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洛托夫（1890年-1986年），原名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斯克里亚宾，早年参加革命时，将姓氏改为“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取“锤子”之意。苏联著名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他是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和坚定的支持者，成为斯大林领导班子的二号人物。1941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是斯大林国际谈判的主要代言人和顾问，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飞越敌战区上空与西方领导人斡旋。他善于使用外交手段维护苏联的利益，能言善辩，被誉为外交天才。战后，莫洛托夫历任苏共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监察部长等职。由于对苏共二十大的反斯大林政策有不同的意见而于1957年6月被打为“反党集团”头目，被降为驻蒙古大使，1964年被开除党籍，勒令退休，但他始终为斯大林奔走。80年代中期，他与苏联著名诗人丘耶夫结为好友，在丘耶夫与他进行的140次谈话中对斯大林给予了高度评价。1984年被恢复党籍，1986年逝世。
莫洛托夫是与列宁、斯大林同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直到八九十岁高龄的晚年，仍然坚持青年时期的信仰和理想，坚持共产主义理论，殊为难得。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思考与论述，在今天依然发人深思，其中涉及的一些理论观点，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莫洛托夫虽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理论家，但他对列宁主义和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有深刻领会的，要比我们现在的一些所谓“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在位者和“理论精英”，高明得多，因为他始终是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的。
以下摘录的是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一书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一章。该书采取的是对话的形式，摘录内容中蓝字是丘耶夫及其他人的话，黑字是莫洛托夫的话。每段话下面是谈话的日期，由于两人的对话先后持续达17年之久（1969-1986），期间苏联政局有很大变化，所以读时要注意。但正如丘耶夫所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莫洛托夫的观点基本上没变，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现在，真正有智慧的老人的话很难听到了，就让我们来听听莫洛托夫这位世纪革命老人是怎么说的，并且随着他一步一步思考吧（如果我们自己不作思考，就等于没读）：
什么是社会主义
首 先
“现在我们报纸上说的不只是半真半假的话。您可以以25大为例，会上谈缺点多不多？其实缺点成堆。不过，这些缺点是否可以讲出来，我就没有把握了。我们将干什么？从中可以产生什么结果？事情干得不对头，我们对此却只字不提。可是生活在前进。人们会说（共产党员会说，但是这样的人我见得不多，尽管还是见到过，来自这个或那个集团），你们可看到了，事情干得不对头？你们是看到了，可是难道上面就看不到？上面也看到了，但是，首先，这些人的决心不够，其次，不仅要说真话，而且要得出结论。而这一点，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列宁却对此作好了准备。列宁和斯大林道出了严酷的真理，所以人们相信他们。”
1976年4月28日
“列宁说：‘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由此可见：社会主义首先取得胜利是可能的……‘首先'，看见‘首先'这个词了吧？首先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国家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剥夺了资本主义的财产，组织起社会主义生产……’
“一切都说得多么准确！十月革命胜利5年后，即1922年，他写道：‘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真理说：社会主义的胜利要求若干个先进国家的工人联合努力。’也就是说，可以夺取政权，甚至可以组织生产，但只能是首先，在一个国家里。要胜利，就需要联合努力。最先进的国家暂时还没有这样做。
“开始时不需要取得彻底胜利，而只要取胜。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内取胜，消灭剥削者，组织起社会主义生产，指的就是这样的胜利。要取得列宁所说的彻底胜利，目前还不可能。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共存是不可思议的。或者保存前者，或者后者。而托洛茨基却不信……”
“能不能用数学语汇来表达：托洛茨基用的是死板的算术逻辑，而列宁用的是高等数学的增量逻辑？”
“没错。尽管有点简单，但可以这样比较，”莫洛托夫表示同意。“托洛茨基不相信农民会跟着走。这是他的一个大错。”
绍塔·伊万诺维奇说：“我们这是在上莫洛托夫学院。”
“我觉得，一切都说得很明白，但是任何地方都没有对此作出解释。有人大大歪曲了列宁的思想，譬如波斯佩洛夫院士介绍列宁的生平时，只引了列宁这段话的第一部分（可以取胜），而第二部分（需要联合努力）却没有引用。连专门印刷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引语中，也只有第一部分，没有第二部分。”
“列宁曾直截了当地说过，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需要时可以在其他国家发动武装起义，需要时也可以发动战争，——这是一位多好的护国派！”
“说过，但它不适合现在的形势，因为现在是和平共处。这就是阶级斗争。资本主义不会让步，既然我们已经卷入，那就只有两条出路：或者我们既加强内部，也加强外部，通过推翻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若干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使帝国主义无力对我们宣战，或者我们就应当准备好，如果革命提前爆发，他们就会干预，到时就可能爆发核战争。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也就是说，形势可能严重地激化，引起连锁反应。一个国家的胜利本身并不解决问题。
“德国进攻过。明天美国也可能发动进攻。这就是问题之所在。所以，说阶级斗争在熄灭，这当然是不正确的。”
1971年7月29日, 1972年12月12日
1976年6月3日
“21大上（过去从未报道过）赫鲁晓夫说过，在我们这里，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如果已经取得完全彻底胜利，那还有什么好建设的呢？以此为理由，他们说：现在我们要建设共产主义。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了用漂亮的招牌掩盖工作没有做好的事实。消灭阶级可是一项艰巨的革命任务。‘我们建设共产主义’的说法，只是为了绕过这个问题，背离革命方向。说什么，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阶级会自行消亡。其实这是典型的右派观点。说什么富农不用消灭，他们自己会……
“我们应当找到无须采用强硬手段的理由，应当做人道主义者，应当遵守法制——这就是他们的道德标准。但这不是革命的道德，它不能推动事物前进，而只会掩盖困难，绕开难题，借口是：我们在建设共产主义。
“列宁说过，应当消灭阶级。人们说：‘那是在共产主义社会。当然，我们会渐渐地把一切都消灭的，暂时就听其自流吧。’毫无困难地。如用和平共处的方式，则会更快”……赫鲁晓夫因此赢了一着，或者说赢得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大多数。您看看列宁是怎么说的吧。他说，我们推崇的不是赞成或反对上帝的意识形态，也不是赞成一种教反对另一种教的意识形态。我们的意识形态是：用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这就是我们的意识形态。
