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新书书名: 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
作 者:刘书林 蔡文鹏 张小川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年10月
ISBN: 9787509710869
定价: 35.00 元
内容简介
本书是对斯大林评价问题的一部总结性著作,随着俄罗斯把苏联时期的档案材料公之于世,随着与斯大林具有直接恩怨关系的人们的逝去,随着俄罗斯人民对历史与现实的体验加深,人们终于可以在比较客观的基础上回忆和评价斯大林了。在俄罗斯境内和前苏联范围,从政府到百姓,从老人到青年,从过去的反斯大林的人物到斯大林时代的优秀人物,都经过反思而对斯大林充满了敬仰,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高潮正在升温。随着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通过自身和兄弟国家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更加看清了在评价斯大林问题上的是非曲直和利害关系,从而更加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斯大林。
编辑推荐
《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同时收录: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毛泽东同志对以上三篇的批语和修改
目录
导 言……………………………………………………………………………………………1
第一章 对新社会制度创建者评价的历史经验与教训………………………………………10
第一节 成熟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对待新制度创立者的比较………………11
第二节 社会主义国家破除“个人迷信”的两种出发点………………………………16
第三节 对新制度创立者的评价与改革的方向…………………………………………19
第二章 斯大林的历史地位……………………………………………………………………20
第一节 列宁主义的忠诚继承者和卓越发展者…………………………………………20
第二节 苏联30年代社会主义大建设的领导者…………………………………………30
第三节 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统帅………………………………………………………39
第四节 在肃反扩大化问题上的责任……………………………………………………51
第五节 关于斯大林评价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68
第六节 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作出科学评价…………………………77
第七节 历史将把斯大林坟墓上的垃圾席卷而去………………………………………84
第三章 “非斯大林化”最终导致苏联的崩溃………………………………………………86
第一节 赫鲁晓夫发动的“非斯大林化”运动…………………………………………86
第二节 勃列日涅夫继续了“非斯大林化”的错误……………………………………100
第三节 戈尔巴乔夫发动的“非斯大林化”运动………………………………………119
第四节 “非斯大林化”的灾难性后果…………………………………………………130
第四章 俄罗斯人民重新评价斯大林…………………………………………………………140
第一节 俄罗斯各个政党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141
第二节 昔日“持不同政见者”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142
第三节 俄罗斯各级政府和领导人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145
第四节 俄罗斯学界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148
第五节 俄罗斯民众和青年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151
附录一 中共中央评价斯大林的有关历史文献………………………………………………156
1.《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156
2.《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167
3.《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
1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3年第18期)………………………………191
附录二 毛泽东同志论斯大林评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有关部分摘录)…………206
1.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批语和修改(1954年4月)(十一) …206
2.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1956年12月)(二、三)………208
3.对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1963年9月)(二至十二) …………209
导 言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已经逝世50多年了。这50多年,世界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斯大林评价也曾随着历史的变迁,起伏涨落。然而,随着世事的变迁,对斯大林的评价,近来越来越具有接近真实的演进。
近年来,随着俄罗斯把苏联时期的档案材料公之于世,随着与斯大林具有直接恩怨关系的人们的逝去,随着俄罗斯人民对历史与现实的体验加深,人们终于可以在比较客观的基础上回忆和评价斯大林了。在俄罗斯境内和原苏联范围,从政府到百姓,从老人到青年,从过去反斯大林的人到斯大林时代的优秀人物,都经过反思而对斯大林充满了敬仰,已掀起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高潮。
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通过自身和兄弟国家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更加看清了在评价斯大林问题上的是非曲直和利害关系,从而可以更加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斯大林。
一 斯大林评价经历了一个充满争议的过程
从斯大林离开人世开始,对他的评价就成为一个典型的具有争议的问题。苏联解体之后,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那些关于斯大林评价的具有争议的问题实质上是由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的人物和集团抱着不同的政治追求制造出来的。
斯大林是在1953年逝世的。三年以后,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就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抛出“秘密报告”,发动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浪潮。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表明,斯大林评价在苏共内部产生了分歧。赫鲁晓夫把斯大林贬低到史无前例的程度,并因此而捞到了一些政治资本,但同时他也付出了更大的代价。苏共内部的许多当年和斯大林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不能接受赫鲁晓夫的做法,甚至西方的政治家丘吉尔等人对斯大林的评价也远远高于赫鲁晓夫的评价。即使是受到斯大林时代的错误牵连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评价斯大林时代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是创造了奇迹的时代。尽管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对斯大林评价做了某些貌似公允的纠正,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前任大反斯大林带来的严重恶果。
