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之路
——西安整流变压器厂职工的护厂斗争
孙礼静 口述
目录
编者按
前言
一、小厂的建设与发展过程
二、工厂的衰落
三、各自为战
四、走向联合
五、漫漫上访无归路
后记
编者按
这是一份由西安整流变压器厂职工代表孙礼静口述、众多工人研究人员编撰的研究资料。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很小的、仅有几百万资产、百八十名职工的集体企业，然而，正是这样的小型集体企业，曾吸纳了中国城市大部分的劳动者就业。在企业改制的浪潮席卷大江南北的时候，尽管有明文规定集体企业的财产由这部分工人所独有，并有权决定自己的厂长人选、决定企业的一切重大事项，然而，恰恰是此类企业却是最早也是最迅速地被私有化了的。起初，工人的权利由于工人的不团结不觉悟而被盗贼攫取，等到他们要奋起反抗的时候，发现工厂只剩下断垣残壁和更加难以对付的像豺狼一样凶狠的地产开发商。工人们失去了家园，青壮年工人颠沛流离于市场中寻找生存之道，老工人由于企业欠缴社保不能按期退休、获得医保，至死不渝地讨要说法。观察这一过程，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他们在为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勇敢地斗争；那种各自为战的、散兵游勇式的斗争不断遭到分化瓦解；没有救世主，没有善良的豺狼，只有团结斗争才能为自己争取利益逐渐被工人们所认识。
根据这份资料我们发现，该厂工人斗争具有以下突出特点：第一，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集体职工有自己选举、任免厂长的权力，该厂在全厂职工的努力下成功罢免腐败厂长；第二，该厂工人代表不计个人名利，敢于斗争并坚持不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尽管最终仍被分化瓦解，但通过斗争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第三，西安整流变压器厂工人通过斗争要求解决养老保险（包括93－98年并轨费）、医疗保险的问题，这一问题和要求在集体企业的工人中是较为普遍的；第四，该厂职工代表斗争策略成熟、斗争艺术高超，熟练掌握各种法律工具，利用一切机会向周围群众宣传，争取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该厂工人斗争状况，反映了原社会主义时期传统工人在经历私有化过程中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在斗争、失败、再斗争中不断成熟的一般过程。西安整流变压器厂工人为民主管理工厂所进行的斗争是传统工人斗争的典型案例，从而，这份记录了该厂工人斗争经历、经验和教训的资料也是透视千千万万原集体企业工人的一把钥匙，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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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严元章 13522461226
2008年3月于北京
前言
写这本书是我厂（西安整流变压器厂）职工们的共同心愿。
我厂是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西安电力整流器厂家属队逐步发展起来的大集体企业（见西整字[2004]93号文件），包括下岗退休在内，我厂职工人数现约100人，在册人员33人（2005年7月18日省国资委来我厂召开听证会时，据当时的人事厂长兼会计张西玲说退休人员有75人。当年年底1人跳楼自杀。后又有8人先后病死、1人绝食死亡，故现应为65人）。在册人员33人中，有4人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因企业欠缴养老统筹金而无法办理退休手续。其余29人的养老保险金缴费情况参差不齐，有缴到2000年的、2001年的、2002年的、2005年初的。全厂职工都无医保。
70年代初，我厂职工用公共积累做基础，利用休息时间做义务劳动，靠捡拾拆迁的废砖头盖起了厂房，在八十年代生产经营还不错，有了相当的积累。1994年，主办机关西安电力整流器厂（现西安西电电力整流器有限责任公司，属国务院国资委管理）派张平安任我厂厂长。张平安到厂后，独揽大权，先后逼走两任党支部书记，无故辞退厂工会主席，变卖厂里汽车，将4080克黄金私自转移到他的老家贮藏，将盈利大的产品转包给外人生产，将一个好端端的工厂搞得发不了工资，又以种种理由辞退90%的工人，引起工人的强烈不满。
2002年，张平安让工人在失业证上签字，要解除劳动关系，却不给办理社会保险等手续，就连原本在工资中扣除的养老金都没有上缴到社保部门，被他私吞了。张平安用尽伎俩，先发声明，再写协议，逼迫职工在失业证上签字，他自己却不按照声明和协议给职工办社保，激起职工们的愤怒。全厂职工强烈要求上级西安西电电力整流器有限责任公司另派厂长，而西安西电电力整流器有限责任公司则袒护张平安，表示不会再派遣厂长，由我厂民主选举决定厂长人选。
经西安西电电力整流器有限责任公司西整字[2004]93号文件批准，在西安市公证处的现场监督下，我厂于2005年3月25日召开职工大会，集体罢免了原厂长张平安的厂长职务，选举高爱莲为厂长。2005年6月2日《人民日报》信息专报向陕西省李建国书记和陈德铭省长报送了记者孟西安采写的《西安整流变压器厂职代会依法罢免厂长——厂长不交权，主管部门不表态》的专题信息，经李建国书记和陈德铭省长批示，要求陕西省国资委了解情况，责成西电依法行事、维护稳定。随后，陕西省国资委承认了我厂民主选举厂长的合法性[陕国资字（2005）89号文]。但张平安拒不执行厂职工大会的决定，不仅执意把持企业的账目、证照、印鉴，而且强行拆除我厂配电房等设施，造成我厂停水断电，致使我厂新领导班子无法开展工作，企业生产完全停顿，职工生活陷入困难。
职工们要求上级主管机关履行职责、承认选举、移交权力，但西安西电电力整流器有限责任公司长久以来对我厂职工合理合法的要求置若罔闻，对张平安放任不管。有关部门也不履行法定职责，竞相“踢皮球”。工人到法院告张平安，法院说这只是劳动纠纷，得去劳动局；劳动局让我们去申请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又告诉我们劳动仲裁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工人们没有其他办法，最后只好采取向检察院举报的办法，希望检察院查处张平安，西安西电电力整流器有限责任公司就必须再派一个厂长，这样有可能解决问题，但检察院却同张平安相互勾结，给工人设圈套。被逼无奈，从2003年起我厂职工代表多次到北京上访，要求国务院国资委支持我厂工人的民主选举，要求中央查处腐败分子，但从人大、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全国总工会、国务院国资委、到国务院信访办，依旧没有一个部门解决我们的问题，相反对我们处处推诿、塞责，逼我们从正常上访走向非正常上访，然后寻找理由对我们进行打压。