“如果信仰这种意识形态，我们的道德就是革命的，目的是实现这些任务。我们的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它不可能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相像。他们的人道主义是不使任何人受委屈。无论是基督教的还是反基督教的人道主义，都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托尔斯泰曾经鼓吹过，在培养人的同时不要触动资产阶级制度。这是因为他是地主，他不知道，不改变制度就不能改变人。
“如果我们的道德是为了培养人的优秀品质，可是却不去触动制度，仍然保留行贿受贿和盗窃的老制度，那么这种道德将依然是腐朽的。而如果我们提出了摧毁旧制度、完成没有完成的事业的革命任务，那么就应当使道德为胜利和争取胜利的斗争服务。这是另一种道德。可是大家都想绕过它们。所以关于道德和人道主义的议论都是虚伪透顶的。如果没有根，我们为什么要奋斗，如果没有目标，我们为什么而奋斗，我们要走向何处？为了和平共处。那么就是同一种道德。
“我们这里还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这里有行贿受贿，有盗窃，有种种胡作非为……
“托洛茨基是滑头，百分之百的滑头。他指责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话，资产阶级哲学家就说过。当然，他们仿佛是说过，当他们还相信自己的力量，还赞成革命行动时，是说过近乎真理的只言片语。总之，英国的查理被砍了头，需要的时候毫不留情地处死了路易。但是革命没有就此结束。也就是说，地主被打倒了，这是伟大的革命事业。而再往前走，他们就不适合了。可是工人还不够强大。我们能不能就此止步呢？不能。这就是问题症结之所在，应当懂得当前的革命任务，知道任务是什么，不是光喊共产主义，也不是只说和平共处的漂亮话，而是要消灭阶级。任何其他决定性的革命任务现在都不存在。如果存在，那您说出来……
“现在无人谈及它们，因为这是革命任务。一下子不可能把阶级都消灭，那么让我们讨论一下怎样才能做到。可是无人讨论。也不想讨论。是否有别的途径呢？
“现在需要的只是工作，工作。为此要教育人。当然，要发工资，但是此外，还要教育。可是没有这样做。大家都以为有钱就能办事。我们的道德只能是革命的。我们的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防止世界大战，我们不应当交出阵地，而是要加强阵地。如何办到？通过斗争。可是斗争是有危险的。那么就请作出选择吧。”
1976年12月7日
“我再给你们念一段托洛茨基的话：‘能否想象，在今后40至50年内欧洲社会主义将衰败，而无产阶级无力完成革命……’恰好50年过去了。这可以说是他的主要毛病。
“‘从何种意义上，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有理论和政治义务，责成自己接受关于欧洲无产阶级在40至50年内不会夺取政权的推断呢……’
“瞧，他没有接受！
“‘我肯定，我没有任何理论或政治依据认为，我们同农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要比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容易。’
“我的批语是：‘这不是理论论述。’
“‘斯大林同志1924年写过，一个国家，一个农民国家的力量不足以建成社会主义……，
“1924年2月说过，在一国可以组织起生产，但是不能彻底建成社会主义，”莫洛托夫说。
“可是在这里，托洛茨基仿佛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我说。
“他利用了马克思主义，只是利用得很狡猾，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应当有一条界线。”
“这不言自明。这是一条更为鲜明的界线。在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国家，说在共产主义社会还会有国家，这是斯大林的看法。从列宁主义观点看，这是荒谬的。斯大林说：共产主义社会中不应当有国家，但是，如果它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
“军队和国家机关也会存在。”
“这叫什么共产主义？”莫洛托夫说。“住得好，生活好，丰衣足食，从小市民的角度看，这样就可以心满意足了。如果所有的穷人都能过得不错，这就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其实这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
（外孙女来电话。）
“要么抛弃私人小铺，要么向国家纳税！她在复习功课，可是不愿意从事真正的工作。毕业论文没有交，为什么不交?我问，为什么不交？大家都交，你为什么例外？好好想想！”莫洛托夫在电话中说。他对我说，看来，外孙女的论文写得不好，我对她说，你写的是一派胡言，应当修改，你是个不笨的人，可是……（我感觉到，他爱自己的孙儿女劳拉、柳巴和斯拉瓦，当然也爱重孙波林卡。他能够为每个人找到合适的话。我记得1955年在阿尔捷克与少先队员告别时他说：“我去看外孙女。否则外孙女会说：‘我的外公跑哪儿去了呢？”——原注）
“马克思说，在建立在集体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互相交换商品。不交换，难道把商品扔掉？不，只是他们不用通过交换。没有商品货币关系。这就是社会主义。”
“那么共产主义与这种社会主义的区别何在呢？”
“区别很大。瞧，事情是这样的。没有阶级，没有商品货币关系，但生产水平还没有达到按每个人的……”
“最大限度地满足？”
“不，不是最大限度，而是较大限度。最大限度地满足任何时候都做不到。斯大林这样说纯粹是信口开河，也可以说是玩弄手腕。最大限度指的是什么呢？人人都要有钢琴，都要有汽车，这是谎言。也就是说，不是最大限度地，而是只能满足基本需求。大家都拥有，任何人都能使用的是公有的东西。譬如说，现在我，所有的部长以及其他人都在食堂用餐，一个月交60卢布就可以得到各种食品。干了100个劳动日，你就能领到报酬。马克思也说过，每人都能按劳动天数获得报酬。你干了活，制出了皮鞋，l00双皮鞋，用l00天时间制皮鞋，但你只能得到l双皮鞋，其余的99双鞋，你将换来其他商品，可以按需要挑选。”
“用什么办法计算？社会主义是要计算的。”
“用最严格的办法。最严格的。共产主义则要先进得多，因为那时商品将很丰富。那时候不仅要消灭阶级，还要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城乡差别也可消灭，但在水平上仍有差距。”
“如果阶级已被消灭，城乡差别怎么还会存在呢?”
“恩格斯说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将不再有农民阶级，山区居民将过上与以前不同的生活，他们不愿再住在山脚下。他们有他们的问题。不要把一切都拉平，这样做没有必要，任何人都不会阻碍这样做。你想留在农村，请便，不过文化条件将差些。剧院少，但是你也许能看上电影或电视。”
“交往也会不同。”
“当然不一样。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也没关系。要使社会关系中的差别消失，当然还需要一段时间，这不是一下子能彻底消灭的，更不用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了。
“商品不会一下子就十分丰富。也许还要定量配给。以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列宁说过：任何一个公职人员的收入都不能超过工人的平均收入。任何一个公职人员，这包括总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任何一个公职人员的收入都不应超过工人的平均收入。巴黎公社就是这样做的。难道我们这里也做到了吗？
“我们粉饰了尚未做到的事。关键是，只要有的人一月得100，有的人却得1000，那就无法克服官僚主义……
“……只有工人阶级才有能力组织，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则要由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即知识分子来承担。”
“把知识分子称作阶层对吗？”
“对。阶层指的是什么呢？”
“这听起来有点贬义。”
“阶层就是阶层。你想当阶级？这并不更好。列宁要求消灭阶级。”
“西方说：布尔什维克党人放弃了世界共产主义的纲领，是吗？”
“上帝啊，我们力量不大时都不怕，现在有什么好怕的呢？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没有放弃，只不过有点糊涂。
“……现在我们什么都有。有强大的国家，也有社会主义大家庭。我们谁也不怕，什么也不怕，只怕自己涣散，懒惰和不守纪律，为了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同自身的这些不良现象作斗争。
“现在生活更加复杂了。而以前的生活是比较艰苦，比较艰苦。
