井设备、大型炼油设备、大型氮肥设备、双水内冷发电机、5万千瓦的汽轮发电机组、7.2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以及精密仪器仪表等。1964年我国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由1957年的60 %提高到90 %以上。我国制造的纺织机械不仅能满足本国的需要，还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化学工业，除原有的三酸两碱的产量和品种大幅度增加外，在石油产量增加的基础上，建立了我国自己的石油化学工业。到1965年底，主要石油化工产品的生产能力达到：乙烯5000吨、合成橡胶15万吨、塑料3000吨，在建的还有：乙烯36万吨、高压聚乙烯34万吨、聚丙烯5000吨、合成纤维1万吨、合成氨10万吨、尿素16万吨，为以后石油化工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此外，新兴的电子工业、原子能工业、导弹工业及其他民用工业，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不仅对国计民生，而且对国防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改建、扩建原有工业企业，新建工业企业的安排中，注意改善工业布局。这几年沿海工业基地，得到了充实和加强。西北、西南都新建了一批现代工业企业。如煤炭工业，新建企业大多分布在西北、西南以及华东地区，改变了过去煤炭生产集中在华北、东北的畸形状态。冶金工业，采矿、炼钢、轧钢的大中型项目中，30-40 % 的新增生产能力分布在内地。机械工业，在内地建设了十多个新的机械工业基地。化工、建材、轻纺工业，在内地都建设了几个骨干企业。这样，在我国广大腹地形成了许多工业中心，如以武汉、包头为中心钢铁基地，成都、重庆的钢铁、机械基地，山西、内蒙、河南的煤炭基地，兰州的石油化工基地等。这样，我国的工业布局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内地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32.1 %，提高到1965年的35 %；沿海工业所占比重，相应由67.9 %，下降为65 %。

交通运输相应有巨大发展。铁路通车里程，由1960年的3.46万公里，增至1965年的3.74万公里，五年增加2800公里；同1957年相比，八年增加7500公里，共有12条干线建成或部分建成。如包（头）兰（州）线、兰（州）青（海）线、兰（州）新（乌鲁木齐）等线的相继建成、把西北五省区互相联结起来了，把西北腹地与沿海地区沟通了。黔桂线、川黔线与成渝线接通，把广西、贵州、四川三省区联接起来了。成昆线、贵昆线、湘黔线、湘桂线的建设，把西南地区连成一片，并与中部、东部地区沟通了。此外，还建设了（北）京原（原平）线，铺设了京广线、津浦线、石太线、陇海线等复线工程，开始了宝成线的电气化工程、郑州黄河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至此，除西藏自治区外，各省区都通铁路，交通状况大为改善。1965年铁路货物运输量达到48358万吨，比1957年的27421万吨，增加76.4 %。公路通车里程，由1960年的51万公里，增至1965年的51.45公里，增加4500公里，比1957年的25.46万公里，增加近26万公里。全国绝大多数县和大部分重要集镇都通了汽车。1965年公路货物运输量达48987万吨，比1957年的37505万吨，增加30.6 %。1965年内河通航里程为15.77万公里，由于兴修水利和缺少疏浚，比六十年初的17万多公里有所减少，比1957年的14.41万公里，增加9.4 %。1965年水运货物运输量达到22993万吨，比1957年的15438万吨，增加48.9%。秦皇岛、溏沽、上海、黄埔、湛江等沿海港口经过扩建，新增了十几个万吨级深水泊位，扩大了吞吐能力。1965年远洋水运货物运输量达到246万吨，比1960年的75万吨增加了2.3倍，比1957年的60万吨增加了3.1倍。运洋运输船只增加，并开辟了通往东南亚、欧洲、非洲三条运输航线。1965年民航里程达到3.94万公里（其中国际航线4500公里）；比1957年的2.64万公里增加49.2 %；民航货运量达到2.7万吨，比1957年增加2.4倍。北京首都、上海虹桥、广州白云、成都双流等一批机场，都是这期间建成的。此外，邮电通信也有很大发展，1965年邮电局所达到4.38万处，邮路长度达到349万多公里，长途电话电路达到0.99多万路，电报电路达到0.7万多路，除邮电局所比1957年减少3.5 %外，其他分别比1957年增加57.2 %、1.1倍、41.2 %。

（6）农业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善。

国家在“二五”时期和继续调整三年对农业的基本建设大大加强。这八年国家对农林水利气象的投资共计210.2亿元，其中水利136.8亿元，占全国各部门基建投资总额的比重，超过“一五”时期。“二五”农业投资的比重为11.4 % ，1963-1965年为18.4 %，均超过“一五”时期的7.6 %；其中水利投资的比重分别为8 %、10.5 % ，均超过“一五”时期的4.6 %。对大江大河进行了治理，除继续根治淮河外，开始治理黄河、海河、长江的部分支流以及珠江、辽河等。八年建成投产的水利大中型项目共计150个，比“一五”的39个多2.8倍。在黄河上修建了三门峡、刘家峡、盐锅峡、青铜峡、东平湖等大型水库。在海河水系山区修建了密云、岳城、岗南、黄壁庄、王快、于桥、龙门等到大型水库和许多中小水库，对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的开发，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测研究，制定了规划要点，并在主要支流上兴建了一些大型工程。如丹江口水库、柘溪水库、鸭河口水库。此外，辽河、松花江等河流由于治理提高了抗洪能力。治理大江大河不仅为了防洪，也重视发展灌溉。如北京修建密云水库后，开挖了京密引水工程，既根治了潮白河，使下游400多万亩农田免除了洪水威胁，又解决了北京工农业用水的问题。珠江三角洲兴建了20多处大中型蓄水引水工程，建成了2500个电力排灌站，满足了农业用水的需要，促进了农业的发展。1965年全国灌溉面积达到 49583万亩，比1957年的41009万亩增加21 %；占耕地面积的比重由24.4 % ，提高到31.9 % 。

由于工业支援农业的加强，农业的技术装备程度有很大提高。除增加大量半机械化农具外，1965年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1494万马力，农用大中型拖拉机拥有7.26万台，排灌机械907万马力，农用载重汽车1.1万辆，以及大量的其它农业机械和农产品加工机械等。农业现代化水平有较大提高，1965年机耕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达到15 % ，而1957年只占2.4 %；机电灌溉面积占灌溉面积的比重达到２４.５％，而１９５７年只占４.４％。１９６５年施用化肥１９４.２万吨，平均每亩耕地２.５斤；农村用电量为３７.１亿度，平均每亩耕地２.４度，这两项比１９５７年均有大幅度增加。此外，在推广良种、改良土壤、植树造林、控制水土流失、建立气象服务台站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如造林，全国各地因地制宜地种植了大量木本油料和各种果树，使农民增加了收入；东北西部、内蒙东部的防护林，广东的沿海防护林，长城内外的防风林，到１９６５年在防风固沙、调节气候等方面已发挥显著作用。总之，调整时期为提高农业的技术装备程度打下了基础，对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

（７）科教事业取得突出成绩。

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１９６４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我国科技发展史上、在我国经济建设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这是1963-1972年《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取得的第一批成果。这个规划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部署了原子弹、氢弹的研究试验工作，安排了人造卫星的研制计划，还确定了农业、工业等方面最新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1963年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这个规划，次年就取得了巨大成果。这是在我国经济调整的基础上，我们的科学家自己研究、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出来的。他们经过上千次科学试验，终于园满地完成爆炸任务，这说明我们自己研制的各种材料、燃料、仪器、设备都是高质量、高水平的。在当时美苏两霸在世界上进行核垄断、核讹诈的国际局势下，我国首次核爆炸试验成功，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大加强了我国的国防。其实，这些重大成就不是偶然出现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从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就做出了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策。1956年，研制导弹、原子弹被列入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1956-1967年）。1960年我国自主研制的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了全世界。可是到了80年代，我国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人士，为了否定前三十年我国的经济建设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竟公然说什么我国的科学技术在６０年代同西方国家的差距拉大了。这是灭自己的志气，长帝国主义的威风。实际上，我国“两弹一星”的相继研制成功，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邓小平在1988年说得好：“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9页）

这个时期我国科学技术的成就，还有1965年9月，以杜雨苍为首的科学家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了蛋白质牛胰岛素，标志着人类探索和认识生理奥秘的新突破，国际科学界给予高度评价，人们把它与“两弹一星”比美。在农业方面，我国科学工最早育成了矮杆水稻，并对东亚飞蝗的生活史作了系统的研究，为消灭蝗灾作出了贡献。在地质勘探方面，在地质力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下，在陆相地层中找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在工业方面，我们自己创造了高钛型钒钛磁铁矿冶炼新技术。还研究、设计、制造了12万吨水压机、双水内冷发电机等具有较高水平的机电设备。