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导言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东欧国家发生的动荡,证明了斯大林评价在这些国家也激起了新旧之争,一些政治势力从此把斯大林当成抨击社会主义制度的靶子,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和诬蔑。当时,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评价斯大林,认为他虽然犯有错误,但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的评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随着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运动,斯大林的评价问题重新高涨。特别是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把大反斯大林当成了所谓改革的敲门砖,把大反斯大林当成否定列宁的前奏,一时间,各种反共分子和自由派分子对斯大林的诬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物极必反。俄罗斯近些年来发生的民间和官方重新评价斯大林的现象,值得人们深思。这正如斯大林所预言的: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这堆垃圾刮走。斯大林的预言果然实现了。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俄罗斯发生的重新评价斯大林的现象却在中国某些人之中引起了反向思维。中国在21世纪初发生了一小股大反斯大林的杂音和噪音。他们和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对斯大林的评价唱反调,力图把苏联已经发生的惨痛教训在中国重演。有人把斯大林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等重大原则称做什么“三条鲸鱼”;毛泽东同志批评(20世纪)60年代的赫鲁晓夫丢了斯大林这把刀子,有人就说:斯大林这把刀子所体现的是强制、镇压、清洗,这样的刀子不抛弃不行。郑异凡:《斯大林的“三条鲸鱼”捡不得》,2007年3月22日上海《社会科学报》。还有的人看到俄罗斯人民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竟然一反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七分功劳、三分错误”的原则评价,主张来个“倒三七开”,力图制造斯大林是“七分错误、三分功劳”的舆论。2006年7月10日《北京日报》,第18版。对斯大林评价的争论一时间在中国很“热闹”。
今天,对斯大林的评价中虽然依旧存在激烈的争论,但历史毕竟是进步了。苏联人民的体验,苏联档案的不断解密和公布,为全世界人民正确评价斯大林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条件。所以,应该根据事实,去伪存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让广大具有客观思维和良知的人经过深刻反思,深刻认识斯大林评价的真相。
二 斯大林评价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始者不仅仅是领导人,更是一种制度的象征,一段历史的标志,一代人的精神归宿,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化身。一切想继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都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自己的领袖。
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发动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浪潮。这个过去把斯大林捧到一万丈高的人,现在又把斯大林贬到地下九千丈。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做法,引发了世界上一股反共的浪潮,同时也导致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严重的动荡。八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一次大反斯大林,并且搬尸焚尸。这种极端过分的行为不但被西方敌对势力用来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和丑化,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引发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这些教训是十分惨痛的。
在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时候,尽管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但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对斯大林进行科学公正的评价。中国共产党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中表明科学的态度:“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42页。中国共产党正确评价斯大林,对于斯大林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对于斯大林说得正确的方面,还要继续努力学习。实际上,这就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不但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而且日后邓小平同志在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时候,坚持主张不能用当年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态度对待毛主席。这同样保证了中国的稳定、团结和健康发展。
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内曾经照搬苏联的做法。但是在纠正过去的做法的同时,走向极端,跟着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片面地把过去的错误和怨恨加在斯大林和社会主义制度身上,把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当成斯大林的错误来否定,导致党的方针路线倾斜,党的性质发生蜕变。可以说,20世纪东欧发生的剧变,起源就是从50年代对斯大林评价问题上产生的失误开始的。
戈尔巴乔夫在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期间更是发动了“非斯大林化”运动,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苏联历史,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最终直接否定列宁主义。在这期间,斯大林的全部历史以及与他有关的一切,包括他的身世、青少年时代的生活、革命活动、思想政治观点、与他有关的大小事件以及他的家庭生活和亲戚朋友等等完全被妖魔化了。在否定斯大林的过程中,苏联共产党玷污了自己的名字,抛弃了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抛弃了共产党领导国家的宪法地位,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在今天的中国,如何评价斯大林,仍然是一个关系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有人借口大反斯大林,把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共产党的领导,都当成所谓斯大林模式加以否定。有的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都当成所谓“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加以否定,甚至颠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实际上,这是关系中国向何处去的一场重大政治斗争。其严重性质,完全超出了斯大林评价自身的范畴。事实和教训都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人们:在当今世界上,有人妄图通过全盘否定斯大林来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苏共内部否定斯大林,是企图改变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路线;中国国内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潮,意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上苏东剧变的道路。
三 俄罗斯人民重新评价斯大林
历史的风将把任何人为地堆在伟人坟上的垃圾吹得干干净净。这样的风首先已经在俄罗斯吹起来了。人民运动正在清洗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在斯大林身上的妄加罪名,还斯大林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本来面貌。
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苏联他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在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长达30年的时间里,做出了伟大的功绩,也犯有严重错误。斯大林既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对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和功过评价,成为后人长期争议的课题。长时期以来,斯大林不但遭到西方敌对势力的攻击和诽谤,更遭到了党内赫鲁晓夫之类人物的丑化和玷污,对于这些,现在需要正本清源。俄罗斯朝野兴起的重新评价斯大林就是这样一个正本清源的历史运动。
关于俄罗斯人民重新评价斯大林的情况,国内的专家吴恩远教授、张捷教授等有充分的研究。他们以充分的事实告诉人们,俄罗斯朝野都出现了重新评价斯大林的运动。
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在正式讲话中指出,卫国战争的胜利是与斯大林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克里姆林宫建立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碑,斯大林位列英雄榜第一。2004年7月24日,普京签署命令要求将一个碑铭中的“伏尔加格勒”字样恢复为“斯大林格勒”。 2005年5月,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鲍里斯·格雷兹洛夫则明确提出“对斯大林要给以历史的重新评价”。为了赢得人心,俄罗斯许多城市的政府做出决定,重新建立斯大林的雕像。
