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要冷静——读《毛泽东传》有感而发

千万要冷静
——读《毛泽东传》有感而发
文  刀

 现在允许言论自由，这当然是一个进步，每个人都可以站在不同的立场或角度， 在网上发表能代表自己心声的言论。但由于当今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趋势很明显，那么每个人发表的言论肯定是千差万别的，实际也是如此。这些千差万别的言论当中，也反映出各种不同的心态和价值取向。有心平气和地谈自己切身体会的，有站在历史的高度充分说理的，也有根本不讲道理似泼妇骂街的，还有的就是自己不读书不看报，不知真情只是气味相投地人云亦云的，甚至跟在别人屁股后边瞎起哄的。举例说，现在网上有不少的言论或文章评价毛泽东的，实际上有些还根本够不上“评价”二字的，只是漫骂而已。而有些漫骂，你也很难看出他究竟是为了什么，只是隐隐地看到他好像对毛泽东有着深仇大恨似的，至于为什么如此深仇大恨，原因也很复杂。这一点前不久有一位网友的一篇文章这样谈到：只要网上出现有关评价毛泽东的言论或文章时，顿时会有很多人跟上，有褒有贬有骂的。他在分析某些人为什么那么痛恨毛泽东时说，毛泽东有他的朋友，那就是广大的人民；也有他的敌人，那就是凡与人民为敌，欺压人民的人，都是他的敌人，而那些在网上起劲地攻击漫骂毛泽东的人, 主要不外乎这样一些人,即他们的前辈或本人：一是被毛泽东推翻的那些反动统治阶级一类；二是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中的对象；三是在“反右”、“文革”中受到群众冲击的仇恨共产党的个别人或真正的走资派或其后代至今想不通的等等一类。同时，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为了说明他自己“伟大”，而毛泽东“不伟大”，正好又趁毛泽东不在了，叫做死无对证了，于是就有那么一些讨好成性的马屁精，立即冲锋陷阵，闭着眼睛往别人的屁股上贴金；另一方面又把一些群众还想不通的违反政策的事情，诸如某次运动中搞了扩大化之类，统统都算到了毛泽东的头上；还有些原本就是毛泽东的原创且至今看来还是很正确的思想、观点或理论，却又不是毛泽东的了，而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法移栽到了别人的头上去了。这是不是也算知识侵权呢，当然对某些理论观点的继承和发展不属侵权。而可怜的无法知道内幕的老百姓，却傻乎乎的被那些善于移花接木的大师们的文章一忽悠，就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好像新中国建立后就是毛泽东不但不搞改革开放来避免抗美援朝，反而好搞内外斗争，并通过一系列运动把中国搞得“民不聊生”。
这些人制造这些思想混乱的实际结果，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原本认为是自己求解放的毛泽东思想，似乎不可信了，也不应该再信了。于是乎就有一种似乎比毛泽东思想要“伟大”的思想要出来了；于是乎就有人以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为理由，即不要迷信毛泽东（思想）应该把它从“神龛”上拉下来了；于是乎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还有必要举下去吗？当然没有必要了，于是乎由毛泽东亲笔题写刊名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在毛泽东逝世后被砍掉了，而由邓小平亲笔题写的“求是”杂志所取代了。
可怜的中国老百姓，即工农兵基本群众，包括一般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由于不知内情，只能是上边怎么讲，他就怎么听，被他们控制的舆论阵地的文章怎么写，就只能怎么看。这就有如当年的相声大师侯宝林说的一段相声情节很相类似。侯宝林对搭档说：“你懂英语吗？”答曰“不懂”，侯又说：“啊，不懂就好办啦”，于是侯宝林开始向搭档讲起“英语”来了：“眼镜是鼻子上头”“帽子是头顶着”“饺子是饺饺”……，就用这种办法去蒙别人。你们大家反正也不知当时中央的内幕，他们说毛泽东搞三反、五反、镇反，反右搞残酷斗争，搞扩大化，就只能信是毛泽东搞扩大化，而且同别的人无关；他们说毛泽东只搞阶级斗争，不懂经济不搞经济，甚至怀疑毛泽东写的“论十大关系”的名著也是剽窃别人的，老百姓也只能相信；他们说毛泽东就是无缘无故地癖好阶级斗争，大家就得相信毛泽东是故意跟阶级敌人过不去；他们说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根本错误的，人们也只能相信，即使现在不少党政干部之所以腐败而且前腐后继，就是因为他们当政后不再继续革命的结果，你也还只能相信，你不信也得信，因为“凡是”某某亲自肯定的是不能改的，再说现在的“凡是”不同于当年华国锋的“凡是”。而且在这个时候你更不能再提那个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这个“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的时间是有限制的，即只能用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不准用于这个时间之后，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又一次“遵义会议”。而且你现在又要搞什么真理标准那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什么“严重后果”？即可能又把毛泽东变成正确的了，把企图否定毛泽东的人又变成不正确的了，那还了得。这也是有些人最不想看到的情况。
说到这个份上，我倒是想替毛泽东打点抱不平。这可能有人会问：你为什么要为他打抱不平，是不是毛泽东给了你什么好处啊，其实你误会了，本人在文革期间三次“被捕”，被群众专政了两年，而且每打倒一批人，首先是走资派，都会同本人挂上勾，都会给你扣上什么爪牙、帮凶等罪名，本人遭遇并不比某些真正的走资派好多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到底为了什么？而是因为本人有幸买到一套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由逢先知、金冲及两同志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这在中国的当今，可说是地道的最具权威性的正史，而不是地摊上的极不可信的野史。我认真地看了两遍，一些重要阶段我还在反复地看，我看了之后，尽管书中对毛泽东的某些批评我有不同看法外，总的印象是，它给了人们特别是局外人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打个比喻，就像是给一桶被人搅得浑浊不堪的泥巴水里撒了一把明矾，很快清彻见底，原来如此啊！
即从1949年至1976年间记载着：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因为什么问题、召开了什么性质的会议、都有什么人参加、谁人主持、都谁讲了话、是什么观点、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有什么结果等等，都有原汁原味的会议记录和一些领导人的手迹，可以说从1949年建国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中国所发生的重大事情都包括其中。仅凭本人的水平，不可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深刻内涵，但有几点是看得出来的，并谈点粗浅的看法，以供探讨：
