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能不读的一部书（四）
——读韩丁《深翻》述评之四：关于文化大革命
范正美
韩丁的《深翻》第二卷文化大革命，一共写了四部。在我看来，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描述和评价，是在1971年期间及以后零散地听个别人诉说而不是亲身经历，只是在1980年代后、特别是90年代再回中国，看到改革开放后的情况，才真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在“学生造反派的兴起和分裂”一章中，他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作了这样的描述：
“50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和私人小工商业合作化、最后出现与国营企业、商业贸易和金融合井的局面，这样，几乎把私有经济完全排除在国民经济之外。中国领导人有某种理由说，他们从经济上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但是在毛泽东看来，仅有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是不够的，他立即把注意力转移到上层建筑的革命性的改造上来。
“毛泽东并不认为工厂国有化和土地的集体所有，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顺利发展，从而打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他认为只有进一步对社会关系、组织结构、文化艺术以及思想意识进行彻底改造，才能巩固刚建立的新社会，并把它向前推进。而反对者声称．新确立的先进社会生产关系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落后生产力的不适应，是中国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则提出儿乎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说，受旧传统束缚的社会机构，仍然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他认为由官僚阶级掌握党和国家机器的存在，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主要障碍，似乎这种机器要有可能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学生造反派的兴起和分裂，P456）
为了更深刻地把握这一点，韩丁还引用美国著名作家迈斯纳的话，来加重他的观点的分量。迈斯纳说“毛泽东基于两个前提：‘其一，党的上层官僚集团，凭借他们的权力和在国家机器中的威望，正在从物质上获取特权，剥削整个社会，事实上，他们变成了实用主义的资产阶级，尽管他们的特权是基于政权而不是财产……其二，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机构，在维护它所统治的社会秩序中获得了既得利益，并从中获得特权，因此反对激烈的社会变革，并愿意容忍(或者甚至促进)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思想意识存在社会上自由泛滥’。”（同上，P457）
他接着说：“毛泽东的这种思想路线，使他直接站在了中国大部大部分当仅者的对立面。他三番五次地直接号召人民，发动群众运动来对抗他们不满意的现状。这些运动，或者绕过保守的经济专家和组织管理人员所赞同的‘正常’程序，或直接向他们的经验和控制提出挑战。
“‘百花齐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都未能实现毛泽东所制定的目标，直接导致了庐山会议(1959年，译注)的争论。在庐山败于刘少奇、邓小平之后，毛一边强忍着怒火，一边在为重整旗鼓作准备。他给对手留以足够的时间和权力，让他们自己犯严重错误。在林彪的帮助下，毛集中精力在部队建立强有力的势力，以确保日后采取行动的自由，而且集中精力搞‘毛崇拜’，树立自己的个人权威。
“正如我们所见，毛的第一个反击行动是“社教运动”。当社教运动不能粉碎刘对党组织的控制时，他决定采取更加大胆，更具决定性意义的行动。毛没有像在庐山威胁的那样，要重回乡村建立新的游击队，重新进行农民革命，而是于1966 年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击。为
了与空前的局势相配合，毛创造了独特而更加可畏的方法——他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全国性政治攻势。由没人听说过这样的‘革命’，开始大部分人并没有认真加以重视。他们认为毛发动了某种持久——但是温和的教育运动，一种新的能产生过多的讲话和文章的整风运动，而在真正解决社会或政治难题方面，却不会有什么作用。”