民间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和怀念可以从一个调查统计中表现出来。1996年底“俄罗斯独立政治素养研究中心”对“改革”以来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看法和态度的测试和分析结果是:1988~1989年,在戈尔巴乔夫发动的攻击斯大林的浪潮中,敢于把斯大林作为一位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的榜样来提的俄罗斯人只占1%~3%;1991~1993年,30%~50%居民开始怀疑继续揭露斯大林做法的合理性和益处;1994~1996年,80%的俄罗斯人表示已不能不注意到斯大林在俄罗斯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俄〕1996年12月26日《苏维埃俄罗斯报》。这足以看出俄罗斯人民对斯大林看法的巨大变化。曾经担任过赫鲁晓夫顾问的自由派人士布尔拉茨基为了说明斯大林影响的扩大,在他的一篇长文中写道:“应当承认一个很难解释的事实:一个幽灵,斯大林的幽灵,在俄罗斯徘徊。”〔俄〕1997年5月22日《独立报》。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曾经激烈批判斯大林的人也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前持不同政见者、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作家季诺维耶夫在青年时代是痛恨斯大林,甚至曾想要刺杀斯大林的,经过反思,现在他称斯大林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把20世纪称为“列宁和斯大林的世纪”。对斯大林一直采取敌对态度的索尔仁尼琴,看到苏联毁灭后出现的混乱状态,思想发生变化,开始用肯定的笔调写道,斯大林“是永恒现象,不可能停止存在”,“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人”;他多次提到斯大林开始的“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造就了大批杰出人物,创造了在通常情况下无法想象的奇迹。
无论这样的重新评价将来发展到什么程度,俄罗斯人民重新评价斯大林体现了历史的公正,人民的公正。
四 科学公正地评价斯大林
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有时需要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比较交叉进行的过程。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辩证法在事物的发展中起作用的现象。但是这种变化不是无条件的,条件就是坚持科学世界观的人们为真理而努力奋斗,条件就是人们在实践中发现真相和真理。这样的条件,就是事物转化的推动力量。所以,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力量,坚持科学的态度,才换来了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
俄罗斯人民对斯大林评价的反思和重新认识,反映了人类的进步。人们最终还是尊重事实,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的发展最终会把一切人都摆到他应该存在的地方。几十年来,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斯大林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最终也会被历史的潮流所纠正。
对斯大林的科学、正确评价反映在中国共产党一贯对斯大林的评价之中。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惧国际压力,坚持对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做科学评价。1963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起草答复苏联共产党中央公开信的过程中,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和斯大林评价做出了科学而精辟的论断,这些论断至今看来仍然是指导我们科学评价斯大林的总纲。毛泽东同志指出:“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 “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对于苏联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谩骂和否定,毛泽东同志指出:“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报告。”毛泽东对《二评》修改稿的修改,手稿,1963年9月11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1285~1287页。
科学评价斯大林,必须抓住斯大林一生最基本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只要抓住这些基本问题,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就能够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斯大林一生都坚持客观地看待自己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关系,始终做列宁主义的学生,他不愧为列宁主义的忠诚继承者和发展者。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30余年,向全世界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巨大的活力和潜力,在二战前用13年使苏联的工业从一个落后国家上升到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正如斯特朗在《斯大林时代》一书中所说:“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生气勃勃的伟大时代,也许是最伟大的时代。”〔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石人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第2~3页。斯大林不愧为苏联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卓越领导者。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领导苏联人民,成为反击法西斯战争的主力,并与英、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结成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全世界没有其他力量阻止法西斯军事进攻时,斯大林领导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彻底消灭了法西斯。斯大林不愧为战胜法西斯的伟大领导者。人生能够有以上三大贡献之中的一个贡献就很伟大了,就足以值得世界人民永远怀念的了。斯大林却具有这样三个方面的伟大贡献,他理应享受世世代代正直的人们的怀念和敬仰。
五 让现实反照历史,让历史告诉未来
新兴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在20世纪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结局。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苏联开展的改革出现完全相反的两种结果。为了破解20世纪中苏两国改革成败之谜,不同的学者和学术派别做出了种种不同的分析,各执一端,莫衷一是。但是,只要循着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发展的脉络,历史地、系统地、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就会在事实面前达成新的共识,皈依真理。
纵观中、苏两国改革的历史,不难发现,两国改革的起点不同。这种根本的差别首先集中表现在改革开始之初执政党对社会主义制度创建者功过评价的论争。在这个问题上的严重分野,导致了改革发展的不同的政治方向,并最终导致了不同的结局。
“非斯大林化”的灾难性后果
在苏联,延续了几十年的官方的“非斯大林化”,导致了严重的、灾难性的后果。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在不间断地“非斯大林化”的浪潮中越来越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最终酿成了苏联的解体。
实际上,在苏联的“非斯大林化”,实质根本不在于纠正斯大林的错误。否则,怎么能解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之流大反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而自己却搞起了更加严重的个人迷信,大批斯大林专权而自己比斯大林更加专权,大批斯大林带来了灾难而自己给苏联带来更大得无法比拟的灾难?“非斯大林化”能够令人信服的解释只能是:他们想借“非斯大林化”而改弦更张、脱离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投靠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做西方的附属国。这就是“非斯大林化”的实质。这个实质在苏联的末期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样的“非斯大林化”在苏联末期产生的几个突出的政治后果就是证明。
