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学习列宁《怎么办？》
：泽 星
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中最有影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不断增长，逐步发展成为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系统的修正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的历史转变时期，伯恩施坦提出了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路线和策略的投降主义路线，作为这一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践，首先是1898年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事件。这两件事情合并构成了国际机会主义反动思潮发展的高峰，第二国际逐渐进入了修正主义占统治地位时期，导致第二国际破产。这个时期，以列宁为首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开展了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并在俄国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
1901年底到1902年初，列宁写出了名著《怎么办?》一书。《怎么办?》一书，不仅系统地批判了伯恩施坦主义，总结了全俄政治报《火星报》创刊两年来的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而且也提出了很多俄国革命的全面而具体的计划。所以列宁给这本书确定的副标题又叫“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
“以古为鉴，昭示未来”，也即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面临的的迫切问题是否已经根本不同于过去了呢？最近重读列宁的《怎么办？》，认真检讨我们的所思所为，感受很深。为有助于准确认识我们面临的形势机和任务，解决“怎么办”的问题，从而建立起对未来的信心，特摘录《怎么办？》部分内容与有兴趣的同志共享。简短的心得放在【】里（摘录的黑体字是列宁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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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应当从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党。伯恩施坦提出了一大套颇为头头是道的“新”论据和“新”理由，来为这个政治要求辩护。他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和根据唯物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认大众日益贫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事实；他宣布“最终目的”这个概念根本不能成立，并绝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他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这个理论好象不适用于按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管理的真正民主的社会，等等。
于是，人们在要求由革命的社会民主运动坚决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运动的时候，也同样坚决地转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既然很久以来，无论在政治讲台上或在大学讲坛上，无论在很多小册子中或在许多学术著作里，都已经进行了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既然几十年来，一切出身于有教养的阶级的青年，都有系统地受到了这种批评的教育；所以社会民主党中的“新的批评”派一出世就非常完备，好象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这是毫不奇怪的。这个派别，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刊物上搬到社会主义的刊物上来的。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25页
只要不是故意闭起眼睛，就不会看不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的“批评”派无非是机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变种。假使判断人们的时候，不是看他们自己给自己穿上的漂亮服装，不是看他们自己给自己取的响亮名字，而是看他们的行为怎样，看他们在实际上宣传的是什么，那就可以明白，“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成分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
自由是个伟大的字眼，但是人们曾经在工业自由的旗帜下进行最富有抢掠性的战争，在劳动自由的旗帜下掠夺劳动者。现在所使用的“批评自由”一词，也含有同样虚伪的内容。假如人们真正确信自己把科学向前推进了，那他们就不会要求新观点同旧观点并列的自由，而会要求用新观点代替旧观点了。而现在高喊“批评自由万岁!”这太象那个关于空桶的寓言了。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26—227页
在运用这个“批评自由”时所立刻表现出来的不但是缺乏任何批评，而且根本缺乏任何独立的判断。……这不是什么批评自由，而是奴隶式的……甚至更坏，是猴子式的模仿！现代国际机会主义的同一的社会和政治内容，依各国的民族特点而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态。在某一个国家里，一批机会主义者早已独树一帜；在另一个国家里，机会主义者忽视理论，而在实际上实行着激进社会党人的政策；在第三个国家里，革命政党的一些党员投奔到机会主义营垒中去，他们不是进行维护原则和维护新的策略的公开斗争，而是采取渐渐地、悄悄地、可以说是不受处分地败坏自己的党的办法，来竭力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第四个国家里，同是这种倒戈分子，在黑暗的政治奴役之下，在“合法”活动和“不合法”活动的相互关系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运用着同样的方法等等。说什么批评自由和伯恩施坦主义自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统一起来的条件，却不分析俄国伯恩施坦主义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和产生了怎样特殊的结果，——这就等于是，说了话是为的什么也不说。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32页