教育事业经过调整与整顿，教学质量有提高，规模在扩大。这几年新建和扩建的高等学校，有中国科技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广西大学等院校近30所，到1965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434所，比1957年增加205所；在校大学生67.4万人，比1957年增加23.3万人；1958-1965年，累计大学毕业生为119.5万人，为国家建设增添了生力军。1965年中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达1431.8万人，比1957年的708.1万人，增加723.7万人。这批中学生毕业参加工作，提高了工农群众的文化素质。小学教育也有很大发展。到1965年平均每万人口有大学生9.3人，中学生197人，小学生1602人，而1957年平均每万人口的大、中、小学生分别只有6.8人、110人、994人。

调整时期除取得的上述物质建设的成就外，还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在工业、农业、商业、教育、科学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工作条例，并相应规定了许多具体政策，标志着我国经济领导水平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也是一项重大成就。正如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这个伟大成就，同我们已经取得的物质建设的伟大成就一样，对于我国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会发生重大的深远的影响。”

第五篇 十年文革时期（1966-1976年）的经济建设

第十三章 十年文革的由来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当代人修当代史，难!”这是历朝历代的史学工共同的感受。特别是这一篇，是本书最难写作的。首先，对怎么称呼这十年，就有争论，而且争论由来已久，迄今仍在争论。有人认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为其定性，称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据此，称之为“十年浩劫”，非常准确。有人认为，“文革”确实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但是，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党和人民的领袖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也是这个《决议》指出：这十年“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 如果说是“浩劫”，似乎是一种外在力量作用于被劫的主体，据此难以进行分析，这恐怕不符合实际。因此，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历史时期，岂可用“十年浩劫”所能概括得了的呢？本书用“十年文革时期”称呼之。庶几可以避免这些争论。其次，许多“经济史”，在叙述这个时期的历史时，写成了“文化大革命史”，着重描述全国各地是如何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对经济建设，则着重描述国民经济如何一片混乱，并用濒临崩溃以概括之。似乎，不这样就不足以否定“文革”。应当指出，正如有的学者说的，“文革”和“文革时期”是有联系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否定“文革”，并不等于要否定这个历史时期所发生的一切，如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包括“两弹一星”等的成绩。迄今仍有人在大报上否定“文革”期间的粮食生产，说那是充满饥饿的年代，挂的是五谷丰登的年画，可肚子却饿得咕咕直叫。其实，“文革”时期虽然确实有两三年减产，但总的来看，十年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增加167亿斤，人均产量每年增加74斤，分别超过了“一五”时期的125亿斤和36斤，怎么能说那是充满饥饿的年代呢？这种说法表面上是在批“文革”，实际上否定了几亿农民的劳动成果。

还有那种把“经济史”写成“文革史”，这样一种叙述历史的方法，似有不妥；而且，把这十年国民经济概括为濒临崩溃、或崩溃的边缘，如美国麦克法夸尔所著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甚至用“经济的崩溃”作为标题来述说“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这样，国内外学者似乎已经形成共识。其实，此论并不够准确，大有值得商榷的余地，下面再作具体叙述。本书作为《经济建设史》，属于《国史》一类，不是《党史》、《政治史》一类，在这一篇拟不过多地叙述“文革”本身；当然，不可回避的要正面涉及“文革”及其对经济的冲击，以及历史对“文革”的评价，等等；但重点还是要放在叙述“文革”期间的经济建设方面，因为我们国家有两个五年计划即“三五”、“四五”计划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这段时间还拟订过“五五”（这是一个跨两个时期的计划，其完成具有重要意义）、“六五”计划；开展“三线”建设，改善了我国生力布局，也是这个时期进行的；有正反两个方面许多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等等。因之，在本篇正式叙述之前，作这么一些交待，看来是必要的。

第一节 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历史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一、 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上一篇已经叙述调整时期国民经济全面好转，1966年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当年上半年，国民经济继续处于大好形势之中。但就在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8月，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在这两个纲领性文件的指引下，“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就以合法的形式在全国开展起来了。

毛主席在《五?一六》通知中，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 学术权威 ’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又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在《十六条》里，一再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目的。

其实，早在60年代前期中苏两党公开论战中，毛主席就确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苏联已经变成修正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在苏联已经复辟。联系到中国，他明确提出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1965年9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指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各省可以造反。为了反修防修，他一直在考虑采取怎样一种形式进行这场斗争。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邓小平对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曾经作过比较客观的分析。1978年12月在《解放思想，实是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9页）1980年8月在接见外国记者时，又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同上，第346页。）

“文化大革命”进行的时间，毛主席曾经作过多次预计，希望能在一两年、两三年内结束。但局势的发展，使他也感到难以驾驭，预计都落空了。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一闹就是十年。在酝酿粉碎“四人帮”时，陈云曾考虑用召开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办法解决。经反复研究中委名单后，感到没有把握。10月6日晚，华国锋、汪东兴下令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采取断然措施，实行隔离审查，此举得到了中央政治局的支持。

历史对“文革”的评价。毛主席是“文革”的发动者，虽然晚年也承认“文革”犯了错误，但总的是肯定的。他在1975年10月—1976年1月《毛主席重要指示》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 （《毛泽东传》1949—1976 (下)第1770页）

1976年4月，即在他去世前五个月，还念念不忘“文革”是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他对守护在身边的华国锋等四位政治局常委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乱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传》19４9-１９７６(下)，第１７８１-１７８２页）1977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在建军50周年大会上讲话，首次公开披露毛主席对自己一生所做的总结。他说：“毛主席为中国人民，为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立下丰功伟绩，他的一生，远不只做了这两件事。毛主席所以这样说，是他总结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经验。”以后，有人继续用“两件大事”来评价毛主席一生的功绩。特别是苏联东欧剧变后，人们更加深刻感受毛主席３０多年前对苏联变修预见的英明。但也有人因“文革”被否定了，把第二件大事改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有人改为：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有人改为：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基础。（参见1993年一百周年纪念文章） 所有这些，改来改去，都不是毛主席的本意，而是人们自己对毛主席后半生功绩的概括。个人认为，对这“两件事”特别是“文革”，无法回避，不要更改，如他所说“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的“文化大革命”，正是评价他一生功过的客观存在的事实。

邓小平在８０年代初期，指出毛主席对“文革”评价自相矛盾 ：“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1页） 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样评价“文化大革命”的：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详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第757-767页)

第二节 “文革”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影响

十年文革，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如果把这十年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来看，国民经济虽然遭受巨大损失，但仍然呈现出一个“三起三落”的态势。这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工作，……（四届人大）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

如果用当时计划工作经常使用的综合经济指标工农业总产值（或国民收入）来观察，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历史资料，这十年国民经济出现“三起三落”，其态势大体如下数字和曲线图：

“一起”：1966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7.3 %（国民收入增长17 %）。
“一落”：1967年比上年下降9.6 %（下降7.2 % ），
1968年比上年下降4.2 %（下降6.5 %） 。
“二起”：1969年比上年增长23.8 %（增长19.3 % ），
1970年比上年增长25.8 %（增长23.3 % ），
1971年比上年增长12.2 %（增长7 %） ，
1972年比上年增长4.5 %（增长2.9 %） ，
1973年比上年增长9.2 %（增长8.3 %） 。
“二落”：1974年比上年只增长1.4 %（增长1.1 %） 。
“三起”：1975年比上年增长11.9 %（增长8.3 %） 。
“三落”：1976年比上年下降1.7 %（下降2.7 %） 。

“文革”十年所以呈现“三起三落”的态势，这不是偶然的。1966年出现“一起”，是由于调整时期的政策仍在发挥作用，而且“文革”是当年下半年才开始，对经济影响有限。1965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编制的《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正式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三五”计划方针，主要指标都留有余地，加上当年气候较好，因之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生产建设许多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原定国家计划。例如，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327亿元，超额10.2 –9.7%完成年度计划。农业获得好收成，农业总产值达到641亿元，超额6.8 –5.1 %完成年度计划，比上年增长8.6 %。粮食产量达到4280亿斤，增长10 %；棉花达到4674万担，增长11.4 %。工业总产值达到1686亿元，超额11.5 %完成年度计划，比上年增长20.9 %，钢产量达到1532万吨，增长25.3 %；煤炭产量达到2.52亿吨，增长8.6 %；发电量达到825亿度，增长22 %；原油产量达到1455万吨，增长28.6 %；棉纱产量达到156.5万吨，增长20.4 %。国家财政收入达到558.7亿元，比上年增长18 %；基建投资总额达到199.4亿元，比上年增长16.7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732.8亿元，比上年增长9.3%。