一、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
这个问题如何历史地看。所谓历史地看，毛泽东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引领着革命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他的第一篇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就是《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事实上当时的剥削阶级即反动的统治阶级最害怕的就是阶级分析。可以说“阶级分析”是任何时候剥削压迫阶级最害怕的致命点，同时他们又最希望所有的劳苦大众都不懂得进行阶级分析，这样他们就可以用封建迷信的一套宿命论来愚弄他们。说：你们之所以穷，是因为八字不好，是命不好，你们要认这个穷命；他们之所以富贵，是因为他们的命好。所以才能维持那个被剥削被压迫者老老实实认了这个穷苦命而不敢起来反抗的局面；而另一方面，剥削阶级残酷压榨穷人又心安理得，他们甚至横行霸道，你们那些穷光蛋也不敢造反。一旦有了阶级分析这个武器之后，劳苦大众则豁然开朗，农民运动就轰轰烈烈如燎原之火。一些优秀的青年农民走上革命道路，参加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其中不少成了革命的领导骨干；抗日战争时期通过阶级分析，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外，都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一致抗日，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经过几年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全国人民得解放，劳苦大众才恍然大悟，穷人不是什么八字不好、命苦，而是由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才不得翻身的；不然的话那些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反动统治阶级被推翻，一夜之间他们的八字、命运都不好了呢？不是别的，就是由于共产党的领导，使广大的工农劳苦大众掌握了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这个强大武器的结果。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执政掌权了，毛泽东为什么还要继续坚持阶级斗争呢？这不是你共产党搞不搞阶级斗争的问题，而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是因为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及其国民党反动政府，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一方面留下大批特务潜伏大陆并暗中勾结内地的反动分子搞颠覆活动，另一方面大陆反动阶级的残余四处破坏，到处杀害新生政权的干部，并对后来的民主改革及抗美援朝运动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才迫使中国共产党及新生的政权不得不进行“三反”，“五反”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否则，新生的人民政权必将得而复失。对这一点，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历史电视剧《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故事》就是该不该抓阶级斗争的最好佐证。
但是毛泽东强调的阶级斗争，完全不同于反动的统治阶级对劳苦大众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他们把劳苦大众压榨得都活不下去。而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指导的：①是为了使人民用鲜血换来的政权得以巩固；②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是为了最终消灭阶级，它推翻了反动统治阶级，不是要消灭反动阶级分子的肉体；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是解放全人类，也包括解放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的分子本人，即把他们改选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政策就是这样做的。例如土改，镇反运动中，除了那些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那些穷凶极恶的进行反革命破坏的分子，即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外，只要他们不再以人民为敌，改恶从善者，都是进行教育和劳动改造，即给出路的政策。试问当时代表反动的地主阶级的蒋介石反动政府作得到吗？你看看他们的集中营、渣滓洞、白宫馆，他们屠杀共产党人、进步的革命人士，是那么的惨无人道，令人发指！可是有人对共产党的这种为了最终消灭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为了广大人民和改造好了的压迫阶级分子共同过好日子的、文明的阶级斗争的伟大意义不作评价，而是抓住一些运动中的某些偏差，而且是中央已经察觉并在不断纠正的某些问题，横加指责，甚至攻击，他们把过去反动统治阶级对劳苦大众所进行的极其残酷的阶级斗争，就看得那样的天经地义，看得那样的顺眼；而把共产党的为了消灭剥削、压迫的阶级斗争视为洪水猛兽、十恶不赦。我看不要讲把它提到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来看，就是稍有一点人性的人都会说太不公平了。
我想即使是剥削阶级的后代，只要有一点起码的历史常识，只要不至今仍留恋父辈们剥削压迫劳苦大众的那段历史，只要对剥削阶级的被推翻不再耿耿于怀，那就应该对共产党把自己的曾经剥削压迫过劳苦大众的父辈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和人民站在一起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这对已对人民都是一件好事，因为这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且我们也从《毛泽东传》中发现，毛泽东在各种会议所反复强调的以及他亲自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中也集中体现：只要不再与人民为敌，就要给出路，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包括被俘的国民党那么多高级将领，甚至大汉奸、末代皇帝溥仪都如此嘛！从这里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对待阶级矛盾方面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解放全人类的博大胸怀。
