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坤段子：99个毛主席的故事

乾坤段子：99个毛主席的故事

张承永汇编配诗

2010年9月9日

简介：张承永、男、安徽省合肥市人，1935年生，1954年参军，195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炮兵学校，历任排长、助理员、指导员、副教导员、宣传股长等职。1972年转业，先后在合肥市商业局、粮食局工作，历任局秘书科副科长、办公室主任、厂长、经理、党委书记等职。1996年退休。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员、合肥市庐州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庐州诗苑》副主编、《诗教论丛》、《安徽名胜诗词书法大观》编委、《当代中华诗词家名录》副主编。
引言
“段子”，一般是指在舞台上讲的相声、快板、山东快书等“段子”。小时候在三河老家，晚上在大圩埂上乘凉时，听老人们讲过“孟母三迁”、“岳母刺字”以及“小时偷针，长大偷金”等故事“段子”。时下，“段子” 亦与时俱进，进入了茶楼酒肆，舞场吧间。不过，“段子”有好与不好之分：好“段子”，宏扬正气，给人启迪，令人深思；不好的“段子”如现流行的黄段子（也叫荤段子），就成了一些达官贵人、能人先富们酒醉饭饱，茶馀饭后的开心之作。为了寻求刺激，热衷于黄段子的人，讲者绘声绘色，沫飞涟溅，听者面热心跳，想入非非。甚至互联网上、手机上亦广为泛滥，不可谓之不时尚也。
   毛泽东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爱诗，他的性格就是一首诗，著名摄影家徐肖冰说：“在捕捉镜头时，深深感到，他之所以能鼓舞起群众的心，是因为他本人首先为他所奋斗的理想所激励。他头脑里一切都是活生生的，所以这些照片也是活生生的。我就这样认识了毛泽东，他在我眼里是一首诗，一首神秘而磅礴的诗。”正由于他具有诗人的气质，跳跃式的思维，想象力奇特大胆，，语言生动，含蓄幽默，言简意赅。因此，他不仅会写诗，还是一位讲“段子”的高手，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本身就具有很多精采的“段子”。
幽默是睿智和机敏的表现。古往今来的政治家中，幽默高手如林，他们为人类进步增添了别样的风采。我 们都知道，毛泽东一生嗜书如命，他在晚年最喜爱看的古书中，就有《古今谭概》、《笑林广记》等笑话集，而且，毛泽东是公认的幽默大师，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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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善于用幽默风趣的语言评价复杂的政治事件，或用生动机智的语言说明某种道理。
毛泽东的幽默有一种非凡的感染力。比如，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与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谭政闲谈时说：“我知道你原来的名字叫谭世名。可你注意过现在的名字谭政了吗？”谭政如实答道：“这个我不曾想过。”毛泽东说：“你数一数‘譚（谭）政’两个字是多少笔画？”谭政比划完后说：“二十八画。”毛泽东说：“我的名字毛澤東（泽东）也是二十八画。咱俩从井冈山到长征再到延安，共事十五年有余了，大概你没有想过这一个十分简单的数字。好哇，这二十八画不平常喽，你看共产党、共产主义，这中间的‘共’字，就是‘廿八’嘛！”谭政恍然醒悟过来，会心地笑了。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又说：“我们都是姓共嘛，做了共产党的人，信仰共产主义，以前我写的文章，就用过‘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别人会想到‘毛澤東（泽东）’三字是二十八画，其实我这个笔名就暗喻着‘共’字。‘二十八画生’——共产党的一个成员嘛。” 再比如，1951年，彭德怀从朝鲜战场上回国汇报工作，毛泽东开玩笑说：“德怀呀，你我都是同石头有缘分的。你的字号叫石穿，我的乳名叫石三伢子，我们两个同是石头。”彭德怀谦虚道：“我岂敢与主席相比。主席是块稀世宝石，我彭某只不过是一块冥顽不灵的顽石。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毛泽东摆摆手说：“不，同样都是石头嘛。我们两块石头，一块扔给了杜鲁门，一块扔给了麦克阿瑟！”两人相顾，发出会心的笑声。像这样令人拍案叫绝的智慧机智的语言，在毛泽东的生活中是“家常便饭”。这不仅显示出一个满腹经纶的智者的才华，更显示出一个具有高度洞察力的领袖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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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高明的语言家学，毛泽东对讲话、为文的语言要求并不深奥，他特别强调要让老百姓听得懂，要生动活泼。早在1929年，毛泽东为红四军干部制定的《教授法》第六条就规定：“说话要有趣味。”
“说话要有趣味”，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要求，但似乎做起来却难得很，尤其是现在的某些干部，好像压根就不知道趣味是怎么回事。他们对群众说话，一股“官腔”，对下属说话，一股“僚腔”，同事之间说话，一股“黄腔”，对领导说话，一股“奴腔”，得意了，一股“傲腔”，失意了，一股“酸腔”。尤其是现在的官场上，无聊的“小段子”盛行，黄色的“小段子”占据着茶余饭后的有限空间，污染着干部的身心健康，污染着官场风气，用毛主席当年的话说，这样的干部“面目可憎”，而“面目可憎”的背后，却是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情趣！
《乾坤段子》是从几百个毛泽东故事段子中，选编了99个 “段子”。内容丰富多彩，故事情节传奇，思想健康向上，语言幽默风趣。且在每个段子的开篇配以诗作，以增加传统文化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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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巧释“四姓”……………………………………………1
（二）毛泽东名字及其由来……………………………………1
（三）毛泽东和他的恩师袁大胡子……………………………5
（四）毛泽东尊师敬师…………………………………………7
（五）毛泽东与张干……………………………………………11
（六）毛泽东的书法老师是谁…………………………………15
（七）谁是“毛体书法”的真正传人…………………………18
（八）毛家祖坟被掘与蒋家住宅受保护………………………22
（九）会师井冈…………………………………………………23
（十）毛泽东的两次“讣告”…………………………………25
（十一）毛泽东处理许世友“闹事”…………………………27
（十二）“一妻两夫”如何办…………………………………30
（十三）为了一个垂危伤员的心愿……………………………32
（十四）毛泽东的跟监报告……………………………………34
（十五）风趣诙谐谈“蒋风”…………………………………36
（十六）毛泽东在五台山………………………………………37
（十七）毛泽东关心病危小女孩………………………………41
（十八）毛泽东淮海决策内幕…………………………………42
（十九）一纸吓退十万兵………………………………………46
（二0）进京路上………………………………………………47
（二一）毛泽东妙笔生花 齐白石“废画”成宝……………49
（二二）毛泽东给潭小培点烟…………………………………52
