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人生哲学

毛泽东的人生哲学
 

立志“救国救民”
王恕焕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经受深重灾难，遭受帝国主义多次的侵略，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社会动荡不宁，人民群众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中国向何处去，走什么道路?如何救国救民，改造国家和社会?成为摆在求进步的中国人面前的大问题和艰巨的历史任务。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伟大人格和伟大业绩，是伟大的时代熔炉锻造出来的。毛泽东童年的反抗虽是自发的，却也是时代要求突破农村宗法伦理网罗和封建家长制的一种反映。毛泽东早年投身革命，长期处于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建党建军的前列，长期肩负领导核心的重任，他是一位创建党、国家和军队的最伟大的创业者，这和他所处的历史时代是分不开的。自然，也同他自身的素质、天赋、刻苦锻炼，勇于实践，深谙国情，精通马列，博古通今，文武兼备，既有无畏的革命胆略，又有卓越的创新精神分不开的。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即清朝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南上屋场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毛顺生(1870—1920年)精力充沛、性子暴烈。16岁时外出当兵，退伍后回到韶山在家务农兼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攒积下一点钱，赎回典出去的土地，后来又积累钱买了7亩水田，雇了一个长工，他自己做贩谷子的生意，本钱逐渐滚到两三千元，在小小的韶山冲，可算个财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积攒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毛顺生勤劳倔强，精明干炼，脾气粗暴，对毛泽东管的很严厉，时而打骂训斥，并训练儿子双手打算盘，熟悉田间劳动，期望儿子能继承家业，学会经商。毛泽东的个性受他父亲性格的影响，也很倔强。他从小反抗父亲的打骂、体罚和专横。比如，他父亲骂他“不孝”，他就引用经书上“父慈子孝”，也就是只有“父慈”，才能“子孝”的话来回敬；他父亲指责他“懒惰”，他就说大人应该比小孩多干活，等我到了你那年纪，定会比你干的活更多。
　　有一次，毛顺生设宴款待生意场中的客人，叫儿子出来殷勤待客。毛泽东非常厌恶这一套繁文缛节，不愿奉迎。他父亲当着客人骂他“懒而无用”。于是，两人当众争吵起来，他父亲更加恼怒，要动手打人，他愤而出走。毛顺生也气势汹汹地追赶，一边骂，一边令他回头。他便跑到池塘边，恫吓他父亲说：“如果你再追近一些，我就投水。”由于以强抗顽，他父亲只好“妥协”了。从此，毛泽东萌发敢于反叛的意识。他后来自己回忆说：“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1]
　　毛泽东特别反对他父亲的刻薄和自私行为。毛顺生有个堂弟毛菊生，家境十分穷困，不得不将赖以活命的7亩田出卖。毛顺生要买进这7亩田，遭到儿子毛泽东和妻子文氏的反对。毛泽东认为这种只顾自己发财，不管他人死活和不尽兄弟情义的自私行为是极不道德的。虽然他们的反对没有效果，却增加了毛泽东的不满情绪，由家庭延伸到旧社会的制度。这件事在毛泽东的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多次与堂弟谈及。他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买二叔那7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放贫苦农民的道路。”[2]
　　毛泽东的母亲叫文其美(1867—1919年)是湘乡县唐家坨人。她的性情完全不一样，善良敦厚，心地善良，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在村子里很受尊敬。文其美长着一幅中国妇女所羡慕的梨子型脸盘。毛泽东长得更像他母亲而不像他父亲，并在小时深受他母亲言行的影响。因而，毛泽东在小时候就像他母亲一样，乐于助人，关心乡邻的疾苦。在韶山一带，至今还传颂着许多他们母子周济贫苦的动人故事。毛泽东对他母亲这种同情贫弱，兼爱众生的风范，十分敬佩。1919年10月5日，毛泽东母亲病故，他昼夜兼程，从长沙赶回韶山。他守在母亲灵前，在悲痛中，席地而坐，写出了一篇哀恸的《祭母文》。文中写道：“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3]高度赞扬了母亲敦厚诚实，勤劳俭朴的美德。当时，毛泽东还含泪给他的同学、好友邹蕴真写信，说世界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
　　一个人的性格是在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毛泽东从慈母那里继承了善良、敦厚的天性，从严父那里接受了倔强的个性，不同的气质，在毛泽东的身上重叠组合，成了他性格的最初雏形。
　　毛泽东6岁开始做一些家务和农活，如，放牛、割草、锄草，很勤快、扎实，特别是在13岁至15岁停学的日子里，他整天在地里和长工一起劳动。这样，自幼养成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畏艰难的习惯。也因为他是农家子弟，从小受劳动锻炼，与农民群众有着天然的密切的关系，爱农民，了解农民，尊重农民，同情劳苦大众，为穷苦人抱不平；支持穷苦人民起来造反，不失农民的本色。至今韶山一带还流传着他这方面许多真实动人的故事。一年秋收季节，突然下起倾盆大雨，大家都忙着抢收晒在坪里的谷子，他却跑到一家佃户大娘那里帮着抢收，然后才去帮父亲抢收，致使自己家快要晒干的稻谷又被淋湿，并被雨水冲走一些。对此他父亲十分生气。冬日的一天，他去上学，路遇一个穷苦青年，穿着一件单衣，冻得打颤。他和这个青年谈了几句话后，就脱下自己一件夹衣送给了他。1910年，本地的哥老会同地主发生冲突，他对造反的农民寄予深切同情，将被斩首的铁匠看成是了不起的英雄。辛亥革命前夕，因旱灾引起的长沙饥民暴动遭到残酷镇压。毛泽东得知这一事件，与同学们讨论了许多天，为他们遭到镇压而愤愤不平。这件事震撼着少年毛泽东的心，他同情那些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并觉得非把他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不可。几十年后，他还深有感慨地说：“这件事，在我们学校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响了我的一生”[4]。这种为穷苦农民抱不平的朴素反抗精神，后来逐步升华为立志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思想，成为推动毛泽东投身革命的重要动力。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多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和粮被关进监狱后活活折磨死的……，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渊。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幸福的人。”[5]这表明，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放穷苦农民的道路。
　　毛泽东8岁开始读私塾，在韶山6年私塾，读了“孔夫子的书”。他从小好学，勤思，特别聪颖，除了读《论语》、《孟子》、《春秋》、《左传》和《史记》、《汉书》等经史书籍外，还阅读一些被视为“杂书”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精忠传》、《隋唐演义》等民间流传的小说，熟记其中的人物故事，倾心于造反的下层“贱民”那些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英雄好汉。这些书对他后来革命活动尤其是军事生涯，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说：“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我认为这些书对我影响大概很大。”[6]6年私塾旧学，是中国古代文化在毛泽东身上最初积淀时期。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他还回忆这段私塾生活时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孔孟儒学对毛泽东的思想发育有一定的影响，他后来还经常借鉴孔孟言论来阐述他的观点。1917年8月，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7]，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8]这也表明，他那时仍在指望有孔孟式的圣人出来救世。
　　1906年秋至1909年夏，毛泽东停学在家。除白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帮助父亲记账外，还坚持自学，经常在小油灯下读书至深夜。一次，从他表兄文运昌处，借了11本书，内有《盛世危言》等新书，大大地开拓了他的视野。《盛世危言》的是清末改良主义者郑观应。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方的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并批评当时中国顽固派的泥古不化，甘心愚陋，以受制于人，指责洋务派学习西方的技术，不从事本国政治改革，是“遗其体而求其用”，“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主张变革以御外侮，要求设立议院，广办学校，发展工商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实行“商战”以抵制侵略，挽回权利。这本书使毛泽东第一次接触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以及“中体西用”的改良主张，开始忧虑国家的现状和前途。与此同时，他还读了顾炎武的《日知录》等等，特别是读了民主革命派陈天华的文集，使毛泽东深为叹服。1936年，他回忆说：“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它叙述了日本占领台湾的经过，朝鲜、越南、缅甸等国被外国侵占的情况。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9]
　　毛泽东16岁的时候，父亲打算送他去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以便继承家业，发家致富。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走上父亲所安排的生活道路，而是走上了一条寻找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道路。
　　少年毛泽东通过劳动和读书的实践，使他的思想开始由同情劳苦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朴素感情向立志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升华。他后来回忆说，《盛世危言》这本书，进一步激起他恢复学业的愿望，有感于“国家的安危，不安心种田”，于是，立志走出乡关。他不顾父亲的反对，与母亲商定，邀请老师毛丽钟、李漱清，表兄王季范、文运昌等到家劝说，帮助说服父亲准许他继续读书。1910年秋，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家乡，去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读书。临行前，他改写一首诗赠给他父亲。诗云：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头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是根据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西乡隆盛青年时的诗略加修改而成。毛泽东把改写好的诗，夹在他父亲的账簿里，此诗后来一直由文运昌珍藏着。
　　走出乡关求学，从此离开了束缚身心的家庭和闭塞的韶山冲，来到当年的一所新学堂，这可说是毛泽东人生历程的第一个转折。
　　毛泽东在东山学校虽然只读了半年书，但初次打开了眼界，接触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当时，他尤其喜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有的文章差不多能背诵出来，深受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
　　在东山小学，他还在同学萧三手中借到《世界英雄家述传》，读的很用心，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其中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德邻女皇、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毛泽东对这些人物的历史功绩，深表钦佩，希望中国也有类似的人物出现，以挽救民族危亡。他在当年还书时对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的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还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8年战争之后，才得胜利，建立了美国嘛!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10]毛泽东怀有救亡革新，改造社会的志向，在离开东山小学前给自己取名“己任”，把救国救民视为自己的责任。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深受他的启蒙老师杨昌济的立志修身和爱国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杨昌济，世居长沙东乡板仓，曾留学日本和英国共10年，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当时改名怀中。1913年他学成归国，任教于湖南高师和第一师范，1918年应聘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他在《论语类钞》第一编“立志”中的“子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一条，就讲道：“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夺矣。”“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其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11]杨昌济谆谆教导他的学生，要立大志，要有崇高的理想和改造社会、国家的伟大抱负，做一个光明磊落的有用人才，他特别喜欢毛泽东。1915年4月5日，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毛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务农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即曾国藩)、梁任公之例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过兵半年，亦有趣之履历也。”[12]他还称毛泽东和蔡和森为“当代英才”。毛泽东是杨昌济最得意的门生，自然会受到杨的熏陶。他十分敬仰杨昌济的学问和品德，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与蔡和森、陈昌林等志同道合的同学，常在星期天到杨昌济老师家去聆教，或讨论立志做人的道理，或纵谈天下大事。他经常对同学们说，有志青年，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强调“要立一理想，以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13]。毛泽东后来回忆说：“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14]还说，他的政治思想在湖南省第一师范这个时期“开始形成”。这里说的“政治思想”，即立志救国救民，改造旧世界，亦即他当时讲的宏伟理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要为劳苦大众主中国大地之“沉浮”。
　　毛泽东在求学时期，就有了为中国人民求解放的宏伟志向，并努力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寻求真理。

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
王恕焕
　　什么是“立志”?毛泽东认为，所谓立志，就是追求真理，为实现真理而斗争。他在1917年8月27日致黎锦熙信中写道：“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其始所谓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立志也。虽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15]在毛泽东看来，立志有“一种模仿性”的立志，“不过是一种冲动耳，非真正之立志也。”有真正的立志，必须建立在“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的基础上，即建立在进步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基础上。因此，毛泽东把救国救民和求学读书、掌握真理紧密结合起来，而且高度集中到一点，那就是立志和实现其志而斗争，也就是为追求真理和实现真理而斗争。毛泽东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艰辛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一生。
　　毛泽东求学读书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把学习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人民群众的幸福联系起来，是为实现高尚的理想、远大的目标而储才蓄能。他说过：“有为人之学，有为国人之学，有为世界人之学。为人之学者，父子夫妇昆弟之道，布帛菽粟之宜也。为国人之学者，明其国历史、地理、政教、艺俗之学也。为世界人之学者，世界观、国际学也。”[16]毛泽东的读书求学，不是为个人“发迹”，升官发财。而是以为国人、为世界人而学，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而追求真理。惟其如此，他严格要求自己，不断鞭策自己，勤奋学习，艰苦探索。他在寄居长沙新安巷湘乡试馆的半年自学中，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根据自己的自修计划进行自学。他后来回忆说：“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毛泽东认为，这是他的学习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就像牛闯进了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拼命地吃。
　　读书是毛泽东一生的最大嗜好。他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时，“从早之晚，读书不休”[17]。为了锻炼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和思考的本领，有时他到学校的后山妙高峰上学习，叫做“静中求学”；有时他故意到人声嘈杂、车水马龙的长沙城门口去看书，叫做“闹中求静”。
　　探求真理的道路是漫长曲折的。毛泽东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经历了一个转变和发展的过程。按照他本人的说法，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即所谓“旧学”，又读了七年“新学”，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著作，以及一些自然科学著作。如亚·斯密的《原富》、卢梭的《民约》、孟德斯鸠的《法意》、约·穆勒的《名言》、斯宾塞的《逻辑》、耶劳斯的《名言浅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书，他都进行了潜心研究。从这些书籍中他受到近代启蒙教育，接受了进化论思想，认为必须以斗争、进化、自强、自力的观点和态度来观察和对待万事万物，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5年半(1913年春至1918年夏)学习生活，对他的世界观以及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是一个重要时期。在这里，他先是着重“国学”，探讨了中国先秦诸子、程(颐、颢兄弟)朱(熹)理学、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王(船山)顾(炎武)颜(元)等主张“经世致用”、“践后笃行”的“实学”，以及谭嗣同的“仁学”。他在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说：“然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足下所深注意，仆所以言之在后者，夫亦郑重之意云尔。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18]，上下半万载之记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19]在“国学”中，毛泽东深受“实学”的思想影响，特别是敬崇王船山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他在一师求学时，常邀请一些同学到船山学社听讲演，并访问过船山的家乡。1921年8月又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办湖南自修大学。抗战初期，毛泽东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请他设法从湖南补齐《船山遗书》所缺各册。解放初期还将王船山手迹(即《双鹤瑞舞赋》)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保存，并两次亲笔手书“船山学社”，足见他对船山思想的笃信和推崇。他还十分重视颜元的“经世致用”的“实学”主张，注意学以致用，注重读“无字之书”，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他在长沙就学期间，经常利用节假日，采用“游学”的方式，走向社会，进行社会考察、调查，到群众中去学习。1917年暑期，毛泽东曾和同学萧子升，采用“游学”的方法，徒步游历了湖南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五个县，一路调查当地的历史变迁、地理概貌，了解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习惯。毛泽东用这种方式进行社会调查，开拓胸襟。三伏酷暑，使在崎岖山路上跋涉的毛泽东汗流浃背，但沿途的名胜古迹，秀丽风光，却使他心旷神怡。他们曾露宿河堤上，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沙地当床，石头当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实在是豪放洒脱极了。每到一个地方，以学生身份访问私塾老师、工人、农民、小老板、医生等各色人物。他们行至宁乡容印寺，拜访了老方丈，参观了佛殿，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和《老子》、《庄子》等书籍，与方丈讨论了佛家的经义。到安化县城，前去查阅了安化县志，到东华山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调查了农民起义的事迹，他们还拜访了安化县学识渊博的夏默庵。相见时，夏先生挥笔写了“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一句原对放在桌上，以试来人学问深浅。毛泽东即书下对：“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这次“游学”历时达月余，步行近千里，没花一文钱，写下了许多笔记，师生们传阅了他的笔记后，纷纷赞誉他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1917年冬和1918年夏初，他又同蔡和森到农村作了两次“游学”调查，了解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习俗等情况，开阔视野，不断增长新的知识。毛泽东还对罗章龙说，我们这样做是有意义的，我们要向前代英雄人物学习，使自己的思想丰富，意志坚强起来。
　　毛泽东后来还多次提倡既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向社会学习，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反对死读书，读死书。注重读“无字之书”，注重实践，注重对中国现实社会的调查研究。这是毛泽东的出类拔萃之处，也是他后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20]的重要原因。
　　在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和杨昌济老师的指点下，毛泽东逐渐将学习和研究的重点转向西学、新学，这从他阅读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著《伦理学原理》所作的11000多字的批语，就可看出他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在这个时期，他继续阅读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著作，研究欧美一些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钻研过西方哲学中康德的二元论，严复所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还阅读托尔斯泰的著作，一度被他所激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思想，当时对毛泽东的思想影响是很大的。1918年暑期，他与蔡和森等一道积极筹备留法勤工俭学，力图以欧美一些国家为榜样，向近代西方寻找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真理。有些人否认毛泽东接触过西方民主主义思想，认为毛泽东只是个与外国影响和政治思潮完全隔绝的“农民革命家”，这是不符合历史的。自然，毛泽东既接受西方新思想，也钻研中国的文化遗产和当时的进步著作。他潜心研读谭嗣同的《仁学》，对谭嗣同的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异常敬佩。毛泽东曾对蔡和森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魄力宏大，诚非今之俗学所可比拟。”[21]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对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影响很大。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提出“大同世界”的理想和改造中国的方案。早年毛泽东“大同理想”的向往，也是受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梁启超在日本创刊《新民丛报》，传播西方进步文化思想，高张中西文化结合的大旗。他在《新民说》中提出以“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毛泽东从中得到很大启发。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亦云：“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结，遍地皆污。”“五千年留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22]他认为，一个人要确立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志向，首先要研究哲学和伦理学，这样才能抓住宇宙和人生的大本大原。因此，新民学会成立时，不仅以“新民”名之，开始还“以革新学术，底励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后来又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仍一再肯定梁启超“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23]。毛泽东也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在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问题。”[24]他对《新青年》上面所提出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劳工神圣、妇女解放以及科学和民主的主张，认为都是好主张，积极拥护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宣传。他在1936年曾回顾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25]
　　在五四运动前，毛泽东为了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刻苦求知，广泛接触到西方和中国的许多政治学说，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出路，寻找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道路，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与中国共命运的使命感。但那时的哲学思想，还属于“心物二元论”，如他自述，“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26]，还尚未树立科学的世界观，还只是一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主义者。怎样改造中国和世界，走什么道路?他还不明确，仍在追求、探索中。后来，他曾对斯诺说过：“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27]尽管毛泽东当时的思想还是各种观念的“大杂烩”，但他一心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憎恨封建主义，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却是非常明确的。由此可以看出，他后来很快地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决不是偶然的。

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王恕焕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是中国现代史的起点，也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从唯心主义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的一个“关键性”时期。由此他从瞩目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学习苏联十月革命，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选择走俄国人之路，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良方。
　　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前后两次到北京期间。1918年8月，毛泽东为了筹备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了北京，在杨昌济老师的帮助下，结识了当时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字守常，1889—1927)，并到该馆工作。李大钊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对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有着直接的影响。李璜在《学纯室回忆录》中谈到少年中国学会在他家聚谈之会时说：“在十一月中，守常便已在我们联餐席上，开始道俄国的共产革命，认为比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要有意义得多。因为在俄共主张上，还有精神照顾到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上，而中国革命的前途，要采取西方策略时，则最好去学俄国共产党。”当时毛泽东参加了聚谈。他后来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由涿县乘火车到北京清华园。当火车过了北京城墙时，他无限感慨地说：“整整三十年了!那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到处奔波，来过北平。还不错，吃了点苦头，遇见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帮助，我今天还不知在那里呢?”[28]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时，也结识了当时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字仲甫，1879—1942)。陈独秀是首倡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是五四时期启蒙思想家，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在当学生时就以二十八画生[29]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和陈独秀开始发生联系。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陈独秀这时对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苏联十月革命的歌颂，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他在1919年7月《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赞扬陈大力倡导“科学”与“民主”的“至坚至高精神”，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30]。毛泽东在北京停留的半年，除了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外，还接触了许多他钦佩的思想激进人物，还同一些左翼青年成为朋友，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知识，参加了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平民教育讲师团和少年中国学会等许多有意义的活动，脑中装满了许多社会实际问题，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自己回忆这半年生活：“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思想越来越激进。”[31]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已回到长沙，他立即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积极领导了湖南的青年学生运动，筹备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出版了会刊《湘江评论》，他担任主编，并发表《民众大联合》一文，写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32]他清醒地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天下、国家、社会的主人，我们要赶快觉醒和行动起来，迎接革命新潮。毛泽东在文中开始克服唯心史观，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强调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强调从实际出发，“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他在《创刊宣言》中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力量最强。”[33]这表明毛泽东已感受到物质生活的吃、穿、住、行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在其他一些文章中，他都提到政治地位是经济力量决定的，注意从经济原因去分析西方国家的政治情况，认为罢工与社会革命都是经济原因引起的。“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这已接触到经济制度较之政治制度与精神文化，是更为根本的东西了。从而抛弃了“大本大原”的思想和圣贤的创世说，开始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可以看出，这时毛泽东开始倾向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
　　湖南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是驱张运动，即发动群众反对湖南都督张敬尧的专横残暴。毛泽东被推为公民代表团团长，于1919年12月第二次来到北京。他们自办通讯社向全国报纸发稿：“张毒不去，湘无宁日。”他们使用了种种合法手段进行斗争，震动了北京政府，造成全国声势，使这个皖系军阀臭名远扬，终于在南北军阀对峙形势消长中，从湘南败走。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时，苏联政府已同中国平等建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更大了。毛泽东在当时形势的鼓舞和推动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他在短短几个月时间中，尽力搜集有关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书刊、文章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据黎锦熙回忆，1920年1月4日他去《平民通讯社》社址会晤毛泽东时，就发现毛泽东正在读《共产党宣言》，右边还有其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34]。毛泽东回忆当时深刻地铭记在心中对他影响和帮助最大的有三本书：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毛泽东还利用第二次在北京停留的机会，向李大钊等人请教，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并商量组织“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35]。同年5月5日，毛泽东第二次由北京到上海，与陈独秀多次会晤，同他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问题，研究如何在湖南开展革命。毛泽东后来回忆说：“1920年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6]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对他十分钦仰。毛泽东在陈独秀死后第三年，还说：“他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我们那个时候，……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那一代的学生。”[37]建国后，毛泽东再次指出，“陈独秀是当时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38]
　　1920年前后，毛泽东的世界观有了根本的转变。他在革命运动的斗争中，结合中国的实际，边学习研究，边思考问题，边对各种思想学说进行比较、选择、判断，并通过总结湖南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毫不迟疑地摒弃了“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一切非马克思主义观点，而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认定“改造中国与世界，首先要造主义，要组织共产党”，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他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39]还指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阀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能收场的。”希望劝说剥削阶级“回心向善”，“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只有“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40]这标志着他确定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认定它是唯一能够“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就一直没有动摇过”[41]，便一生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刻苦地研读马克思主义，忠实地实践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地为实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努力奋斗。
　　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毛泽东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同当时许多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仁人志士有什么不同呢?毛泽东为什么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科学总结，能在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中西文化结合的最高成果——毛泽东思想呢?其中首要的是立根于中国这个“地盘”，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勇于实践。他在湖南师范上学时，就主张在研究国情的基础上融合中西文化，以汇百家之所长，熔铸于一炉，从而得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对中西文化，他认为既要认真学习、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要认真学习、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注意中西比较”，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力求把两者结合起来。他在1924年3月14日致黎锦熙信中说：“世界文明分中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42]还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43]毛泽东特别强调研究国情和改造现实。在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仍进一步结合实践发扬了这一特点，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也是毛泽东区别于、高出于众人的地方。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
王恕焕
　　早在1922年，毛泽东在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演讲时就指出：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最好理想。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44]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是自人类有史以来最科学的、最进步的、最美好的理想，“一切共产主义者最后的目的”，就是“力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45]。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纲领，“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46]。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孜孜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在不断的探求中认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后，就更加并自觉地为之奋斗了一生，为中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表现出了共产党人解放全人类的宽阔胸怀和崇高理想。
　　第一，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和人类解放实现“世界大同”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唯物史观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主要取决于社会生产的进步的历史。生产不仅创造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财富，而且生产社会关系，并且最终生产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本身。社会生产是唯物史观最重要的出发点。在社会生产中，马克思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区分开来，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它揭示了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阶级社会，这种矛盾运动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新旧社会形态的更替，是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也是进步阶级反对没落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结果。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生产力的发展。对此，毛泽东指出：“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运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47]
　　剩余价值学说揭开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对此，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把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各企业中的生产有组织性和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48]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阐明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直至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也是全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得出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首先在几个或单独一个国家胜利的结论，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使社会主义首先在俄国由理想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指出：“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49]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人类一定要进到“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50]，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对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这一人类解放的光明前途，毛泽东曾作出了形象、生动而通俗的描述。他说：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51]他在1939年写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是不要资本家的，不但中国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英国也好，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将来都统统不要资本家。”还说：“中国将来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条定律谁都不能推翻。”[52]历史早已证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就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将继续证明，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统统逃不出最终要被消灭这条定律的命运。诚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将是一个曲折的漫长过程，社会主义在前进中会遇到种种暂时的困难和曲折，甚至也会暂时失败，会出现几个苍蝇“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53]，喧嚣什么“共产主义崩溃了”。但是，“蚍蜉撼树谈何易”[54]，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期间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说：“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子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地，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55]毛泽东这段话，深邃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后还可能遇到种种挫折，甚至失败，揭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将最终胜利的历史辩证法。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的，是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中的。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对恩格斯的理想曾写道：“恩格斯把自己的全部生活献给一个非常崇高的目的：解放无产阶级。他也曾有过理想，但是他的理想从来没有脱离过现实。他的理想，也就是现实。但是明天的现实，是将要发生的现实，是应该从目前的现实中，应该按照目前现实本身的内部规律发展而来的。”[56]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想同恩格斯的理想一样，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科学理想，而不是脱离现实的空想，更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幻想。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实践中，不管遇到多大的挫折，多大的困难，多大的风浪，也“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和讥笑”[57]，总是始终如一地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牢固信念。例如，1927年由于党内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蒋介石背叛革命，大革命失败了，当时的革命斗争处于低潮，党内有些人消极悲观，怀疑红旗能打多久。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批判了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58]，指出低潮孕育着高潮，预示中国革命的高潮快要到来。再如，1956年国际风云变幻，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东欧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西方一些共产党大批党员退党，国际上敌对势力掀起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恶浪，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过时”，叫嚣共产主义运动“失败”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在社会主义面临严峻挑战下，毛泽东以一个自觉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高举共产主义理想旗帜，坚决抵住这股恶浪，义正辞严地抨击和驳斥了种种谩骂和污蔑。1957年11月6日他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中严正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59]毛泽东还在《念奴娇·昆仑》等诗词中，用高度概括的艺术语言，形象地表达了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坚定信念，歌颂了“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60]的未来共产主义世界的美妙理想。
　　第二，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美好的社会制度。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美好的理想蓝图的科学描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论述了共产主义的基本特点：一是“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61]，这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备条件，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二是生产资料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四是三大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旧社会分工的彻底消灭。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对抗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非对抗性矛盾，但还存有差异，“而当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会消灭。”[62]五是阶级彻底消灭，政党、国家最终自行消亡。建国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还说：“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63]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坚持了彻底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共产主义社会是全人类所向往的理想美好的幸福社会，在那种社会里，没有剥削者、压迫者，没有地主、资本家，没有帝国主义，也没有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没有剥削制度造成的黑暗、愚昧、落后等，阶级、政党、国家权力都消灭了，人类进入了“大同世界”。在那种社会里，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每个人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全体社会成员真正成为自己的社会和自然界的自觉的、真正的主人，全人类都过上幸福的生活。毛泽东说：“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64]，同时，毛泽东也多次指出，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充满矛盾的，绝不能把它理想化，把它描绘成中国《礼运·大同篇》中说的“大同世界”，描绘成陶渊明《桃花源记》中说的“世外桃源，认为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65]毛泽东批评这是一种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形而上学错误观点。他还说过：现在我们把未来理想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会感到不满意，一万年以后社会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所阐明的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66]毛泽东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与全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统一起来，“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67]，而且还应和世界其它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又指出“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整个地球上消灭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解放。”[68]还说：“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69]在这里，毛泽东阐明了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是一种国际性的，是互相联系、互相支持的。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是全人类的共同解放，在整个地球上消灭帝国主义和人剥削人的制度。同时，也阐明资本主义是一种国际力量。只要世界上还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也就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还是极其复杂、曲折、长期的。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是一个逐步实现的漫长的历史过程。
　　第三，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纲领。
　　人类解放作为历史过程，是分阶段展开的。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曾对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大体进程作过如下科学预见：第一步，过渡时期，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第三步，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亦即全人类的解放。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明的全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但是，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每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目标的具体道路、步骤和方法也不会一样。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国情出发，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互相衔接又是性质、任务各有区别的两个革命阶段。前者为后者作准备，后者是前者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最低纲领，是“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将来的纲领或最高纲领”，是建立“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还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70]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分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我们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低纲领，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因此，共产党员要明确我们的最终目标和长远利益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71]
　　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提出的党的纲领是完全正确的，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这一真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了28年不屈不挠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完成党的最低纲领。建国后，又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现在，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共产党员要做“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心目中时刻想着党的最高纲领，在改革开放中坚决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反对腐败现象，反对西化、分化、私有化，反对“和平演变”，永远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绝不能动摇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失掉一个共产党人的灵魂。

一生为社会主义目标奋斗
王恕焕
　　共产主义理想是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人类最崇高的理想。要把理想变成现实，就要靠行动。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离不开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非常赞赏歌德的“行动在先”这句话。列宁也曾说过：“离开工作，离开斗争，那么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得来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72]理想之花要靠行动来栽培。没有行动的理想，实际上就成了空想。毛泽东说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73]这就是说，共产主义这个“高楼大厦”，没有一代一代人的实际行动是建设不起来的，理想是不能变成现实的。
　　毛泽东一生追求、探索、实践社会主义，一生献给社会主义事业，一生为社会主义目标奋斗，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写进了自己的纲领，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为了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早在1920年，毛泽东就在长沙从事湖南的建党建团活动，1921年7月，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1945年4月21日，他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提到“苏联共产党是由小组到联邦的，就是说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到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经根据地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74]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后来是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成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克思主义。”[75]1969年4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开幕式上，再次谈到他和何叔衡代表长沙小组参加“一大”的事。
　　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积极建立湖南地方党、团组织，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和《新时代》月刊，加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和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入长沙、安源、衡阳等地领导工人运动。1924年国共合作，参加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办农民讲习所，主编《政治周报》。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无产阶级对革命领导权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提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问题，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思想，他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后来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在农村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阐述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思想。
　　1931年初，王明等人取得党的领导权，照搬照抄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革命道路模式，把共产国际的决议神圣化，把苏联的经验绝对化，在中国党内推行一整套的“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他们也抛弃了毛泽东等同志创造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批评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极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并把他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从而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迫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结果使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奋斗所创造起来的红军根据地和白区工作几乎全部覆灭。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纠正了“左”的错误，更换了党的领导，扭转了革命极端危险的局面。1963年6月中旬，毛泽东在武汉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谈到遵义会议问题时说：“在长征路上，暴露出他们那一套不行了。这一套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遵义会议上有的人要我代替博古(当总书记)，我说那不行，那样斯大林就不同意了。硬要这样搞，那就会弄僵了。我们在第三国际会成为不合法的了。还是要斯大林信得过的人来出头露面。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实际上并不影响我的领导地位。这样中国革命就开始走自己的路，不听斯大林的那一套了。”
　　1935年的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拒绝和抵制斯大林的指挥棒，独立自主地处理中国革命问题的划时代的标志。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发愤读书，集中精力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他在1937年写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他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批判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错误，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践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矛盾学说，为我们党确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路线。1942年毛泽东在党内发起整风运动，其目的主要在于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30年代初期在党内居于统治地的教条主义倾向，在全党普遍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摆脱了苏联的指挥棒，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中国革命自己的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条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总任务，提出了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一起的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创立了一整套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完整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理论，系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学说。中国革命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不断走向胜利，取得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在1949年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毛泽东在1949年胜利前夕向全党提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他明确告诫全党：“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更艰巨，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建国以后，实行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由乡村转移向城市，由以往的革命战争转移到恢复和发展经济上来，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1952年，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在过渡时期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和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当时，毛泽东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经济建设和技术改革，他把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结合起来。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一条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农业合作化具体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创造了一条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1956年，全国各大中城市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宣告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1956年，人民中国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始面临着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这一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暴露出不少弊病。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何以苏联经验为鉴戒，避免苏联社会主义建议中的缺点和错误，如何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在苏共20大以后思考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怎么反对苏联的教条那一套，要搞中国自己的一套，怎么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而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怎么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第二次结合”。他指出“研究斯大林在目前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提出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新学派，提出了新的启蒙劳动，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面临着反对苏联教条的严重任务，同时又提出坚持共同道路(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反对修正主义的任务。毛泽东下决心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学派，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因此，毛泽东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创立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学派，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要创立新学派，在中国发动新的思想启蒙运动，对于过去七、八年的一切都要重新加以审查和检查，对于过去的旧东西，不但要从旧社会的那些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残留下来的影响当中得到解放，还要从苏联教条的影响当中得到思想大解放。这是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理论创新的思维实践。
　　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是毛泽东酝酿并表述创立中国社会主义新学派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他在讲话提纲中写道：“发展真理，破除迷信。”“中国的共产主义”。“设置对立面，欢迎对立面”。“随时都有两种方法可以比较。”[76]
　　1958年4月召开的成都会议，是毛泽东创立新学派的继续。毛泽东正式提出“创立学派问题”，他说现在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他提出要“势如破竹”、“高屋建瓴”，“创立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77]在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实践当中，中国要成为科学辩证法大发展的国度。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及其前后反复论述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创立新学派的论点，论述新学派思想的发展。毛泽东在讲话中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展理论，创立新学派的高度提出“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提出要“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讲、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他还说，“创立新学派，就不要怕被人家看做是毒草。”毛泽东称赞陆定一1958年写的《教育必须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篇文章，批给中央其他领导人看。他指出：“我们应该根据我国自己的特点，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来规定我国的教育方针，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等。”他还亲自写了一段话，其原文是：“兄弟国家，例如苏联的某些教育理论家，如同唯心论语言学的那些理论家一样，他们的教育学就是错误的。我指的主要是凯洛夫的教育学。中国人却迷信他，捧为神仙，流毒非浅。斯大林的理论，也有一部分是错误的。他少谈教育，多谈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其中就有好些是错误的。他不自觉，他的方法论带着形而上学的某些成分，这就不能不影响教育理论、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这段话今天看来还是很光辉的。这个原则已经超过了创立社会主义教育方面的范围，而是提出了创立中国社会主义新学派的问题了。
　　1956年以后，毛泽东以巨大的理论勇气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理论创新，为创立新学派奠定了基础。《论十大关系》是破除苏联教条创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纲要。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就根据大量调查研究中国的情况，批判苏联的教条主义，提出中国的十大关系。正确处理这十大关系，目的都是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即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说，要探索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新学派的理论基础。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最重要的一篇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从酝酿到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并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在55天时间内，经历13次修改，才最后定稿。它深刻地批判了苏联的教条和斯大林的部分形而上学思想，提出并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详细阐明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毛泽东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同音乐工的谈话》提出了毛泽东创立新的中国社会主义学派的哲学和理论的基本点。毛泽东说：“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又说：“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新学派，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要有中国自己社会主义的“小原则”、“表现形式”和民族形式，要搞中国自己的一套，不要照搬苏联的一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是毛泽东对中国式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又一次重要探索，其中心思想就是批判苏联的教条主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观察社会主义，试图突破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在民主问题上，社会主义建立后，这个民主集中制、党内生活怎么适应新的情况，今天还没有解决。并说，没有民主的集中，只能是修正主义的集中，法西斯的集中。他还说，党内要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只是不允许秘密的反对派存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人们的认识由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有个过程，这个过程还没有完结，我们还没有进到自由王国。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无产阶级的工具，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象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应?这个问题是否谈一下。后来，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明确说：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的说，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有被推翻的阶级，国际上有资本主义包围，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有几次反复，封建主义被推翻以后，都经历了几次复辟。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复辟。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规律的探索，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回答了2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是否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否还存在着国际垄断资本演变、颠覆的威胁，是否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是否还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克服斯大林在1936年过早宣布苏联已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消灭阶级的错误，批判了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的“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修正主义思想。
　　毛泽东历经艰辛的探索创立起了新学派，初步形成了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其基本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在当时都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所接受，并为历史实践所证实，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1956年以后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
　　毋庸讳言，毛泽东提出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学派，发起新的启蒙运动以后，经历的曲折和灾难确实不少。他在探索的过程中，在这个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的确走过弯路，说过错话，有过分歧，犯过错误，特别是犯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这用不着去隐讳。但是，我们还应更深远地看到，人类的历史，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像东西长安大街那样笔直的，而是曲折的。历史的进程，从来不是依任何个人的愿望为转移的，当然也不是依毛泽东和中国工人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一个人头脑里固有的，而是有它的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我们所走的弯路，所犯的错误，对整个的历史来说，还只是一个小插曲，这方面，我们也应该作为宝贵的财产来接受。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种尝试虽然都失败了，但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新学派还是创立起来了，和苏联的一套对比，反思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什么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而走向解体剧变?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却在持续地发展下去，就可以看出中国社会主义新学派的重大意义了。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创立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新学派，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中国式社会主义新学派的创立，就没有完整的科学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党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正是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创立的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学派(理论和实践)，并且还在继续发展下去。
　　毛泽东倾其一生，领导了前无古人、艰辛备至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他领导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摧毁了旧中国的经济、政治结构，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建立了自由、民主、独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改变了世界格局，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功。毛泽东的一生，是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无私奋斗的一生。毛泽东的一生，是伟大理论家、思想家的一生。他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创立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行动指南。这是他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留下的最宝贵财富。20世纪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的建立，也没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二十一世纪，毛泽东思想仍然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旗帜。