我们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斗争过程，也取得了一些斗争成果。迫于我们的压力，张平安先后给一些职工办了养老保险。2007年8月，张平安带领几个退休工人将工厂重新夺回，同时，为瓦解退休工人的斗争，开始逐步解决医保问题。在拿到养老保险以后，大部分参与斗争的工人都先后离开，只有少数几个人仍在继续坚持。目前斗争已经接近尾声，未来一段时期内，剩下几个人的问题也有可能得到解决。
我们是工厂的主人，即便已经退出斗争的职工，也仍以团结起来罢免张平安的创举而深感自豪。我们已经走完了法律的全过程、赢了所有的官司，我们没有成功并不是我们的遗憾，只能说是法律的悲哀。我们亲眼目睹国家制定了法律，而官员却带头率先破坏了法律。执法部门不追究张平安的法律责任，反而对我们依法维权的工人进行威逼、利诱、关押、拘留。职工依法反腐受打压，腐败分子瓜分国有资产无人管，这种情况并不是我们一个厂的特例。
尽管没能坚守住工厂主人的地位，职工们对这一斗争经历没有丝毫后悔，很多人多次同我商量，能否将这一过程写下来，留为纪念。我以花甲之年，担任职工代表，亲历了同腐败分子斗争的全部过程，感到无上光荣，我觉得自己也应该承担起这一责任，将我们的经历写成书，作为历史的见证。
书中 “大公司”、“大厂”、“小厂”等词语，特指我所在单位的行政管理次序，有其特定含义，阅读时请注意。“大公司”指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简称“西电”，是中央直属企业；“大厂”指西安电力整流器厂（改制后为西安西电电力整流器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西整”，是西电公司的一级子公司；“小厂”或“小工厂”指西安整流变压器厂，是我所在的集体企业。
西电公司规模很大，一级子公司有十几家，子公司的规模一般在几千人左右，以微电机厂为例，原有职工近2000人，改制后让众多工人分批下岗，现在只有200多人还在上班；每家子公司又管理着很多家集体企业，集体企业的工人一般有几十到一两百个，大部分都面临着养老金、医保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集体企业都是60、70年代大厂职工的家属工（家属、子女）不拿国家一分钱、靠自己的艰辛努力建起来的。在隶属关系上，西安整流变压器厂（小厂）的主办上级是西整厂（大厂），主管上级为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劳动服务公司（简称“劳司”，1982年全国都成立劳动服务公司，是八十年代成立大集体、解决待业青年就业问题的历史遗留部门）。西电的劳司是1986年成立的，负责管理各个厂的集体生产，属西安市领导，但直接归西电公司（大公司）管辖。因此，大厂和劳司同归西电公司（大公司）管辖。
张平安在未当厂长之前，曾经办过一个残疾人分厂，后来张当上小厂厂长后残疾人分厂成了空壳，专门给张平安走帐，书中的“分厂”专指残疾人分厂。张平安当上厂长后，还背着全厂职工在西安北郊草滩的农村老家私开了一家新厂，规模很大，把小厂的许多设备、原材料都运过去，收入归新厂、支出则从小厂账上扣，没两年新厂就把小厂掏空了，书中的“新厂”专指张平安私开的这个厂。
集体企业有两种不同的类型。1977年到1984年我在桃园路缝纫社工作，该缝纫社的上级是桃园电机厂，属于街道办的集体企业，这类企业被称为“小集体”；根据1984年西整厂劳司与桃园电机厂的协议，我同缝纫社的门面房一并转入大厂劳司，1990年又将我调到小厂，小厂属于国企主办的集体企业，被称为“大集体”。
我厂工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退休工人，称为“老人”，他们的要求主要是“医保”；另一部分是没有退休的工人，称“年轻人”，其实他们很多人年纪也都比较大了，接近退休年龄，却被张平安拖着不给办养老保险，“年轻人”要求张平安为他们缴纳“三金”，主要就是办养老金。斗争中这两部分工人的参与程度是不同的。在2004年10月选我做职工代表的时候，老人和年轻人都参与，都可以各自推荐代表人选并参加选举；在2005年年初罢免张平安、选举高爱莲做厂长的时候，只有年轻人（即在职职工）才有资格参加选举。尽管斗争要求不同、参与程度有差异，但这两部分工人的斗争对象是一致的、斗争方向是相同的，他们的问题也都是在腐败分子化公为私的过程中产生的。
本书的写作顺序主要按照历史发展过程。第一章为小厂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从60年代创业，经70年代建设，到80年代初具规模，这是一段工人们充满豪情、战天斗地的历史，见证了那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火红年代。第二章写工厂的衰落过程，1994年12月张平安上任以后，不但继续拖欠工人工资，而且开始为所欲为，将工人赶回家、破坏财务管理制度、大肆压榨工人血汗、私开分厂掏空小工厂。工人不满越来越多，但还不敢通过斗争保护自己的权益。第三章写改制，面对张平安一次又一次对我们的侵害，部分工人开始斗争，但各自为战。我也为自己的事情多次上访，但劳动仲裁同张平安勾结，我个人最终无果而终。第四章工人们联合起来，我开始带着工厂的老工人和年轻工人一起同张平安进行斗争。经过艰辛的努力，我们举行职工大会，在公证处公证下，成功罢免张平安。但有关各方始终不敢承认这一结果，上级主管置若罔闻包庇张平安，从地方到中央无人为我们做主。自此我们开始走上漫漫上访路，第五章是我和另一名西安集体厂职工代表桑文英在上访过程中的种种遭遇。最后一部分后记是我的感想。
西安整流变压器厂职工代表 孙礼静
二00八年三月
一、小厂的建设与发展过程
1、我到小厂
1977年3月，我被安排进桃园路缝纫社工作。1978年，西安市招病退返城知青进国营企业工作。当我拿着病退返城知青证明去登记报名时，街道负责人说：“你已安排正式工作，不属于招工范围。”我急忙说：“那我辞职。”答：“那你就是辞职工人，不再是病退知青。一人只安排一次工作，不能安排两次。”1984年，缝纫社大部分人都已办退休，只剩我与姜梅芳两人上班，新招的工人不肯干缝纫。此时正值各大单位要安排待业青年，西整厂劳司便通过我们与桃园电机厂达成协议，将我与姜梅芳两人连同缝纫社门面房与设备一并接过去。但实际上西整厂是有阴谋的，他们只想要房，房到手后，又以桃园电机厂是小集体为由，想把我们退回电机厂。电机厂说：“要退人可以，门面房也必须退。”西整劳司无法退人，又不肯为我办完手续，从1984年到1987年，多方歧视我，我在大厂劳司受尽折磨：1984年理顺工资，不给我办理，一直拖到1987年6月才给办；该给我78元，只给我67元，前面的也不补发；从1985年上班到1988年，扣发所有的劳保福利；1988年中秋，我为企业立大功反受处罚，别的工人八点半上班，却要我六点半上班，从不给我算加班费……