二、关于毛泽东独断专行不民主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去世后一些人攻击他的又一个重点问题，大家应该清醒地看到，为什么要重点攻击这一点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即有些人是想借此来掩盖自己问题最好的护身符或挡箭牌。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一般的老百姓都是想：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或其它重大事情的决策的正确与否，都是集体领导，不可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因为中央能挂领袖像的有7个人，如果都算毛泽东一个人的，那么，还有几个领袖是干什么的呢！不能只是领袖要当，伟人像要挂，会照样参加，而睡大觉不管事吧！事实也不是的，当时除了林彪因病有时没参加会议外，其它领袖们都是很认真地参会并参与决策的，而且还设立有既参与决策又总负责操办的总书记制度。一些重大问题的决定、决议这类文件都是有写作班子先起草，再进行传阅修改，再汇总，有时还发动大区书记、省委书记讨论征求意见，再修改再送常委传阅修改，有时最后还由毛泽东召集常委甚至扩大的常委会讨论修改再定稿的。当你看到这些过程之后，你还要说毛泽东不民主独断专行的话，你就会感到那些攻击毛泽东独断专行的高官们也太不顾事实了；另外，就是还有个别人明知内情，而任凭一些故意制造混乱的或人云亦云跟着瞎起哄的人，在那里扯起嗓门骂毛泽东不民主、专制独裁，他却站在旁边装聋作哑，不敢像黄克诚似的站出来说几句实在话和公道话。到底为什么？无非是这样一来，毛泽东一没有了错，那自己就没有那样“伟大”了么。可惜的是两个会讲实话的人即周恩来和朱老总，比毛泽东还死的早。人们现在还有一个不解的疑问，即毛泽东逝世后相继有一批属国家级的领导人，也是毛泽东在世时就属中央领导层的人物，即是说是一些知内情的甚至就是当事人之列，在他们逝世时的悼词中都不泛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还有伟大的杰出的什么家什么家等等。那么，人们会问，既然都是些伟大的、忠诚的、卓越的、杰出的，又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共产主义战士，为什么在一个领袖班子里讨论决定党和人民命运的大事情，却不敢讲话，不敢坚持原则，而让一个独断专行的领导者一个人说了算，甚至造成“巨大损失”，那岂不是你这个领袖当的也太不负责任了么！那你的那个“伟大、卓越、忠诚”等等都跑到哪里去了呢。我想来想去，他们讲毛泽东“独断”，怎么也不能自圆其说。可喜的是后来胡耀邦、黄克诚，尤其是黄克诚这种挨过毛泽东整的人站出来说几句坦率而诚实的公道话：有些事，我们也是举了手的，不能全怪毛泽东一个人（大意）。
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某些人想否定毛泽东的主要问题。人们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即到底毛泽东决心发动文化革命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到底该不该搞？ 这个问题在中国包括党内党外，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认为应该搞，否则执政党有可能变质，人民可能遭殃，所以一下子就发动起来了，而且来势迅猛异常。一是以邓小平为代表（指邓小平复出后）和一批干部、群众则持坚决否定的态度，认为“文革”是一场大浩劫。所以“文革”结束，邓小平上台后利用他的影响和手腕，通过党的会议的决议，先把华国锋搞下台，再通过党的会议决议把文化革命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彻底否定。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迅猛发展，有亿万群众包括青年学生、党政干部都积极响应，他们都不是盲从的阿斗，而是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只是由于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一些真正的走资派（当时所称的走资派实际上就是当今的贪腐官员和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四人帮”的挑动而不断转移斗争大方向，出现了群众斗群众的复杂局面，然后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再从中破坏，故使形势更加复杂化，使运动拖了近10年，再加上林彪事件的出现，更是雪上加霜，这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与当时的复杂局势已不相适应。但他在弥留之际还是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其中一件就是文化大革命，且仍然明确地坚持是必要的。毛泽东所讲的两件事，其中的第一件是为人民而夺取政权，即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去了；第二件事即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巩固人民的政权，即防止执政党改变颜色。但是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些人，还是坚持必须彻底否定。
人们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难道一个从来都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从不轻举妄动的伟大战略家、伟大政治家，对这么一场牵动全国党、政、军、民、学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能不考虑后果地凭感情冲动而草率从事吗？！从理论上讲，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可事实上还是发生了，真是令人迷雾重重。但是，当你看了《毛泽东传》（1949-1976）之后，你就会对毛泽东之所以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和历史背景，有所了解和理解：
（一）理论依据：
即毛泽东一再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使命。一是消灭阶级及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并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因为在社会上，即在地球上还没有彻底消灭阶级之前，还必然会自发地每时每刻地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列宁语）；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又必然反映到执政的共产党内来，它会时刻侵蚀执政党的肌体，并在党内寻找它们的代理人（当今的贪腐官员即属此类），并最终瓦解执政党。如果作为一个执政的共产党不能坚持继续革命，将必垮无疑。毛泽东当年已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而且在党内无数次地提出警示。二是领导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探索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也是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三是将被推翻了的阶级的分子，通过各种方式将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如果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不要继续革命了，执政党也不要继续与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执政以前那样的鱼水关系、血肉关系了；如果不再时刻把广大老百姓的根本利益挂在心上，体现在作风上和工作上了，这样，这个执政党不但无法完成前述的三项历史使命，而且有逐渐蜕变的危险，有使无产阶级的政党演变成为欺压人民的资产阶级的政党，这绝不是什么耸人听闻，而是一种必然的规律，也可以说是一种常识，既然是这样，贸然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那岂不是公然背叛革命举手向资产阶级投降吗？！