参考文献
王恕焕
　　[1]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8页。
　　[2] 毛泽东的回忆，参见《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源》第11页。
　　[3]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10页。
　　[4]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2页。
　　[5] 周世钊：《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
　　[6]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
　　[7] 佛教称欲界、色界、无色界为三界。下为欲界，中为色界，上为无色界。这是由佛教善恶报应和禅定修行理论概括出来的。
　　[8]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7页。
　　[9] 《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3页。
　　[10]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出版。
　　[11] 《论语类钞》长沙宏文图书社，1913年出版。
　　[12] 《达化斋日记》，1921年3月15日。
　　[13] 《讲堂录》，《时事报社》“学灯”。
　　[14]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26页。
　　[15]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6—87页。
　　[16]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4页。
　　[17]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3页。
　　[18] 四部之篇：三国魏荀勖分书籍为甲部(六艺，小学)、乙部(诸子兵书，术学)、丙部(史记及其他记载)、丁部(诗赋图赞)四部；至晋李充重分四部，定为经、史、子、集。隋唐以后经籍艺文分类，多用四部为序。也作群书的通称。
　　[19]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4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21] 《张昆弟日记》1917年9月23日。
　　[22]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6页。
　　[23]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0页。
　　[24] 周世钊：《湘江怒吼》。
　　[25]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0—31页。
　　[26]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26页。
　　[27]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1页。
　　[28] 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72页，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
　　[29] 二十八画生，是毛泽东的笔名。1915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向长沙各学校发出一则署名“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二十八画生”是毛泽东三字的演化，繁体毛泽东三字，为二十八画。
　　[30]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05—306页。
　　[31] 《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1号，1919年7月21日。
　　[32]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90、294页。
　　[33]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90、294页。
　　[34] 《在峥嵘岁月中的伟大实践——回忆毛主席在北京的部分革命活动》，见1971年9月13日《光明日报》。
　　[35]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7页。
　　[36]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7—41页。
　　[37] 《“七大”工作方针》《人民日报》1987年7月17日。
　　[3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366页。
　　[39]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40) 《新民学会通讯集》第2集。
　　(41)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9页。
　　(42)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
　　(43)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
　　(44)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74页。
　　(4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页。
　　(46)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9页。
　　(47)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318页。
　　(48)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8页。
　　(49)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50)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5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
　　(5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
　　(53) 《毛泽东诗词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页。
　　(54) 《毛泽东诗词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页。
　　(55)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页。
　　(56)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第1卷，第547页，三联书店1959年版。
　　(5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9页。
　　(58)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页。
　　(5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8页。
　　(60) 《毛泽东诗词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61) 转引自《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64页。
　　(6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6页。
　　(63)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8页。
　　(6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6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页。
　　(66) 1956年9月27日接见外宾的谈话。
　　(6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
　　(68) 转引自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69)叶剑英：《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7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8—1059页。
　　(7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
　　(72)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7页。
　　(73)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6页。
　　(74) 见1961年7月16日《人民日报》。
　　(75) 转引自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综述》，见《共产主义小组》(下)第473页。
　　(7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7页。
　　(7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7页。

人生的根本问题
王恕焕
　　为什么人服务是人生的一个根本问题。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还说：“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1]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自觉地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经验，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他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2]“中国的革命的文学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3]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文艺工应该同人民结合，应该熟悉人民，表现人民，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心骨，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和根本指导方针。
　　为什么人的问题，即为谁服务的问题，不仅是文艺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和原则问题，而且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目的的根本原则问题。这是因为，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时候，不管人们回答“为什么活着”这一人生目的问题时，答案如何的多种多样，多么不同，但最后总要归结到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上。例如，有的人追求享乐，说“活着是为了吃喝玩乐”；有的人追求名利，说“活则计利，死则虑名”；有的人追求权势，说什么“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有的人则主张“人生为大众，营私以为丑”，认为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的生活过得更好，等等。这些观点说到底，就是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都有一个服务的主体是谁的问题。是为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服务，还是为社会、集体、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这是人生目的的实质。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人生目的，都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都是为个人或少数人服务的。工人阶级作为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最伟大的阶级，它以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解放全人类为最终目的，这就决定了工人阶级的人生目的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4]
　　为谁服务，为什么人的问题，换言之也就是一个人的根本立场问题，是立足于那一个阶级，替那个阶级说话、办事，为那个阶级服务，反映那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在阶级社会中，立场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人要想逃避这一根本问题都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说过：“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5]他还说：“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6]毛泽东在这里阐明要为人民服务，必须站在人民大众的正确立场上，并阐明“人民大众的立场”与“无产阶级的立场”、“党性的立场”统一的。因为人民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一个政治概念，它与敌人相对而言。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如我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解放战争时期，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人民的范围；在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共产党的党性是工人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反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人民的立场和工人阶级的立场、党的立场是根本一致的。共产党人站在党的立场上，站在党性的立场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必须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那种把党性立场与人民大众的立场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总之，我们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而不能为少数剥削者和压迫者服务，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而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无产阶级人生目的的根本问题，也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根本立场问题”[7]。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王恕焕
　　毛泽东认为，人活着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是毛泽东人生观的核心思想。为人民服务的概念是毛泽东首次提出来的。
　　1932年，毛泽东在为中央写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党的各级组织要欢迎“为工农服务”的知识分子。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艺“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8]，这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最初表述。1939年2月20日给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最早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概念。1942年，为解决知识分子和文艺战线为什么人的问题，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完整地提出为人民服务的命题。1944年，他在追悼张思德所作的讲话中，把“为人民服务”明确为对我军我党和一切革命同志的普遍要求，并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9]同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作了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在这篇演说中说：“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阶级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全面地论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首先，在开幕词中他号召全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0]接着他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在讲到我军的宗旨时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11]在讲到党的作风时，他又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他还进一步指出：“应该使每个同志明白，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2]1957年，在《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中，他又一次申明：“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对无产阶级人生观所作的这些富有民族特点的概括，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命题，科学地解决和回答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人生观的根本问题，精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人生目的。
　　毛泽东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人生观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13]“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这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宗旨，同时也是对无产阶级人生观、人生目的的高度概括。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一光辉思想，他对无产阶级以解放全人类为宗旨和目的的人生观，也进行了许多论述。1905年，他在谈到无产阶级文艺为谁服务时指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14]1920年5月，他在《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星期六义务劳动》中提出：“我们将努力消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诅咒的准则，克服那种认为劳动是一种羞事，凡是劳动都理应按一定准则付给报酬的习惯看法。我们要努力把‘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准则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15]列宁提出了“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第一次把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具体为一个人的行为准则，落实到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上，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人民联系起来，反对人人为自己的剥削阶级利己主义人生观，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人生观理论。毛泽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下，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斗争中，把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人生目的精辟地概括为“为人民服务”，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本质和历史使命的客观要求，反映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和列宁提出的“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人生观的发展，深刻地阐明为人民服务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深刻地阐述了为人民服务思想，而且在实践上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紧密联系群众的光辉典范。
　　第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毛泽东一再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唯一宗旨。”他还说：“党必须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1944年，他在讲到人民军队的宗旨时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16]毛泽东反复阐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因为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目的，一切工作努力服务的对象，此外没有第二个目的，也没有第二个对象。这是由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由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措施，都应该符合人民的利益，都必须使劳动人民从中得到好处。党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没有别的，就在于为人民服务，在于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如果离开这个根本宗旨，党就会变质、变色。共产党人如果不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一切言论和行动的准则，作为人生目的的出发点和归宿，不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尽心竭力为人民办事，而去追求个人的权力、地位，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行贿受贿，贪污腐化，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走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上去，这就忘记了党的根本宗旨，就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半心半意，三心二意，无心无意或假心假意。二是一切言行都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不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任何时候都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处处为人民谋利益。三是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时，要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服从人民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四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
　　毛泽东不仅从总体上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而且还特别注意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不断地从生活中发现和树立一个又一个典型和榜样，进而具体地揭示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内涵，使之具体化、典型化和形象化。
　　1937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徐特立同志六十岁生日的贺信》中，高度赞扬徐老一贯保持充沛的革命热情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信中写道：“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你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满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脏脏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的。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为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17]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所提出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宗旨，可以具体化为“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要衡量一个人是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可以具体地从他对待革命、对待工作、对待他人的态度中加以测定。
　　毛泽东在评价吴玉章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时，提出一个重要标准。他指出：“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益于人类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18]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把能否坚持一贯做有益于人民的事，一贯为人民服务，当作衡量一个人想问题、做事情是否以人民的利益为言行的宗旨的标准。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指出：“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作，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情。……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9]毛泽东早在1939年就号召我们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老红军侯登科，从长征时就当马夫，对工作极端负责任，他喂的三匹牲口始终膘肥体壮，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毛泽东在长征中和转战陕北期间骑的那匹老青马，就是侯登科喂养的。1948年冬天，年近六旬的侯登科由于劳累成疾，医治无效，在西柏坡病故了。他的后事办得很认真，中共中央书记任弼时亲自主持了追悼会，朱德总司令参加追悼会并讲了话，还为他送葬。当时正是三大战役的最紧张时刻，毛泽东日夜筹划指挥各个战场，为了不干扰他的工作，有关领导同志研究决定，过些时再向他报告侯登科去世的消息。后来，当毛泽东得知侯登科已病故有些日子了，生气地责问这么大的事为什么当时不告诉他，并对周围的工作人员说；“老侯干了一辈子革命，就当了一辈子马夫，他从来都没有不安心过，从来也没有看不起自己当马夫的工作。真正做到了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要号召大家向老侯同志学习，干一行，爱一行，全心全意地做好本职工作。”[20]
　　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要学习张思德、雷锋、焦裕禄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把他们看作是革命者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化身和榜样，培育了一代代的新人。
　　毛泽东不仅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树立一个又一个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榜样，而且自己身体力行，言行一致，在实践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艰苦卓绝斗争中，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一心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无私奉献，鞠躬尽瘁，彻底地为人民谋利益。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毛泽东不仅贡献了非凡的聪明才智和全部精力，而且在他的影响下，他一家6位亲人，包括爱妻杨开慧、爱子毛岸英、弟弟毛泽民和毛泽覃、妹妹毛泽健、侄儿毛楚雄，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建国后，在抗美援朝中，他率先垂范，将爱子毛岸英送上朝鲜战场。后来，当他知道儿子已经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时，他在吃惊之余缓缓地说道：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儿女，前仆后继，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岸英就是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的一员，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能因为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哪有这样的道理呀![21]
　　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豁达胸怀，气贯长虹，感人至深。
　　毛泽东是一位具有伟大胆识的革命家。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敢于斗争，不怕困难，不畏强暴，具有勇往直前的伟大气魄。例如，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为了揭露蒋介石玩弄假和平的阴谋，毛泽东不顾一身安危，毅然决然亲赴重庆参加谈判，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在拥有原子弹的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公然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依据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反动派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必然会被消灭的腐朽力量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科学论断，以辩证的观点论述了“纸老虎”和“铁老虎”的关系，精辟地指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并领导中国人民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用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用飞机加大炮武装起来的800万军队，解放了全中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50年，美帝国主义按其对社会主义的“遏制战略”，蓄意挑起朝鲜战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危及整个朝鲜共和国，妄图将新中国扼死于摇篮。毛泽东依据朝鲜的领导人和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坚持和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审时度势，以敏锐的洞察力对战局的发展作出科学的预见。他指出，如美军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22]那时，我们国家刚刚解放，新中国立足未稳，百废待兴，困难很大，出兵打仗能否行?敢不敢同先进技术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决一雌雄?朝鲜战争会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当时不少人心中有着种种怀疑和忧虑，也是可以理解的。应该说，当时下决心出兵打这场战争，对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来说，并不是没有风险的。但是，毛泽东不怕风险，他以非凡的胆略和敢于斗争的伟大气魄，毅然做出了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决策。正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以彭德怀为司令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后，不仅站住了脚，而且很快地赢得了第一、第二、第三战役的胜利，扭转了朝鲜的战局，在中朝两国人民的并肩战斗下，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充分地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斗争，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它狠狠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嚣张气焰，粉碎了那种所谓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美帝国主义不得不承认这是美国历史上一次真正的失败，说“是在一次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还教育、鼓舞了中国人民，提高了全国人民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政治觉悟，激发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同时也鼓舞了世界革命人民对于反动派进行的英勇斗争。
　　毛泽东具有卓越的智慧和深邃的洞察力，大无畏的挑战精神和刚强意志，非凡的精力，是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他的这种敢于“藐视一切敌人和困难”的豪迈气概，为人民利益而敢于斗争的伟大气魄，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新的世纪，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仍然是充满艰难曲折的。许多严峻的挑战还在等待着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还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遇到严重挫折，面临严峻的考验。在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很多困难，有待我们去克服。国际上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颠覆、和平演变，有待我们去抵御、挫败。在这种伟大使命和严峻考验面前，我们一定要学习毛泽东那种敢于藐视敌人的伟大气魄，勇于战胜千难万险的坚定意志，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毛泽东经历磨难而不衰，受委屈而忠贞不渝，一心想着人民，一心为了人民。他从1927年带领队伍上井冈山以后，一直到1932年的宁都会议，受到了多次的打击、排斥，同“左”倾路线进行过多次回合的艰难斗争。先是同当时湖南省委的斗争。他们一再来信，来人批评毛泽东“右倾保守”。以后是同李立三左倾路线的斗争。他们提出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一再命令红军攻打大城市，实现一省几省的道路胜利，批评毛泽东的边界武装割据是“保守观念”，是“失败主义”的表现。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落选前委书记，迫使他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但他的心一时一刻都没有离开军队、根据地和人民，他仍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革命的前途。他带病办农民夜校，经常走家串户，搞调查研究，宣传土地改革的意义。后业，他又回到红四军的领导岗位。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为党和军队的建设确立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路线，并领导了根据地人民取得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伟大胜利。再是同王明“左”倾路线作斗争。在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时期，对毛泽东进行多次无情打击，采取削弱以至取消他工作权限的手段，剥夺他的发言权，不让他为革命工作。1931年11月，在赣南根据地党的代表大会上，撤消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随着赣南会议撤消了红一军团机构，实际上也撤消了他红一军团政委的职务。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了一次会议，即中央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会上又发起一次对毛泽东的攻击，加上“右倾保守”、“不服从中央”、“狭隘经验论”等种种罪名，把他在军队中原来所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撤消了。毛泽东的两个弟弟和贺子珍的一家人，也受到牵连，受到打击。他的大弟毛泽民挨了批判；二弟毛泽覃被列为所谓罗明路线反革命小集团“四首领”之一，受到残酷迫害，所担任的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职务被撤消了；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的职务，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后留校当普通教员；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毛泽覃的爱人)，当时是瑞金县委的组织部副部长，也被撤职。毛泽东在这种艰难情况下，并没有消沉和颓丧，并没有屈服，仍然坚持革命，仍然一心想着革命，一心想着人民，操心根据地的安危，红军的前途，日夜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努力想办法挽回局面。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革命遭受严重损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撤离苏区进行长征，使革命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在这万分危急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以革命为重，不顾个人的委屈，不计个人的恩怨，多次向中央军委建议，给党中央写信，提出改变行军路线，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并在长征途中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同政治局的同志、中央军委的成员一个个地谈话，反复做王稼祥、张闻天的工作，以取得他们的支持。由于毛泽东的努力准备和艰苦工作，团结了多数同志，1935年1月召开的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拨正了革命的航向，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崎岖不平的。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回顾到他个人的这段历史时说：“我这个人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广州开的)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会到了，当候补代表，也很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这对于我有坏处没有呢?我说是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至于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比如，不选作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消一些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候)、前委书记等。‘开除党籍’了也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你说开除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进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并不是讲步枪、机关枪那里头就跑出一个政权来，后头又被封为‘一贯机会主义’。对我最有益处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本书中就学鲁迅的办法，‘报复’了一笔，批评那些骂‘狭隘经验论’的人是错误的。”[23]他在讲话中还指出：“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消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24]这说明一个革命者要经得起挫折、逆境、冤枉的考验，受委曲而不消极，受冤枉而忠贞不渝，经历磨难而不颓丧，千锤百炼而更坚强，始终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不变。毛泽东心地无私，以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冤枉和委屈，任何时候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崇高革命风范，是全党的范例和榜样。
　　毛泽东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出发，对党内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多次提出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很重视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著名论文，把它列为整党文献，“引为鉴戒”。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向全党提出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1949年3月23日，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时，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25]这就是说，要接受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进城以后不能腐化，要警惕骄傲情绪，功臣自居和贪图享乐情绪的出现，要防止腐败现象的滋长，要保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色，不谋个人的任何私利，不脱离人民群众。毛泽东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他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要求自己做到。建国初期，毛泽东的一些亲朋故旧纷纷投书北京，要求他帮助解决问题，有的要求他帮助调入北京安置工作，有的要求他出面介绍工作。对此，毛泽东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博大胸怀，断然抛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一“任人唯亲”的历史陈规，模范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带头遵守人事制度，一一劝阻，婉言谢绝。1949年毛泽东刚进京便收到杨开慧之兄杨开智的信，提出希望能在北京安排工作。同年10月9日，毛泽东回信希望杨开智“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北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事，不要使政府为难。”[26]毛泽东又写信给当时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嘱以“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27]全国解放初期，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并随信开列了一个14人的名单，都是毛泽东外祖家的亲属，要求照顾安排工作或保送升学。这份名单后来转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在上面批示：“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这以后，毛泽东外祖家的亲人又陆续直接给毛泽东写了一些信，他都以“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不宜由我推荐”、“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等等婉言谢绝，没有一人特殊照顾。1949年10月，毛岸英的表舅向立三在来信中谈到他的另一位亲戚希望能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位置”。毛岸英在复信中拒绝帮亲戚谋位置时写道：“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与人民大众的利益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28]毛岸英的信，感人至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的伟大品格和以廉为政的深谋远志。
　　早在1945年7月初，黄炎培等6人访问延安，黄炎培曾向毛泽东提出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到一条跳出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毛泽东当时根据我们党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充满信心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他认为依靠人民民主，必将打破“这周期率”。革命胜利后，我们党执政后，会不会腐化变质?如何防腐蚀，如何解决党内和社会上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如何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脱离群众?这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问题。他对党内会不会发生腐败现象，是非常之警惕的。他多次向全党敲响警钟，要注意防腐拒蚀，反对腐败现象的斗争。一发现苗头，就决不放过。当毛泽东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察觉到“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败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就在1951年底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他亲自督办，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进行“三反”斗争，下决心果断地处决了曾经是人民功臣，而后却成为新社会蛀虫和人民罪人的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原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坚持惩治腐败，从严治党。在公审刘、张大会召开之前，有的同志要求向毛泽东说说，考虑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可否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29]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更是尖锐地指出：“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那就一定要被打倒。”“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生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们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反腐败和为人民，是毛泽东所思考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对人民挚热的爱，对一切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因为，以权谋私、贪污腐化、任人唯亲和官僚主义作风等这些腐败现象，同党的宗旨是根本对立的，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听任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党就会走向灭亡，国家就会改变颜色。我们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要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对党的腐蚀，就要同一切消极的腐败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不断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
　　第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是毛泽东倡导、阐述和培育的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是党的宗旨付诸实施的要求。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30]这就是对我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的概括。
　　毛泽东常常把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比作鱼与水的关系。鱼离不开水，鱼没有水是无法生存和发展的。是密切联系群众，还是脱离群众，这是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一个严重问题。党离不开人民群众。党如果脱离群众，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监督，就会失去力量的源泉，就会腐败变质而失去生命力。共产党员一旦脱离群众，就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因此，我们党必须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共产党人只有扎根于群众之中，同群众打成一片，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着心，才能克服千难万险，立于不败之地。
　　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所包括的内容，很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要关心群众疾苦。随时随地为群众谋利益，关心群众疾苦，这是贯彻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也是加强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条件。早在1925年，毛泽东在回答“为什么要革命”时，其中就讲到“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上的幸福”。[31]革命就是为了解除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改善生活，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民主、自由、幸福。广大人民群众，也只有从切身利益切身经验中，深刻地体会到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革命是自己的事业，才能积极地参加到革命的斗争中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条件下，毛泽东十分关心群众生活。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32]毛泽东强调，在革命根据地，不仅土地问题、劳动问题，要关心、要解决，柴米油盐问题、房子问题、穿衣问题、婚姻问题、饮水问题、修桥补路问题，都要真心实地意帮助解决，“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33]毛泽东在陕北期间，非常注意倾听群众呼声，十分关心群众疾苦。1942年8月，一天下大雨，陕甘宁边区政府小礼堂正在开征粮会议，忽然一声雷响，礼堂的一根木柱被劈断了，出席会议的延川县长李彩云不幸触电而死。这件事传出后，有的群众说：“为什么雷没有劈死毛泽东?”这话传到毛泽东耳里，他没有叫人去追查骂自己的人，更没有去抓什么“反革命”，而是向干部了解“骂”的原因。原来，边区下达的征粮任务重，群众有意见，便借劈雷一事发泄不满。毛泽东知道原委后，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任务从20万担(每担300斤)减到16万担，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同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要求边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他尖锐地指出：凡不注重研究生产，不用主要精力帮助农民解决“救民私粮”，只顾向农民要“救国公粮”，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就不是好领导者。凡“不注重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
　　建国后，毛泽东肩负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重任，为新生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为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日理万机，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他对治理我国的大江大河一直非常重视，而且对黄河、长江亲自作过考察和认真的全面调查研究，曾设想把长江的水引入黄河，解决西北、华北的缺水问题；提出引黄河之水入山西到北京，还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变水害为水利，以利于解决人民群众用水、灌溉、舟楫、发电。1950年7、8月间，安徽、河南发大水，百年不遇，淹得很厉害。当地农民躲避不及，爬到屋顶上、树上，有的掉下来淹死，有的在树上被毒蛇咬死。毛泽东看了这段报告非常难过，他哭了。从7月20日至8月31日一个多月内，毛泽东连写了三个批示给周恩来总理，下决心“一定要把淮河治好”。那时刚刚建国不久，国家还很穷，但为了解决人民的苦难，为了发展社会经济，他下决心根治淮河。
　　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他非常重视开展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1955年12月，他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和“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1956年2月1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制定了消灭血吸虫病的部署。195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
　　解放前，血吸虫病在我国南方蔓延，涉及12省的350多个县，患病人数1000多万人，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达一亿以上。江西余江县是一个重灾疫区，那里有一座天然红石山叫狮子岩(旧名洪红岩)，座落在白塔河中游，阻碍河水流向余江。明朝嘉靖年间，“知县肖时中及倡首监生夏继贤，凿洪岩岭通河水，开圳数十余条”，是为官圳。由于官圳岁久淤塞，圳窄水臭，杂草丛生，适宜钉螺繁衍，从而形成血吸虫病泛滥的疫区。解放前，血吸虫感染到哪里，人就死在哪里。暂时侥幸活着的，也一个个被折磨得肚如鼓，骨如柴，男不生，女不孕。仅解放前30年，余江全县死于此病的达25000人，毁村42个，许多地方成了“无人区”、“死坟堆”、“寡妇村”。对于狮子岩一带“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群众疾苦，毛泽东忧心如焚，极为关注。1951年3月，他派血防人员到余江县调查，首次确认为血吸虫流行的县。1953年4月，他又派医生驻余江县马岗乡进行防治血吸虫病的重点实验研究。1956年，他指示中央血防9人小组和国务院卫生部两次派专家考察组到余江县考察血防工作。在党中央的领导和毛泽东的亲自关注下，余江人民掀起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辞辛苦，排除万难，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经过1955年到1958年短短4年的努力，取得了消灭血吸虫病的胜利。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经过》和《反复斗争，消灭血吸虫病》的社论。毛泽东读了这篇激动人心的报道，极为兴奋，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浮想连翩，夜不能寐”，“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送瘟神》七律二首。[34]
　　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诗中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形象地描写了疫区人民长期遭受深重灾难的悲惨情景；“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热情地歌颂了中华大地和人民改天换地战胜瘟神的新面貌。
　　毛泽东和群众血肉相关，心心相连。他是党和国家的领袖，但又视自己为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员，与其他人员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尊卑之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向平等对待，对他们的政治、工作、学习、生活极为关心。为了帮助他身边的卫士和警卫人员学习文化，他用自己的稿费在中南海办了一所业余学校，学习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物理等6门课，他还替每个战士买了书包、课本、作业本等一切学习用品，购买各种体育锻炼的器械。他亲自出面请老师，还亲自讲过课，帮助卫士批改作业。毛泽东不仅热情、耐心帮助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学习，而且还关心他们的婚嫁问题，家庭生活上的困难。
　　其次，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心连心。毛泽东认为，我们共产党人来自人民群众，不是为要做官，而是要革命，必须与人民群众共甘苦，一时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1931年11月，在瑞金县的叶坪，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当时，他和贺子珍住在群众家里，与老百姓是屋连着屋。当地的干部和群众常到他们家来串门、聊天。毛泽东从天时地利、风土人情到年成好坏，他都想听，而且听得津津有味。他还详细了解这里进行土改的情况，群众对分田政策的意见。每到星期天，毛泽东尽管工作很忙，仍然尽量抽时间参加“礼拜天”的活动。他经常戴着当地群众最常用的斗笠，到烈军属的田里干活。犁田、除草、割禾，各种农活他都参加干。毛泽东还常常教贺子珍做群众工作，说要同群众打成一片，一定要做到三条：同群众打成一片，劳动在一块，吃苦在一块。在漫漫的长征途中，毛泽东尊重老同志，关心女同志，关心群众的疾苦，同人民群众心连心。1934年冬，红军到了贵州边远山区剑河县附近一个苗族村寨时，看到一位60多岁的苗族老妈妈，身着单衣，怀中搂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小男孩，倒在路旁，瑟瑟发抖，已经气息奄奄。许多红军战士围在她身旁问长问短。这时，毛泽东来到这位老妈妈身边。身旁的战士告诉他，这老妈妈一年劳动收的粮食全被地主逼租要债逼走，儿子也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当兵，全家人没法活了，就和儿媳四处讨饭，冻饿交加，跌倒在这里……。当时，红军的物质条件是非常困难的，但毛泽东立即拿出自己的干粮给老妈妈和小孩吃，然后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亲手披在老妈妈身上，战士也拿出两袋大米和一床垫单，一起送给了老妈妈。老妈妈吃了一点干粮，勉强坐了起来，伸出冻僵了的双手合在胸前，打着苗语，并拉着小孙子磕头。毛泽东很快拉住小孩，心情沉重地弯下腰去，捧起小孩面黄肌瘦的小脸，端详了一会，又蹲下去亲切地对老妈妈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穷苦老百姓的军队。”说着，亲手将老妈妈搀起来，又用老妈妈的竹棍将粮袋插好，好叫老妈妈和她的孙子抬着走。毛泽东看着老妈妈和孙子抬着米朝家慢慢走去时，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对周围的指战员说：“我们从这位老妈妈身上看到的，决不是她一家的遭遇，而是我们灾难深重的祖国的缩影。我们的祖国，就是这样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地步!祖国和人民这样，那么我们的任务呢?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从水深火热之中，把我们的祖国和人民解救出来，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
　　毛泽东最坚信人民的力量。他说过：“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35]历史早已证明这一真理。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在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心连心，密切联系群众，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战胜无数的艰难险阻，克服一切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终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全国解放后，各方面条件比过去战争年代要好多了。但是毛泽东进城后仍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他睡木板床，用的毛巾被和内衣补了又补，饮食一直是粗茶淡饭，粗粮为主，里面常常要掺上小米或黑豆或山芋头，用竹木筷子而不用贵重的象牙筷子。他的一件睡衣穿了十多年，一共打了73个补丁，他的皮鞋和拖鞋补了又补，一直补到不能再补。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时，郭沫若送给毛泽东一快瑞士手表。从那时起，一直戴到去世。在三年困难的日子里，有时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一种野菜)或炒菠菜，与人民共同渡过困难。在国家最困难的岁月里，毛泽东整整7个月没有吃过一口猪肉。在他的影响下，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也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坚持不吃猪肉。毛泽东为国家、为人民终身工作不息，却从不追求什么个人的享乐。他尤其厌烦宴会，说不能总是山珍海味，既浪费又不实惠。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吃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叫人，人跟其他动物就有这个区别。”[36]毛泽东喜欢吃红烧猪肉，说是“补补脑子”。打沙家店，他“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三天两夜不出屋，不上床。这一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叫身边的侍卫人员想办法搞碗红烧肉吃。毛泽东工作起来不分昼夜，吃饭也没有个钟点，有时连续工作几天几夜，只是吃碗麦片粥，或煮点挂面，或烧几个芋头，有时为了补脑子好工作，要吃顿红烧肉，进城后他仍是保持这个习惯。保健医生多次劝他多吃点富于营养的高级食品，每次都被他拒绝了。毛泽东脑子里想的是人民群众的生活，而不是自己的怎么享受。他一生都很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风亮节，对时代，对人民，对后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楷模。
　　再次，体察群言，了解人民大众的要求、呼声和情感。毛泽东从年轻的时代起，就喜欢明代杨淑山诗的“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这两名句，还说头一句难就难“迂事”这两字上，即有时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说第二句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言观色，而是要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言中汲取智慧的力量。他还说过：“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37]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家，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察群言”，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紧密联系群众。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他就走出书斋，游学考察，十分重视社会调查活动。在建党初期，他深入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去，调查工人状况，开展工人运动，特别是致力于开展和总结中国农民的革命运动。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临到紧急的时刻，他从1927年1月4日开始下乡，到2月5日，共32天，行程1400多华里，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的农民运动，广泛接触了群众，研究了群众的呼声，群众的创造，群众的经验，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总结了当时农民运动伟大实践经验，热情地赞颂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创造，论述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党内的右倾错误，驳斥了诬蔑和攻击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提出了正确对待农民运动的意见和发动农民斗争的方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不放过一切机会接触群众，同工人、农民、教师、妇女等各界群众进行交谈，召开各种座谈会，调查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土地斗争的实际情况、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情况，城镇、商业、手工业的情况。1930年至1933年，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写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为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正确的斗争策略提供了实际依据。毛泽东在1964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回顾说：土地改革纲领(1933年文件)，我在这前后费了10年功夫。不费10年功夫，是搞不出来的。在大革命时，我办了两次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一次，武汉一次，也做过一些调查研究，但还没有解决。还是以后在兴国和其他地方进行了8个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才解决了问题。这是群众教育我的，说应该这么办。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黄金时期，也是他深入调查研究，了解群众，跟群众相结合，紧密联系群众的最好时期。比如，一次，陕甘宁边区一位劳动模范与毛泽东谈话。劳动模范心里好奇怪：毛主席怎么啥都知道呀?莫说世界大事，就连延安县有多少巫神，咱乡开了多少地，他都一清二楚呢，哎呀，可真了不起!毛主席的眼睛看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件事情呢，他真是啥都操上心了!毛泽东是这样注重农民，他说：“只要把中国农民的事情办好，中国的事情就办好十分之八九!”他和劳动模范一同商议：怎样能使农村的生活过得更美好?这位劳动模范为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这种对人民的亲切、诚恳、和蔼的态度所感动。毛泽东对中国农民和农村有特别深切的了解，有特殊的感情。他在延安杨家岭和农民作朋友，同劳动模范交往、亲切谈话，为我们树立了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榜样。在建国初期和随后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尽管日理万机，工作极其繁忙，仍然多次巡视祖国大江南北，深入到工厂、工地、田间、连队、街道、学校、商店、托儿所、食堂等许多基层单位调查了解情况，同各方面的群众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毛泽东为了更多地具体了解农业合作化和党的农村各项政策贯彻落实的情况和问题，曾积极鼓励在他身边工作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回乡调查。1955年5月14日，毛泽东亲自给他们讲解调查研究的意义、好处，以及调查什么，怎么调查，等等，还亲自写了“出差守则”。当警卫战士从农村回来后，他又亲自听取和批阅他们的调查报告，详细询问农村各方面的情况，农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并对他们所作的社会调查给予热情赞许。他在听了湖南、湖北两省籍的战士汇报他们家乡的情况后，高兴地说：了解两省6000万人口的情况，用了三个钟头。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他伸出三个指头比喻说：你们见到农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农民，就离这么远。他建议战士们今后两个月写一次信，了解家里有没有吃的、生产情况和合作化情况。他说：你们每年写四、五封信，回信给我看，那我就消息灵通了。他把这种间接进行调查研究，作为自己联系群众、了解实际情况的一种辅助方式。
　　1960年底，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时刻，全国城乡严重缺粮，许多地方出现了浮肿病，有些省份出现了人口非正常死亡，毛泽东情绪沉郁，忧心如焚。在12月26日这一天，他又找了身边的6位工作人员说：现在全国人民遭了灾难，人民生活困难，我很不放心，你们6人到河南信阳专区去调查研究，了解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农村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存在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群众有什么意见，都如实地反映上来，不能隐瞒。他们下去半年后回来汇报了真实情况，说大办食堂并不好。
　　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的错误，在1960年3月，毛泽东先后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和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向全党着重提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问题，实际上也是倾听群众呼声，不脱离群众的问题。他说，最近几年，我们有许多同志，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大概是官做大了，调查研究工作不大做了，或者不那么认真了，不到下面去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不去接触群众和干部，或者接触他们的时候，老是教训人，而不是跟他们商量、交换意见。这是很不好的，是很危险的。毛泽东在对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领导人忙于行政事务工作而不作调查研究、脱离群众的毛病提出批评的同时，也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纠正，也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他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把1961年搞成一个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1961年1月中旬，毛泽东决定派三个调查组去浙江、湖南、广东搞农村调查，组长分别为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毛泽东随时听取调查组的汇报并给以指导。1961年4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当时任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请他为中央起草一通知，建议5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并要求参加会议的同志应利用会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10天至15天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在中央发出这个通知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刘少奇于4月初至5月中旬带领调查组到湖南长沙、宁乡县农村进行调查；周恩来于4月28日至5月14日期间，带领工作组到河北邯郸农村蹲点调查；朱德于3月24日至5月5日期间到四川、陕西、河南进行调查；邓小平、彭真率领5个调查组在北京市的顺义、怀柔县进行调查；陈云于6月下旬到7月上旬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作调查。在广泛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的基础上，又在1961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召开了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作了重要修改，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取消了分配上供给制部分的规定，停办了食堂，从而进一步解决了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规模问题、公社内部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解决了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这些都是当时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要求、呼声、情感和经验的集中反映，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和拥护。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是深刻了解群众，时时、处处、事事都同群众相结合。他的一系列富有独创性的著作、思想、政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绝不是他一个人头脑中空想出来的。事实上，这些都是中国人民在各个时期的情感、要求、呼声和经验的集中反映。向群众学习，调查群众的生活，倾听群众的呼声，吸收群众的经验，这是毛泽东思想、政策的来源。他说过，“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 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38]毛泽东的思想、政策、办法都是从广大人民群众中间来又回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作宣传解释，贯彻到群众中去，检验它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利益、人民情感的最好的体现者、代表者。他的天才、聪明、智慧是中国人民的天才、聪明、智慧的高度集中的反映。他把人类几千年科学思想结晶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丰富生动的实际相结合，也就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于中国实际情况之中，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要求和呼声相结合，因此他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能够把广大人民的天才、聪明、智慧高度集中起来，化为自己的天才、聪明和智慧，以指导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毛泽东在1960年3月一次会议的插话中说：《毛泽东选集》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代价的。这就是说，毛泽东著作是在广大人民群众流血牺牲的伟大斗争中写成的，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坚持同群众相结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这是毛泽东的胜利之本，成功之路。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最根本的问题，是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原则，脱离群众，没有很好同群众相结合。
　　第三，向人民负责，勇于修正错误的精神。
　　毛泽东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向人民负责，为人民的利益而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他曾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39]他还说过：“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40]因为我们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为人民利益可以舍得一切，只要对人民有益的批评意见，理所当然地要虚心采纳。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对人民负责，就应该善于听取批评，接受批评，就必须有勇于改正缺点、修正错误的这种大无畏精神。只有善于接受批评，勇于修正错误，才能不断克服自身的缺点，消除自己身上的“病苗”，防止腐败，不断完善自己。毛泽东既是我们党三大作风的倡导者，同时也是三大作风的力行者。他不是一个文过饰非的人，面对工作中的错误，勇于承担责任，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方面，毛泽东仍然是我们党的楷模。
　　毛泽东重视党外人士的“精兵简政”意见，就是一个突出的实例。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集中了侵华兵力的百分之六十四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连续“扫荡”，实行了“三光政策”，国民党反动派也加强了对解放区的包围封锁，在1941年和1942年的两年内，解放区遭到了极大的困难，部队给养不足，群众的负担也很重。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大礼堂开幕。米脂县参议会会长李鼎铭先生在会上提出了一个“精兵简政”的提案，其主要内容大致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国大业，兵要精、政要简，行政机构要以质胜量，提高工作效能。“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这一议案提出后，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他们认为：“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有的人甚至怀疑李鼎铭先生提出这个方案的动机，而毛泽东对这个提案却非常重视。他反复看了这个提案，拿起红笔把重要段落圈了起来，旁边还加上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当“精兵简政”议案提交大会讨论时，李鼎铭发言后，毛泽东站起来鼓掌走到台前，深刻地阐述了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并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他说：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经济上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和不精干的队伍，又不适合今天的战争环境。教条主义就是不管环境变了，还是死啃不合时宜的条文。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毛泽东还亲自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社论，评论“精兵简政”提案在参议会上获得通过，把它提高到政策的高度来推广实行。在两年多时间里，就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在精兵方面，部队内部精简，裁并了一些机关，一部分人民充实到战斗单位；一部分人员送到学校去学习提高与深造；一些老弱残废人员转到生产战线及地方机关工作。在简政方面，精简了机构，精简了人员，边区政府各厅、处、院内部机构裁并了四分之一，直属机关从35个单位减少至22个，边区减少了13000多人的经费粮食预算，边区政府建立了合署办公制度。合署办公前，各厅局共有700来人。合署办公后，只有280来人，占原来人数的百分之四十。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有效地解决了各抗日根据地 “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渡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以坚持持久的抗日战争。
　　后来，毛泽东把这作为一个成功的经验，借追悼张思德的机会，阐发了一个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十分重要的原则。他深刻地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41]建国以后，毛泽东对工作中的错误仍然是勇于承担责任，多作自我批评，在坚持真理当中为人民利益修正错误。
　　1953年8月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就做了自我批评。他说，这次会议上许多同志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1)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2)统得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3)预算问题。去年十一月搞起，经过一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十六万亿是虚假数，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得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得早了，应该慢慢来(苏联今年预算现在才公布)，我也有急躁冒进。”此外，他还就查田定产、扫盲和失业人员登记工作中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的纠正中。”作为中央主席在大庭广众面前这样坦率地解剖自己，不能不使人感动。
　　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我国国民经济经历了严重的困难，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一次灾难性挫折。毛泽东对所谓“三年大跃进”中政策上的失误，多次作了自我批评，带头承担责任，带领全国人民纠正错误，克服三年困难。1960年12月27日，毛泽东听取中央工作会议汇报时认为，庐山会议后工作上有所失误。他说：庐山会议后有些事情没有想到，像刮“共产风”；去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谁也没有想到‘一平二调’，如果想到了，就不会刮了。同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对于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进行了反思。他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遭灾祸。他批评“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作了是很深刻自我批评。他讲到：“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的自我批评是很诚恳的。他还讲到：“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毛泽东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这种态度是很感人的，值得全党同志学习。毛泽东非常推崇鲁迅，认为自己的心和鲁迅是相通的。他说：我喜欢他的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也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要人们相信确实有个时间问题，过了多年之后，再回头看，人们会对毛泽东身上的这种崇高精神产生出敬佩之情。

