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大人物的书
我曾经读到有人写的谈大人物的书的文章，该文从周扬的某文进而着重谈了毛泽东的著作。据说，大人物书中的许多文章，其实都是“捉刀代笔”的产物，如周扬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矛盾论》、《实践论》等等。这些著作的产生，都是大人物“先说了一点想法”，再由“秀才和秘书们代劳大半”，而后由大人物“修改润色”一番。这些文章虽然都署上大人物的名字发表，“但那文章的执笔者，其实是主要的创”，将它们算作大人物的著作，实在是“不实事求是”。
本人虽然崇尚对推动历史前进起过作用的大人物，但却与他们一向无缘；因而他们的那些传播广泛，影响深远的著作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亦无从知晓。但据我所知，大人物（如毛泽东）的思想往往有一个产生、成熟和发展的过程，有一系列的著作作为表现。即以《实践论》的思想而言，早在毛泽东实现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之时，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紧接其后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等，都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生动体现。稍后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已把毛泽东的认识论观点表达得更为明确。在此基础上，才产生了《实践论》。此后，又有《〈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文献。六十年代初，他还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著名哲学文章，用更加简洁明快的语言，重申和深化了实践第一的观点。我想，毛泽东的这些文章，大概都不是由他人“代劳”的吧！
退而言之，即令如该文所云，毛泽东的有些文章是由他“先谈了一点想法”，而后再由秀才和秘书们“根据主席的意思起草”，恐怕也不能由此就断定“那文章的最主要的创”，就是“那文章的执笔者”。因为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思想的许多基本原理都可以归结为一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归结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归结为“积极防御”……。就拿该文在文中提到的毛泽东的三篇著作来说，归结起来也都是一点：《实践论》归结为“实践第一”，《矛盾论》归结为“对立统一”或“一分为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归结为“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胡乔木语）。这些个“一点想法”，还没有听说有哪个秀才或秘书“创作”得出来（该文的大概要除外）。
为了证明毛泽东的许多著作其实主要是“秀才和秘书们的创作”，以报刊编辑约稿为例。说：“报刊编辑部的编辑常常做这样的工作，事前向一约稿，说些想法，要求，事后又将的稿子修改斧正一番。在这里，这些报刊编辑和大人物们请人代笔写文章所做的工作几乎完全一样，只是事后的区别不同：没有哪一个编辑敢于将这样出笼的文章署上自己的名字，甚至署合作合著的也极少极少，且以此为不文明之嫌。”可是，毛泽东却居然把“秘书和秀才们”写的文章算在他自己的名下，署上他的名字发表。的弦外之音是，毛泽东虽然是领袖，其实其人格连普通的报刊编辑都不如。因此，在看来，毛泽东是断然难逃“不文明之嫌”的。
然而事实是，为报刊写稿与为领袖起草文稿并非如据说，“几乎全然一样”，而是有着诸多的不同的。其中之一，就是后者在思想内容上必须严格地“根据主席的意思”而不能偏离和走样。否则，主席是决然要改正的。因为人所共知，毛泽东一向十分重视党的文件、指示、理论文章等等的指导和导向作用，即使是对党中央领导核心成员的送审文字，他从来都要字斟句酌，仔细阅读，认真审定，稍有偏差，哪怕是用字不当，就要修正。对党的核心领导成员们的文字尚且如此，更何况“秀才和秘书们”起草的文字哩！事关方向和原则，岂能由“秀才和秘书们”去任意“创作”？
说：“至此，我才明白，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总是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集体智能与创造’，实在是事出有因。”“因”者何为？照看来，那就是毛泽东的许多著作，“甚至连《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都是秀才和秘书们的“集体创作”，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所以党中央才有了这个说法。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稍有党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把毛泽东思想看成是全党集体智能的结晶的思想，我们党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形成了，并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提出的。关于它的含义，邓小平同志曾作过透彻精辟的表述，他说：“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邓小平在这里把毛泽东思想究竟是谁的思想这一个问题表达得非常的清楚和明白，即毛泽东思想首先“都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思想，同时又“都不只是”他个人的思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有类似的话。该文不顾以上历史事实，硬要把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的科学命题歪曲成几个秀才和秘书“集体创作”的结果，好像毛泽东思想只是一部百纳本的小说或文章汇编，不知其居心究竟何在！