1967年开始出现“一落”，因为这是“文革”的第二年，由于打乱了良好的经济秩序，对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开始暴露出来。特别是“红卫兵”出现，踢开党委闹革命，使许多党政机关受到冲击，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一月“夺权”风暴，许多领导干部都被打倒了，两派群众组织严重对立，无政府主义思潮恶性膨胀。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后，许多地区由文斗发展到武斗，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相当一段时间，局势失去控制。1967、1968两年，是“文革”十年中最乱的两年。1967年的年度计划，国家计委在1966年底提交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中央一直没有审批，多数地区甚至没有下达。前几个月的局势表明，这个计划根本无法实现。由于局势混乱，1968年年度计划也无法制定。这是建国以来唯一没有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一年。这两年经济下降的情况如下：1967工农业总产值只完成计划的80 %，比上年下降9.6 %；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97.2 %，比上年增长1.6 %；工业总产值只完成计划的74.3 %，比上年下降13 .8%；财政收入只完成计划的68.8 %，比上年减少25 %；国家预算内基建投资只完成计划的64.5 %，比上年减少35.4 %。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基本上均未完成计划，绝大多数比上年减产。

1969—1973年连续五年情况稍有好转，国民经济出现“二起”：这是由于1968年秋“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各地相继成立革委会；人民解放军的“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和工宣队进驻北大、清华等上层建筑领域，社会秩序逐步恢复；1969年5月经济体制下放，地方的积极性起来了，等等，这些均有利于经济回升。1969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3.8 %，农业增长1.1 %，工业增长34.3 %。 粮食产量达到4219亿斤，比上年增长0.9 %，棉花产量为4160万担，比上年减产11.7 %。原煤产量达到266亿吨，基本完成计划，比上年增长20.9 %；原油产量达到2174万吨，超额37.6-8.7 %完成计划，比上年增长36 %；发电量达到940亿度，基本完成计划，比上年增长31.3 %；钢产量达到1333万吨，虽只完成计划的83.3 %，但比上年增长47.5 %。财政收入达到526.8亿元，未完成570亿元的计划，但比上年增长45.8 %。预算内基建投资完成166.4亿元，超额完成了计划，比上年增长75.3 %。1969年许多指标没有完成计划，因指标定得太高，无法实现。但经济总的在回升，带有恢复性质，粮、棉、钢等主要指标还没有达到1966年水平。

1970年国内局势相对稳定，在上年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国民经济取得较大进展。二、三月间拟定了1970年年度计划和“四五”计划（1971-1975年）纲要草案，提出要加快毛主席提出的大三线建设，建立六大经济协作区，和初步建成我国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9月经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批准。此计划经传达贯彻后，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如1970年开始全面铺开的三线建设，是继1966年三线建设第一个高潮之后的又一个高潮。1970年完成的255.2亿元国家预算内投资，三线建设就占55.3 %。当年财政收入662.9亿元，超过计划近83亿元，比上年增长25.8 %。生产主要指标也都完成得不错。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5.8 %，农业增长11.5 %，工业增长30.7 %，超额15.2 %完成计划。粮食产量达到4791亿斤，超过计划291亿斤，比上年增长13.6 %。棉花产量达到4660万担，虽未完成5000万担的计划，但比上年增产500万担。原煤产量达到3.3亿吨，超额完成计划5000万吨，比上年增长24 %。原油产量达到3065万吨，超过计划465万吨，比上年增长41 %。发电量达到1159亿度，超过计划109亿度，比上年增长23.3 %。钢产量达到1779万吨，超过计划179万吨，比上年增长33.5%。

为了节省篇幅，1971-1973年经济计划指标完成情况列表如下：

1971年 1972年 1973年
计划 实际 计划 实际 计划 实际
工农业总产值（当年价，亿元） 3350 3520 3730 3635 3860 3968
农业总产值（同上） 750 738 780 1088 1135 1179
工业总产值（同上） 2600 2782 2950 2547 2725 2789
财政收入（亿元） 705 744.7 770 766.7 790 809.7
国家预算内投资（亿元） 270 263.4 265 249.2 270 265.4
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
粮食（亿斤） 4900-5100 5003 5100 4810 5200 5202
棉花（万担） 4800-5000 4210 4800-5000 3916 4500-4800 5124
原煤（亿吨） 3.6-3.7 3.92 3.86 4.1 3.9-3.96 4.17
发电量（亿度） 1300-1350 1384 1500 1524 1600 1668
钢（万吨） 2000-2100 2132 2300 2338 2500 2522

1974年国民经济出现“二落”，这是由于年初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指使其写作班子炮制大量批儒评法文章，批林批孔批“周公”，含沙射影攻击周总理，污蔑周总理实行的纠“左“的政策措施为”复辟“、”倒退“。2月初《人民日报》刊登上海港务局《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大字报，于是各地出现“不做定额的奴隶”，“不做平方米的奴隶”，“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口号，使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又陷于混乱。全国重新出现不上班、不劳动、搞串连、拉山头、打内战的混乱局面。这样，工业生产下降，铁路运输堵塞，港口压船，财政出现赤字，市场商品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因无法召开计划会议讨论，4月中央只得将这个计划草案批转下去执行。计划执行的结果，大部分指标未能完成计划，相当多的主要产品比上年实际下降。工农业总产值仅完成计划的95.6 %，比上年仅增长1.4 %；农业总产值超额1.5 %完成计划，比上年增长4.2 %；工业总产值仅完成计划93.2 %，仅比上年增长0.3 %。粮食产量达到5505亿斤，超过计划105亿斤，比上年增长3.9 %；棉花达到4922万担，仅完成计划的96.5 %，比上年减产4 %。原煤产量为4.13 亿吨，完成计划的96 %，比上年略为减产。原油产量达到6485万吨，超过计划85万吨，比上年增长21 %。发电量为1688亿度，完成计划的96.5 %，比上年仅增长1.2 %。钢产量达到2112万吨，仅完成计划的78.2 %，比上年减产16.3 %。财政收入达到783亿元，未完成850亿元的计划，比上年减收近30亿元。预算内投资完成275亿元，仅比上年增加10亿元，未完成300亿元的计划。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和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均比上年减少。经济情况引起全国上下的不满，毛主席也注意到了这一点，11月他发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这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

1975年是十年文革中国民经济的“三起”。年初，党的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月中旬，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周总理重申三届人大提出过的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设想；并且指出今后十年是关键，国务院将据此制定十年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会前由于毛主席的阻止，“四人帮”组阁夺权的阴谋未能得逞，周恩来、邓小平在会上分别被任命为总理和副总理。四届人大后，周总理重病住院，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年初他提出军队要整顿，以后陆续提出农业、工业、文艺等各方面都要整顿。7月他还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他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页）由于他进行了一系列工作，使全国形势特别是经济形势有明显好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结果，工农业总产值超额2.1 %完成了计划，比上年增长11.9 %；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4.6 %，工业总产值增长15.1 %。粮食产量达到5690亿斤，超额1.6%完成计划，比上年增长3.4 %；棉花产量达到4762万担，未完成5200万担的计划，比上年减产3.3 %。原煤产量达到4.82亿吨，超过计划0.52亿吨，比上年增长16.7 %；原油产量达到7706万吨，超过计划206万吨，比上年增长18.8 %；发电量达到1958亿度，超过计划128亿度，比上年增长16 %；钢产量达到2390万吨，未完成2600万吨的计划，比上年增长13.2 %；棉纱产量达到1162万件，超过1 %完成了计划，比上年增长16.9 %。铁路货运量达到8.7亿吨，超额0.85亿吨完成计划，比上年增长13 %。财政收入达到815.6亿元，只完成计划的96 %，比上年增长4.2 %，存在赤字5.3亿元。预算内基建投资完成318亿元，超过计划18亿元，比上年增长15.6 %。当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1539个，建成投产率10.9 %，投资效果不如调整后期。总之，这一年经济发展是有起色的。

1976年是十年文革中国民经济的“三落”。这一年，党和国家三位领袖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全国人民陷于巨大的悲痛之中。1975年9月—1976年1月，毛主席多次讲了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这样，运动一开展，经济领导机关又被冲击，大批领导干部被批斗，很多规章制度被废除，正常的经济秩序遭到很大破坏。“四人帮”支持打砸抢分子和帮派骨干破坏生产，乱中夺权。郑州铁路局由于他们直接插手，被搞得混乱不堪，交通严重堵塞，使京广线处于半瘫痪状态，少运了几千万吨货物和煤炭，影响了许多省市的生产。实际上许多路局的状况与此大体相同，全国有十几条铁路干线经常处于不畅通的严重局面，物资阻塞，不少地区缺煤缺电，工厂被迫停工减产，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极大影响。