（二）历史背景
还是在新中国建立的前夕，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直言问毛泽东：你们能否走出历史周期率的怪圈，即能否不步李自成的后尘。当时毛泽东还满怀信心地回答：我们找到了办法。心想：我们有一批经过浴血奋战锻炼出来的党员干部，又有了人民的政权，再加上我们不断的提醒、警示，不断的整风整党及经常的思想政治教育等等，应该说是问题不大的。例如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特别强调“两个务必”和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还有中央五大书记进京“赶考”，不学李自成等等，可是没有料到建国没几天就出了天津的刘青山，张子善等人，使毛泽东十分震怒，为了扼制腐败，毛泽东力排众议（说情）批准对刘、张处以极刑，以后大的腐败没敢抬头。可是后来慢慢地特别是“四清”运动期间，毛泽东十分敏锐地发现，资本主义的潜移默化在向各方面蔓延，而且越来越明显，不少的基层干部慢慢地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甚至搞特权欺压群众，动不动训群众、骂群众，有的比资本家还厉害。他还批评一些国家机关不把刚刚被解放的劳苦大众特别是广大的农民放在心上。例如他批评当时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至今还被死人统治着，批评中宣部是阎王殿等等。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洞察力，认为干部这种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甚至欺压群众的倾向，是一个执政党可能变质的开始。所以毛泽东高度重视这种变化的极端危险性，认为如果不扼制，将会危及人民政权和执政党的命运。于是他用各种方式或文字的或演讲的等不断提醒、警示全党。如他当时看到山西晋阳县一份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他十分兴奋并立即批示给全党，他把干部参加劳动视为一件具有“伟大意义”和“极端重大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可是不少干部对此并不以为然，甚至当耳旁风。对此毛泽东很震惊，很担心，寝食不安地担心干部对老百姓不好，对老百姓变心，甚至欺压老百姓，担心这样下去执政党会变质。但是你再强调，有的干部就是不听，毛泽东对此十分恼火。所以他在1967年2月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卡博、巴卢库时说：“一些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中央一再讲，就是不听，对他们毫无办法。所以我只好发动群众起来（即“文革”）对干部的这种脱离群众的思想作风冲一下，这些人就是怕群众……”。毛泽东当时还说，“为了党和国家的命运，是头等大事，任何事情都不能与之相比”。从这里也可以基本看出毛泽东之所以下决心，甚至不惜代价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了。
那么，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也大体可以看出：1、发动群众把真正的走资派拉下马，把那些脱离群众甚至严重脱离群众，但还够不上走资派的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冲刷掉，以防止干部变质、防止执政党变修、劳苦大众不再受压迫。
2、在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锻炼发现一批能正确对待群众的干部，锻炼发现一批真正理解社会主义革命、有组织领导能力和水平的群众领袖，以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间去。后来实践证明这两条都不理想，（也由于文革因毛泽东去世而夭折也无法实施这两条），即真正经得起群众运动冲击并能受得起委屈的干部如像胡耀邦这样的干部不太多；群众领袖亦如此，像王洪文这样的群众领袖，毛泽东后来发现他搞“四人帮”，缺乏革命领导者的基本素质。
那么，我们再来看，毛泽东对当年发动文化革命的理论依据和实际背景的判断到底正确不正确呢？如果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你就会发现历史在一步一步地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比如说，1989年6月以反腐败反官倒为主要内容的学潮，实际上就已经证明腐败（而是党内外勾结，政府部门与社会勾结）已经严重地在腐蚀我们的政权，而且延续至今。再加上近几年不断暴露的一些党政干部腐败横行，窝案成堆，党政腐败干部与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勾结形成的新的剥削压迫劳苦大众的特殊利益集团，出现了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出现了少数人越来越富越狠（合法经营致富者不在此列），多数人越来越穷越苦越抬不起头这些铁的事实，再一次证明当年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
  那么，毛泽东决心发动的这场原本是为了中国的劳苦大众不再受苦才向走资派发起进攻的文化大革命，到头来反而变成了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罪状并半途夭折了呢？其中又有什么经验教训呢？毛泽东已经不在了，他也无法来进行总结了。我看大家也可以以个人一家之言来参与百家争鸣协助总结。这也许对执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都是有好处的。
  1、毛泽东通过国际上的波、匈和赫鲁晓夫的出现，以及国内尤其是“四清”运动中发现干部脱离群众以及不少基层政权被坏人所掌握的严重情况，发现得太晚了一点，就连当时主管工业的薄一波，在一份呈给毛泽东的反映一些国营工厂政权被坏人掌握的情况的材料上批写：“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几年来阶级斗争抓得不够”。在全国城乡包括党政机关出现这样严重的情况并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已过古稀之年，没能来得及将文化大革命收尾就辞世了，给人利用混乱局面，否定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机会。