“你们的任务是要认真思考。我已经老了，可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应当认真思考。因为不能不这样做，否则就会变成瞎子。一会儿倒向这边，一会儿倒向那边。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什么可以代替物质刺激呢？我不同意宣扬兹洛宾（兹洛宾(1931-)，建筑行业的革新者。1970年在住宅建设中推行了施工队承包法——原注）包工队，这是十足的包工队，这样的包工队在沙皇时代就多的是！我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在我看来可以代替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物资刺激的6项因素：
“妥善而科学地计划生产。
“社会主义竞赛。
“选好干部。
“整个社会有共同目标（一切组织都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工作）。
“社会主义的国际通盘经济一体化。
“对党进行思想教育（这种教育应涉及国内和国际的实际问
题），”莫洛托夫列举道。
1975年7月17日
党纲在阻碍
“我同意这样的看法，为了教育青年人，而且不仅是青年，还有昏聩的老人和不考虑这些问题的中年人，除列宁外，别无所靠。而列宁却被认为是早就过时的人物，也就是说要依靠某种新的东西，实质是要使整个斗争上升到某个新阶段，一切都要加以重新解释。对许多问题都要用新眼光来看……
“我建议你们读一读列宁1919年底的著作《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政治与经济》。我现在用自己的话来介绍，事后你们再读读原文，加深印象。我可以准确地转述他的思想。
“什么是社会主义？文章是这样说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阶级。消灭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因此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就不能消灭阶级。
“而在我们这里，是要消灭剥削阶级。可是却在保护农民，集体农民。但是集体农民不应当受到保护，如果你希望农民幸福。要使农民脱离农庄，使农民变成社会主义农村的劳动者。就是那些主张保留农民，保留民主的人，恰好是反革命，他们企图让农民永远停留在原先的状态。这些人被小资产阶级的市侩习气蒙住了眼睛。”
1971年7月29日，1972年12月12日．
1976年6月3日
“谁手上都有列宁的著作。历史学家格雷泽尔曼引用列宁《伟大的创举》一文中的话写道，共产主义是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消灭阶级是个长期过程，阶级的最终消亡要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他们也提出这种观点。但是问题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整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都必定要经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一个在任何地方都不停顿的发展过程。列宁正确还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等于消灭阶级，也就是说，不会有社会差别，但是这种差别的最后消失，则要等将来……因为人也是从婴儿逐渐成长为学者的。譬如你先是儿童、少年，然后成了大学生，青年科学家。后来又变成了成年科学家。要在这些阶段中划分明确的界线是不可能的。”
“可是列宁设想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就消灭阶级。”
“不是设想，这与他的学说完全相符。但这绝不意味着什么都彻底完成了，因为它还要发展。列宁也没有把消灭阶级的事推到共产主义社会。事实就是如此。而那些人却要把消灭阶级的事往后推，而且还固执己见。这是没有革命性。这是不能推迟的。有时候的确要把某些事往后推，要先作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那样说。而这里却是把消灭阶级的事推到共产主义。可是问题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最主要的。他们却想跳过这个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不能跳过的。
“列宁说，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生来就厌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幻想躲避这种斗争，力图把棱角磨平。马克思也写过，在这个过渡时期，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只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此外别无他途。可是现在，我们这里都把它说成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各种著作中都作了这样的修改。党纲也不例外。”
1976年4月28日
“你们结束了斗争，”绍塔·伊万诺维奇说。
“我们什么都没有结束，”莫洛托夫答。
“我是指在国内。”
“在国内我们也什么都没有结束。还只打了个基础。”
“赫鲁晓夫曾准许……”
“即使在赫鲁晓夫时代也没有结束斗争，现在也没有。相反，我们苏共纲领中的意识形态起的是阻碍作用。”
“天哪，党纲不对。”
“并不是党纲不对，而是它妨碍建设社会主义。工人在干活，才推动事业前进，农民，即集体农民尽管慢，但也在前进。他们没有真正的领导，相反，人们要忙于应付一些严重问题。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描述过金钱继续发挥统治作用的社会主义。没有这样的社会主义。你们找找看。而我们却继续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没有提到过我们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在已经完全建成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两种所有制的那种社会主义。本应克服过渡时期的这种残余，我们却把这种残余保护起来，从而阻碍了其他过程。而且还描述，说我们已建成共产主义。这是谎言。意识形态正是为此服务的。”
“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正确吗？”
“正确。开始时有点犹豫，最后采取了坚决态度。只有他一个人正确。我们起先甚至还不能完全理解。在这方面他有错的地方，我曾同他争论过。他把已经发表的部分和还在修改的第二部分的手稿都给我看了。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没有提出过保留货币，而且大量保留货币的社会主义。
“集体农庄这是过渡形式，过渡性的。任何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都不可能有两种所有制。而我们却说，我们已生活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中，聊以自慰和就此刹车。我们应当消灭这种现象，动员人民的所有力量。一切都在激化，而且总会爆发。可是我们的领导人现在还不懂得，为他们起草文件的人只不过是一批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什么也干不成。基础已经打好，不能后退，于是就说：‘这就是发达社会主义！让我们向共产主义过渡！’等等，等等。我们无法作任何过渡。勃列日涅夫就是没有懂得这些道理的领导人中的一个。他们不懂，不是因为不想懂，而是因为遵循的是市侩的意识形态，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宝贝在我们这里还很多，这不能不起阻碍作用。而有意思的是，你找不到考虑这一问题的认真的人。有谁发表过应当向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思想靠拢的主张吗？这样的人您是找不到的。”
“如何推动？从何开始？从农庄还是从别的什么东西开始？”
“实际上是从农庄开始。”
“是消灭农庄，实行国有制吗？”