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严重干扰了当年的计划工作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本来在上年末、本年初召开的计划会议，曾讨论了《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 》和1976年计划，还准备讨论整顿经济工作和体制改革等问题。但由于“反击右顷翻风”，许多问题都无法讨论。原定的1976年计划，经过上半年时间，许多工业品欠产，影响市场商品供应和财政减收。7月，召开了全国计划座谈会，眼看原定计划不可能完成，建议调整原来的计划。经中央政治局同意后，钢产量调低200万吨，基建投资调减20亿元，进口计划压缩5亿美元，社会购买力压缩10-20 %，调整工资计划推迟实行。可“四人帮”在会上发难，说1975年计划工作务虚会（认为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是乱和散，要狠抓整顿，强调集中。详见下节经济计划体制改革）和这次全国计划会议，是“右倾翻案风的风源”，扬言要“追风源”，“揭盖子”。这样，计划调整方案得不到执行。现将1976年计划指标及其完成情况列表对比如下：

计划 实际
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比上年计划） 7.1-7.7 （比上年实际） 1.7
农业总产值 （同上） 4 2.5
工业总产值 （同上） 8.3-9.2 1.3
财政收入（亿元） 890 776.6
粮食产量（亿斤） 5800 5726
棉花（万担） 5200 4112
原煤（亿吨） 4.8 4.83
原油（万吨） 8700-8900 8716
发电量（万吨） 2110 2031
钢（万吨） 2600 2046
铁路货运量（亿吨） 9 8.2
国家预算内投资（亿元） 326 294

1976年国民经济衰退，主要比例关系又严重失调，削弱了财政的基础。当年财政收入只完成计划的86 %，比上年减收39亿元，出现赤字29.6亿元。基本建设施工的大中型项目1448个，全部建成的只有85个，建成投产率只有5.7 %，投资效果是建国以来最差的年份之一。

“文革”对经济的严重影响，具体情况已如上述。前面提到，国内外的评论家说，“文革”期间的经济“濒临崩溃”或“崩溃的边缘”，这恐怕不够准确。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这个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毛主席和党中央多次发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周总理和国务院业务组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废寝忘餐地在抓生产建设，全国大多数工农劳动者仍在工厂田间劳动。所以，这十年经济并不是直线下落，尽管有“三落”，仍然有“三起”。工农业总产值十年平均每年增长8 %（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6 %），比西方发达国家包括《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两倍以上，你们美国的经济都没有“濒临崩溃”，怎么能说中国的经济是“濒临崩溃”或“崩溃的边缘”呢？我们国内的学者这样说，能说是符合中央《决议》关于这个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的精神吗？还有一种说法：“文革”期间国民收入损失5000多亿元。据说这出自某权威之口，流传甚广，似乎已经成为历史定论。其实，这也不够准确。“文革”开始的“三五”计划时期（1966-1970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生产额大体为1600亿元，如果损失5000多亿元，等于说全国有三年多没有生产，那当时全国七、八亿人口那又靠什么生活呢？马克思说过：“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68页）可是我们的权威却不知道这个道理。 当然，“文革”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没有“文革”，经济正常发展，经济建设的成就会大得多。

第十四章 文革中的“三五”计划（1966-1970年）、“四五”计划（1971-1975年）及其完成情况。

第一节 “三五”计划（1966-1970年）的基本任务和主要指标及其完成情况。
第三个五年计划，原本接续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在1963-1967年实行。从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同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鉴于对国际国内形势和1961年开始贯彻调整方针情况的分析，曾设想“三五”计划主要是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后来根据国民经济恢复较快的情况，毛主席提出，1963-1965年这三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贯彻调整方针，打下底子，从1966年起搞第三个五年计划。这个主张得到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赞同。这样，在六十年代中期调整时期，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国家计委就在研究编制“三五”计划。1964年5月编制的《“三五”计划初步设想》，人们习惯称“友谊（宾馆）方案”。当时提出“三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

第一、 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
第二、 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
第三、 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使国民经济有重点、按比例地向前发展。据此对国民经济安排了一套指标。

当年5月11日，毛主席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汇报时，形象地指出：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要改变计划方法，要考虑打仗。要搞三线基地，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有了这个东西就放心了。当月底，中央书记处进一步讨论“三五”计划的方针问题。邓小平在会上指出，没有长期计划，工作没有根据，不好办。除了搞五年计划以外，还应当有一个十年轮廓。这次计划按农轻重，解决吃穿用，两个拳头、一个屁股进行安排，是建设的完整方针。搞攀枝花钢铁基地，第三个五年打个基础。

后来，由于美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我被迫援越抗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中苏国境线上陈兵百万，威胁我国的安全。国际形势的变化，使“三五”计划的方针任务有变化。1965年11月由小计委（注）领导拟定的《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发展纲要》中，提出了“三五”计划（1966-1970年）的方针。这是小计委成立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第一次编制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这个“三五”计划是在“北京钣店”召开1966年年度计划会议时定下来的，是正式计划，以前的“友谊（宾馆）方案”不作数了。小计委提出的新的“三五”计划的方针是：“遵循主席的战略思想和考虑战争、灾荒、人民三个因素的指示，根据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应当是：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充分发挥一、二线的生产潜力；积极地、有目标、有重点地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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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小计委：是1965年初毛主席决定成立、由周总理直接领导的一个工作机构，主要任务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等。后来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由小计委实际主持国家计委的工作。( 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429页注释[2]) 小计委成立的原因是，毛主席对国家计委的工作曾多次提出批评。1964年8月27日，毛主席在陈伯达的一封信上批示：“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的计委，另立机构。”（转引自《周恩来经济文选》第682页注[273]）小计委的负责人是余秋里， 调来前是石油工业部的部长，成员有: 林乎加， 调来前是浙江省委主管农业的书记; 李人俊， 调来前是石油工业部的副部长; 贾庭三， 调来前是北京市委主管工业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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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由原来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转变为从备战的角度考虑经济建设。这是与国际形势变化，和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的贯彻执行有关。1966年3月，毛主席在《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中，把农业机械化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联系，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信中特别着眼于发展农业和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他说：“又此事（指农业机械化）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引以为戒吧。现在虽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427-428页。）

这里毛主席提到的农业机械化，是个大概念，是农业现代化的意思，当时理解主要包括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理论界和实际部门都在研究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问题。本人按照传统的工作方法—古今中外法，收集了有关苏联、美国等国农业现代化大量的资料，联系我国的实际情况，1963年6月2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探讨》。文章提出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我国人多地少，耕作制度复杂，不能照搬外国的做法；农业现代化要讲求经济效果，增产效果要大，国家花钱要少，农民收益要大等等，并且提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主要指标的设想。此文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后来也因此奉命参与了我国农业机械化文件的起草工作。
农业机械化规划是当时计划部门的一个重要专项规划 ，按照中央五年小解决、七年中解决、十年大解决的要求，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为了实现农业机械化，还要发展地方五小工业，即小钢铁厂，小煤窑、小农机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的发展。特别是小钢铁厂，既与农机化有关，又与备战有关。毛主席1965年9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三五”计划时提出，明年后年最好一个省搞一个小钢铁厂，小三线没有钢厂不行。1966年6月，国家计委向周总理报告《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地方小钢铁厂发展规划和产品分配问题》。报告提出：一、“三五”期间计划建设101个小钢铁厂，设想到1970年生产铁390万吨，钢280万吨；二、要求到1970年除西藏外，每个省、自治区都要建设一个或几个小钢铁厂；三、建设地方小钢铁厂，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并以地方为主，国家扶持；四、地方小钢铁厂的产品，从1970年起，除产量较多的五个省上调一部分外，均归地方自行分配使用。

1966年6月，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湖北省召开农业机械化现场会议以后，此规划即纳入了国家的“三五”计划。国家计委提出的农业机械化规划，分三个阶段，用15年时间，即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第一阶段，以5-7年为期，即到1970年或1972年，全国农用拖拉机由1965年的14万标准台，增加到40万标准台；机引农具由26万标准台，增加到150万标准台。机耕面积由2.3亿亩，增加到4亿亩以上。排灌机械由900万马力，新增1000万马力，扣除报废达到1800万马力；灌溉面积由5亿亩，增加到8亿亩左右。基本上解决农产品加工的机械化和运输的半机械化。化肥每亩耕地平均施用量由13.5斤，增加到30斤左右。第二阶段，以10年为期，到1975年，机耕面积达到8亿亩，灌溉面积达到9-10亿亩，化肥施用量达到50斤左右。第三阶段，以15年为期，到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机化。以上指标除排灌机械、化肥完成较好外，其他指标由于对我国国情研究不够，安排偏高，到期均未实现。