在作了上述各种歪曲之后，写道：“毛泽东的书有一部分是‘集体智慧’，所以它往往是在某一方面特别有高屋建瓴之势，显得有水平”。在这里，告诉我们，毛泽东这个人其实是并没有什么水平的，只是由于沾了秀才和秘书们的光，“借人之脑，站在众人的肩上，才显得有水平”。经这样一番的揭露和剖析，现在人们终于知道，被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所高山仰止的毛泽东，几十年来竟是如此地招摇过市——这大概就是要告诉人们的吧。
写道：“大人物的书，而且还有一条，就是常常依据时代的新要求新变化而不断修改”，“大人物的书因为随时修改，所以有些论断常常与时代一同前进，常读常新。”这真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高论了。
实际情况果真是这样的吗？ 诚然，毛泽东的著作（如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著作）在正式发表时，“有个别文章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毛泽东选集》出版说明）。但是，人们都有知道，第一，这种补充和修改并没有改变文章的原貌；第二，这种补充和修改是严格地遵循着“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论原则的，而绝非所说，“形势一变化，他人（暗指原苏联）一呼吁”，毛泽东就“随时”地、“不断”地去修改自己的文章。在这里，把毛泽东描述为一个毫无个人主见，完全听命他人，喜欢见风使舵的小人。从在“非毛”、“反毛”成为某些“精英”人物的一种时尚的时候，居然昧着良心，不顾事实写出这样污蔑毛泽东的文章的这个事实来看，恐怕毫无主见，喜欢听命他人，精于见风使舵的小人极有可能到是自己了。
认为，大人物的著作之所以“常读常新”，是因为他们不断地随时地修改的缘故；一旦停止修改，他们的书便都要成为昨日黄花了。照此看来，毛泽东的书肯定是要呜呼哀哉的。因为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于上世纪50-60年代初《毛泽东选集》出版后，选集中的文章便没有再修改过；现在，毛泽东已经作古，自然更无法去修改。周扬的书也肯定是完蛋了。那么，邓小平算不算大人物？如果算，显然他的三卷《邓小平文选》也是不能“常读常新”的，因为邓公也已作古，无法再去“不断修改”、“随时修改”文选中的著作了。不仅如此，如果按照的逻辑，一切以往大人物的书，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玩儿完。因为这些大人物都早已过世，都无法“不断修改”、“随时修改”他们的书。然而，人们不仅要问：许多大人物的书之所以“常读常新”，果真如所言，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书进行着“不断修改”、“随时修改”的缘故吗？如果这个论点成立，那么，孔子的《论语》成书已2000余年，并没有作过修改，可至今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都广有读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已150余年，仍然被公认为是对世界最有影响的书……，这将作何解释呢？很显然，那些对人类进步产生过影响的大人物的书之所以历久弥新，是也只是因为书中蕴藏着真理，而真理是永放光芒的。
该文其他部分的高论就不一一地在此细述了。通过以上分析，人们已不难看出，该文从头到尾表露了对周扬、毛泽东等大人物的不屑和激愤。在看来，“大人物的实际智能”并不高，之所以“显得聪明，显得有水平”（好一个“显得”！），“只是善于‘集思广益’，借人之脑，站在众人的肩上而已”。此其一。大人物的著作本是秀才和秘书“捉刀代笔、代劳大半、集体创作”的产物，可在发表时，不仅没有署上他们的名字，甚至连“创作背景与过程”也不“如实注释清楚”（要知道大人物的选集或文集中是有不少注释的呀），实在有“不文明之嫌”。此其二。大人物之所以有“那样创作的方便”，“一个电话”（如周扬）就可以调来一位或一批秀才为之代劳，是因为他们有地位、有权势；大人物的这种以权谋文（当属以权谋私的一种）的行为是无法教人恭维的，到是“不为自己没有大人物那样创作的方便而气馁”的高尚品质值得世人学习和膜拜。此其三。大人物的书因为不是自己的聪明智慧和劳动成果，所以他们对书中的观点自己并无定见，因而形势一有变化，他们便随时地不断地去修改，以使“论断与时代一同前进”，好让人们“常读常新”。这种行为也是令摇头的。此其四。说：“我的这一点‘读大人物著作须知’，只能限于中国”，“算是一种‘中国特色’”。看来，月亮是外国的圆，大人物也是外国的靓。此其五。凡此种种，使对中国的大人物从心中起了一个变化 ，就是由“一直很敬佩”到“可以公正而客观地评价大人物”，“可以真正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大人物的著作言论”，总之，“叫我几十年建立起来的信仰一下子虚无缥渺了”。——因读大人物的书而获得了如此大的收获和进步，真是令人可喜可贺！
在该文中，把周扬和毛泽东请人代笔写文章，却把这些文章一古脑儿地都算作他们自己的文章作为“两个故事”来讲述，这歪曲和杜撰的故事我们至此已经听完。不过，由此也使我也想起了两个真实的故事：一个故事是，一位曾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到过不公正待遇的老一辈革命家（他是人民军队的大将，当时正担任中纪委常务书记，无疑的也是一位中国的大人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次中纪委全会上，在斥责当时流行于社会中的种种“非毛”、“反毛”言论时，曾引用过前人的几句诗，现将其抄录于此：“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另一个故事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说：“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读了《大人物的书》以及时而出现在某些报纸、刊物、书籍中的其它类似言论，每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深切地感觉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已经召开了近30年，但全会提出的这个“崇高任务”并没有完全实现。因而，即使是在30年后的今天，也仍然有重温和继续完成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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