“对，对。要这样做，应当开展大规模的准备工作，但我们还没有这样做，以为什么都建成了，结果耽误了消灭农庄和货币的准备工作。我要告诉你们，除斯大林外，谁都没有下过决心，而且其他人根本就不懂得，我曾读过斯大林的论著并同他讨论过这一问题。斯大林开始时说得不明确，而在最后一封信中说得十分明确，即20年前他就说过，农庄已开始成为阻力。现在农庄可以依靠自己的资源，如果国家再投资呢？这将大大加快速度。党纲中说，农场是农庄的榜样，那末为什么不向榜样过渡，如果我们已作好准备，如果我们是在建设共产主义？不能无休止地议论。究竟为什么我们这里搞不好呢，就是因为没有机械化。美国既不缺粮食，也不缺棉花和甜菜，为什么？因为那里到处是机器，一切都已全盘机械化。如果我们也能做到，就能超过他们。尽管如此，我们不是把一忉都投入到这一事业上并且开始起步，而是仍把大量投资放到农业上……可是，如果我们改为农场式的建设方案，国家就会尽一切所能使生产全面通盘机械化，那就太好了。简直棒极了。我认为，农业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我们会很快解决农业问题，只是我们暂时还缺少机器，适于各地区使用的机器，可以互相配套，适于各种作物、各种品种的机器。如果我们能科学地、经济上内行地真正实行机械化，这项任务不难胜任。我们只关心在军事技术装备上不落后。所以我们应当全力……”
“主要的是工业。大家都重视这个部门。”
“当然，此外已没有别的要重视的了。我们的处境很有利，是世界上不依赖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唯一国家。美国要依赖，法国、英国，还有其他所有国家……我们完全不依赖。只是机器不够，有文化的人也不够。当然主要的是机械化。只要懂得了并且坚决地奉行这条路线，我们会很快地前进。
“……所以我们应当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懂得这个事业。”
“可是现在根本就没有人谈起这一点。”
“怎么没有人呢？有，而且非常多。哲学家议论，经济学家也议论。我们有两本关于科学共产主义基础的书。它们是由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费多谢耶夫编纂的。你们读一读，看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胡编了些什么。”
“弄混了？”
“是的，全混了……和平，和平，和平把人的头都搞昏了。尼克松不会用双手给你送来和平。将是一场严酷的斗争，我们无法避开这场斗争。而你们却天真地喊和平，和平！写这种胡言乱语，不如把手折断。和平，和平！和平是争来的！
“……我们利用了某种东西：现在把手伸到了近东。但是手伸得太长是有害的。我们曾经向联合国建议：要是我们的伙伴同意，为了近东和平，我们将提供自己的军队，我认为这是我们最不谨慎的一个举动。”
“美国人也要提供自己的军队。”
“我们干吗要管闲事？这样做是多余的。过去我们利用了萨达特，为的是让阿拉伯人在更大的程度上武装起来，与帝国主义相对抗，而现在已使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尊重他们，尊重阿拉伯人。阿拉伯人知道，应当联合起来，他们开始提价，限制石油出口，这只会对我们有利。就让萨达特这样干吧，这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有我们的帮助，他的行动会更积极。要是我们走开，只会帮帝国主义的忙……”
“弗·伊·列宁和约·斯大林会容忍萨达特消灭共产党吗？”绍塔·伊万诺维奇问。
“您想想！列宁接受了布列斯特和约，而斯大林同希特勒媾了和。他们不是傻瓜，是聪明人。您的想法太幼稚了。”
“那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
“应当明白，当时大家都认为布列斯特和约太丢人，但列宁签了，而托洛茨基却反对。托洛茨基有多么聪明！我们同希特勒签了和约，而他们后来竟然又进攻我们，我们有多蠢！可是我们却几乎赢得了两年时间。赢得了！
“后来签署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是个同美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者签订的反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条约。禁止中国拥有武器，为什么？中国唾弃这一条约，照样研制。法国也不理睬这一条约，我们自己却暴露无遗，而这成了毛泽东与苏联断绝交往的主要理由。条约的签订，促使了中苏分裂。现在这个错误几乎无法纠正。中国人后来继续往下滑，因为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半马克思主义者。（此处莫洛托夫的看法是有问题的——引者注）”
“看来是赫鲁晓夫驱使我们走了这一步。”
“不是驱使，而是把我们卷进去的。签了条约就有和平，和平！但是没有战争就不会有和平。”
“我们把数十亿卢布送到国外，结果钱都白扔了！”绍塔·伊万诺维奇说。
“钱被扔到哪儿了呢？”
“譬如扔到智利。几年前您就对我们说过，智利坚持不了多久。”
“好，智利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可是还会有许多这样的智利，有胜利也有失败。”
“给萨达特帮助……”
“这是小市民式的议论，街谈巷议。”
“要是萨达特倒向美国人呢？”
“要是！他一定会倒向美国人！”
“算了，我不再说了。俗话说得好：走着瞧。历史会证明……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您对历史研究得不怎么样，只用丘吉尔的书研究历史，如果只靠丘吉尔，就会犯大错误。犯很大的错误。”
“可是我们并不依靠丘吉尔。”
“你们靠了，靠了。”
“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苏联提供的数十亿钱。”
“瞧你们，真是庸人，小市民！小市民。谁都不能否认……瞧你们说的！”
“赫鲁晓夫吹着口哨走了。”
“你们去哪儿了呢？吹着口哨。你们在哪儿吹了口哨？哪怕把责任推给别人。不，不能这样……我有时候责备你们。在你们看来，我们国家要等200年后才能有社会主义。所以最好让我们来干点实事。
“我看，这是上好的美国水果——穗桔。我想，格鲁吉亚人可以学着种。”
“我们已经有了某些资料，但还不够，”克万塔利阿尼说。
“应当学，这是很好的水果，我建议你们种。”
“要是战前我们没有把每个铜板都投到经济中，要是我们这样随意挥霍，我们就不能获胜。”
“此一时，彼一时也。我们应当弄清是非了。”
“宣传机关应当作出解释。”
“但是我们不能重复宣传的错误，也不能重复它的缺点。”
“电视播送了我们把体育综合体送人的消息。综合体开幕时，甚至都没有说，这是苏联送的。”
“这里有穗桔，请挑吧，要美国的还是古巴的……”
“古巴靠我们生存，就让它靠吧。”
“它什么也没有靠。”
“也让智利靠我们吧。"
“不，不行。我议论这个题目时很谨慎……可是你们是政治上的大庸人，”莫洛托夫对绍塔·伊万诺维奇说。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我还清楚地记得您的话，这是去年的事。我说，我舍得把一个月的工资都给智利，而您却说：‘工资算什么？为革命应当献出生命！’您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还远没有到要献身的地步。”
1973年11月9日
和平共处
“我觉得，‘和平共处，这个口号列宁在世时没有用过吧？”
“这个口号从未用过，列宁从来也没有用过这个口号。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时代不同。如果当时谈和平共处，那就是天真、幼稚。仿佛是我们在乞求：请赐给和平吧！他们当然不会给我们任何和平。他们走自己的路，我们同样也走自己的路。我们的政策是用革命确立和加强的。我觉得，现在的口号是正确的。只是应当注意到：有错误理解这一口号的人，也有和平主义者。口号本身会使人以和平主义方式来思考问题。列宁在世时，在旧党纲中曾批判过这种观点。和平主义思想极其有害。列宁对此十分谨慎和警惕。可现在情况不同了。”
“赫鲁晓夫甚至把它写进党纲……”
“我本人避免使用这一提法，我尽量不用这个说法，可是赫鲁晓夫却相反，千方百计地要用这个词。这是不正确的提法。其实要是加上说明，意思不会走。另一面也应当强调。
“1921年时我们没有使用这一口号。我们曾经主张和平，主张与资产阶级国家发展关系。我们不准备进攻任何人。但是我们反对和平主义。党纲中对和平主义提得很尖锐，批得很凶。这指的是列宁的党纲。我细细阅读过这个党纲，那里没有这种口号。即便在布列斯特和约缔结期间，列宁论述和平的必要性时，也从来没有用过这种提法，至少列宁本人及其左右的人是这样。现在这种提法用得很广，而且还加以折衷化。总的方针已经确定。我们仿佛在乞求和平。但是乞求和平等于表现出软弱性。在强者面前表现出软弱性，这茌政治上是不利的，也是不策略的。这对布尔什维克不适用。赫鲁晓夫在理论问题和纯原则性的政治问题上的议论并未一贯正确，他却广泛使用这一提法。从他那里可以找到粗制滥造的东西……
“我觉得，斯大林的文章中没有出现和平共处这样的不准确的提法。我不记得有这种提法。列宁肯定没有用过。但是列宁用过许多别的提法：‘我们主张和平’等。我们当然要为和平而斗争。”
“斯大林是这样说的：如果人民把捍卫和平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能够彻底地捍卫它，和平就能得到维护，就会巩固。”
“的确，是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样才会有力，才不需要乞求。列宁也是这样提的。”
1982年4月29日
