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研究在台湾
1972年2月21日 晚，毛泽东在他的书房会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尼克松说：“主席的文章推动了中国，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则答道：“咱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不会赞成你这个讲法的。他骂我们是共匪。”尼克松说：“蒋介石骂主席是匪。那主席怎么称蒋介石呢？”周恩来在一旁插话解释：“一般来说，我们称他们蒋帮。我们的报纸有时骂他们蒋匪，他们也回骂我们共匪……”
“共匪”对“蒋帮”，这正是当年国共双方在意识形态中“妖魔化”对方的真实术语。在那个时代，毛泽东在台湾的形象只能是妖魔化的。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和“毛泽东研究”开始向学术化转变。它的标志性事情是原来的所谓《匪情研究》更名为《中国大陆研究》。
说起台湾的“毛泽东研究”，不能不首先说到王振辉这个名字。他从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获博士学位以后，就选择了“毛泽东研究”为主攻方向。在当时的台湾，选择这个主攻方向可以说是十分的“孤立”的。令人感慨的是，王振辉身处这样一所教会学校——台中静宜大学，资料并不像中国大陆那样唾手可得，居然能就毛泽东早年的经历和思想，写出详细的几卷著作，然后自己筹款印刷发行。
这个时候，台湾毛泽东研究的比较学术化的作品也陆续出版，其中更多的是台湾学术界对毛泽东的直言不讳的评价。但真正让人吃惊的，是台湾的中国思想研究 家韦政通 先生的两部毛泽东研究著作，即1999年版的《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的性格与命运》和2001年8月版的《一阵风雷惊世界——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有意思的是，这两部书都是用毛泽东的一句诗词作书名。
据 韦 教授说，这前一本书是试图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阐释毛泽东，后一本书则是试图探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因。对此，给出一个相对中性、但又明显感叹的学术断语：“‘大人物’的所作所为，从一般的价值观点看，是无法理解的，他们通常具有强大的破坏力，但也是历史的主要推动者，毛泽东的时代，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在20世纪的中国，毛泽东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在未来，其影响力势必仍将持续。”
2004年，台湾开始出现“毛泽东语录”热。其实早在1974年的文革期间，台湾就暗地里流传大陆版的《毛主席语录》，只是只能在极小范围“内部阅览”。当时，与此相对应的公开出版物则有王国琛所著《毛泽东语录的透视》一书，该书相对比较简约，共计22章，采取边引证边“批判”的形式，因而在当时的台湾得以允许出版。
但是世易时移，到了20年后的2004年，《毛泽东语录》公然在台湾各大书店“隆重”登场，台湾的媒体为此喧闹了好一阵子。说来也很有趣，此书的策划者和发行人杨一峰，其父亲属于台湾公款留学美国的知识分子，是个立场坚定的国民党员。后来其父把他送到了美国，毕业后坚决地要他回台湾，以“报效党国”，但作为中学生的杨一峰却不想回去。经过交锋和妥协，家里又送他到日本读完大学。这样的经历使杨一峰比一般的孩子更“另类”，由于除汉语外，还掌握了英、日两种语言，可知的世界要大得多。“这样，我成了一个典型的‘判逆’。”他这样自我评价道。
“那时官方总说毛泽东怎样怎样地坏，而我却在想：既然毛泽东那么坏，为什么能打败老蒋占领大陆呢？”于是有一阵子杨一峰就专门读台湾的禁书，什么《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等等书籍都读，都是英文版，于是杨一峰就逐渐变成了一个“左派”的崇拜者。
杨一峰策划出版的《毛泽东语录》前面有台湾《新新闻》周刊副社长杨照所写的“导读”。扉页上印着庄重的小字：“献给对这个世界还有梦想的人”。它除了照录大陆版《毛主席语录》的全部内容外，还增加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反对自由主义》，这五篇著作大陆曾经以《毛主席五篇重要著作》为书名结集出版。书后还附录了“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1967——1969指示”两部分内容。可见，该书虽然名为《毛泽东语录》，可实际上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原语录的内容，比原版的《毛主席语录》更趋近于毛泽东思想的全貌。
杨照的“导读”开篇就说：“毛泽东是个现实的策略家，他对共产党的最大贡献，而且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共的领导人，正在于他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也没有真正服从过共产国际的指示。”
杨照认为，所谓的“毛泽东路线”是由三大主题所构成的：其一，“承认在相当长时间中，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所以总战略，必当是持久战，可是战术又必须追求有限的速决战”；其二，“承认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不相信阶级论、经济决定论真的就可以‘化繁就简’。二十世纪的中国，对毛泽东而言，不可能单靠一套‘现代’标准来判定中国社会成分与社会情势”；其三，“要靠懂得如何运用中国农民听得懂、听得进去的语言”。
杨照的意思是说，毛泽东就是靠的这三条，打败了老蒋，影响了世界。今天与今后要与大陆打交道，要认识、要探触到毛泽东思想和性格塑造下的中国现实，“我们别无选择，还是回过头读读《毛语录》，理解《毛语录》的内容，及其语言与权力的策略。”这里，杨照把为什么要研究毛泽东的问题说得一清二楚了。同时也应该看到，杨照对“毛泽东路线”所谓“三大主题”的概括和理解不一定准确，却也并非没有深度，并非毫无道理。其中，关于“不相信阶级论、经济决定论真的就可以‘化繁就简’”、“二十世纪的中国……不可能单靠一套‘现代’标准来判定社会成分与社会情势”等论述不是完全没有其深意的。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陈永发院士，是专攻中共党史的顶尖级学者。近年他煌煌数百万字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下册），以翔实的史料和中肯的论述，受到海内外学术同行的认可。谈到毛泽东的定位时，他的一句话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说：“无论如何不能否认他的确是个‘人物’”。在严谨历史学家眼中的“人物”，显然与常人是不尽相同的。
当有人问他“为什么选择研究中共党史”时，他简约地回答说是因为觉得许多既成历史的基础成因其实并没有说清楚，这其中不能排除由于意识形态倾向的装饰、掩盖和曲解。比如，为什么毛泽东竟然可能在短短的20几年内就聚集了如此强大的力量，最后实现了他自己的目标？无论就国民党内部的知识教养，还是就共产党高层的文化教养而言，毛泽东只是其中众多的优秀者之一。但他究竟为什么非常耀眼地凸显出来？这其中必有奥妙！所以这位陈院士把目光聚集到延安时期，探究毛泽东在极其困苦的环境中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这就形成了他的那本关于延安政治运作的著名作品。毋庸讳言，在此一时期，中国大陆同一专题的研究还没有涉及到这样微观的层次。
当问到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陈永发曾经平静地说过，“就像拿破仑一样，每过10年人们对毛泽东的评价就要翻个个儿。”陈院士的意思是说，一个被反复言说的话题的功能就在于：历史以自己超越个体生命的形式不断地讲述着关于祖先的磨难和教训。“历史”之伟岸超越和难以琢磨或许就在这里。
在台湾诸多研究毛泽东的人士的心中，“毛泽东”这三个字，无论是指个人，还是指精神，都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随着历史的推移，这痕迹将会愈来愈分明，愈来愈凸显，这痕迹是任何人都无法冲淡或抹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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