这种联盟的必要条件，就是必须使社会主义者完全有可能向工人阶级揭示工人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的敌对的对立性。现在大多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向往的伯恩施坦主义和“批评”派，却剥夺这种可能性，腐蚀社会主义的意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宣传社会矛盾缓和论，……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缩小为狭隘的工联主义运动，缩小为要求逐渐实行细小的改良的“现实主义的”斗争。这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否认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权，因而也就是否认它的生存权，是完全一样的；这在实践上就是想把刚刚开始的工人运动变成自由派的尾巴。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35页
【在《怎么办?》一书中，列宁首先揭穿了修正主义者所谓“反对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口号的反动实质。
“反对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是国际修正主义惯用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手法和口号。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就是在这种口号下，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猖狂攻击。列宁指出，伯恩施坦主义者尽管高呼要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但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向前推进一步，也没教导无产阶级任何新的斗争方法。修正主义者只是抓住一些零零碎碎的反动的落后的理论来愚弄无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所散布的“批评自由”，无非是企图用资产阶级观点来篡改马克思主义。“批评自由”是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借口，其真实目的是要抛弃任何严整的革命理论。
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意“批评”，是与他们由社会主义运动转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相辅相成的，并且归根结底是其改良主义路线服务的。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的“批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绝不等于是“教条主义”。恰恰相反，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把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奉为信守不渝的原则。】
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在理论思想发展方面的冷淡和无能。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例子非常明显地说明了全欧洲的普遍现象（这是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早已指出了的现象）：赫赫有名的批评自由，并不是以一种理论来代替另一种理论，而是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是折衷态度和无原则性。凡是稍微了解我国运动的实际情况的人，都不能不看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理论水平有了某种程度的降低。有不少理论修养很差甚至毫无理论修养的人，由于看见运动有实际意义和实际成效而加入了运动。由此可见，《工人事业》杂志得意洋洋地提出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是多么不合时宜。在理论混乱的时代来重复这句话，就同在人家送葬时高喊“恭喜恭喜!”一样。而且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这句话，是从他论述哥达纲领的那封信里摘引来的，马克思就在那封信里严厉地斥责了人们在说明原则时所抱的折衷态度。马克思写信给党的领袖们说，如果需要联合，那末为了达到运动的实际目的，可以缔结条约，但是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马克思的意思就是这样。而我们这里却有人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来竭力减弱理论的意义!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密切融合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242页
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自觉成分”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所有那些说什么“夸大思想的作用”，什么夸大自觉成分的作用等等的人，都以为工人只要能够“从领导者手里夺回自己的命运”，纯粹的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创造出而且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但这是极大的错误。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54页