“给人的印象是，我们加强了和平，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加强。能不能这样来对待帝国主义，即它干它的，我们干我们的？既然这样，请问，我们活着干吗？如果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而活着，那么怎么能不推翻帝国主义而去和平共处呢？是不是我们放弃推翻帝国主义了呢？不，没有放弃。怎么能把和平共处和推翻帝国主义相结合呢？《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们主张用暴力推翻现存的一切社会制度’，这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论点。全都论证过了，同这种观点不至于产生矛盾，我们现在却鼓吹和平共处。这两者怎么能相连呢？如果能相连，请说说，怎么连。这样做是为了安慰人。
“一百多年前我们都不怕直言，从而唤起人们起义，现在我们强大了，反而谈论和平共处……前途只有一个，如果我们前进的话，就向国际革命前进，再没有比这样做更可靠的了。
“我们应当珍惜和平，但是如果我们在为和平而奋斗的同时，又在排除战争，而且相信这样做能到达共产主义，那么从马克思的观点看，这是欺骗，这是自欺欺人。
“革命在发展，在巩固，一切都在前进，但不是没有牺牲。如果有人以为没有牺牲，不犯错误，就能走向共产主义，那些人就太幼稚了。希望少犯错误，但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主要的错误就是造成幻觉，自我安慰，不促使人们作好进行必不可少的坚决斗争的准备。否则会一事无成，无法前进。这意味着，前面有严酷的战斗，可是我们不作准备。我认为主要危险就在于此。
“应当千方百计地维护和平，推迟任何一场新战争，特别是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但是不要过于偏向阿拉伯人以及把民族利益置于首位的其他人，我们应当帮助他们，但要适可而止。否则就会过分。
“如果认为和平共处是指我们希望和平，那末我们主张和平共处。我们应当千方百计地维护和平，因为我们是最爱好和平的国家，因为这不会妨碍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也不会妨碍解放运动的成长。当然也维护世界共产主义，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我们不为共产主义，不为世界共产主义而奋斗，我们也不会建成社会主义。而且这不会妨碍资本主义脚下的坑越变越深，尽管我们没有直接这样说，但是我们维护和平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
“实际上，赫鲁晓夫这样做时，纯粹出于自私目的。因为我们用核战争去吓唬人，等于是在帮核战争的忙。当然，今后还有许多事要做。我们的出发点是巩固自己的阵地。”
1975年1月14日，1975年7月17日
“进行什么斗争？资本主义已经垮了，”绍塔·伊万诺维奇说。
“喏，斗争还将是十分复杂的，今后还会更复杂。任何书本上都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本包罗万象的书，可是这本书也没有解答全部问题。”
“《国家与革命》一书呢？”
“这本书是以马克思的论点为依据的。马克思说：这就是我的书，这是比任何炸弹威力都要大的炸弹，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炸弹。这枚炸弹将炸毁资产阶级社会。没有任何原子弹能炸毁资产阶级社会。而马克思的学说则是这样一种学说，只要遵循这种学说——列宁不仅忠实地遵循，而且还天才地把这一学说运用于我国的具体条件——我们就炸毁了旧社会，可是在其他国家，这种学说还没有炸毁旧社会。”
1974年1月8日
“资产阶级制度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吗？是优越吗？那么在什么方面？优越，是因为传染上了赫鲁晓夫主义，而赫鲁晓夫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灵魂。
“我曾直言不讳地对赫鲁晓夫说过这些话，结果我这个党员后来成了闲人。我告诉你们，不要跟着赫一鲁一晓一夫一们爬！赫鲁晓夫不是一个人，我们这里这样的人很多，占绝大多数。而我们，即认为应当采取完全是另一种立场的人应当再深入一些……为什么我们这里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什么？是赫鲁晓夫一人的过错吗？那么他一个人是很容易清除的。其实到处都是赫鲁晓夫，只不过他们原来没吭声，而现在明白了……大家都想活，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我们这些自认为是有觉悟的共产党人把注意力放在这里，我们就会沿着资产阶级道路滑下去帮助赫鲁晓夫，就会跟着他的指挥棒转，而且还生怕落后……
“我们只议论社会主义，其余的只是顺便提一下，我们不想深入分析，也无法深入分析。”
1972年6月21日
巩固制度
……七月的一天，这可真正是七月的天气，就象鲍里斯·扎伊采夫描写的那样，我们的夏天也像回事了：有30度。我同绍塔·伊万诺维奇一起乘电气列车来到伊林斯科耶小镇，当时是中午12时。莫洛托夫在台阶上迎接我们。
“要是你们不反对，我们先散会儿步。”莫洛托夫戴上夹鼻眼镜，拿起手杖。“我有拐棍，没有拐棍的人就不用拿了。”他穿着常穿的灰色裤子、浅蓝色衫衣和黄色的凉鞋。我们一起去森林。说起了所谓“消费式社会主义”。
“赫鲁晓夫利用的是小市民——商品要多，而质量不用好，只要便宜！盖的房屋天花板很低，完全是从外国资本家那儿抄袭来的，而外国资本家只想好歹多住些工人！”莫洛托夫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只基本建成，还没有彻底建成。社会主义建设不是短期能完成的，它需要整整一个世纪。譬如民主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这种观点，尽管其中仍有模糊之处。”
……莫洛托夫认为，20世纪应当消灭帝国主义。
“列宁在1917年1月并不知道，10个月后他会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
“即使用10年时间，就能做到很好地满足物质与文化需求，”莫洛托夫说。“可是在第二个10年，这样做就会导致失败。如果你采取的是满足物质和文化需求的方针，为此，当然首先应当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难道不对吗？这是为了人。于是就会渐渐忽视重工业。如果沿着那条路走下去，忘记应当扶持什么，特别是忘记了扶持重I业，那就会破坏满足物质需求这条方针本身。这就是问题之所在。我要强调的正是这一点。如果加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那就对了。不能把问题仅归结为消费。如果把改善人的生活同加强社会主义制度连在一起，那就对了，如果这两者相脱离……是不问方式的满足吗？不，不是。如果我们忘记重工业，忘记消灭阶级……我试图同斯大林谈谈‘经济问题’，可是大家却都在喊‘乌拉！乌拉！’
“我认为，宁可慢些，但要好些，这样可以使制度得到加强，并且会消灭阶级。
“只有作出牺牲，工人阶级才能摆脱资本主义的环境。不想作出牺牲的人应当加入别的党，和平主义党和消闲党，空谈家的党和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党。事实只能如此。因为工人阶级要摆脱资本主义环境，只能靠作出巨大牺牲。如果不想作出牺牲，那就继续当牛作马。别无它途。是我说得太玄了吗？这是已被生活证明了的。我们苏联人民，俄罗斯人民，依靠了我们的共产党，首先是依靠了列宁，才铺平了前进的道路，在各国人民中赢得了真正的光荣的地位。”
1971年7月28日
“一切在前进，但不是没有牺牲。如果以为不用作出牺牲，不犯错误就能奔向共产主义，那就太天真了。这说明，今后还会有十分严酷的斗争。可是我们还没有作好准备。我认为这是主要危险。”
1975年1月14日
“党纲让党员丢了脸。说1980年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可是已经是1981年了，共产主义还是没有！不可能有，也不会有。不管在什么条件下，1980年前也不可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因为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建成。
“这根本不是灾难，更不是犯罪行为，而是一个十分自然的问题。
“这看来是‘浪荡子’赫鲁晓夫心血来潮时说的话。他无疑是个‘浪荡子’。跟他跑的还有一批小‘浪荡子’。从科学观点看，是绝对不可能的，既无内部条件，也无国际条件。共产主义社会需要具备上述两方面的条件，要先建成社会主义，同时要继续前进。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建成社会主义。所以我说，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仍是一项政治任务。它需要的不是五年，甚至可能不止十年。”
1981年3月6日