 2、广大干部，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对执政党的防修防变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理论准备不够。如大批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后来成了大小领导的干部，在那紧张的战争年代，不可能有多少时间去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而且其中有很多高级指挥员，出身贫苦，原本没有什么文化，你真的叫他去看《共产党宣言》，也看不懂。比如像许世友这样的一批英勇善战的高级指挥员，叫他们看作战地图、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动群众打鬼子打土豪求解放之类，那是得心就手游刃有余。而至于什么社会发展规律，什么“无产阶级只有首先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以及执政党掌权后如何继续革命的理论等等，他们不见得都进行过深入研究，再加上新中国建立之初，形势发展比毛泽东预计的还要迅速，立即需要大批干部奔赴各条战线的各种岗位，也根本顾不上进行马列主义的理论武装。故对执政后的和平演变认识不足，对毛泽东强调的继续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无思想准备，即有相当一批人的思想还停留在“老子出生入死，革命胜利了，该过过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了”这个层次上，确实是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不理解，思想有抵触。而且这类型的干部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是一批为了革命（自己求解放）而找群众的好人，他们不属于那种顽固的走资派，但还达不到毛泽东讲的那种“为了群众才革命的”这个层次，而且后来不少都自觉不自觉地成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基础。这一点可以说既是毛泽东的一大教训，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教训，如果建国之后将延安的“抗大”来一个遍布中国， 把老干部的文化学习和理论武装任务承担起来，其结果肯定会好得多。
3、对群众运动真正发动起来以后，群众中的一些无政府主义情绪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及其破坏性估计不足，另一方面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无产阶级主流价值观、世界观尚未形成，对是非的鉴别能力判断能力不强，容易受到挑动，甚至失去理智，包括一些工人群众在内。
4、对真正的走资派，即那些掌权后贪图享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欺压群众的走资派的能量估计不足，他们虽然数量不很大，但这些人往往在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工作多年，有一定的影响或社会基础。那些真正的顽固的走资派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谁凭空造出来的，谁要是否认这个前提，要么他是闭着眼睛不顾事实，要么他本人就是的。很显然，运动发动起来之后，走资派是很紧张的，他必然在一旁细心窥测动向，一旦发现群众中有分歧有矛盾，必将想方设法从中挑动。目的很清楚：只要群众斗群众的局面一出现，斗争的大方向必然转移，真正的走资派则可溜之大吉了。再加上社会上的阶级敌人是唯恐天下不乱，必然利用群众斗群众的混乱局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一些破坏活动虽然不是走资派自己所为，但这种破坏活动的结果，对走资派来说又是有利用价值的。文革中那种群众斗群众并不断升级到武斗的发展过程，一般来说是由单位的走资派挑动，再就是社会上的阶级敌人的利用和破环，再加上“四人帮”中的一些人插手，干扰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就使得局势不断复杂化，以至到难以控制的局面。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即毛泽东逝世后，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很快被否定的呢？
1、极少数真正的走资派（即置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于不顾的人）毛泽东一去世就有一种一下子就翻了身的感觉，于是乎就把原本是他们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而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混乱局面归罪于毛泽东，并把群众对这种混乱局面的不满情绪巧妙利用，摇身一变把一个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群众斗群众的挑动者，变成了“维护”群众利益的“英雄”，真是弄得毛泽东有口也不能辩了，只凭活人的嘴巴特别是顽固的走资派的嘴巴，他们想怎么忽悠就怎么忽悠，反正所有的问题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反正毛泽东也不能讲话了。而且他们一旦再掌权会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来清算群众的，这是一种规律。
2、还有一批能说会写的文人，立刻以铺天盖地的文章，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控诉文化大革命。写这种文章的人也很复杂，其中有的人可能就是文革前被毛泽东批评过的，即“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那种人，当然叫这些人站在走资派的立场去批判文化大革命，那真是从感情讲，顺理成章，从态度看那自然是冲锋陷阵了。这种人虽然人数不多，但能量极大，再加上有人给他们优先提供强大的与论阵地，真可说是呼风唤雨得心应手。他们在理论上重点就是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理论”，说什么这都是错误的理论；在实践上就是把少数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上阶级敌人挑动的打、砸、抢、抄、烧等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代名词。他们的文章从来就不敢触及真正走资派的要害，即他们掌权后同老百姓的关系，已经由解放前的“鱼水关系”逐渐变为执政后脱离群众的“油水关系”，和少数人（走资派）已向“水火关系”演变的危害性和危险性以及在运动中他们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事实。而且在这个时候只允许是一种声音，否则，就是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甚至就给你扣上“四人帮”的爪牙或余党实行群众专政。他们一方面批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但自己同时又搞新的阶级斗争为纲（即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全国人民都得人人过关），而且也是“一抓就灵”，即把你抓起来了，不准你讲话了，不就灵了么！