一、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苏联历史
在诽谤斯大林的氛围中,似乎苏联的历史是一段不断犯错误的历史,不光彩的历史,与这样的历史彻底决裂,必然导致走向灭亡苏联的方向。据布热津斯基透露:“1987年5月戈尔巴乔夫在与匈牙利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举行的一次私人会谈中指出:‘苏联自1929年以来的经验全部都是错误的。’实际上,据苏联这位最高领导人说,苏联的经验有四分之三以上是令人怀疑的,应该予以否定或纠正。”〔美〕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第54~55页。其实,“四分之三以上”的程度用语仅是“全部”的委婉说法而已,剩下的所谓“四分之一”不过是基本肯定了赫鲁晓夫执政期间的所谓“改革”时期。在面对即将提交苏共二十八大的纲领时,苏共中央委员、苏联驻波兰大使布罗维克夫的发言就证明了这一点。他指出了戈尔巴乔夫从否定斯大林到否定苏联的恶果。他说:“坦率地说,最高人士的立场十分古怪。但我们这里最时髦的做法是把我们的全部不幸都归咎于‘万恶的过去’。”“有人使祖国——我们的母亲状况恶化,使她由一个举世钦佩的强国变成了一个过去充满错误、现在没有快乐和前途未卜的国家。”《苏联问题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东方出版社,1990,第124页。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博尔金在回首往事时指出:“社会形势日趋紧张,而党似乎看不准方向。经济形势最令人不安。领导集团忙于解释改革的含义,就像表演脱衣舞那样,把一层层弊端一股脑儿都甩到前人头上。”“情况越来越糟:党总是在自我批评,说要为自己过去的罪过负责,可是又无力改变现状。这使得人民对它疏远,把它视为万恶之源……他们大声疾呼,既否定过去,也否定现在,可是又拿不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俄〕瓦·博尔金:《震撼世界的十年》,甄西等译,昆仑出版社,1998,第112、121页。1991年8月11日,由苏联十几位所谓“主要历史学家”编写的新教科书《我们的祖国》以100万册的发行量进入了苏联大、中学校课堂,该书抨击列宁以来的苏共历史,同时积极评价沙皇历史作用,对以往人们所熟知的苏联历史作了彻底的颠覆。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评论这本教科书“可称为第一部在不受共产主义影响下写成的历史教科书。它摆脱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填补了苏联历史的空白。”出版商则欢呼曰:“我们只有一个领袖、一个党、一种意识形态和一部教科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转引自宇剑《超级大国的裂变——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时代风云放眼录》,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第108~109页。面对当时苏联国内全面否定苏共和社会主义历史的热浪,连一些西方学者都感到十分费解。1991年2月美国学者米克尔·达维多曾撰文指出:“为数不多的党和国家的历史才被这一种颜色涂染。美国的历史过去和现在都有黑暗的章节——奴隶制、消灭土著印第安人。但它从未受过如此片面的否定。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不得不遗憾地提醒苏联人,其中包括苏联知识分子……如果说以前这些对事实的歪曲来自国外的反苏势力,你们现在则是由苏联的主要报纸杂志和往往是知名的共产党员通过苏联电视台向苏联人提供的。”〔美〕米克尔·达维多:《剖析苏联出现的反共现象》,徐锦栋译,《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1年第4期,第64~68页(原载《真理报》1991年2月6日)。维·伊柳辛曾恰如其分地评析道:“戈尔巴乔夫在开始‘掘老坟’时忘记了这些坟墓是会散发臭气的,而这种臭气会把周围的人熏死。他在台上时整个苏联变成一个考古发掘场。不过,谁也没有去想把出土文物往哪儿放,以后怎样划分国界,划分疆土,划分早已生活在一起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俄〕维·伊柳辛:《控告总统——戈尔巴乔夫》,李淑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第11页。这就是否定苏联历史而导致的政治崩溃。
二、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在苏联官方持久地“非斯大林化”的过程中,国内外的一些人制造了“斯大林模式”的概念,同时把苏联一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都归于“斯大林模式”,把整个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归于“斯大林模式”。随着斯大林的被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也随之被否定,继而被抛弃了。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11月26日发表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中明确指出:在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思想越来越紧密地接近专制的社会主义行政命令制度”,苏共二十大“抛弃和谴责了斯大林政权的黑暗方面,抛弃和谴责了斯大林政权的极端行为,但却一般没有什么变化地保留了官僚主义制度”,而以后勃列日涅夫时期“把已经达到的社会状况说成是‘发达社会主义’……主要是保存了原有的官僚主义制度”。“如果说在初期我们认为这基本上指的只是纠正社会机体部分扭曲的现象,只是完善过去几十年间形成的、已经完全定型的制度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这表明,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及其以后的历届领导人都程度不同地维护着、保存了“官僚主义制度”,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和斯大林体制实质都一样,称为“新斯大林体制”。只是与斯大林时期相比没有了大规模的镇压,故曰“新”,所以统统要摧毁。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对此更加直言不讳:“在苏联占上风的是僵化的、甚至是残酷的极权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当然是在演变的……但实质依然故我。”〔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张达楠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第19页。而彻底摧毁这种“官僚主义制度”的历史责任便自然落到了如今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的肩上。这样,苏联发展的方向就不再是他自己口口声声“强调”的“完善社会主义”,而是要对社会主义制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加以“根本改造”了。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在决议中写明:“给国家、人民、党、社会主义思想本身造成巨大损失的极权的斯大林体制在逐步消除中,建立在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基础上的自由公民的社会正在形成。”苏群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69页。而所谓的“自由公民的社会”恰恰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世之道的基础和理想目标。这个“公民社会”,实质上是以完全脱离共产党领导,独立于国家政权控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为外部标志,以多元主义为思想特征的社会。
三、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共产主义目标
由于苏联的“非斯大林化”过程彻底否定了苏联的历史和现实,立足于这个基础上的、一直吸引人们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目标也就成为敌对势力和背叛势力的攻击目标。苏联的历史一旦被践踏,那么共产主义理想也就失去了现实的基础。在1990年苏共二月全会上提出的苏共二十八大的纲领,最终作出了抛弃共产主义目标的决定。在这个纲领“应当坚决放弃什么和保留什么”的部分中,就公开提出:“我们的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踏上革命性变革的道路之后,必须毫不犹豫地摈弃自己身上妨碍我们向这一目标前进的过去的桎梏。”《苏联问题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东方出版社,1990,第2页。看来,共产主义的目标也成为戈尔巴乔夫之流所谓“改革”的“桎梏”,从而轻松地抛弃了。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厅主任博尔金对此百思而不得其解。他说道:“历史学家终将弄明白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是在什么时候以及怎样发生了如此急剧的变化。究竟是什么使得他从宣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转为赞扬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呢?”他倾向于这种说法:“他被迫带领党的信徒们进了屠场,而最后只有他自己不仅毫发未损,还更加肥了。”