“当人民的勤务员”
王恕焕
　　如前所述，为谁服务，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人生目的观的基本问题。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人民群众是主人，干部是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
　　第一，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2]这句话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唯物史观，也体现了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家远远超越于封建君主和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根本之处。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什么力量决定的，谁主宰历史的命运，谁是创造人类历史的动力，或者说，谁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谁是社会历史的主人?这是几千年无数思想家、政治家争论不休的问题。
　　是承认个人创造历史，还是承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是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分歧。在历史唯心主义者看来，人民群众不过是“群氓”、“愚民”、“愚昧落后”，是被统治者。历史是由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等少数人物创造的。决定历史发展的，不过是少数几个历史人物。而历史唯物主义者则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决定历史发展的是人民。
　　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正确地阐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阐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说：“社会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创造的。”[43]这里讲的“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没有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人类就无法获得衣、食、住等方面的物质生活资料，就不能生活，就谈不上进行任何其他诸如政治、科学和艺术等方面的活动，就谈不上人类社会的发展。离开生产活动，人类本身的生存也都不可能。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认识和实践的主体，是力量和智慧的源泉。没有人民群众的劳动，任何精神财富，什么文化，都不能形成，不可能存在。
　　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阶级社会中，这一矛盾运动往往表现为阶级斗争，并且只有通过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所进行的阶级斗争才能得到解决。列宁说过：“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44]历史反复证明，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就不能推翻反动阶级的政治统治，就不能摧毁旧的社会制度，改变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旧的生产关系。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中国农民战争对历史发展所起的动力作用。他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45]
　　毛泽东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他说：“革命是什么人去干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这许多群众中间，什么是根本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46]他还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47]毛泽东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尤其是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阐明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这一真理。我们党正是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战争，才能赢得战争，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离不开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列宁说得好：“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48]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的社会的基本因素。社会主义实践是人民群众的实践，只有广大的人民群众自觉地行动起来，积极地投身于国家的管理、监督和社会建设，才有社会主义可言。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它不是按上级的命令创立的，它和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
　　毛泽东在长期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把群众视为真正的英雄，坚信群众的无限创造力，紧紧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他说：“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49]比如，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号召全党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他在闭幕词中提出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下决心挖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50]再如，建国后，毛泽东在1951年底领导“三反”、“五反”斗争中，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消除腐败现象，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的本色，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60年代初的暂时困难时期，他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克服了严重的困难。每当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他就高兴了，就深信一定会胜利，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高度群众观点、巨大魄力和革命乐观主义。
　　毛泽东把群众当作主人，自己当作仆人。他在革命战争年代经常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给老百姓当勤务员。建国以后，人民群众翻身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干部是社会和人民的公仆。他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51]他十分强调社会公仆和勤务员，必须诚心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要处于人民群众的切实监督之下，防止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由领导者变为“统治者”，骑在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剥削压迫老百姓。
　　第二，做人民的公仆。
　　毛泽东关于做人民的公仆的思想和实践，包含的内容很广，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热爱人民，同群众打成一片。毛泽东多次说过，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哺育他的是人民。他对人民群众充满着深厚的感情，一切为了群众，时时、处处、事事都为群众打算，把人民的利益看得至高无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全心全意地、尽心竭力地、坚持不懈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多次引用鲁迅的一句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对敌人无比憎恨、蔑视，对人民无限热爱、尊重，把人民当主人，把自己当仆人。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而且要求“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52]教育每个共产党员、干部要做人民的真公仆，而非假“公仆”，不是为了当官做老爷，而是做人民大众的“牛”，为人民办事。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人物，但又是一个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人，他对人民群众的态度是很朴素、很和蔼、很诚恳的。他处处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同群众打成一片。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克服解放区的极端困难，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运动。当时，中央机关的勤务人员也制定了生产计划，分片开荒种地。毛泽东因工作忙，便让勤务人员在住处附近给自己分一块荒地。他们说：“主席工作很忙，身体又弱，不一定参加生产啦。”毛泽东却说：“不行!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生产。”勤务人员只好给他分了一块地。下午，毛泽东便在休息时拿锄头挖起来。几个警卫员忙跑去和他一起挖，毛泽东阻止他们说：“你们有你们的生产任务，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点地，你们都挖了，我没有挖的了。”这是毛泽东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参加集体劳动，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不摆什么架子，不耍什么威风，不搞特殊化的一个实例。
　　毛泽东反对那种当官做老爷，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摆架子耍威风的官僚主义作风。他在1958年1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气。”[53]这就是说，要真正做人民的公仆，就必须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出现，必须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其次，向人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毛泽东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先生，同时又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学生。他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了中国的国情，研究了广大群众的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一整套关于中国革命的纲领、路线、政策、办法，去给广大人民群众引路，领导人民大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叫做领袖或先生的作用。但是，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先生，同时又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学生。他把群众当作自己的先生，虚心向群众学习，调查群众的生活，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要求，汲取群众的经验。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中国的社会情况，必须向群众学习。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因此，没有满腔的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54]毛泽东这种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我们的榜样。
　　毛泽东经常说：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当好学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次陕甘宁边区所属关东分区的农民代表到延安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深切的谈话。后来，他回想起这件事，意味深长地说：“我跟他们学习了很多东西，长进了许多知识，知道了我们的各项政策在农村里究竟实行得好不好。我跟他们学习，我是小学生。他们有说得不对的地方，我就耐心地给他们纠正，又成了他们的先生。有些人先做先生是不好的，结果一定落在学生后面。”[55]毛泽东深刻地阐明了做群众学生与当群众先生的辩证关系，是一件事情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要当好群众的先生，首先必须做好群众的学生。只有当好群众的学生，才能成为群众的先生。这种学生——先生，或者说，群众——领导，如此无限循环。实际上，这也是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认识论，在斗争中逐步形成的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体现，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具体运用。毛泽东正是在实践中坚持群众路线，既是群众的好学生，又是群众的好先生的出色代表。
　　再次，又红又专，对技术精益求精，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具有渊博的学识，丰富的经验，高超的领导艺术。他一生为国为民笃志好学，博览群书，甚至在戎马倥偬的年代仍手不释卷，坚持刻苦学习。这说明为人民服务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认为要当好人民的公仆，必须掌握好为人民服务的真实本领。他倡导要“又红又专”。这就是说：一方面要做到“红”，即在思想政治素质方面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忠实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敢于坚持原则，密切联系群众，廉洁勤政，有较高的组织纪律性；另一方面要做到“专”，主要是掌握现代化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组织能力。他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说：“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些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56]他倡导对专业技术要精益求精，并批评那种所谓只红不专的“空头政治家”。毛泽东还提出每个人民公仆，对工作要极端负责任，要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勇于挑重担子，尽心竭力为人民干实事。他批评“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57]这说明，做人民的公仆，就要一切为群众着想，克服一切为个人打算，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参考文献
王恕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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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5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2页。
　　[51] 转引自1968年10月6日《人民日报》。
　　[5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7页。
　　[53] 转引自1967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
　　[5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55] 转引自1977年9月25日《人民日报》。
　　[56]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6页。
　　[57]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6页。

“人是第一可宝贵的”
王恕焕
　　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1]他还说过：“天地之间人为贵。”[2]这里的“宝贵”和“贵”，即“有价值”的意思。这就是说，整个宇宙世界中，人是第一的、最高的价值，世间没有比人更高贵、更高价值的东西。
　　毛泽东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人为什么具有最高的价值?人的价值与物的价值有什么根本区别?在毛泽东看来，人的高贵之处就在于人具有一种特殊的自觉能动性。这是人区别于一切物的根本特点。
　　毛泽东说：“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3]毛泽东的这段话，科学地阐明了什么是自觉的能动性，以及如何发挥自觉的能动性问题。
　　“自觉能动性”的概念，包含两层涵义：一是自觉性。所谓自觉性就是有意识性，也就是指人的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马克思说：“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4]。“人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5]毛泽东认为，人具有理性，具备有能思维的“心”。“心之官则思”。“心，首先是反映客观，但反过来又创造客观，影响客观。”这里讲的“心”，是毛泽东沿用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概念，指的是人的大脑。这说明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自觉活动。正因为人的这种有意识的活动，把人同动物的无意识无目的的本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毛泽东曾引用马克思的话说过这一点：“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6]人的这种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活动，是人之外的所有动物都无法做到的。所以，人是有思想的人。人的这种自觉性，是人区别于一切生物的一个特点。二是能动性。这里讲的能动性，是指人们通过实践，能动认识世界和能动改造世界。人的自身和人的认识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人的自觉能动性离不开实践活动。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7]这就是说，在人们众多的实践中，生产劳动是首要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不但使人类的生存得以维系，而且“劳动创造了人本身”[8]。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是人的能动性表现的基本形式，是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根本标志。然而，人们的生产劳动一开始就不能离开社会而孤立地进行。每个人都必须“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9]孤立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劳动，则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实践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毛泽东认为，无论哪一种实践，都是社会的实践，都是“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10]他在《实践论》中说：“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11]离开人的社会性，脱离人的社会实践，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了，也就失去“自觉能动性”的特点。人的社会实践性是人类的根本特点。毛泽东阐明了实践的社会性，阐明人的社会性。
　　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的社会属性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一个自然的生态系统，人类就不可能生存。但是，“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12]离开人的社会性，脱离人的社会实践，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了，也就失去“自觉能动性”的特点。人的社会实践性是人类的根本特点。
　　由上可知，毛泽东讲的自觉能动性的内容，包括“思想和行动”两个方面。[13]一方面是认识主体的能动性，表现为思想等等主观东西的能动作用，也就是意识、情感、毅力、信念等在人活动中的作用，这种意识、精神的能动作用，亦称人的主观能动性。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忽视人的这种能动性，唯心主义却抽象地发展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说：“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忽视主观能动性。”[14]唯心主义片面夸大精神、意识的能动作用，认为可以脱离物质条件和客观规律任意发挥主观意志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主观意识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所以，要区分两种不同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在1959年的一次会议上说，主观能动性有两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一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是符合实践的。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十分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正确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要有一点精神”，强调发挥群体(政党、民族、人民群众)意志的作用。他在《论持久战》中，阐明“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15]。这里，毛泽东把客观条件比做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舞台”，把主观能动性的正确发挥称做威武雄壮的“戏剧”，用舞台与戏剧的关系，生动地阐明了主观能动性和客观物质条件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在晚年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急于求成，而忽视了政治家的现实责任，提出和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因而导致了严重的失误。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另一方面是实践主体的能动性，表现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的能动性作用，表现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能动作用。实践在本质上是人的客观物质活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实践理解为社会实践，认为实践是改变世界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客观的活动”[16]。列宁指出，实践是人的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活动，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的“交错点=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17]。毛泽东在《实践论》曾引用列宁的一段话：“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现实性的品格。”[18]实践不是纯主观范围内的观念的活动，而是客观的物质活动，不是单个人的活动，而是相互联系的社会活动。马克思分析人的本质特征，第一次把实践观点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成为科学。毛泽东关于“自觉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的表述，鲜明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客观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的本质特征，关于人的社会性、实践性的本质特征。
　　总之，人的自觉能动性包括认识主体的能动性和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就认识主体而言，“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就实践主体而言，人们“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过程的实践……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19]在这里，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同一过程”：它即是认识运动，而且同时也是实践过程；认真起始于“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完成于思想、计划等等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认识过程离不开实践过程，认识主体的能动性依赖于实践，而实践过程又是有认识过程参与的，实践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思维实践，实践主体的能动性不能同认识分割开来。人的自觉能动性是认识和实践的统一，是人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
　　“自觉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20]人的这种自觉能动性，是人区别于物的根本标志。正是由于人的这种自觉能动性，人再也不象一般动物那样，听任自然的摆布，而是把自身和自然界区别开来。自然界不能满足人的需要，人就通过自己劳动来改变自然界，改变环境，不断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自己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要，并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正如列宁所说的，“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21]
　　毛泽东说：“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22]建国以后，他又强调指出：“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为什么人能创造人间奇迹?为什么一切物质的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具有自觉的能动性，在于人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这说明，人的价值是一切价值形态中最有价值的价值，是最高的价值。人所具有的这种自觉能动性的价值，是人的价值区别于物的价值的一个根本特征。如果离开了自觉能动性，人就会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人也就丧失了作为人的价值。
　　毛泽东还认为，虽然自觉能动性是人类共同的特点，但是，人们在实践中对这种能动性的发挥，却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因此，人的价值也不尽相同。他说：“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23]反之，如果脱离实际，离开客观条件，违背客观规律，就会成为唯心主义的能动性，变成乱撞乱碰的鲁莽家，其结果只能引向失败。
　　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的基本特性和基本价值，也是创造价值的价值。从人的自觉能动性角度考察人的根本特性问题，考察人的价值问题，重视发挥人民群众自觉能动性的作用，揭示人之所以是最高价值的奥秘，是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

“共同生活中的”人生价值
王恕焕
　　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以人们对待满足他们的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24]价值原来是经济系列的范畴，后来有些哲学家把它引用到哲学范畴，是反映客体给予主体需要和满足的一种关系，是客体属性和主体需要的统一。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属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范畴。价值这个概念，日常生活中有多种表述，如，好坏、善恶、祸福、优劣、得失、成败、输赢、利弊、损益等等，都是价值概念在不同方面的通俗表述。
　　人在价值关系中，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因此，人的价值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毛泽东在1965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说：“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和女人不见了，大人和小人不见了，中国人和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这里讲的人，是对一切现实具体人的抽象，只反映人这个类与别的类之间的本质区别，而不包括人类内部种族之间、民族之间、阶级之间的种种区别，也不包括每个具体人之间的具体区别。这是一种科学的抽象”。“完整的表象蒸发出抽象的规定”，“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使抽象上升到具体。”[25]在毛泽东著作中的“人”，有“人类”、“人民”、“多数人”、“少数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劳动知识分子”、“共产党人”、“张三、李四”等等提法。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从政治的角度把人分为三种：“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26]毛泽东认为，人是一个大概念，阶级、政党、民族等等是小些的概念，张三、李四则是看得见的具体人。
　　人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人的价值的多样性。人的价值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人类价值，即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人的共性，是相对于外部世界而言的；二是集体价值，即阶级、政党、民族等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三是个人价值，又称人生价值，是指个人在自己一生中所创造和实现的价值，这是指一个人一生当中对他人、社会所作的实际贡献。人生价值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的自我价值，是指人们对于自己需要的自我满足，指个人对于自身的价值。在这里，价值关系的主休和客体是同一的，是个人与自身、群众与自身或人类与自身的关系。每个人的权利、地位和尊严等等；另一方面，是人的社会价值，是个体行为对他人和社会的意义，也就是个人对他人、民族和社会的贡献。人的价值的这三层含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肯定人类价值、集体价值，必须肯定个人的人生价值；肯定个人的人生价值，更必须承认人类价值，承认集体价值。
　　毛泽东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强调人民群众的价值，高度重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价值。他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7]“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毛泽东坚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明确指出人民是社会的主体，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自然，在阶级社会里，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毛泽东在强调人民群众价值的基础上，论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伟大作用。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及其优点，决定了它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阶级和主力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是由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武装起来的。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使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人民富裕。
　　毛泽东在强调集体价值的同时，也肯定人类的价值。他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仅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也是为了整个社会和人类发展的利益。无产阶级利益和人类利益是一致的。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们，除了有不同的阶级利益之外，还有某种共同的东西，亦即有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和人类共同的利益，有全人类所共有的特点和属性。“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利益。”[28]因此，那种把阶级利益同人类利益完全对立起来，否认人类价值的看法是形而上学的看法。
　　毛泽东反对资产阶级抽象的人性论，但并不否认有人性的存在。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29]首先是应该承认人性这东西是存在的。从整个人类历史看(即无阶级社会和阶级社会的历史)，阶级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而在某一具体社会中，阶级关系、阶级问题，也只是诸社会关系、诸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人性对于阶级性来说，具有一种共同的性质，这种性质是一般的，也是抽象的，而阶级性对人性来说则是具体的，两者是一般与具体的关系。“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30]否认人性的一般，或将之等同于阶级性的特殊显然是不对的。毛泽东说的人的社会性“带着”阶级性本身，就意味着人的社会性并非只有阶级性，而是还有非阶级性的一面。毛泽东说的是“带有”，而非“只有”。我们对毛泽东这段话要全面正确理解。人们知道，人性总是以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统一体的形式出现的。毛泽东这里讲的“人性”，只是指人的社会属性，不包括人的自然属性。他当时着重强调人和文艺的阶级性，并不是对人性问题的全面而系统的论述。毛泽东在1969年春同何其芳的一次谈话中说：“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31]这就是说，人类还是有共同的美，只不过在阶级社会里，各阶级感到共同的美，又还是有所不同，仍然是又同又不同，仍然有阶级性的差异。如果否认人类价值，否认人性，不承认人类的利益，不承认有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那么，任何形式的国际交流以及和平共处，也都是不可能的了。
　　毛泽东在承认人类价值，强调人民群众的价值，高度评价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价值的同时,也重视个人价值。重视人的人格价值和人的社会价值，充分肯定个人的作用。1920年6月，毛泽东在《湘人为人格而战》一文中说：“湘人驱张，完全是‘为人格而战’。”
　　皖系军阀张敬尧在1918年3月进入湖南任都督，实行野蛮的黑暗统治。1918年6月以后，毛泽东等人组织“驱张”运动，揭露张敬尧的罪行，坚决把他赶走。这场斗争，实质上是维护湖南人民的做人资格和权利，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毛泽东在1968年的一次会议上说：“对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32]这里说的“人格”，也就是要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的人格价值。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专门写了“干部政策”一节，详尽地论述了党必须关心、识别、使用和爱护干部，使干部在工作上不断进步，在思想理论上不断提高，在生活和家庭问题上得到应有的照顾，从而使每个干部更好地为革命事业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也是体现了他对干部人格价值的重视。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和读史批注中，赞扬一些历史人物的人生价值，充分肯定他们对推动社会历史进步和发展的作用，对创造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所做出的贡献。如他多次赞扬陈胜、吴广揭竿率领农民起义，反抗秦的暴政，对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作用。又如对曹操的一生，毛泽东提出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他曾对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议论曹操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东西晋的统一铺平道路。”另一次在北戴河，毛泽东还充满感情地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的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曹操在文学方面，有深厚的修养，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毛泽东很喜爱曹操的诗文。有一次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毛泽东认为，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这是对曹操人生价值的高度评价。毛泽东还热情赞扬历史上年轻有为的青年人的人生价值。王勃是“初唐四杰”中的佼佼者，诗文最有特色。毛泽东在一本《初唐四杰集》里，对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写下长达1000多字的批注。批注中赞扬王勃，“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由王勃年轻有为引发，毛泽东在批注中满怀激情地一再阐述自己的观点：“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命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33]这段话说明，毛泽东十分重视青年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的人生价值，并深刻地揭示了这些人创造人生价值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在许多文章和题词中，对中国近代现代革命史上一些具体人的价值作了高度评价。他称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称鲁迅是“空前的民族英雄”，无产阶级“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34]。并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中国的第一等圣人。”[35]他在为《瞿秋白文集》写的题词中写道：在瞿秋白同志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36]毛泽东这段话，高度评价了瞿秋白的伟大价值。
　　毛泽东说：“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但不能夸大这种作用，因为“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毛泽东肯定个人价值，是以承认集体的、人民的价值为前提的。个人价值与人民价值的统一，这正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毛泽东的人生价值观的体现。

评价人生价值的标准
王恕焕
　　如何评价人生的价值？评价人生价值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人生价值观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毛泽东人生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内容。
　　毛泽东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伟大作用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不同的价值作为不同的观念形态，主要根源于不同的经济，同时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同一个阶级的不同成员，由于所受教育不同，生活目的不同，社会经历不同，所处的具体生活环境不同等，每个人的人生价值观也是有所不同的。用什么样的标准作为衡量和评价人生价值的尺度，反映了各种不同人生价值观的根本区别和对立。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以金钱、地位和权势作为评价人生价值的标准，总是极力贬低劳动人民的价值，而革命阶级则总是大力赞扬劳动人民的价值。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分析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时，曾经深刻地揭示了这种对立。他指出：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把农民当成自己的奴隶，农民是谈不上什么人的价值的。而实际上，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阶级”，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37]毛泽东的这些精辟见解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是完全一致的。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把奴隶的价值视同物的价值，马克思则称赞古罗马杰出的历史家阿庇安笔下的斯巴达克斯是“整个古代中最辉煌的人物，”“一位伟大的统帅”，“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38]，列宁也曾认为斯巴达克斯是“大约两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隶起义中的一位最杰出的英雄”，赞扬他领导的起义使罗马帝国受到巨大的“震撼和打击”[39]。奴隶的价值，在奴隶主眼中和在马克思主义眼中，是如此的天壤之别。这些都生动地说明了剥削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人生价值观上的根本不同和对立。这种不同和对立，正是由于人生价值评价标准的不同所决定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根本对立的人生价值观，也存在着评价人生价值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标准。在资产阶级看来，人的价值是以金钱和财富衡量的，谁占的金钱和财富越多，谁的人生价值也就越大；反之，其人生价值也就越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镑（he is worth ten thousand pounds），就是说，他拥有这一笔钱。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就属于‘上等人’，就‘有势力’，而且在他那个圈子里在各方面都是领头的。”[40]这种评价标准，是以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是资产阶级专门追逐个人利益的阶级意识的表现。与资产阶级的价值评价标准相反，无产阶级的评价标准，则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强调人生价值的基础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评价一个人的价值，不仅在于他的存在和需要是否得到社会的承认和满足，更重要的在于他为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社会和集体的事业尽了什么责任，做了多大的贡献。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其人生的价值首先在于为人民谋利益，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进行创造性劳动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不断做出贡献。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经验，提出了正确评价人生价值的客观标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41]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的人生观的精髓和核心，也是毛泽东关于评价人生价值的根本标准，主要有如下三条：
　　第一， 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坚持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毛泽东常用“功利”来表达价值的含义。他指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大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42]在阶级社会里，功利观是有阶级性的，不是这个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个阶级的功利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是“狭隘的功利主义者”，而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只有解放全人类才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毛泽东看来，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就在于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否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就在于他的行动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和需要的程度。他说：“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43]毛泽东从是否合乎和满足人民群众利益的角度，阐述了评价人生价值的基本标准。与此相一致，他把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科学、技术、文化等精神财富和贡献等等，都看作是评价人生价值的重要尺度。他多次指出：作为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一定要“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44]
　　毛泽东还指出，评价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应坚持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动机是主观的东西，效果是客观的东西，动机必须转化为效果才能使人生有价值。他说过：“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45]，“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如此。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其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表现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46]毛泽东的这些论述阐明动机和效果是统一的。这是人生价值标准的唯物辩证法。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时，应坚持这一指导原则。
　　第二， 把对人民的贡献作为评价的尺度，坚持责任和贡献的统一。毛泽东认为，在革命队伍中，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分工，人们所从事的劳动在形式上是千差万别的。但是，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是社会的需要，革命的需要。人们的工作分工虽然不同，能力虽有大小，但在人格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只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服务，在自己的岗位上对人民、对社会做出贡献，就是高尚的、有价值的；相反，有些人尽管口头上很革命，如果不干实事，不做对革命、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也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他说过：“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当反对这种革命家。”[47]这就是说，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价值时，应把一个人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与他应尽的责任统一起来，而绝不能以职务的高低或职业的差别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由于能力大小等原因，人们在社会上所承担的责任的大小总是有区别的。由于职业不同、工作不同，也常常会使人们对于社会贡献存在着大小不一的程度上差异。但是，不论其能力大小，也不论其从事什么职业，只要在他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勤勤恳恳，对人民对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的一生就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就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和肯定，就要承认他的人生价值。毛泽东充分肯定，并号召大家作为榜样学习的先进人物中，有许多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工作的普通群众，如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等。毛泽东号召我们“向雷锋同志学习”，主要是学习雷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学习他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立足本职、忠于职守、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团结友爱、助人为乐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雷锋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雷锋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雷锋就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创造出有价值的人生的光辉榜样。
　　第三， 人生价值在于对人民对社会的贡献，而不在于索取和占有。在毛泽东看来，不论是对共产主义者来说，还是对于其他什么人，衡量其价值的标准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对社会对人民的贡献，而不是向社会索取。这种人生价值的评价标准，正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神的体现。在这里，毛泽东本身就是无私奉献的典范。他多次引用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中国现代革命中，贡献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智慧，立下了最大的功绩。但是，他从不向人民索取什么。1947年指挥沙家店战役，毛泽东三天两夜不曾合眼，战役结束打了大胜仗，俘敌6000余人，他只是提出吃点肥肉补脑子。建国以后，他从没有吃过任何滋补品，而仍只是喜欢吃点红烧猪肉。
　　有一种极端错误的观点，就是只讲索取，不讲贡献，认为人活着就是为了索取，索取得越多，人生价值就越大。这是一种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人生价值观。毛泽东曾引用刘少奇的话说：“有一种人的手特别长，很会替自己个人打算，至于别人的利益和全党的利益，那是不大关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48]这是对以向人民索取为目的个人利己主义人的价值观的尖锐批评。
　　总之，评价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对人民、对社会贡献是什么，而不应看他取得什么。今天，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当摆正贡献与索取在人生价值中的位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为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多做贡献。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有价值的人生。