最生动的一个例子，就是文革刚结束后不久，北京出现的“西单民主墙”，民主墙里的大、小字板，内容五花八门，其中很显眼的有把矛头指向毛泽东的，对此老百姓中议论纷纷，但邓小平非常敏锐地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苗头，于是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地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并在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再次明确表态：“贴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很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胸怀。结果这个魏京生也太不配合了，却贴了一张《要民主不要新的独裁者》的大字报。邓小平一看不对头，怎么随便就转移斗争大方向呢？毛泽东放着不搞怎么又搞起什么“新的独裁者”了呢？！于是魏京生大字报贴出的第四天，魏京生被逮捕，而且后来修改宪法时干脆就取消了“四大”，不准再写什么大字报（“四大”之一）了。结果新的阶级斗争为纲一抓就灵。而且魏京生被抓以后，也不怕什么“鸦雀无声”了。
3、还有在前面讲的那批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出生入死的民主革命的英雄们，执政后缺乏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理论准备，对文化革命不理解，加之群众运动的冲击，也波及到他们，其实他们并不属毛泽东指的那种走资派，但由于在文革中受冲击受委屈而怨气很大，这类干部人数不少，且影响很大，所以他们很自然地成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的社会基础。但是，据说后来有很多这类老干部，慢慢地闻出了另一种味道，而且他们觉得，不管怎么样，毛泽东毕竟是我党我军我国新政权的主要缔造者、领袖和统帅啊，至今还无人可以取代的啊！不过也无可奈何了。
4、还有就是可怜的广大的工农群众，他们虽然对毛泽东、共产党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心想只要是共产党、毛主席号召的，肯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不会错！也认为文化大革命应该搞，否则人民的政权会得而复失，但大多数人不一定能讲出个道道来，且大多数既不会写也不会讲。而对那些专门吃这碗饭的、灵活多变的、能说会写的文人的大块文章和口若悬河的演说，他们也不一定搞得清楚。也只能是他忽悠什么，就听什么。就是不同意也无能力反驳，而且也不准许反驳。再说，毛泽东当年批评过的人，有的是理论界的、文化界的、教育界的以及一些官僚主义的当权派们，他们的人数同广大工农群众相比虽然是少数，但他们造舆论的能力同工农群众相比，可以以一当十、以一当百、当千、当万……，而且只许一种声音。可以说有那么多的活人想要推翻一个死人的东西，当然不用吹灰之力。但话又说回来，如果要从人们心目中把对共产党、毛泽东的感情抹掉，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在人们心目中的那杆称是客观存在的，即谁对人民好，谁对人民不好，谁时刻想的都是老百姓，谁时刻想的就是少数人，老百姓心里明镜着哩！而且都变得更加理性了，也不会只听嘴巴上讲“我是人民的儿子”，而且更要看你这个儿子的实际行动，是否真的孝顺老子（百姓），即使再本份的老子（老百姓）如果儿子整老子整的太狠了，儿子呢，是家财亿万、花天酒地；老子呢，是流浪社会、朝不保夕。这时老子也会站出来讲话的，即你是孝子还是逆子，只能用实践来检验了
5、还有一个“四人帮”里面边有些人就不是革命派，在某种意义上讲帮了倒忙。本来“四人帮”是毛泽东生前多次严厉批评并点破了的，旨在叫他们不要搞小圈子，要搞五湖四海，结果成了后来审判“四人帮”的重要证据。并反过来把“四人帮”的某些早已被毛泽东严厉批评并否定了的东西又成了攻击毛泽东、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炮弹，甚至有的想方设法把水搅浑，再把“四人帮”的东西同毛泽东的指示混在一起，再把毛泽东同“四人帮”划等号，只是没有公开攻击毛泽东是“五人帮”了。当然这也不奇怪，故意把水搅浑，再挥水摸鱼，是政客们所惯用的伎俩。
前面所讲的那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人们十分敏感的问题，特别是那些极力攻击毛泽东和要坚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最敏感的问题。我奉劝这些人不必太紧张。再说如果是真理在手的人是不应该紧张的。一个人活在世上所追求的也是真理而不是霸道嘛。再说现在来评价文化大革命对个人来讲，是肯定还是否定已无实际意义了，比如说，否定文化大革命，还能把我怎么样，把你怎么样，如果再肯定文化大革命，又能再把你怎么样，把我怎么样呢，已无实际意义了。我们现在倒是应该抱着一个从以往的历史事件中总结点什么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后代，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有益启示，才是应有的态度。
只是现在会有人提出一个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即一谈文化革命，就会涉及到由邓小平亲自组织起草并亲自定调亲自拍板的《建国以后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的态度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既是个问题，也可说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所谓是个问题，即可能涉及到邓小平的“形象”和“威望”问题，因为有一段时期把邓小平说得比毛泽东更伟大得多，而这个“决议”又是邓小平伟大的一个标志，所以……；所谓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呢，就是应该首先考虑是不是有道理，即是不是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标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正如邓小平也反复强调的就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嘛，严格地讲，一个“决议”又算得了什么呢？例如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全党的会议作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不是也被邓小平给否定了嘛，那么邓小平亲自拍板的“决议”，党章也并没有规定是不能否定的，当然要通过必要的程序。所以不能讲谁谁为首作的决议、决定是不能否定的，而谁谁为首作的决定是可以否定的，这样的话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真理的标准了。其实一个决议或决定的约束力是有限的，只是在一定的组织范围之内有作用。而在人们的心目中则是另一种态度，即凡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决定决议，即使你否定了，他还是拥护它（心里拥护它）；反之，一个不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决议决定，你即使作出了的，而在他们的心目中只不过是废纸一张。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就是判断一个决议、决定是否正确，是否有值得反思的必要，还只能用我们党所一贯运用的标准，也是邓小平最推崇的标准，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实践是什么样子的？（主要是近25年的）
