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能不读的一部书
——读韩丁《深翻》述评之一：农业集体化
范正美
最近，好友徐海亮同志给我寄来了他参加翻译的、美国著名作家威廉·韩丁的《深翻》中文版。这是韩丁继《翻身》之后，于1971年，用七个月的时间，再度访问中国，又回张庄，同张庄人民一起生活，通过亲身参加当时农村的整风、学大寨、和走访群众、干部，所收集到的大量一手资料和历史资料，又经过多年写作，多次重访张庄核实记录资料，完成的一部反映山西农村从合作化到文革中期社会变革的纪实文学鸿篇巨制，计49个印张，近74万余字。于1983年在美国用英文出版。2008年5月由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翻译成中文出版，与中国读者见面。这本书的中文版，来之不易。开始是韩丁的好友、张庄书记王金红，组织长治当地人士李春、李多祥共同翻译，韩丁本人于90年代初，会同这些朋友，认真地校对了翻译初稿，而且，还专此写了中文版前言，纠正了他原著中的错误观点，但是他希望早日在中国出版而未能如愿。去年，海内外一批研究社会学、历史和农村问题的学者，重新校阅、校订，甚至逐段重新翻译了全书，终于付之出版，成为保留韩丁作品原神原貌、经过集体奋斗20多年的、十分难得的一部重要著作。
该书最重要的特点，正如译校后记所言：它“十分真实，乃至原汁原味地记载了”韩丁“所关注的张庄几十年来的社会变化，记录了当时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语言”，是一部“纪实文学和口述历史的巨著”。
韩丁写作该书给自己定了一个崇高而明确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解剖一个村，显示仍在继续进行的中国革命的实质”（自序，P14）。在他看来，“1945年的张庄，从地主到雇农，都和大多中国农村一样，具有相同的阶级结构，也因此面临典型的、严重的土地租佃的问题。而同时不同于一般农村的是，它是一个有很多天主教徒的村子，又是一个为日本所占领的村子，此外还是一个一夜之间从外国占领和地主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村子，转变如此之快，让谁都感受措手不及。”“张庄离长治市只有不到20公里地”，“如果说，1948年的张庄可以被认为是偏离隔绝的中国农村的典型的话，今天的张庄就可以被称为中国城市四周迅速发展的工业郊区的典型。而这特点就比朴素原始的农村更能贴切地反映整个中国变化的实质。”（同上，P14—15）
说：“1971年我到张庄，想要看到的是1948年我离开的那个孤立的村庄，革命在这里引起社会变革的可以作为整个中国社会进步的缩影来跟踪和研究”（第一部，P12）。而且，在看来，“今天的张庄肯定有其不同的特点，但它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村，是一个农民组成的共同体、以家庭为中心，受传统的约束。”（同上，P15）
在一个历史的偶然机会，1948年到中国考察的他，选择了张庄，花了九个月的时间，在这里参加了土改，与当地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我关注张庄人民的命运，密切的程度一如我关注在老家最亲密的朋友和邻居的情况。另外，作为一个在美国从事农业的农民，我为张庄农民所渴望的农业技术的变革，作出了一些贡献。”这里所谓的一些贡献，是他的谦词。其实，他在自己边生活、便搜集资料的工作过程中，同当地农民和基层干部打成一片，为当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很大贡献。他多方帮助张庄制造了粮食烘干机、灌溉设备、新式耕具和种玉米的整套农机设备等许多农机具。直到1981年，他还赠给当地一套缆吊装置（在美国叫做“跟着走”），并帮助他们进一步改造，使之成为一种名牌产品，走向市场。就是这样一种双向的关系，“我们的交流年复一年，越来越深刻。”（同上，P16）可见，写作的动机，还包含着深刻的国际主义关怀、战友情谊和难能可贵的历史责任感，这也是我们读该书的最动心、最感人之处。
告诉我们，“深翻”一词的意义，并非深翻土地，而是“象征50年代和60年代集体化过程中合作社和公社的建设者们所进行的中国乡村社会的伟大的和深刻的重建。”（1993年序，P22）
阅读《深翻》，深切地体会到，韩丁以其特有的情操、深邃的思想、敏锐而犀利的目光、不同反响的笔力和艺术风格，通过张庄及其有关地区的事实总汇，透视中国的伟大变革及其巨大的历史意义，发出了来自内心的真诚讴歌和赞扬，虽然他也毫不客气地批评那些运动中曾经出现的摇摆、反复和偏颇。但是，他用详尽的不容置辩的具体事实说明，集体化、大跃进和文革对于中国人民的深远意义，同时他也谈了自己的喜与忧以及开诚布公的许多忠告和建议。很值得每个中国人一读，并从中领悟中国革命历史、社会主义方向和我们自己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在为未来的中国复兴中，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阅读该书，感慨多多。我想分若干专题地做一些笔记，与大家分享我的收获和喜悦。
