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能不读的一部书（二）
——读韩丁《深翻》述评之二：党内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分歧
范正美
二、党内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分歧
韩丁的《深翻》第二部“组织起来”并不仅仅描述张庄以及相关地区农业合作化的具体进程，他还特别注意从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及其前景的高度，来分析和解剖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及其出现的分歧的实质，从不只看现象、不顾本质，或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不是就事论事，也不是跟着他自己的感觉走；或跟潮随风，迁就眼前的事变，以中国政治形势、中国最高领导的变化因而改变自己的观点。这是这位美国著名作家、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的可贵的胆识、理论勇气、革命气魄和崇高风范，也是令中国读者最敬仰、最感动之处。
在记述张庄合作化历程之后，以《争论与斗争》为一章，专门对党内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分歧，作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分析。他说：“张庄的合作化从小规模的、季节性的互助组，发展到全村规模包括七个小队的大队(6个小队搞农业．1个小队搞副业)，相对而言，发展还是较平稳的。村里的合作化从小到大平稳发展，每达到一个新水平，生产就会上一个新台阶。到50年代中期粮食亩产量几乎是上党盆地传统亩产量的2倍，住房、教育、文化、保键、商业、私人财产和储蓄一年比一年发展。人们回顾一下过去，对10年来的进步感到满意。但从整个国家来看．合作化的发展并不十分顺利，解放后的lO年，尤其是从1953年到1957年，在高级合作社的要求和发展速度等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论和斗争。毛泽东一再催促加快合作社的建立和由低级向高级形式的过渡，而其他领导人．最著名的有刘少奇和农村工作部长邓予恢却多次强调要放慢速度，暂停下来巩固一下已取得的成就，甚至要把一些较弱的社砍掉，因为运动超出了群众的觉悟水平、群众的支持程度和物质基础。”（争论与斗争，P143）
在看来，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是中国农业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何去何从的问题，是两种不同阶级的政治主张。所以，他们的分歧就在合作化依靠什么人、是上马还是下马、是快发展还是慢慢来这些基本问题上表现出来。这不是搞社会主义的人之间的不同政见，而是两个阶级的政治主张在党内路线问题上的本质反映。他说：
“毛泽东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多数单干的贫下中农的贫穷上，他相信合作社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并警告说，除非共产党帮助他们走合作化的道路，不然他们就会对共产党丧失信心，这种信心的丧失会破坏工农联盟(工人和农民两大阶级被认为是新社会的政治支柱)。而刘少奇却把注意力集中在有较多土地和财产的中农身上。在合作化的优越性尚未显示出来之前，他们会对共产党丧失信心，这样会从另一方面破坏工农联盟。
“毛泽东很清楚这个问题，他不仅反对硬拉中农入社，而且一再告诫要给他们一段考虑的时间，让他们自愿入社。但同时，他又怀疑他们的政治立场，因为带头搞资本主义经营的富裕中农，无论怎样也不会高兴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怎样也不会满足他们的要求，除非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毛泽东强烈要求合作社要‘上马’，大胆向前奔；刘少奇则极力主张要小心、谨慎，有些合作社应‘下马’，至少是暂时‘下马’，免得摔跤。
“‘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毛泽东说，‘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同上，P143-144）
描述说：“1953年，中国有近l4000个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有些党组织按照刘少奇的主张，以不稳定、不巩固为借口解散了几百个合作社。据说，大批的社员是在压力下入社的，现在想退社。1955年，各级党委组织的几十万个合作社又一次遭到了大幅度‘坚决收缩’的厄运，人们按照上面的指示解散了几万个新成立的合作社。”（同上，P144）
继续说：“1955年7月，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坚决收缩’的方针，‘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来临，他说，‘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可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
“毛泽东批评党落在群众运动的后面，强烈要求党的干部要迎头赶上，带好头，通过建立合作社，来学会怎么建立合作社，不要解散它们。”
韩丁说：“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是大多数农民有在农村建立合作社的愿望，他强调指出，党有能力领导这样一个运动走向胜利，运动过程中的错误、困难、疑问和退却都不是问题的主流，不是主要的方面。确实，这些问题不容忽视，应该逐个加以解决，但不能把它们当作眼下工作的中心内容。
“为了增强大家的信心，指出前进的道路，毛泽东亲自从全国各地收集和整理了许多关于合作社(包括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性质)是如何成功地组织起来的报告，这些报告中有积极的和反面的例子，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主要讲了如何调动广大农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还有那些干得很出色的合作社所得的宝贵经验。