下面是这位美国作家关于文革的起始阶段的描述：
“就毛而言，他发动这场运动，是以谨慎方式由上海作家姚文元发表文章，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姚指责北京市副市长吴哈所写的这个剧本，决不是它作为掩饰的历史描述．而实际上是对毛解除彭德怀元帅职务的攻击。这种指责确实接近事实。姚继第一篇文章发表后，又几次批判北京作家邓拓并无恶意地命名为《三家村夜话》的一系列文章，邓指责毛患了健忘症，建议用无锋刃的工具撞击他的头脑，以使他恢复记忆。
“这些文章激起了对海瑞历史作用的某些学术争论．以及关于教育方针的论战。与此同时，毛说服他的重要靶子之一，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长的彭真率领五人小组负责建议中的‘文化革命’。彭利用自己的地位，批评姚把学术问题混淆为政治问题。但是，毛借助部队的支持，发出旨在针对彭真‘黑帮’的连珠炮似的论战，进行了反击，解散了五人小组，解除了彭市长、吴晗副市长、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
负责全国文化工作的周扬的职务。然后，他推荐值得信任的同志李雪峰任北京市市长，并重新任命了全新的‘文革小组’，由自己的老秘书陈伯达、他的夫人江青，以及长期担任安全部门首脑的康生领导。采取了这些措施后，毛重新确立了他对北京的权威，以使所有的媒介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毛处在全国神经中枢，对被他挫败而处于下风的对手，进行只能称之为突然袭击的进攻。给予他们点警告，或者没发什么警告，毛就支持号召学生起来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因而引发一连串以后无论是毛，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进行有效控制的事件。
“在农村，干部和农民在苦苦进行着第二阶段的‘社教运动’——‘大四清’，而没有太注意北京的事件。然而，当毛的‘文化革命’突然以公开的政治运动方式突然爆发时，他们再也不能不熟视无睹了。
“5月25日北京大学6名职工贴出大字报．指责大学校长的反革命活动。他们揭露陆平校长禁止群众集会， 下令撕毁大宁报，制定各种各样的清规戒律，束缚革命群众的手脚。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进行战斗的时候到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周闱，粉碎修正主义者的一切控制和阴谋，坚决、彻底、全部干净消灭一切牛鬼蛇神和赫鲁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以北大哲学系女书记聂元梓为首的一群干部提出的行动号召，使全国警觉起来。
“陆平和北大当局的反应是，发动多数师生员工，反对造反小组，把他们拉到群众大会上，谴责他们为反革命分子。最初的大字报是5月25 日贴出的，一周的尖锐对抗之后，于6月2日令人吃惊地结束了。因为那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聂元梓的大字报，让全国人民阅读，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进行了广播，似乎毛主席事先已亲自研究过，并完全赞成这张大字报，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号召在全国进行广泛宣传。
“这张大字报具有独特的效果。由于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并在报纸电台进行最广泛的宣传，大字报就相当于代表各地学生，号召起来反对他们认为是保守的修正主义，或反革命的教师和学校行政人员。首次广播儿小时后，不仅大学生，而且中学生，北起黑龙江，南至广东纷纷行动起来了。由于6月2目对聂的大字报内容进行了广泛宣传，文化革命波及到中国所有地方，包括每个县、区和社区，其中也包括山西长治潞安中学所在地张张庄村。这个中学的校址就是过去天主教的喜婴堂，那里好战的学生也都纷纷起来向校方提出挑战。”
接着，描述了刘少奇派工作队进入学校的情况：
“1966年6月最初儿天，确实是学生们欣喜若狂的时刻。造反证明了他们的行动。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他们要横扫中国一切陈旧的反动的东西，为光明的共产主义未来开辟道路。然而，随着事态的实际发展，第一阵欣喜若狂没有能维持多久。6月初，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进行巡视，把指导文化革命的权利交在刘少奇手中。对于学生造反，刘少奇的反应是派出由北京市委组织的市直干部的工作队，进驻首都各大、中学校，要他们‘把革命进行到底’。但是，这些工作队的真正目的很快就清楚了，他们是要遏制学生运动。在极其激进的激进的华丽词藻掩饰下，他仃关闭大学校门，禁止张贴大字报，号召所有师生员工闭门进行政治学习，并鼓励大家在他们中间找出反革命分子。众所周知，这种策略的结果，在社教运动中就是把批评的目标从干部移到群众身上，把民众发动起来，互相检查揭发，扩大打击的目标。那些响应聂的大字报，用他们反对陆平的材料发起猛烈进攻的学生们，突然遭到激烈的批评和压制。此时轮到他们戴‘反革命’的帽子了。他们从工作队获得这一顶帽子，并不是因为他们进攻了陆平，而是他们拒绝把注意力从富有吸引力的目标身上转移开，以便集中精力纯洁自己的队伍。”（同上，P457——459）