一、关于集体化问题
韩丁在《翻身》一书的结尾写道：“土改在农业生产者之间创造了基本的平等。接下来，他们要做出选择：是单干还是组织起来创业，单干是朝向资本主义；集体经营则是朝向社会主义。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一致的意见，大多数农民，除了最先进分子，还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
在《深翻》第二部《组织起来》写道，土改后，党提出了“四大自由”即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这样做的结果，为“城乡私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让人们能调动一切资源开展生产”，一方面个人致富，一方面为广大解放区的恢复提供了保障，也为国民经济的重建，个体经济发展起了支配作用，“为革命的成功提供了一把钥匙”。但是，其消极影响也不能忽视。“在中国，实际上还有几百万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耕畜和农具来进行各种形式地小规模生产，更不用提‘发家致富’了。号召每个农业生产者都富裕起来，从字面上看就是矛盾的，一个富裕的农民实际上就是一个剥削者，因为他通过雇用别的劳动力致富，不论在哪个地方，都只有极少数的人有希望雇工置地加息放贷和创办企业致富。”（P58）
“1943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组织起来’的号召。当时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生产，把手中分散的生产资料、不充足的劳力组织起来。更有效地应对自然环境，获得更大收成，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是到了1948年，随着华北广大地区土改运动的完成，‘组织起来’便成了向旧的生产方式挑战的一种新的更深刻的方式。‘组织起来’不仅仅是一种更有效的生产方式，而且是‘中国将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决定中国未来社会性质的战争的第一场战役。”（P58）
接着，通过“张庄的情况和数据”以及一个个阶段，记述了张庄农民通过斑斑两级分化的实例而走上合作化带来的巨大变化，雄辩有力地说明只有组织起来，才是中国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韩丁说：今天对于那场运动的否定，持有两种时髦的说法：一是这场运动为“过失、极左、历史性的错误”，由于缺乏刺激，是吃“大锅饭”——分享贫穷；二是这场运动，“好像是长官——如果不是通过武力就是通过命令把农业合作化强加给了中国的农民”。对此，韩丁斩钉截铁地在1993年的“序”里说：“我认为，通过阅读《深翻》，会彻底推翻以上两种说法。”（序，P23。以下所引韩丁的话，凡未特别注明的，均出自该序的有关段落，不再标出）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的鲜明而脱俗的见解，我在这里大段大段地加以转述，以便准确地、完整地品尝其“原汁原味”给我们带来的美的享受。
韩丁指出：《深翻》“描述张庄村在建立一个广泛的合作集体过程中的经验”，“清楚地告诉人们，是个人刺激，而不是否定个人刺激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在互助水平上，各家各户在同等的基础上交换劳力、畜力和大农具，小孩对小孩，成人对成人，牛对牛，车对车。被划成了一、二、三等的耕畜定有不同水平的拉力，以相等的比率来交换。照习惯，当个人、每家每户的贡献不可能平衡时，小组就用粮食来补齐，这样没有人占便宜也没有人拉别人一把。
“实际上，使彼此的义务都一样，有时是很困难的，并非所有的粮食都一样，重量、湿度，是否发霉都会影响一斗粮食的价格，量具也会与标准不符，对人力的估价也有某些主观因素。但总的来说，在一个小组里的组员们都能克服这些困难，能收到它的名字所表示的互相帮助的效果，会使所有组员都感到公平满意。当耕畜、车甚至小农具不足时，分工合作的优势就更明显了。
“后来，农民们一旦合并了土地，耕畜和大农具，建立了更高一级的合作社，他们分配集体的收入就要按工分——一种按工作效果、技术和贡献来分配的制度。这不是‘吃大锅饭’，而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分配原则。张庄使用的主要办法是：为许许多多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分配原则。自从村里实行了小队核算，由50-60户组成的生产队就为一百多种不同的农活制定了标准——一天锄多少垄地，拉多少车粪，犁多少地，种多少玉米。这样，一天的满工作量可得10分。因为工作作为个人的贡献而轻易地打分，所以小队根据每个人的力气和技术对所得分进行了划定，最好的每天可得12分，最差的得4分。小队会计有帐，等到分红时，每个社员根据所挣工分分配粮食和现金。但这样被分配的总数并不是除了包括各种税款在内的处支出的全部收入，而是除了留存的公积金和包括福利、教育、医疗保健和对病、老帮助款在内的公益金以后剩下的部分。