1、“文革”结束不久就出现了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即如果在电影屏幕上看到雷锋、焦裕禄的图像或名字（包括在报告中）台下就哄堂大笑或一片唏嘘声。这实际上已开始出现人的道德标准价值取向的下滑，由于完全改变了人们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即一切向钱看，甚至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包括中小学生都是如此，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变化，由于过份强调经济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等于把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政治优势一下就放弃了，这也是近20多年来社会尤其是青少年中出现道德沦丧的重要原因。
2、在10年以前我们的文艺作品包括电影电视，没有多少是描写歌颂工农兵基本群众的（近些年大有好转），大多是描写一夜成名、一剧、一歌成名致富的，或一夜暴富的，还有我们的影视节目，引导青少年追捧的青春偶像，有几个是心怀祖国奋发向上心系民族和祖国的呢！把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引向追名逐利等低俗倾向，都想将来尽快尽早地跻身“先富起来”的行列。
3、造成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即少数人越来越富多数人越来越穷，以最近中央几个权威机构批露的几个统计数字看实在令人深思。到2006年3月底止，在我国私人拥有财产超过一亿元的有3220人，其中高干子女就有2923人，他们所拥有的财产共计超过2万亿元，相当于国家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新的官僚资产阶级。而且新的阶级剥削压迫不断暴露出来，类似黑砖窑、黑煤矿等，也就是说总设计师所设计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这一小部分人。而这一部分人之所以如此迅速暴富，与一些民主法治国家富豪的致富之路有明显的不同，人家是靠公平竞争，靠聪明才智和辛苦经营，而中国的这官僚资产阶级靠的是老子的权势，有的是从“衙内”一跃而变富豪，这就是独具的中国“特色”。
4、中国的大批产业工人，通过一步一步地把一些国企搞垮之后，而被下岗甩的社会，大批国有资产流失进入少数人的私人腰包。工人特别是产业工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自己把自己的主要阶级基础摧毁并把它甩向社会；另一方面它的最可靠的同盟军——广大的农民，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一直是下降趋势，直到近几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才把农民和工人放在心上。
5、现在的官场腐败越来越多、越大，这些大小贪腐官员的理论基础，即是“貓论”，即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其思想根源则是贪图享受，堪称文革前那些走资派（如刘青山、张子善之类）的徒子徒孙，他们背叛老百姓的利益、贪图享受、祸国殃民。由于社会的财富进入少数寡头的手上，于是中国老百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的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即帝、官、封），可最近20年来中国老百姓头上又出现了新的“三座大山”，即看病贵看病难；上学贵上学难买房贵住不起；由于贫富差距及教育等原因，加上社会上敌对势力的破坏，前些年的群体上访、社会突发事件频频发生等等，可说严重的社会隐患环生。
……
前面我们所列举的这些现象，也是近20多年来在中国的大地上所客观存在的事实，那我们要用这些实践的结果来检验一个什么样的真理标准呢，主要就是用来检验执政党执政纲领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否符合我们执政党的根本宗旨？比如说：
1、否定无产阶级掌权后还要继续革命，就出现腐败分子此伏彼起，前腐后继，已经成为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公害，使老百姓深感有他们的存在和发展就没有生存的安全感；
2、由于片面强调经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就出现了正确价值取向、道德标准严重扭曲，追名逐利，贪图享乐、一切向钱看、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等现象呈泛滥之势，使不少党政干部根本忘记甚至公然背叛执政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由于片面强调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就出现官倒卖批文、垄断市场、垄断行业、走私贩私，官场与社会上不法分子内外勾结，偷税、漏税、逃税，再借助老子权势和影响，到执法机关找保护伞等等。由于少数人的控制垄断进行官商勾结，一步步形成少数人非法暴富，多数人越来越穷，这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社会潜在危机。
……
我们只要用三点来加以衡量，即可发现问题的实质：
1、用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即党的性质，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它不是少数人的先锋队，更不是少数富人的保护伞；再就是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不是民主革命一胜利就不继续革命了。否则，就不要打共产党的旗号。
2、用党章中关于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衡量，在那些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年代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条被一些人视为讥讽别人的笑料，这是近20年来中国人民受的最严重的内伤。
3、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执政纲领来衡量，近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本主要由谁承担了？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而改革开放的成果主要又由谁享受了呢？前面所披露的统计数据不是一目了然了吗？即那些亿万富豪！