“解放个性”与人生价值
王恕焕
　　现实的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人生价值的实现是一种社会行为，直接受着社会条件的制约，尤其是受着社会制度的制约，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发挥程度，也极大地受着社会制度的制约。所以，人生价值能否实现，以及实现到什么程度，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制度。毛泽东正是通过对个人与社会关系、人生价值与社会制度关系的分析，提出尊重个性、解放个性、发展个性的问题。他认为个性解放不仅是民主革命的内容，也是社会主义的要求，并把个性解放获得自由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条件和人的价值目标。
　　毛泽东关于个性与社会性、阶级性、党性的关系和“解放个性问题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人和其他动物“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49]第二，“讲到个性与党性，党性就是普通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的性质。……党员是有各种不同的个性，谁要抹煞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50]毛泽东在1945年七大结论中还说：“党性与个性的关系，即普通性与差别性、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我们党内大大发展了个性，因为有了自由。《共产党宣言》中讲得清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把一百二十万党员变成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不能把党员变成一模一样，那会有什么党性！只要服从党，在此范围内尽量发展各人的长处，不要只喜欢那些纸糊泥做的人。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有不同的意见，才算有个性。”[51]第三，“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52]“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53]“毛泽东在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有一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稿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他们的许多文件上只讲党性，还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等等。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54]毛泽东阐明了人的社会性是人的一种基本特性。人是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所谓人的社会性就是社会上每个人的共性、普遍性，阶级性就是阶级社会里各个阶级每个成员的共性、普遍性，党性就是每个党员的共性、普遍性，个性则是每个人的特点、特性、特征。人的个性离不开人的社会性，而人的社会性又存在于人的个性之中，个性比社会性更具体更丰富多彩。现实的人的个性必须是与人的社会性统一的。没有离开社会性的个性，也没有抹煞个性的社会性。由于每个人所处的具体环境及其生活经历的不相同，这就决定了每个人的个性，并在个性中也反映了人的生理特征，因而人也就有各自的个体特点，各自的兴趣、能力、才智、气质、性格等等。例如，人在中小学时的特点、爱好、天赋就不同，有的少年表现出更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赋，有的少年的才能在社会科学方面，有的少年的爱好在文学艺术方面，还有的则什么爱好也没有表现出来。个体人的这种个性，不仅过去有，现在有，以后还会有，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阶级，人们的生活平等了，而个性仍然是存在的。如果不承认个性的存在，就等于否认个人的特征，否认客观世界的多样性，否认社会生活的多样化，也等于说，阶级地位相同的人，都应成为没有差异的人。其实，这种没有个性的人，在现实世界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片面强调人的社会性、阶级性，忽视个性，否认个性，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毛泽东多次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他说：“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55]，“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56]
　　毛泽东的价值观，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尊重个性，重视个性解放、个性自由全面发展。早在学生时代，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就提出“须重视各人之特性”，主张“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义为“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矣。”[57]这种以唯心史观和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理论为基础的价值观，在总体上是非科学的，但对当时反封建斗争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便抛弃了自己早期价值观中的消极内容，发扬了尊重个性和个人价值的合理成分，并使其置于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无产阶级价值观之上。毛泽东在强调人的集体性、社会性的同时，尊重个性，重视个性解放，个性发展，提出要为“几万万人民的个性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而奋斗。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毛泽东自己就具有独特鲜明的个性，他的一生是强烈追求个性解放的一生。他早年就认为：“吾人应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罪莫大焉。”青年时期，毛泽东常说自己“性不好束缚”。他的主导思想就是反抗一切束缚个性的规范和秩序。毛泽东的个性是绚丽多彩的、多层次的，又是复杂的，可以说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身上兼有虎气和猴气，虎气为主。所谓“虎气”，是讲他的原则性以及坚持原则的斗争精神。毛泽东一贯重视路线、政策、方针、重大理论和重大原则问题。凡是他认为正确的，总是坚持不渝，绝不动摇和妥协。所谓“猴气”，主要是讲执行原则时的策略上的灵活性，则与道家、老庄的超凡脱俗，浪漫洒脱，无拘无束，适应即兴颇有相通之处。在毛泽东的个性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巨人性格和挑战意识、造反心理以及潇洒、豪迈、浪漫和富于想象，从不满足于现状。毛泽东具有特殊的天赋禀性，在他的著作和诗词中，如：“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58]，以及“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59]等等诗句，反映出他的凌云壮志、豪迈气魄以及他对自由解放的向往、追求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活中磨练出一种坚强意志的性格特征。他特别倔犟，我行我素，好斗好胜，从不怕事，从不服输，从不满足，从不畏难，不怕天，不怕地，敢想敢说敢干，敢于抛弃城市暴动，以农村包围城市，敢于拒绝划江而治，指挥百万大军过长江解放全国，敢于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敢于战略藐视帝国主义，敢于顶住“高天寒流”，敢于战胜艰难险阻，具有一种叛逆的性格和超凡的意志力量。毛泽东确实智慧过人，胆量过人，精力过人，勇气过人，坚韧过人。据长期担任他卫士长的李银桥说：“毛泽东从来不愿事事循规蹈矩，不愿束缚他的性格。”他最喜欢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哪里人多爱往哪里去，一见群众就上去唠这唠那。他强烈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厌恶那些繁文缛节和排场。1955年在北戴河，他不顾台风刚过，海面风疾浪高，不顾医生的劝告，不顾警卫战士的拦阻，坚持下海游泳，向大海挑战，这充分展现了他的个性。对毛泽东的个性，原毛泽东的秘书林克曾有过概括。他写道：“他的性格中，既有政治家的求实精神，又有诗人富于想象的浪漫主义；他有农民的平易质朴，又有学者的高度机敏和智慧；他有惊人的耐心，又具有当机立断的魄力；他谦虚谨慎，却又非常自信、自尊；他诙谐幽默，却又严肃庄重；他外表洒脱不羁，工作却一丝不苟；他讲话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却有时令人莫测高深，含有深刻哲理；他重视情谊，却又不掩饰自己的好恶；他不讲排场，不摆架子，却又令人肃然起敬；他举止安详文雅，有时又嬉笑怒骂，令人难以招架；他有深邃的感情，有时又含而不露。”[60]他还写道：“毛泽东喜欢动，不喜欢静；喜欢进取，不喜欢守成；喜欢旗帜鲜明，不喜欢中庸之道；喜欢刚毅，不喜欢柔弱；喜欢惊涛骇浪，不喜欢安逸平淡。”[61]
　　其次，把个性解放同社会解放紧密地联系起来。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人类社会历史是人们的个性发展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争取个性解放的历史。毛泽东认为，个性解放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条件和基本途径，而个性解放基本的内容是“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62]。他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是摧残个性的，使中国人民不能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身体也不能发展，精神也不能发展，都受到了摧残。”还指出：“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广大人民也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原因是他们没有财产。独立性、个性、人格是一个意义的东西，这是财产所有权的产物。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有财产所有权，他们使大批的人破产，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破产，财产集中在他们手里，他们自己就有独立性、个性、自由，而广大人民丧失了财产所有权，也就没有个性、独立性、自由，或者是削弱了。”[63]他还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些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的四大绳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64]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人民处在社会最低层，既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任何权利，还有什么人的尊严的价值可言呢？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就是要改变奴役、压迫人的社会关系，就是要从这种社会压迫下解放出来，争取个性解放。所以，个性解放是民主革命的重要任务，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条件和途径。
　　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的时期，提出“个性解放”和“个性自由”的口号，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不过资产阶级的所谓“个性解放”，把人看作是孤立的个体，这种个性的解放所追求的是“个性绝对自由”、“抽象的个性”，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要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打破了封建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打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主义桎梏，人们在一定程度获得解放和自由。但是，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和剥削制度，仍严重束缚着广大劳动人民的个性发展。资产阶级的统治，“把人的尊严变成的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65]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66]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剥削，意味着劳动人民个性的扭曲和异化，劳动者的天赋才智和兴趣受到压抑，人的尊严和权利得不到尊重，人们追求实现 价值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因此，无产阶级为了保住自己的个性，消灭个性异化，就必须通过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深刻地论述了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个性解放离不开社会解放。毛泽东说：“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67]这说明，在中国，离开革命，离开民族的社会的解放，也就没有个性解放，没有个性的自由发展。另一方面，个性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必备条件。毛泽东在1944年《致秦邦宪》的信中写道：“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68]解放个性，既是民主革命的任务，也是社会主义的要求。要不是人的个性得到解放，社会本身就得不到解放，民主革命的任务也难以完成，更难以实现社会主义。要是没有亿万人民群众的个性解放，不发挥亿万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又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呢？所以，社会主义与个性解放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尊重个性、解放个性，应当为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他说：“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是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还说：“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社会主义表现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需要，使人们物质、精神等方面都得到充分的满足和健康的发展。劳动人民作为社会的主人获得前所未有的价值。总之，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民群众提供发挥自觉能动性、全面发展自己的个性的前提条件，使人的价值的实现和提高成为可能。
　　当然，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它还存在着旧社会的痕迹。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影响个性解放和发展，阻碍人的价值的实现和提高的客观因素。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主要是“旧社会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经济文化的落后不发达，以及现行体制中的某些不完善之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风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等。应该看到，我国经济文化基础的这种落后，是长期历史原因造成的，正如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不正常状态，造成了广大的失业群。”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思想作风上的问题，也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传统观念、思想意识和习惯势力是有关的。所有这些，无疑是限制人们的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阻碍人民群众的价值的实现和提高。所以，针对这种情况，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建立时，毛泽东就强调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现在的情况，当然和建国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经过50多年的建设，我国在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从总的来看，我国的经济文化水平在世界上还比较落后，无疑仍是今天个性解放和人的价值获得更大发展的限制因素。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前进，艰苦奋斗，全面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加快经济建设，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中华民族彻底摆脱贫困愚昧，进而使广大人民群众全面发展个性，使人的价值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和提高。
　　再次，强调解放个性获得自由的价值目标与共产主义目标的一致性。毛泽东把解放个性，人的自由发展作为人的价值目标，并论述了实现这一价值目标与实现共产主义目标是一致的。因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将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人们打破旧式分工的束缚，“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69]人们的创造能力得到自由发展。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的个性特征是“自由个性”，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70]“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1]只有这时，“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72]一旦达到了“自由个性”，对于人类来说，个性的彻底解放也就实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个性的彻底解放，也就是人类解放的实现，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实现。毛泽东认为，到了共产主义时代，是“全世界到了全人类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73]，是人的个性彻底解放的时代，也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己的时代。

参考文献
王恕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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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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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毛泽东诗词集》第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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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林克著《我所知道的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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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由生到死，这是自然规律”
王恕焕
　　对生与死问题，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有各种说法，有所谓“悦生恶死”说，重生哀死，厌恶死亡，想用各种手段逃避死亡；也有所谓“恶生悦死”说，认为生不过是累赘悬疣，而死正是累赘的解脱，恶瘤的痊愈，以死为息为乐；佛教、道教认为人死后升西天成佛或成仙或成真人之说；还有基督教的所谓原罪说，上帝赐给人们生命，带着原罪来这个世界是为之赎罪的。这些说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唯心主义的天命观，认为人的生死有命，早就由上天或上帝所注定，而都不承认生与死是一种自然规律。毛泽东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批判了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认为人总是要死的，人的生与死是自然规律。他在《倡议实行火葬》中说：“人们由生到死，这是自然规律。”[1]他在1964年对科学家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产生、发展和死亡。每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产生出来的。人必有死，张三是人，张三必死。我们见不到两千年前的孔夫子，因为他一定要死。人类也是产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产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和基督教讲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到更高阶段。”[2]这是彻底的唯物辩证法观点。
　　按照辩证法，“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总是要消亡的。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不是历史上发生的，既有生就有死。”任何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都是有限的，生与死也不例外。有生必有死，生死乃必然，人们不可求长生不死，也不可违背唯物辩证法，主观唯心地去追求无限的生命。这是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
　　首先，人类本身便是自然的产物，其生命和发展要受自然规律的制约。据有的科学家的估计，地球的寿命已有45亿年。在地球上，开始没有生命，更没有人。生命是由非生命物质转化而来的。大约至6亿年前，地球才出现大量水生无脊椎动物。当时氧气少，大气中还缺乏臭氧层，紫外线直射大地，生物只能生存在几十米深的水中。直到4.2亿年前，氧气增加导致臭氧层形成屏障遮蔽了紫外线，生物才得以登上陆地。至于由类人猿演变成人，也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这说明，生命的起源是一个历史过程，人类本身是自然的产物，并不是什么上帝创造的，也不是所谓母神的创造。恩格斯根据细胞学说，曾经得出科学的论断：“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3]他指出这种存在方式，是“通过摄食和排泄来实现的新陈代谢，是一种自我完成的过程，这种过程是它的体现者——蛋白质所固有的、生来就具备的，没有这种过程，蛋白质就不能存在。”[4]现代生物学已经提示了生命是蛋白质和核酸的自我更新过程，科学地阐明了生命的起源和生命运动的奥秘，揭露了各种神学创世论的荒谬观点。
　　其次，人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毛泽东从多视角阐明了“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他说，生命本身的新陈代谢，就是旧细胞的不断死亡，新细胞的不断产生。没有这个新陈代谢，也就失去生命。死亡就是新陈代谢的终止，即生命的终止。这说明，人的由生到死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当然，高等生物的死亡，特别是人的死亡，除了意外所致的突然迅速死亡外，一般情况下的正常死亡，都是由一个从细胞、组织器官和重要系统死亡，最终导致整个机体的衰竭和生命活动终止的自然死亡过程。一个人的正常死亡，要有一个由生长、衰老到死亡的过程。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还说过，人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中，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这样不同的阶段。人从生到死是一个量变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地进行部分质变的过程。难道能够说，从小到大，从大到老只有量的增加，没有质的变化？人的机体里，细胞不断地分裂，不断有旧细胞死亡，新的细胞的生长，人死了就达到整个的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以往的不断的量变，通过量变中的不断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毛泽东这段话，从量变质变的辩证法，阐明人是这样自然而然地沿着生、长，老、死的无情规律而演进的。
　　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寿命也普遍延长。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的平均寿命是28岁左右，现在发达国家居民的平均寿命已是74岁。在旧中国，抗日战争前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现在全国的平均寿命提高到70多岁，活到70岁的早已不是“古来稀”的了。但是，不管如何延长寿命，总是活不到1千年，1万年。毛泽东说：“人到老年就要死亡。”[5]这是自然规律。人老了，全身大部分器官系统的功能也逐渐减退，记忆力减退，反映迟缓，还有牙齿脱落，消化功能减退，内分泌腺衰退，骨质疏松，易患各种老年病，如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病等等。这些现象都是自然规律的指使，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毛泽东是当代的伟人。但是，不管人们如何真诚地祝福他老人家“万寿无疆”，还是跟所有的普通老人一样，仍然逃不脱老年疾病的折磨。1971年，年届78岁高龄的毛泽东，已是头发花白，明显地衰老了。这一年，他感冒引起支气管发炎，患了“大叶性肺炎”。1972年1月，由于劳累过度，突然休克，经过抢救才脱险。1974年春天，又患了“老年性白内障”，经受了长达600多个昼夜的失明痛苦。1976年1月，周恩来因病与世长辞，他当时侧卧在病床上，只好痛苦吃力地说：“我也走不动了！”他再也不能像1972年1月10日，突然决定去参加陈毅追悼会那样去参加周恩来这位与自己几十年患难与共老战友的追悼会了。可见，自然规律是无情的，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
　　毛泽东早在1953年6月的一次谈话中说过：“老年人有经验，当然强，但生理机能在逐渐退化，眼睛耳朵不那么灵了，手脚也不如年青人敏捷。这是自然规律。”这就是说，人的衰老和死亡是自然的必然结果，是任何人都不可避免的。如果说，人们可以避免死亡，“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其实，中国道教的求仙巫术，追求“长生不死”，佛教的所谓人死后升西天成佛，西方基督教的所谓人死后可进入天国的神学，都只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梦幻，完全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古今中外，无论是圣贤愚恶，尊卑贫富，又有谁能抗拒人总是要死的自然规律呢？又有哪一个人能求得无限生命，真正成仙、成佛，进入天国或同天地共存呢？在过去神学迷信盛行的时代，一些人包括封建帝王、权贵者，忙乱不停地寻找长生不老的仙丹药石，入深山求仙拜佛，以求不死之道。但是，到头来只是自欺欺人，没有一个应验的，也没有一个人逃避了死亡的命运。中国史籍中记载的秦始皇，可说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几度派人去蓬莱仙岛，寻找长生不老的仙丹，仍是难以逃避死亡的结果。历史上这种神学迷信的愚蠢做法，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自然已成为笑话。但是，那种追求无限生命的唯心主义思想，却不能说至今已没有影响了。
　　毛泽东认为，每个人都逃避不了死亡，人们对于死应持自然的超脱态度。他在1964年8月18日《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一个消灭一个，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人为什么要死？贵族也死，这是自然规律。森林寿命比人长，也不过几千年。没有死，那还得了。如果今天还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装不下去了，我赞成庄子的办法。庄子老婆死了，鼓盆而歌。死了人应当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灭亡。”这说明，毛泽东对于死，是批判地吸取了道家对死顺其自然的思想，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超然态度。
　　庄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中谈论生死问题最多的一位思想家。他由其自然论的观点为立论，认为生死犹如昼夜，如同气聚气散一样，“聚则为生，散则为死”，都是自然的变化由生而死，不必容心，不必悲哀，不必悦生恶死，任其自然变化好了。庄子认为悦生恶死是人生观的最大谬误。正是这种生死的自然观，成了庄子那个妻死鼓盆而歌的事。据《庄子·外篇》记载，庄子的老婆死了，惠子去吊，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指责说：“你老伴与你生活一辈子，生儿育女，如今人老身亡，你不哭倒也罢了，还敲着盆子欢歌，不太过份了吗？”他回答说：“不是这么回事啊，开始我怎么不哀伤呢？但我静下一想，她原本就是没有生命的嘛，并且也没有形体，甚至还没有气息。她不过是在若有若无之间，变化而有气，气又流变成形，然后才赋有生命的。而现在，又变化致死。由无生变而有生，由有生化而为死，跟春夏秋冬四季相同。如今人家已经静静地安息在天地的大房子里，而我却因此啼哭，这才是不通生死之理，于是不再哀伤。”庄子认为，由无生而有生不悲，而由生化而无生，亦何必悲？生死是自然的变化，“死人无知，厚葬无益”，这是正确的；但他否认了生命的价值，认为生死齐等，生与死都一样，否认生与死的区别，对生死采取相对主义的态度，悲观厌世，对整个人生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则是错误的。
　　毛泽东吸取了道家的关于生死自然论思想的合理因素，赞成庄子老婆死了鼓盆而歌的办法，认为对死应遵循自然规律的变化，持任其自然的超脱态度。他对于死坚持了唯物辩证法观点，认为没有死，就没有生，没有旧事物的灭亡，就没有新事物的产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是辩证法的胜利。因此，他主张死了人要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灭亡。
　　毛泽东曾同他身边的医护工吴旭君谈过他自己的死和他的生死观问题。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逝世，毛泽东悲痛逾常，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罗荣桓去世后，毛泽东非常怀念他，几天睡不好也吃不香，他就是在这种悲痛的激情中写了一首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有一天，睡不着觉找吴旭君聊天，他回想往事，谈起他母亲，谈起人死的问题，说“在革命队伍里必要的追悼会还是要开的。这也是为了寄托哀思。这不象老百姓办红白喜事那么热闹”。他说：“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跟前”。他还说：“我这人就这么怪，别人越要回避的事，我越要挑起来说。在战争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是没有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也有失败，有正确也有错误，有前进也有后退。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夏天热完了就到了秋天等等”。“你承认生、老、病、死是生命在不同时期的表现。那好，按这个科学规律，我和罗荣桓同志一样也会死的，而且死了要火化，你信不信？”吴旭君对毛泽东突然谈到自己的死问题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于是她提出不谈这个问题，“换个话题吧”。毛泽东则说：“你不要回避问题喽。话题不能换，而且我还要对你把这个问题讲透。给你一点儿思想准备的时间。我书架上有本《形式逻辑学》，你拿去读，明天我们再接着谈”。第二天又接着谈。毛泽东说：“人都是要死的，这是个概念。根据概念，然后你作出判断：毛泽东是人，看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判断你再去推理。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他接着说：“我设想过，我的死法不外乎有五种。两年前在武汉见蒙哥马利时我也对他讲过。第一，有人开枪把我打死。第二，外出乘火车翻车、撞车难免。第三，我每年都游泳，可能会被水淹死。第四，就是让小小的细菌把我钻死。可不能轻视这些眼睛看不见的小东西。第五，飞机掉下来摔死。”他笑着说：“中央给我立了一条规矩，不许我坐飞机。我想，我以后还会坐。总之，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喽。”说完，他开心地大笑起来。吴旭君听了这些话，觉得心里很沉重，一点儿也笑不起来。她说：“咱们能不能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毛泽东指着吴旭君的鼻子说：“你这个人呀，还有点儿迷信呢。”“你是个搞自然科学的，应该懂得自然规律的严肃性。”他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然后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讲话。”吴旭君茫然地问：“讲什么”，毛泽东说：“你就讲：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停了一会儿，他又认真地对吴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你们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叫物质不灭定律。”吴旭君连连摇头说：“不能，万万不能。”毛泽东脸上显出不高兴的神情。他说：“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离我又这么近，都不能理解我呀。我主张实行火葬，我自己当然不能例外。我在协议上签了名的。”他还说：“和中央的同志们，在怀仁堂签的名，不信你去查。照此办理大有好处，留下我的遗体会增加人民的负担啊。”[6]毛泽东的谈话反映了毛泽东的生死观的彻底辩证法思想和他对死的大无畏的超脱乐观精神。