“这样，虽然像张庄这样的村集体收入所制定的基本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但在公积金和公益金的分配上却应用了一种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补充原则‘按需分配’。
“在这一范围内，核算单位中的每一个活着的人，不分年龄、性别、健康水平和能力，对集体财产有同等的所有权，而且在教育、医疗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力，对病人和老人都给予帮助。
“正是‘按需分配’这条补充原则导致了那些管理不当、领导不力的大队的绝对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产量低的地方，社员们所付出的劳动，只能刚够生存下来的食物。这时，福利就以口粮的形式按人首先付出，而满足这种最低要求要花掉所有打下的粮食和所有挣来的现金，所以根本没有剩余去奖励出色的人和从事技术的工作人员，这样在挫伤了积极努力工作的同时，对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到平均的一份的懒汉们没有一点惩罚。士气呈螺旋式下降，粮食产量、收入和生活水平也随之下降，事情越来越糟。
“但是，因为一些陷入了仅有口粮水平的搞得很糟的集体就指控整个体制是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对的。就整个国家来说，这些贫穷的集体只是少数，贫穷不是解散他们的很好理由。合作化体系是牢固地建立在现实主义的物质刺激的基础上的。在全国它应用的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它给几亿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景象，可以把那些搞得不好的公社和小队重新组织起来，走由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的陈永贵带头走的路。陈所做的是发动群众在每个村选拔有社会主义觉悟和献身精神，能先公后私的有能力的男女，由于他们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能够克服困难，组织起全村人，集体改造自然，集体建设、搞好副业与工业。陈把这样的人放到领导岗位上，他们先使家乡改变面貌，继而全县也变了。
“离大寨虽然很远，但也受到了影响的张庄，是一个试点。七十年代初，在不同领导干部领导下，社员们的庄稼收成很少，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在春天就到河南去买红薯干，但经过挫折和失败，这里最终产生了有觉悟和献身精神的领导班子。这个以党支书王金红为首的领导班子一上任，把张庄由一个‘老、大、难’村变成了一个工、农业都出色的先进村。由于有十几个繁荣的工业企业和在山西水平较高的农业机械，张庄变成了一个十分令人羡慕的模范村。
“我认为中国农业三十年合作化运动的事实驳倒了‘农业合作社是极左、乌托邦，导致了长期平均主义，是吃大锅饭’的说法。70年代末期，中央农业政策调研组的多方面的研究总结到：30%的大队搞得好，40%虽然面临严重问题，但仍可维持，还有30%搞得很差，不能轻易地重新组织起来。如果这些数字准确，那就与我最了解的几个地方有限地观察结果相吻合了。这样，农民起码能保住自己，有据可查的这么大的数字很难证明‘农业生产从其本质上讲不适合集体所有制的形式’这一说法的正确性。如果还有二亿四千万搞得不好，似乎很明显，原因并不是合作化与农业相结合有错，而是领导得不好，训练失误和政策贯彻不力——过早地迈向更高一级、隔阶跳跃、命令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和其他官僚主义现象。仔细阅读《深翻》，这一点就会得到证实。
“仔细阅读《深翻》还会帮助反驳第二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合作化运动在各个阶段的前进，从互助组到低级合作社，又到高级合作社，直到公社是被那些革命的教条主义者强加在农民身上的武断专横的理论公式，根本不是任何可以使农民对其必要性和正确性予以信服的农民生活和农民经历。”
通过具体事实加以解说：
“由互助组开始，真实的生活告诉我们的是，每一种形式在其发展中都存在着内部矛盾、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其中有一部分是较严重的。解决这些矛盾最有效的办法是或采取更完整的形式，向更高一级迈进，或干脆放弃集体生产。如果当时选择了后一条路，发展个体经济，相似的矛盾终究会以更严重的、对抗性的和不可解决的形式产生出来。难道不是吗？那么我们今天目睹的又是什么？