〔俄〕瓦·博尔金:《震撼世界的十年》,甄西等译,昆仑出版社,1998,第91页。1991年9月17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社会党国际代表团时露骨地指出:“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及其分崩离析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源于‘共产主义思想’内在的弊端,正是由于实现这种思想才导致极权社会的诞生。这种社会模式迟早必然会失败。”〔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257页。马特洛克曾对戈尔巴乔夫背弃共产主义信仰的言行作过这样一针见血的评述:“从1988年到1989年,他已经一步一步地抽去了影响苏联历史70年的‘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到1991年中,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隐藏的资本主义者,甚至他自己对此毫无觉察。”〔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吴乃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第655页。曾经作为戈尔巴乔夫政治上的对手的叶利钦事实上在瓦解苏联和苏共的过程中和戈尔巴乔夫扮演了“唱双簧”的角色。叶利钦后来坦言:1988年改革的高潮时期,他彻底弄清楚了自己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关系。“我看清了他的力量和软弱,懂得了来源于他的不幸与危险的精神实质。我从来没有把同他的斗争作为自己的目标。不但如此,在诸多方面,我是跟着他亦步亦趋,拆掉共产主义大厦的一砖一瓦。但是,既然我的许许多多行为都与我们之间的冲突牵连在一起,而这种冲突实际上就是在那些时候萌发的,那么有什么可以隐瞒呢?”〔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何希泉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第19页。叶利钦还曾更加赤裸裸地攻击共产主义:“从大部分时间上说,20世纪是一个可怕的世纪。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集中营、种族灭绝等,凡此种种的噩梦都是史无前例的。”〔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何希泉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第48页。这就彻底暴露了一切坚持“非斯大林化”的人的真正本质:他们反对“斯大林的错误”是假,反对共产主义才是真的。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直到戈尔巴乔夫“非斯大林化”真正目的的大暴露。
四、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斯大林虽然有错误,但他的理论与实践代表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特点,把他彻底否定,必然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苏联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在苏共1990年二月全会上提到了各种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情况。他说:“最近,各种势力明确地显示出了意识形态上的面目:从具有左翼激进色彩和社会民主党色彩的势力,到具有公开的民族主义、反共主义、甚至君主制色彩的势力。其中许多势力正在搞反社会主义的破坏活动。如果说它们以前是在改革的口号下暗中搞鬼的话,那么现在它们往往则是否定苏共的政策,并公然企图夺取政权。”《苏联问题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东方出版社,1990,第106页。在苏共1990年的二月全会上,立陶宛共产党(苏共纲领派)临时中央书记库奥利亚利斯说得最透彻:“这就是说,分裂——这很好,这是模式。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模式。抛弃国际主义——这是模式。”《苏联问题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东方出版社,1990,第451页。虽然在场的利加乔夫大呼“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但这毕竟是苏联当?的现实。在苏共二十八大的纲领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简单化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辩证法的创造精神”,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政治经济学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更加公开地提出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我们坚决摈弃对其他观点与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教条主义和不容忍态度。”《苏联问题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东方出版社,1990,第2页。1990年,苏联女经济学家阿·彼娅舍娃撰文写道:“俄罗斯应当在最短的时间内……取消并禁止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历史的罪人推上‘审判台’。”“将列宁的遗体迁出埋葬。将所有的共产主义象征物搬进博物馆。等到俄罗斯人蕴藏的商业意识全部释放出来之时,正是俄罗斯的复兴之日。”阿·彼娅舍娃:《靠自由痊愈》,〔俄〕《祖国》杂志,1990年第5期,第345~346页。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在总结这一时期的情况时说:在几年的时间内,他们千方百计在电台、报纸和刊物安插自己的亲信,然后“规定策略手段,灌输破坏各种联系的多元论思想,利用人们对公开性的热情,也讲一点真实的情况,讲完后马上加以歪曲。在千百万人中煽风点火,毫无顾忌地散布怀疑情绪,损害了对人民的理智、对民族的文化、历史和社会主义的信任。在6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入侵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俄〕《第9次作家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92年,第35页。转引自《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第196~197页。
五、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列宁
本来,在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初,苏共有人打算“摆脱斯大林主义,巧妙地捍卫列宁和列宁主义”,但结果却恰恰相反,背叛的思潮很快就从否定斯大林转向全面否定列宁。在苏共1990年的二月全会上,《苏维埃文化报》主编发言指出:“现在,正是列宁遭到了集中攻击,恰恰在我们的报刊上,而不是在外国的报刊上。某些出版物把他描绘成暴君,据说列宁策动了恐怖行动,也是他建立了集中营。一句话,他不是劳动人民的领袖,而是个鬼蜮。”“我们在某些杂志上看到了谈十月革命和列宁本人在以后国家遭遇到的灾难中所起的罪恶作用的重头文章。而斯大林仅被认为在恐怖方面继承了列宁的事业。”《苏联问题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东方出版社,1990,第140页。当苏联剧变成为历史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向日本的池田大作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共产党宣言》大部分地包含了继承了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的极左主义的东西。”“俄罗斯的悲剧,就在于西欧在卡尔·马克思的晚年时代里已经死去的思想,却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它被引进到俄罗斯的现实社会里,这是一种错误……不幸的是,列宁,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的列宁比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显得更为教条。”“今天,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共产主义是一种绝对性、极权性的空想社会改良说。也就是说,那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口号,或者是一种只有在极遥远的历史状况下才能实现的东西。”〔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日〕池田大作:《二十世纪的精神教训》,孙立川译,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第361页。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自白。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本来,斯大林的事业继承自列宁,否定了斯大林,必然祸及列宁。国内外反动势力,始终把否定斯大林当作彻底否定共产党、否定列宁的一个步骤。从正反两个方面的情况看来,斯大林与列宁是不可分割的。