既然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①，那末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一般说来，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人们谈论什么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就恰恰是使它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恰恰是按照《信条》纲领进行，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也就是工联主义的运动，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向，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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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这一创造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分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分、以蒲鲁东和魏特林一类人的身分来参加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能或多或少地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才能或多或少地参加这一创造工作。为了使工人能更多地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尽量设法提高一般工人的觉悟水平，使他们不要自限于被故意缩小了的“工人读物”范围内，而要学习多多理解一般读物。更正确些说，不是“自限于”，而是被限于，因为工人自己是阅读并且也愿意去阅读那些为知识分子写的读物的，而只是某些（恶劣的）知识分子，才认为“对于工人”只要讲讲有关工厂制度的情形，反复地咀嚼一些大家早已知道的东西就够了。——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56页
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①。所以某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越是年轻，也就必须越加积极地反对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也就必须越加坚决地警告工人，叫他们不要听信那些大喊大叫反对“夸大自觉成分”等等的恶劣的劝告者的话。经济主义者的来信的们和《工人事业》杂志异口同声地攻击运动在幼年时期所特有的那种不肯容忍的态度。我们回答说：不错，我们的运动确实还处在幼年状态，而为了赶快成长起来，它正应当感染上不肯容忍的精神，以对待那些用崇拜自发性的态度来阻碍运动发展的人。硬把自己装成一个早已经历过斗争中的一切重大变故的老头子，这是再可笑，再有害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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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人们常常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在下述意义上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深刻更正确地确定工人阶级受苦受难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领会这个理论，只要这个理论本身不屈服于自发性，只要它使自发性受它支配。通常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工人事业》杂志恰恰忘记和曲解了这个不言而喻的道理。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时时刻刻以各种形式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却自发地而又最厉害地迫使工人接受它。——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58页
总之，我们已经确实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新派别”的基本错误就在于崇拜自发性，就在于不了解群众的自发性要求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群众的自发高潮越增长，运动越扩大，对于社会民主党在理论、政治和组织工作方面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的要求也就越会无比迅速地增长起来。
俄国群众的自发高潮来得非常迅速（而且现在仍是这样迅速地发展着），而社会民主党的青年们对于完成这些巨大任务却没有准备。这种没有准备的状况是我们大家的不幸，是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不幸。群众的高潮在继续不断地、前后相承地增长和扩大起来，不仅没有在它开始发生的地方停止，而且席卷了新的地区和新的居民阶层（青年学生、一般知识分子、甚至农民中间的风潮，都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活跃起来了）。但是革命家无论在自己的“理论”或自己的活动中，都落后于这个高潮，没有建立起一种连续不断的、前后相承的、能够领导全部运动的组织。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68页
任何崇拜群众运动的自发性的行为，任何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的行为，都是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准备基础。自发的工人运动本身只能造成（而且必然造成）工联主义，而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308页
【列宁批判了经济派的自发论，阐明了革命理论对于工人运动和党的建设的重大意义。他指出经济派的错误是全面的、系统的。它在思想上，政治上、策略上以及组织上都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致列宁认为仅用“经济主义”一语并不能概括经济派的全部内容。列宁强调指出经济派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崇拜自发，不了解革命理论、觉悟性的重大意义。
历史已经表明，科学社会主义不可能产生于自发的工人运动之中，它只有在深湛的科学基础之上才能被创造出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无产阶级所处的地位使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这种创造。列宁明确指出：“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把政治鼓动扩大到必要程度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工作。不进行这样的揭露工作，就不能培养群众的政治意识和革命积极性。因此，这种工作是整个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因为就是政治自由也丝毫不会取消这种揭露工作，而只会稍微把这种工作的方向改变一下。例如，德国党正因为它毫不松懈地努力于政治揭露运动，才特别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对所有一切（不管是涉及哪一个阶级的）专横和压迫、暴力和黑暗现象有所反应（并且是用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不是用其他什么观点来反应）时，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意识的。