“我正在琢磨，为什么党纲中会写1980年前将实现共产主义。这是1961年11月的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应当作出某种解释？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
“我要特意引用两位院士的话，费多谢耶夫是哲学家，波斯佩洛夫是党的历史学家。费多谢耶夫编纂的《科学共产主义基础》一书中，对建成共产主义的论述与党纲中一模一样：社会主义指的是消灭了剥削阶级，而阶级的彻底消灭则要等到共产主义。他写了这样的话，但无人响应！这却写入了党纲。”
“党从崇高的讲台上宣称‘这一代苏联人将过上共产主义的生活’，这一口号与现实相隔十万八千里，人民不相信。‘人民和党一条心’，这句口号比任何时候都准确：党欺骗人民，人民也在欺骗党，他们失去了信心，干活只是磨洋工，”莫洛托夫说。
“我多次想过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对社会主义没有一个正确的概念。”
1976年4月28日
“几乎在同时，即60年代，毛泽东也论述过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我不记得他是在哪儿说的，但是他宣布在中国建设人民公社时，没有完全放弃他已经表述过的观点，即为了建成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需要200年到300年时间。这也是难以想象的，而且也没有必要……
“但这仍可以表明，我们的看法是多么肤浅。已经是发达的成熟的社会主义！……这也是信口开河！我觉得，我们早就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但是仅仅是进入，而且还处于最初阶段。为了使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变为现实，应使整个经济都转为全民所有制。这才是主要的。列宁曾用‘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这几个词言简意赅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那些成熟的演说家却不愿这样说。党纲中只字未提消灭阶级。而这是社会主义的最困难的问题。这是主要的问题。
“现在劳动生产率在提高。我们如果使企业都相互衔接好，就能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纪律当然能起作用，但是起作用的不仅是纪律，保证及时衔接，按部就班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目前还没有做到。许多企业只是坐等别人为它们提供所需的原料。这算什么呢？这不是真正的计划经济。我们常说超额完成计划，其实这几年我们没有完成计划。干脆利落、及时准确地相互衔接，这才是主要的。在如此大规模的经济中，这样做是困难的，但这正是社会主义的特点，也是它的难点！而我们还只是抱着农民意识：碰碰运气！也许能对付过去……我早就想就此写篇文章，但没有写成。我甚至无法动手，尽管明白什么是主要的。
“尽管要谨慎，但还总是可以称赞安德罗波夫。他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提出了好的方针。但暂时这一切还没有得到证实，也不完全清楚是否能长久起作用。但是我觉得头几步是积极的。”
1983年3月11日
“从外表看，安德罗波夫可以说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但是对于当时来说，他仍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我不知道，有谁可以代替他。他说话不多，慎于言而敏于思。”
“安德罗波夫说：‘我们要解决一个完善生产关系的问题。这种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大家知道，这在我们这里表现为两种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和农场——合作社所有制。我们认为，将来它们应融合为统一的全民所有制……’也就是您写的那种，”我说。
“对，对。”
“‘我们共产党人认为，苏联的国体将来将逐渐发展为社会自治。’”
“说得对，”莫洛托夫表示同意。
“‘我们认为，这将通过全民国家的进一步发展而实现。’”
“我认为，全民国家是不正确的。我同党中央的看法不同。波兰和其他几个国家已经表明，全民国家不是十分可靠的东西，如果帝国主义还存在。”
1983年6月16日
“我要写下对新宪法的看法并寄出去。不知道事后会不会把我赶出别墅……不管赶不赶我，我还是要寄出去。”
“我们这里不会因提出批评而受到迫害，”我说。
“‘在……情况下例外’，等等，”莫洛托夫笑着说。“主要缺点是，离开与帝国主义进行阶级斗争的提法更远了。具体点？党纲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这并不新鲜，不是全民国家吗。如此公开的背离阶级路线在党纲中已经出现，宪法只不过变本加厉而已。”
“这也将影响到整个国际运动，因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政权问题。应当说明白，什么是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不要总是絮絮叨叨，却什么也没有说明白。提出这种理论的人不明白，所有的出版物不明白，我愿意同任何人讨论，但是任何人都不明白。
“党纲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了多大的混乱，而且是根本性混乱。3年后，即1980年我们就应当进入共产主义。难道有人会相信？荒唐，荒唐之极。”
“据说，1980年将不是进入共产主义，而是举办奥运会。”
“看样子是。我们将拿大顶，用手走路。我认为，唯一能证明新宪法效用的是，让新宪法说清楚什么是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这样，我们不能不对党纲和宪法动大手术。”
1977年6月16日
“我认为，从原则上说，宪法草案是不可取的，尽管其中有的条文写得不错。可是原则方面是站不住脚的……可怜的勃列日涅夫只不过是人云亦云，但是这样做，情况不会变好。鉴于我们在经济政策方面仍在保留部分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原地踏步，而新经济政策时期只是一个过渡时期，我们就应当在生产与分配上克服过渡时期的这些残余。过渡时期的重大残余是：两种所有制形式和商品货币关系。任何人都不反对，也无法反对，但是却绕过这些问题，以欺骗的方式绕过。当领导的是实践家，他们其实并不坏，也没有错，他们有丰富的部门工作经验，可是却很少具有全国性的工作经验，他们没有成长，从科学观点看，他们没有受过培养，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他们的不幸。
“如果根本性的错误再发展下去，会造成三方面的危害。首先，放弃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和列宁认为，共产主义到来前，我们都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就不能为共产主义作准备。我认为，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是没有理由的，尽管现在的专政已有了别的形式，别的性质，这一切都应当承认。只要国家还需要存在，它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
“在各国，资产阶级都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把专政握在自己手中，难道工人阶级就不要专政？难道他可以两手空空地去反对武装了的敌人？这太荒唐，也太危险了！
“看来，现在又有人认为，工人阶级已经掌握了一切，还需要用专政来对付谁呢？这是混入我们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层，那些没有经过革命锻炼，没有真正参加过阶级斗争的理论家投其所好，其实他们都是费多谢耶夫式的人物。你读一读他们的文章就会明白，他们害怕革命措施！可是我认为，消除两种所有制，改为一种所有制，还是要消灭阶级，这是一项革命任务，可是人们不敢承担这项任务。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解决这项任务。任何人用其他办法都无法加以解决。农民，即便是最好的农民，依然是农民。他们不会站到消灭阶级的立场上，这超越了他们的水平，只要他们还是农民，那么，他们从意识形态和心理上，将在很长时间内依然是农民，而不是革命的无产阶级。他们会成为出色的同盟军，现在已经是，但是缺乏始终如一和完全理解。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做到！