当时西整劳司管人事的干部叫朱广孝，1988年降为商店经理。当时我在商店当保管，朱广孝一来就将我保管职位撤去，对我百般刁难。当年朱广孝进的月饼卖不完，中秋已过20天，还剩三四十盒，我想尽办法将月饼全部原价售出，我得到的报酬却是被朱广孝扣光所有的月奖、季奖、年终奖及所有福利。朱光孝为主的领导想尽办法折磨我，以致造成我视力残疾，患上严重青光眼。种种非人待遇使我忍无可忍，我多次要求回街道办事处，他们不答应。1990年，他们将我调到小厂，保证不再歧视我，一定给我平等待遇，并将我安排在库房当保管员。被调到小厂时，两间门面房也转给了小厂，当时光租金每月就有1000多元。
那时厂里工作很忙，工人经常加班。我也一样。1992年，小厂厂长杨希震将我从库房调到门卫。我提出当门卫我有困难，因为门卫三班倒，但我眼睛有问题，不能上夜班，如果能让我丈夫来替上晚班的话，那我也可以当门卫。杨希震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到门卫上班去了。
在门卫上班没多长时间，管人事的李桂月找我说：“你是我们厂的职工，你上班时厂里丢东西了你没事。但你让家属替你上班，要丢东西了你吃不了兜着走。”由此，我不敢让我丈夫替我上班，夜班我也自己上。结果回家的路上被自行车撞伤，眼镜摔坏了，额头、脸颊、膝盖、肘和腰都摔伤了。
于是，我再也不敢上夜班了，轮到上夜班，就请换休假。李桂月不批，我写了首打油诗：“上夜班，天太晚，两眼看不见；上有老下有小，此命不敢赴黄泉。为安全，为保险，只能请换休假三天。如不准，请批示：你的死活我不管，你就得上班！”将假条交给他们后，我气愤的到大厂劳司，找当时的经理杨家祥，坚决要求回街道办事处。我说：“我到你们这里，被你们折磨患病瞎了双眼。还要逼我上夜班，想要我的命。我总算明白了：‘宁在人间做主人，不在天堂做奴隶。’”我态度非常坚决。因我回街道办事处就得把门面房带回去，所以他们软硬兼施，我提要求可以，但决不能回办事处。大厂劳司经理杨家祥提出，我的奖金和杨希震一样多，待遇和杨一样。杨希震许诺我不上夜班，工资、奖金待遇照旧。
2、家属服务队
到了小厂以后，我逐渐了解了这个厂的历史。西安整流变压器厂是从60年代发展起来的。老工人当时都是大厂的家属，以女性为主，属于大厂的家属服务队。西电公司下属每个大厂都有家属服务队，成员也都是相应大厂的家属。起初大概有十几个人，都是给整流器厂（大厂）的工人做后勤服务的，给他们洗衣服、做后勤，以这些方式挣一些微薄的工资，挣的钱只拿一半作为工资报酬，另一半留在家属队里作为积蓄。那时候人们都不贪，留着就是留着，慢慢的就积攒起来了，然后再继续发展就成立了小食堂，160余平方米。小食堂面向社会，是我们自己盖的砖瓦房。
我们现在的厂房那时候是一片空地，既不属于大厂也不属于小厂。当时的家属队队长说，把这块地开出来种点菜，也给大家分一点。因为那时候买菜还是计划的，自己种点菜大家一分也可以解决点生活问题。我们种地都是利用休息时间，完全是义务的，那时候队长都带头，带头去挖土、挑粪。当官的带头，底下工人都争先恐后的干。那时候种出来的菜，都是工人先拿，分到最后不好的才给当官的，所以那时工人是没有意见的。
盖小食堂过后不久，我们厂又租了两间房子，给大厂做配件，大厂也给我们派了一些技术工人，指导我们。这以后我们厂的工资就比较高了。不过我们做的一般都是大厂工人不愿意做的有毒有害的工作，那时候家里孩子多，光靠家里面一个人挣钱养活这么多人不怎么够，所以我们厂这些人只要有个工作能挣点钱补贴家用就满足了，只要能挣钱我们就不辞劳苦。
这样下来以后，我们干食堂，还给大厂加工小零件，当时有小冲床给大厂冲矽钢片，后来又买压缩机压塑料袋，慢慢的家属队积蓄就比较多了。有了积蓄之后，队长就和大家商量：“咱们把菜地平了，盖成厂房，这样咱们就有了自己的工厂、自己的家，以后大家老了就有养老了。”大家一听都很高兴，干劲大的很，都是利用休息日去干。平菜地、捡砖搭棚子，都是工人自己干的，连泥瓦匠都没请。那时四面通风、冬天非常冷，但是我们厂工人就这样干下来了，干的时候都不嫌条件艰苦、拿的工资低，就想着要建厂，就是用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干劲，把这个厂房给建起来了。
3、建厂
70年代刚建厂的时候我们厂只做元件，属于变压器的配件，大厂给材料、小厂做装配。现在厂里的黄金都是那时候剩下来的，因为那个元件需要黄金。元件特别挣钱，并且元件的技术都是大厂给我们的，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大厂就认为元件这么挣钱不能让小厂去生产，就规定大厂生产的东西小厂不能生产，小厂只能生产大厂不生产的东西。这样规定以后，我们厂的技术人员就自己设计做了整流变压器，我们就有了自己的产品。我们厂就这样很稳步的发展，厂子的规模不断扩大。过了12年，到1982年左右就成了现在的模样。那时候工人多高兴啊，觉得咱的厂在扩大，都盖楼房了，生产的产品也有了定型的样式。
我们厂70年代初大概有七八十人，1973年开始在大厂的工人子女中招人，1982年开始在社会上招工，到顶峰1986年有170多人在职（不包括退休）。建厂初期，工人尽管没有进入正式的社会保障，但福利待遇却很好，那时医疗是基本不花钱的，那时候工人看病，只要拿着厂里给的记账单就行了，年终由集体厂跟医院统一结算。要是病重了组织上还派人照顾你，那时候看病只要花一毛钱挂个号。后来到90年代，厂里就自己开了个卫生所（小诊所），有点感冒头疼啊，直接去拿点药，连挂号费都省了。当然有大病时，小诊所看不了，还是得转到医院。
我们小厂的工资一直较低，最初29元。60年代末工资涨了一些，70年代做食堂收入已经不错了，但工资也还是很低的。不过这时候大家都很满意，比如说种的菜总是工人先拿、队长后拿。集体企业工资的级别由国家来定。当时集体企业职工一般就是2、3级工资，最高4级，大集体2级工每月37元、3级42元，相比之下国有企业高一些，大厂2级工42元、3级49元。1984年以后理顺工资体制，工资翻倍涨到78元（以我为例，除掉小厂扣的两级工资，实际拿67元）。
1982年以前，我们从大厂买了几台大厂淘汰的机器。这样，设备有了、钱也积蓄了些，我们又开始盖房子，等于小厂重建了一次。1982年以后又陆陆续续从大厂引入了一些他们淘汰的设备。这些设备虽说是淘汰的，但都比较新，而且价格也便宜。这样，小厂规模进一步扩大。从1982年到90年代初，生产非常旺盛，活多，经常加班。工人每月工资有保障，也有奖金制度，年季月奖都有。夏天每人发100斤西瓜，每年都有10斤糖、1斤茶叶，国庆节发米、油，逢年过节还发水果等各种生活用品。效益真的非常好！
4、生产管理
从建厂时起，很多事情都是队长和大家一起商量决定。当时的财务制度也很好，那时候的会计、出纳、厂长，都很自觉的，就是错一分钱都要查账、汇报的，账目都是公开的。那时候财务都不保密，一保密就会有猫腻。
70年代以前，大厂和小厂的财务、人事关系相对独立。60年代成立家属队是大厂的决定，队长由大厂指派，一般都是大厂的中层干部。70年代小厂成为大厂的子厂，大厂派厂长、书记和技术人员，他们都是全民工，在大厂拿工资。西电公司十几个子厂都有一个服务队，后来都发展成为各自子厂的附属厂，跟我在的厂的规模、经营情况等等都很类似。
