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段存章《我在大寨十三年》
段存章，山西左权人，人民日报高级记者。1967年12月至1980年11月，他在大寨工作、生活十三年，亲历了大寨红旗从升起到坠落的全过程。他把大寨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热爱大寨和大寨人，钦敬大寨精神，同时他又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经过在大寨十三年的观察与思考，特别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较长刊间的调查、分析、比较、反思，老段从亲身经历中得出一个结论：好语录不如好政策，制度比伟人的抱负更重要。
毋庸置疑，大寨红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为树立起来的，而是大寨人大干苦干实干干出来的。一部大寨创业史，核心是一个“干”宇。最为感人的一幕是：在陈永贵带领下，大寨人战天斗地，没明没夜、流汗流血地苦干，依靠自己的双手，战胜了1963年那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做到“三不要”(不向国家要粮、要钱、要物资)、“三不少”(当年交售国家的粮食不少、分给社员的口粮不少、集体收入不少)，创造了自力更生的人间奇迹。从三战狼窝掌，到修建海绵田；从抗洪救灾，到建设新农村；从大灾之年“三不要”、“三不少”，到总结出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大寨人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充分肯定。毛主席多次说过：“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周总理三次到大寨考察指导，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和国际友人参观大寨，大寨成为中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农业学大寨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大寨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真正的大寨精神永远不会过时，至今依然值得大大提倡。
毋庸置疑，从山西到全国，农业学大寨是有一定成效的。正如 1980年11月23日 下发的中共中央83号文件所说：“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有贡献的。”以平定县为例。平定紧靠昔阳，自然条件不错，但在1975年之前农业发展缓慢，长期解决不了吃饭问题。1975年秋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后，省委把学大寨的英雄、昔阳南垴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锁寿调任平定县委书记。李锁寿扑下身子带领平定人民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科学种田，不到两年时间，粮食大幅度增产，不仅对国家贡献大增，而且彻底解决了平定人的吃饭问题。他还领导兴建娘子关提水工程，这项工程的竣工，才从根本上解决了平定的人畜吃水和工业用水问题。李锁寿不愧为社会主义实干家，他带领干部群众办了不少好事，平定人至今仍然十分怀念他。全国学大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造了好多地，修了好多水库，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为大包干后农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寨成为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学大寨运动造成了严重后果”。在我看来，学大寨运动存在的问题和教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批所谓“资本主义”，“堵资本主义路”实质上堵死了农民的致富路，造成中国农村的普遍贫困。推广大寨经验，把自留地、小块地、家庭和集体工副业以及小段包工等，统统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结果许多地方学大寨是越学越穷。同时，平均主义的大寨记工法，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干与不干，没有多大差别，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是所谓“反大寨”帽子满天飞，严重伤害了许多干部群众。那时，只要对大寨和学大寨运动有不同意见，就给你扣上“反大寨”的帽子，而“反大寨”就等于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平定有个岳增寿，多次致信中央领导，反映陈永贵的问题，结果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十八年，成为太行奇冤。就连视大寨如故乡的段存章也未能幸免。老段本来是一位紧跟党中央的党报记者，当时对大寨经验坚信不疑，但有人给陈永贵打小报告：“段存章身在大寨，心在西沟，他想吹捧李顺达，把大寨挤垮。”陈永贵信以为真，一顶“反大寨”的帽子便扣在这个对大寨一片赤诚的好人头上，使他一度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由于所谓“反大寨”的罪名，山西有一大批干部受到迫害，有的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有的被逮捕法办，有的甚至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当然，学大寨运动的错误以及造成的严重后果，并不是大寨人的过错。正如中共中央文件所说：“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应当指出，在拨乱反正过程中，一些曾经把大寨捧到九天之上的人，后来又写文章把大寨贬到九地之下，把大寨和陈永贵说得一无是处。相比较，《我在大寨十三年》是力求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是对历史负责任的。
老段是知名记者，是个大好人。几回回梦里回大寨，无数次登上虎头山，他对大寨有着特殊深厚的感情，同时他更富有理智和思想。他诚恳地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对大寨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随着拨乱反正，加上我到全国各地采访，看到学大寨运动出现的负面效应，逐步反思大寨和学大寨，认识到‘文革’中学大寨推行‘左’的错误是严重的。”他在书中写道：毛泽东发展农业靠语录(农业学大寨)；邓小平发展农业靠政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留下好语录，不如留下好制度。”这些话语是很深刻的。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伟大的，他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抱负很大很大。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一生关注农村，关心农业，关怀农民。建国后，从探索农业合作化道路，亲自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到发动大跃进，提出“人民公社好”，最后他将中国农业发展的抱负定格为五个字：“农业学大寨。”从1964年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范围的学大寨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十五年，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直到三中全会前，全国尚有2亿农民吃不饱、穿不暖。我的家乡也算三晋富庶之地，但在三中全会前，谷糠和野菜是农民的家常便饭，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白面，只是逢年过节吃一点，而大米根本没见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领导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果断停止“农业学大寨”运动，坚决纠正学大寨中的左倾错误，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台了一系列富民政策。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绝大多数农民迅速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如今，白面大米早已成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吃野菜、吃粗粮是“改善生活”。广大农民日益“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真正尝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甜头。诚如段存章所言：好语录不如好政策，制度比伟人的抱负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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