“毛泽东对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评论，可以说是所有报告的典型例子。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23户贫农只有3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上那里参观的不少人都感动得流下眼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通过自己的努力，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习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有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回避问题’是许多党的干部在遇到合作社的复杂问题时新做出的反应。自己不懂，怕人问，就‘绕开社走’。毛泽东写道‘所谓坚决收缩’下命令大批地解散合作社的做法，也是‘绕开社走’的一种表现。不过他们不是消极地避开，而是索性一刀‘砍掉’(这是他们的话)多少个合作社，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罢了。他们手里拿着刀， 一砍，他们就绕开麻烦问题了。他们说合作社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据说简直困难到了不堪设想的地步。”（同上，P144）
那么，各地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基本群众和基层干部他们是否赞成解散、回到个体去呢？用张庄和其他许多地方的实例解说道：“‘坚决收缩‘没有影响到张庄。潞城县的领导从来没有派干部下来要求解散以张兴发为领导的合作社，但长治市委却动员在市农工部工作的王京和解散掉他帮助建立起来的合作社。当他1971年回忆起这件事时，仍感到那是一段痛苦的经历：
“上面要求建立合作社时，我们都决心好好干，努力做好工作；上面要求解散合作社时，虽然心情十分沉重，但我们还是遵照领导的指示去做了。如果有人提出疑问，我们总是回答说：‘难道领导不如你懂?’只要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党的任务，我们就会自觉地尽力去完成。
“解散合作社是’反冒进’运动的结果，现在要我们去告诉那些当年被我们动员要带头成立合作社的党员要带头解散合作社，市委要当年充满热情在宋家庄成立合作社的郭全德负责解散那个合作社，郭金德拒绝了，他说：’我不能一张嘴说两路话。成立合作社时，我们没日没夜地给人们讲合作社如何如何好，现在又要我去告诉人家解散合作社．我不去，我不能这样做!’
“由于郭拒绝了，市委又决定派肖权去。肖权是个会随机应变的人，总是迎合上级领导的喜欢，领导要求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可是，使市委领导感到吃惊的是，肖权也拒绝了，’谁成立起来的，谁去解散。’他说，但因为老郭不想去，市委站在他这边儿，肖权只好去了。他硬着头皮去做他不得不做的事情，去做解散宋家庄合作社的准备工作。回来以后，他汇报说所有必要的工作都做完了。但事实上，合作社的社员们拒绝了他，他们保留了生产的公积金，这是合作社的心脉。表面上他们解散了合作社，可实际上仍保留着。”（同上，P145）接着，又用平顺县的例子，进一步说明基层群众和干部是抵制解散合作社的做法的，并加以生动地描述，读来仿如身临其境：
“平顺县委也给劳模李顺达的西沟合作社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他们把合作社分散开，分成较小的规模。李顺达的合作社1955年已经发展到了包括南寨在内的那么大的规模了。省里派来的一个工作队要求他们重新组织，李顺达不在家(到北京开会去了)，工作队就给当地的干部施加压力，但西沟的干部和群众都拒绝放弃他们已经成立起来的大规模的合作社，‘我们是自愿组织起来的，’他们说，‘如果分开也得自愿，谁也不能强迫我们。’
“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李顺达从北京回来了，他带回了毛主席7月的报告（可能是指《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一书——本文注），报告要求发展而不是减缩合作社。西沟和南寨的社员没有解散而把他们的合作社从较低的水平变成了更先进的社会主义集体。”（同上，P146）
写到这里，韩丁把读者的思维从具体事件的思索中，引伸到分析党内关于农业集体化分歧的实质上来，进一步提出自己明确而中肯的见解。他说：“在中央，关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速度和规模的斗争，实际上只是关系到整个革命进程的最根本斗争的一个方面。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中国革命究竟走到了哪一步这个根本问题上意见就不统一。刘少奇认为，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斗争中，在解放区内发展起来的，1949年以来已经扩大到全国范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长期的阶段，甚至要10年，也许要几十年才完成。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然后集中力量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他预见，公有的混合经济、公私合营、集体和个人所有制还会存在许多年。由于这个原因，为了使中国摆脱封建主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间的政治联盟已经形成。他设计了一幅在新民主主义框架里迅速振兴经济的蓝图——国家的工业化、公有和私有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在城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就会成熟，这将是一个建立在新技术稳固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这是刘少奇著名的观点，至少对于农业来说要‘先机械化再合作化’。”（同上，P146）
韩丁继续写道：“新民主主义将在解放后长期存在的认识，在政治上好像没有什么分歧。1949年以后的4年中，我一直生活、工作在中国，但从未有人质疑过。但经过这段时间后，毛泽东却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打败国民党的胜利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开始。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由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决定，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支持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