“第二，我要批评全民国家。我认为，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应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不能同时代表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利益。知识分子不是阶级，我国只有工农两个阶级。知识分子不是表达工人的意志与利益，就是表达农民的意志与利益。宪法草案中有关知识分子的议论根本就不正确，而且没有足够的论据。此外，知识分子中有不少原来的阶级敌人，他们不会为工人阶级专政而奋斗……不仅民粹派，就连资产阶级活动家，只要有选举权，就会说：‘我们代表人民！’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他们代表的是受他们控制和不会反对他们的那部分人民。
“所以不能虚伪地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表达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意志！马克思和列宁说过，要实现社会主义，应当由工人阶级来掌握一切。我们要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放弃工人阶级，那么把专政权交给谁呢？假定说，既交给工人，也交给农民。但这不可能。工人阶级更革命，更先进。工人阶级可以与农民结盟，但领袖只能由工人阶级来当。所以关于全民国家的种种议论，只不过换一种说法罢了。不喜欢‘专政’这个生硬的名词。向西方看齐。西方是在骗人，他们不知道，不实行专政他们也将一事无成，不管说了多少反对专政的话，无产阶级要么当资本主义的奴隶，要么摆脱奴隶地位，不过只能通过专政。
“当我国的工人阶级占的比例大约不多于l5%时，我们宣布专政，结果很顺利，农民同意，因为专政为他们提供了土地。他们赞成为和平而斗争，他们得到了机器，他们干吗要反对专政呢？没有比工人阶级更能扼杀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了。对农民来说，工人阶级最可靠。怪不得关于国家的理论中没有全民国家的提法，在实践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全民国家，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我们的无产阶级国家都无法完成的全民国家的新任务是什么呢？哪些任务！请说出来！他们说不出来。
“第三，我要回过头来说，说过去和现在的宪法中都说错的一个问题：‘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大概有99%的人不会发现这个问题，但这以后会显露出来。我要请你们注意新宪法比老宪法说得更糟的一个问题。现在是这样写的：‘各尽所能，按劳动的数量与质量分配’。我们的官僚主义者干得更巧妙了，这是他们为自己着想！接质按量的实质是，我是负责干部，我的质量与你们不一样，我要拿五份工资，而你拿一份就够了。我是部长，也就是说，要给我开六份工资，而你的工作质量差，你就自认倒霉吧。
“我不否认，现在还要看质量。列宁在1918年说过，我们可以付给著名的资产阶级专家更高的报酬。假定说有2000名杰出的专家，每年付给他们5000万甚至1亿金卢布，这不会有什么坏处，这是可以同意的。但这是资产阶级的原则；这是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的，背离共产主义的，但暂时是可以同意的。
“可我们现在却用它来说明其他的事，这当然是十分有害的。没有什么党员拿最高工资的说法，我于的活是另一种质量，就该付给我十倍的钱。
“这就是宪法！
“这是在骗人，说这是共产党宣言！这纯粹是白痴！
“我看，不会长久，因为这很快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们会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有人就会恬不知耻地对工人说：怎么啦？宪法上写着‘按质按量’嘛。
“一个妇女有一次到别墅找我，问：‘莫洛托夫住哪儿？’‘我就是莫洛托夫。’‘您就是？太好了。’她同我交换了意见。结果发现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她是梁赞附近一家化工厂的女工。我同她见过三次，每次都是她设法找到了我。看来，她对我本人的印象不错。她说，她在化工厂干了10年。‘您瞧，我已经象个老太婆，其实我的年龄不大。我们的工作条件无法容忍，有害健康。我到处上告，但毫无结果。’她坦率地告诉我，她已找过外国记者，去过美国和日本使馆。她说，‘外国电台已报道过我，我是通过外国记者这样做的，为的是引起重视。’
“我对她说，您写个报告，把它寄给人民监督委员会，给我一份复印件。写写你们那里的情况，写写您为什么这样不满意。
“两周后。她在离我家不远处见到我。交给我一摞纸。我读了一遍。‘我没有向人民监督委员会写报告，觉得这样做不起作用。我把写的东西交给您。’我制了复印件后，把原件送佩尔谢，写道：‘请认真一阅。’
“又过了两周，我在院子外散步，她见到我，说：‘您还到这里来散步？您好！’
“我说：我看了您写的材料，觉得您不是想帮助苏维埃政权，而是在反对它。我不想再同您谈论问题，要么您不再去找外国记者（她还去过土耳其使馆），要么我就再也不同您有往来，就这样把她支走了。从此再也没见过她。
“她已失去信心，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人们不相信。不管告到哪里，都毫无结果。她还求助过地方机关。各部代表曾在梁赞开会，讨论她提出的问题，州执委会也派人来过。看样子采取了一些行动，但不是根本性的。
“她是人们失去信心的一例。当然找我的只是个别人，如果这说明这种人不少，那就太可悲了。但是如果把宪法写得过分冗长，那就是在说空话！当然，宪法中写的的确是已经取得的成就。如住房权，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把它写进宪法。但是光写不够，应当弄清工作进展，正在采取的措施有什么效果。当然，现在说大话超过了任何限度。
“这就是我提出的报告。”
1977年11月1日
“我反对平静生活”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说，他读了《共产党人》杂志上强加给列宁的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的论述后，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杂志主编科索拉波夫打电话说：“应当谈一谈。”“好吧。”派来了汽车。
“我来回乘的都是他派的车。他说，我是对的，无法反驳我的意见。列宁的确没有说过，但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莫洛托夫故意强调这句话，并笑了笑，因为他已被开除出党了！），了解党的政策。
“‘遗憾的是，’主编说，‘您瞧，我不能发表您的信。’
“‘我并不强求，’我说，‘但是人民是骗不得的。’”
1977年12月28日
……谈起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其原因及严重的经济形势。
“我想，我们这里千万别发生这种事，”莫洛托夫说。“因为我们的经济正处于困境。提价不是出路。我想，应当改变社会关系，先从领高工资的党员开始。这对于我国将具有巨大的精神与物质意义。因为党中央中，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还占上风。斯大林死后，我们是靠斯大林时期的积累生活。”
“为斯大林干杯！”莫洛托夫用酒杯碰了一下盘子。“因为任何人都忍受不了他忍受过的一切。无论是精神上还是体力上！”
1970年12月18日
“我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提了一个书面要求。鉴于我研究某些党内问题，要求阅读该研究院中有关领高工资党员的材料。约一个月后我得到了回答。寄来了一份有关这一问题的决定清单。但没有决定的文字，即便如此，我已感激不尽。从文件看，取消党员高工资是1932年的决定。开始得还要早些，但从形式上取消则在1932年。
“事后有人对我说，按规定和决定．只有党员才能在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我作为一个非党员，只能看看决定目录。”
1986年3月11日
“‘愿意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如果我们这样对待波兰，就会给我们自己造成损失。
“一切同我们都是互相关联的。我们的计划经济应当牢固。否则有些人就会以剥削为生。那样就需要铁腕。不要欺负任何人，但也不要娇惯任何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秩序。当然还要有总路线。不要说空话，从生产开始，各领域都要实行严格的定额。分配领域也如此，不能让正直的工作人员吃亏，让有的人占便宜，不能这样做。只能按劳付酬。共产主义社会时当然不会这样分配，但目前还没有到共产主义。列宁说过：对生产和消费实行最严格的监督。如何才能保证做到呢？只能靠定额。这件事做起来很复杂，但是没有别的出路。如果我们不醒悟，就会倒霉。”
1980年l0月16日
“我们希望过舒适的生活，但是帝国主义不同意。”
“我明白，帝国主义是不会同意的，”我说。