前面我们所讲的许多现象，也并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中国的大地上，都是有所抬砂的，只是没有像近20多年来那么普遍而严重，当时毛泽东就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敏锐眼光，已经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所以才不惜代价发动文化大革命，想把这些危险的苗头解决在萌芽状态，以避免发展到危害人民的政权，使中国的劳苦大众不再受剥削和压迫。这一点连胡耀邦在文革后还说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是光辉的。可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被完全否定了，并形成了决议，所以那些真正的走资派，你说他心领神会也好，还是产生错觉也好，心想：你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来来整我们（贪腐官员）啊！休想！什么人民的利益，什么群众的监督，我都不想（只想自己的利益）我都不怕，因为有法律保护我（即宪法规定不准再搞“四大”了也不要我们掌权后再继续革命了）。而且还有总设计师当军委主席掌握军队，就更没有什么可怕的了。由于这一系列的重大决策与具体措施，才使得以后的那些真正的走资派的徒子徒孙们的胆子越来越大，而且是一代一代地义无反顾地前赴后继地，以致发展到难以收拾的窝案、串案。使全国的劳动人民，尤其工农基本群众、广大知识分子用血汗创造的财富，大部分都到了极少数的官僚资产阶级及一些贪官的口袋里，就拿湖南省郴州地区的贪腐窝案为例，其中一把手李大伦贪污了3400多万元，纪检书记就贪了5000多万元；据说另有一个地市级贪官被上级纪委“双规”时，他还很不服气地说：“我承认我腐败，但我在郴州地区的领导里，我顶多也只不过排第十三位。”他们这帮顽固的走资派们，整天挥霍无度、花天酒地；而还有些老百姓、工人、农民还在贫困线以下挣扎着，有的甚至还经常遭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残酷压榨。更有甚者，一些本是保护人民权益的政权变成了剥削压迫者的保护伞甚至帮凶。这些正是当年毛泽东所预见到的，也就是说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即当时的作法）可能在全国出现的局面，终于在近20多年内慢慢地出现了。毛泽东在马克思那里也会深感内疚地说：“亲爱的最广大的全国人民群众，我对不起你们，我在生前没能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没有把极少数重新站在人民头上的贪腐官员（即走资派）拉下马；没有把大批不知不觉地脱离群众但基本上是好的干部，提醒并教育好他们，叫他们永远不要忘记你们，永远不脱离你们，永远为你们服务，使你们特别是广大的工农劳苦大众又受苦了，但我现在已无能为力了，我只寄厚望于胡锦涛同志，能带领一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把中国人民的事情办好，而且我已看到了希望，他们肯定会使人民的日子越过越好的”。确实，现在有不少的人在私下议论说：“从现在中央的不少作法来看，好像毛泽东又回来了，中国人民又有指望了”。
说到这里，我又想回到主题——千万要冷静。
现在，实际上我们中国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这一段历史，已经被一些人把它搅得混乱不堪，并在人们的思想领域和理论领域产生了极大混乱。更有甚者，就是有那么一些人，想把原本就不那么伟大的人，硬是想搞得比谁都要伟大起来，于是乎就有人硬是把一些原本就不属毛泽东的错，却一股脑地推到死无对证的毛泽东的头上，有的还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有时，还真的使你一时难以反驳他。现在可好了，一套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由逢先知、金冲及同志主编的《毛泽东传》的问世，就基本上还了这段历史（1949-1976）过程中中央领导集团中各成员的本来面目。如果是一个有起码做人良心且不要提到党性的高度去要求，只要不抱偏见不是站在人民大众对立的立场，去认真阅读这套历史文献，就不难发现毛泽东有几点最鲜明之处：
1、对广大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劳苦大众，有着一种特别的无产阶级感情，当人民喊他万岁时，他却说，“我应该喊人民万岁才对呀”，当大家在党的领导下得解放站起来之后，他特别怕老百姓再受剥削再受压迫，千方百计地想尽办法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且日以继夜地探索着践行着。一旦走了点弯路老百姓受了苦，他就自己用不吃肉来惩罚自己，总结经验再探索，总之，他终其一生都在牵挂着热爱着自己的人民。
2、他对人民群众积极热情，从来都是满腔热忱地鼓励、引导，且从不给群众泼冷水，也坚决反对给群众泼冷水；他对广大青少年更是关爱有加，特别是对青年学生更是深情厚望，他在建国初期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时那翻充满伟大期待的寄语，正在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他对青年学生的不足，总是包容和循循善诱，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学生运动逢勃发展而遭到走资派压制时，他立刻警告说：凡镇压学生运动的人，不会有好下场，并亲自在天安门广场多次接见上百万的红卫兵小将。
3、他对那些过去靠老百姓支持革命成功掌权后，就脱离群众甚至动不动就训群众、骂群众的贪腐官员，特别像刘青山、张子善之类的贪腐者，疾恶如仇。毛泽东甚至对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的分子，只要他们不再与人民为敌，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都是宽容的，唯独对掌权后欺压老百姓的贪腐官员决不能容忍，因他们的危害性太大了。毛泽东之所以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就是对他们来的。
4、建国后每次运动的发动和发展过程中，毛泽东总是三番五次地在各种会议强调，甚至亲自起草有关政策文件特别强调要慎重、要稳、不要搞过火，不能打击面过宽、要重在教育，伤人多了不好，任何时候都要相信群众和干部的绝大数等等。但一到下边就层层变样，“左”比右好。不完全按毛泽东的指示和他亲自起草的政策规定办事，于是扩大化的问题必然出现。现在有的人反过来把毛泽东说成是“左”的代名词。这实际上是有些心绪不正的人，为了推卸责任   自己装聋作哑而已。但当你看到《毛泽东传》或能找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穿插着看，孰“左”孰不“左”就更清楚了。
如果没有像《毛泽东传》一类的原始文献和群众见面，毛泽东在解放前（加上抗美援朝）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已牺牲六位亲人不说，那么，现在毛泽东为了解放了的人民不再受苦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又要背上“祸国殃民”的大黑祸了。也就是说为了防止官员腐败国家改变颜色而发动文大革命是“祸国”，为了使人民不再受压迫而发动文化革命，是“殃民”，到底是谁“祸国”，是谁“殃民”？人们可以认真地去看，冷静地去想，自然会得出公正的结论的。
因此，建议想真正弄清事实真相，还原一个真实的毛泽东的人们，那怕节衣缩食也要买一套中共中央文研究室编印的《毛泽东传》，并认真研读一番，必有益处。

二OO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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