“1949年军事上的胜利彻底解决了这些矛盾，毛泽东说，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已告结束，现在一个新的矛盾占了主要矛盾的位置，这个矛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直是第二类矛盾，这就是中国人民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尽管出于必然，允许搞一段时间‘四大自由‘允许私人企业家发展自己的工商业，但最终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开始，一定要严格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国家将开始买进资本家的部分集团企业，最终将全部买进，吸收他们为国家所有的国营经济。在农村，尽管土改后个人生产占统治地位，国家允许农民发家致富，但是很快国家就必须发动群众运动以使农业经济集体化。这样，不仅有可能使现在仍在受穷的70％或者更多的农村富裕起来，而且还会保证生产发展保证粮食市场有更多更充足的粮食．这是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在中国，还有很大一部分小生产者，如店员、手工业者和商人，在一定时期内他们也要搞合营，这样才能完成经济的社会主义化，发展一段时期以后，社会主义经济将有能力为农业更新提供技术和机械，这样就可能开始农村的第三次革命—— 机械化。这是毛泽东的著名观点，‘先合作化再机械化’。”（同上，P146——147）
写到这里，韩丁作了结论性概括：这两种观点强烈分歧，“它们反映了中国问题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现在的问题不是分歧本身，而是它们是否有阶级性。这两种观点是否代表了两个对立阶级的阶级观点呢?还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采取什么步骤，采取什么意见上的不同?几十年后，中国给出的答案是前者。”（同上，P147，根据“序”的翻译订正——本文注）。
引用当时的文件说：“直到最近（指70年代，具体文件不详——本文注）党的文件在提到50年代和 60年代的历史时，还说这是一场关于中国将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激烈斗争。文件说这是一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并说这是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要求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间的一场决战，还说这两股阶级势力已经形成了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另一个是以毛泽东为首无产阶级司令部，文件还说刘少奇要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号召，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演讲，而毛泽东要求迅速变革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号召，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需要。”（同上，P147）
然而，说：“毛泽东死后，毛的夫人和她的合(即所谓的‘四人帮’)以后，在对以上问题的重新评价中，党的文件开始对毛、刘两人分歧的阶级性提出疑问。当然，所有的人都承认，1949年中国农民和全中国人民都面临着一个选择什么道路的问题。从理论上讲，一旦分了土地，中国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允许放任自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会在乡村一级得到很快的发展，最终占统治地位。如果中央派出精明强干的人员，逐渐地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介绍给人民，一个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也可能在中国开花结果。”（同上，P148）
他说：“在这点上让人感到不太明白的是刘少奇的观点，他号召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实际上是号召搞资本主义，有的人现在仍坚持认为刘少奇提出的，如果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得以延长、混合经济得以发展，也许会比毛泽东提出迅速完成的各种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改造更有利于振兴生产力，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从长远的观点看，农民必须在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之间进行选择，但走社会主义道路，也许并不像毛泽东和那些紧跟他的人认为的那样，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必须马上就社会主义合作化，否则，在不久的未来就会导致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