“红白喜事”的辩证法
王恕焕
　　生与死是对立的统一。马克思曾说过：“辩证法是死。”[7]他强调死亡或否定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没有旧事物的死亡或消灭，就没有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死亡本身已预先包含在生命里面。”[8]恩格斯后来在《自然辩证法》里提出了“生就意味着死”[9]的唯物辩证法命题，坚持把死亡看作生命的重要因素，把生命的否定看作是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东西。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与死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他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专门讲了红白喜事的辩证法。他说：中国人把结婚叫红喜事，死人叫白喜事，合起来叫红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民是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体分裂出孩子来，是个突变，是个喜事。至于死，老百姓也叫喜事。一方面开追悼会，哭鼻子，要送葬，人之常情；另一方面是喜事，也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毛泽东这番话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他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从不同的视角，生动地阐明了生与死的辩证关系。
　　第一， 生与死是相对立的。生与死是一对矛盾，矛盾的两个方面，互相排斥，互相斗争，又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两者既对立又统一。生命的实质就是生与死的对立统一。从一个人生命的自然发展过程来看，生是生命的开端和延续。死是生命的结束，两者的相互对立，相互排斥是显而易见的。人活着才能思维，才能劳动，才能创造，才有情感；人死了，生命也就结束了。二者存有区别。当一个人面临着生死抉择的考验时，要么舍生就死，要么舍死就生，两者必居其一，不能生死兼得。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是排斥死的，死是排斥生的，彼此相互斗争。就红白喜事来说，也是如此。要么是生的红喜事，要么是死的白喜事，这两者也是相互排斥的，不能同时并存的，不能说既是红喜事又是白的喜事。如果不承认生与死的相互对立，不承认生与死的不同界定，就会导致道家庄子的相对主义诡辩论，生死齐等，两者都是一样，生即死，死即生。这是违背生与死的唯物辩证法的。
　　第二， 生与死是相统一的。两者既是相互对立，又是相互统一的。毛泽东说，没有生就无所谓死，没有死，也无所谓生。可见，这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各以对方为存在条件。人类正是这样生生死死的一代一代地繁衍下来的。生包含着死的因素，死也包含着生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重要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实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辩证法的生命观无非就是这样。”[10]恩格斯坚持把死看作生命的重要因素，把生命的否定看作是包含在生命自身中的东西。辩证法的生命观认为，生命是生和死的对立统一。没有生与死的对立统一，也就没有生命，没有人类的存在和发展。那种只看到生与死二者的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的一面，而看不到二者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面，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第三， 生与死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11]毛泽东认为，生与死是对立统一，二者互相联系，具有同一性，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生可以转化为死，死可以转化为生。否认生与死的同一性和互相转化，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1957年1月27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死相斗争，互相转化。”[12]在这里，毛泽东多层次深刻地阐明了生与死的同一性和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首先，生命的起源和演变的历史，就是生物与死物的不断互相转化的历史；其次，生物本身的生长、繁殖和死亡的过程，是生物自身新陈代谢的矛盾过程；再次，生命活动就是人体内新旧细胞的不断互相斗争，旧细胞的不断死亡，新细胞的不断产生。生命的本质就是生与死的对立统一，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生与死的互相转化。毛泽东认为，生与死的互相转化，也像春夏秋冬一样，是一种普遍的自然现象。如果没有互相转化，如果自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如果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还活着，不能转化为死，则是不可设想的。因此，只讲生，不讲死，或只讲死，不讲生，只讲生与死二者的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不讲这两个侧面的互相联系、互相联结，不承认生与死的同一性和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转化，都是违背生与死的辩证法的。
　　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还深刻地指出：“辩证法的生命力是不断走向反面。”这也就是说，生与死在一定条件下向其对立面转化，是生命活动和人类发展的关键，是生与死辩证法活力之所在。没有这个转化，生命活动就会终结，人类也就难以延续发展。
　　有的人提出人死后能否转化为不朽永生?毛泽东未曾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但如前面所述的，他实际上是否定有这种“转化”的。
　　所谓“不朽”，有不同的含义：一种是指宗教神学的人死后灵魂永存说，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虚妄幻想，而不是什么生与死的矛盾转化；一种是庄子相对主义的所谓齐生死，所谓心未尝死，入于不死不生，这也只是虚妄的幻想而已；还有一种是从影响贡献来说。如《左传》中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孔子教人要努力有所立以求不朽，孟子讲的“创业垂统”而“可继”[13]，明朝罗伦所说的，圣贤“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等等。中国著名哲学家张岱年认为，“《左传》中的三不朽说，以有所立为不朽，在今日仍是可以承认的。”[14]但是，这里的所谓“不朽”，是从生与死的价值、意义上来说的，而不是从生与死的互相转化来说的。毛泽东在讲到人的生与死的价值、意义问题时，也多次从伦理道德这个视角谈到这种不朽精神。这在下面还要详细谈到，这里就不赘述了。
　　有些人把所谓“死而不朽”、“不朽之永生”、“肉身已死，心未尝死”等等，说成是生与死的互相转化，并且说这是“从社会主义”来看，“为人民利益而生，转化为精神永生”，认为“虽死犹生”或“虽活犹死”，也是生与死的互相转化。这种看法，实际上是把不同范畴的两个命题，也就是把伦理道德上的人的生与死的价值、意义同人的生与死矛盾转化问题，混为一谈了。这是不符合生与死互相转化的辩证法的原意的。
　　生与死是对立统一，既是密不可分的，又是可分的。毛泽东关于生与死辩证法的思想，有力地批判了那种把死排除于生命过程之外，把生与死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的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观点；同时，也有力地反对了那种关于灵魂不死的唯心主义宗教观念，破除所谓死后世界“魂魄”、“鬼神”亦在人间，所谓“死后相见”、“死后重生”的种种迷信。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王恕焕
　　一个人为什么而生，为什么而死?衡量人的生与死的意义和价值的标准是什么?这是生死观的一个核心问题。人们从不同的人生目的和人生态度出发，就会有不同答案的标准。有的身处逆境，心力交瘁，濒临生死抉择之际，社会环境既无援助之手，自身又缺乏驾驭逆境之良策，无奈，只得轻生辞世；有的碰上婚姻家庭的不幸，忧伤愁苦，消极沮丧，悲观厌世，无以自容，最终走上自我毁灭的绝路；有的磅砣失路，误 入歧途，不能自拔，一死了之，一错竟成千古恨；有的怀才受谤，爱国有志，报国无门，狼犬当道，无力回天，终于用死这种方式对邪恶势力作抗争；有人愤世嫉邪，满腔正义，企图济世扶危于万一，但旧制度之腐朽，当权者的顽冥，抱负无法施展，终于引火焚身，以期激起人们的共鸣和公愤。与上述社会现象同时存在，也有的认为“好死不如赖活”，苟且偷生，贪生怕死，在邪恶或敌对势力面前屈膝投降，以此换取苟活的证券；也有的认为“人生如梦，万事皆空”，从而玩世不恭，游戏人生，醉生梦死；更有甚者，有的则赤裸裸地提倡“人为财死”，为个人利益而死，为剥削阶级及其统治者卖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虽错综复杂，但下列因素是可资参考的：一，正确的人生目的不明确，正确的人生理想没有树立，因而不能善处逆境，善处不幸事件。一旦逆境和不幸袭来，像失去支柱和指示器，茫然回顾，无所适从，而轻生、丧生之念，则乘机而入。二，屈原的负石沉江，贾谊的忧伤病沮，项羽的乌江自刎，这虽是性质不同的死，值得同情和惋惜。然而，从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看，忍小就大，静观待变，居处逆境，避死求生，变绝望而为有望，变无为而为有为，不是不可能的。苏轼曾感叹贾谊“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指出他“不善处穷”，不能“忍小就大”，杜牧曾惋惜项羽不应自刎，认为胜负兵家寻常事，当时应退回江东，积蓄力量，卷土重来。李贺也有“含垢忍辱是男儿”的警句，这应是积极对待生死和人生的态度。文天祥这位民族英雄就义之前，在其所著的《指南录后序》中一连用了24个“死”字，叙述他从元营中逃出，一路从死神挣扎出来的可歌可泣的场面，为了民族利益，他这种爱身、惜身、忍死的精神，何等感人!三，庄子鼓吹的在生死问题上的相对主义，是消极的，出世的，而不是积极入世的。他那“附赘悬疣”之说，“梦幻泡影”之言，“生寄死归”之论，以及“生死齐一”等观点，曾影响过后世，不少人从他的这种消极的空无的生死观中找到了精神寄托，视生死为空无，从而轻死重生。四，剥削阶级的利己主义渗透了生死观。时至今日，还不难找到这种影响的残余。人们发现，在大量讴歌舍身救人动人事迹的同时，也鞭笞过救人要先讲价钱才肯下水的丑闻；在歌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壮士英勇的同时，也揭露过一位厂长当听到女青年为摆脱流氓强奸而急切呼救时，他抱住活命哲学，不仅不挺身救助，相反，竟关紧厂门，心安理得；当列车上抓获扒去一名旅客钱包的扒手，而那被盗的旅客竟胆小如鼠，噤若寒蝉，不敢认领。这些消极面无疑是剥削阶级生死观有着或隐或现、不同程度的影响的。我们必须用无产阶级的生死价值观，去批判这些错误的生死价值观。
　　那么，无产阶级应当怎样看待生与死的意义、价值呢?无产阶级衡量生与死的意义和价值的标准是什么呢?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认为无产阶级衡量生与死的意义和价值的标准，就是为人民利益而生，为人民利益而死。毛泽东关于生的价值的基本观点，在前面几节，已作叙述，这里着重探讨他对死的意义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他还指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15]这里的“所”，即有意义、有价值。为人民利益而死，就重于泰山，就死得有意义、有价值；替法西斯卖力，或仅仅为个人财钱、权力而死，就轻于鸿毛，就死得无意义、无价值。毛泽东对死的意义和价值做了精辟的分析。
　　首先，为人民利益而生，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死，就重于泰山，就死得其所，就无尚光荣，无比伟大。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无数的仁人志士，无数的民族英雄、爱国主义者，为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而慷慨献身。他们在任何时候，持志如磐，忠贞不移，不为利禄所诱，不为威武所屈，或在战场上英勇牺牲，或在刑场上从容就义，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毛泽东曾手书李商隐的下面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还手书文天祥的两句话：“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16]此外，还手书《木兰诗》、岳飞《满江红》和林则徐《出嘉峪关感赋》等等。无疑，这是从批判继承的意义上弘扬中华民族的这种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
　　如同怎样对待生的问题上一样，毛泽东从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出发，把死放在与人民、与国家、与革命和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和评价。张思德是个中共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他1933年参加红军，经过长征，负过伤，1944年9月5日在陕北安寨县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因为他是一个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是为革命事业而死的，毛泽东亲笔为张思德追悼会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 ，他还站在土墩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演，高度评价了张思德的一生，称“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17]年仅15岁的刘胡兰，面对刽子手的铡刀义正严辞，“怕死不当共产党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毛泽东则为刘胡兰烈士题词说：“生的伟大，死的光荣。”[18]他还为建立冀鲁豫烈士陵园的题词说：“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无尚光荣。”[19]为“四八”遇难烈士题词说：“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20]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了如下的碑文：“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说明，为真理为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而死，就是死得有意义、有价值，人民将永远纪念他们。
　　其次，为法西斯卖命，为剥削阶级去死，就不得其所，就轻于鸿毛，就死有余辜。
　　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除了贪得无厌地残酷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外，总是千方百计地维护其阶级利益，巩固其阶级统治地位，对不堪尽受其压迫和剥削而起来反抗的劳动人民实行血腥镇压。在国家和民族危难时，为了他们本阶级利益和小集团的利益，甚至会卖身求荣，不惜出卖祖国和民族的利益，替法西斯卖命，成为民族的败类，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世人所唾骂，成为遗臭万年的罪人。在我国历史上有人人皆知的汉奸卖国贼秦桧和汪精卫。宋朝卖国奸相秦桧死后，葬在离金陵十八里的牛首山上，墓前碑上空无一字，死不得其所。在杭州西子湖畔的岳飞墓前，明、清两代人们反复铸造秦桧夫妻及其党羽的奸像，长跪岳飞墓前，受到千人唾，万人骂，千古遗臭名。汪精卫，原是个有才气，诗才、文才、口才俱佳的人，初以南海纵才、反清斗士闻名海内外，继以联共左派蜚声全国，然终在民族危亡关头，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为法西斯卖命，由革命斗士一步一步变为卖国贼，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还有陈公博、周佛海，背叛革命，反共卖国，成为无耻的叛徒、汉奸、民族的败类，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再次，为个人私利而死，则死得卑微。个人利己主义是私有制的产物，它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资产阶级个人利己主义者，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自己的利益作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这种思想的恶性发展，利禄熏心，就会走上贪污盗窃、腐化堕落的道路。这样的人，生得渺小，死的卑微。正如彭德怀所说的：“一个人如果只为自己活着，那就不如死掉，这种人死后很快就被人淡忘，像他根本没有来到这个人世间一样。”
　　综上所述，毛泽东认为评价一个人生与死的意义和价值的标准，只有一个，即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利益。在他看来，一个人生与死的意义和价值，不在其生命的长短，也不在其权利的大小、职位的高低，更不在其财富的多寡，而在其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毛泽东说过：“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21]他还说：要把这个方法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保健养生之道
王恕焕
　　毛泽东的生死观的核心思想，是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我们既要发扬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勇于为人民的利益而献身，又要重视保健养生之道，保持健康以更好为人民服务。
　　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共产主义者应当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死呢?毛泽东的回答是：不怕死。他说，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向有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中国共产党人更富有无所畏惧的自我牺牲精神。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写道：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符合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是必然要胜利的。所以，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22]他还结合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所走过曲折道路的历史经验，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作了如下壮烈感人的描述：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的袭击，进行反革命大屠杀。“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23]毛泽东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继承为着人民的利益而英勇牺牲的成千上万的先烈的遗志，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
　　中国革命，面临着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强大敌人，斗争异常的艰巨、残酷、空前的复杂。夺取革命胜利，必须发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视死如归的精神。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愚公移山》闭幕词中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24]1947年12月，正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了全国大规模进攻的历史性转折点时，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提出：“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接连打几仗)的作风。”[25]1949年8月，针对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写道：“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26]警告帝国主义用封锁来恐吓又有什么用呢?又怎能阻挡中国人民的前进呢?1946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说中，针对当时人们存在的恐美和恐惧原子战的心理，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27]1964年1月，他在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主义的谈话中又重申了这一思想，指出：“美帝国主义手里的原子弹、氢弹，是吓不倒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的。”[28]打原子战无非就是死人。在毛泽东看来，对于革命者和爱好世界和平的人们来说，除了自己也要有一点原子弹外，最重要的还在于要有一种敢于斗争，不怕死人的英雄气概。这样，原子弹就成为帝国主义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了。
　　毛泽东所倡导的这种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是对中华民族的革命风骨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待死的正确态度的高度概括。这种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战争年代，鼓舞着无数革命志士前仆后继，英勇奋斗，造就了一支无往不前、无坚不摧的钢铁队伍。历史证明，中国革命之所以由弱到强，经过22年的武装斗争，最终打败了凶恶的强大敌人，推翻了三座大山，挫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锁，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取得了革命的彻底胜利，就是因为有一支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队伍，而这支队伍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死人的事仍是难免的。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时期，旧的制度虽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已被推翻了。但是，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影响还没有消除，国内还有反社会主义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存在，阶级斗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还长期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国际上有资本主义包围；国际敌对势力也将长期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颠覆等和平演变活动，国际上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也还将长期存在；就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也要付出一些血的代价。所以，毛泽东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仍然需要发扬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值得特别提到的是，毛泽东本人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怕死精神的最杰出的典范。他的一生是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一生，是一心为人民大众利益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一生。在战争年代，他不怕死，置个人的生死安危于度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振兴中华，寻找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他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艰苦开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195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客舍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杜彼依斯等人时说过：“我已66岁了，我可能会病死，也可能乘飞机遇难，或是被蒋的某些特务分子暗杀。然而，怕死是没有用的。怕死不能制止死亡，只能导致死亡。我并不希望死，我希望能亲眼看到帝国主义的末日。但是，如果我不得不死，我也不害怕。”[29]这表现出了他不怕死、视死如归的精神。
　　毛泽东是一位蔑视死神的人。1965年，他在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曾幽默风趣的说：死神过去一直是躲着我走。毛泽东谈到他的两个弟弟、他的第一个妻子、他的妹妹都在革命中被敌人杀死了，他的大儿子是在朝鲜战场上战死的，说他好几次都做了死的准备，有好多次曾以为是要死的了。有一次，身旁的战士被炸弹炸伤，满身是血，可是他却一点也没有受伤。1927年准备秋收起义的时候，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资格到铜鼓山领导驻军起义，走到浏阳时，被一伙与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住，要把他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毛泽东在离民团总部大约200码的地方，伺机挣扎出来逃跑。跑到一块高地下面的水塘，在周围的草丛中躲起来。民团赶来追捕搜寻，有好多次走得很近，有一两次几乎可以碰到人，可是，还是没有发现，直至天黑，民团放弃了搜寻，毛泽东才爬起来，装做农民的样子，连夜逃走了。1948年4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来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工作异常紧张，常常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一天，城南庄上空响起了B—25轰炸机隆隆的轰鸣声。警卫员发觉敌机临空，要毛泽东赶紧进防空洞。他正忙着，没有当一回事。直至飞机轰炸响声，好几位同志急着劝他赶快躲躲，他才意识到敌机已相当近了，才跟随大家撤离，朝防空洞走去。就在毛泽东刚刚离开，敌机扔下的炸弹在院子里爆炸了，他那房子的玻璃全震碎，墙也塌了。毛泽东说，这种差一点儿死去的事的确还有过多次。
　　毛泽东的这种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奉献给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毛泽东一方面主张：在党和人民的利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遭到严重的侵犯、损害的危机时刻，一个革命者，一个以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事业为己任的热血男儿，绝不要爱身、惜身、护身，置党和国家利益于不顾，而应正气凛然，挺身而出，临危献身，义无反顾，视死如归。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曾形象地把这种惊风雨、泣鬼神的壮烈场面概括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近代和现代史上许多类似“我自横刀向天笑”、“我以我血荐轩辕”、“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等光耀简册的篇章，正是国魂、民魂的体现，是民族的精英，民族的脊梁，至今读之，使人不禁回肠荡气，声泪俱下。毛泽东也认为，即使同样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应作出牺牲时，也“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这正如鲁迅劝告青年在同敌人作斗争时，不应像许褚那样赤膊上阵，付出的代价太大而收获却又太小。关于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毛泽东以他指挥战争的实践为我们作出了光辉典范。
　　保健养生之道
　　在一般情况下，为了党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人们是没有理由去轻身、戕身、害身、损身， 相反，应惜身、爱身、护身、健身、养身。毛泽东重视人民的健康，他也重视自我保健的养生之道，但这并不是目的，他认为保持健康才是学习求知与从事革命工作的基础。
　　中国古人的“养生之道”，除去那些唯心的、迷信的、消极的糟粕以外，也有不少是符合医学科学道理，符合中国民情，是积极健康的健心强身之法。中国先秦诸家的养生之道、历代名家的养生之道，都含有积极的健康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批判地汲取了中国传统养生之道的文化营养，在他本身的战斗一生经历中，他对健康、体育锻炼、保健、人的寿命、人的生死等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坚持体育锻炼。毛泽东一生坚持体操、散步、跳舞、爬山、外出巡视、远途旅行、游泳、梳头、按摩、擦澡、书法等健身锻炼。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所著的《体育之研究》，阐述了体育与德育、智育的三者关系，论述了“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阐述了体育之功效和锻炼方法，并身体力行。他参考了古代养生法的“八锻锦”、“五禽戏”而自编了一种“六段运动”，包括手、足、头部、躯干、拳头与打击等动作，共6段27节。除了“六段运动”体操外，还有冷水浴、游泳、风浴、日光浴、登山、露宿、长途远足等有意识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野蛮体魄”。他以多种体育项目磨炼身体。毛泽东晚年自编了一套“自由体操”，有时在散步中可以边走边作。他深呼吸，缓缓散步时，摇头晃脑，活动头颈部关节；有时屈伸肘腕关节，时常旋转双肩，以肩带动肘臂作圆周旋转运动，左肩向前上，右肩向后下，交替转动，也可同时做腰部旋转运动。他常在独自散步又无旁人时练习这套动作。毛泽东爱好游泳，他说：游泳“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不想事，吃安眠药办不到，散步、看戏、跳舞也都做不到。游泳可以不想事，一想事就会下沉，就会喝水。”毛泽东长时间用脑力，感到头部不适、疲劳，便找卫士帮他梳头，从前额部向后枕部缓缓反复梳，时间长短不定，他背靠椅子，上身后仰，双足前伸，双目闭合，身体舒展放松。他说：“梳头可以补脑，促进血液循环，有利于头发生长，把有限的营养首先供应大脑，帮助大脑恢复疲劳。”还有擦澡。毛泽东年轻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已习惯于在天刚亮时就到水井旁，脱去衣服，用吊桶打冷水淋身。淋后擦身，擦后再淋、再擦，直到全身皮肤发红、发热为止，冬季也如此。他认为这样可以锻炼意志，锻炼勇猛与无畏。后来年纪大了，这个习惯就改为温热毛巾擦澡。卫士一边给他擦澡，他还可以看书、看文件，擦时四肢、胸腹背都擦。他说：“擦澡好处多，除去清洁之外还可以按摩，促进循环，有健身作用，锻炼皮肤适应温度变化，可预防感冒。”毛泽东这些运动锻炼，对促进他的健康与长寿都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重视饮食起居的保健。毛泽东的生活方式和一般人不同。他饮食餐次不定，常是一日两餐或两天三餐，他还常说是“按月亮的规律办事”，白天睡觉晚上办公。这些对身体是很不利的，但这种无规律的本身实际上也是一种规律，或者规律之中又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他的饮食内容是荤素搭配，素菜青菜较多、口味清淡、喜食粗米杂粮、食不过偏、杂食多样。米饭有大米、小米，还可以加点百合、红薯、芋头之类。菜以绿叶为多，则多粗纤维。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说毛泽东的饮食原则 是：荤素搭配，以素带荤、粗细搭配、海陆搭配、杂食不偏、口味清淡、餐次适当，内容简朴、热量适中。[30]毛泽东爱吃辣椒，每餐必有一碟红辣椒，而且越辣越好。其实，辣椒就是一种含维生素C的蔬菜，辣味还可增进食欲。毛泽东有抽烟的不良嗜好，但也有爱好喝茶的良好习惯。茶叶的维生素C含量相当丰富，其纤维素更为丰富，维生素A、维生素B、维生素P及蛋白质、糖、酸类等，茶叶中的含量也很丰富。毛泽东说过：“茶养心益思、明目、少卧、轻身”。他还说：“这些可是你们的医学祖师爷李时珍说的”。毛泽东认为中国的菜饭饮食也是一种文化，他很重视饮食与健康的关系。他说：“中国是东方大国，习惯上吃得素一些，本来在中国古代佛教僧侣终年吃素食，据说南朝梁武帝终生都吃素，影响很大，后来素食由寺庙传到了宫廷又传到了民间。不过我们并不是全素，吃得素一些对健康有好处。西方人食物里脂肪多，他们得心脏病也比中国人多。”“我们祖先在寻找食物过程中也发现了药物，药食同源，许多食物中医都可入药，像百合、山药、山楂、大枣，连葱、姜、蒜都可治病，你们医生可不要过分迷信药物，不要轻视饮食治疗。”他还说过“豆腐、豆芽、皮蛋、北京烤鸭都是中国特有的东西，有些地方的小吃也都有特色，应该国际化，可以出口。”
　　重视精神与心理的养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养生之道，养心重于养身。毛泽东精神心理上的乐观主义、心胸开朗、无私忘我、事业心强、信心十足、七情俱在但很能情绪自控，注意“制怒”，对个人的衣、食、住、行从无特别要求，不要高标准、不求享受、不食珍肴、不食补品、衣着朴素、喜住平房，日甘淡泊的生活。他在精神心理方面的养生也是很突出的。毛泽东常以曹操《龟虽寿》的诗为借鉴，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迈的气概，乐观的精神、顽强的毅力来对待生老病死。他对身边的保健医生说：“曹操多年军旅生涯不会很安逸，可在1700多年前，医疗条件也不会怎么好，他懂得自己掌握命运，活了65岁，该算是会养生的长寿老人喽。你们搞医疗的应该学学，不要使人养尊处优，只想吃好，穿好，不想工作还行?更不能小病大养。保健不是保命，不要搞什么补养药品，我是从来不信这些的。主要是乐观，心情开朗、锻炼身体。”“曹操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陆游讲‘死去原知万事空’这都是唯物的。”毛泽东告诉他的保健医生，他的一个朋友跟他说过养生之法是：晚饭少吃口，饭后百步走，娶个老婆丑，活到九十九。他又说：“我也有个原则：遇事不怒，基本吃素，多多散步，劳逸适度。”毛泽东的养生健身“16字诀”，把精神心理放在首句，而发怒是七情之中对健康危害最大的，作为代表提出“不怒”。第二句“基本吃素”，重在“素”与“基本”，这对健康是很有益的。
　　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毛泽东晚年心情坦然地对待死亡，对死采取顺其自然的超脱乐观态度。1961年9月29日他畅游长江之后，就曾跟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谈到自己的死问题。他说：“中国有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并说：“我随时准备死亡。”1973年他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时说：“我活不到革命结束了，我已经跟上帝打过招呼了。”1964年他在军队干部会议上也谈到死，他说：“原子弹下来，就一条路见马克思。人年纪大了也会死。人如果负担太重，死是很好的解脱办法。”1975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当时的国务卿基辛格和当时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时，又谈到自己的死问题，他诙谐幽默地说：“我快要上天堂了！”“我收到上帝的请帖。”1976年他病重时，尼克松的女儿来看他，他又一次说：“一个人负担太重，死是解脱。”毛泽东对死的态度多么坦然、豁达和乐观。

参考文献
王恕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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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转引自周培源《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是科学的旗帜》，1978年9月10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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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56年4月27日，毛泽东起草了《倡仪实行火葬》，他第一个签名，签名的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及党内外同志13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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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毛泽东题词墨迹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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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97页，第6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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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4—1195页。
　　[28] 毛泽东：《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1964年1月12日)。
　　[29] 转引自《生活中的毛泽东》华龄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09页。
　　[30] 《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0页。

以人民的苦乐为苦乐
王恕焕
　　苦乐观是人们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中产生的，是一定社会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反映，它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人们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所处的时代、阶级、生活环境和人生观不同，对苦与乐也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苦乐观作为人生观的一种具体表现，在阶级社会里是有阶级性的，人们对同一生活境遇常常会得出不同的苦乐评判。在劳动人民看来是乐，而在剥削阶级看来则是苦；反之，在劳动人民看来是苦，而在剥削阶级看来则是乐。毛泽东以历史事实，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地阐明这一真理。
　　1948年8月28日，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将要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文中指出：对于中国和美国“两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美两国反动派的失败，是一生中空前愉快的事，目前的这个时期，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时期。只有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和其他美国反动派；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他中国反动派与此相反，确是‘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1]由此可以看出，苦乐观之所以具有阶级性，因为它与一定的阶级的利害关系相联系，是一种社会意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它意味着人民获得解放，所以对两国人民来说是最大的欢乐；反之，对中美两国反动派来说，则意味着失败，丧失了利益，是最大的痛苦。可见，由于阶级利益的不同，人们衡量苦与乐的标准也不同，看法也不同。
　　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以人民的苦乐为苦乐，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密切联系起来，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他强调以人民的苦乐和人民的利益为衡量苦与乐的标准。
　　毛泽东以人民的苦为苦，把个人的痛苦与国家、劳苦大众的命运结合起来。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以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群众的苦难作为自己的痛苦，一心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改造社会的道路。他以此为己任，并努力为之奋斗终身。
　　1936年9月，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侵略威胁和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破坏抗日的严重局势，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写道：“国难日亟，寇进不已，南京当局至今尚无悔祸之心，内战持续如故，全国人民之水深火热又如故。瞻念前途，殷忧何极！”[2]他忧国忧民，以国家、民族的危亡和人民大众的苦难为最大忧苦。为了挽救民族的苦难，他提出建立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国共双方停止内战，互相合作，唤起民众，“驱除日寇，挽救危亡”[3]。
　　1937年，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在给他的信中叙述了艰难的家境，想出来谋个事做。他在同年11月27日回信中，对亲友和一切穷苦同乡表示深厚同情，并耐心教育，指明出路。他说：“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信中说明，“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还说：“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他请文运昌带信告慰穷苦乡亲，“八路军的胜利就是他们大家的胜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苦与艰难。”[4]毛泽东这些情真意切、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了他以解放一切劳苦大众为己任，表明了他是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息息相通的。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与苏联米高扬会谈时说：“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长期遭受内部和外部敌人的压迫、剥削、蹂躏、摧残，弄得十室九空，民不聊生，朝不保夕。各地区一经解放，首先出现的就是衣、食、住与工作问题，”[5]农村农民的缺吃少穿的问题，如何恢复和发展经济问题。他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6]
　　毛泽东以人民的苦为苦，也以人民的乐为乐。当革命胜利发展、人民扬眉吐气的时候，当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新的成就的时候，当看到有些同志有所进步的时候，毛泽东总是感到无比欣慰和喜悦。例如，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叫苦不迭，贫苦农民群众则拍手称快，弹冠相庆。毛泽东对此兴奋不已，热情歌颂赞扬农民运动“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他称农民运动“是四十年及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7]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了28年的英勇斗争，终于在1949年取得伟大胜利。这期间，他同全国人民一道分享欢乐。1949年3月23日，中央领导机关由西柏坡迁到北京，一路上大家的情绪很活跃，毛泽东也很高兴。在上汽车时，他诙谐风趣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啊?”“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8]。这里说的“进京赶考”，就是指全国胜利进城后要经得起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考验。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一举摧毁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毛泽东说：“这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整个世界，除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于中国人民的这个伟大的胜利，没有不欢欣鼓舞的。”[9]他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开国大典上，他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毛泽东把中国革命的胜利，人民大众的解放，国家的独立，看作是人民群众和个人的最大欢乐，把个人的喜悦融合在人民大众的欢乐之中。
　　1955年，我国农业合作化迅速发展，毛泽东感到高兴。为了推进这一形势的发展，他亲自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上、中、下三册，90多万字)，并写了104篇按语。毛泽东对1955年我国工商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进步，也深感欣慰。六十年代，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到西南考察、讲学，大有收益，毛泽东致信表示极为庆幸，还说，华罗庚“壮志凌云，可喜可贺”[10]。这可以看出，毛泽东所喜所乐，所幸所庆，无不与国家的、人民的利益相关。凡对国家、对人民有好处的事，他都感到由衷的高兴。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进步、欢乐，也就是他的欢乐、喜悦。
　　毛泽东晚年在读《旧唐书》、《新唐书》的《马周传》时，对马周奏折中的“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11]。毛泽东对这段引文极为赞赏，逐字加了旁圈，并在此处天头上划了三个圈。毛泽东很重视马周这种以“百姓苦乐”决定“国之兴亡”，以及“必也使百姓安乐”的观点，认为这在封建社会是很难得的。
　　人民的苦乐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毛泽东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推进社会发展，使天下劳苦大众都过上幸福的生活，看作是个人的最大快乐。他一生为人类求解放，为人民谋福利，为社会发展，乐于吃苦，艰苦奋斗，战斗不止，他认为这是共产党人的最大快乐。尽管他的晚年发生不少错误和失误，但是他始终怀着共产主义最崇高远大的理想，始终站在大多数人民一边，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以人民群众的苦乐为自己的苦乐。
　　总之，以人民的苦为己苦，以人民的忧为己忧，以人民的乐为己乐。这是毛泽东衡量苦与乐的根本标准，也是毛泽东苦乐观的核心思想。
　　勿庸置疑，在阶级社会中，在一般情况下，苦乐观是带阶级性的。但在特殊情况和特定环境中，苦乐观不都是有阶级性的。中国一百多年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受着深重的苦难。当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典礼上，站在天安门城楼，喊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这位巨人发出的巨声，震撼着世界，震撼着天下炎黄子孙的心，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共荣共乐。这已经超出一个阶级的独乐，而形成除国贼以外的各阶级的同乐。这时的“乐”是带有共性的。大敌当前，当国难日亟，水深火热，苦难日深。这种苦难的现实与感受，不只是一个阶级所独有，除汉奸投降派以外，其它阶级也是有共同的感受的。此种苦难的性质，也是整个民族所有，中国人所共有的，是不带阶级性的。毛泽东提倡和缔造的爱国统一战线，正是建立在休戚相关、苦乐与共的基础上。承认苦乐有共同性，不带阶级性的一面，也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

苦与乐的辩证统一
王恕焕
　　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客观世界，观察一切事物，正确地揭示了苦与乐的辩证统一关系，阐明苦与乐既对立又统一，两者相互对立，相互渗透，苦中有乐，乐中有苦，没有苦也无所谓乐，没有乐也无所谓苦，苦与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苦可转化为乐，乐也可转化为苦。人们所讲的“苦尽甘来”，“乐极生悲”等都是说苦与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道理。
　　第一，苦中有乐，变苦为乐。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一诗中，形象生动地写出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斗争和夺取胜利的喜悦心情，阐明苦与乐的辩证统一关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经历25000里的长征。毛泽东说：“红军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危险的江河，越过中国一些最高和最险峻的山口。通过强悍的土著居民区，跋涉荒无人烟的草地，经受严寒酷暑、风霜雨雪，在占全中国白军半数的敌人的追击下，通过了所有这一切天然险阻，并且突破了湘、粤、桂、黔、滇、川、康、甘、陕各省地方部队的堵截，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了陕北”[12]。他在1958年12月还说过：“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13]。这说明红军长征，其行程之远，经历之苦，牺牲之大，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不曾有过。但是，在以苦为乐、为荣的红军指战员眼里，却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14]，一切艰难困苦，统统不算一回事。那绵延于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省之间的五岭山脉的一座座高山，只不过是大地上起伏着细微波浪罢了；那横亘在贵州和云南两省之间的气势雄伟的乌蒙山，只不过像在大地上滚动的泥丸罢了。“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15]。毛泽东用“更喜”和“尽开颜”表达了对胜利的喜悦，赞扬了红军藐视困难，敢于向困难斗争，而且能够战胜困难的英雄气概，歌颂了红军长征这一变苦为乐的伟大史诗。
　　红军为什么能在那样艰苦卓绝的长征中感到苦中有乐，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变苦为乐呢?这是因为他们自觉意识到在为国家的解放、民族的崛起和人民的翻身而奋斗，意识到今天的吃苦、个人的吃苦，是为谋求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明天的幸福和欢乐。在长征路上，徐特立问董必武：为什么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还那么快乐?董必武回答说：“因为我们有伟大的前途。”可见，对一个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人来说，为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吃苦”，确实是“虽苦犹荣”，心里总是愉快的，乐即在苦中；而以艰苦奋斗换来的快乐总是使人难忘艰苦的历程，苦亦在乐中。这也说明，苦与乐是相比较而存在的。苦乐相生，苦中有乐。我们要自找苦吃，自寻乐趣。
　　毛泽东曾指出：革命就得吃苦，不怕苦。怕吃苦，吃不得苦，就别革命。革命不经过艰苦斗争，又怎么能取得革命胜利呢?我们从事任何工作，不经过痛苦的磨炼，不进行艰苦的劳动，或者艰苦的求知，或者艰苦的生活，怎么可能干出优异成绩呢?世界上没有不费任何气力、不吃一点苦就能办成的事。要干出一番事业，要为社会发展或人类作出贡献，就必须艰苦奋斗。“苦尽甘来”。由苦转化为乐，需要经过艰苦努力。怕吃苦，吃不得苦，就不能实现向乐的转化。所以，真正的快乐只能由奋斗的艰苦转化而来。
　　自然，吃苦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变苦为乐。鲁迅说过：“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战斗，但为的是改革。”[16]这就是说，是为了变苦为乐，为了使人民获得欢乐。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并不是安于贫苦，去当“苦行僧”，而是为了创造美好的未来感到快乐；现在吃苦，正是为了将来不吃苦、少吃苦而感到苦中有乐；个人和少数人经历困苦，正是为了换得他人和多数人的欢乐和幸福而感到欣慰。倘若吃苦的结果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幸福和欢乐，还有什么“荣”可言呢?老吃苦而不能由苦转化为乐，还有什么“乐”可言呢?这种苦与乐的辩证统一的观点，是毛泽东苦乐观的一个重要特点。
　　毛泽东还指出，革命者要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说：“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栅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里讲了领导作风问题，同时也阐明无产阶级的苦乐观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是同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与人民群众同甘苦的。毛泽东一生，始终保持巨大的革命热情和伟大的献身精神，始终保持艰苦朴素，同甘共苦的品格。毛泽东在战斗年代，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建国以后，环境条件虽有了好转，但他的生活仍是极为俭朴。他对饮食始终要求不高，吃的主食基本上都是粗粮，米饭里加点小米、赤豆或红薯、芋头，有时他吃一碗麦片粥或几个芋头，就是一餐。他身边的医务人员，为了他的健康制定菜谱，都被他拒绝了。毛泽东吃饭时总习惯地敲敲碗盘感叹说：“什么时候农民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不得了啦，那就太好啦。”医务人员有时建议他吃点名贵菜肴和补品，以改善和提高他的饮食水平。毛泽东则皱着眉头说：“要开国宴呀?你那些菜贵是贵了，贵了不见得就好，不见得就有营养。依我说，人还是五谷杂粮什么都吃的好，小米就是能养人。”[17]
　　1957年12月，有名卫士一次从农村探亲回来，带回糠窝头交给毛泽东。他掰了一块糠皮窝头，又把捂馊了的窝头放嘴里，眼圈红了，湿漉漉地闪着泪花。他叫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喊来，大家都必须吃。毛泽东咽下几口，见有人还在嚼，便对大家说：“吃，每个人都要吃。这是农民吃的饭。你们比比你们吃的饭，要将心比心。”毛泽东思考着：我们是社会主义，不该是这样的。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他日夜想着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人民尽快过上富裕一些的日子。[18]
　　毛泽东以人民的苦为苦，以人民的乐为乐，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共当，要是人民群众过上富裕的生活，他就满意高兴了。
　　第二，乐中有苦，乐极生悲。毛泽东认为，苦中有乐，苦可转化为乐。同样，乐中也潜伏着苦的因素，也可转化为苦。他在1944年4月12日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给郭沫若的信说：“《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20]
　　这说明，苦与乐是相互渗透的。胜利、欢乐也潜伏着失败、痛苦的因素，胜利了如不防止骄傲，就会犯错误导致失败，就会吃苦头，就会变乐为苦。因苦得乐，因乐得苦，这是苦与乐相互转化的历史辩证法。我们革命者的任务，就是要创造条件，促进由苦向乐的转化，防止由乐向苦的转化。
　　毛泽东曾推荐读西汉著名赋家梅乘的《七发》。毛泽东说，这篇文章一开头就痛骂统治者的腐败。“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说太子年岁正轻，想来是由于你长期迷恋安乐生活，日日夜夜没有限制的缘故，以致邪气侵入体内，胸腔郁结，阻塞不通，心神烦乱，惊惧不安，五脏衰弱，听觉不灵，精神焕散，病势已深，长此不愈，则将生命不保。毛泽东认为，“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文中说的出入都坐车子就是瘫痪之兆，幽深和清凉的宫室是寒热病的媒介，妖姬美女是摧残生命的斧子，美味的酒肉是腐烂肠胃的毒药，这些话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迷恋安乐腐败的生活，必将早夭、丧身，这也是物极必反，乐极生悲。毛泽东说，文章最后一段，吴客讲“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这是医治疾病的“良言妙道”。毛泽东认为，梅乘《七发》是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只贪图享乐腐朽的生活而不愿艰苦奋斗的人，就必然导致腐败、困苦的结局，这时享乐便转化为痛苦。孟子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21]真正的人生痛苦或人生悲剧常常是由于贪图享乐造成的。“福兮祸之所伏”，“乐极生悲”，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第三，劳动是苦转化为乐的一个重要条件。对劳动，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苦，一种认为是乐。在剥削阶级看来，劳动是人生的痛苦事，他们厌恶劳动，不劳而获，贪得无厌，骄奢淫逸，极度享乐，过着寄生的生活。因此，必然走向腐败，由乐转化为苦。无产阶级则认为，劳动是人生的最大快乐。劳动是快乐的源泉，没有劳动就不能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就不能享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快乐。人们只有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劳动斗争中才能真正感受到快乐。李大钊说得好，“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苦境可以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可由劳动解脱。”[22]毛泽东强调干部要参加劳动，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是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
　　毛泽东还强调高级干部对自己的子女要严格要求，要经受艰苦的劳动锻炼，要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才能健康成长，真正成才。1957年9月，毛泽东来到武汉，住在东湖甲舍。一天，他同前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时，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说不错，你读书不少。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比孩子们相互之间坐的是什么汽车，爸爸干什么?比谁的官大官小。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耽心呀!他还说，现在，部队的学校，整天学专业，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好不好?我想，第一，最根本的东西还是马列主义，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要学会做人；第二，要实践，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工农兵中去，要经受艰苦的实践锻炼，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他指出，有的领导干部让自己的子女跟着去北京、上海开会，这样很不好。他还特别指出：高级干部的子女不管好，“总有一天要犯罪的”。干部子弟要经受艰苦锻炼。岸英生前学过农，学过工，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了。当时，我对彭老总说，岸英到志愿军去作战，对他要严格要求，不要照顾，他是去保卫祖国的，不是去做客的。彭老总带岸英去前方，我心里踏实多了。干部的模范作用，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这就是党风，党风就这样发生作用。不这样，如果光号召别人赴朝鲜作战，我毛泽东的儿子呆在保险柜里，当贵族，这就不行嘛。我的长子岸英参加志愿军，死在朝鲜战场上，我是光荣的。
　　关于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毛泽东还多次讲过。1959年冬天，毛泽东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1964年7月，一次他在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中说：“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了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下跪，乞求饶命?我们家许多人，都是被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吃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怎么能当左派?”毛泽东还批评说：“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吃的是蜜糖，耳里听的是赞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是否只和干部子女在一起而看不起别人?……”毛泽东在谈到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时候，也曾多次强调党政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对自己的子女严格要求；对社会青年，也要带动他们的父母好生教养子女，从小做起，毫不放松：对青年学生，要进行实际锻炼，必须经受艰苦考验。他引用《马援诫兄子严敦书》，对子弟要进行“廉公谦约”的教育；还引用了刘备临死前给后主刘禅的遗诏，告诫刘禅“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用这种防微杜渐的办法教育子女，是古人教育子女的一种成功经验。
　　1967年，毛泽东推荐读《战国策·触说赵太后》一文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这是个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如不重视它，不正确地加以解决，毛泽东所指出的危险性并不是不存在的。这篇文章，在分析众诸侯没有一个子孙三世保持住王位的原因时说：“此其近者祸其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二千多年前的古人，封建帝王凡是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对自己的子女不能让他们“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只有为国家多作贡献，才能使自己的地位子孙相继。
　　毛泽东对子女很疼爱，但要求非常严格，从不允许他的子女搞特殊，更不允许打着他的旗号谋私利。他多次要求他们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要独立生活，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要扎扎实实地工作，堂堂正正地做人。他的长子毛岸英，1946年从苏联学习回国后，毛泽东曾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在中国，不懂得农民，不了解农村情况，就不晓得中国的实情。要知道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任何时候，千万别忘了农民啊!”毛泽东送他几件带补钉的衣服，让他到农村学习，做劳动者，上“劳动大学”。毛泽东很喜欢他的小女儿李讷，但对她的要求很严。李讷自小就吃机关大食堂，考上大学后，吃住都在学校，集体宿舍6人或8人住一屋，星期天自己骑车子或乘公共汽车、电车回家。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的女儿也是挨饿。有一个星期天，李讷回到家里一起吃饭，她把桌上的饭菜狼吞虎咽一下子吃光了。毛泽东见此情景深深叹了两口气，无不忧伤地说：“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叫李讷下去生活在工人农民中间，到江西进贤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毛泽东多次提出关于干部子弟的教育问题，认为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娇生惯养，吃不得苦，社会主义事业将毁于这些人手中，乐就会转化为苦。
　　《触说赵太后》的历史经验，毛泽东的这些话，蕴含着苦与乐辩证关系的深刻哲理，是有深远意义的。