（二四）毛泽东周恩来名片……………………………………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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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毛主席是掀起问责风暴第一人………………………59
（二六）毛泽东：我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62
（二七）“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68
（二八）毛泽东选择王震坐镇新疆……………………………71
（二九）“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73
（三0）毛泽东用才一绝：原国军上将任水利部长23年……75
（三一）“一定要把淮河治好”…………………………………91
（三二）新中国甲字第一号持抢证……………………………94
（三三）“杀了女匪首岂不可惜”………………………………95
（三四）毛泽东与象牙筷子……………………………………99
（三五）毛泽东如何处理礼品…………………………………101
（三六）毛泽东与石玉殿………………………………………105
（三七）“中国人民志愿军”名称的由来………………………109
（三八）毛岸英为什么上朝鲜…………………………………112
（三九）吴瑞林与毛泽东谈兵论战……………………………114
（四0 ）罗元贞《喜得毛主席亲笔信示儿》…………………121
（四一）毛泽东的“少两点”…………………………………122
（四二）毛泽东为何为曹操翻案………………………………124
（四三）毛泽东谒中山陵不忘群众路线………………………128
（四四）“要下一道命令”………………………………………129
（四五）新中国首部宪法为何删除“国家元首”条文………129
（四六）“我毛泽东太不够意思”………………………………131
（四七）“毛粒子”………………………………………………132
（四八）“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134
（四九）毛泽东怎样看待吃请……………………………………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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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0）风趣而霸气的“毛泽东式语体”………………………140
（五一）毛泽东授予原“美军上校”中将军衔…………………143
（五二）与毛泽东忘年之交的神秘女性…………………………147
（五三）毛泽东和赵朴初谈佛教…………………………………154
（五四）毛泽东“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三次尝试………156
（五五）毛泽东对李宗仁的投石问路……………………………157
（五六）“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160
（五七）马克思与秦始皇…………………………………………160
（五八）幽默调侃赫鲁晓夫………………………………………161
（五九）毛泽东水中“立正”震住赫鲁晓夫……………………162
（六0）卧室退苏军………………………………………………163
（六一）毛泽东和英国元帅的游泳外交…………………………164
（六二）“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核潜艇”…………………………170
（六三）毛泽东表扬“美国空军很守规矩”……………………172
（六四）毛主席的黄河恋…………………………………………173
（六五）毛泽东亲自决定建设“131”绝密工程………………185
（六六）毛泽东为何最推崇屈原…………………………………187
（六七）毛泽东与胡志明论贪官…………………………………191
（六八）毛泽东的生死观…………………………………………191
（六九）毛泽东论拆迁……………………………………………198
（七0）毛泽东对三峡工程的三大顾虑…………………………201
（七一）“一盏灯”与一个火柴盒………………………………205
（七二）毛泽东大手一挥：“扫了它”…………………………206
（七三）毛泽东处理战将王近山婚外恋毫不留情………………207
（七四）毛泽东代党还债…………………………………………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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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毛泽东新中国管天管地的三大科学家…………………213
（七六）毛泽东与任继愈…………………………………………216
（七七）毛泽东与“裸体模特”风波始末………………………220
（七八）珍宝岛保卫战……………………………………………223
（七九）氢弹平边境………………………………………………225
（八0）毛泽东密授四老帅化解天大危机………………………227
（八一）毛主席的心事……………………………………………229
（八二）毛主席决定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248
（八三）“臭老九”的由来………………………………………263
（八四）毛泽东满足尼克松索要墨宝的要求……………………264
（八五）毛泽东为何保留尼克松名片和酒杯……………………266
（八六）毛泽东发明的英文单词…………………………………269
（八七）毛泽东的小国外交………………………………………272
（八八）毛泽东运筹帏幄的最后一仗：西沙保卫战……………272
（八九）“他（老布什）能够成为总统”………………………285
（九0）毛泽东接人待物的特点…………………………………285
（九一）毛泽东为什么一再高看“当代白起”粟裕将军………294
（九二）“君今不幸离人去，国有疑难可问谁？”……………297
（九三）薄一波心目中的毛泽东…………………………………299
（九四）“为什么要听外国的？”………………………………301
（九五）香港回归…………………………………………………304
（九六）国宴瘦身：毛泽东曾批吃的没有扔掉的多……………305
（九七）改诗为己用………………………………………………316
（九八）毛泽东过春节……………………………………………318
（九九）毛泽东生前写下的最后一封信和最后一句话…………323——4——
（一）巧释“四姓”
诗曰：    未出茅庐山里娃，知书达理识桑麻。。
 赵钱孙李妙言解，心系普通百姓家。
至今，韶山地区还流传着少年毛泽东“巧释‘四姓’”的故事：有一天，毛泽东从韶山去外婆家棠佳阁，行到石砚冲山边，突然有一个人双手叉腰挡住了去路。这个人是当地一有钱人家的子弟赵某，平时横行乡里，欺侮贫弱，经常在穷人面前卖弄文墨，附庸风雅，他早已听说毛泽东聪明机智，这次要故意难难毛泽东，出一口气。
赵某说：“我知道你是文家外甥。今天我要考考你，若能答出题，我让你过去，若答不出题，别怪我不客气，你得大方框关小方框。”毛泽东不慌不忙，也来个双手叉腰，说：“你爱问就问吧！”赵某说：“百家姓里‘赵钱孙李’分开如何解释，合起来是什么意思？”毛泽东稍加思索便说：“赵公元帅的赵，有钱无钱的钱，龟孙的孙，有理无理与李同音，这是分开解释；合起来的意思：大宋天子赵匡胤说过：有钱龟孙不讲理！”
毛泽东不仅按要求回答了赵某的刁难，而且巧妙地骂他是“有钱龟孙不讲理”，赵某听后，满脸怒气，但又无处发泄，只好让毛泽东过去了。
（《毛泽东一家人》-韶山网）

（二）毛泽东的名字及其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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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曰：           日出韶山冲，英名毛泽东。
终身献马列，光耀九州红.