“工作队时期维持了 50天，直到毛从南方归来为止，后来被称之为‘50天白色恐怖’。对这种‘白色恐怖’的不同反映形成了学生运动分裂的基础。这种分裂不仅对学生本身，而且对随他们卷入冲突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数千万农民都带有毁灭性的影响。
“在那些日子里，北大、清华，其它主要犬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坚持造反的大多数学生，不顾工作队的一切攻击、诽谤，开始认为只们自己才是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早期‘造反派’，把那些分不清谁是(所谓‘右派’的学生挑战者)谁非（镇压他们的工作队)的学生，把中间派看作是机会主义者拒之门外，把那些忠心支持工作队的‘保皇派’谴责为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派，因为后者认为工作队是代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然而，这些被弃绝或被谴责的大多数师生员工，不论他们在那‘50天’内的立场如何，毛一旦阐明了运动的目的，井清楚地表示支持后，也于八月奋起，要求革命。
“此时，呼吁进行团结为时巳晚，团结在清华著名的造反派蒯大富周围的那些‘50天’的斗士们，抛弃了那些所谓‘只能同享乐不能共患难的朋友们’这些姗姗束迟者，没有其它选择，只能成立自己的组织。这些组织一旦成立，便和早期的‘造反‘对手就为对革命的贡献和可靠性问题展开热烈竞争，但是面对蒯大富发动的反对他们的攻势，他们发现越来越难以巩固他们自己的组织。普通成员逐渐退出原来组织，而参加蒯成立的‘第三司令部——清华井冈山’，从而有效地掩盖了‘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的各种区别。但是，1968年起清华园控制权的冲突公开爆发时，‘清华井冈山’内部两派一决雌雄。每一派队伍中都有早期和后来参加革命造反的师生员工和其他人．导致他们分裂的原因和‘50天’期间进行的选择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就吸收——还是弃绝那些被打倒的教职人员造成队伍分裂。
“晋东南地区有4000名中学生，300名大学生，大多数都在长治市内和周围地区。对他们来说，1966年春天的‘文化大革命’，开好是有组织地学习批判有关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及《三家村夜话》邓拓的系列文章的问题。上海的姚文元一旦把这些作品谴责为对毛主席的恶毒攻击后，举国上下的学生和知识界没有研究原著，而是研究姚文元否认和嘲弄这些作品的过激的论战文
章。他们在这种政治学习中没有发现什么新鲜或陌生的东西，旨在教育人民提高觉悟的系列政治辨论，前几年已生气勃勃。这次运动尽管以北京副市长和北京散文名作家为靶子，但在性质上似乎没有什么独特的东西。
“4月，整个北京市委突然改组，彭真、吴哈下台。大家意识到，辩论可以超出纯理论问题范围，身居要职、地位显赫的人也同样与此利害攸关。但是这种情况并非绝无仅有，以前曾有过高岗、饶漱石事件、彭德怀事件。因此，首都之外，直到6月初聂无梓大宁报的出现为止，学习一直是风平浪静地进行着。
“与下面情况性质不同的是，六位持不同意见者向师生员工发出公开造反的号召，毛声明‘造反有理’支持他们的运动，作为响应，首都整个教育系统处于激烈而不可逆转的动乱之中。”
说到这里，他把文题转到了长治的文革初期：
“长治市学当局害怕本地学生的直接挑战，起初号召开展学牛运动，反对某些压制过工农学生，或政治社会关系有问题的教师，以千方百计安然度过这次急风暴雨。6月14日发起的这场火字报浪潮，仍按预计划进行，直到‘6．23事件’突然发生为止。那天，长治中学的一位物理教师把批评的‘矛头’不是指向某个普通教职员工，而是指向一校之长——张书记本人。校方立即谴责了这张大字报。他们把这位物理教师车和有关联的人统统赶到图书馆监视起来，并发动其他师生员工包围了图书馆，批判达些孤立无援的靶子。这样，长治师生员工以及政府领导，事实上是不折不扣地重演了 5月25日到6月1日发生在北京的事件。这起事件发生在聂元梓大字报得到毛泽东的公开支持之后。
“当地报报纸把发生在一中的整个事件谴责为‘6．23反革命事件’。长治市委研究无它选，只得派出一批干部进行调查。当他们开始工作时，一系列新闻和评论，潮水般地从北京涌来，清楚地说明压制学生运动是最严重的错误。在调查过程中，报纸把‘6．23事件’的报导中‘反革命’的删掉了，很快‘事件本身在头版新闻中也无影无踪了。斗志昂扬的学生和共产党领导，在相对心平气和的气氛中对峙了数日。所有的班级都停了课，大字报运动暂时取消，没人敢决定下一步该采取什么行动。