不怕苦的革命乐观主义
王恕焕
　　怎样正确对待和处理苦与乐的矛盾?毛泽东的苦乐观要求，以为人民吃苦为乐、为荣，发扬不怕苦的革命乐观精神。
　　毛泽东的乐观主义，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和前途的远见卓识的基础上，是科学的、革命的乐观主义。他坚信新生的事物必然战胜旧的事物，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人民群众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他说：“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基于对客观事物、对革命事业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始终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必胜信心，始终以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引导人们要看到革命必胜的光明前景，指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鼓舞人民坚定斗争的信心。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有充分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1956年9月15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我和大家都相信：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23]
　　毛泽东说：“我是乐观主义者。”他早在1925年写的《沁园春·长沙》一词中，就提出“谁主沉浮?”昭示未来主宰世界的力量，决非反动派，而是人民，他鼓励有志青年“中流击水”，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他说：“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乐健康。”[24]毛泽东从困难中看到前途，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坚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25]可见，他的不怕苦的革命乐观主义，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的。
　　毛泽东于1959年8月在与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美国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夫妇会见时说，我每年都要横渡长江，或游其它江河——如广州附近的珠江。我还打算游过黑龙江。斯特朗当时对他说：“那你就要游到俄国去了！”毛泽东笑着回答：“哎，你完全正确!”他还高兴地挥手说：“如果你们三位允许，我愿去横渡你们的密西西比河。大概另外三位先生——杜勒斯、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不会欢迎我们去吧!不过我是个乐观派。”[26]
　　毛泽东以为人民吃苦为乐、为荣、视一切艰难困苦为寻常，永远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在年轻的时候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27]这也是说，人们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斗争中，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快乐。毛泽东在青少年时就立志救国救民，以为劳苦大众吃苦、斗争为乐。1945年，当国民党当局积聚力量，蓄谋发动全面内战时，为了揭穿敌人阴谋，争取和平，毛泽东亲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指出：“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28]他倡导不怕吃苦，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要求一切革命同志以为人民吃苦为乐、为荣，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挑重担，以“百折不回的毅力”，“一往无前的精神”，“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不同革命时期，毛泽东写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雄浑豪迈的诗词，形象地赞扬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在战略上敢于藐视敌人，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敌人作斗争，敢于同困难作斗争，而且能够战胜敌人和战胜困难的精神，抒发了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的豪情壮志。毛泽东在《八连颂》诗中，“为人民”，向全国军民提出“要自立”和“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的八不怕。[29]这是对“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做了新的概括和形象的发挥。
　　毛泽东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一口号，表述了共产党人为了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为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为了人民大众的欢乐、幸福，不怕艰难困苦，不怕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的共产主义道德，体现了无产阶级的苦乐观和生死观的内在联系，在人民利益的基础上把两者统一起来。

参考文献
王恕焕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2页。
　　[2]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
　　[3]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
　　[4]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115页。
　　[5] 《历史巨人——帅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82页。
　　[6]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7]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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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4—1465页。
　　[10]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95页。
　　[11] 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92页。
　　[12]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73页。
　　[13]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0页。
　　[14]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15]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16] 《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2页。
　　[17] 参见权延赤：《红墙内外》第49页。
　　[18] 参见权延赤：《红墙内外》第49页。
　　[19]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7—948页。
　　[20]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页。
　　[21] 见《孟子·告子下》。
　　[22] 引自《中国近现代伦理学史》第323页。
　　[2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24]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5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0页。
　　[26] 参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毛泽东主席的三次谈话》。
　　[27] 引自1969年7月23日《解放军报》。
　　[28]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1页。
　　[29]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页。

不同阶级的荣辱标准
王恕焕
　　荣誉和耻辱，是荣辱观中的一对基本范畴，是指社会对人们行为褒贬评价和人们对这种评价的自我感受。
　　荣辱观念，古已有之，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早就重视荣辱问题。战国时期的思想家管仲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1]的命题。这一命题把道德、荣辱观念同物质消费水平联系起来，包含了进步的因素。我国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认为，不知荣辱乃不能成人。此后，古人又提出了不少有关荣辱的格言，如“宁可毁人，不可毁誉”，“宁可穷而有志，不可富而失节”，“立大志者，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等等。这些格言都包含有强烈的荣辱感，在我国伦理道德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毛泽东的荣辱观，是对中国以往的荣辱观的批判汲收和继承。
　　在阶级社会中，对于什么是荣誉，什么是耻辱，不同的阶级以及同一阶级内部的各个阶层，由于他们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不同，各自的利益也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荣辱观。马克思说：“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2]。这就是说，“每个社会集团都有它自己的荣辱观”[3]。这是由特定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决定的。
　　在奴隶社会中，人们因其占有财产和奴隶的多少而划分为不同的等级。谁拥有的奴隶越多，等级就越高，就越光荣。奴隶主们把奴隶看作是“会说话的工具”，以污辱、残害奴隶，对奴隶用肉刑，像拍卖牲口一样拍卖奴隶为荣；以从事体力劳动，给奴隶以人的待遇，归还奴隶人身自由为最大耻辱。在封建社会中，等级制度更加发展和完善，封建地主阶级更是把特权和等级作为划分荣誉高低的标志。毛泽东说，一部《红楼梦》，就是封建社会的兴衰荣辱史的缩影。读《红楼梦》要了解“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四句话是《红楼梦》的纲，讲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怎样以其豪华奢侈，横行霸道为荣誉。他还说：《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庭的瓦解和崩溃。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在取消封建特权的同时，仍保持了等级的荣辱观，并把荣誉归结为金钱的多少和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把工人和农民以及他们的劳动看作是下贱、耻辱的。
　　不管怎么样，在私有制社会里，形形色色的剥削者都是以利己主义为出发点，把个人荣耀、剥削集团的荣耀置于劳苦大众的痛苦之上。他们的荣誉，实质是等级制度和个人利己主义的代名词。
　　在阶级社会里，尽管剥削阶级在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但依然有劳动人民的荣辱观。从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到无产阶级，都有自己特有的荣辱观。在劳动人民中，那些热爱劳动、技艺高超、勤俭朴实、见义勇为、忠于爱情、为人正直、主持正义的人，是最受尊敬、享有荣誉的；而把那种不劳而获、欺诈勒索、巧取豪夺的行为看作是卑鄙的，把那些沽名钓誉、谄媚取宠、卖身投靠的人，看作是可耻的人。无产阶级及其思想家，批判地继承了历史上劳动人民和一切人类进步的荣辱观的积极因素，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自身实践的基础上，形成无产阶级的荣辱观，即马克思主义荣辱观。
　　可见，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荣辱，有各个阶级评价荣辱的标准。前面已说过，剥削阶级的荣辱观是建立在私有制和更多地占有金钱、特权的基础上，他们总是把荣辱与有无特权和财产等同起来。无产阶级的荣辱观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对人民、对集体、对祖国、对人类尽义务的基础上，它同社会主义事业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实际，论述了无产阶级的荣辱标准。他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4]。还说：“要向一切在农业、工业、畜牧业、运输业、商业以及业余劳动中的劳作人员(包括雇工及伙伴的老百姓)说明：他们的劳动都是革命的，他们做了十分光荣的事业。从他们劳动所得中分出一部分来交给公家，完全是帮助我们自己的光荣的神圣的革命事业，并不是为着任何个人增殖私产。凡在国营经济中做事的公务人员，如果他们为他自己个人谋特殊利益，在我们队伍中就叫做丧失道德的活动，在法律上就叫做犯了贪污罪。而一切不贪污，不浪费，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人，就算是有很高尚道德的人，应受到党与政府的称赞及奖励”[5]。毛泽东这些论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荣辱标准，阐明什么人应受到褒奖和赞许，什么人应受到尊敬?什么人丧失道德是最可鄙，最可耻的?把人民的利益，祖国的利益放在首位，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促进社会的进步为最高荣誉，以祖国和人民的荣誉为最大荣誉；而把为个人或少数集团的私利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损害了集体的利益、损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看作是最大的耻辱，应遭到社会的谴责和唾弃。
　　毛泽东这一论述，不仅阐明了无产阶级评价荣辱的标准，划清了它与剥削阶级荣辱标准的界限，也阐明了无产阶级的荣辱标准是怎样与共产主义道德相联系，相统一的。
　　把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否符合人民、集体、国家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作为无产阶级的荣辱标准，具有长远的稳定的意义。但是，为人民服务不是抽象的，人民、集体、国家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也不是抽象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体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及其表现形式，是有变化的。因此，荣与辱标准的具体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时期，以人民、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积极领导和投入抗日烽火的人，“必将照耀万世，留芳千代，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6]；而坚持反共，坚持内战的降日亡国方针者，则“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7]。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的根本利益集中表现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政权，建立新的政权，获得翻身解放。当取得政权，建立新政权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改变国家落后面貌，改变人民的贫困生活状况，则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维护还是损害革命战争时期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判断荣辱标准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在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今天，立志改革，诚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人，是最光荣的；反之，阻碍改革，腐败倒退，损害人民的利益，出卖国家的利益，丧失国格，就会被认作耻辱。如同邓小平所说：“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8]。
　　毛泽东还论述了人死的荣辱标准问题。他认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无尚光荣，替法西斯卖力、或仅仅为个人私利而死，就死得可耻。1946年4月，毛泽东为“四八”遇难烈士题词说：“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9]，他还为建立冀鲁豫烈士陵园的题词说：“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无尚光荣”[10]。毛泽东在读《旧唐书·徐有功传》和《新唐书·徐有功传》中，写了批注：“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11]，以身殉志，不亦伟呼！”[12]这段话谈了评判死的荣辱标准，封建社会里的民族英雄、杰出的政治家、著名学者；民主革命时期的爱国将领、诗人、教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他们为正义、为真理而壮烈牺牲，是很伟大、很光荣的啊!今天在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为改革开放，为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斗争而献身，同样是为人民利益而死，是无尚光荣的。
　　一般地讲，在阶级社会中，荣辱观往往带有阶级性。但是，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中，荣辱的思想不总是与阶级性相陪伴的。在热爱祖国的旗帜下，其荣誉的性质却是公民所共有的。例如：当我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中取得举世瞩目的优异成绩时，不论台湾、港澳、或海外侨民，凡是炎黄子孙，无不雀跃若狂，眉飞色舞，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一种纯真朴质的荣誉感油然而生；又如，当我国长征火箭成功地又发射了一颗奥新卫星时，无论国内外、海内外的中国人，无不扬眉吐气，欢呼我国航天事业的巨大成就，欣喜我国某些科技水平已跻于世界之林。一种作为中国人而自豪的荣誉感，环球与共。在上述情景中荣誉已经超越了阶级界限，是不带阶级性的，是炎黄子孙所共有的。同样，当强敌入侵，蹂躏我国土，屠杀我同胞，奸淫我妇女，烧毁我房屋，当国破山河碎，九洲同仇敌忾之际，除汉奸卖国贼之外，不管姓“无”或姓”资”，莫大的屈辱感是共同的。由此可见，屈辱观除了有阶级性的一面以外，也还存在着共荣共辱带共同性的一面，倘忽视后者，那会造成片面性。
　　毛泽东在指导革命斗争实践中，深刻地分析了复杂的社会现象，把荣辱观用之于政治生活领域，也就是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中，提出了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方针。这是有深刻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是对无产阶级的荣辱观的深化和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安乐”的情况，也就是可共辱而不可共荣。一是春秋战国时的越王勾践，当他被吴王夫差消灭之后，曾与文种、范蠡等戮力同心，兴越灭吴，忍受着亡国之辱。待灭吴之后，勾践不仅不能与文种等共享荣尊，反而顿萌杀机，首先杀了文种，范蠡立即携西施离开越国，泛舟五湖，成了时聚时散的巨富。一是刘邦在屡败于项羽之时，曾与萧何、韩信、张良、彭越等功臣，共过屈辱。但一旦身处九五之尊，刘邦则认为，安乐荣誉是不能与旧臣共享的。其枭雄阴狠的面目，就难于掩饰了，竟以杀戮功臣为快。无论在战争年代和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党和毛泽东在处理统一战线制定的共荣共辱的方针，又是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任何剥削阶级政党所不能实现的。

人民荣誉高于个人荣誉
王恕焕
　　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荣辱标准本身，把个人荣誉同集体荣誉结合起来，强调集体荣誉高于个人荣誉，体现了无产阶级荣辱观的集体主义实质。
　　荣誉既有个人荣誉，有他人荣誉，也有集体、人民、国家荣誉。如何正确对待个人荣誉与他人荣誉、集体荣誉的关系，这是无产阶级荣辱观的一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的荣辱观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毛泽东在鼓励人们珍惜个人荣誉的同时，特别强调要为集体、为人民、为祖国、为党争光，强调“人民的光荣”，“祖国的光荣”，“党的光荣”，强调荣誉属于人民，人民荣誉高于个人荣誉，并对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专门为个人争名争利的人提出尖锐批评。
　　首先，集体荣誉是个人荣誉的保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是社会的一成员。个人离不开集体，离不开人民，也离不开社会。国家荣，人民荣，个人也荣；反之，国家辱，人民辱，个人也辱。个人的荣辱与集体、人民、国家的荣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解放前，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任人宰割，没有任何尊严，中国人在世界上就倍受欺凌，没有任何民主，自由和说话的权利；建国后，社会主义的中国傲然立于世界之林，每个爱国者都感到扬眉吐气，在国际上受到尊重，有了自己的地位，感到中国的光荣。事实说明，个人荣誉是以集体、人民、国家的荣誉为保证的。没有集体、人民、国家的荣誉，也就没有个人的荣誉。
　　其次，集体荣誉是个人荣誉的基础和归宿。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真理，认为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的集体事业，“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13]不是哪个英雄豪杰包办得了的。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离开人民群众，个人的力量不仅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不可能有所作为。个人荣誉固然与自己的主观努力和贡献分不开，但这种贡献是在党和人民提供的客观条件基础上做出来的。没有党和人民的支持，没有集体和同志们的帮助和协作，个人就一事无成。毛泽东说：“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毛泽东还多次说他的著作，是集中党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写成的。雷锋说得好：“荣誉从集体中来”。这就告诉人们，个人的荣誉不仅仅是个人努力奋斗的结果，而是广泛地包含着群众和集体奋斗的结晶，是人民群众和集体的荣誉在个人身上的体现。因此，一个人献身于无产阶级事业，具有无产阶级人生观和道德觉悟的人，应当把自己的荣誉归功于人民和集体，看作是社会和集体对自己继续前进的鼓励和更高要求。
　　当然，人民群众和集体的荣誉也是由其中每个人所建立的功绩组成的，也可以由某些先进分子的个人荣誉所代表的，1946年11月毛泽东的题词写道：“朱德同志六十大寿，人民的光荣”[14]，他还说：吴玉章对于革命的坚持性，“这是党的光荣，这是中国革命的光荣”[15]。
　　毛泽东的荣辱观在强调集体、人民荣誉的同时，并不否定个人荣誉，而是鼓励个人有荣誉感，鼓励每个人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集体、人民、国家多尽义务，多做贡献。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关心个人荣誉，本质上是关心自己履行了社会义务的道德评价，是关心自己的劳动和工作成果，是正常的，合理的。那种毫无进取之心，荣誉之感，对荣誉与耻辱的道德评价漠不关心的虚无主义态度，是十分错误的。因此，人人都要有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荣誉感和自尊心，社会集体应当鼓励个人建立功勋，争取荣誉，应当尊重和保护个人的正当荣誉和自尊心。
　　再次，个人荣誉归功于人民和集体。荣誉属于谁?不同的荣辱观历来有不同的回答。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荣辱观，专为个人争名争利，沽名钓誉，贪天之功为己有，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甚至嫉妒人家，造谣中伤，为了追求个人虚荣而不惜损害他人荣誉和集体荣誉；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荣辱观，把自己的荣誉归功于人民和集体，对他人的荣誉为之庆贺、赞扬，自觉地、虚心地向他人学习。
　　毛泽东一贯提倡“诚心为人民服务”，个人应当把荣誉归于人民。在他看来，最高荣誉，应属于人民，属于党，而不应属于个人，最大功劳应归于人民，归于党，而不应归于个人。在这方面，毛泽东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表率。例如，1954年8月4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给中央的电报中说，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给予毛泽东以最高荣誉的提案，该大会是否可以通过提案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毛泽东在8月6日就作了关于不要通过给毛泽东以最高荣誉勋章的批语。再如，1954年1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印送关于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三个文件，毛泽东在审阅中将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决议(草案)时，删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起，英勇地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战争”句中“和毛泽东主席”六个字，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领袖在荣誉面前的高风亮节，为全党全国人民做出了榜样。
　　毛泽东认为，在荣誉面前，应当有真诚的谦逊，有“盛名之下，其实难付”的自知之明，而绝不能沽名钓誉，不能弄虚作假以骗取虚荣，不能贬低他人抬高自己。他对丧失为人民服务精神而专门为个人争名争利，贪图虚荣的人，提出尖锐批评。他说：有些人“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较薪水高低，争名争利”，“闹得不象样子，痛哭流涕”。还说：“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这种把个人利益置于集体、人民和国家利益之上，在荣誉面前斤斤计较的追名逐利的人，是十分可鄙的，应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和谴责。

荣誉贵在永葆
王恕焕
　　毛泽东说，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重性。荣誉有两重性，耻辱也有两重性。荣誉能够鼓励和鞭策人前进，同时也会使人骄傲，犯错误，走向反面。我们党历史上的林彪、高岗、饶漱石，都曾经是人民功臣，后来都变成人民罪人。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死无葬身之地。高岗畏罪自杀，落得个可耻的下场。1937年10月，毛泽东《给雷经夫的信》中说：“黄克功[16]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17]黄克功由光荣的红军干部腐化堕落成为人民罪人。这说明，荣是可转化为辱的。耻辱，使人倒霉，使人颓丧，是个坏事，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在一定条件下可成为进步的动力。正如马克思说的，“耻辱本身已经是一种革命”；“耻辱就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整个国家真正感到了耻辱，那它就会像一只蜷伏下来的狮子，准备向前扑去。”[18]事实正是这样，旧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肆无忌惮的侵略掠夺，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然而，我国各族人民的优秀儿女，从耻辱中逐步觉醒过来，满怀悲愤的民族热情，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多少革命先烈，多少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推翻了三大敌人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政权，结束了被蹂躏被欺侮的日子，恢复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虽受囹圄之辱，却能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招贤纳谏，依靠人民，一举灭掉吴国，报仇雪耻。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身处逆境，忍辱负重，自强不息，成为化辱为荣的强者。从这一点上说，辱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变成为荣。正因为荣与辱是对立的统一，二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荣可转化为辱，辱也可能化为荣。因此，如何防止由荣转化为辱，如何保持荣誉，这是无产阶级荣辱观的一个重要问题。
　　如何才能保持荣誉呢?毛泽东从以下几个角度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如何保持荣誉问题。
　　首先，“贵在坚持”。1940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举行的祝贺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词中指出：“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这是永葆荣誉最根本的一条。他在祝词中还说：老人为什么可贵呢?并不是因为年纪老，“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利于人类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有益于青年，一贯有益于革命，艰苦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19]毛泽东说的“一辈子”和三个“一贯”，意在强调“对于革命的坚持性”，强调做好事“贵在坚持”，这是保持荣誉的关键。一个人如果只做一阵子好事，以后不做了，甚至做起坏事来，他就难以保持荣誉，甚至会由荣转变为辱。
　　其次，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毛泽东说过：“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永远记住这个真理。”[20]他还说：“顺利的时候不能骄傲，挫折的时候不能悲观”。他特别强调要“反骄破满”，说要谨慎，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要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1955年3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指出：“骄傲自满的危险。不要逞英雄”。“没有受影响的同志，不要骄傲，谨防害病。”还说：“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1962年初，有一次他批评一位当时在湖北省荆门县委工作的领导干部说：你很骄傲，即使你正确，也不能骄傲。“英雄难过美人关”，并非普通真理。“英雄难过骄傲关”，这才是普通真理。毛泽东这番话含有深刻的哲理。那位领导干部没有很好领悟毛泽东的教诲，后来没有过好“两关”，犯了错误，摔了跤子，一直感到心中有愧。
　　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者保持荣誉，还要反对自满，要“自己不满意自己。”[21]这也是他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品格。他在《致陈毅》的信中说：“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自己满意的”。“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22]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中说：“你说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说不然，有所进步。……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三十五年前同现在比较，总进步一点，三十五年啊!”我们要珍惜和保持荣誉，就要学习毛泽东这种谦逊不满意的思想。
　　毛泽东还认为，不能把荣誉与资格、职位等同起来，资格老，职位高，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说明今天，更不能说明未来。他提醒各级领导干部，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而应靠正确，靠真理，靠为人民服务吃饭。他说：“你资格老，几十年，那是真的。可是，你有一天办了糊涂事，讲了一些混帐话，人民还是不谅解你，尽管你过去做了多少好事，职位多么高，你今天的事情办得不好，解决得不对，对人民有损害，这一点人民不能原谅。”这说明，任何躺在过去的功劳簿、荣誉簿上居功自傲的思想，都是与无产阶级的荣辱观格格不入的，都是很危险的。真正珍视自己荣誉的人，应当牢记“满招损，谦受益”这一真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把荣誉的获得作为继续为人民做更大贡献的起点和动力。
　　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会议上的致祝词中所说：“只有决不骄傲自满并继续不疲倦地学习，才能够对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作出优异的贡献，并从而继续保持你们的光荣称号。”毛泽东对英雄模范人物如何保持荣誉的论述，至今仍有教育意义。
　　再次，实事求是、说实话、办实事。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科学态度和作风，是无产阶级党性的集中表现。说实话、办实事，是做人之本。毛泽东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23]因此，任何时候都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说实话、办实事，不讲假话，不图虚荣。
　　毛泽东还认为，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应当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他说过：“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24]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了农村工作急于过渡、共产风等“左”的严重错误，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造成极为严重的影响。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无疑负有重要责任，他多次作了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检讨错误，说“我现在的心情是‘域有流亡愧俸钱’”，并为纠正错误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花了很大力气采取了种种措施。60年代初，他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并身体力行，亲自带领三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提出反对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亲自主持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在试行中注意听取反映，虚心向群众寻求真理，在修改草案中改变了保留供给制和公共食堂的原规定，他说：“不利于生产的食堂非散伙不可”，还提出把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在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下，毛泽东能正视几年来发生的严重错误，作出自我批评，并重新提倡实事求是原则，努力纠正错误，是难能可贵的马克思主义态度。今天，我们应实事求是地肯定他在60年代初不断纠“左”过程中所提出的正确思想和措施，肯定他所作出的贡献。
　　再次，“活到老，学到老”。这是毛泽东常说的一句中国俗话，也是如何保持荣誉的重要条件。193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说：你学到一百岁，人家替你做寿，你还是不能说：“我已经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1939年他在延安的一次演讲中说过：年老的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么就要学九年零三百五十天。他还说他“决心学习，至死方休”。毛泽东活一天就学习一天，他几乎是在自己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时候，才结束了他一生中从未间断过的学习生活。
　　毛泽东不但自己是这样做的，而且一再号召全党要重视学习，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1938年10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中提出“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25]他强调学习中要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新问题，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建国后，他多次提出再学习的问题，号召我们的干部，要养成看书的习惯，使看书占领工作之外的时间。他多次指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1955年3月31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会议上的结论提纲》中指出：“我们是进入了这样的时期：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近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的时代了。”1962年1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还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26]并表示要同大家一起努力学习和认真研究。
　　由上可见，学习是为人民服务，保持荣誉的首要条件，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头等重要任务。如果不学习，就会赶不上时代，不能前进；不学习，就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胜利；不学习，就要犯错误，做有损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不好务。总之，只有学习，只有活到老，学到老，继续前进，才能永葆荣誉。

正确对待屈辱的考验和挑战
王恕焕
　　在进退、得失、荣辱、毁誉之间，无论古人今人都有许多能善处之的。单就屈辱这一面来说，也是有两重性的，笔者在前面已作过简略的分析。屈辱既有使人激愤、奋进、化辱为荣的积极因素，又包含使人沮丧、颓废、悲凉，从而一蹶不振，不能自拔的绝境。因此，正确对待屈辱，是人生道路上的一大难题。
　　同样是蹉跎失路，“落魄不隅”，而气常自若者有之。如白居易说：“无事日月长，不霸天地阔”。韩信青年时期，落魄乡里，有人奚落、嘲弄他，致受胯下之辱，但他却“得失何当宠辱惊”，终成“将略兵机命世雄”，荣膺汉代开国功臣之一。司马迁是人们所熟知的。他遭受极大的屈辱，不仅因此下狱，而且受以腐刑。但司马迁为了继承父辈的史学事业，他忍辱负重，用20年的时间写出了“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史学巨著《史记》。当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在“文革”中处于“四人帮”严重迫害、损志辱身的困境，仍引吭高歌：“心底无私天地宽”，他的这种轩昂磊落，达人大观的风度，又何其壮哉!
　　当然，历史上对屈辱、逆境不善处之的，也不乏其人。其中，带典型的有唐代诗人孟郊。孟郊早年屡试不第，四十六岁才成进士。他对名落孙山，感慨万千，伤心流泪。在《再下第》诗中说：“两次长安陌，空将泪见花”，在一首赠别友人的诗中又说：“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在孟郊看来，天地虽宽，但到了几乎无以容身的地步。项羽兵败垓下，这无疑是这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一生中极大的屈辱。他承受不了这一屈辱而走上自杀的绝路。唐代诗人杜牧对此有一番颇有精辟的议论。杜牧认为：“胜负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兵家胜败难于预料，即使失败，含垢受辱，忍小就大，也是英雄本色，何苦悲观绝望，自刎乌江？何况，江东子弟多英俊之才，如果重振斗志，渡江以谋东山再起，是有可能转败为胜，死里求生的。同样，苏轼在《论贾谊》一文中，也有类似杜牧的观点。苏轼认为：“贾谊王者之佐，惜乎不能自用其才”。其表现是：一、不善处“穷”，也就是不能正确对待逆境；二、受不了怀才受谤的屈辱，不能“忍小就大”；三、不能等待时机。“一不见用，焉知终不复用”？在一时不受重用的情况下，便忧愤而死，实在是“志大而量小”。项羽的失败自刎是发人深思的。毛泽东在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出：“项羽有三个错误，如鸿门宴不听范曾的话，放跑了刘邦；（楚汉订立的）鸿沟协定，他认真了，建都徐州那时叫彭城。”毛泽东对项羽败走乌江时，以“与江东八千子弟渡江而西，今天一人还”为由，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自杀而死，是不赞成的。
　　对屈辱的人生逆境考验和挑战，毛泽东说“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把在北京的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共13个人，叫到自己的家里，搞了一个聚餐会。毛泽东先讲了一大段战国时张仪和苏秦两个纵横家交谊的故事。说张、苏二人本为同学，苏秦先在赵国做了相国，张仪却在楚国混不下去，跑到赵国来投奔苏秦。苏秦怕他在赵国依靠自己，安居下来，不求上进，做不出大事，便有意冷淡他，使张仪决心要赌气到别的地方去，苏秦又暗中出钱并派人把他送到了秦国，还为他打通了升官的各种门路。后来，张仪果然在秦国当了相国，一提起苏秦还是咬牙切齿。这时，苏秦派来帮助张仪的人对他讲了实情。讲完后，毛泽东把自己从这个故事中得出的体会告诉聚餐的人们：“你们看，苏秦对张仪是好意还是恶意？……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毛泽东接着这个话题，说开自己的历史：
　　“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我就受过压的，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掉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过话吧！那时，给我戴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也不是生来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市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指《战争论》——引注）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写《实践论》、《矛盾论》，是为了给抗大讲课。他们请我讲课，我也愿意去当教员。去讲课，可以总结革命的经验。讲一次课，整整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作准备，而且其中还要有两个通宵不睡觉。准备一个星期，讲上两个钟头的课，就卖完了。课不能照书本子去讲，那样讲，听的人要打瞌睡。自己作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也讲了一大段自己在中央苏区挨整的经历。得出的结论是：“可以锻炼革命意志。”
　　毛泽东用自己的经历要说的道理，无论是“人没有压力不会进步”，还是“锻炼革命意志”，意思实际上是一样的，就是在挫折、屈辱、逆境面前，必须信念坚强，知难而不避难，逆境而进，把坏事变成好事。
　　这个意思，或许毛泽东在女儿李讷大学毕业时送给她的四句话里表达得更详细：“1.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2.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3.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4.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毛泽东送女儿的，无疑是自己的经验，是对自己的经历的反思，以及自己的现实心态。在屈辱面前信念坚强，逆境而进，进而不退，知难而不避难。这又是毛泽东在荣辱观上遗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精神遗产，值得恢宏光大的。
　　[1] 《管子·牧民》。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1页。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5] 《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872页。
　　[6]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7—68页。
　　[7)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8—89页。
　　[8] 《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9] 《毛泽东题词墨迹选》，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
　　[10] 《毛泽东题词墨迹选》，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
　　[11] 岳飞，南宋时抗金民族英雄，为主和派秦桧诬陷杀害；文天祥，南宋时的文学家、政治家。在抗金战争中，为叛徒引兵击败，被俘，坚贞不屈，惨遭杀害；曾静，清研究程朱理学的学者，因策动反清被杀害；戴名世，清史学家，因著有《南山集》、《孑遗录》造成文字狱，被杀；瞿秋白，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被国民党杀害；方志敏，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创始人之一，被国民党杀害；邓演达，国民党左派，被蒋介石秘密处死；杨虎城，西北军领导人之一和西安事变主要发动人之一，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秘密杀害；闻一多，著名诗人、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因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参考文献
王恕焕
　　[12] 参见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102页。
　　[13]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
　　[14] 《毛泽东题词墨迹选》，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15]《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16] 黄克功，少年时加入红军，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和长征，当时是抗日军政大学6队队长，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把刘茜打死。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
　　[17]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7页。
　　[19]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7页。
　　[20]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21]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7页。
　　[22]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07页。
　　[23]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2页。
　　[24]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8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26]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8—829页。