当工人还没有根据各种具体而且确实现实的（当前的）政治事实和事件学会观察现社会中其他各个阶级在其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和估计一切阶级、阶层和集团的活动和生活中一切方面的表现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的。谁把工人阶级的注意、观察力和意识完全或者哪怕是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自己身上，他就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工人阶级的自我认识是与那种不仅是理论上的……更确切些说：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不如说是根据政治生活经验形成的对于现代社会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十分明确的认识密切联系着的。所以，我们的经济主义者所谓经济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运动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的这种宣传，按其实际意义来说，是极其有害而且极端反动的。工人要想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应当明确认识地主和神甫、显宦和农民、学生和游民的经济本性及其社会政治面貌，就应当知道他们的强处和弱点，就应当理解每个阶级和每个阶层用来掩饰它自私的企图和真正的“心意”的流行词句和各种诡辩，就应当懂得哪些制度和法律反映着和如何反映着这些或那些人的利益。而这种“明确的认识”无论从哪一本书里也学不到，只有根据具体的情况，只有把现在在我们周围发生的，大家都按自己的方式谈论着或者只是私下谈论着的，表现于某些事件、某些数目字、某些法庭判决词等等之中的一切情形都就地立刻揭露出来，才能使人们获得这种认识。这种全面的政治揭露工作，是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条件。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84—285页
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所以我们对于为了给工人灌输政治知识应当怎么办这个问题，决不能只是提出往往可以使实际工——尤其是那些倾向于经济主义的实际工——满意的那种回答，即所谓“到工人中去”。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把自己的队伍分派到各方面去。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93页
我们应当始终坚持说：这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理想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当是工联会的书记而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要善于对所有一切专横与压迫的现象有所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他们要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横暴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他们要善手利用一切琐碎的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94页
当我们说到现在大多数工人运动领袖缺乏修养时，我们也不能不提到这方面的修养问题，因为这也是同“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经济主义”见解相联系的。但主要的任务当然是要在一切人民阶层中间进行宣传鼓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容易执行这种任务，因为那里有各种群众集会，凡是愿意参加的人都可以参加，那里有议会，社会民主党人可以利用它在一切阶级的代表面前讲话。我国既没有什么议会，又没有什么集会自由，——但我们还是善于把那些愿意听社会民主党人讲话的工人召集来开会。我们也应当善于把一切阶级中间凡是愿意听民主主义者讲话的人都召集来开会。因为谁在实际上忘记“共产党人支持一切革命运动”，忘记我们因此也就应当向全体人民说明和强调一般民主任务，而一分钟也不隐瞒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谁忘记这一点，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谁在实际上忘记社会民主党人在提出、加剧和解决任何一般民主问题方面，自己有责任走在大家前头，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96—297页
要知道，只是自称为“先锋队”，自称为先进部队是不够的，——还要做得使其余一切部队都能看到并且不能不承认我们确实是走在前面。所以，我们要问问读者：难道其余各个“部队”中的人物都是些傻瓜，居然是单凭我们空口说白话就会相信我们是“先锋队”吗？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97页
【列宁在这里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意识到革命理论对工人运动的巨大意义，因而特别强调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当科学主义一旦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工人的阶级斗争就成了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摆脱有产阶级剥削的自觉斗争，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高级形式——独立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政党也就产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就是引导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创立的革命理论，阐明了这种结合的必要性，指出了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列宁全集》第4卷第225页）
党是工人运动自发过程的自觉表现者，是工人运动中的觉悟成分。这就要求党不能象经济派那样，只满足于尾巴主义者的地位，而应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性，真正起先锋队的作用。因此，列宁一再教导革命政党必须对理论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且，也特别强调理论运用于实践，即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要，并具体提出了如何结合的一些方法。】