“然后，7月份两起互不相干而又有关联的事件凑巧一起发生了。首都士气高昂的学生，受北京运动胜利成功的激励来到长治，急不可待地促进真正的地方造反运动。同时，长治市委效法北京市委派出工作队进驻各学校，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中的两派新生力量，都选择了校支部书记老张作为批判对象，他们把一顶高帽子紧紧扣在他的头上，让他在校园示众供人批判、嘲弄。他们指责他玩忽职守，支持上山打鸟玩乐，任用有反革命嫌疑的人当教师，压制学习毛泽东思想。
“如何对待张书记的问题，使师生员工发生了分裂。团结在物理教研室组长周围的一群知识分子，慷慨陈词反对使用戴高帽，反对使用武力。同情那位策划‘事件’的物理教师和另一群师生员上，却立即斥责这位组长及其追随者为保守派。他们把高帽转而又戴在物理组长的头上，就像儿天前对待张书记一样，让他在校同里游行示众。”
他继续描述长治的情况说：“在毛从南方归来一两天后．刘少奇在北京派出的工作队，于7月28日撤出所有校园。8月5日长治市委派出的工作组也币声不响地撤走了，而留下的则是一个严重分裂的校园。站在一边是称作‘要武队’的一派师生员工，站在另一边是自称为‘红色风暴队’的同数量的师生员工。
“‘要武大队’尽管顾名思义倾向采取极端行为，不反对头戴锥形高帽游行示众，但实际却没有组织过任何暴力行动。这个名字来自发生在天安门的一件小事。8月1 8日．当毛泽东首次接见云集北京参加声势浩大的百万人集会时，毛泽东曾问一位热情的少女叫什么名字。
“‘我叫宋彬彬’，这位女孩子回答。
“‘宋彬彬’，这位主席若有所思地品味着文静的名字，这与目光炯炯的女青年挑战神态之间形成对比和反差。‘你父亲怎么不叫你一宋要武’呢?
“从那时起，‘要武’成了全国上下激进派最流行的名字。
“为了不让反对派战斗精神占了上风，另一群学生坚持说他们也要革命，选择了‘红色风暴’的名字。
“后来双方都改了名称。‘要武大队’在和若干小组织合并后，决定叫‘红联’，而‘红色风暴大队’合并后改成‘北京公社’。但是是理智的名称，没有使他们变得理智起来。之后两年期里，两派间的分歧扩大，尖锐化了，像首都的范例那样，为控制各自的校园，以及各自城市而发生了公开的武斗，直到最后被解散为止。”（同上，P462——463）
“张庄潞安中学的事态发展，与长治一中的活动密切相关。
“潞安中学只有高太生、王老师两名理化教师领导了首批‘造反派’而‘保皇派’则暂时和他们的校长——反对派称之为‘范地主’的范秀奇站在一边。支持高和王的人，简称自己‘红卫兵’。而支持范校长他们的人自己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张庄的学生和长治学生联合时，‘红卫兵’与‘红联’合作了起来；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则和“北京公社”联合了起来。”（同上，P463）
关于文化大革命“十六条”，韩丁是这样评价的：“正当这些地区学生组织不断成立，组织之间分歧明朗化时，国家领导人在北京发布了一个最重要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火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通过的这个特别文件，聊聊数语规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框架，指出了‘文革’的动力、目的、组织形式和方法，特别强调了已经出现的种种过度行为，并提出了一些特殊问题，如：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军队、学校的作用问题，最后号召普遍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主要段落用各种方式反复重申中心叫题，伟大的中国人民应该站起来，向一切阻碍改造社会的事物挑战，参加激烈的斗争和认真的辨论，在实践中学习，不仅要使自己摆脱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犯有命令主义错误的干部的控制，而且要破除剥削阶级的一切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旧习惯，以便确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风俗、文化和习惯。而且，根据这个问题推断，党的领导人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即使自己被赶下台，被免除职务，都不能阳碍运动，而应该欢迎它、帮助它，并把它推向前进。”