“三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及其完成情况如下表：
“三五”计划
1965年计划 1970年计划 1970年实际
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 5.3 9.2—9.6 9.6
工业总产值 （同上） 7.4 11 11.7
农业总产值 （同上） 0.9 4.9—6.4 3.9
国家基建投资 亿元 142 850 914.7
国防工业 ＂ 12.3 87 90.6
小三线 ＂ 3.9 17
重工业 ＂ 62.2 408 498.9
轻工纺织 ＂ 7.1 37.5 42.6
交通运输 ＂ 27.3 133 150
农林水利 ＂ 22.1 120 104.3
财粮贸 ″ 2.6 15 21
文教科学 ″ 3.96 22 27.4
城市建设 ″ 1.5 6 17.4
其他部门 ″ 2.7 4.5 92.4
财政收入 ＂ 422 3050 2529
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
粮食 亿斤 3700--3850 4400--4800 4799
棉花 万担 3000—3200 4400--4800 4554
猪 亿头 1.5 2-2.2 2.1
棉纱 万件 620 900 1131
钢 万吨 1040 1600 1779
原煤 亿吨 2.1 2.8-2.9 3.54
发电量 亿度 610 1100 1159
原油 万吨 970 1850 3065
水泥 万吨 1310 2000 2575
化肥 万吨 640 1800 1231
农药 万吨 1.33 36 32.1
拖拉机 万台 0.94 2.36 3.19
手扶拖拉机 万台 0.28 5 5.14

“三五”计划较好的体现了党的方针政策，主要指标也是留有余地的，因此，尽管在“文革”高潮中，广大工农群众和干部“抓革命，促生产”，使工农业主要生产指标均基本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了计划，如1970年粮食产量达到4799亿斤。大大超过计划低幅度指标4400亿斤，基本完成高幅度指标4800亿斤；钢产量达到1779万吨，超过原计划1600万吨的11.2%。由于大力加强大小三线建设，内地工业的比重提高了，使我国工业布局得到了改善，初步适应备战的需要。农业机械化规划贯彻执行得比较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基础上，农业机械化所需的钢材等物资都得了安排，产品也有较快的增长，使农业生产力有了较快提高。1970年，农业机械总动力拥有量达到2701万马力，比1965年增加80 %以上；农村用电量为95.7亿度，比1965年增加1.6倍；化肥每亩耕地施用量近70斤，比1965年增加85.6%；灌溉面积达到5.4亿亩，占耕地面积的比重35.6%。这为专项规划纳入国民经济计划，把两者妥善地结合起来积累了经验。同时应当指出，“三五”计划执行中也存在问题，首先，财政收入只完成计划的82.9 %，这是“文革”的消极影响造成的；其次，内地建设过快过急，一方面导致建设规模过大，积累率偏高。1970年基建投资完成295亿元，比上年猛增110亿元；当年积累率由上年的23.2 %提高到32.9 %（五年平均为26.3 %，基本合适），接近“大跃进”的1958年的水平（33.9 %）；另一方面重点过重，生产性建设挤了非生产建设。前者五年合计占总投资的比重高达89.4 %，而后者仅占10.6 %，其中住宅投资只占4 %，后两项均低于前两个五年计划和三年调整时期的比重。“骨头”和“肉”的比例不协调，给以后的经济发展留下后遗症。

第二节“四五”计划（1971—1975年）的基本任务、主要指标及其调整和完成情况。

从1971-1975年，是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四五”计划在1970年初就已开始编制。在1970年9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原已将“四五”纲要（草案）列入议程，由于林彪集团坚持要设国家主席，陈伯达搜集整理“称天才”的语录，企图抢班夺权，打乱了会议原定的议程，“四五”纲要（草案）未能讨论，只作为参考文件印发。后来，“四五”纲要（草案）和1971年年度计划主要指标，都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各地贯彻执行。

“四五”纲要（草案）提出三个重要任务：一是突出强调备战，要求尽快建设内地战略后方；二是要建立若干个经济协作区，并且都要自成体系；三是要求到1975年初步建成全国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由于对国际形势、战争危险的估计过于严重，加上林彪集团的影响，“四五”纲要（草案）是按照“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要与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的思想制定的，因此计划急于求成，生产上追求高指标，分配上强调高积累，建设上突出重工业，忽视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如钢产量要求五年翻一番，显然是不可能的。

1970年11月，毛主席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指出：“现在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国家计委根据这一指示，在1971年计划会议上提请大家注意，经济工作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凡是客观可能办到的事情，要努力去办；又要实事求是，防止不顾客观条件，什么都要大办；既要注意数量，又要强调品种、质量，注意经济核算，讲求实效；既要高速度，又要按比例，使各方面协调发展；既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又要尊重科学，一切经过试验。这些原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可惜没有采取措施加以落实，1971、1972年年度计划基本上是按照“四五”纲要（草案）安排的。1971年底，国民经济出现“三个突破”的严重问题，即：

1、 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达到5318万人，原计划为4641万人，多了677万人；
2、 工资总额突破300亿元，达到302亿元，原计划为296亿元，多了6亿元；
3、 粮食销售量突破800亿斤，达到855亿斤，原计划为794亿斤，多了61亿斤。
1972年“三个突破”继续发展，职工人数又比上年增加292万人，工资总额又增加38亿元，粮食
销售量又增加43亿斤。为了满足粮食销售的需要，除了进口净增加25.4亿斤外，还挖了库存17.6亿斤，这就是出现所谓“一个窟窿”。

针对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国务院1973年采取措施，加强对基本建设、劳动工资和粮食购销的管理。为了从宏观决策上扭转失误，在当年6月调整了“四五”计划纲要（草案）。国家计委在调整时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方针性问题：一、适当改变了以备战和三线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提出在重点建设内地战略后方的同时，必须充分发挥沿海工业基地的生产潜力，并且适当发展。二、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把发展农业放在第一位。三、要求把钢铁的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四、经济协作区由10个（西南、西北、中原、华南、华东、华北、东北、山东、闽赣、新疆）改为6个（西南。西北、中南、华东、华北、东北）。

调整后“四五”计划的方针任务是：“第四个五年计划必须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尽快地把内地战略后方建设起来，充分发挥沿海地区的生产潜力，逐步建立若干个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初步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这个要求，必须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大力发展农业，加速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狠抓钢铁、燃料、动力等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继续加强军工；积极发展轻工业和商业，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大搞综合利用，保护自然环境；加强科学研究，开展技术革新，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根据上述方针任务，安排了“四五”计划主要经济指标。

现将“四五”计划（1971-1975年）主要指标及其调整和完成情况列表如下：
“四五“计划
单位 1970年 1975年指标 1975年 增长速度（%）
实际 原方案 调整计划 实际 调整计划 实际
工农业总产值（1970年
不变价）亿元 3138 4550 4504 7.7 7.7
工业总产值 〃 2080 3436 3300 3219 9.7 9.1
农业总产值 〃 1058 1250 1285 3.4 4
国家基建投资（“四五”〃 255 1200 1350 1371
为合计） -1300 -1400
财政收入 〃 663 3800 4000 3920
-4000
主要农产品 粮食 亿斤 4858 6000 5600 5690 2.9 3.2
-6500
棉花 万担 4554 6500 5300 4762 3.1 0.9
-7000 -5600 -4.2
猪 亿头 2.1 2.8-3 2.8 5.9-7.4 5.9
工业产品： 钢 万吨 1774 3500 3200 2390 12.5 6.1
-4000 -3500 -14.6
原煤 亿吨 3.5 4-4.3 4.3-4.6 4.8 4.4-4.5 6.5
原油 万吨 3065 7000 7000 7706 17.9 20.2
-10000 -7500 -19.6
发电量 亿度 1159 2000 2000 1958 11.5 11.1
-2200 -2200 -13.7
术材 亿立米 3782 4400 4600 4626 4 4.1
-4600
水泥 万吨 2575 4000 4000 4626 9.2 12.4
化肥 万吨 1231 3200 3200 2620 21.1 16.3
-3500
农药 万吨 32.1 45 45 42.2 7 5.6
轮胎 万套 425 613 613 700 7.6 10.5
冶金设备 万吨 7.3 15 13-15 8.21 12.2-12.5 2.4
发电设备 万千瓦 291.8 450-500 550-600 496.5 13.5-15.5 11.2
机床 万台 13.9 15 12-15 17.5 -2.9-1.6 4.7
汽车 万辆 8.7 25-30 16-18 14 12.9-15.6 10
拖拉机 万台 3.2 6.5-7.5 6.5-8 7.84 14.5-19.4 19.6
化纤 万吨 10.1 35 20-24 15.5 14.6-18.9 8.9
棉纱 万件 1131 1300-1400 1200 1162 1.2 0.5
棉布 亿米 91.5 100-110 93 94 0.3 0.5
糖 万吨 135 300 220-250 174 10.3-13.2 5.2
卷烟 万箱 783 1000 850 992 1.7 4.8