人民是幸福的主体
王恕焕
　　幸福是人们在生活中对人生的感受和评价，是美好的象征。人类对幸福的探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外的思想家们对幸福作出过多种的解释，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基本回答：一种是把幸福归结为禁欲主义，鼓吹弃绝尘世，追求“天国幸福”。中国宋明时代的理学家，把“理”与“欲”对立起来，认为人的追求幸福是邪恶的“人欲”，是“天理”——封建等级的伦理秩序不相容的，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一种是把幸福归结为享乐主义，“把丑恶的物质享受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毁掉了一切精神内容”[1]；还有一种是介于以上两种对立的幸福观之间的。应当肯定，历史上各种形态的幸福观，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上推进了人类对幸福的认识，正如马克思在对旧唯物主义幸福观评价时所说，“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现实的幸福。”[2]但它们毕竟是剥削阶级的幸福，都是从唯心史观出发，离开社会经济关系、阶级关系而抽象地谈论人的幸福问题，既无法理解幸福的社会的和阶级的内容，不懂得实现幸福的正确途径和方法，也不能正确地说明幸福的真正意义，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之后，才真正得出了关于幸福的科学认识。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总是存在着对自己生活境遇的感受和评价问题。在阶级社会里，由于人们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不同，每个人都站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上去感受生活，认识生活，去理解和评价生活，谋求幸福，从而形成了对人生目的和追求的不同，对幸福内容的不同的甚至根本相反的理解，这就决定了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层和集体，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幸福观。封建地主阶级追求的幸福是维护封建等级特权，榨取农民的血汗，高官厚禄，光宗耀祖，娇妻美妾等等。资产阶级追求的幸福是金钱，正如恩格斯说的，“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3]他们可以不择一切手段地去榨取工人的血汗，以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去赚更多的钱，在生活上花天酒地，挥金如土，腐朽糜烂；而无产阶级则把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消灭剥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当作人生的最大幸福。
　　在阶级社会中，在一般情况下，幸福观是带有阶级性的。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幸福，都是建立在劳动人民痛苦的基础上，都是以极端利己主义为核心的。无产阶级的幸福观，则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坚持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的辩证统一。
　　毛泽东的幸福观，突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把个人幸福建立在阶级、集体幸福基础上，认为幸福的主体是人民。早在少年时代，他就提出怀疑：为什么《三国演义》、《水浒传》中没有农民的主人公呢?为什么地主豪绅占有土地，自己不耕种，却过着骄奢淫逸、花天酒地的生活，而替他们种地的穷人，反而忍饥挨饿?这是对剥削者、统治者把个人幸福建立在劳动人民痛苦之上，这种不合理现象的直观否定，也是对幸福的主体和社会的主人问题的朴素思考。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观察问题，明确认识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体，也理应成为幸福的主体。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4]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为了人民群众从被剥削、被压迫的不幸生活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真正成为幸福主体。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他经常教育共产党员，要为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改造社会，为“人民自由幸福”而战斗，要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幸福。在社会主义时期，他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进行艰苦奋斗，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的“幸福生活”。毛泽东一生为革命，一生为人民，一切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一切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把人民群众视为幸福主体，把人民的利益和全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舍己为公，舍家为国，一心为人民，无限地忠诚于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毛泽东的一生，是为民族解放、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无私奋斗的一生。毛泽东不愧是实践无产阶级幸福观的典范。
　　毛泽东的幸福观以无产阶级集体主义为基础，坚持个人幸福与集体幸福的统一。毛泽东强调集体的幸福，人民的幸福，认为社会生活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个人离不开社会，个人幸福与社会整体幸福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把个人幸福与社会整体幸福，与人民群众幸福结合起来，个人幸福才是现实的。无产者个人要获得自身的解放，惟一办法是通过整个阶级的集体奋斗，彻底摧毁导致自己苦难的阶级的、社会的根源，从集体的解放和幸福中求得个人的解放和幸福。马克思说得好：“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5]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说过：“大家享幸福，大家得利益，则我一人之幸福之利益，自然包括其中。”[6]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指出：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利益也就解决了。可见，社会整体幸福是个人幸福的基础。社会的、集体的、人民的幸福在本质上包含个人幸福，个人为社会、人民谋福利，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为子孙后代造福，乐就在其中。“历史认为，那些专门为公共谋福利而自己也高尚起来的人物是伟大的。经验证明，能使大多数的人谋幸福的人，他本身也是最幸福的。”[7]一个人要是离开社会，就不可能得到幸福。当然，毛泽东的幸福观决不是否认或忽视个人幸福，相反，它认为个人幸福是社会整体幸福的表现，主张积极关心和维护个人的幸福，并尽力创造条件，使每个人都能充分发展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实现个人理想，获得个人最大的幸福。个人幸福不能离开集体幸福，同样的，集体幸福也离不开个人幸福。离开了个人幸福，集体幸福便失去存在的意义。所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集体幸福和个人幸福，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相结合，集体幸福高于个人幸福，人民是幸福的主体，这是毛泽东的幸福观中的实际着眼点。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国家、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集体幸福同个人幸福是基本上一致的。毛泽东说：“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8]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还说，公和私是对立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与私、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幸福与个人幸福，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在实际生活中也常常发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9]由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公的国家集体利益内就包含有私的个人利益，集体幸福中包含有个人幸福。没有这个公的集体，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和幸福就没有保证，他们的最后解放也无法实现。这是公私利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以及集体幸福和个人幸福基本一致的具体表现。任何个人，为集体利益劳动，就会得到一定的劳动报酬。在这里，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集体的利益不能不居于首位，私的、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公的、国家、集体的利益，要为公的、国家集体的利益而努力劳动和工作。所以，毛泽东一贯提倡把“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精神，作为对个人，首先是对共产党员和一切国家机关、军队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的行动准则，而反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种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或是那种“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言论和行动，“把个人利益放在这种结合的第一位”。另一方面，国家集体要真正关心个人，为个人幸福创造条件。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10]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还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归劳动者享受的消费资料，一部分是个人财产，一部分是公共财产，文化教育、公费医疗、体育设备，以及如像西湖这样的游览地区。而且这一部分公共财产，会愈来愈多。当然，这一部分也归劳动者享受。”可见，社会主义的公，最后都是为着人民群众利益的，是人民群众利益的集中表现。所以，国家、集体要真正关心个人，造福于人民群众。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说过：斯大林时代过分强调集体利益，不注意个人所得；过分强调公的，不注意私的。这一批评是很正确的。可惜毛泽东晚年在实践上，又重犯斯大林时代的错误，片面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过分强调集体幸福，而不大注意个人的幸福，也走到自己的反面。这是应引以为戒的。
　　总之，个人利益和国家、集体利益，集体幸福和个人幸福是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利益是个人利益的集中表现，集体的幸福内包含有个人的幸福。既要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强调集体幸福，人民群众幸福，又要讲个人利益，讲个人幸福，要使人人为集体，必须集体为人人。列宁说的“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11]的名言，就是这个意思。个人要竭力为社会、集体造福；社会集体也要切实关心个人，使个人生活幸福。

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辩证统一
王恕焕
　　幸福的内容丰富多彩，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由于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物质生活条件的吃、穿、住等和精神生活条件的文化、理想、道德、友谊、爱情等方面，所以，幸福的真正实现，应当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的内容。
　　对幸福的内容，毛泽东着重论述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
　　首先，肯定物质生活是幸福生活的基础。1925年12月，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写道：“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12]他在1942年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根据抗日战争时期的实际情况，提出我们的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还提出全边区的同志必须“用尽全力替农民谋福利，使农民很快富足起来”。他还说：在农村工作的一切共产党员第一位的工作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着这个，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13]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4]1956年他又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5]毛泽东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6]1957年3月19日，他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中指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毛泽东这些论述说明，他非常重视人民幸福的物质内容，阐明我们从事阶级斗争，进行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为了改变国家的贫困、落后面貌，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幸福”。我们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就是供全体社会成员享受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的幸福与社会生产的发展，增加“人民的物质福利”，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幸福的基础，是人们生存、发展和创造、实现人的价值的物质保证，同时，还直接制约和影响精神生活。为人民谋福利，首先是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离开人民的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就是离开唯物主义，只是空谈幸福。毛泽东把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福利纳入幸福范畴，正是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体现了人民是幸福主体的思想。
　　幸福离不开物质生活条件，但不能把幸福和物质享受划等号，更不能把幸福归结为个人物质享受的享乐主义。个人享乐主义是剥削阶级的一种享乐观。一个人如沉溺于物质享受，缺乏高尚的精神情操，势必感到精神苦闷、空虚、绝望；一个人失掉了健康的精神生活，金钱就可能成为培植贪欲，产生伪善的欺骗的土壤，甚至使人堕落，道德败坏。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物质生活富裕，而社会风气不好，道德水平下降的现象，就是活生生的例证。值得警惕的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早已摒弃了的享乐主义腐朽思想，近年来在我国重又有所滋长，在一些人中出现了一味追求个人生活享受的现象。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偷盗、诈骗、受贿、赌博、流氓、吸毒等等违法犯罪，归根结底都是享乐主义思想的作怪。所以说，享乐主义是导致人们堕落的腐蚀剂，是同无产阶级的幸福观根本对立的。
　　其次，强调精神生活是幸福的重要内容。人们的幸福感不能只来自物质生活的享受，同样也来自精神生活方面。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许多思想家也看得很清楚。如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说过：“如果幸福在于肉体的快感，那么就应当说，牛找到草料吃的时候就是幸福。”[17]另一位著名哲学家德漠克利特也说过：“幸福不在于占有畜群，也不在于占有黄金，它的居住处是在我们的灵魂之中。”[18]英国大剧作家莎士比亚说过：“一个人要是在他生命的盛年，只知道吃吃睡睡，他还算什么东西?简单不过是一头畜生。”[19]这就是说，人不同于一般动物，人是有理想，有思想，有情感，有丰富的精神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忽视精神生活上的满足，只把物质享受当做幸福，那么，这种幸福仅仅是动物水平的幸福。
　　毛泽东的幸福观，既重视物质生活的幸福，又重视精神生活的幸福。其实，精神与物质是对立的统一。人的幸福，除了物质生活和肉体等方面的追求外，还有精神生活上的追求和心理上的寄托。精神生活的内容包括高尚的情操，真挚的友谊，纯真的爱情，文化知识素质，健康的文化娱乐和体育等等，这些比之物质生活是更高级、更深层的幸福。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事实表明，只有物质生活的满足，没有精神生活上的满足，是无真正幸福可言的。一个人有了丰富的精神生活，有了为崇高的人生目的和理想献身的高尚道德情操，即使物质生活条件差一些，也是苦中有乐，仍感到生活的意义，生活的充足，感到是很幸福的。如：大科学家钱学森，放弃了国外的优厚的物质条件而回到祖国；又如，革命战争年代，物质待遇菲薄，但人的精神面貌却丰富、饱满。相反的，一个人如果缺乏理想，精神空虚，情趣低级，灵魂卑劣，即使有最富足的物质生活条件，也会感到整个生活枯燥乏味，内心空虚，前途渺茫，消极悲观，暮气沉沉。这种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
　　毛泽东强调精神生活对于幸福的意义，认为精神生活的满足高于物质生活的满足。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说：列宁说过，唯物主义最“唯心”。他们最能够刻苦，最不怕苦。金钱是物质，可是金钱收买不了唯物主义者。他们有最伟大的理想，因此，他们有顽强的战斗性。这就是说，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比唯心主义者更重视精神的力量和作用，真正革命的唯物主义者具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节操，他们不求个人名利，不问个人得失，不图个人享受，不怕艰苦困难，对于个人的物质生活恰恰最为淡漠，而对于思想意识的修养，则最有严格的要求。毛泽东唯物辩证地阐述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他不但重视幸福的物质内容，更强调要用健康的科学的高尚的精神生活来支配自己的物质生活，才会真正享受人生的幸福和意义。他一直重视对人民的教育，提出要教育人民，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要扫除文盲，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强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指出：为了创造新的时代，必须解除反动统治阶级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20]在战争年代如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如此。1959年，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指出：“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他还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个人进学校，学文化，学技术，首先是应该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工业化，为了为人民服务，为了集体利益，而不应该是为了得高工资。他在1958年的一次谈话中又说：“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毛泽东这些论述集中到一点，说明无产阶级革命者应当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高尚的节操，他们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为了革命，一切眼前个人利益可以抛弃。伟大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是毛泽东幸福观的灵魂。
　　总之，幸福的内容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物质生活条件是精神生活的基础和前提，精神生活是物质生活的升华，高于物质生活。我们既要重视幸福的物质生活内容，既要反对单讲物质生活不讲精神生活，把物质生活看作至高无上的享乐主义；又要反对过分强调精神生活，把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割裂开来，把幸福理解为离开物质享受的禁欲主义。

“斗争就是幸福”
王恕焕
　　马克思的女儿曾问马克思：“对幸福怎样理解?”他明确而简单地回答：“斗争就是幸福”。还在18岁的时候，马克思就在一首自叙诗的开头满怀斗争意志的激情，他写道：“既然斗争的火焰燃烧在我的胸膛，我怎能在悠闲中徜徉?要迎着风暴走，顶着战斗上，我怎能在半睡半醒中消磨时光……”他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说：“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21]马克思把自己对幸福的理解，同“斗争”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幸福观和斗争观。
　　斗争，这是马克思的生命和意志的表露，是他性格的特点，也是他对人生最高法则与幸福的理解。在他进入中年之前的一生第一个25年期间时，就以极其现实的态度向自己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为了什么而斗争?以什么方式进行斗争?在他接受了人类思想界认识自然和社会方面所取得的一切真正宝贵的成果，有批判的加以改造并根据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创立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斗争科学，就高举起斗争的旗帜，团结了斗争的力量，同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资本家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同工人运动内部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马克思在回答人们提出为什么要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原则斗争时，指出：“在观点、利益和目的不一致的情况下，新时代的幸福是不能用假想的合理妥协和虚伪的合作等办法来达到的，这种幸福只有经过各个党派的斗争才能达到。”[22]马克思一生“目标始终如一”，毕生“为人类工作”，“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进行顽强的斗争，并把“屈服”视为“不幸”。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艰难困苦、贫病交加中度过的。在马克思看来，生存意味着斗争。幸福在于斗争，不幸在于屈服。马克思为自己选择的是一条极其艰难的人生道路，但他坚信，对于一个战士来说，这又是一条幸福的道路。
　　毛泽东的性格喜爱斗争，他把幸福理解为斗争。还在青年时代，他就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23]这表露了他喜爱斗争生活的性格特点，也表达了他把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斗争生活视为人生的欢乐。当他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更是自觉地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旗帜，自觉地把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斗争同幸福联系在一起，把个人幸福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斗争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一经踏上了革命的斗争道路，不管前进的路上布满了什么样的荆棘，不管情况多么艰险，即使遭到了失败，他总能从中汲取新的力量，而且在历史的洪流中飘得愈久，就变得愈坚决，愈敢于斗争，愈善于斗争。正如恩格斯对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斗争是他的得心应手的事情。”[24]毛泽东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为中国共产党人制订了进行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不断的团结革命力量，同国内外敌对力量进行顽强的斗争，取得一回又一回的胜利，也同工人阶级内部、共产党内部的错误进行了原则的斗争，捍卫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目标、原则和荣誉。
　　毛泽东多次号召要学习鲁迅的斗争方法。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指出：“鲁迅的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隋洛文。他临死时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
　　毛泽东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在他看来，幸福和斗争是同一的，离开从对旧世界的批判中找到新世界，离开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斗争，就没有亿万人的幸福，也就没有他个人的幸福。所以，共产党人的幸福是同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斗争，同共产主义事业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幸福，才是人生真正的幸福。
　　毛泽东曾经说过：“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理解和把握呢?“斗争哲学”，本来是抗战时期原国民党军队榆林地区总司令邓宝珊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哲学的用语。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讲话中，把它接过来加以肯定，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了斗争。还说，“斗争的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的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很显然，毛泽东所借用的、肯定的“斗争哲学”，是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角度、阶级斗争和革命斗争的政治角度讲的，它突出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和批判本质。毛泽东所讲的“斗争”，是对立面的斗争，是矛盾的斗争，而矛盾的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共产党人要推动历史前进，就不能抛弃斗争精神，不能抛弃革命精神，就需要战斗的风格。我们要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创造人类幸福，就要和大自然作斗争，和社会上各种旧势力、旧残余作斗争，和敌对势力作斗争，和各种艰难险阻作斗争。自然，“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25]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革命，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幸福，就没有一切。可见，只要对“斗争”不是作简单的庸俗的、形而上学的、“左”的理解，“斗争哲学”并不是错误的东西。近年来，有些人把“斗争哲学”歪曲成“斗、斗、斗”的哲学，诬之为“造反哲学”、“打倒一切”的哲学。嘲讽革命斗争精神，似乎它是“左”的同义语。他们鼓吹放弃斗争的庸人哲学，不承认矛盾斗争的普遍性、绝对性，不承认国内外还有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不敢讲斗争，不敢讲革命，阉割、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战斗精神。这是一种十分有害的错误思想。
　　当然，我们对毛泽东在各个时期讲的“斗争哲学”，也要作具体分析。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重提“斗争哲学”，把对彭德怀等同志的错误批判视为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的继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伤害了好同志，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
　　毛泽东在50年代，批评了斯大林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的错误，坚持了矛盾的同一性，坚持了从马克思到列宁所阐述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原旨，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提出了双百方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但可惜的是，毛泽东晚年却又违反了初衷，在某种程度上又重犯斯大林的错误，片面强调对立面的斗争，而忽视了对立面的统一，把对立绝对化。这样，在实践中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后果。这确是值得我们反思，很好吸取其历史经验教训的问题。

参考文献
王恕焕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64页。
　　[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103页。
　　[6]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4页。
　　[7] 马克思，转引自《中国青年报》1979年10月23日。
　　[8]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6页。
　　[9]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
　　[10]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6页。
　　[11]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页。
　　[12]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13]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1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15]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721页。
　　[16]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721页。
　　[17] 引自《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页。
　　[18] 引自《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3页。
　　[19] 引自《古今中外名言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20] 《毛泽东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5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页。
　　[23] 转引自1969年7月23日《解放军报》。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75页。
　　[25]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6页。

酷爱自然
王恕焕
　　古今中外的仁人志士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喜欢大自然。他们的健康发展，总是和大自然的熏陶联系在一起的。无产阶级的领袖，当然也不例外。马克思喜爱大自然。他这样描述他曾经在地中海的一个海湾边住过时的海面景色：“在近似半椭圆形的美丽的海湾里，浪花色调的变化非常有趣，雪白的浪花拍打着海岸，由蔚蓝变成碧绿……昨晚月光照耀下的海湾，呈现出一幅美妙的图画。对走廊前面的海景，我总是看不够。”恩格斯也是喜爱自然，特别是喜爱大海，死前“遗嘱”里还嘱咐，把他的骨灰“沉于海中”。列宁喜爱攀登雪山顶，观看皑皑白雪的瑰丽景色。毛泽东更是酷爱大自然。据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回忆：毛泽东最喜欢的就是大自然!他热爱曾踏过的万水千山，热爱祖国的锦绣江山。他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得到乐趣，也从自然界的大千景象中受到启发，得到力量。这一看法是很深刻的。
　　早在年轻的时候，毛泽东就有游历山川的兴趣。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就喜爱野游，他多次伙同蔡和森、张昆弟等同学到—师后山君子亭、岳麓山、爱晚亭和湘江橘子洲等处爬山、露宿、风浴、雨浴。1913年，他在《讲堂录》里写道：“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1]毛泽东嗜读《史记》，钦佩那喜爱游历山川的高尚情趣，认为司马迁的行谊文气与其乐于游历是联系在一起的。1916年2月，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优美的自然风景，“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2]1917年，毛泽东游览南岳，登上了祝融峰，在下山途中，禁不住给罗章龙写信记述见闻，第一句是“诚大山矣”。信中还谈到古今仁人志士笔下的南岳，特别提到韩愈宿南岳庙的诗。1918年毛泽东同一些朋友到北京的途中，火车被大水阻在河南郾城，第二天他建议到三国时的魏都许昌看看。于是他同罗章龙、陈绍林三人便坐临时车子赶到许昌，在那里停留了一、二天。当时，许昌旧城已经很荒凉。他们向当地一些农民了解询问魏都的情况，并步行到郊外的旧城遗址，在那里凭吊了一番，并作诗纪行。为了组织“驱张”运动，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1920年4月11日离开北京到上海，途中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地游览了半个月。在曲阜，他观看了孔子栽的古树，观看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小溪。他们游览了颜回和孟子的出生地，还攀登了东岳泰山。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过着戎马倥偬的生活，在激烈战斗的间隙，他领略了自然界开阔绚烂的气象。他热爱其踏过的万水千山，生动地描述出了“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3]的祖国壮丽山河的画卷。1947年，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毛泽东看了白云山古庙和庙会演的戏。他说：“看庙看文化，看戏看民情。不懂文化不懂民情，革命是搞不好的”。他对庙里的老和尚说：“这些东西，都是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宝贵财富。一定要好好保护，不要把它毁坏了”。接着，他转向县长说：“请县里拨一些经费，把庙修一修。”[4]1948年春，毛泽东来到葭县神泉堡，他多次去看黄河。黄河就在葭县的县城下穿过，宛如一条金龙。旭日当空，万里无云，眼前的黄河狂放不羁，奔腾翻卷，水花飞溅。毛泽东被眼前的黄河景致陶醉了，不禁叹道：“真美啊!”他久久凝视着黄河水，若有所思地说：“自古道，黄河百害而无一利。这种说法是因为不能在高处看黄河。站低了，便只看见洪水，不见河流”。毛泽东崇拜黄河，把黄河看作中华民族的产床和摇篮，看作是民族得以生生不已的血脉。他无限深情地说：“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啊!”“不谈五千年，只论现在，没有黄河天险，恐怕我们在延安还呆不了那么久。抗日战争中，黄河替我们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即使有害，只这一条，也该减轻罪过。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利用黄河水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对黄河的评价更要改变了!”毛泽东还夸奖船工们是黄河的儿子，是真正的英雄，说“这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毛泽东历史地高瞻远瞩地看黄河。1959年，毛泽东在济南洛口视察黄河。这位在30年代吟咏“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的宏伟诗篇的伟人，再度荡漾起一股激情，他说：“黄河是伟大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起源。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心也不死。”在毛泽东心目中，黄河不仅仅是一条河，而是中华民族的“源头”，千百年来黄河养育了中华儿女，孕育了他非凡的意志、智慧、情思和想象，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灾难。要驯服黄河，让它为人民造福。他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据他身边的医护工作人员吴旭君回忆，从1959年12月26日他生日那一天第一次跟她谈起黄河的情景到七十年代初，这十几年间正式谈起黄河至少有九次之多。1959年毛泽东生日那一天晚上，他谈起国家的困难，人民群众生活的困难，回忆说：“47年10月，我在黄河搞农村调查，住在佳县的神泉堡，这个县城在高高的山顶上。我有时上山从那里看黄河。黄河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它壮观得很哩，汹涌澎湃，从我脚下流过”。“有时我沿山间小路走，一直下到河边，每次看黄河回来心里就不好受。因为我没有治好它身上的千疮百孔啊。我还没有驯服黄河，让它造福人民。我欠了黄河的情喽。”
　　1962年国家的情况有了好转，毛泽东的心情也轻松一些。这一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的办公桌上写字，一边写一边念：“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他反复写，反复念，仿佛要从中读出点什么东西似的。吴旭君在一边给他调墨，她说：“主席，你还是忘不了黄河啊?”“我怎么能忘了黄河呢?”他放下笔，抬起头凝视着看不见的远方道：“52年我去视察了黄河，可是工作忙，只走马观花地看了看，没干成什么事，一晃十年过去了。”“高志去西安工作时，我让他先打个前站，沿途做些调查研究，我随后就到。我告诉他要骑马去，沿黄河走一趟。事情一忙就顾不上它了。”1964年的夏天在北戴河的时候，毛泽东的情绪特别好。一天下午游泳回来，他对吴旭君说：“我想去黄河，你做点儿准备”。他还说：“这次可好了，可以如愿了。我不当国家主席了，事情不那么忙了，我想搞点儿科学研究，再不搞就来不及了。”“我要带一个智囊团。这里面包括有天文、地理、历史、气象、土壤、地质、化学、肥料、水利、电力等等一批专家，要像李四光这一级专家。他们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我们大家都骑马去。你给我准备一些应付艰苦生活的东西。我们要沿着黄河走，逆流而上，去寻找黄河的源头，把这条河从头了解起，让它能更好地为我们的民族造福。我们还可以到黄河里去游泳啊。”说着他让吴把汪东兴请来交代了一番。几天后，汪东兴从北京调来骑兵队和一些经过选择和训练的军马，还准备了一些沿途需要的特殊医疗用品器材。紧跟着便开始了工作人员的艰苦的骑马训练，毛泽东也多了一项骑马活动。一切准备好了，甚至连出发日期都定了，结果由于“北部湾事件”，黄河行的计划又不得不取消。后来他总是说：“以后我还是要去的”。1975年毛泽东大病初愈。就在他病愈以后，他风趣地对吴旭君说：“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列宁那儿走了一趟，他俩说：你那个国家的钢、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黄河，你就不用这么早来啦，你先回去吧。所以我又回来了。看来，我的一片真诚感动了马克思和列宁，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可惜，这桩心愿他到底还是没有实现。[5]
　　毛泽东爱黄河、长江，酷爱大自然，酷爱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1957年3月17日至20日，他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作报告。在从徐州飞往南京途中，毛泽东触景生情，写下了元人萨都剌的《徐州怀古》：“楚歌八千子弟，料梦魂应不到江东。……人生百年寄耳，应开怀一饮尽千钟。回首蒙城斜日，依阑目送飞鸿”。第二天，他又从南京飞往上海，临镇江上空时，毛泽东即兴写下辛弃疾的词：“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名胜古迹，常触发毛泽东的诗意，也往往使他联想到古代诗人的有关名诗名句。
　　1957年11月，毛泽东到杭州后，接连攀登了北高峰、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一日，他登上北高峰，咏诗一首：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
　　一片飘下，欢迎有晚鹰。
　　又一天，他攀上莫干山。归途中他余兴未尽，口占一首七绝：
　　翻身复进七人房(指汽车)，回首峰峦入莽苍。
　　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6]
　　大自然是一部极好的教科书。大自然的山水之美，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启迪人的美感，可以开阔人们的视野，增长人们的知识和才干，可以激发人们的生活热情，使人们对祖国无限热爱。可见，山水之美对人们的思想感情、兴趣的启迪作用是广泛的，是深层次的。毛泽东的性格、情操、兴趣都同大自然的熏陶密切相关。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也同他酷爱祖国山河有直接关系。

博览群书
王恕焕
　　毛泽东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他的一生是革命战斗的一生，同时也是笃志好学、博览群书的一生。他酷爱读书，读起书来，简直入迷，把读书学习视为生命。
　　毛泽东常说：读书治学没有什么捷径和不费力的窍门，就是一要珍惜时间，二要勤奋刻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毛泽东从少年起，就勤奋好学，酷爱读书，有浓厚的读书兴趣，而且他的读书欲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来愈强烈。
　　在革命战争那些岁月里，毛泽东千方百计找书读，尤其是想方设法收集马列著作。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就是在1932年4月红军打漳州时收集到的。他非常珍惜这些译本，长征途中在患病的时候，还躺在担架上读。经过万里长征，书虽然破旧了，但他仍爱不释手，在延安还是经常反复地读。在毛泽东的存书中，有一本普列汉诺夫著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他于1945年12月24日收到这本书后，第二天就读了11页，第三天读到27页；27日到29日，虽忙于为中央起草给东北局的指示，但仍读了14页……就这样，一本300多页的书，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读完了。由此可见他的勤奋读书的精神。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岁月，毛泽东身负党和国家的重任，日理万机，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利用饭前饭后、节假日、旅途中的间隙，甚至上厕所的片刻时间读书。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一个会议，在开会的20多天中，他为了不耽误读书，就在办公室里吃饭。吃饭时，他把面前的文件、书刊往旁边一拨，端起饭就吃。还没有等咽下最后一口饭，他就又全神贯注地工作或学习起来。有一年夏天他在武汉，虽天气炎热，但他仍秉灯夜读，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工作人员拿来毛巾请他擦一擦，他风趣地说：“看来读书学习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流下汗水，学到了知识！”
　　毛泽东想方设法挤时间读书，特别注意珍惜时间。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提倡：“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之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对问题的深入了解。”他曾经对旧日的同窗朋友萧三说：“大家总推忙得很，学习不可能。……我自己过去也总是这样推诿，但近年把这种理论推倒了。忙，就要挤，比之木匠在木板上钉钉子，就可以挤进去的。”[7]毛泽东最不喜欢有些人在业余时间里把精力用在打麻将、打扑克、跳舞这些方面。他说：“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在业余时间，毛泽东总是废寝忘食地读书。读书忘记睡觉，读书忘记吃饭，是常有的事。鲁迅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是有的。”毛泽东就是这样挤时间读书学习的。
　　毛泽东读书十分注意持之以恒。还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他作过一幅有关读书的对联：“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毛泽东自己就“贵有恒”，一生从未间断过读书生活。他在晚年，身体衰老了，视力减退了，但读书学习的精神丝毫未减，追求知识的欲望不见低落。在患白内障之后，他的视力极弱，只能用放大镜一点点看书，或由工作人员读给他听。1975年，眼睛作手术后，视力有所恢复，他又开始了大量的读书活动，有时竟然一天读上十几个小时，甚至躺在床上量血压时，仍是手不释卷，真是读书成癖。
　　毛泽东说过：人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好比在暗沟中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的。所以，他在读书学习上始终无止境地追求着，一步一步开拓自己的知识领域，他一生从末间断读书生活。毛泽东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读书学习不止的人。直到临终前一天他仍然在关心国事，看文件、看书11次，共2小时50分钟。他最后要看一本有关日本三木首相的书。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周福明回忆：1976年9月8日，毛泽东已进入弥留之际，医生不断抢救，他反复陷入昏迷状态。即使如此，每当他清醒过来时，他还是要书看。他讲要一本书，但他语言含糊、声音微弱，连最能听懂他的话的秘书也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他着急了，示意给他拿过纸和笔来，在纸上写了“三”字，然后又用手敲敲床，周福明猜是和“三木”有关，轻声问：“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书？”他默默地点点头。三木就是三木武夫，当时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他正在日本进行大选，此时病危的毛泽东仍关切地注视着日本局势的变化。当秘书找来有关三木的书读了几分钟，他又昏迷过去了。这是毛泽东读的最后一本书。
　　毛泽东读书，长期以来养成了“不动笔不看书”的习惯，这是他从他的教师徐特立那里学来的。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在读书时，就总是作出各种读书标记，画着△、?、○、—、?住ⅰ獭ⅰ酢、=、▲等等符号，很多地方圈旁有圈，杠外加杠。这些符号反映了他对某个观点的欣赏、赞同、怀疑、反对、不解或深思。为了便于查找，他还在有些书的封面上用苍劲的笔迹，写下自己所需要的目录。毛泽东还特别爱写读书批注。这些批注，少则一个字、两个字，多则写上几百字甚至上千字。有的是读书时心有所想，情有所感，言有所论，信手写下的思想片断，有的是联系实际，概括和总结出的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具有很高的理论、学术价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一书，记载了他读10本哲学书的批注；张贻玖的《毛主席书房》和《毛泽东读史》，详细介绍了毛泽东读马列著作和读史所作的批注情况。这些批注和符号，体现了毛泽东读书的一个显著特点——“不动笔墨不看书。”
　　毛泽东常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他在1957年10月2日给秘书林克的信中说：“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8]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当然，毛泽东读书也是有所侧重的、有所偏爱的。他最重视、最喜欢阅读的是马列著作、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
　　毛泽东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而酷爱读马列著作。他读马列著作的特点是，有重点有目的地读，认真反复地读，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地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毛泽东多次指出，学习马列主义一定要认真读书，坐下来，钻进去，不能像看小说那样，一目十行，走马观花，而要一句句、一段段地认真思考，用心领会，三复四温。几十年间，毛泽东阅读了大量的马恩列著作，不仅有全集、选集、专题文集、单行本，而且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哲学、军事、文学、史学等专著。对《共产党宣言》一书，毛泽东第一次读到它是1920年来北京的时候，以后他是经常阅读，书中的许多精辟论断，他几乎全能背下来。1939年底，毛泽东在延安时，一位进马列学院学习的同志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所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被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9]对《资本论》一书，早在延安时他就用心读过，毛泽东于1954年又一次阅读了。当《资本论》于1956年再版，1968年分成7册以大字本印出时，他先后都选读了若干篇章。直到逝世前不久，他还一边读，一边在书上做标记。在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一种否定商品生产的“左”的观点。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说服持这种观点的人，毛泽东下功夫多次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作了批注，并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的批注和讲话，紧密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一些混乱认识问题。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毛泽东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边读边议中，他发表了一些重要意见，反映毛泽东本人和党中央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艰苦探索。毛泽东为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而研究马克思主义，他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毛泽东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晚年虽犯了错误，但总的来说他仍不愧为我们全党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理论的典范。
　　毛泽东对鲁迅的著作也很有兴趣。1938年8月，中国第一次出版了20卷本的《鲁迅全集》。毛泽东对这套书十分珍爱。他行军、转移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1949年出国访问时，也随身带着几本，一有空就读。从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新版的《鲁迅全集》。毛泽东对这套新的全集也十分珍爱，把它放在床上，经常利用夜晚时间和其他零散时间阅读。1961年，毛泽东在江西的一段时间，也把《鲁迅全集》带在身边。他阅读鲁迅著作十分认真，对鲁迅著作的思想性、战斗性、人民性了解得最深，他在自己的著作、讲话、报告和一些书信中多次谈到鲁迅和鲁迅的著作，并对鲁迅在中国革命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作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说自己的心同鲁迅的心是连在一起的。1975年8月，他重病在身，还用颤抖的手在全集线装本第5卷第5分册的封面上写下了“吃烂苹果”几个字，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读此分册中的《关于翻译(下)》一文，当读到鲁迅用“剜烂苹果”的比喻，主张正确批评，反对“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时，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
　　毛泽东还爱读历史书籍。他的历史知识是很渊博的。特别是中国历史，仅《资治通鉴》他就读过17遍。4000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曾从头到尾读过，其中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而且还作了许多圈点、勾画和批注。他说，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地把《二十四史》学好”，“不仅《二十四史》，稗官野史也要读”。毛泽东读史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古为今用”。1956年，他在同音乐工的谈话中指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在“古为今用。”[10]他一贯提倡，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历史的优秀遗产，为现实的斗争服务，而不是信而好古，迷信过去。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重视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引为借鉴。历史学家周谷城曾钦佩地赞叹说：“毛泽东‘古为今用’是没有人能企及的。”
　　毛泽东还爱读中国古典文学(包括诗词、曲赋、小说等)和各类杂书。这也是他从幼年时代养成的习惯。《红楼梦》、《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的各种版本，他差不多都读过，有的还读过多遍。毛泽东最推崇《红楼梦》，他读了多遍，从其中挖掘出有价值的内涵加以发挥利用。在诗词方面，自《诗经》以下，中国历代的诗词、曲赋，他差不多都广泛地阅读过。其中，他比较喜欢的是《楚辞》、唐诗、宋词和元曲，尤其是喜爱读“三李”(唐朝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毛泽东平时还广泛涉猎历代纪实性很强的历史演义和笔记小说这类“杂书”，如《智囊》，《笑林广记》等，他都读过，《容斋随笔》一书他还反复多次读过。毛泽东在阅读大量古籍的过程中，批判地汲取和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像他那样有如此渊博的知识，在近现代革命家中是不多见的。
　　毛泽东曾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他读过哥白尼、布鲁诺、坂田昌一、李四光、竺可桢、杨振宁等科学家的重要著作和许多自然科学刊物。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名著，他反复读过多遍。在50年代后期，他还钻研过农业、土壤、机械、物理、化学、水文、气候等方面的书籍。1958年9月，张治中与毛泽东一起外出视察工作。有一天，在行进的列车上，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冶金工业方面的书。张治中诧异地问，“你也要钻研科技的书?”毛泽东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
　　学英语，也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部分。为了能直接读懂马列的外文书籍，在延安时期，他就自学过英语。解放后有了较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他学习英语的兴趣更浓了。他学习英语不怕困难，每次外出总带着字典学习英语政治书籍。无论在火车上、飞机上，他都坚持学习。有一次，毛泽东乘飞机到外地去，他在客舱中朗读英语单词，一个词连续读十几遍。服务员见他这样认真，便走到他身边问道，“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学习外国语言?”他回答说：“这是斗争需要啊!”
　　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我们从他的存书和借书的情况，就可以窥见其一斑。他在中南海的个人藏书近10万册，主要的是这么几类：第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集与选集；第二类是阐释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各种教科书和理论书籍；第三类是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第四类是各种中国古书，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均是一部分)这样的类书、丛书到各代笔记体小说、随笔，从诗词、文论到市井笑话集；第五类是中国近现代的一些名著，如《鲁迅全集》、《革命军》等；第六类是工具书。此外，还有一些译成中文的世界名著。但仍不能满足他的读书需要，全国解放后，他还经常到北京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处借书，用以学习和研究。据不完全统计，进城以后至1966年9月，他先后从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借用各种图书达2000余种，5000余册。在他的遗物中，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毛泽东在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可见，毛泽东读书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是很惊人的，可与其相比的大学问家也不多。