“尽管自从那时以来，我们对所发生的一切已有所了解，再回顾一下这个文件，你必须承认此文件仍然是史无前例的令人惊奇的事物。哪里曾有过一个执政党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批判揭露一切似乎阻碍他们前进的东两，号召人民清除自己队伍中的异己分子呢?很清楚‘文化大革命’开始是一次广泛的、决定性的整党运动，一次发动亿万普通人民，摆脱一切现存当局束缚，允许人民用自己认为恰当的方式去改造他们党的领导，他们的政府，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的生活的运动。
“至少在表面上，作为这个号召的基本前提是相信中国人民，相信他们要真心诚意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相信他们一旦发动起来，会千方百计揭露批判一切干扰这个日标的东西，千方百计重新组织教育他们自己学习，以便实现这个目标。”（文化大革命“十六条”，P466）
“而且，表面上，毛所采取这种非凡步骤的决定是因为为了解决基本路线和方向问题，以前开展的历次有限的群众运动、整党运动都以失败而告终。据报道，和毛在1967年2月所说过的一样：‘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柬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1966年由于学生运动的高涨．由于从学校到政府机关和工厂、革命群众组织的普及，由于《十六条》在全国各地的广泛宣传，党和人民似乎已经最终找到了这种方法。全国人民怀着深深的兴奋和乐观的情感。他们意识到一个历史转折点就在眼前，而且只要亿万积极分子起来反抗，只要他们坚持斗争，未来的中国保证是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上，P466）
“如果中国人民确实能把那著名《决定》的十六条付诸实践，如果他们能通过辩论，通过摆事突，讲道理解决各种争端，如果党的积极分子能够闭结95％的干部和群众，孤立、揭露、开除一小撮被叫作‘走资派’、官僚主义者和趋炎附势的人的职务，那么中国人至少是会取得部分胜利，会清除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些障碍。一方面，庞大、日趋无能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不断扩大威胁着每个人；另方面，对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言，身居高位的反对派，在暗中破坏巩固社会丰义道路的种种努力。由于几乎不可能期望那些当权派进行自我改造，为什么不把此事交到普通人民手巾，帮助他们整顿党和国家呢?任现实生活中．重建中国决非轻而易举之事。由于‘文革’一开始，没有人提出一个划分‘走资派’的客观标准，人民对斗争对象发生尖锐分歧，于是很快就开始了相互攻击。”（同上，P467）
他继续写道：“《十六条》所警告的消极现象，除了极少数几种外，几乎都急剧增加了。第六条清楚地指明‘绝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敌我矛盾，’第五条明确指出‘不应该把反党、反社会丰义的在派分子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却都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人相混淆’，以及‘不要把资产阶级学阀与有一些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普通学者混淆起来。’
“但是这些混淆现象几乎一哄而起。在野心勃勃的活跃分子的花言巧晤中，轻微的人民内部矛盾迅速升级为敌我矛盾；他们把成千上万犯有若干错误的干部打成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者，把数以千计的教师、专家，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认为：“政府在全国各地广深入宣传《十六条》，鼓励亿万人民学习《十六条》。值得怀疑的是，人民群众对其他文件是否也像‘文化大革命’、‘宪章’一样进行了如此深入细致的学习研究，但是对于这个纲领，人们在各取所需。他们利用文件中的各段不同的内容来证明他们所作所为的合法性，特别是毛泽东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之后，这种局势加剧了。根据这个定义，一派的人很容易认为另一派实际上并不代表一部分人民、不代表另一部分民众意见，而是代表可憎的国民党，因此他们应该利用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彻底把他们击败，使他们永远不得翻身。显而易见，不同团体的革命人民之间的矛盾，此时被误认为或蓄意宣传为敌我矛盾。”