从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的原理中，决不应当做出经济斗争（即工会的斗争）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一般说来，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利益只能用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例如，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62页注
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并不是在工人阶级同仅仅某一部分企业主的关系上代表工人阶级，而是在工人阶级同现代社会的各个阶级，同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关系上，代表工人阶级。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以经济斗争为限，而且不能容许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揭露工作当做他们的主要活动。我们应当积极从政治上教育工人阶级， 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72页
（经济派）所谓“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句漂亮话，听起来虽然“极端”深奥，“极端”革命，其实只是掩盖着那种力求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的传统倾向！……其实，“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句话不过是意味着争取经济改良而已。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76页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过去和现在都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包括到自己的活动范围之内。但是它利用“经济”鼓动，并不仅仅是为了要求政府实行种种措施，而且是（并且首先是）要求政府不再成为专制政府。此外，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认为它不仅应当根据经济斗争，而且应当根据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的一切现象来向政府提出这个要求。总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使争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77页
我们运动的阶级性质就表现在这种全民的揭露工作正是由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组织的，就表现在进行鼓动时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始终都要以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来加以说明，而决不宽容任何有意或无意地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就表现在进行这种全面的政治鼓动的党把下述的各种活动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代表全民攻击政府，用革命精神教育无产阶级并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并利用工人阶级和剥削者之间自发产生的那些能把一批又一批无产阶级群众激发起来和吸引到我们的阵营中来的冲突！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303页
蛊惑人心的人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其所以最坏，是因为他们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因为不开展的工人不能识破这些以工人朋友的资格，有时甚至是真心以工人朋友的资格来讲话的敌人。其所以最坏，是因为在目前这种混乱和动摇的时期，在我们运动的面貌刚刚形成的时期，最容易诱惑群众的莫过于蛊惑人心的宣传，它使群众只有以后经过最苦痛的教训才能觉悟到自己的错误。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333页
【为了彻底批判经济派的改良主义路线，列宁还特别阐明了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关系，特别强调政治斗争对社会民主党人实践活动的巨大意义。他指出，假如社会民主党人只限于指导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那就势必会使无产阶级脱离正在同沙皇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广大人民群众。反之，如果社会民主党人不仅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而且进行广泛的政治揭露工作，深入到各个阶层中去，把各种对沙皇制度不满的细水汇集成冲击反动堡垒的洪流，这样，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就不会孤立自己，而会成为群众的领袖。】
我们的运动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基本缺点之一，就是我们还不会运用所有这些力量，还不会给所有的人以适当的工作。这些力量绝大多数都完全没有机会“到工人中去”，所以根本就谈不到什么会使力量离开我们的基本事业的危险。但是要供给工人真正的、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就需要在一切地方，在一切社会阶层中，在各种阵地上都有“自己的人”，都有社会民主党人，以便了解我国全部国家机构的内幕。这样的人不仅在宣传鼓动方面需要，在组织方面尤其需要。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300—301页
经济主义者在组织任务方面也象在政治任务方面一样，总是从社会民主主义滑到工联主义上去。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斗争要比工人们对厂主和政府进行的经济斗争广泛得多，复杂得多。同样（并且因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也一定要与进行这种斗争的工人组织不同。第一，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第二，它应当是尽量广泛的组织，第三，它应当是尽量少带秘密性的组织。相反地，革命家的组织所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所以我讲革命家的组织时，是指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而言）。既然这种组织的参加者都有这种共同的特征，那末，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更不必说他们各种不同的职业之间的区别了。……