醉心诗词
王恕焕
　　对读诗词，毛泽东从少年到晚年一直很感兴趣。他既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一位独领风骚的伟大诗人。
　　早在韶山读私塾时，毛泽东就对诗词表现出了兴趣和才华。有一次，因学童在池塘玩水，影响上学，教师生了气，罚他们对对子，出“濯足”两字，毛应声即对“修身”，这不论字面、词意或平仄，都很工对。1910年秋，毛泽东离家到湘乡东山高小读书时，抄了一首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1]这表现了他对诗的爱好。在湖南长沙一师读书时，他读了《离骚》、《九歌》和唐诗、宋词等不少中国古典诗词。后来，无论是在井冈山中央苏区，还是在延安，他都读过不少诗词。五六十年代，他曾在工余时间，勤奋地学习了中国的古典诗词。
　　毛泽东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涉猎是很广博的。他阅读了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离骚》和以其为主写的《楚辞》，读了汉魏乐府，读了晋、南北朝、唐、宋、金、元、明、清历代名家的诗、词、曲、赋，他还读了鲁迅的诗作，他既读各种总集、合集、选集、专集，也读各种诗话、词话、音韵、词律，等等。有的读后还写下了批注。毛泽东究竟读过多少中国古典诗词?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图书管理小组工作的张贻玖，根据有毛泽东读过印记的书籍，抄写了一份毛泽东圈划批注过的诗词目录，其中有1180首诗、378首词、12首曲和20首赋。诗词曲赋总计1590首，诗人共429位。[12]显然，这仅是毛泽东所读诗词的一部分。
　　在汉魏六朝诗人中，毛泽东特别喜欢曹操的诗，尤其是《观沧海》、《龟虽寿》诸诗，不仅吟诵，而且手抄。此外，他也喜欢《木兰诗》和《敕勒歌》。清代沈德潜编选的《古诗源》，所收六朝诗甚多，这也是毛泽东床头案前常翻的书籍。
　　众所周知，毛泽东喜欢唐诗，尤其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李白是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对李白那些气概豪迈、感情奔放、意气风发、幻想无边、强烈追求个性解放、蔑视权贵、不崇拜偶象的诗，毛泽东都很欣赏。如《庐山遥寄侍御虚舟》中的“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将进酒》中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天生我材必有用”等等。毛泽东还爱读李白的《蜀道难》，他曾对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说：“李白的《蜀道难》写得很好”，“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谁能写得有他哪样淋漓尽致呀，它把人带进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中，把人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让人们仿佛也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13]李白的诗被杜甫誉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毛泽东赞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14]
　　李贺是继李白之后，唐朝又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只活了27岁，博学多才。毛泽东称赞李贺是“英俊天才”，惋惜李贺早夭。1965年，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信中说：“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15]李贺流传于世的诗有242首，毛泽东圈划的就有83首。毛泽东对李贺的《南园十三首》和《马诗二十三首》，以及《秦王饮酒》、《金铜仙人辞汉歌》、《苦昼短》、《昆父使者》、《官街鼓》等诗，都是很欣赏的。他写《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时，引用《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在写《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时，还用《致酒行》一诗中的“雄鸡一唱天下白”这一诗句并赋以新意。这也说明毛泽东对李贺的诗是很喜爱的，对它的理解是很深刻的。
　　李商隐是晚唐的著名诗人之一，他的诗继承了李白、李贺浪漫主义的写作风格，又受杜甫现实主义诗风的影响，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色、个性特征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毛泽东也很喜爱李商隐的诗。不但喜欢他的《无题》、《锦瑟》、《嫦娥》等情致缠绵的爱情诗，非常喜欢“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等著名诗句，而且也喜欢李商隐的《贾生》、《马嵬》、《隋宫》等政治诗。
　　毛泽东喜欢“三李”的诗，也不排斥杜甫的诗，他曾手录杜甫的诗多首。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他从杜甫草堂处借阅过的各种版本的杜甫诗集就有12部108本。他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会议期间，他阅读了唐、宋、明诸朝诗人歌咏四川的一些诗和词，选编了《诗词若干首》一书，其中有杜甫的诗12首。此外，毛泽东也喜欢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王昌龄、温庭筠及初唐四杰的诗。在读这些诗时，他有时还加以批点。他对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及“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等诗句极为赞赏。
　　毛泽东似乎不太喜欢宋诗，以为“味同嚼蜡”，不及唐诗，但他对宋词却十分喜欢。在北宋词人中，他较喜欢苏轼、范仲淹、柳永等；至于南宋词人，他则偏爱辛弃疾，对辛的词圈划得最多。毛泽东也喜欢岳飞、陆游、陈亮、刘过、张元干、张孝祥、崔与之的词。他逝世前一年，还经常用手拍桌击节，高声吟诵岳飞的《满江红》和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
　　此外，毛泽东还喜欢阅读各种诗话，从中搜集那些诙谐、幽默、讽刺深刻的诗词，搜集流传于民间的有关诗词的俚俗趣闻。他还爱好读楹联，写楹联。他非常欣赏鲁迅那些充满革命激情的诗句。毛泽东也读过不少新诗，如郭沫若、闻一多、臧克家等人的作品，但他并不喜欢新诗，他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16]他认为中国新诗的道路在于从古典诗歌和民歌中吸取营养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17]。这也就是说新诗要达到大众化、民俗化。
　　毛泽东一生爱读中国古典诗词，他学习非常刻苦勤奋，同时他也极富诗才，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开始写作诗词。最近，李锐在《毛泽东早年的两首诗》中介绍了毛在湖南长沙一师求学时写的两首诗，一首是1915年3月写的《挽易咏畦》五言古风长诗；一首是1918年4月写的《送纵宇一郎东行》七言古长诗。全诗几乎句句有典故，有来历，有一种不同凡响的气势。李锐认为：“从现在幸存的这两首长诗来看，不论内容、风格、意境、练字、用典，就已看出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时的不平凡诗才了。”[18]
　　毛泽东醉心于诗词，一生与诗词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始终以诗为伴。他在各个重要阶段，都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诗篇。1923年，辞别爱妻杨开慧，赠一阙《贺新郎》，“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的佳句，堪称儿女情服从救国情的绝唱。1925年他写的《沁园春·长沙》，倾倒了多少中外读者。那“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记忆，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青年时代潇洒倜傥的精神风貌。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在艰难险恶的环境里，在戎马倥偬的行军途中，以诗抒豪情，表壮志，于马背上哼成了不少动人的诗篇。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虽日理万机，但胸中却始终有个诗字。现在已公开发表的67首诗词中，建国后写作的就有31首。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绵延半个世纪，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缩影。这中间曾出现两次高峰，一次是长征前后，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底，在长征路上和秦晋高原接连吟成《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临江仙·给丁玲》10篇诗词；一次是在六十年代，从1961年2月到1965年秋，收入《毛泽东诗词选》的有13篇。这两次创作高潮，无一不是出在党的危险和艰难时期，毛泽东常说“诗言志”，还说“心里没有气，怎么写诗?”在党的危险和艰难时期。毛泽东诗情宛如潮涌，他用自己的诗，抒发壮志与豪情，鼓舞起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斗志。
　　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诗人，他的诗词，感情丰富，气魄宏大，给人以力量和鼓舞，催人奋进。他诗词中的一些著名诗句，如：“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不到长城非好汉”；“无限风光在险峰”；“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等等，都蕴涵很深邃的哲理性和很强烈的战斗性，激励人们奋勇向上。

独特书法
王恕焕
　　中国书法，是东方艺术的明珠，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毛泽东从青少年到晚年，一直喜爱书法，对书法有浓厚的兴趣，有深厚的情感，有独特的风格，有很大的成就。
　　早年，毛泽东学魏碑，学颜真卿。1915年，《明耻篇》读后的批语，是魏体。1918年写的《夜学日志》，是魏碑体。他说：“字要写好，就得起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练”。
　　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率部来到江西永新县，贺子珍的父亲和贺子珍知他喜欢书法，用毛笔起草文件、书写文稿，经常帮助购置笔墨稿纸。毛泽东非常珍爱“文房四宝”，他和贺子珍结婚时，贺子珍专门用几天时间亲手特制了一只多用挎包赠给他。这个挎包是用江西农村整幅蓝土布缝制的，设计奇特而适用，专有装“文房四宝”的大小多层袋。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说是自己的“家宝”，经常随身带，练习书法。在井冈山、中央苏区转战赣南时，尽管战争环境恶劣，斗争艰苦困难，工作异常繁忙，但只要有空，他就抓紧时间练习书法。这种勤学苦练，持之以恒的精神，的确是令人钦敬!在练习书法中，毛泽东有深切的体会。他说：“练习书法是很好的休息，是积极的消遣娱乐，也是养神、健脑的健身之法。”
　　毛泽东说：“学字要有帖”。他初练魏碑，酷爱“二王”[19]，后又学苏轼、黄庭坚、郑板桥，学怀素的草书。毛泽东学碑帖，的确是下了很深的功夫，临摹过不少碑帖。他的用笔、结字均有来历，布局有渊源。但是，他学习书法又不宥于学古人碑帖，他非常善于博采众长。学习的范围很广，他走到那里都学习研究，即使是在战争年代的行军路上，遇到碑刻好字，他也驻足好久，细心揣摩，而且经常是恋恋不舍地离去。长征时期，他率部队转战到贵州遵义县北的娄山关时、见一石碑，上刻“娄山关”三个红漆大字，他就停下细心揣摩，赞扬“娄山关”三个字写得苍劲像峻峰那样挺拔屹立，运笔如飞。工匠石刻也非常精美，匠心独运、维妙维肖。他还不断用手在刻划上临摹运笔学字，时而感叹：“可惜不知出自哪位名家之手和修建何代?”毛泽东每到殿宇厅堂，遇到好字，更是如此。他说：“中国庙宇古色古香，也是书法胜地，许多古庙都有造诣很高、价值很大的书法艺术，许多字真是妙笔生花，栩栩如生，堪称书法艺术的宝库，我们应该很好研究和学习。”毛泽东这种虚心好学的精神，是他在书法上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几十年的陈秉忱[20]回忆说：“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打下了书法基础。我们从仅存的一张明信片的笔迹来看，毛主席早年似受晋唐楷书和魏碑的影响，用笔谨严而又开拓，是有较深功力的。在延安时期，领导抗战和建党、工作、著作任务那样繁忙，毛主席仍时常阅览法帖(阅过的晋唐小楷笔帖，一直带在身边)。那时，他的书法已显示出用笔恣肆、大气磅礴，形成以后变化万千的风格。全国解放后，更多地阅览法帖。1949年出国时，也以《三希堂法帖》自随。1955年开始，指示身边的工作人员广置碑帖，二十年中间，所存拓本及影本碑帖的有600多种，看过的也近400种。“二王”帖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则是时常披阅。毛主席不但博览群帖，而且注意规范草书，如古人编辑的《草诀要领》和《草诀百韵歌》等帖。总之，毛主席从青年到晚年，虽然一生经历着革命的狂风巨浪，但也没有放弃在书法上踏实地用功夫，由于长期的刻苦钻研，因而，达到了精邃的功力素养。”[21]又说：“毛主席十分重视我国传统的书法遗产，并借以奠定自己的书法基础，但决不就此停步。更可贵的，是他推陈出新，创造自己独特的风格，并不断演变，不断发展。毛主席早年攻楷草，后来多行书，晚年则是行书和草书，凡此皆不拘于成规。通过毛主席阅碑帖的情形和大量的墨迹来看，我个人的体会，他以晋唐楷书和魏碑锤炼了书写的功力，进而吸收‘二王’行书的长处，再则十分喜爱怀素、孙过庭的草书，同时博览群帖，这样浇灌滋润出毛主席独创一格的书法艺术之花。”[22]陈秉忱的回忆粗略地勾画出毛泽东书法活动的轨迹，是很有道理的。
　　1958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给他秘书田家英的信中说：“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馆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23]这封信表明了毛泽东在书法道路上誓攻草书的方向。草书是中国书法艺术上的皇冠，狂草则是这个皇冠上的明珠。谁攻下了草书，谁就登上了中国书法的巅峰，谁就是大师。唐代张旭和狂僧怀素以擅草而名世，被称为“草圣”。毛泽东学怀素最力，特别是草书，受怀素《自叙帖》影响最大。毛泽东的草书和怀素《自叙帖》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不仅笔画都较细圆，字形都较长，在大草的布局上，都采用了行行逶逶、翩翩自肆的写法，而且在“神”上都相似。曾做过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说：“毛泽东的字是学怀素的，写起来很有气魄。”[24]田家英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毛泽东又不宥于怀素《自叙帖》，他善于创造。他说：“帖中要发挥。”他临摹碑帖多，见识广，能博采众长，特别是加上他的博大的胸怀、领袖的气质，在书法上他又加进了不少自己独特的东西。这就在笔画上，结字上与怀素《自叙帖》又有所不同。怀素的笔画细圆遒劲，毛泽东的笔画细圆柔韧；怀素的结字较长，毛泽东的结字长中多欹侧。因此，毛泽东的书法，特别是草书，又形成了自己的独创风格。《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114幅墨迹，集中了他一生后半段书风成熟的书法艺术精品，尤为珍贵。这些手书，意境深远，气势超凡，笔惊风雨，纸生云烟，姿性任情，随意挥洒，表现出毛泽东书法的“飘逸”风格，说明毛泽东晚年的草书已登上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巅峰，堪称一代大师、一代宗匠。

畅游江河
王恕焕
　　毛泽东酷爱游泳，特别喜欢在大江大海中嬉水。他青年时代常和学友们到湘江橘子洲游泳。解放以后，他曾在渤海、黄河、珠江、湘江、钱塘江等游泳，还曾多次畅游长江。毛泽东把在江河湖海中游泳看做是对大自然的挑战。
　　毛泽东来武汉住在东湖甲舍。一天下午，他在湖边走动，遥望珞珈山下的武汉大学和水利电力学院的游泳池里的人挤得满满的。他说，守在这么大的湖边，不到湖中间来，只在浅水里“泡”，有什么意思?说着，他要下湖“试试”。当时在身边的梅白说：“水草太多”。他笑道：“怕什么?大风大浪都不可怕，还怕什么水草?”说着就下水去了。他踩着水，拨开水草，径向湖中游去，被武大、水院的学生发现，一时间，数以百计的青年男女出了游泳池的栏栅游向深水，毛泽东在湖中间向他们挥手，不一会儿，陷入“重围”，他却哈哈大笑。只见他一会儿跟这个说说，又跟那个笑笑。说的内容也是好好学习，不要怕水。在夕照之下，毛泽东红光满面，兴致勃勃。后来，在罗瑞卿部长的示意下，一起游泳的同志劝他才上船。他同青年们均恋恋不舍，青年们听到学校的集合哨音，这才离去。毛泽东上船之后，一边擦水，一边低吟“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27]，仿佛他又回到少年时代的湘江。
　　1957年9月，毛泽东来到武汉，两次畅游长江。1958年9月，他同张治中将军来湖北视察工厂、农村、学校，又8次畅游长江。他们一起到黄石市视察，毛泽东在江边，不顾天气预报江面有七级大风，而坚持要下水游长江。下水不久，果然白浪滔天。他坚持在狂风巨浪中搏击，时而被卷进“深壑”，时而又被推上“高峰”。坐在登陆艇上的张治中将军请他上船，他才从容上船。张治中迎上去，像欢迎他凯旋归来一样，同他热烈握手。毛泽东笑着说：“文白先生，谢谢你的关心。”他拍着自己宽厚的胸脯微笑：“你看，平安无事啊。”
　　建国以后，从1956年到1966年的11年间，毛泽东先后在武汉18次畅游长江。除上面几次外，1961年到1966年，共5次畅游长江，特别是1966年7月16日，当时已是73岁高龄的毛泽东，再次畅游长江，游程近30华里，历时一小时零五分钟。他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锻炼意志”。毛泽东的挑战性格、刚毅意志和大无畏精神，是与他喜欢游泳，喜欢江河和大海分不开的。他的《沁园春·长沙》和《水调歌头·游泳》这两首写游泳的诗词，就是借游泳炼身体，更炼意志，激励人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受考验，在与大风浪搏斗中去夺取胜利。

广交朋友
王恕焕
　　1956年夏的一个夜晚，毛泽东在武汉东湖甲舍住时，谈到鲁迅的“无情未必真豪杰”这一首诗时说，据周建人先生说：鲁迅反对一些人把共产党人看成是毫无感情的洪水猛兽。毛泽东长叹一声，接着念“怜子如何不丈夫”，并说，我对岸英的死，就“怜”过，难道我是“妇人之仁”吗?好像一当了革命者，就六亲不认，就板起面孔才算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吗?这段话，表露了毛泽东对情感问题的心态。
　　的确，毛泽东的生活，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样，都具有高尚的情操，都是感情很丰富的，决非是“毫无感情的洪水猛兽”，决非是有些人说的“冷酷无情、使人望而生畏”的。
　　毛泽东一生交往很广，有工人、农民、青年学生，有党政军的负责人，有著名的民主人士、科学家、艺术家、史学家、理论工、国民党进步人士，有国际友人、还有早年的同学和师长。在这些交往中，感情洋溢，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高尚情趣和丰富感情。正如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大平正芳所评说的：“我对毛主席的印象是，他是一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他非常真诚坦率，谈起话来气势磅礴，无拘束，富于幽默感，而且使人感到和蔼可亲。”[28]斯里兰卡著名作家卡鲁纳拉特纳·萨普坦特里说：毛泽东怀有深厚感情。[29]
　　毛泽东说过：“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还说：“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可以说，毛泽东一生在与同志、朋友、亲人相交中，坚持了这番道德原则，他的人际交往，很有原则，很有人情味，很有不同特色。
　　首先，党内交往重原则。对于党内交往，毛泽东坚持原则，不徇私人情谊，不搞私人亲疏，不搞迎客送客之类礼节，不掩饰好恶，不曲折违心，直接了当。如在1947年，为了夺取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为了更好进行土改运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在“三查”、“三整”中，对江青的历史发生怀疑。江青说自己是很革命的，她要毛泽东为她说一说话。毛泽东对此十分恼火，他尖锐责问：“你既然这么革命，为什么还要我说话?”“是共产党员就要接受组织审查，谁也不能特殊”。江青说是对她的“造谣污蔑”，“现在有些人和反动报纸唱一个调，拿我年轻的事作文章，那背景是有政治因素的，是为攻击你……”毛泽东愤怒地吼起来：“你给我滚!滚出去!”“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尖锐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为“四人帮”，搞帮派活动，抢班夺权，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主席”。结果令“四人帮”组阁阴谋失败。毛泽东对于主义的斗争一贯看得很重，对原则问题从来不让步，对于在政治上、路线上同自己有分歧的人，即使是过去同过甘苦的战友，他也是不会退让的，甚至可以决裂。
　　第二，私交重情义。对于私人交谊，毛泽东是论情论礼，很讲“朋友义气”的。他对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是很尊重的。早在1926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击国民党右派进攻时，毛泽东与宋庆龄就结识了。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就发电报邀请宋庆龄参加新政协会议。上海解放后，他又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亲笔信“建设大计，亟待商筹”，并决定派邓颖超带他的一封亲笔信前往上海迎接。8月26日，毛泽东得知宋庆龄由上海乘火车来北平参加新政协的消息之后，他到火车站亲自上列车欢迎宋庆龄下车。毛泽东亲切地握手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宋庆龄一直很关心，他称比自己大几个月的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经常派人给她送去礼物。宋庆龄也总是忘不了给毛泽东带去礼物和问候，彼此依然保持着诚挚的友谊，亲密的来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一直把宋庆龄看作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当成党的同志看待，彼此肝胆相照，宋庆龄在交往中也真诚直言。1955年1月，宋庆龄给毛泽东写信道：“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障工商业者的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1957年反右运动刚起，宋庆龄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说：“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的人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年轻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1957年11月，宋庆龄仍随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出席莫斯科会议。建国初，毛泽东就让周恩来陪同，登门拜访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和陈叔通等。他对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马叙伦、柳亚子等先生的来访，不仅迎送出门，而且亲自搀扶他们上下车，上下台阶，与他们携手搭肩漫步。
　　毛泽东曾说过：“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总是把我当领袖我也受不了”。有位老先生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同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一样，建国之初他也常去见毛泽东。他随毛泽东沿中南海散步、走在毛泽东稍后半步，腰身是向前躬着，所以头伸在毛泽东的身前，竖着大拇指，仰望毛泽东脸色说：“毛主席啊!你真伟大啊，真伟大……”毛泽东皱起眉头拂了下手：“不要这个样子，我们是私交，这个样子不好么。”
　　第三，人际交往重真诚。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的态度待人，坦诚相见，平易近人，这是毛泽东人际交往的一个重要特点。毛泽东认为，对朋友要真诚、坦诚，他一生厌恶那种待人虚伪，狡诈和自私的丑恶现象。毛泽东与李达的真挚友谊，坦诚相见的交往，是很突出的实例。李达是湖南零陵人，号鹤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毛泽东的挚友。建国后，毛泽东来武汉，曾多次与李达晤谈。1956年夏，毛泽东在东湖客舍下榻时，对前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说：“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梅白问：“哪个?”“是不是李达同志?”毛泽东道：“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只要他来，随来随见。”李达当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第一次来见毛泽东，毛泽东同他激动地拥抱。李达开口：“主……主……”，没有说出“主席”二字。毛泽东接上说：“你主……主什么?你是一大的中央宣传局主任，我以前叫过你主任没有?你过去一直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嘛?”二人入座后，李达惭愧地说：“我一生遗憾的是，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说：“你遗憾什么?施耐庵的《水浒》上，不是有个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一斧砍了胡适先生，一斧砍了张东逊，一斧砍了江亢虎。你有李逵的大仁、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还说：“你是理论战线上的鲁迅。你的《社会学大纲》，我佩服之至，批印发各个根据地。”1958年9月，在一次晤谈中，李达同毛泽东为一个口号问题发生分歧和争论。那一年，鄂城县委门口贴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口号。武大的实习学生看到这条标语，回校告诉李达。李达很生气，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有条件的。这种讲法是唯心主义，属于哲学问题。毛泽东来到武汉，李达打电话给梅白，说“我要见润之”。他见到毛泽东后，就认真地问：“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毛泽东则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一重性是可以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且用红军长征等历史加以论证。李达听得不耐烦，打断了毛泽东的话说：“你说这个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个口号是不是?”毛泽东即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李达气冲冲地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我虽然没有当过兵，没有长征，但是我相信，一个人拼命，可以“以一当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要有地形作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能无限大的。现在人们的胆子太大了。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李达继续说：“你脑子发热”毛泽东也不退让，他气着说：“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烧了，也有华氏百把度的。”两人快要争吵起来。卫士长李银桥要安排吃晚饭，想缓和下气氛。李达在火头上执意要走，不愿留下来吃饭。毛泽东只好叫梅白送李达回家，并说：“今天你火气很大，我火气也不小。你以国计民生为重，我也这么主张，在成都会议上说过头脑要热又要冷。”对这次争论，毛泽东后来自我批评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五，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毛泽东还叫梅白转告李达，感激他的帮助，约他再谈。李达听了梅白转述的意见后，感动地说：“还是润之气量大，君子之过如同日月，其过也人皆有之，其更也，人皆喻之。”毛泽东的平等待人，真诚相见，他与李达之间的真挚友谊，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与张治中是在重庆谈判中认识的。后来，他们来往频繁，彼此之间无拘无束，情感交融。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次是1958年9月，毛泽东请张治中随他一起视察大江南北。途中，坦诚相待，无话不说。有一次，谈到张治中的《六十岁总结》。毛泽东微笑着说：“你在《六十岁总结》上说，你‘从1949年起已经感到高兴了’，我不相信”，又说：“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社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就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张治中解释说：“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这是您我所处的地位不同之故。您说在1955年之前并不感到高兴和舒服，这是因为共产党建立了政权，您就要考虑怎样把国家搞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千斤重担落在您的肩上，您自然不容易感到高兴而舒服了。而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在反动统治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贪污腐化，昏庸无能，眼看国家这样败坏下去，怎么得了?所以一直在苦闷中生活，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到了1949年，眼看在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有了办法，我就如同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心情自然高兴而舒服了。”谈话中，两人各抒己见，各谈感受，体现出他们交往中的坦率、真诚。在视察途中20天，张治中把每天的见闻，特别是毛泽东的言论行动都写成日记，整理成册约4万余字，题名《真挚、亲切、爽快、率直、英明、伟大的人民领袖》。[30]这表明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交往是很真诚的。
　　第四，朋友交往重信义。毛泽东交朋友，讲信用，强调要守信、不能失信。借帖重信义就是一例。1959年，毛泽东不再任国家主席职务，退居二线。休息时便练习书法，陶冶性情。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借来看，说好借一个月。那一个月，他工作一停便翻开来看，爱不释手。他常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从中取其神韵，取其所长。练到兴头上，吃饭也叫不应。由于那帖是珍品，黄炎培很不放心，总惦着，借出一星期，就频频打电话询问看完没有?卫士借倒茶机会向主席报告了黄炎培催还的情况，主席听了道：“怎么也学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是给他数着呢!”“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可是，黄炎培又给毛泽东打电话，还是问那本真迹事。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了吗?”到了一个月时间，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夹好交给卫士小尹：“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尹荆山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毛泽东挥挥手说：“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讲信义，不失信，这是毛泽东交朋友的一个特点。
　　第五，深念旧情，感恩报答。毛泽东很重视师生情，徐特立是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一师求学时的老师，在徐老60岁诞辰的时候，毛泽东给他写了真挚而尊敬的贺信。在徐老70大寿时，毛泽东偕朱德等前去祝寿，特意送了一盒寿糕，并题写了“坚强的老战士”六个大字。毛泽东这种尊师重教的师生情，一直在全国人民中传为美谈。袁吉六也是毛泽东在长沙一师读书时的老师。袁文做得好，字也写得好，作风严谨。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写古文，颇得力于袁吉六先生。”1964年，毛泽东在中南海请几位老朋友作客。席间，大家谈起袁吉六先生“通古今文史”，“斯人教天下英才。”毛听了笑着说：“英才过誉，但‘教天下’，则符合袁老身份。”饭后，毛泽东请周世钊带人民币400元，给袁先生夫人戴长贞作营养费，以表示对先生家属的关切。还有，毛泽东对老师，从不计个人恩怨，不咎以往，看重学问和教德。1915年，毛带头在湖南一师闹学潮，要赶走那个“反动校长”张干。张干坚持要开除毛泽东等17名学生，未成，又要给毛泽东记大过处分；重庆谈判前夕，张干又贸然给毛泽东发那封有失恭敬的电报。解放后，张干成了地主，想起往事，更是惶惶不安，夜难成眠。可是，毛泽东并未计较这些，他全面地历史地看待这位老先生。当得知张干的情况后，在一次会上当着众师友赞扬说：“张干三十几岁就当一师校长，不简单。解放前吃粉笔灰，解放后还吃粉笔灰，难能可贵!”1950年国庆节不久，毛泽东致函湖南省主席王首道，请省政府给张干等教育界老人的生活酌情救济。于是，前后两次将1200斤米和50万元(旧币)送到张干家。张干很感动，给毛泽东写信热泪盈眶。不久，张干应邀进京，在毛泽东家作客。叙谈间，毛叫来子女，向他们介绍自己的老校长和师长，深情地说：“你们平时老是讲，你们的老师怎么好，怎么好，这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也很好。”毛泽东与张干的关系，体现了他的宽阔胸怀和炽热的师生情。
　　毛泽东对亲属故旧是很有感情的。他不仅深情怀念爱妻杨开慧，遣儿前去扫墓，长期地经常地从自己工资和稿费中拿出钱来赡养杨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太，而且在建国后还多次资助生活困难或有病的好友、同学，仅1955年就给3位早年同学和一位邻居寄了900元钱，“以助急需”。
　　毛泽东多次说：“共产党人总不能忘恩负义吧。”凡过去给过他好处的人，他总是感恩的，一定要报答。如郭耿元，1927年前在湘潭做小生意时，曾掩护过毛泽东。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得知郭生活困难，在1954年给他寄了人民币200元，“以资急需”。贺晓秋，早年和毛泽东参加韶山地区农民运动，为此，家里30多亩田丢了，为逃避反动势力的追捕，他带着老婆子女流落他乡，过着艰苦的流浪生活。建国后，毛泽东给他写了信，后来得知他儿子贺凤生患病，还给他寄了300元钱作为治病费用。1960年农历11月28日，贺凤生遵照他父亲遗嘱来到北京向毛泽东反映那几年农村情况。毛泽东对贺凤生说：“你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没有他们这些人舍身相救，我毛泽东早就不在人世了。”毛还回首往昔，感慨万千地说：“革命成功靠的是千千万万个贺晓秋这样的好同志，巩固革命成果则要靠你贺凤生这一代和下一代人的共同努力。”电影《毛泽东和他的乡亲们》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这一感人肺腑的情景。
　　再如，章含之写的《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毛泽东和章士钊》一文，也生动地叙述了毛泽东“还债”的动人情节。1920年，毛泽东为筹备党的成立和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的经费，去上海找章士钊。章随后发动了社会名流捐献，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对章士钊在经济上的帮助，一直念念不忘，解放后经常从自己的稿费里拿些钱给章士钊作为生活补助。1963年初，毛对章的女儿章含之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每年还2千元，10年还完2万。”每年春节初二，毛泽东必定派秘书送去2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2万元。毛泽东又说还“利息”，并说：“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
　　总之，毛泽东生活的广泛兴趣、爱好、深情的朋友交往反映出了毛泽东的情趣是多方面的，很丰富的，是健康向上的，很高尚的，毛泽东的情趣观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条件下，我们要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情趣观，树立一种丰富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马克思主义情趣观，破除剥削阶级那种消极的、低级庸俗的情趣观，抵制一些剥削阶级腐朽的东西，消除社会上各种丑恶的现象，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参考文献
王恕焕
　　[1]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7页。
　　[2]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1页。
　　[3]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9页。
　　[4] 参见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第49页。
　　[5] 参见《缅怀毛泽东》“毛泽东的黄河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66页。
　　[6]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93—194页。
　　[7] 萧三《窑洞城》。
　　[8]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1页。
　　[9] 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242—243页。
　　[10]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2页。
　　[11] 这是日本人西乡隆盛的诗，原诗是“男儿立志”，“死不还。”
　　[12] 张贻玖：《毛泽东和诗》第2页。
　　[13] 引用杨建业：《在毛泽东身边读书》。
　　[14] 引自毛岸青、邵华：《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
　　[15]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页。
　　[16]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
　　[17]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
　　[18] 李锐：《毛泽东早年的两首诗》。
　　[19]“ 二王”指被称为“书圣”的东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和他儿子王献之。
　　[20] 陈秉忱(1903—1986年)山东潍坊市人，1937年参加革命，后在中央机关工作。他于文学、书法、绘画、金石等有深厚的根基。1950年毛泽东去苏联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的正式文本，是他正楷缮写的。《毛泽东选集》1—4卷本的封皮隶书，《毛泽东选集》5字，也是他的笔迹。在他逝世后，党和国家专为他举办了《陈秉忱书画展》。
　　[21] 《书法》杂志1980年第2期。
　　[22] 《书法》杂志1980年第2期。
　　[23]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47页。
　　[24] 见《书法丛刊》第19辑，《田家英专号》。
　　[25] 权延赤：《红墙内外——毛泽东生活实录》第60页。
　　[26]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
　　[27]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28] 引自《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第330页。
　　[29] 引自《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第330页。
　　[30] 参见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1991年12月14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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