毛泽东出生在湖南农村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在那个时代，那个地区，孩子出生后找算命先生看八字是一种风尚。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家境尚好，更不会例外，而且是请当地很有学问的先生给毛泽东看八字起名，这位先生看这个毛家伢子命里土火两旺，木为用神，就为其取名“泽东”字“润之”，意为“泽（取）东海之水润之”，若以现在的常人来看，毛泽东年上七杀，又旺于月令，七杀为葵水，再以东海之水润之，其命休矣！却不知道这正是老先生的高明之处，七杀乃凶神也，既然占据年干月令，已不可逆转，不若丢掉幻想，彻底从杀，方为上策。少年毛泽东体弱多病，乃七杀为祸，故有高人指点其父，令拜巨石为“干娘”，因七杀为水，土石可制也，取名石三伢子，
从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文稿书信来看，其所署名有毛泽东、毛石三、泽东、润之、杨子任等10余个。毛泽东这些名字是有着特殊而深远的意义。
1893年12月26日清晨，毛泽东在韶山冲出生，父亲毛顺生与母亲文七妹在此之前已生过两个男孩，都夭折了，所以对毛泽东倍加呵护。1898年毛泽东5岁，为祈求长命富贵，母亲文氏领着他来到韶山观音石前焚香跪拜，认了“石干娘”。因毛泽东排行第三，从此，父母家人以及乡人都叫他为“石三”或“石三伢子”。
1910年秋，毛泽东离开韶山冲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读书，因其仰慕梁启超（号任公）的犀利思想和泼辣文笔，便以“子任”为笔名，其意为以天下为已任。
1915年下学期，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的毛泽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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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志同道合的战友，在长沙各学校贴出《征友启事》，“启事”署名为“二十八画生”。二十八画即毛泽东三个字的繁体笔画数（毛澤東）。两年后，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论文《体育之研究》亦署名为“二十八画生。”
也是在一师求学的时候，一次毛泽东写信给杨怀中老师（即杨开慧之父），署名“毛学任”。杨问：“这是何意？”毛答：“学梁任公”。杨随即拿出一部《胡文忠公全集》送给毛，要他学习胡林翼（字润芝）。毛反复阅读此书后，改字为“学润”。杨说：“司马卿崇拜相如，改名相如。你既尊敬胡林翼，就改字润芝好了。”于是毛泽东又改字“润芝”，或写成“润之”，有时还写作“永滋”、“咏滋”、“咏芝”或简写成“润”，这大多为近音所致。
当时，毛泽东还有个“毛奇”的外号。这个名字本是德意志建国时一位赋有文韬武略的著名将军（德文为MOLKT，音译为毛奇），同学们给他取了这个语意双关的外号，表明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志向非凡，才华超群，深受学友们的爱戴与推崇。
1929年7月至10月，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领导岗位（毛的前委书记职务由陈毅接替），去福建农村治病疗养，他化名为杨引之，夫人贺子珍则化名为贺紫英。当时，毛泽东提出的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建立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等正确观点和原则，未被党的领导和同志们理解与接受，于是毛泽东“病”了。隐退闽西，审时度势。其“引”为“隐”的谐音。
1936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写信给国民党统治区的老同学易礼容，署名“杨子任”，毛泽东和老同学以“子任”共勉，意在希望对方和自己一道为拯救中华民族而共同努力。以杨姓则寄寓了毛泽东对前妻杨开慧烈士的无限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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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向陕北、山东等地发起重点进攻。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寻找歼敌良机，党中央决定将中共机关撤出延安。毛泽东说：“我们不可能固守一城一池，今天放弃延安，就意味着将来解放南京、上海，解放全中国。在胡宗南的强大攻势下，现在守延安则失延安，暂时离开延安则得延安。”这时毛泽东化名“李得胜”。（同时，周恩来化名胡毕成、任弼时化名史林）。那“李得胜”的谐音，即“离得胜”，意为现在离开延安，则今后得到延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
在上述众多的用名中“毛泽东”这个名字无疑是最响亮而又最令人崇敬的。
1942年冬，陕北边区的赶驴老汉李有源，情不自禁地放开歌喉唱响了《东方红》，以表达他对毛泽东的敬爱与感激之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毛泽东”名字中的“泽”是按辈份取的。
乾隆二年（1737年）毛氏创修《族谱》时，从第七代起（太华公为第一代），制订了固定谱系，恰为一首五言诗：
立显荣朝士 文方运际祥
祖恩贻泽远 世代永承昌
孝友传家本 忠良振国光
起元敦圣学 风雅列明章
毛泽东的辈份为诗的第三句，属“泽”字辈，故应取“泽”。至于“东”，古人以东南西北对春夏秋冬，伯仲叔季，取其老大之意。毛泽东虽排行第三，却为兄弟中居长，理当为“东”，这便是毛太华公第二十代孙毛泽东派名（正名）的由来。
大文豪郭沫若出于对毛泽东的无限敬佩，曾挥毫作对，把“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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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和“润之”四字，分别巧妙地嵌在联首和联尾：
泽及中华 十亿万人民皆被润
东升红日 五千年瘴气尽收之
郭老以人名入联，恰如其分地评价了一代伟人——毛泽东光辉业绩，实为古今绝唱。
（蒋盈阶《毛泽东名字及其由来》）

（三）毛泽东和他的恩师袁大胡子
诗曰：    大笔如椽惊世殊，名师自古出高徒。
擎天玉柱从苗起，有感当年袁大胡。
袁大胡子就是袁吉六先生，其人身材魁伟，喜蓄长鬓，祖籍湖南隆回县，清同治七年（1868）农历四月初十出生于湘西保靖县葫芦乡，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举人。他学识渊博，一生不入仕途，而致力于教育事业，他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教员，从1914-1918的五年间，一直教授毛泽东的国文课，对其影响颇深。
每周一次的作文课是毛泽东喜欢的课程。他的作文观点新颖，文笔流畅，为同学们所推崇，不料袁先生崇高故要求极严，他的作文居然够不上“及格”水平。
在袁先生的指点下，天资聪颖的毛泽东“改变文风”，不久就能写出像样的古文了。袁先生则常常在他的文章后批上“孔融笔意”“昌黎手法”等评语，并发给学生传看。
袁吉六先生对毛泽东格外器重，十分关注他的学习。袁先生嗜书如命，他的书籍轻易不借给别人阅读，唯有毛泽东例外。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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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袁先生的儿子在翻阅其父的旧书时，还发现了毛泽东当年亲手写的借书条。
袁吉六先生要求学生相当严格，有时还有些过分，以致与学生产生矛盾。他与毛泽东也发生过一次不愉快的冲突。毛泽东认为每次作业都是自己理解能力与社会观察的记录，他习惯于在结尾处注明日期，以便保存。袁先生也许是不理解其用意，却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学生的作业是让老师批改的，不必如此这般，他连续两次勒令毛泽东将写有日期的作业撕掉，重抄一遍，毛泽东均未服从。于是，在课堂上，生性急躁的袁先生怒火中烧，将毛泽东的作业当众撕下来，气得毛泽东起立质问，并要拖他去校长室评理。此事虽闹得不愉快，但并未影响毛泽东对脾气古怪的袁先生的尊敬。
1915年，第一师范掀起了反对当局增收学费，驱逐校长张干的罢课运动。毛泽东起草了一份反对张干的传单，张干恼羞成怒，要挂牌开除以毛泽东为首的17名“闹事”学生的学籍。袁吉六先生挺身而出，拔刀相助，与杨昌济、徐特立等教师联合起来反对，张干难以一意孤行，开除之事只好作罢。袁吉六先生很赞赏毛泽东的敢做敢为，常常捋着胡子对人说：“挽天下于危亡者，必斯人也！”
在毛泽东离开一师不久，袁吉六也离校去了新化戴家凼定居，在那里著书立说。此后师生两人天各一方，未再见面。1932年，袁吉六先生病逝，葬于原籍隆回县罗洪乡白莲村。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百忙之中多次打听袁吉六先生的下落。当他得知恩师已作古多年时，深感悲痛。其时袁吉六先生遗孀戴常贞老人生活艰难，王季范先生特为此致函毛泽东，信中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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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其中有句云：“一字千金何处报，其妻老病绝粮时。”毛泽东读后感慨百端，立即复信，并嘱咐长沙市民政局每月发给戴常贞老人30元的生活费。1951年，毛泽东还特致函湖南省省长王首道，让他派人接戴氏老人赴京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观礼。1952年，为表达对恩师的怀念之情，他亲笔题写了“袁吉六先生之墓”的碑文。后来隆回县政府拨款重修了坟墓，将毛泽东手书的碑文刻于3米多高的石碑上，立于墓前。