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内，职业组织和政治组织之间的区别也象工联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区别一样，是十分明显的。当然，后者同前者的关系，在各个国家内不免要因历史、法律以及其他种种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这种关系的密切程度和复杂程度等等可能是各不相同的，但在自由国家内，工会组织和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混同是根本谈不到的。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323页
行业工会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有这种初步了解的人都联合起来，如果不是一种很广泛的组织，就不能达到行业工会的目的。这种组织越广泛，我们对于它们的影响也就会越广泛，而这种影响的发生不仅是由于经济斗争的“自发的”发展，并且是由于参加工会的社会主义者对他们的同事给以直接的和自觉的推动。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325页
由最可靠、最有经验、经过最多的锻炼的工人组成的一种人数不多的紧密团结的核心，它在各主要区域都有自己的代表，并且按照严格的秘密工作的种种规则同革命家组织发生联系，——这样的核心在群众最广泛的支持下，不必有任何确定的形式，也能充分执行工会组织所应当执行的一切职能，并且执行得正象社会民主党所希望的那样。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免于一切宪兵的破坏，而使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运动得到巩固和发展。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329—330页
社会提拔出来的能够“做事”的人材实在很多，但我们却不善于尽量地利用他们。在这方面，我们运动的危急的过渡的状态可以用两句话来表示：没有人，而人又很多。人很多，因为工人阶级和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都一年比一年提拔出更多的心怀不满、愿意反抗、决心尽力帮助反专制制度斗争的人，而专制制度的令人难以忍受虽然还没有为一切人所意识到，但已经为越来越多的群众所日益尖锐地感觉到了。但同时又没有人，因为没有领导者，没有政治领袖，没有擅长于组织的人材来进有广泛而且统一的、严整的工作，使每一份力量，即使是最微小的力量都得到运用。“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不仅落后于工人运动的增长，……并且落后于一切人民阶层中的一般民主运动的增长。……革命工作的规模同运动的广泛的自发基础比较起来实在是太狭隘了，它受“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这种可怜的理论的束缚实在是太厉害了。但是现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不仅做政治鼓动的人，而且那些做组织工作的人，也都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338页
为了把这一切零星细小的事情统一起来，为了使运动本身不会因运动的职能的分散而分散，为了使执行细小的职能的人确信自己的工作是必要的和重要的（没有这种信心，他就根本不会进行工作）——为了做到这一切，就需要有坚强的、由经过考验的革命家组成的组织。……大家知道，在战争中最重要的是不仅要使自己的军队相信自己的力量强大，并且还要使敌人和一切中立分子也相信我们的力量强大；友好的中立有时可以决定全局。在有了这种建立在稳固的理论基础上并且拥有社会民主党人机关报的组织的情况下，就不必惧怕大量的卷入运动的“局外”人会把运动引入歧途了（……）。总而言之，专门化必须以集中化为前提，并且绝对需要有集中化。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339—340页
不仅一般说来革命家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甚至工人革命家也落后于工人群众的自发高潮。这件事实甚至从“实践”观点上来看也十分清楚地证明，人们在讨论我们对于工人的义务时所常常提出的那种“教育”不仅非常错误，而且在政治上是反动的。这件事实说明，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义务，就是帮助培养出在党的活动方面能够与知识分子革命家站在同一水平上的工人革命家（我们所以要强调在党的活动方面，是因为在其他各方面虽然也必须把工人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但却远不这样容易，远不这样迫切）。因此，我们主要是应当注意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而决不是象经济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必须把自己降低为“工人群众”，或是象《自由》杂志所希望的那样，必须降低为“中等工人”。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340—341页
人们常常把教育和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混在一起。……一讲到工人政治和工人组织时就弯下腰来，实际上这倒是侮辱了工人。你们还是直起腰来谈严肃的问题吧，你们还是把教育交给教育家去做吧，而不要把它交给政治家和组织家！……要知道，“政治”问题，“组织”问题，这本身就是很严肃的问题，所以谈这些问题的态度就必须十分严肃。可以而且应当训练工人（以及大学生和中学生），以便有可能同他们来谈这些问题，……而不应当倒退到“中等人”或“群众”上面去，不应当拿些花言巧语来敷衍塞责。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341页
因为我们落后，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的义务是要帮助一切特别有才能的工人变成职业的鼓动员、组织员、宣传员、交通员等等。在这方面，我们简直是在可耻地浪费着自己的人材，不会爱惜我们应当特别细心地加以培养的人材。……工人群众的自发高潮越深越广，他们所能提拔出来的能干的人也就越多，不仅是能干的鼓动员，而且是能干的组织员、宣传员以及好的“实际工”、（这样的实际工，在我们那些多半带有一点俄国式的懒散和呆板的知识分子中间是很少见的）。当我们有了受过专门训练、经过长期教育的工人革命家（当然是“所有各个兵种”的革命家）队伍的时候，那末世界上任何政治警察都不能战胜这种队伍，因为这种由无限忠于革命的人组成的队伍也一定会获得广大工人群众的无限的信任。我们的直接过错，就是我们很少“推动”工人，让他们走上这条与“知识分子”共同的、学习革命职业技能的道路，却往往用一些专说工人群众和“中等工人”“能够胜任”什么什么的愚蠢议论把工人拉向后退。