六、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苏联的“非斯大林化”过程把斯大林的权力妖魔化,这样就为剥夺共产党的领导权创造了条件。在苏共提交的二十八大纲领中,就公然提出建议取消宪法第6条关于共产党是国家执政党的规定。它规定:“苏共同其他社会政治团体和群众运动一样,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党将不再独揽国家大权。它的作用是通过共产党员发挥作用的、经民主认可的政治领袖,不觊觎特权和在苏联宪法中巩固自己的特殊地位。有鉴于此,党认为有必要以立法动议方式,就国家根本法第6条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有关建议。”《苏联问题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东方出版社,1990,第26页。2003年8月,凤凰卫视驻美国的记者赵一力采访了戈尔巴乔夫,当记者问道:“在苏联主政的6年间,你认为自己所犯的最大错误是什么?”戈氏:“最大错误在于,太晚开始改革及重建苏联共产党。因为反对改革的声音,一开始就来自党内,因此对我们造成极大的压力。共产党在苏联是独占政权的力量,进而成为国家的代称。我实施的直接开放步伐实在太快了,无论在宗教、文化,还是在民主方面。权力分散是必需的,但步伐太快,人民、社会无法跟上在苏联有官僚体制的存在,推行民主改革所必需的步伐需要调整,因为有许多来自官僚体制的阻碍。在苏联崩溃的过程中,党内的机制失去控制,他们趁机各自营私,那是最大的错误。”中新网2003年8月20日,《12年后回顾得失戈尔巴乔夫:政治应是洁净无私》。对于苏联共产党分崩离析的事实,戈尔巴乔夫表示:“苏共到一定的阶段要解体,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包含了各种各样思想—政治派别的代表。我主张通过民主的道路达到这一点——11月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到时候在会上提出党纲模式。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提出的党纲模式,根据一些民意调查,党员支持率在三分之一左右。其余部分就各奔东西了。”所以,“为苏共的解散而大为惋惜是没有意思的。它起到了自己的历史作用,该退出历史舞台了。”〔俄〕米·谢·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400页。可见,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对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及后来的解散,并没有任何的愧疚与遗憾。
正是以上六个方面的因素直接导致了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1991年3月就保留更新后的联盟国家进行的全民公决表明,国家大多数公民对此感兴趣。当时登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的一幅漫画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局势。它描述了一个剧烈晃动的飞机座舱,从行李架到旅客的头上塞满了东西。一些人昏倒了,另一些人感到恶心,有的用两只手抱着头。而服务员在过道里穿行,散发带有以下问题的调查表:“您对乘务组的飞行技术是否信任?”只用“是”或“不是”来回答。许多评论员做出的结论之一归结为:苏联现存的制度无法变革,必须更换。只有取消国有制的垄断、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统治,不再利用人们的恐惧感作为管理社会的工具,真正的民主改革才是可能的。只要不拆除这些基础,就很难指望苏联会回到文明的轨道上。〔俄〕博戈莫洛夫:《俄罗斯的过渡年代》,张驰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第76页。无论今天那些自恃高明的理论家怎样扭曲苏联解体的原因,这六个直接因素也是不能否定的。而这六个导致苏联解体的因素,都起源于近几代苏联领导人操作的“非斯大林化”的运动。
第一章 对新社会制度创建者评价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在人类历史上,取代旧的社会制度的任何新型社会制度,在其创建和建立后最初的一两百年里,都有一个曲折发展和完善调整的过程。英、法、美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战胜封建主义或殖民主义制度时就是这样。同样,建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例外。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也有一个探索、实践和逐步展开的过程。历史事实证明,在这一过程中,曲折、错误几乎是在所难免的。抓住某些错误或曲折的具体材料,嘲笑或否定新兴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作出否定新的社会制度的轻率结论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然而这绝不是对待历史的科学的态度。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的。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调整和建设的任务就更加繁重,必然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改革和完善,才能充分发挥新制度潜在的优越性。这如同社会主义国家要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一样,在思想文化上彻底摆脱旧社会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可超越的历史过程。早期的资本主义制度曾经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经过了种种曲折和失败,才完成了这样一个自我改革和完善的过程。作为人类历史上空前先进的以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为目标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当然更需要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进行自我完善和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新兴的无产阶级的执政党,同样要在种种艰难曲折中经受考验,使新型的社会制度日益完善和巩固。
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代领袖人物是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经过生死考验,由群众和无产阶级政党选择出来的领袖,是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导师。他们代表了一段历史、一个制度、一代人或几代人的追求。当然,领袖也是人,也会有缺点和失误,甚至严重错误,既不能求全责备,也不能将其神化。但是,他们的丰功伟绩是永记史册、不可抹杀的。对他们的评价,实际上就是对他们所代表的那一段历史、对他们所代表的那一种制度、对他们所代表的那一代人或几代人的评价。
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第一章对新社会制度创建者评价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在完善和巩固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制度创建者都创立了辉煌的历史功绩,同时也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失误或错误。如何评价社会主义制度创建者的历史功过,涉及是继续沿着革命先辈开创的共产主义事业继续前进,还是改弦更张葬送革命事业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第一节 成熟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对待新制度创立者的比较
一美国对待新制度创立者的启示
苏联解体后,曾经担任过20多年《真理报》总编辑的阿法纳西耶夫讲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这里,我想起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白宫,白宫有一个著名的椭圆形大厅,在大厅周围走廊的墙上绘有美国历届总统的画像,从林肯到里根。他们用睿智而和善的目光看着来访者。而谁都不去回想这位睿智和善的林肯当初曾把试图脱离北方中心而独立的南方各州淹没在血泊中。在我国却一切都正好相反。斯大林一死,所有的脏水都泼到他身上,所有坏事都归罪于他。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所有第一号领导人,如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全都不能幸免。他们的肖像早就被丢到垃圾箱里去了。在沃尔洪卡街我的办公室里,墙上挂着戈尔巴乔夫的肖像。可当他从总统位子上退下来之后,他的肖像马上便被摘下并被抛掉。同时连马克思和列宁的肖像也被摘掉了。”〔俄〕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贾泽林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第139页。
美国对历届总统的这种稳定的尊重态度,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成熟程度,反映了资产阶级丰富的统治经验,这对资本主义的安定显然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如果说我们可以从资本主义身上学点什么的话,这一点倒是应该学习。他们懂得历届总统的形象涉及自己制度的形象,涉及自己的统治基础,涉及资本主义的历史。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白这一点,而是在实践中学会的。