“正象毛主席预想和指出的那样，集体化道路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梯子，一套连续的台阶或阶段。从私有制到公有制，从在各个方面都处在危急中，靠老天支配受波动的市场的支配、受个人年老体弱支配个体生产量，到全国性的公有制经济和社会的集体网络，在这个范围内，生产力达到了充分的解放，个人安全由于整个团体的力量得到了保证。毛主席的见解是辩证的，它规划了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各个不同水平的集体都以他们自己力所能及的和他们自己内部的潜力所决定的速度朝着更高的多方位的合作生产力向前进……
“然而，在此我要强调的不是长期以来无人能够实现的集体化的伟大的未来（当然在个体体制下是无法实现的），而是把集体生产从一个水平推动到另一个水平的内部经济和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这不是主观理想主义的法令的结果，而是由它们的成功而产生的和遇到的矛盾的结果。”
这位作家在他的序里，像数珍珠般的、对合作化发展的阶段性作了概括性地具体论述，读来令中国读者备感亲切。
“互助，这种合作化的最简单的形式很好地阐述了这一点。没有足够的耕畜、马车、粪罐、犁具和牲口拉耧的村，几户分牛的一条腿，有犁却没有车，有车却没有犁，在这样的村庄，互助组是很有优越性的。至少开始是这样，并且相对容易组织。互助的基本原则是‘互助自愿’，应实行劳动力和价值同等交换。应实行民主管理，另外，为了容易地贯彻这个原则，互助组不宜过大。这些原则易制定、易理解，却难以贯彻，特别是时间长了以后。
“各家各户一但开始在一起劳动，困难的决定就来得多、来得快。下雨了，土地疏松易锄。我们该先锄谁家的地呢？庄稼干旱，又该先浇谁家的地呢？你的骡子拉了我的车，我们该用什么比率来交换？为了拉平我欠你一些粮食，但我的粮食有些发霉，我有还打多少折扣呢？要决定这些事刘需要开多少次会，因此就需要大量的时间，我们可以通过解散互助组来避免这些问题，或通过合并土地、耕畜和大农具，合起来种地，分享收成来绕开这些问题的大多数。
“如果决定合并土地，我们就解决了以上许多问题，但一连串问题又出现了。一般地讲，虽然都是些相对贫穷的劳动农民，但所拥有的土地、耕畜和农具的量却各不相同。如果我拥有的多，合并的少，我就应该得到的多，等到分红时我就要求为我入社的财产分配一部分，而不只是按劳分配。
“如果社员们能在按劳和按财产的分配比例上取得一致的意见（这个比例常常是一半对一半），那么以上的问题就好解决了，但时间一长，小组里的生产关系（谁投入了多少）就一定会变化。如果集体领导得好，大家都辛勤耕作，毛收入就会增加，剩余额自然也以积累资金的形式相应增加，这样就可以进行投资。这个积累和投资主要地应归功于组里那些强壮的、正在成长的青年社员的劳动。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会对那么多的粮食和钱分给那些靠财产分红、不劳而获的人感到不满。为了公平合理，小组就必须降低靠财产分红的人的分配百分比。最后，根据出色的劳动和劳动所创造的新的财富，社员们要求全部废除财产投入的分配比例，这样，就在较低级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了较高级的合作社。这并非任何人的武断决定，而是现实形势的必然结果，是村里劳动与投入转向平衡的反映。当劳动创造的新财富超过并最终推翻了合作开始时所依靠的旧财富时，如果还根据就比例分配，就会把财富从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的人身上转移到那些拥有自己的财产，可能现在根本不劳动的人身上，这样就形成了剥削。
“反对新剥削的社员们也站在了耕畜集体化一边。农民们开始合并士地和财产的互助阶段对耕畜的集体化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并不是某些领导干部的要求，而是对生产过程中关键环节牲畜个体所有而产生的社会矛盾的反映。土改以后，互助组借给一个农民一头好的耕畜
一天的劳动可以换来一个人力5天的劳动。在张庄，李胖子有一头驴，一头骡子，农忙季节把它们借出去，就可换取大量的劳力交换，数量之大，以致他根本不必为别人干活，甚至很少给自家干活，这样，与“按劳分配”的原则相差甚远，这更像按拥有的财产分配，是一种更隐蔽的剥削。最后，村委会按公道的市场价格为所有的牲口估了价，因此，牲口的主人不得不把它们卖给了新成立的合作社。集体喂养，集体管理。”