（蒋盈阶《毛泽东和他的恩师袁大胡子》）

（四）毛泽东尊师敬师
诗曰：    情系黉门数十春，呕心沥血育新人。
满堂弟子千秋业，一世园丁几代恩。
粉笔无心催白发，夕阳有意照黄昏。
高风亮节为师表，怀玉当思琢玉人。
尊师，是人类的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古训名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供奉，都说明了对“师”的尊重和崇敬程度，而“欺师灭祖”则被视为人神共愤罪不可恕的最大恶行。人民领袖毛泽东身居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位仍不忘师恩，他尊师敬师的故事更是传为佳话，为世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毛宇居是毛泽东的堂兄，也是毛泽东的启蒙老师。1906年，13岁的毛泽东曾在他的门下就读。虽然只读了10个月的书，但对这位启蒙老师的恩情他始终不能忘记。 1950年5月，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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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子毛岸英要回湖南办事，他特地叮嘱儿子去看望乡亲，去看望毛宇居这位岸英的堂伯和师伯。1950年9月，毛泽东派人送信到韶山，邀请恩师毛宇居到京叙旧。毛宇居一行抵达北京，当晚，毛泽东在他的住处设家宴为毛宇居一行接风洗尘，热情招待。毛泽东还安排毛宇居参加了国庆一周年的观礼和宴会，陪他参观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又派员陪同他乘飞机鸟瞰了古长城。因毛宇居是第一次从南方到北方，毛泽东怕他不适应北京的气候，特地为他买了皮大衣、皮鞋等，看他牙齿不好，又为他全部换了假牙。毛泽东将自己对老师毛宇居的那一片感激之情，全部凝聚在对他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之中……。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毛泽东走进韶山招待所——“松山一号”后，对韶山派出所所长和招待所所长说：“你们去把这里的‘山神’、‘土地’找来”，“把我大哥也接来”。毛泽东说的“山神”“土地”指的是韶山公社、大队的负责人，他尊之为“大哥”的，就是毛宇居。不一会儿，毛宇居夫妇和他们的女儿被人接到“松山一号”，毛泽东闻讯急忙出来迎接，并将他们留住在招待所，尽情地叙述旧时的兄弟与师生情谊。第二天，他特地让毛宇居陪同视察田园生产。晚上，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在松山招待所设宴招待韶山的父老乡亲，被邀请的宾客中有毛泽东的亲属、师友、烈属、老赤卫队员、老地下党员等等。毛宇居被特意安排在上桌。毛泽东端起酒杯向毛宇居敬酒，毛宇居连忙站起来，连声说道：“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边扶老人坐下，边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徐特立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比毛泽东长16岁，他只有六年半学历，靠自学而精通古文、历史、地理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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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等知识。他的生活作风和治学方法对毛泽东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徐特立积极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和延安一直从事革命教育工作，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称徐老是他“最敬佩的老师”，对他敬如长辈。
1937年2月1日，是徐特立60岁的生日。1月30日，在延安各界为徐特立举行60寿辰庆祝大会的前一天，正忙于制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毛泽东，怀着对师长的尊敬心情，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信给徐特立，为他祝寿。这封信充分肯定了徐特立“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高尚品德。并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这句话成为中国几代人尊师敬师的至理名言。建国之初，毛泽东尽管政务十分繁忙，仍忘不了他与徐特立之间的师生情谊。一次，毛泽东特地派人来到徐特立的住地，邀请他到中南海家中吃饭。席上，还专备了几样家乡风味的菜肴招待老师———一碗湘笋，一盘青椒，这是两人都爱吃的。毛泽东抱歉地说：“徐老，请你来，没有好菜吃。”徐老笑着说：“人意好，水也甜嘛！”主席要让老师坐上席，徐老说：“你是全国人民的主席，应该坐上席。”毛泽东马上说：“您是主席的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您更应该上坐。”硬是让徐老坐了上席。毛泽东见老师穿着还像当年那样简朴，就将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呢子大衣脱下来送给老师，说是以表学生心意。徐特立接衣在手，激动不已。他的心潮起伏翻腾：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可又是个极富感情的人。他敬老尊贤，像今天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自己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还是胡宗南大举出兵进攻陕北之际，毛泽东为了徐特立的安全，让他先撤离延安，他自己则率数万人马与20万敌军周旋。当徐特立离延时，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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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去送行话别。当时，毛泽东检查徐特立的行李准备情况，发现没有热水瓶，立即命令工作人员从他仅有的两只热水瓶中拿来一只，送给了徐特立……徐特立想到这些，不禁老泪纵横，唏嘘有声。
  毛泽东对一师的老校长张干的深情厚谊更是被传为佳话。一师是一所全部免费的学校，连伙食、制服也是供给的。后因学校经费奇缺，张干向省政府建议，规定学生每月须交纳10元学杂费，致使一些贫困家庭出身的学生面临失学的危险。为此，学生们决议罢课“驱张”。毛泽东在同学中文章最著称，大家推举他起草了一份《驱张宣言》，并广为张贴和散发，立即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张干被弄得坐卧不宁，一气之下，扬言要开除毛泽东等17名学生的学藉。后经杨昌济、徐特立等老师的劝阻，张干才收回成命，改为给毛泽东记大过处分。
新中国成立后，张干贫病交加，最困难时竟无米继日，几次想给毛泽东写信，但几件往事又使他难以启齿。一是“驱张运动”中，提出开除毛泽东，还给了个“记过处分”；二是经过土改，张干被划为地主，一个地主怎么能向国家主席请求援助？三是在国共双方重庆谈判前夕，曾被人所用，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敦促他“应召赴渝，赞襄国政”，还要他“幸勿固执，致人失望”，这岂不是替国民党蒋介石说话吗？张干越想越觉得有愧于学生毛泽东，更害怕毛泽东责怪于他。
1950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所邀请原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王季范、徐特立、熊瑾玎、周世钊和谢觉哉等人吃饭。席间谈起了几十前的往事，自然就说到了张干。就在这次饭后，毛泽东写信给当时主持湖南省工作的王首道，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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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省政府每月给予若干津贴米，供资养老。于是，1200斤救济米和50万元（旧币）人民币很快送到了张干家。毛泽东还亲自写信表示对张干“生活困难情形，极为系念”。更令张干欣慰的是毛泽东邀请他到北京住了两个月，向子女介绍说这是自己的好老师。在京期间游览京津名胜古迹，登上天安门观礼台，乘坐飞机鸟瞰长城和首都风光，卫生部副部长受毛泽东之托亲自为张干等师友检查身体。毛泽东还用自己的稿费买了许多生活品相送。临别时又让工作人员送给150万元（旧币）和一瓶鹿茸精。工作人员对他说：“主席要我嘱您每天饭前二十分钟服二十滴，还特别关照，请您多保重身体。”张干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眼角泪水泉涌……
毛泽东尊师敬师的感人事迹举不胜举，对教育和引导过自己的老师，他都始终如一的敬重、报答。他曾对张干诚挚地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这样的‘寸草心’，是怎么也难报答尽老师‘三春晖’的啊”。
（尹高朝《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

（五）毛泽东与张干
诗曰：世事无常变化多，当年学子奈师何。