应该说，对此后文革的许多描述是比较真实的，对文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有许多批评性见解也是入木三分而很到位的，比如他说：“大部分国家干部，即使口头上赞扬‘文化大革命’，也看出毛对现存组织机构、文化和政治随心所欲地挑战，正是对政府有条不紊行使职权的挑战，更糟的是对他们自己事业的致命威胁。他们感到震惊，并提高了警惕。先是故意拖延，阻止开展任何群众运动。这种挑战失败后，他们一致组织起‘造反’队伍。这样当形势稳定后，能确保自己的一些实力。狂热的追随者把一些人推向极端，另一些人从事极端行动是为了转移目标或搞分裂活动。他们懂得谨慎地制造混乱，可以保证恢复旧秩序，并且能够保证维持在旧秩序中有一席之地。当革命结束，当不可避免的大溃散时，他们又携手同归，和谐地恢复‘正常’秩序。”（再见吧！张庄，P719）这是对文革中一些人的画像，何其神妙!又比如他对派性的认识，他说：“宗派主义倾向自下而上不可避免地产生，是基于当时群众的觉悟。宗派主义确实在草根阶层爆发，大部分是因旧家族、小团体、宗派主义和地方主义竞争对抗的死灰复燃，但是也有理由认为，要不是北京中央内部对立集团自己为争夺最高领导权，企图获取巩固自己反对别人的权力必须具有哪种群众支持，派性这种现象是绝不会那样泛滥成灾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条”，P489）“单是派性就把‘文化大革命’给断送了。”（再见吧！张庄，P711）然而，由于在当时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文革是党内最高层的夺权斗争的认识或成见，所以在他的“但是”议论中，显然离开了阶级分析，同时在书以后的其他行文中，甚至有离开正常思维的某些随意性的东西，选用了一些未加以筛选的资料，以及他访问的人员自己就是一个派性头子（同上，P711），从而在描述“50天白色恐怖”、两派之争、夺权斗争、武斗事件、派性问题中，特别是关于社会关系、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革命的探索性，青年人需要实践锻炼，阶级敌人的伪装性、狡诈性，对毛泽东的战略、策略，还是显得欠缺阶级的辩证的分析和科学的理论支撑，也有一些猜测性的东西，比如他认为所谓自下而上，其实也未必，他认为其中聂元梓的大字报就是毛的某种授意之作，等等。这些是他的败笔。不过，这位作家极其严肃认真，对于经过革命实践检验过的东西，他特别重视反思，就留下了郑重的评述之笔，尖刻而泼辣，他在后来、特别是到90年代为中文版写序时作了极其重要的反思性的说明和重新界定，特别令人肃然起敬，我们将集中放在下一个专题来评述。
在文化大革命卷最后一章“再见吧！张庄”中，他说：“有一个时期，‘文化大革命’似乎是历史的分水岭——一次重大突破，它是摆脱了旧中国的上层建筑，摆脱了所有历史留下来的，根深蒂固封建制度和文化，并将它们加以改造，使之适应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再见吧！张庄，P704）可是，到了1979年10月，叶剑英代表中央讲话以后，“最终谴责整个‘文化大革命’为一场不折不扣的‘大浩劫’”。
韩丁写道：“叶的宣告，给一系列文章和讲话开辟了道路。一些文章和讲话把这场‘假’革命直接了当地归咎于毛，并把他晚年的政治活动判为极左。当他们逐渐展开这个主题时，毛的批评者开始探究起‘文革’前的历史来。于是，他们把毛的极左路线向前推，首先包括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后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成立，一直到农村全面成立高级合作社，和50年代中期城市轻率的合并手工业和服务行业。
“这次历史的修正，把解放后1956年作为革命的转折点；前进与后退，正确政策与左倾政策之间的分水岭。在指责毛以后的一切做法时，他的批评者避免以任何具体方式提及毛在那时经常强调的问题——关于发展和巩固中国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既然他们否定了各种关系，把公社、合作社，甚至生产队都看成不成熟的东西，那么巩固这些创举的‘文化大革命’，自然轻而易举地予以否定了。‘失去的十年’，也就无需再解释了。”（同上，711——712）这是何等深刻的见地啊。因此，尽管在书中对毛泽东、对文革写了不少不适甚至有个别臆造的某些东西，但是他始终站在中国人民这一边，始终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的战士，他大义凛然，英勇无畏，对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思想是深刻理解的，对于全盘否定文革、进而全盘否定中国人民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给予了坚决而有力的回击，我们就不应该对他的这些“过失”问题看得过重，如果我们因此而不能从中引出深刻的反思，那就未免太小心眼了。正是这些反思之笔，我们看到了这位伟大作家的思维与品格的一致性和完美性。他是一面镜子，那些自号为马列主义的“后继”者们，将在这面镜子面前看到自己肮脏的面目和灵魂。
2008-07-25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