在这种分析之后指出：“毛的集体化‘阶梯’描述了从小到大的核算单位，最后又与国家的最低一级的单位联合起来的不断的进步，给了农民一个像国家工厂的工人们一样的安全后盾．这不是一个传统的，容易被意外的天灾虫灾打碎的泥碗，而是一个由整个国民经济保障的铁饭碗。80年代的改革在集体达到建立公社核算(是登上集体化‘阶梯’重要的一步，但离全体人民的富俗相距甚远)的必要的广泛的繁荣之前，摧毁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实际上到那时，并没有任何地方具备公社核算的必要条件，更不用说全民核算了。实际上，大寨这个社会主义的典范村是大队核算。这是因为大察是一个很小的村庄，总共90户，只有大多数地区一个小队的规模。别的地方更糟的经历说明，在小队变成大队或村级核算之前．他们必须是同等富裕，它们的劳动日的现金标准不得相差太大，否则．硬把他们扯在一起核算就是平调——对一个集体给另一集体的财产进行非补偿性调拨，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行为成了众所周知的‘共产风’，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它通过命令让人们平等，而不是帮助村里的所有小队克服生产上的问题，达到他们收入上的真正的平等，为无损于公社的任何部门的合并创造条件。”
“然而，如果合作化运动继续搞下的话，随着生产的发展，合作的问题就会象合作社的兴起、土地合并、取消土地股份和合并牲畜一样很自然地被列入议事日程。陈永费相信，一旦当地公社各大队的劳动日报酬都达到了1．5 元(为了不与他们相差太远，大寨当时执行的就是这个标准)，他们就可以过渡到公社核算。陈说：‘一旦实行了公社核算，我们就可以重新安排生产计划，我们可以在应该植树的地方植树，在收成最好的地上种庄稼。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大块地上，充分利用农业机械。这样一切事情就就绪了。光靠我们大队管理不了我们能造出的所有土地，公社也不行，我们也许得和别的大队携手，过渡到公社所有，一起来管好所有的事情。如果有人说这样错了，应该重新分开，那就让他解释一下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怕合并财产，我们有很多财富，应该共同享受，这和平分贫困不一样。陈永贵所描述的是一种真正的经济发展，一种成功的土地建设，它给朝着毛泽东为社会主义道路所描绘的所有制阶梯更上一层施加了压力，爬上这个阶梯不是乌托邦，不是唯意志论，不是教条主义．这是一个为中国农民描绘的、只要中国农民不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就可以实现的未来。
“那么，在为支撑更大的组织逐步扩大集体化规模的同时，农民们究竟可以得到些什么呢?规模、生产力、公积金、机械化、多种经营、专业化、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妇幼保健、医疗服务、照顺老弱病人，对各个年龄层次的所有的人的各种水平的教育。从长远来看，这就意味着最终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从短期来讲将意味着动员全部的人力物力为当地的发展而奋斗。毛主席的‘以粮为纲’一直被嘲笑
为片而的，并因诸如砍伐果树、砍伐森林种粮食等行为而受到指责。但‘以粮为纳’只不过是下面这段话中的一句：‘以粮为纲，为发掘农村所有的潜力发展农、林、牧、副、渔业。”
于是，话锋一转：“毛的观点远不止一个方面，是很全面的，是综合性的，具有远见的，他指出了中国广大农村的方向。那些拒不解散的大队全面贯彻了毛的指示，都繁荣起来了，在那些解散了的大队中实际上是在绝大多数大队中，只有那些特殊优惠的地区——长江下游、珠江三角洲、山东北部沿海、天津和北京周围的华北平原、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的东北地区的一些的搞了多种经营，当然主要是搞起了与所属地区的城市中心有联系的工业活动。其余的地方，也是绝大多数仍停滞不前。尽管粮食价格和主要农产品的价值升高了，尽管化肥、农药和良种的投入增多了，但由于投资缺乏(像搞个体生产，大队不再积累的村庄)，由于分开了耕地(有效的机械化实际上不可能了)，由于地势偏僻和交通通讯状况差，由于必要的农业投入和他们生产出售的食品间不合理的价格比例，他们受到了制约，主要是由于‘单干’意识所引起的混乱状态使他们受到了制约。坏事不是激发人类美好品质的‘先公后私’，而是诱发坏事的‘发家致富’。
“如果这些地区不重新组织起来，如果他们不以各种形式重新学会如何在一起工作，那么他们的问题就会变得更糟，两极分化只能加剧，经济萧条只能加深，‘面条地农田’是死路一条。”
总之，说“我认为《深翻》澄清了一些当前歪曲了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本质、合法性和其历史的错误观点”（以上见序p23-29）。由此可见，对于那些以全面否定毛泽东、否定农业集体化，宣传开倒车，卖力把中国往资本主义道路上引的精英者们，韩丁的《深翻》是回敬他们的一计响亮的耳光；对于那些将精英们的话听信为高参、奉若神明的某些当权者们，韩丁的《深翻》，是一副令他们反思的清醒剂；对于张庄以及那些坚持集体化、坚持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农民、基层干部和农业工们，韩丁的《深翻》，是一副让他们振奋的快慰汤。
2008-07-08于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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