今朝以德报前怨，谱出高风亮节歌。 
  1913年春，年仅20岁的毛泽东自愿报考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当校长看了他的作文试卷后，不禁连声称赞：“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结果，名列榜首的毛泽东被该校录取。
1915年，当时湖南省议会颁布了一项新规定：从下学期开始，每个学生须交纳10元学杂费。这首先遭到了那些家境贫寒或因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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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得不到家庭接济的大多数学生的强烈反对。须知，这等于让他们多读半年书，多拿半年学杂费啊！有人透露：这个所谓“规定”，是该校校长张干为了讨好当局而向省政府提出的建议。于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们纷纷举行罢课，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
  他们首先在校园内外大量散发传单，无情揭露校长张干的所谓“劣绩”，诸如“不忠、不孝、不仁、不悌”等等，企图通过舆论把张干搞垮。可是，毛泽东看了，则不以然，感到他们这样去写并没有打中张干的要害。他心平气和地对大家说，我们不是反对张干当家长，而是反对他当校长。既要赶走校长，就要批评他办学校如何办得不好。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的意见很对。于是，毛泽东重新起草了一份传单，批评校长张干如何对上奉迎，对下专横，办学无方，贻误青年。并连夜派人赶印出来，次日清晨带回学校，广为散发。这样一来，可把张干气火了！有一个学监向他告密说，这份传单是二年级8班学生毛泽东写的。而身为一校之长的张干，也断定这篇内容充实、自出机杼、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的文字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于是，张干当即决定：要挂牌开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7名带头“闹事”的学生。消息传出以后，曾经为毛泽东讲授过修身、教育和伦理学等课程的杨昌济先生（即杨开慧同志的父亲）对此愤愤不平。他在课堂上谈到这个问题时，便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端端正正地写下这么两句诗“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是啊，杨昌济先生决不会容忍学校当局把他一向期望很大，并视为“柱天大木”、“当代英才”的毛泽东开除的！于是，他先后联络了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袁仲谦等先生，仗义执言，据理力争，并为此专门召开了全校教职员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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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为学生们鸣不平，共同向校长张干施加压力，迫使校长张干收回成命。可是，一师的学生们并不就此罢休，他们继续发动罢课，重申自己的誓言：“张干一日不出校，我们一日不上课！”在众目睽睽之下，校长张干再也混不下去了，只好卷起铺盖走了。
35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解放初，66岁的中学教员张干惶惶不安：一是恼恨自己当了“地主”。他家本是贫农，以后任教40余年，靠积蓄购置了一份田产，未想却成了地主；二是当年的学生毛泽东如今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悔当初不该提出开除他，又给记大过；三是在重庆谈判前夕，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请他“应召”赴渝，还要他“幸勿固执”，这不是替蒋介石说了话吗？张干日夜在惶惑与苦闷中生活，又兼生活窘困，有时竟无以为炊。他想给毛泽东写信，却拿不起笔来。
1950年10月5日，毛泽东在自己的家宴上，向湖南一师校长周士钊打听起张干来。在座的还有徐特立、谢觉哉、熊瑾玎等人。他听说张干一直在教书，当时很受感动，说：“张干这个人很有能力，30多岁就当了一师校长，不简单，原来我估计他要向上爬，结果没有。解放前吃粉笔灰，解放后还吃粉笔灰，难能可贵！现在看来，当时赶走他没多大必要，多读半年书有什么不好？”周士钊接着把张6口之家的生活窘况和愁苦心境一一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感慨系之，不假思索地说：“对张干应该照顾，应该照顾！”10月11日，毛泽东致函湖南省主席王首道：“张次岑（张干别号）、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在均70多岁，一生教书，未做坏事。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省政府每月给津贴米若干，供资养老……并请派人向两先生予以慰问。”于是，1200斤救济米和人民币50万元（旧币）送到了张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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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张干感激异常，夜不成寐。灯下，握笔含泪给毛主席写信。“润之吾弟主席惠鉴：敬启者，……深感吾弟关怀干的生活，（弟）经国万机，不遗在远，其感激曷可言喻？”接信第二天，毛泽东就亲自给张干回了信，言对张干的生活困难“极为系念”，这一语牵心动肠，力重千钧。张干欢欣鼓舞，以他的学生中出了这样一位伟人而高兴，感到这是他最值得骄傲的一天。一家人将信看来看去，笑逐颜开，张干的病似乎也好了一半。他曾给毛泽东记大过的事，原来是讳莫如深的，此刻竟忘乎所以，向家人絮絮叨叨摆谈起来，宛如一个天真的孩童。
1951年秋，张干应毛主席之邀赴京。到京后，毛主席又请来青少年时代的师友罗汉溟、李漱清、邹普勋，到中南海一起吃饭。叙谈间，毛主席叫来子女，向他们介绍自己的老校长和师友，诙谐地说：“你们平时讲你们的老师怎么好，这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也很好。”大家顿时消除了拘谨情诸。张干这时却想到当年那场学潮，一边吃，一边作检查。毛主席缓缓地摆摆手：“我那时年轻，看问题片面。过去的事，不要提它了。”饭后，主席陪他们参观中南海，看电影。几天后，毛主席派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来为张干等人检查身体。在京两个月，张干不但国庆时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游览了京津名胜，还乘飞机鸟瞰了长城风光。不久张干回到湖南受聘为省军政委员会参议室参议、省政府参事室顾问。每月""领取的聘金，加上学校的薪水，使一家生活有了保障。他常参议国家大事，应邀作报告，深为人敬重。60年代初，人民生活比较困难。张干此时身体不适。不久，他又收到了主席的信，说“寄上薄物若干”。谁知他竟收到了毛主席托省委书记张平化同志捎来的2000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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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初，张干曾在病中两次写信给毛主席，请他设法帮助其女儿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接信后，毛泽东同志一面积极为老校长张干分难解忧，一面给湖南省副省长周士钊写了一封亲笔信：“老校长张干先生给我来信，尚未奉复。他叫我设法帮助其女儿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此事我正在办，未知能办得到否？如办不到，可否另想办法。请你暇时找张先生一叙，看其生活上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协助。叙谈结果，见告为荷。”不久，毛泽东同志便接到了周士钊的复信。
1963年5月26日，毛泽东同志亲笔给张干写了一封回信：次岑先生左右：两次惠书，均已收读，甚为感谢。尊恙情况……寄上薄物若干，以为医药之助，尚望收纳为幸。敬颂早日康复。
文化大革命时，有人造谣说张干家藏有金银，是剥削来的。加上他当过“反动校长”，便于1966年9月抄了他家，抄走了张干心爱的书籍、资料，外带500元存款。张干凄楚异常，病体难支。他的幼子张六如悄悄进京，见到了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他出示了毛主席与父亲来往信函和合影，带回一封加盖了中央办公厅大印的函件并500元生活费。于是被抄去的部分东西和500元存款，给退回来了。
1967年元月21日，张干病逝，享年83岁。
（尹高朝《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

（六）毛泽东的书法老师都是谁？
诗曰：    龙飞凤舞势奔腾，笔走险锋神鬼惊。
多得名师曾指点，自求一体浑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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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体书法的豪迈雄健、磅礴奔腾、胸纳海川、浑然天成之气势确实是无人能敌。老人家的书法还很符合当下书坛的审美,具有强悍的感染力和征服力,绝对会激亮你的眼球和震撼你的心灵.