如今被美国人称为“国父”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1796年9月19日发表告别词后,新政府就立即把他年初任命的陆军部长逼下台。费城的《曙光报》在华盛顿告退的次日宣称:“这一天应成为合众国的纪念日,因为,原是我国一切灾难根源的那个人,今天已降到了与他的同胞们平等的地位。”后来的副总统杰斐逊也斥责华盛顿是“被英国这个娼妓剪光了头发”的人。整个上层对他的冷淡使他很难接受。他在退下几个月后写道:“人们听任你安安静静地这样做,这未免太过分了。”〔美〕莫里森:《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第408页。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在竞选中竟然被谴责为“专制暴君和不列颠君主国奴颜婢膝的崇拜者”。〔美〕莫里森:《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第408页。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反共浪潮中,美国对统治者的保护达到制高点。那个打破美国总统连任不超过两任规矩、连任四届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45年4月去世后,美国迫不及待地通过了禁止总统连任两届以上的第22条宪法修正案。尽管美国史学家承认这是“国会对富兰克林·罗斯福进行身后报复”,但并没有进行任何官方或民间的谴责。〔美〕莫里森:《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第806页。这说明美国统治阶级的政治成熟程度已经相当高了。
1974年发生的“水门事件”,是美国宪政史上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因为这是美国建国以来确立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原则,第一次受到一名现任总统的强力挑战。尼克松因此事件辞职,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因丑闻下台的总统。可以说,尼克松所犯的罪行本来将使他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走进监狱的美国总统。“水门事件”之后,福特直接被任命为美国总统。就职还不到一个月,福特就作出一个令大多数美国人吃惊的决定,他宣布动用总统特权,无条件赦免涉及尼克松在任总统期间的所有罪行。福特此举不仅引发巨大争议和指责,他还因此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福特在就职总统时告诉美国公众,他清楚自己不是用选票选出来的总统。他显然希望能在下次竞选中堂堂正正入主白宫。但事与愿违,福特在1976年11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败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并于1977年1月卸任,赦免尼克松被认为是导致失利的主要因素。后来,福特对此曾道出了经典的“老实话”:“我并不是因为可怜他才赦免他,而是出于国家利益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参见《美国最长寿总统福特去世》,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2/28/content_5540855_3htm。当时间冲刷走政治的纷扰和尘埃后,美国人开始理解福特赦免尼克松的苦心。2002年,“水门事件”案发30周年,美国广播公司(ABC)进行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60%美国人认为宽恕尼克松是正确的判断。曾担任杜鲁门总统顾问的民主党政要克拉克·克利福德在回忆录中代言了许多美国人的心声。他说,在一个美国总统下台后把他送进监狱蹲几年,对国家不会有好处。澳大利亚学者科伊乔·佩特罗夫曾深刻地指出:假如社会主义国家的记者幻想着会出现资本主义的戈尔巴乔夫,那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呢?举例说,我们来做这样的假设:布什批评起艾森豪威尔、罗斯福、杜鲁门或他们的几位前任的错误来。“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样的美国总统就会是真正的、不朽的英雄;对于资产阶级领袖来说,此人会被看成是叛国的罪人,被看作十足的白痴和精神变态者。”〔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时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马细谱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266页。如今,美国对待自己的开国元勋华盛顿或任何一届总统,都是采取了以上阿法纳西耶夫讲的那种情况。
二 苏联对待新制度创建者的两种典型
社会主义制度是20世纪出现的新型的社会制度。它虽然经过70多年的实践,但毕竟还是幼年阶段,在整体上还没有取得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这不单是由于生产力在相对落后的基础上起步、不能表现出优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实力,还明显地表现在政治方面的不成熟。这种政治上的不成熟,不单表现在制度的不完善和趋向的动荡不定,总出现“错把他乡当故乡”的人物,而且集中表现在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开国元勋或自己的前任,表现出政策的中断性和更换性,而不是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苏联,只有斯大林正确地对待列宁,使列宁的思想、声誉和形象在自己执政的年代未受到任何伤害。在社会主义制度极不成熟的年代,这是难能可贵、值得后人尊敬的。但是,斯大林逝世不久,就遭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编造的耸人听闻的诽谤,并被焚尸扬灰,同时把他的正确理论和主张定性为“斯大林模式”从而加以否定。众所周知,这在当时引发了世界性的反共浪潮,使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从此苏联领导人的更迭形成了一个恶性的继承模式,一届否定一届,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最后葬送,才算为这种否定开国元勋的做法作了一个明白的注脚。阿法纳西耶夫的感受太深刻、太宝贵了,可惜出现在苏联消亡之后。如今,堆到斯大林坟上的垃圾已经被历史之风吹净,人民日益看清了作为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斯大林,一个高尚、磊落的斯大林,但历史却难于回转。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斯大林的诽谤,是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为代价的。这是历史的报复。
三 邓小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在我国,毛泽东主席逝世时,亿万人民悲痛欲绝,展现了毛主席在绝大多数人民心中的地位。任何敌对势力不敢有桀犬吠尧之举。但是,随着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过程的展开,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开始活跃起来,制造种种煽动性的谣言,以搞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心。他们试探着捅出了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口号,巧妙地散布着以卑鄙而阴暗的心理编造出来的“小道消息”,试图败坏毛主席的声誉和形象,涂黑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这使中国的前途一时间布满阴云。这个时候,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讲:“这是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我们党遇到的一个全局性的、紧迫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第605~627页。令人欣慰的是,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提出包括坚持毛泽东思想在内的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并主持制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地位。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298、301~302、308、347页。现在看来,中国人民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历了一场如何对待自己开国元勋的历史性的严峻考验。在这场考验中,整个说来中国共产党人是合格的。这说明,社会主义在中国又走出了趋向成熟的一步。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了苏联、东欧剧变的考验而屹立于东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历史对中国人民维护毛泽东地位的回报。
任何事物都是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发生在苏联、东欧国家的灾难后果激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惊醒。人民总是在教训中学得更深刻些,因而也就更向成熟迈出一步。毛泽东属于人民、属于全世界,任何少数人都不可能把他否定。正确评价领袖毛泽东、尊重他的思想、维护他的声誉、爱护他的形象,这才是走向胜利的前提,这才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走向成熟的步伐。