80年代书记说话算，90年代厂长说话算。杨希震之前，劳保、奖金和福利都由书记来定。杨之前的厂长周树荣和书记魏定是1985年上任的，两个人都办地下工厂，都出现了贪污腐败问题，相互勾心斗角，后来大厂来查，1991年厂长周树荣自杀，很快书记也离开工厂。书记魏定走时拿走了本厂很多职工花了很多年才试制成功的一个新产品的生产技术，后来又在张坝口那里买了一块空地办厂子。
在工厂管理方面，工人不是很主动。小厂的工人一般是大厂工人的家属，也没有什么文化。自己都不愿意去做主，只愿意听从上头的安排，而且要求也很低，只要有些钱发些东西什么的就很满足了。整个厂的运营基本上就靠一二把手的自觉。90年代以前经常开会，基本上每月都要开一次，每年都开一次全厂大会。工人当时对这个心里还不是很满意。每次开会主要讲财务状况、生产制度、工人纪律和生产技术等等，一般只讲好的不讲坏的，工人也不提意见，只想着早点散会。我当时每次都找最角落的地方坐，怕被厂长逮住发言。而现在上访之后才知道当年那些工人权利来得是多么不容易，以前认为那些是负担，现在才知道那些是权利。
二、工厂的衰落
5、张平安到任
1992～1994年杨希震当厂长，他只顾着抓生产，先后拉到多个生产任务。由于生产任务紧张，资金周转出现问题，为了接宁夏146万和青海36多万的工程，杨希震预支了职工的工资。1994年开始拖欠工资，后来大家就去大厂反映。杨希震不会走关系，职工们反映了两次，大厂就将杨希震罢免，派来了张平安。杨希震被调回小厂车间，后来也被张平安赶回了家，跟大家一样离岗，靠自己交保险。
从80年代开始，管理就开始不好。厂长杨希震人老实，会计经常不给他报账。杨对财务不太懂，也不大管，在杨掌权时，财务公开就没有了。张平安通过关系手段上台后，管理上为所欲为。在接任的财务移交单上，只有会计徐昕和张平安的签字，而不是杨希震和张平安的签字。移交单上还有很多其他的毛病。徐昕跟张关系不好，知道张来之后自己呆不长久，就主动要求调走。张平安要求徐昕按他的要求办才安排他走，目的是要拿走厂里的黄金。原厂的黄金本来应该由保卫科打灰印、会计拿钥匙、原厂长签字之后才能动，但后来黄金的移交单上没有保卫科的公证和杨的签字，张平安拿黄金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在旁边监督，他就径直带回了他的办公室。
张平安原来是普通工人，既不是党员也不是中干，凭借关系当上小厂厂长。他没当上小厂厂长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残疾人分厂。那个分厂最初是残疾人朱吉祥办的，那段时间朱吉祥很积极的去跑着办分厂，并且开得红红火火。朱吉祥两条腿不能走路，得在地上一步一步磨着走，他要办这些手续就可困难了，大热天一点一点的跪在地上磨到楼上去找别人帮忙，让别人签字。结果，张平安一来就把章子拿了过来，给朱吉祥一个月两百块钱就算打发了。朱吉祥气得不得了，但又不敢和张斗。随后，张很快就让原来分厂招收的几个残疾人回家，一个月给80块。这个分厂最早朱吉祥是法人，但很快就换成了张平安。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尝到了当法人的甜头。张平安当上我们厂厂长后，残疾人分厂就不再生产了，只保留了一个帐号。有这个分厂帐号，张平安开发票非常方便，张当时对职工们说，从分厂开发票可以为小厂免税增收，实际上则是张转移小厂资产和销赃的渠道。
以下就是职工起来罢免张平安以后，朱吉祥和她妻子徐玲写的证明材料：
职工群众证明材料
我叫朱吉祥，男，今年53岁，汉族人。1971年招进整流变压器厂上班（当时叫家属工厂，后改为五七工厂）。
我厂在360楼东头有一大间办食堂的门面房（约160m2）。后改为电瓶车间，当时的厂长周树荣对我说：朱吉祥，把电瓶车间撤了，你在那办一个残疾人福利厂，我们帮助你们，你好好干，行不行。
我接下任务。无论太阳有多么毒，我都摇着小车费力地跑上跑下，好不容易把手续全办完后。当时让我当法人，让我带领着残疾人，靠着我们的能力，干好工作，正当分厂欣欣向荣、正红火时，张平安来了，他一来就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先把法人代表换成了他张平安。然后他逐步让残疾人下岗，每人每月只给80元。因福利厂要年年审核，还得用我，所以给我200元生活费。张平安的女儿张华，全瘫加脑瘫，连与工人交流都完成不了，张平安居然也给张华在分厂拿工资（而且是单独一张表，开支多少，无人知道）。
我是二级残废，下肢瘫痪，爱人也在整流变压器厂，1996年张平安让我爱人回家。当时说待岗，这岗一下一直到受骗签失业合同。让我爱人与厂里彻底脱离关系，我们俩个靠着微薄的生活费，既要生活，又要供孩子上学，真是苦不堪言，而找张平安要些补助，他连半点同情心都没有，我们就再也没问厂里开口说什么。
请上级领导派人审查张平安的分厂帐，这里的名堂很多的。
整流变压器厂二级残疾职工 朱吉祥
2005.7.27
我叫徐玲，和丈夫朱吉祥在同一个单位上班。我是1979年4月开始上班，丈夫是1971年4月开始上班，为了小工厂贡献了宝贵的热血和青春。1996年大厂让我们小组全回到小工厂上班，张平安不让我们上班，让回家待岗，且未办任何手续，生活费也没有。2002年让我们回厂签辞职。当初张平安还出具了一份声明保证给我们办理好三金一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而且张平安信誓旦旦地说，厂里垮了，谁签字谁以后有退休工资，不签的我们不管了，什么都没有。结果我就签了。工作了23年只得到叁仟壹佰元的补偿，结果没过多久，又把叁仟壹佰元要回去，还倒付了伍佰元。我爱人是二级残废人，生活不能自理，儿子在上学，生活十分困难，我是老实人，上了张平安的当，我该怎么办。
整流变压器厂职工 徐玲
张平安一到小厂就卖掉了两台正在用的车，从此开始挥霍侵吞小厂的财产。张故意找茬，让工人离职，破坏生产。张平安还打击报复一些被他视为可能给他造成障碍或威胁的人，把关键的职位安排给自己的亲信，利用手中权力谋取不为人知的利益。
1994年，张平安刚上任时，我厂五间大库房堆满货物，库存价值二百万以上；厂院里还堆放着五捆矽钢片，其中日本产的有三捆。大厂保卫科的保险柜里还存着我厂八十年代加工产品余下的黄金碎片，约4080克，1995年，又接下了宁夏大坝电厂和甘肃门源炭化硅厂大订单。在这样好的生产形势下，张平安不是想着为国创收，为集体创业、为职工谋福利、办好社会保险，而是起了歹心。一方面克扣职工福利，将职工逼回家，一方面在别处私建新厂，以我厂名义另起炉灶，设两本账，收入归新厂，支出从老厂账上扣，并将厂里资产逐渐转移至新厂，没两年，厂子就被掏空了。（张平安在西安北郊草滩另开新厂的事，是我们在2004年10月无意中从以前的老客户那里得知的，他说：“你们厂效益好得很，在草滩另造一厂，面积比原厂大得多。”该客户2004年10月15日刚在草滩的新厂购入5台变压器。）
6、欺压工人的罪行