如此高超的书法是如何练就?毛泽东的书法老师都是谁?
在书法方面对毛泽东影响大的有三位老师。
 第一位就是毛宇居，即毛泽启，又名蕊居、禹居。他是毛泽东的堂兄，长毛泽东12岁。为人正直、练达，诗文书法都好，颇具才学。韶山冲的乡邻常请他代写书信、对联等，有“韶山一枝笔”美称，深受尊敬。他是毛泽东古文和书法的启蒙老师,当时他教的主要是正规的唐楷,以欧体为主,这为毛泽东的书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位是孙俍工,原名孙光策,又号孙僚光.与毛是同年生人,在湖南第一师范教文学。那时候,毛泽东已经是一师附小的主事,就是主要负责人了。但他还是喜欢听高水平的课,孙俍工的课他就常去。后来感觉孙老师的书法好象更能做他的先生,于是甘当小学生,虚心请教，得其真传。这期间,主要是学二王即王羲之、王献之的比较多,但毛泽东临帖往往都是意临。
第三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黎锦熙，他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一位颇有名气的历史教师，同时还是出色的诗人和书法家。他比毛泽东仅大三岁，而且是湘潭老乡，彼此共同语言很多。虽为师生，却很快建立起朋友般的情谊。黎锦熙曾与杨昌济等办刊物《公言》，抨击教育弊政。毛泽东对此很有兴趣，时常帮助抄写文稿。期间有三个青年学生帮他抄过。一个是不问文稿的内容，什么都照抄；一个是凡见到文稿中有问题，总要提出来，并代为润色的；一个是看到他不同意的文稿，干脆就不代抄。这三个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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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位后来成了著名的作家，那就是田汉。第一位默默无闻，第三位便是毛泽东。那时黎锦熙就注意到了毛泽东的书法天才，对其精心指教。他十分注重传统，告诫毛泽东一定临摹经典，魏晋是重点。
就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也相应于心。黎师曾多次写信给毛泽东谈时事更谈书法。在他的指导下，毛泽东书法境界大大提高，渐成风格。北京和平解放后，毛泽东进京的第一件事就是驱车到和平门北京师大宿舍，一声“黎老师”，道出千古情。1949年10月，黎锦熙受党中央、毛泽东之邀，参加了开国大典。毛泽东也曾请这位老师在政府部门担任实质性要职，但黎师已是淡泊名利，只愿潜心于教育和著述。
五十年代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历史和书法，有时也吟首小诗。毛泽东的书法此时已远超黎师。
那个时候还有一位皇满贵族之后也效仿当年毛泽东，借给北师大黎老校长抄文稿时机，请教书法。那就是后来同样大名鼎鼎的启功。北师大的书法之所以闻名全国，是因启功，还是黎师？
在三位老师的指引下,毛泽东广涉古帖,并且把目标一直定位在草书，草书是书法各体之王，号称是书法王冠上的明珠，是书法的巅峰。
其中怀素和索靖对他影响极大。
在对前人继承的基础上，他更是大胆的创新求变，追求书法艺术的个性化、敢于跳出古人的藩篱和束缚，狂放中不失秀美、吸千年遗韵，熔众家之长，龙飞凤舞、俏俊飘逸、大气磅礴、豪放酣畅，终成自我风格！
老人家的书法中处处渗透着哲学家的思维,字的大小反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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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点画注重相向和相背的统一,笔画的纵横穿插,令人见字思辩证。
用“游云惊龙”来形容毛泽东的书法是最为恰当不过的。
极具穿透力和强烈震撼力的毛体,在中国书法史上竖起了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网友红毛虫《》2009-6-2）

（七）谁是“毛体书法”的真正传人？
诗曰：    患难相同分外亲，视如父女感情真。
耳濡目染终成就，毛体书传第一人。
　她是位烈士女儿，自幼在军营里长大，经历颇富传奇色彩；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位女文化部长，曾开创总参文化工作史上“十三个首创”。同时，她又是一位艺术家，一生致力于“毛体书法”的研习，并得到过毛泽东的亲传......她，就是“毛体书法”的真正传人李静。
　　被毛泽东认作女儿
　　李静并非毛泽东的亲生女儿，她是位烈士的女儿，后来毛泽东主动把她认作了女儿。
　　1937年，李静出生于江苏邳州，是随着卢沟桥的炮声降临到这个世界的。父母均是富有正义感的医生，在当地颇有名气。因为李静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诞生的，父母为她取名“胜利”。
　　台儿庄战役后，李静的父母被张爱萍将军接到新四军中。1943年，新四军四师领导邓子恢、彭雪枫派李静的母亲王荫桐打入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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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区做伪顽策反工作。当时李静只有五六岁，她和最小的哥哥跟随母亲一起到了敌占区。一天清晨，因为叛徒的出卖，年幼的李静在睡梦中被惊醒，亲眼目睹了母亲被反动派杀害的情景。后来李静被部队接回，成为当时新四军中年龄最小的文艺女战士。朝鲜战争爆发后，15岁的李静随志愿军赴朝作战，活跃在志愿军前沿阵地上。
　　从朝鲜回国后，作为有功之臣，李静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毛泽东握着李静的手，关切地询问她的名字和身世。李静告诉毛泽东：“我叫李胜利，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被敌人杀害了。”毛泽东半晌未作声，蓦地挥舞着巨手，高声对李静说：“你的妈妈是革命烈士，我的妻子也是革命烈士，她们都是有功之臣，我们不能忘记她们。你姓李，叫李胜利，我也姓李，叫李德胜(毛泽东撤离延安时使用的化名)。我的孩子们都姓李，你也是我的女儿。”毛泽东的一番话，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也使李静泪流满面。
　　从此，毛泽东就像一个慈父，走进了李静的生活。在毛泽东身边，李静得到了父亲般的关怀。毛泽东指定李静读一些书，检查她的文化课作业，教她写日记和家信，给她讲解做人和处事的道理。
　　有一次，李静要给远在江苏老家的父亲寄20元钱，刚填好的汇款单被毛泽东看见，他半开玩笑地说：“李静呀，每个月就给父亲寄20元钱，未免太小气了吧？”李静认真地说：“主席，我每个月工资60元，要吃饭，要买书，每月寄20元不算少了，应该算是孝顺的了！”毛泽东听了李静的辩解后，仍坚持说女儿寄少了，说话间，拿起毛笔在汇款单上添了个“0”。李静至今清楚地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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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汇款短缺的180元，是毛泽东从自己的稿费中支出的。
耳濡目染学“毛体”
　　经常在毛泽东身边，李静耳濡目染了他那遒劲潇洒的毛体书法。起初，李静只是在毛泽东兴致所至，挥毫泼墨时才在一旁观看品赏，久而久之，就似乎有了些悟性。后来，毛泽东得知她在研习自己的书法风格，很高兴，便经常亲自指点。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之后，有一次，李静拿着自己模仿的作品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连声称赞：“像，像，这简直就像是我自己写的嘛......”
　　还有一次，李静把毛泽东一幅手书照葫芦画瓢临摹下来，请毛泽东赐教。这时候，李静的书法水准已初见功力，毛泽东看后大喜。见李静对书法的感悟力这样好，他就耐心地向她传授了毛体书法的艺术。后来，毛泽东在指点她的同时，还多次亲书《蝶恋花》、《咏梅》等诗词作品相赠，供其研磨、赏读。