上表表明，“四五”调整计划执行的结果，到1975年，总的情况比较好，工农业总产值完成了计划，粮食、原煤、原油、发电量等超额完成了计划，但棉花、棉纱、化肥、化纤、糖等20几种工业品未完成计划，国家基建投资超额完成了下限指标。这一成绩的取得，是周总理日以继夜地操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领导国务院各部门取得的成果。

第三节 三线建设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和调整改造。

一、什么叫三线建设？

“三五”计划开始、“四五”计划时期大张旗鼓地进行三线建设，当时提出好人好马上三线，全国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三线建设。所谓三线建设，是在我国经济建设这个大局中，贯彻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建设内地战略后方，努力改善我国工业布局的重要步骤。所谓一、二、三线，是用战略的眼光将全国划分为三个地区：一线，是指沿海和边疆地区；二线，是指介于一线和三线之间的中部地区；三线，是指四川、贵州、陕西、甘肃、湖南、湖北等内地。其中西南、西北地区（川、贵、陕、甘），一般称为“大三线”，中部和沿海地区的腹地，一般称为小三线。这里讲的三线建设，实际上包括大、小三线两方面的建设。“小三线”建设，是在国家的宏观指导下，主要由各省自行安排项目；“大三线”是全国范围内地战略后方的建设，主要由国家计划安排，各地都要服从国家的统一领导，支援三线建设。三线建设以铁路建设为先导，以国防工业建设为重点，以钢铁、煤炭、电力、有色金属工业建设为基础，以机械、电子、石化工业建成设为骨干，目的是要在三线地区建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经过十几年建设的结果，三线建成设不仅达到了上述目的，而且大大促进了三线各省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缩小了三线地区与华东、东北等老工业地区的差距，改善了我国的工业布局，增强了我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和国防战备能力，为全面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可靠的基础，是我国经济建成设的宝贵财富。

二、三线建设的缘起和历程。

1964年5月，毛主席就提出要搞三线建设；7月，李富春向国家计委提出，明年积极进行三线建设的筹备工作；8月中旬，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三线建设问题，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内地去。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二、三线，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学校、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家。成昆、川黔、滇黔这三条铁路要抓紧修好。根据毛主席讲话精神，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新建的项目都要摆在第三线，现在就要搞勘察设计，不要耽误时间。在
三线建设初期，主要项目有：四川、云南两省交界处的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成都至昆明的成昆铁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以重庆至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陕西的航空工业、兵器工业基地，甘肃的航空工业基地，酒泉钢铁厂等。以后，项目逐渐增多，在西北、西南部署的三线新建、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300余项。1966年5月，国家计委、建委总结一年来三线建设的经验，提出用“三老带三新”（即老基地带新基地、老厂矿带新厂矿、老工人带新工人）的办法，不仅可以加快新厂矿建设的进度，而且可以发挥老厂矿的潜力。具体提出：攀枝花钢铁基地和贵州水城铁厂，由辽宁省和鞍山钢铁公司包建；酒泉钢铁公司，由北京市和石景山钢铁公司包建；昆明钢铁厂，由上海市包建。包建任务从筹建、施工到建成投产，一包到底。这样，国家计委预计，原定1970年完成的大多数项目可以在1968年完成。但“文革”的冲击，1967-1969年初两年多的时间里，成昆铁路、重庆基地等许多项目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1969年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全国进入战备高潮，三线建设重新全面铺开。1973年，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缓和，三线建设进入后期阶段，基本不再上新项目，重点是收尾和配套工程的建设。

1979-198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原三线地区的建设进行调整，缩短基建战线， 调整投资方向，停缓建一批工程，对三线企业实行“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方针。一些生产任务严重不足的军工企业转向民品生产，对极少数选址不当，或重复建设的工厂和科研所，实行关、停、并、转、迁。经过军民结合的产品改造，到1990年原三线地区的军工企业的民品产值已占其总产值的75 %，同时开发了一批国民经济需要的重大技术设备和人民生活需要的高中档耐用消费品。

三、三线建设的成绩和问题。

从1965-1980年历经三个五年计划，几百万职工和工程技术人员，对13个省、自治区建设了数千个项目，投资2050多亿元，初步改变了我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内地工业基础薄弱，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面貌为之一新。三线建设以铁路建设为先导，以国防工业建设为重点，以钢铁、煤炭、电力、有色金属工业建设为基础，以机械、电子、石油化工建设为骨干，不仅为三线地区建成了立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而且大大促进了三线各省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缩小了三线地区与华东、东北等老工业地区的差距，增强了我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和国防战备能力，为全面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可靠的基础，是全国人民在我国战略大后方的一大宝贵财富。

具体说来，到70年代末，共形成固定资产原值1400多亿元，约占当时全国的1/3，建立起了具有相当规模、门类齐全、科研和生产结合的现代工业交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在基础工业方面，原材料工业，共建成钢铁企业984个，1975年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4.5倍；有色金属企业945个，十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的50%。主要项目有西南最大的冶金企业攀枝花钢铁基地，以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长城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为骨干的重庆、成都钢铁基地，四川西昌、甘肃兰州等地的铜铝工业基地。机械工业，共建成大中型项目124个，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新的机械工业基地。三线地区1979年机械产品的生产能力，相当于全国1965年的水平。能源工业，建成贵州六枝、盘县、水城地区和陕西渭北地区的煤炭基地，湖北葛洲坝水电站，甘肃刘家峡、八盘峡水电站，贵州乌江渡水电站，四川石油天然气田，陕西秦岭火电站等。三线地区的煤炭产量从1964年的8367万吨，增加到1975年的21200万吨，增长1.5倍；发电量从149亿度，增加到635亿度，增长近3.3倍。在交通运输方面，先后建成了川 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西宁-格尔木）等十条铁路干线，加上支线和专线，共新修铁路80461公里，占同期全国新增里数的55 %。三线地区的铁路里程占全国总数的比重，由1964年的19.2 %提高到1975年的34.7%。新建公路2278公里，占全国同期新增总数的55%。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建立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重庆为中心），电子工业基地（分布在四川、贵州、陕西各地），航空工业基地（贵州、陕西、四川、鄂西北等地），航天工业基地（四川等地），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四川、陕西等地），船舶工业科研生产基地（沿长江中上游地区）。到1975年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主要产品生能力技术水平、设备水平都超过了一二线地区，我国国防工业的布局大为改观。

三线建设存在的问题：一是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1969-1971年新建和内迁的大中型项目1000多个，资金、设备、材料到不了位，部分工程被迫中途下马，有的长期不能投产，造成损失浪费。二是过分强调战备，布局过于分散，一些现代化工业企业按“靠山、分散、进洞”原则建设在山沟里，生产协作不便，企业的经济效益不高。三是建设要求过急，有些项目盲目选点，未进行充分论证，对资源环境调查不够，就匆忙上马，有的严重缺水，有的处于地震断裂带，严重威胁企业和职工的安全。四是三线许多项目摆在偏远山区，为了解决职工的生活需要，就企业办社会，盖了许多医院、学校，造成负担过重，产品成本增大；同时由于企业办不好社会，致使商品供应、子女上学和就业等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职工队伍不稳定。

四、三线建设的调整和改造

1984年8月中旬，国务院召开三线企业调整工作会议。会议指出，搞好三线地区企事业单位的调整，要解决军民分割、条块分割的问题。在调整中，军工企业要贯彻“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方针；还应注意以军促民，用军工的先进技术提高民品技术，改进民品质量。军工企业生产民品，不是临时性的措施，从长远发展看，军工企业要逐步地改造成为军民结合型企业，既能搞军工，又能搞民用。民品的生产和出口，要搞批量生产，纳入各级计委的统一计划。三线军工企业交通不便，生产成本高，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靠提高技术，改善管理，精打细算来降低成本，光靠补贴不行。三线企业调整的原则是：该关停的，就不要搬迁；能迁并的，就不要迁建；必须迁建的，要就近迁建，不要迁得太远；能向中小城市搬迁的，不要向大城市集中。因为三线地区毕竟要发展，而且是今后经济发展的重要地区。三线地区的企业经过贯彻“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方针，到九十年代初，既保存了一定的军工能力，又能生产相当数量的中高档耐用消费品，对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改善我国工业的合理布局，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由于三线地区的企业众多，情况复杂，遗留的问题涉及的面很广，调整工作一直延续到“八五”、“九五”计划时期以后去了。