张平安一上来就开始赤裸裸的剥削。第一，用谎言欺骗退休老人，使老人“心甘情愿”被他每月扣掉20元。后来变成事实上的降工资，不仅不补偿，还一直扣到如今。第二，从他上任后，停止全厂职工药费报销，改为每年只发120元药费。第三，开始用各种借口大肆排挤走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副厂长、供销科科长、保卫科科长等，让上班的职工下岗回家，既不发待岗工资，又不办下岗证。当时政府有政策：下岗人数不能超过本单位职工的10%。张平安将我厂90%以上的工人撵回家，无法给我厂职工办下岗证。没有下岗证，就享受不到国家的优惠待遇，这使我厂被遣回家的职工既没有待岗工资，又领不到下岗补助。第四，违背自己的承诺，诱逼职工自动退职，对上当受骗签字的职工还要再扒一层皮。
张平安要工人轮流放假，名义是轮流放假，其实放假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工作的机会了。1994年12月张平安来的时候，工厂有90多个工人。当月他卖掉了两辆车后，立刻要大家轮流放假，那时候因为快到年底可能有东西分，工人就都不愿意走。到第二年开春（1994年12月到1995年3月），陆续走了第一批的工人，有40多个。当时张平安说各个小组都要不了这么多人，与其这么多人分这一份工资，不如一部分人出去在外面找些活干，而且还给到外面的人发些生活费，等到工厂有活的时候再让大家回来。当时在外面活比较好找，也比较赚钱，而且不用任何手续，因此第一批人比较自愿地就走了。第二批走了20多人，离开后每月拿70元的生活费，但是没给几个月，后面就降到了50元，大家都嫌少不愿意，张就干脆之后都不给了，之后第三四批走的人也都没有生活补助了，放假期间跟待岗一样，什么都没有，生活费也不发。
其实在当时小厂的活很多，第一批工人走了之后，剩下的工人就整夜加班，而且不给加班费和奖金，大家就开始有怨言了。张平安骗大家说杨希震在任时留下来很多账，为了补杨的亏空，就得再减员增效，要求大家继续离岗，加上这个时候大家活干得很多钱却拿得很少，而且张有意挑衅工人，逼走了很多人。第二批离岗的有一批装配工人，全是女工，张对他们说话很不客气，让这些工人很是生气，于是她们就和张吵架，之后一气之下就走了，整个工种也就撤掉了。另外一个硅堆组，由于很考验技术，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从头到尾对一件产品负责，最后检查出来是谁的成品有问题就让谁返工。张来了之后，要求改成流水线作业，这样就不能有效地检查问题和责任，当时的组长不同意这么做，在跟张吵架之后也就走了，当时一些技术好的工人也就跟着组长走了。实际上张这样做是故意为了将这批工人逼走，然后让其将硅堆的技术和配方留下，后来小组撤销掉之后，张将这项业务转包给厂外自己的一个亲戚（即私办的新厂），让剩下的几个比较听话的工人去教那个厂技术。当时张对他们说反正你们在这里也没有活做，不如去外面赚些钱，等到这些工人教会了外面那个厂之后，他们就被炒掉了。装配小组也被撤掉转包给了外面，工人全部回家。有一次，硅堆的一个职工在商店里看到张在给会计张西玲（张平安的亲信，在我们厂身兼五职，包括财务科科长）买衣服，行为亲密，第二天就让该职工下岗了。这不就证明了一切了么？后来第三批和第四批都是陆续走的，跟他不和或是不听话的就得走人，到了1998年，全厂就只剩下10个在岗工人了；2001年的时候，全厂只有9个在岗职工。
张平安为了把工人赶出工厂，想尽各种办法。库房本来3个保管员，互相监督，结果他先让下了一个，然后说上班用不了这么多人，只让2个人轮流上班，一个单月上一个双月上；后来又不给发劳保，逼走了一个人，就只有一个人上班；之后还不罢休，又经常不给发东西，1998年又逼走一个。最后库房的钥匙就由他自己保管。在财务制度里，库房保管员是很重要的，张赶走库房保管员后，相关账目就都让张西玲来做，张西玲拿发票来小厂报销，谁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材料进到小厂里面来，她拿多少发票都可以报，完全不见东西。
对工会主席兼书记李桂月，先说她做书记不称职，让大厂再派一个书记李铁军。让李桂月去打扫大院、厕所，李桂月一气之下就回家了，办了一个内退。李铁军上来之后不长时间，张平安想办法找李铁军的茬，也不给他发工资，也不让他管事，尤其是财务上的。李铁军原来在大厂是中干，2001年没有打招呼就走了，保卫科长贾环城随之也走了。保卫科长走后，厂里就更加没人了，张随意拿库房的东西，让他的保姆来看门，钥匙也在他的手上。2001年从外面一次性拿了两张20多万的发票，让出纳陈美英来填入库单，陈很怀疑（入库单本来该保管员来填的），后来张平安就不再让陈填，改让别人填了。从入库单上很多人都能看出问题，但没有一个人敢提。出库单也是同样的。比如材料从小厂里出，出纳做账时客户要普通发票，通过这些发票可以看出，支出记在小厂账上，收入却记在小厂的分厂账上。活、材料和人工都是小厂的，结果收入流进了分厂，分厂的账户其实一直都在张的手上，钱这样就归张平安了。废品出库账、门面房账，除了转支票的以外，其他的全部不让出纳管，现金一类的都让会计张西玲管。
张平安到任后，杨希震谈的项目已经拿到了，张平安却还继续以经营不善等借口拖欠工人工资。职工去找他，他说自己没钱，不能发工资，职工们的医药费也不能报。1998年开始，张平安又把退休工资给扣下来，退休工人去找才给补上来。
以下是我们起来同张平安斗争后，张平安经常说的几句话，可见其本性。
张平安的若干言论
1、孙礼静带人把我告到检察院，引狼入室，狼进了门就得喂饱，我把钱都喂了狼，哪得钱为你们办事？找孙礼静去。
2、你们不是会告吗？我宁花一百万买路，也不花一分钱为你们办事！
3、孙礼静想依靠下岗工人把我这个皇帝拉下马，他们有那个本事吗？我会要他们一个个好看。
三、各自为战
7、工人们的斗争
1986年开始实行社会保障，养老保险集体企业交3%，国有企业交20%。90年代改制后大集体和国有企业缴纳的保障金开始拉齐，需补齐每月17%的差额。职工自己交不进去，按国家规定必须由集体企业交，但很多企业拖着不交，出现了很多纠纷。
自张1994年12月到任始，他就一直没给我们办过三金一证：养老统筹金(包括并轨费)、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障金、失业证。2002年张平安叫大家去他那里办失业证，他想他还是个厂长，能够叫大家来签字走人。工人们当然不愿意，因为张平安自己说他给我们交了三金，但是究竟有没有交呢？工人们就去社保处去查，发现不但是没有交养老金、连1993年到1998年的并轨金也没交。这样查了之后大家就更不愿意了，聚集起来坚决不签字。大家都说，如果不把这些办好、生活福利不给我们，怎么能够叫我们签字？我们就是不签。张平安就说：“你们都不上班了，凭啥给你们交？”你说他讲理不？当初是他骗着大家回家的。厂是大家建起来的、厂里的材料都是我们工人的钱买的，为啥不给我们交养老金？养老金是国家规定给我们的福利保障，是我们理所应当得到的。