　　李静说：“学习主席的书法风格，开始也不是刻意的。那时，主席写东西几乎都是用毛笔，我在主席身边久看久学，慢慢地就领悟出了主席用笔的习惯和书法的风骨。”
　　通过一番悉心研磨，她不但深深领会毛体书法的精髓，而且能注入新意，其书法豪迈处奔腾驰骋，荡气回肠，柔婉处清新俊秀，笔意轻灵。
　　李静说，主席的书法从形成书风到深化升华，后到步入巅峰，不论是题字、题词和写书信，哪怕只是写上两个字，或一个短句，或几句短文，都“雄浑豪放，字字精神”。这是他老人家书法整体气氛的主线。这条主线，尤其是进入上个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就更加突出了。比如主席为她抄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这几个字，第一二两个字连用行书，其余几个字都用草书，且字字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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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连属。整幅题词“雷锋”两个字大些，其余字稍小，行笔流畅，参差错落，布局美观。这就使我们不由得想到主席在题词时，感情激荡，一气呵成，更显得有力！这幅作品每个字的右半部都高于左半部，造成一种磅礴气势，布局巧妙、饶有韵致和富有感染力。
　　在书法界有一种说法：“毛体”在中国只有两个人得其真传，且都是女性，一个是江青，一个是李静。很显然，这与毛泽东的亲传是分不开的。
用书法作品纪念一代伟人
　　“文革”期间，李静任北京市委文化组长。江青早就对这个“从天而降”、“来路不明”而又被毛泽东关爱有加的女儿怀恨在心。于是她污蔑说李静的母亲是个“假烈士”，接着又找了一个借口，把李静投进了部队一所监狱，残酷迫害，险致其死，幸亏后来毛泽东得知此事，派人解救，她才幸免于难。
　　在以后的几十年，无论工作怎样繁忙，李静在书法道路上始终勤练不辍。她的毛体书法，逐渐完成了从“形似”到“神似”质的跨越，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数十年提笔挥毫的起起落落间，李静赢得了“军中女杰一支笔”和“当代毛体书法传人”等美誉。书法作品也相继在北京、山东、江苏等地展出，还被人竞相收藏.
　　退休后，李静担任了中华民族团结友好协会毛泽东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并在社会上兼任一些其他社团协会的领导。对于众多的头衔，李静显得很谦逊，但对于“毛体书法传人”一说，她则认为受之无愧。
　　200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那一天，为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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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书法艺术，李静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主题为“毛泽东思想光照千秋”的个人“毛体书法艺术展”。此次展览共展出了她多年来创作的书法精品200多幅。展品的内容，大部分是主席的诗词、题词等。
　　一幅幅作品，行文流畅，气势磅礴，变化多端，不仅满足了参观者的审美需求，更引起了人们对往昔岁月的回忆。
（张玉生《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6-18）

（八）毛家祖坟被掘与蒋家住宅受保护
诗曰：   不信苍生信鬼神，民心丧失怪亡灵。
可怜月黑风高夜，使尽阴招掘祖坟。
“马日事变”时，毛泽东是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何健的幕僚箫某精研风水地理，他实地察看湘潭韶山冲毛家祖坟后，曾数度向何健建议挖毛祖坟，“以免后患”。何健于是下令湘潭县长王英兆负责挖坟。王派保安团长罗夔率领一个分队到韶山冲执行命令，不料消息泄露，毛家族人连夜将祖坟铲平，并加以“伪装”。由于罗夔无法找到墓穴，结果只掘了几家不相干的毛姓古坟。何健知道后，改派龚澍和其特务直接去挖掘，在月夜中挖出了毛泽东第十一世祖的坟墓，并将尸骨扔湘江。
1949年5月6日，溪口解放前夕，毛泽东电告解放军前线指挥机关：“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进驻溪口的解放军21军61师，从上到下，坚决贯彻执行这一指示。
一是国民党军队掘毁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祖坟，一是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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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下令保护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的住宅和祠堂。两相对照，真乃天壤之别。其实现在人们都知道，掘毁祖坟、破坏风水“以免后患”的做法是迷信的，也是十分荒唐的，它根本决定不了任何成败得失，也挽救不了最终灭亡的命。但从这两件事情上看出伟人毛泽东的宽阔胸怀，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对台湾“和平统一”的方针。此后不久，经廖承志提议，中央拨出30万元专款，修缮蒋介石故居和蒋氏坟墓。
（网友古彭万俟轩《》2009-11-23）

（九）会师井岗
诗曰：   红旗高举上罗霄，百里井岗一望遥。
峰险林深宜聚义，天高地远敢称豪。
黄洋界上炮声响，八角楼中星火燎。
有幸青山留胜迹，庄庄件件话朱毛。
“革命雄师会井冈，集中力量更坚强”。1928年5月4日，已披上春日盛装的井冈山，阳光明媚，翠绿的山林碧青如洗 。就在这天，井冈山砻市镇（原宁冈县城）旁边的一块空旷地上，即红四军教导队操场，官兵们聚集在这里，欢歌笑语，热闹非凡。上午九时许，“井冈山会师 ”庆祝大会在里隆重举行。大会由陈毅主持，朱德、毛泽东、王尔琢及党政军 各界代表都分别讲了话。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会上宣布部队进行改编，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陈毅任政治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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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但大会还有一条没有宣布的消息，那就是毛泽东兼任第11师师长，朱德兼任第10师师长。这时，毛泽东显得非常高兴，挎上了匣子枪，诙谐地说道：“挎上驳壳枪 ，师长见军长”，引发出一片欢笑声。随后毛泽东就把驳壳枪交给了警卫员。这是他平生少有的身背武器的历史记载。
三湾夜读
“红旗飘飘进三湾，九陇山沟星火燃”。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永新县境内三湾村，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
那天深夜，毛泽东来到借住的三湾村“协盛和”杂货店，他将床铺搭在简陋的柜台上，正准备躺下睡觉时，顺着微弱的灯光，偶然瞥见货架柜顶上放着一摞落满灰尘的书。爱看书的嗜好，使他将之取了下来。原来这是一套线装本的《三国演义》。顿时，毛泽东眼睛一亮，睡意全无。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文化落后的山村，当时能看到这样一部名著是多么不容易。他如获至宝，忘记了一天行军的疲劳，当晚便在昏暗的光线下读了起来。第二天一早便向店主借阅。