“其实您一点也不明白，”莫洛托夫气呼呼地说，“您只在口头上承认。实际上一场更为残酷、更为危险的斗争正在掀起。可是我们不希望这样，因为我们希望能过好生活，又能展开斗争。可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
“我觉得，波兰发生的一切也可能在我们这里重演。要是我们奉行每天只写贺词的好心人的路线……这是说空话，是自吹自擂。不管有多难，我们需要斗争，可是我们却在制造幻想……
“我收到新年贺词时觉得好笑：祝您生活安定，等等。他们祝贺安定生活，可我知道这不可能。我反对安定生活！要是我想过安定生活，意味着我成了小市民！
“我觉得，斯大林犯了个大错——自我安慰。这几十年内，他比任何人使的劲都大。但还是犯了错误，因为他不是列宁。”
1981年11月9日
“社会主义社会中应当不应当有货币？货币应当被消灭。”
“价格下跌，工资稳定，食堂里免费吃面包……一切都习以为常，”我说。
“免费，这未必正确，还不是时候。这也是危险的，花的是国家的钱。如果花国家的钱，就应当十分妥善、谨慎。还应当注意国内的官僚主义，因为如果国家官僚化，它就会逐渐腐烂。我们这里已经有腐败的因素，出现了大量偷盗现象。有人会说，这是个别缺点。这怎么能算是个别呢？这是资本主义的恶习，我们却无力克服，可是我们已处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他们觉得发达的社会主义还不过瘾，又提出了成熟的社会主义！有货币和阶级，这算得上什么成熟的社会主义！”
“他们不明白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我觉得，我们处在发达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什么成熟的？即使光凭四周全是资本主义，成熟的社会主义也不可思议。如果社会主义成熟，资本主义为何会如此美好地并存？正因为社会主义还不成熟，它只是刚刚开始积蓄力量，刚刚开始成熟，所以资本主义才能存在。可是一切都在妨碍社会主义，一切都是冲着社会主义来的，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仍然有活力的国内的各种敌人，一切都是为了破坏我们社会的社会主义基础。
“他们骂我们的社会主义，可是没有比它更好的制度，至少目前不会有。至于已经存在的匈牙利式的、波兰式的和捷克式的社会主义，它们之所以能站住，就是因为我们能站住，在我们这里，经济基础是属于国家的。我们这里除农庄外，一切都是国有的。
“我们这里当政的只有一个党，它说什么，你就得服从。它指引方向。”
“要是方向错了呢？”
“即便错了，也不能反党。党是一支伟大的力量，但是要正确地加以利用。”
“如果不让说，又怎么克服错误呢？”
“这不容易。应当学会……比党更好的组织反正不存在。但是党是有缺点的。大多数党员文化程度不高。思想还停留在20至30年代的社会主义阶段，这是不够的。已经经过的时期是复杂的，但我认为，今后将更复杂。因为既要考虑到所有新的因素，又不能忘掉老的事实。这是难以做到的。不少人忘掉了这一点。一个阶段过去了，他们不管是否有关，只有一段时间能记住，然后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适应新阶段，在意识形态上去适应。这是对的。”
1983年6月16日
……莫洛托夫正在起草一份报告，他请了四个人来讨论。11月的一天，我们到了他的别墅。当时是下午3时半，天已黄昏。我们开了灯。莫洛托夫把几张纸放到桌上，纸上用颤抖的笔迹写了一个提纲。他的手颤得更厉害了，在安静的房间里都能听到纸发出的沙沙声。他把表放到桌上，开始说话。
“我的报告名叫：《苏联和争取建成共产主义》。”
他的报告，仿佛是对我们前几次谈话内容的归纳。我列出提纲中的几条：
“共产主义从何开始？现在处于社会主义的哪个阶段？列宁强调，要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是1961年的党纲却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已不需要，将出现人民国家。可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说过，人民国家是无稽之谈，是背离社会主义。人民国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这种国家可能是资产阶级的或是小资产阶级的。把现在的国家称作人民国家，是倒退，是荒谬绝伦的。”
“现在有人说，列宁不可能把一切都预见到。”
“说这种话的人，肩膀上长的不是脑袋，而是木疙瘩，”莫洛托夫说。“他在《论合作制》一文中写道，政权应当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但并不是只由工人阶级来实现社会主义。需要什么呢？”
“在政治上，不要人民国家；经济上不保留货币，而是推翻货币的压迫；思想上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而在我们这里是全民党，这太荒唐了。对于列宁来说，不讲阶级的社会问题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如果党是全民的，那么它就要反映市侩和小私有者的利益。我不会放弃这种观点，不管是否接纳我入党。我们只能是先锋队的党，工人阶级的党。我们一定要越过这个困难的一关，放弃党纲要我们遵守的小资产阶级作风。我们已经开始背离工人阶级立场，站到了所谓人民的立场。
“他们会说，要是在今天列宁就不会这样说了。但这样说并不是为了反对列宁过去的言论，而是为了反对党内的庸人，这种庸人很多。
“……1920年列宁签署了废除货币的命令……”
“可是没有货币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
“但是货币应当废除，”莫洛托夫坚持说。“货币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一部分。计划是消灭货币的决定性因素。货币只不过是劳动的钟表。劳动几小时，就得多少钱。您掩盖了货币的害处，因为许多人认为，没有货币是不行的！”
……冰天雪地，雪花在车灯的照射下变成火红色……
1983年11月7日
“很快就是革命胜利70周年了，可是阶级依然存在，货币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无论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没有预见到。
“我仍想努力来写这个问题，尽管这对我来说很困难，但却十分必要。”
“现在盛行一种看法，认为如果有一小部分人失业，对我们来说并不坏。有这种看法，”我说。
“是有这种人，但他们是市侩，彻头彻尾的市侩。”．
“有不少游手好闲的人。”
“应当采取措施。”
“怎么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强迫所有的人都工作呢？”
“我认为，这很简单。但是，既然我们不承认要消灭阶级，也就不忙办这些事。这是有腐蚀作用的。
“盗窃、投机倒把和欺骗盛行。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没有同这些现象作斗争，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习以为常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容忍的。不承认根本区别，绕开问题。”
“革命性严重丧失。”
“本来就没有革命性，”莫洛托夫说，“社会主义革命性。有过民主革命性。此后就没有往前走。现在理论家干脆放弃了消灭阶级。”
“他们说：农庄和农场，现在是一回事。都服从计划，服从区党委。已经没有多大差别。”
“大差别没有，但是差别毕竟是有腐蚀作用的。关于这一点应当特别说一说。目前这还是一个十分糊涂的问题。要是我们不弄清这个问题，就会倒退到资本主义，这是无疑的。”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斯大林取消新经济政策太匆忙了。”
“遗憾的是，斯大林对这个问题也考虑得很少。没有取消新经济政策，就过渡到了下一个阶段。”
“许多人认为，应当保留新经济政策。”
“这又是市侩式的思维方式。”
“可是这样想的人很多。”
“很多！我看是大多数。何止是许多，而是大多数。他们没有弄清这个问题。没有这方面的教导，也没有这方面的著作。”
“要是保留新经济政策，我们是不是会打赢战争？”
“很难说。新经济政策时期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会去打仗？……有人会说，这是教条主义者的想法。本世纪初也有人把列宁说成是教条主义者。那是孟什维克、经济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主力之一是经济主义者，他们认为，工人阶级的任务是为改善经济（而不是政治）地位而奋斗……”
1984年1月13日
摘自《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573页-6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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