工人们只能这样跟他讲，但是他坚决不给交。那时，全厂职工都没签字离开，人比较多，全都到小厂论理，张平安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神情，工人干着急没办法。于是大家就来找我了，这是因为我写过的一首打油诗引起大家注意，还有我平时说话总带着一种知识分子的酸文气，他们觉得我和一般工人不同。那个时候我还在家里，还没有和张平安发生直接冲突，我就叫工人们到大厂去：“你们去了大厂叫他们把他撸下来换个人就行了。”于是大家就一起去大厂，要求大厂重新派厂长。可是大厂的领导答复说，他们（大厂）已经改制了，而我们没有改制，所以今后我们厂的事情他们就不管了，由我们自己管。工人们当时就说了：“自己管咋办？张平安不给我们弄，我们咋办？权在他手里他不给我们办我们咋办？”后来大厂的领导就说我们是集体厂，可以自己选领导。但是大厂不给我们相关的文件我们咋选？
于是2002年5月大厂给了工人们一封函，说根据国务院88号令，如果我们对张平安不满意，可以自己重选厂长。但是那个函给了工人以后，工人们反而傻眼了，因为大家都没思想准备，选谁呀？
年轻人谁都不愿意当厂长，而张平安却怕年轻人将他撵下台去，当年轻人聚集在小工厂时，张平安就哄老人说年轻人要夺权，如果年轻人夺了权，就不会再给老人们发工资，要老人一定要保他。这样，小厂的年轻人和老人便发生冲突，年轻人还曾经找过我，向我说明原因，希望得到我的支持，并希望我能去做通老人的工作。在一次自发的职工大会上，张平安仍拒不答应为大家办三金，由于几个老人瞎起哄，会议无果而终。会后，几个明理的老人开始要医保，年轻人也为三金而发愁，都开始找我。我那时不想多管闲事，没多想，也提不出好的办法，只能说：“张平安是大厂指派的，还是应该找大厂。”正在这时，重庆的妹妹手腕骨折，年迈母亲还跟她生活在一起，我就赶紧到重庆去照顾妹妹和母亲了。
年轻人没有人撑头，老人也不配合年轻人，大家都心想：“算了算了别选了，还是张平安吧，叫他给大家交了钱大家走人就算了。”于是工人们就又去求张平安，张平安一见就更得意了，说：“叫你们选你们还不选，这还是非我莫属！” 这么一来，他一下子气焰就更上来了，坚决不给工人们交三金。说：“你们要签字就签字，你们签了字就自己去交那个三金。你们要不签字，我也不给你们交，到时候你们要交都交不进去，退不了休就跟孙礼静一样！”（我是从小集体调入大集体的，张平安一直不给我办调入手续，导致我不能正常退休。）
因为大厂坚决不管，工人们都不愿意，只能成天扭着张平安。所以张平安就耍了个写声明的花招，骗大家签字，因为如果工人们都签了字，交不交钱就是由他说了算的。因为权在张平安手里，我们只要签了字他就可以把档案转掉、钱却仍然不交，这样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而且也没办法挽回了。
声 明
我张平安以西安整流变压器厂法人资格的名义向全厂下岗职工承诺：为下岗职工负责办理（三金一证）：
一、 补交齐1993年～1998年期间的养老保险金（注：与全民体制并轨）。
二、 职工的医疗保险金办齐（从办证之日起办齐）。
三、 补齐两年社会失业安置费。
四、 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交至与厂解除劳动关系止。
五、 本厂向下岗职工发放失业补偿金（叁仟壹佰贰拾元整）。
六、 以上五条件保证在签字之日起壹个星期内办理完毕，否则造成损失及后果自负。
下岗职工代表：刘和平 郑晓秦 声明人：张平安 2002.8.8
西安整流变压器厂（厂公章）
他当初的声明写得很清楚，三金都写出来了：养老统筹金、失业保障金和医疗保险金；还有一证，就是失业证，说是办了失业证可以和市面上的人一样去领生活费，那时候只要把94年到99年的一个补差费交了以后，工人们就可以到社会上领两年的失业费；但是如果这段时间不交的话，就只能拿半年的。可是当初工人都不知道。那时厂里的人就只想要93年到98年的养老统筹金，因为养老金是将来有关大家养老的，所以大家都很看重，而对失业金没有深究。其实失业金也是很重要的。这样的例子都很惨，很多工人只拿到半年的失业金，就是因为厂里没有交补差费。
你就看这个声明，写得多好，“三金交到签字之日止”，大家一看，都说“嗯，那还差不多”，就去张平安那里了。张平安就让大家在失业证上签字，大家就不愿意了，“你还没给我们办、你光是承诺、你得给我们办了再签字。”工人们也不是傻，那就不签，到处去查发现还是没办，就要求张平安办了再签字。张平安脑子又转了，说要和工人们签一个协议，让工人们写明了是自己要辞职他才给工人们去办。张对工人说：“我如果把三金办齐了，你们不辞职咋办？所以你们得跟我签个协议，保证你们一定辞职。你们要是协议里都不肯签字，就说明你们工人没有诚意！”老实的工人一看声明写的挺好的，就在张西玲写好的协议上签上名字。
协议书
西安整流变压器厂与下岗职工达成如下协议：
1． 本人自愿要求厂方补偿93年－98年与全民并轨的养老保险差额部分。
2． 厂方补齐养老保险应缴部分的差额到本人与厂方解除关系的月份。
3． 补齐后，本人愿与厂方解除劳动关系，并将档案转入西安市劳务中心。
4． 签定本协议的同时，职工应同时在失业证明书上签字，厂方按本人签定的失业证明书和协议书办理失业保险金。
5． 本协议签字生效，若有违约，责任自负。
厂方代表：张平安
职工代表：张红双 何奇 等（略）
大家心想，反正有声明了，那就按照声明办就行了，协议写得怎样就无所谓了，于是很多工人都签了字。但这并不是在失业证上签字。张平安看协议一签，以为大功告成，就让张西玲拿着工人们的协议去办档案转移，想把大家挪到社会上去、这样厂里就不用帮工人交钱了。然后，张平安叫来几个关系和他特好的老人守厂门，不准年轻人进厂门，自己就躲起来，还不是躲回老家，而是躲到他朋友家里去了，让工人们死活找不到他。年轻人那时候都以为协议一签就是当真了、档案也会被转走，全吓坏了；工人们再看厂长一跑，连厂门都进不去，更怕了。于是大家就把声明放大复印以后跑到大厂去，质问说：“声明都写了，厂长却不给我们办；骗着我们在声明上签了字，却不给我们交钱，现在我们要交都交不上去了！”工人们便坚决要求大厂罢免张平安。同时，由于几个老人为张平安看大门，年轻人也和老人有了矛盾，年轻人跟张平安之间更是水火不容。
那时候工人们确实是以为自己交不进去钱了。而事实上，张平安拿着协议去劳动局失业处把工人档案往外迁时，手续办不出来——因为这不是在正规的失业证上签的字，是无效的。手续办不成、工人们又闹得很厉害，张平安只好出来，继续向工人们诡辩，说要工人们自己先交钱、他张平安没钱了。
这就从02年8月一直拖到03年年底。2003年6月时，大厂来拆我们的厂房、门面房，阻止拆房的时候有许多工人被打伤了，但是连工人们住院的押金、住院费药费厂里都不给报销——大厂就一直这样袒护着张平安。厂里的房子拆了、张平安又不给交钱，有一部分人就跑到检察院举报张平安。03年6月，厂里职工第一次向检察院举报张平安私吞黄金的事，希望检察院能处理张的贪污罪行。当时没有人敢在举报信上签名，落款写了“西安整流变压器厂”，检察院说因为是匿名信，不予理睬。检察院不但不办理，还吓唬工人，说“举报查无实据”，“你们这样的小厂，怎么会有黄金呢。如果你们证据不足的话，你们会以诬告罪受法律制裁的”。这样就把写举报信的工人吓得不敢再签名举报了。