对待小三线军工企业的原则，不再保留小三线军工体系，绝大多数企业要转产，转不了、办不下去的就停。

第四节 十年文革时期经济计划体制改革
“文革”十年，全国各级领导包括从毛主席起的中央领导到地方各级领导，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无暇进行认真研究和通盘考虑，或者提出了某种改革设想，也没有采取措施认真贯彻执行。可能领导思想存在分岐，这十年的改革看上去有点乱，开头下放，改过去；后来又上收，改回来。十年改革的历程大体是：

一、“三五”后期“四五”开头（1970-1971年）体制改革实行权力下放。当时已感觉到，国民经济调整后期迄今实行的过分集中的经济计划管理体制，逐渐暴露出不适应经济正常发展的需要。1966年3月，毛主席在杭州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中央只管虚，只管政策方针，不管实，或少管点实。中央部门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去。当时根据这个精神，曾酝酿对经济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由于“文革”暂时被搁置起来。1969年动乱局势稍为稳定后，即提到日程上来了。在经济管理体制上，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1970年12月，毛主席在接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说：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已经讲了十几年了，就是不听，现在听了。

1、改革的原则和主要措施。1970年初全国计划会议上，在反对“条条专政”的口号下，提出了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方案，主要是扩大地方的管理权限。具体措施有：

（1）大批中央直属企业下放给地方。从1969年开始，主要是1970年，有的拖到一直到1976年，全国共下放2600多个重点企业和事业单位，绝大多数完全下放给地方；部分实行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少数实行双重领导，以中央为主。例如，鞍钢是1969年由毛主席批准下放给鞍山市的（有的说下放给辽宁省，那不对）。这次下放，是比较彻底的，但也留下一些后遗症。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全局和产供销属全国平衡的大型骨干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实际上地方也管不了，致使生产又不得不由部代管，物资由部“戴帽”直供，基本建设由部商地方安排，而财务则归地方财政收入（鞍钢的收入上交鞍山市）。这样在企业管理上，就形成一种“扯皮”体制。到1976年，下放给地方后，回头又由中央部代管的企业，全国共有1300多个。

（2） 对地方实行三个“大包干”。一是基建投资“大包干”，按照国家规定的建设任务或建设项目，由地方负责包干建设。这项改革实际上只对少数项目进行了包干试点，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全面推行。二是物资分配“大包干”。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实行“地区平衡，差额调拨，品种调剂，保证上缴”的办法。1972年，统配物资（通用物资）由1966年的326种，减少为49种；部管物资（专用物资）由253种，减少为168种。以后几年，统配物资增加不多，但部管物资成倍增加。总之，这次改革，地方掌握的物资增加较多。三是财政收支大包干。在国家统一预算下，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结余留用”的办法，地方机动财力有较大增长。

（3）计划体制实行“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给地方以较大的管理权限。根据毛主席“搞计划要依靠地方，以省、市、自治区为主”的指示，七十年代曾经想大力扩大地方的计划权力，实际上也没有行通。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以中央为主，先制定全国的计划，再按省、市、自治区分指标。

（4）设想恢复协作区建制，建立协作区工业体系。“文革”前夕，曾设想扩大各中央局的经济计划管理权限，由各中央局负责安排全区的生产建设和省、市、自治区及大区的后方建设。1975年的改革设想，根据毛主席新近提出的“要把协作区搞起来，一旦有事好办”的指示，重申1958年8月关于“地方要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许多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

对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实际上当时就有不同意见。“关于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首先应该从全国范围开始，还是从协作区或者从省、自治区范围开始？”陈云（当时兼任国家建委主任）1959年3月，在《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一文中，明确的提出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不决定于主观的愿望，而决定于客观的需要和实际的可能。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正在迅速发展，物质技术力量每年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最近几年内，我们的建设力量和材料设备是很有限的，同宏伟的建设任务的需要比较起来，是很不足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工业体系只能首先从全国开始，然后才是各个协作区，再后才是一些有条件的省、自治区。只有首先建立起全国的工业体系，才好在各协作区的范围内建立工业体系。同样，只有建立起协作区的工业体系，才好在一些有条件的省、自治区建立工业体系。如果不这样，而是首先从协作区或省、自治区开始建立工业体系，全面铺开，齐头并进，就势必分散建设力量，推迟建设进度，妨碍整体部署。其结果不但对全国工业建设不利，而且对各省、自治区的工业建设也同样不利。”（《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一九五六—一九六二年），人民出版社，第71-72页。1995年出版的《陈云文选》三卷本，未收入此篇。）

历史上大区建制几起几落。1954年2月，中共中央处理高岗、饶漱石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权力问题后，6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消大区一级行政机构，由中央直接领导省市，以便进一步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1958年，毛主席提出建立协作区工业体系后，当年5月下旬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向毛主席建议，在六个协作区成立党的中央局，政权上可不设相应的组织机构，但要设一个强的区域经济计划委员会。毛主席只批示印发给中央和省市区领导同志。同年6月，中共中央曾发出《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没有提出协作区党政一级建制。《决定》只是说，我国幅员广大，资源丰富，人口众多，要求根据各个区域的工业和资源等条件，按照全国统一规划的要求，尽快地分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当时由于协作区无党政实权，毛主席又说过搞计划要以省、市、自治区为主，所以直到1976年，六个协作区始终没有建成立起来；只是1972年根据九届二中全会的决定，成立华北协作区筹备组（吕东负责），同时在江苏省（彭冲负责）搞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抽调了一批精壮干部搞了几年，以无结果而告终。

应当指出，由于中央对搞协作区，要不要相应建立这样一级党政领导体制，犹豫不决，一会儿机构撤了，一会儿又想恢复。对建立工业体系，究竟首先是全国、是协作区、还是首先是省，认识不统一。对搞计划，虽然说过以省、市、自治区为主，但实际上还是以中央为主，年年都是先有了全国计划，然后才有省、市、自治区计划；一直强调全国一盘棋，但有的省先斩后奏，项目自己定了并上了马再上报，国家最后也只好承认。这样，致使经济建设在整个布局上举棋不定，来回变动：在改革上一会这样设想，一会是另一种设想，对实际经济工作特别是工业布局影响很大。有的项目上马又下马，下了马再上马，造成损失浪费很大。曾在华北协作区筹备组搞了几年改革试点工作，对此深有体会。

二、“四五”后期（1972-1975年）体制改革又权力上收。当时的背景是，1972年2月，周总理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全国计划会情况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会议根据周总理指示和与会同志的要求，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这个文件针对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若干整顿措施。对企业管理，明确规定要恢复和健全七项指标：即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安全生产制、经济核算制；明确企业对生产要抓七项指标，即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指标。此文件由于张春桥干扰没有正式下发，但仍传达下去了，对实际工作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权力下放后，由于受林彪极“左”思潮的影响，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不少企业随便冲击国家计划，任意中断协作关系；许多地方和企业乱上项目，扩大基建规模。为了克服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现象，1973年2月，根据周总理指示，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1、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的统一计划，搞好综合平衡。经中央和国务院批准的计划，必须严肃对待，认真执行。2、基本建设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提高投资效果。今后所有基建项目，一律要按基建程序办事。3、职工总数和工资总额的控制权属于中央，任何地区、部门都无权擅自增加。企业事业单位的劳动力要服从中央和省、市、自治区的统一调度。4、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要严格区分，分口管理。不准用银行贷款和企业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银行要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所有企业必须按照国家规定交纳税款和利润，不得拖欠挪用。5、主要物资的分配调度权力，集中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各生产建设单位要保证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生产任务，按合同组织生产和交货，不得附加条件，不准随意中断协作关系。6、所有企业都要有一个集中统一的生产指挥系统。7、大中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骨干。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要努力把这些重点企业管好，不能层层下放。中央下放企业的产品改变方向，要经国务院有关部门同意。地方“五小”企业要整顿。8、坚持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实行正常的考工晋级制度，可在少数单位试点计时工资制加奖励和计件工资。9、凡是违法乱纪的，都要按照党纪国法给予处分和制裁。10、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政治和业务的统一。企业主要负责人不抓生产，对生产漠不关心，就是失职。由于张春桥的阻挠，这个文件未正式下发，但精神传达下去了，对实际工作有较好的影响。