“现在的批评家说，毛的政策强调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性，（‘资本主义复辟’对农村来讲毫无意义，因为资本主义在农村根本没有机会得到发展），而忽视了有关封建主义的问题。封建制度统治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该怎样从行政管理、意识形态和文化上根除封建制度?上改运动在乡村一级摧毁了封建的经济关系，但仍有许多旧社当遗留下来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如，怎样保障农村各级组织的自治，如何运用市场的力量去刺激生产，如何保证民主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在国内的敌人是封建主义，在自1949年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国内的敌人变成了资本主义，但经过近30年‘反对各种资产阶级倾向’的斗争，许多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前进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仍是封建主义的残余，是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和专制主义，是异常膨胀的搞瞎指挥的官僚主义、专制主义、家长作风还有等级、特权等。‘文革’中在造反派的影响下，这些因循守旧的封建主义的残余发展到了惊人的地步。官僚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是‘民主’，即中国人民的‘公民自由’。在当时的情况下它们一直只是一种萌芽，非常脆弱的嫩芽，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使‘公民自由’开花结果，使人民的创造性能量得以释放。”（同上，P148——149）
在引用上述观点以后，提出了这样一个令中国人警醒的问题。他说：“所以，应该研究一下新民主主义阶段是否需要延长的问题。把注意力集中在彻底摧毁封建主义的问题上，也许并不是更有效的办法。在中国的变革过程实际发生的、迅速把目标转向社会主义，把中央的计划和权力延伸到每一个角落的作法是积极的，即使因此产生过一些副作用。
“对于这些问题，令天中国新的领导人倾向于刘少奇的观点。认为新民主主义，四大自由，放宽富农经济，家庭承包和物质刺激在过渡阶段有积极作用。由于大量的棘手问题依然存在，由于农业粮食生产人均产量仍维持在30年前的水平，这些领导人已经在很多方面将国家政策带回到过去的起点，并正忙于对合作化进行‘坚决的收缩’。
“看一下中国现在的情况，你就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对的。±改运动给了互助和合作化巨大的推动力，使过去的贫农和雇农得以在全国农村建立起新的集体生产关系。毛泽东抓住历史机遇完成了这场运动，如果他不这样做，农村就注定要出现又一次猖獗起来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分裂。现在的领导人曾预言，单干一段时间以后，富裕起来的农民还会重新选择合作化，但已经下马的合作化很难恢复起来。打碎的瓷器无法复原，集体农业也是同样。
“五十年代中期对合作化前途及价值的怀疑并没有使人们的热情衰退。毛泽东1955年7月的讲话《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发表以后合作社得到了惊人的发展。毛的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尽管刘少奇‘收缩’、‘清理’了20万个合作社，但1955年又有55万个新的合作社相继成立，到年中就达到了65万个，到1956年发展到130万个，虽然1958年报道只有74万个，但合作社的规模从平均几十户发展到平均160户，这意味着中国所有的汉族农民都加入了合作社(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合作化运动起步较晚)，选择了社会士义生产方式。不仅如此，到1958年这些合作社中的大部分已不再是半社会主义的、土地合股协作的合作社了，而成了全社会主义的集体化的合作社，所有土地、牲畜和大农具归集体所有．所有收入按劳分配。
于是，根据上述历史事实，韩丁对于中国农业合作化，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生产方式的一场规模最大的革命。在1953年到1958年短短的5年中，几亿农民放弃了他们古老的个体生产方式，参加了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总的来说，这场革命没有流血，没有任何财产遭到重大破坏，而且从未停止过生产。
“农村的集体化与小企业、城市手工业和工商业等行业的大规模的迅速集体化是同步的。到1 958 年，除了少数偏僻地区以外，在中国已很少有私营经济和个人生产，正是这种特殊的、迅速的、成功的但仍然不太巩固的社会主义变革，为1958年人民公社的成立和大跃进作了准备。”
尤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韩丁对于这些写法在以后并不满意，他在为中文版作序时，对中国的问题作了更深刻、更尖锐的批评，因此认为他当时的批评还很不够，我将在后面的专题上加以进一步阐述。这里要引的是他在1993年序里对有关合作化的一段补充或观点的修正。他说：“在写这些话的当时我对这个问题并不十分清楚，然而现在，改革开放十四年以后，问题就清楚多了。我现在认为毛是对的。像我在165页（中文版为148页）解释的那样，不仅对农民迫切需要组织起来，搞土地合作，防止两极分化是对的，而且对问题的对立面的分析也是对的。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尖锐现象，这个斗争从一解放就一直支配着中国的政治。毛在考虑需要一场文化大革命时总结到，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前者倾向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后者则倾向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序，P30）说得多么好啊！真是，一语击的，切中要害。
这位美国作家对于中国农业合作化所做的积极的科学的总结，立场、观点、方法极其鲜明。可以看出，只有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站在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高度，从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上着想，将具体的、烦琐的现象进行阶级的辩证的分析，上升为理论的认识，才能抓住事情的本质，得出这样明晰的概括，难道不值得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特别是自命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深思吗？
2008-07-10于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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