第二节 社会主义国家破除“个人迷信”的两种出发点
一防止“个人迷信”现象是一个长远的任务
“个人迷信” 或“个人崇拜”现象是指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中,人为地神化个别领袖人物,并盲目地加以崇拜的现象。“个人迷信” 或“个人崇拜”现象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反映,是历代剥削阶级愚弄和欺骗劳动人民意识的残余和影响。它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它是整个社会的文化愚昧和党内缺少民主运行机制等诸多原因造成的,绝不仅仅是领袖人物个人的个性问题或心理问题。
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个制度在本质上是排除个人迷信的。在历史上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个人迷信现象,颠倒了个人与群众、领袖与政党的关系,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样的教训十分深刻。今天,应该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经验教训,把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权威与“个人迷信”或“个人崇拜”分别开来,防止出现“个人迷信” 或“个人崇拜”现象。
但是,在反对“个人迷信” 或“个人崇拜”现象的斗争中,也常常出现十分复杂的情况。反对“个人迷信”的动机不同,做法不同,结果也不同。
二赫鲁晓夫:反对别人的“个人迷信”,大搞自己的“个人迷信”
在50年代的苏联,赫鲁晓夫打着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抛出“秘密报告”,以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斯大林。实际上,他是以反对“个人迷信”为手段,捞取政治资本,为推行其修正主义路线服务。赫鲁晓夫拙劣地开展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谴责,破坏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任,造成了思想上的真空,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得以乘虚而入。实际上他是反对别人的“个人迷信”,而同时又大搞自己的“个人迷信”。这是一个规律。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激起了严重的社会不安。根据苏联档案,当时苏联的许多地方发生了暴乱。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也发生了混乱局面。档案材料记载:“1956年3月5日,也就是斯大林去世三周年纪念日,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和其他一些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和集会。这是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迷信》报告后,在斯大林故乡引起的强烈反响。示威和集会是在哀悼斯大林和保卫斯大林的口号下进行的。开始,格鲁吉亚党和政府采取观望的态度,大规模的示威和集会持续到3月9日,局势越来越激烈。为了驱散示威群众,当局动员了军队并使用了武器。苏联当局一直封锁这方面的消息。这一天发言的还有格鲁吉亚知识分子的其他代表人物:阿巴希泽、卡拉泽、博博希泽等诗人和作家。他们朗读了在斯大林逝世之后写的诗。”《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407~436页。还有许多人建议立即停止传达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当时的苏联,有人建议说:“依我看来,这几天应当暂停传达‘关于个人崇拜’的信件(党中央约有150人在3月4日和6日得知了这封信)。因为5日和6日已经有了迹象——送花圈的游行队伍。‘有谁胆敢玷污对斯大林的光辉记忆,格鲁吉亚人是不会原谅的。不准批评斯大林——我们的领袖。修正斯大林的观点就是修正马克思主义。他们将因攻击斯大林而付出血的代价。’这位‘演说家’赢得了长时间的鼓掌,而这竟发生在格鲁吉亚首都的中心广场上。”《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407~436页。目睹这一事件的卡冈诺维奇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并非斯大林时期的一切,包括伟大的值得肯定的成绩,都要否定。这样做只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敌人,使资产阶级可以轻易地对我们党、对苏联、对社会主义发动新的进攻。赫鲁晓夫抛弃了斯大林时期的一切东西,无意中帮助敌人对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通过努力取得的一切珍贵的东西发动进攻。”《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412页。
在苏联“非斯大林化”中引起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多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映出来。可见赫鲁晓夫对“个人迷信”的反对,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作用,倒是带来了更多的混乱。
三 毛泽东:反对“个人迷信”,重在总结防止重新出现类似错误
毛泽东同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站在了科学地反对“个人迷信”斗争的最前线。他反对“个人迷信”的态度是冷静和真诚的,因而比较客观和公正。在国内,留下了科学评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人物的正确原则。
毛泽东同志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参加了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斗争。但是毛泽东同志批评斯大林的错误,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有分析地批评,主张三七开,功劳为主,错误为辅。毛泽东同志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历史上搞“个人迷信”的经验教训,避免在未来重新出现类似的错误。这个目的就使得他采取的方法是科学的。
至于在中国批评“个人迷信”的情况,就与苏联大不一样了。首先,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同志的崇敬,不完全是“个人迷信”,是把毛泽东同志当作人民大革命胜利的象征和标志来对待的;其次,毛泽东同志本人不喜欢搞低级趣味的“个人迷信”,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就说过“四个伟大讨嫌”;因此,纠正“个人迷信”的做法比较容易。
总之,反对“个人迷信”的不同态度,就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为了个人的私利和野心,就会不加分析、全盘否定,必然导致社会混乱;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而总结教训,就会认真进行科学的分析,在充分肯定成绩和功劳的基础上,指出“个人迷信”的错误,并立即改正,这样就不会产生社会混乱和震动,保持社会的安定和发展。
第三节 对新制度创立者的评价与改革的方向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如果产生了“个人迷信”现象,就要采取正确的态度进行纠正。因为,破除“个人迷信”,解放思想,常常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的思想准备。对社会主义制度创建者的历史功过能否作出科学、公正的评价,将对改革的方向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尊重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者,科学地评价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者,就会使社会主义的改革顺利开展。这样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历史的延续,不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断裂。实际上,改革前夕对社会主义创立者的评价,是进行改革的舆论准备、思想上的务虚,这对于保持正确的方向,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不尊重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者,不能科学地评价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者,就会导致对社会主义制度创立者的背叛,这样的所谓“改革”,就必然是改弦更张,迅速走向失败的泥潭。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破除迷信的运动和开展改革的经验教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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