在这几方面，也象在其他各方面一样，组织工作规模狭小的现象，与缩小我们的理论和我们的政治任务的观点有着明显的和密切的（固然是绝大多数“经济主义者”和新的实际工所不了解的）联系。崇拜自发性的心理使人们害怕稍微离开群众“能够胜任的”事情，害怕提得太高，高于简单地适应群众目前的和直接的要求的水平。不要害怕，先生们！要记着：我们现在在组织方面的水平已经低到极点，甚至设想我们可能提得太高，都是荒谬的！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342—343页
大家大概都同意“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只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公开。我们称德国社会党组织为民主的组织，因为在德国社会党内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甚至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是公开举行的；然而一个对所有非组织以内的人严守秘密的组织，谁也不会称之为民主的组织的。试问，既然“广泛民主原则”的基本条件对秘密组织来说是无法执行的，那末提出这种原则又有什么意思呢？这样，“广泛原则”就不过是一句虽然很响亮但是毫无意思的空话。不仅如此，这句空话还证明人们完全不了解目前组织方面的迫切任务。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347页
我们运动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就是严守秘密，严格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只要具备有这些条件，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这种信任对我们来说是更为绝对必要的，……他们非常亲切地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并且他们从经验中知道，真正的革命家的组织是会用一切办法来清除其中的不良分子的。而且我们还拥有在俄国（以及国际）革命队伍中由来已久的颇为发达的舆论，这种舆论对于一切离开同志关系（而真正的，不是儿戏式的民主制，也正是同志关系这个总的概念的一部分！）的义务的行为，都要予以严厉的制裁。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350页
近几年来，我们的有知识的工人也“差不多只是进行了经济斗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帮助有知识的工人和知识分子把自己培养成政治斗争的领导者，那末群众永远也学不会进行政治斗争的；而为了培养出这种领导者，又只有依靠经常和随时估计我国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估计各个阶级由于各种原因而实行反抗和斗争的一切企图才能做得到。所以，一方面说“培植政治组织”，同时又把政治报纸的“纸上的事业”同“各地方的生动的政治工作”对立起来，这是十分可笑的！……在这种情形下，也就只能这样来“着手”工作，即首先唤起人们想到这一切，唤起人们来归纳和综合所有一切风潮和积极斗争的表现。现在在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被降低了的条件下，“生动的政治工作”也只能从生动的政治鼓动工作着手，而生动的政治鼓动工作又非有经常出版并且能够很好地进行推销的全俄报纸不可。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370页
必须，绝对必须而且首先必须扩大这个场所，以经常的共同的工作为基础来建立各个城市间的实际联系，因为分散状态压制着人们，使他们“好象是坐井观天”（……），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从什么人那里可以学习，不知道怎样获得经验，怎样满足从事广泛活动的愿望。所以，我要继续坚持说：这种实际联系只有依靠共同的报纸才能着手建立起来，因为这种报纸将成为唯一经常进行工作，把各种各样的工作综合起来，因而推动人们沿着所有的许许多多条通向革命的道路——正象条条道路通罗马一样——不断前进的全俄的事业。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376页
【列宁与经济主义者在纲领、策略上的根本分歧，归根结底是要不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即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问题。同时，为了事业能够革命形式的需要，列宁还批判了经济派反对建立革命家组织的谬论，阐明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极端重要性。针对当时从事实际工作的一些人理论准备不足，不能把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组织起来，没有一个较长期的、系统的活动计划的情况，列宁将之称为“手工业方式”。这种“手工业方式”的地方小组往往容易遭到敌人的全部破坏，使党的工作失去任何继承性和连贯性，党的组织也得不到巩固和发展。列宁说：“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运动的真正的病症。”（《怎么办？》列宁选集1卷290页）
为此，列宁提出必须加强全国集中统一的领导，克服分散落后、各自为政的状态。他还认为建党时必须考虑国际经验和俄国的具体特点，建立一个适合于俄国情况的组织。他说：“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历史、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我国工人运动的经验——这些就是我们在制定我们党的适当的组织形式和策略时所必须掌握的材料。”
2009年5月31日《参考消息》引用美联社消息说：查韦斯说，他要送奥巴马总统一本书：苏联的创建人、共产主义者弗·伊·列宁写的《怎么办？》，因为这本书论述了有关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列宁在写完这篇论文10多年后的1917年，他领导布尔什维克接管了俄国。
《怎么办？》一书中还有很多针对性、指导性都非常强的论述，为了避免过于敏感这里就不摘引了。总之，这本书阐述的“怎么办”的问题，恰如副标题所指出，都是“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由此，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话：“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特向大家推荐阅读。】
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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