03年8月，老工人要医保、年轻人要“三金”。年轻人八九十个，张平安怕斗不过，鼓动老人保护他，老人们有60多个，他们都有养老，厂里给发，那时老人还没有进统筹（进统筹后社保机构给发养老金），所以他们也不想得罪张。张平安在小厂装配车间开会，年轻人要医保，老人就问什么是医保，因为张平安从来没有给老人报过医疗费，老人们都不知道医保，于是年轻人给老人讲了，老人就也向张要医保。年轻人想和老人联合，不过老人不愿意和年轻人联合，觉得年轻人要“三金”很多，而且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当时闹了几次，就是随便吵吵闹闹，没有组织，最终也没有闹起来。因此，有一部分工人就觉得失望了：选厂长时又没有人愿意出头，张平安又是这个样子。大家想就算了，这时候张平安又说，他能给工人们办到02年8月，那样工人们以后自己交还交得进去。工人们觉得交得进去就可以了，都想签了字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不再纠缠了。于是这样在03年年底的时候，就签了60来个人。
工人们签字，不是因为信服张平安，而是因为检察院、大厂都保护他，工人们是因为失望才签的字，心里都是不满意的。是觉得自己闹不赢，外边都在保他、我们不可能取胜，所以就不想再惹这个气了，自己赚点钱还能养活自己。这些钱也不想争取了，厂里的东西不要就不要了毕竟不是我自家的。
在那时签字之前，张平安还说要把一次性赔偿金（即买断工龄费）3120元给工人，最早发的一笔是在03年10月份。张平安几次说签字就发钱，吸引工人去签字，让工人们产生错觉以为签了字还有钱可以拿。到12月份为止，工人们就签得差不多了。这时候大家就要求张平安去办理保险，再不去办理就不行了，连03年的也交不进去。于是张平安就给大家办了，但要求只有大家把3120元退回去，他才给大家办。他对工人说：“你们把钱交给我，我才帮你们交养老金、并轨金。你们不交回来，我就不替你们交了。我还少麻烦呢！”大家一看，发现被骗了，可这时候已经在失业证上签了字，没办法挽回了。于是大家拿到的钱马上就被收了回去，有些人甚至是昨天拿到的钱今天就交回。其实这3120元即使是作为买断金也是很低的，可张平安还要我们自己拿这钱买保险。按照规定，保险应该是由厂里一直交到买断之时的，我们单位是03年年底签字，却只交到02年8月，张平安还要工人再给他500元才交到2002年12月，整整少交了一年。有几个人坚决不退钱，结果他们的养老金就一直没交成。另外二金一证毫无动静，由于没有交失业金，失业职工本应领取2年的失业救济金也只领了半年。对没有签字辞职的职工，养老金最多交到了02年6月，大部分只给交到01年8月，待岗工资和其他待遇一概全无。
这样到2003年年底，还剩下20多个没签字的职工，主要想解决养老金、失业金和医保金，于是他们到法院告，法院说这是劳动纠纷，你们到劳动局去。劳动局说你们去劳动仲裁，劳动仲裁更合适。结果劳动仲裁告诉她们说，在劳动仲裁可以赢官司，但赢官司也办不了事，因为劳动仲裁只能仲裁，没有强制的法律效力，只有法院才有强制的法律效力。就算仲裁局判她们赢了，也没法强制张平安执行，那结果就是花了仲裁费却没啥效果。仲裁局这么一说，他们就有点心灰意冷了。
劳动仲裁让职工们去找主管上级，但大公司和大厂一直都不管，工人们要求大厂另派厂长，但大厂不派。工人们想着如果到检察院举报，张平安贪污成为既定事实，那上级就会再派一个厂长来。于是在04年3月，厂里职工第二次举报张平安。检察院又没回音。有工人来找我，我说如果你们一点都没有行动，过期要作废的。于是工人们就有点担心了，怕再过一段时间哪里都不管他们了。他们也想，东方不亮西方亮，总有一个地方是走得通的、可以罢免张平安的。经过三个月的心灰意冷之后，04年6月她们又开始去检察院举报。第二次以及以后的去检察院检举，是被逼的，职工实在是没有别的路可走。
结果第二次检举，检察院挖了个坑让我们职工去跳。检察院跟职工说，这些银啊、铜啊不值钱，你们就别写在举报材料里了，写多了我们检察院不好检查。反贪二科李卫民指示：“只写黄金一事，只要黄金查出来其他的就迎刃而解了，不要在这个举报上写。”这次举报，我厂职工将前任厂长、保卫干事、副厂长、会计徐昕作证人写上。起先张平安仍不承认，徐昕主动出示了他签字的移交单。 04年7月果真在张平安家里搜出了黄金，但检察院又说光有黄金证据不足。检察院的结论是口述的，没有书面的结论：“涉嫌贪污的主观犯意不能充分证实，故认定涉嫌罪证不足。”职工们当然不服了，说既然罪证不足，那还有铜。检察院就说你们只举报了黄金啊，铜又没写。职工们就想，那这样我们就再举报一次，把铜都加上去，可检察院不干了。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说：“你们04年3月举报的黄金案已结，不能再提。”他们说黄金已经立案，不能再次立案。黄金证据不足，又不能再次以黄金及其他财物立案，职工们就没办法了。
以下是对前三次举报材料的基本情况说明。
前三次举报材料的说明
第一次举报时间：2003年6月
无结论查无实据(厂长、会计说不知道)
第二次举报时间：2004年3月29日
回答：涉嫌贪污的主观犯意不能充分证实
故认定涉嫌贪污的证据不足 反贪二科
结论：挪用公物，不能算贪污
第三次举报时间：2004年10月
被举报人：张平安，男，汉族人
张平安是西电公司整流器厂正式职工，1994年指派到我厂担任厂长职务
举报内容：贪污
一、将厂里黄金约4公斤私藏家中
二、厂里门面房租金去向（还有车房）
三、审查十年来厂里的财务帐（还有厂里设备）
举报人：西安整流变压器厂全体职工
自从张平安担任厂长以来，给我们厂带来灭顶之灾
一、将全体工人全部赶回家，逼工人签字辞职解散厂里所有的组织，把所有职工逼回家，所有组织可是自然就消亡了。连看门的人也换上他的亲戚，现厂里除他的亲信会计外，已没一个职工上班了。
二、大厂强拆小厂厂房时，工人在厂里被打伤，他不管不问，连住院费都不给报销（他也是大厂正式职工）。
三、厂里黄金他拿回草滩老家，藏在他家里，当检察院的同志问他时，他还说不知道。厂里工人们的三金不给交，老工人的医保也不给办，说没钱，把黄金藏在家里是为什么。
四、迫害老工人，歧视随房过来的老工人。经常是不给涨工资，当门面房被拆时，停发老工人的退休生活费。当省工会，特别是中国残联转下来让街道办事处过问此事时，还笑其级别不够。逼得老工人五上北京，受尽千辛万苦，直到如今仍未解决。
就是这样一个接一个的踢皮球。最早工人只想要三金，到法院告张平安，法院说这只是劳动纠纷，你们得去劳动局；劳动局让我们去申请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又告诉我们劳动仲裁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工人们没有其他办法，最后只好采取向检察院举报的办法，希望大厂会再派一个厂长来解决问题，但检察院却又给工人设了圈套。在法院、劳动仲裁、检察院的圈子里，找不到一条出路。
8、张平安开始欺压我
1994年张平安到任后，发现我拿奖金跟厂长一样多，非常不满，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我是厂长，凭啥我拿的跟你一样多？”当下就把奖金给我取消。在大厂劳司工作时，因朱光孝的迫害，我患上青光眼，治疗青光眼的药费也一直报销。张来后，说：“你的协议上写明与本厂职工一视同仁。大家都不报，所以不给你报。”当时我的儿女正面临中考、高中会考，儿女前程要紧，我无心与他纠缠，咽下这口气，随他去。