1975年1月，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我国国民经济两步走的设想，国务院将据此制定十年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之后因病重住院，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抓各方面的全面整顿。6月，国务院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认为当前经济生活中主要的问题是乱和散，必须狠抓整顿，强调集中。计划体制上，要实行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块块为主的办法；对国家计划既不能层层加码，也不能随意减少。在企业管理体制上，跨省市的铁路、邮电、电网、长江航运、民航、输油管、远洋航运、重要的科研设计单位、专业施工队伍和少数关键企业、关键建设项目，要由中央各部委为主管理，其余的可由地方管理，但不能层层下放。在企业中，要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等各项生产管理制度。物资管理体制上，通用物资由物资部门管，专用物资由有关各部管。财政体制上，推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办法，大中型企业的折旧基金，中央集中20-30 %。

以后国务院委托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8月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邓小平作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几点意见》的谈话，就工业支援农业、引进技术设备、企业科研工作、企业管理秩序、产品质量、规章制度、按劳分配原则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8-31页）最后形成《工业二十条》，由于“四人帮”的干扰，未作为正式文件下发，但对实际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五节 十年文革时期经济建设的缓慢进展

“文革”十年对经济的影响，有关方面对这十年经济的评价，和我们对这十年经济“三起三落”的动态分析，已如上述。这里，要把十年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其缓慢进展情况。为了表述简单明了，把数字表格化最说明问题。一般说“文革”十年，是指1966年至1976年。但“文革”实际上是1966年年中开始的，因此作历史比较时，应当以1965年为基期，1976年与之比较，共计11年，这是首先要说明的。如果用当时计划统计上常用的综合指标国民收入来观察，11年平均每年增长6 % ，显然，这比正常速度要低一些，但也不算太慢。这里一些具体数据表明，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在“文革”中，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这样的评述是客观公正的，是符合实际的。下面用工农业主要生产指标，来观察经济的缓慢进展情况。

单位 1965年 1976年 平均每年增长%
工农业总产值 100 233.5 8.0
粮食 亿斤 3891 5726 3.6
棉花 万担 4196 4112
猪 万头 16693 28725 5.1
钢 万吨 1223 2046 4.9
煤 亿吨 232 483 6.9
电 亿度 676 2031 10.5
石油 万吨 1131 8716 20.4

上表表明，十年文革时期生产总体上还是有发展的，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 % ，这里包括少数年分是下降的，如果没有动乱，速度肯定要更快一些。农业，除棉花、油料是减产的外，其他都是增产的。粮食年均增长3.6%、167亿斤（“一五”年均增产125亿斤），1976年人均粮食产量达到618斤（1965年为544斤）。迄今有人说“文革”十年那是一个“充满饥饿的年月”，恐怕不符合实际。

钢产量在1973年达到2522万吨后，连续三年减产，1976年为2046万吨，11年年均增产4.9%、75万吨（“一五”年均增产80万吨），这是受动乱很大影响的结果。（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11页，《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十一年的基本建设，共投资2955亿元，共建成大中型项目1570个。农机总动力由1965年的1494万马力，增加至1976年的11733万马力；大中型拖拉机由73万台，增至397万台；排灌机械由907万马力，增至5417万马力。工业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企业，如大庆油田，形成年产5000万吨的大型油田。山东胜利和天津大港油田，也初具规模。石化工业自1973年引进并建设的13套大型化肥装置，形成357万吨合成氨、580万吨尿素生产能力。同时北京、上海、辽宁辽阳、四川长寿的大型化工、化纤装置，也先后开工建设。冶金工业新建成了攀枝花钢铁厂、酒泉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铝厂等重要企业。攀钢解决了钒钛分离技术后，1970年出铁，1976年钢铁厂已初具规模。武钢引进的1.7 米轧机，1975年开工，1978年建成，将形成热轧钢板300万吨、冷轧钢板100万吨、硅钢片7万吨的能力。机械工业建设了湖北第二汽车厂、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陕西富平压延厂、四川大足汽车厂等企业。煤炭工业建设了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顶山、芙蓉山，山东兖州等大型煤矿。电力工业建设了甘肃刘家峡、湖北丹江口等一批水电站和火电厂。湖北葛州坝水电站、唐山陡河电厂也开工建设。

交通运输，铁路建成了成昆线（全长1085公里，1971年交付营业），湘黔线（全长820公里，完成了主要路段），焦枝线（全长760公里，1970年建成）。接着建设北面的太焦线（全长209公里），南面的枝柳线（全长885公里），均于1979年完工。华北继续修筑了京原线（北京-山西原平），通坨线（北京通县-河北坨子头）。桥梁建设了南京长江大桥（全长6700米，铁路、公路两用桥），1959年开工，1968年完工。输油管道有大庆-秦皇岛、秦皇岛-北京、山东临邑-南京等管道。邮电方面还修建了几千公里的通信干线，北京、上海修建了卫星地面接收站。

科技方面，主要的有培育成功了杂交水稻，对我国粮食增产起了重要作用。发射了“两弹一星”。增强了我国的国防能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对外经贸，随着1971年10月我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席位，1972年尼克松、田中角荣相继访华，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我国对外开放扩大，外贸由对苏联东欧国家为主，转为对资本主义国家为主，规模有较大发展。1976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34.3亿美元，比1965年的46.1亿美元，增长1.9倍以上。

1972年2月5日，毛主席、周总理批准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8月21日又批准从西德、日本引进1米7轧机，1973年1月2日，国家计委再次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即所谓“四三”方案，其中12.5亿美元中央已批准），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1米7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工厂等项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批大规模的引进。周总理原则同意这个引进方案，以后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据此国内兴建了26个大型项目，投资200亿元，主要有武钢1米7轧机工程、北京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一期工程、辽阳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化总厂。到1982年26个项目先后投产，对支援农业，加强基础工业和轻工业，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落后面貌，起了积极作用。

第十五章 十年文革后“洋跃进”的两年（1977-1978年）

第一节 生产恢复性增长

对1977-1978年这两年的经济，一些著作或者说是“前进中徘徊的两年”，或者说是“徘徊中前进的两年”。本书认为，这些提法自相矛盾，既然是徘徊，那就没有前进；既然是前进，那就不是徘徊。那么对这两年的经济，应当怎么看呢？比较合适的、实事求是的看法似乎应当是：生产恢复性增长，基建盲目地冒进。这种看法是不是对头，且看下面的数据。

1977—1978年主要经济指标增长情况：
单位 1976年 1977年 1978年
工农业总产值 （按1970年不变价，亿元） 4579 5067 5690
（比上年增长%） 1.7 10.7 12.3
农业总产值 （按1970年不变价，亿元） 1317 1339 1459
（比上年增长%） 2.5 1.7 9.0
工业总产值 （按1970年不变价，亿元） 3262 3728 4231
（比上年增长%） 1.3 14.3 13.5
粮食 亿斤 5726 5655 6095
棉花 万担 4112 4090 4334
猪 万头 28725 29178 30129
钢 万吨 2046 2374 3178
原煤 亿吨 4.83 5.50 6.18
原油 万吨 8716 9364 10405
发电量 亿度 2031 2234 2566
化肥 万吨 524 724 869
化纤 万吨 14.6 19 28.5

上表表明，1977-1978年经济主要是恢复性增长，农业由于受灾较重，1977年粮棉比上年减产，粮食到1978年才超过了1976年水平，棉花到1980年才超过1974年的4922万担。工业情况较好，钢1978年就超过了1975年的2390万吨，其他工业产品有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第二节 基建肓目地冒进

1977-1978年，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有一种加快发展生产建设的愿望。这两年经济恢复较快，于是领导在思想上对顺利的因素看得比较多，对困难因素估计不足。这样，就产生了急躁冒进的错误，突出表现在1977年7月华国锋为总理的国务院一份报告提出“国民经济的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开始”，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修正草案）》要求:到1985年，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1978年为6095亿斤，要求以后平均每年增产272亿斤，“四五”平均每年增产178亿斤），钢产量6000万吨（1978年为3178万吨，要求以后平均每年增产403万吨，“四五”平均每年增产122万吨）。后八年“主要工业产品新增加的产量，大大超过过去28年的总和；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投资，都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后八年“计划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和五个重点港口。”（参见华国锋《在五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第16、20页）这么大的建设规模 ，资金来源一方面靠国内积累，提高积累率，1978年积累率高达36.5 %，仅次于“大跃进”时期；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靠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和举借外债。因此，这两年被人们称之为“洋跃进 ”的两年。

总之，十年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尚未解决，“洋跃进”又破坏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追求高速度、高积累、高投资，这些后遗症有待来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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