1998年，退休工人涨工资。张平安对我丈夫说：“你家确实太困难了，一对残疾工人工资这么低，一双读书的儿女。唉，咋过呀！下个月我给孙师傅发40元补助。”我丈夫千恩万谢，回家对我说：“你还老说人张平安不好，他还想着我们家困难，要给你发40元补助呢。”我一听，说：“哎呀，黄鼠狼给鸡拜年了，我得去了解一下。”出去打听了一下，原来是给每个老人涨55元，补发一年。
02年上半年年轻人起来维权，下半年老人要医保，都来找我。因张平安没扣我工资，我没参与。02年8月，我妹妹胳膊骨折，我到重庆照顾母亲和妹妹。03年2月，原来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姜梅芳给我打电话，说除了我俩别人都涨工资了（313元到373元），叫我赶快回去。我赶紧回西安，2月15日，我去找张平安和张西玲问。张西玲说：“是给正式工涨工资，你们俩是临时工，所以不给涨。”我说：“你说我们是临时工，那请给出证据。”张：“养老统筹的名单上没你俩名字。”我说：“既然没我俩名字，那又为什么给我俩发工资？”张西玲无语。张平安说：“房子一拆，你们就连工资都没了。下个月就拆房了，给你俩涨也没用。”
我去找大厂，大厂进不去，再到大公司，再到劳动局和市总工会。我到市总工会去找，信访接待的同志给我写了介绍信，再拿着介绍信去找大厂工会主席。由此我找到大厂工会主席兼党委书记康爱琪。康爱琪看了我写的材料，说这是上访材料，我应该先去找个律师帮我写。
我请了律师，帮我写了材料。材料中有一句：房子已拆，工资被停。而我实际上说的是：房子即将被拆除，房子一拆，我就会停工资。我不知道为何律师写的和我说的不一样。后来康爱琪就指着这一句声色俱厉的说：“胡说八道，你说房子已拆，明明没拆，你说拆了，这就写的不对。”旁边一个女同志帮腔：“就凭这一句，他们就可以送你去派出所，定你个诬陷诽谤罪。”我也傻眼了，我去找律师，律师说：“他故意吓唬你呢，你让他告去。”4月7日，我又到市信访局，姓孙的科长说：“我已接到主任的电话，已经知道你是个大骗子，专会造谣、欺骗人，我们以后不再接待你。”
市信访局碰壁以后，我心一横，简单的收拾一下行李，买上到北京去的火车票，开始了赴北京告状的上访路。
我没去过北京，不知道北京的气候，没多带衣服。第二天北京就变天了，刮风下雨，气温骤降，我被冻得发抖，感冒发烧了。当国务院信访办给我开了“介绍信”后，我就急忙买票回家了。这是第一次到北京，只有7天。
从北京回到西安后，我又去找省工会、省人大，当时人大还管，现在不管了。03年11月我去了陕西省人大，人大给我的答复，由于他们只解决法院立案了的，所以建议我不要再找信访。我觉得那时还有点好人，他们叫我去找去找西电公司的一把手、最低也找二把手，说只有找到那些人才能给我解决问题。当时给我开了一个介绍信，让我找西电解决问题。西电公司的第一把手叫濮天祥，书记叫张立世，副总经理就是刘正学。我去找到濮天祥，说是人大叫我来找他，但濮天祥说自己不管这摊事，叫我去找刘正学。
刘正学是二把手，我见到了刘，他对我说：“很多时候都是要有牺牲的、每一件事过后都是有人要作牺牲的。你看你的孩子多好呀，我非常佩服你的才能，你这么困难能把你一双儿女都供养上大学，就凭你自己的能力，你让他们能顺利的上大学、还都是重点本科，我们西电公司哪一个不佩服你呀？所以我们相信你是有能力的，今后你的孩子大学毕业也就把你养了，这点退休金你就做个牺牲吧！”
这是他的原话，我牢记在心。听他这样无耻地说了以后，我也没和他吵，平静的说：“行，我愿意做这个牺牲。”
他就显得非常高兴，说“好好好”。
然后我说“我只提一个问题好吗？”
他说“好好好，你提你提！”
我就说：“刘总，我做的这个牺牲，能不能和江姐、赵一曼划等号？我做的牺牲是不是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如果是，我也能做这个牺牲、我也能像江姐一样，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不皱眉头带微笑。但是，刘总，如果我所做的这个牺牲，不是为了党的事业也不是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的贪婪、助长他们的腐败堕落，请问刘总，这样的牺牲我是当做，还是不当做？”他听我这样说，马上就不吭气、也不理我了。但这时，我并不是作为工人代表的，我还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
刘正学后来就说，“你这个事情，归劳司解决。”然后他就把西电劳司的经理叫来、那个经理又把张平安叫来。张平安就说不是他要停我的工资，是大厂拆了我带来的门面房，他停我工资是为了让我能去要赔偿。他说不是他张平安拆我的房，如果我去大厂把赔偿要来交给他了，他就给我开工资。你说这话混帐不混帐？张平安说他停我的工资是为了我好，因为他不停我的工资我就没有理由去告状了！“你把赔偿要回来交给我，我就给你开工资。”他就是这么说的。
第二次上访是03年11月底去，12月中旬回来的。我这一次几乎走遍了中央几乎所有的信访部门。这一次是以观察为主。在这些信访口岸，我观察接访窗口的态度，帮不认字的上访人填写上访表。当上访人叫我去天安门、中南海时，我摇头。那时，我是文明上访。
由于北京劳动部说我的问题是企业造成的。劳动部门的人说，小集体不能进大集体是指不能按同级工作调动办理调动手续，需先办个补救措施。在03年11月，因省工会帮忙，市劳动局第一次为我写了介绍信，要我们单位按政策为我办理手续。到劳动局我才知道，94年有个文件，关于企业的遗留问题。像我这样，小集体不能转换大集体可以补办个招工表就行了，工龄不受影响，连续算。这个政策从94年开始，01年结束。94年正好是张平安上任。这使我更增加对张平安的不满。04年4月的时候，西电公司刘正学还要我找这个“补救措施”的文件，我跑了很多地方，吃了很多苦才拿到。
这时候，厂里的其他职工都争斗平息了，因为签字了的都走人了，不签字的少数人就是后来和我一起罢免张的20个人。厂里的人还是一直都很关心我这边的情况，一直来问我咋办咋办。我一直说“管它呢，到时再说。”工人们很希望我带头，但看我始终不往这上面说，而且他们02年来找我的时候我没有答应，所以他们也就只是过来问一问。我就是一直为自己的事在跑，说不通我就往北京跑。
04年5月，我第三次北京上访，结果补发了我前8个月的工资。歇了两个月没上访，上访一停工资就没有了。所以6月又第四次去北京上访，西电公司驻京办事处来接我，说：“这个事情你还是回去吧，刘总一定认真给你处理！”刘总说要5方会谈，把我骗回西安。结果回到西安，他又说没说过找我开会的事，我在家呆了一天，第二天就上北京，这次在北京呆了一月。
9、我开始非正常上访
04年7月份我第五次赴京上访。以前几次上访我都是非常规矩的，但规规矩矩没有任何效果，这一次我被激怒了，成了完全的非正常上访。他们到北京来接我，我坚决不回去，哪里人多我就往哪里走、往哪里叫。去北京去中南海，玉泉山，钓鱼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