毛泽东白天要找当地群众和部队指战员谈心，晚上还要开会讨论工农革命军的改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但他仍然抓紧睡觉之前的空余时间来读书。就这样，这套《三国演义》伴随着他度过了在三湾的4个昼夜。
亲改课本
1928年5月的一天，天刚亮，从原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机关就走出两个人来。矮个子叫赵锦元，是县团委负责人；高个子叫丁钰，是红四军派来协助地方工作的干部。现在，他们完成了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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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交给的任务，带着昨夜才编好的小学识字课本， 急匆匆直奔茅坪，向毛委员汇报。
“毛委员，识字课本的初稿编出来了，请你审阅一下。”老赵从怀中掏出初稿，双手交给了毛委员。
毛泽东微笑着接过来，认真地看了起来。忽然，他的眼光停在一段文字上，久久没有移动。
老赵以为毛委员看不清，便站起来看着稿子念道：“土地分到家，有穿又有吃，穷人喜洋洋，工农坐天下。”
毛泽东说：“土地是广大劳动人民用血汗一寸一寸开垦出来的，而劳苦大众却手无寸土。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土豪劣绅，却食禄万斛、拥有大量良田 。如今，我们把土地夺回来，分归贫苦农民，这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工农得天下，必须打倒土豪劣绅！所以，这四句，我建议是不是改成：
“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豪绅要打倒，工农坐天下。”
（夏为民《毛泽东在井冈山鲜为人知的故事》）

（十）毛泽东的两次“讣告”
诗曰：   头回讣告并非真，《国际新闻通讯》文。
岂有一身亡两次，传奇色彩传奇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于1976年9月9日辞世，中共中央在第一时间，即当日下午4时广播了逝世讣告，从而使国内外知晓了这一真实消息。其实，这已是毛泽东逝世的第二次讣告，早在1930年，共产国际就曾发表过一次影响很大的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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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逝世的讣告。
 早在1930年3月20日，共产国际就曾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过毛泽东逝世的讣告，也让中国和世界都知道毛泽东已经在战争岁月里逝世。当时大概因为听信了国民党发布的谣传，因为毛泽东在当时受到共产党保守和教条主义的排挤第一次离开了亲手创建的红军，养病去了，过着隐居般的田园生活。外界没有了毛泽东的消息，他仿佛在红军中消失了。国民党的官僚们为了邀功在报纸上发了一个号外称：“匪首毛泽东被击毙于山中。”也因为当时的通讯问题，所以才有了共产国际宣告毛泽东在前线逝世的讣告：“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使命”。
 这篇讣告约一千字，对毛泽东学生时代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历史作了扼要的评价。讣告中虽然没有提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在湖南建党的事，但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之一，这实际上肯定了毛泽东对中共建党的贡献。
共产国际的讣告主要内容：“毛泽东同志从1923年起就是中共中央委员。他坚决反对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在武汉时期特别是这样。当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遭到失败时，他违背了机会主义领导者的意志，继续在湖南农民群众中战斗。1927年马日事变后，他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1928年初，他的军队和朱德同志的队伍会师，建立了工农红军。他们占领了湘赣边界的广大地区，并在每个地方建立了苏维埃。”毛泽东成为“朱毛红军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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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领袖”。在1929年夏天，打退了国民党军队六万多人的进攻。这样就把毛泽东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创建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人民的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粉碎国民党军事“围剿”这些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反映出来了。
但共产国际毛泽东逝世的讣告里也有个别地方评价还不是太准确，如讣告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立即投身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当中。1919年北京爱国学生发动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在长江地区广泛开展了宣传活动。”事实上，毛泽东完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转变，基本上是在1920年夏天以后。1917年“十月革命”后，并非是“立即投身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的，1919年“五四”运动后，毛泽东从事宣传运动，主要是在湖南，还不是整个“长江地区”。这些不准确大概是因为当时资料缺乏所致。但共产国际的这份最早的毛泽东逝世讣告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一篇毛泽东的传记资料，在毛泽东研究史上有不可忽略的价值，更显毛泽东伟大而传奇一生；
（网友张羽《》2009-1-9）

（十一）毛泽东处理许世友“闹事”
诗曰：    宝塔山前耀日辉，延河岸畔众心归。
神州能有今朝好，先哲丰功万古垂。
1937年3月，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以后，由于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干部都在抗大第二期学习，因此抗大便成了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中心。一次，在抗大的批判会上，由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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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对张国焘错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不加区别，一股脑地扣上了“逃跑主义”、“军阀主义”等帽子。许世友争辩，被斥：“你这是与张国焘穿连裆裤！”“你这是匪性未改！”“打倒这个托洛茨基分子！”气得了生性耿直的“草莽英雄”许世友口吐鲜血， 突然产生了出走的想法。“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哪里不能革命，非要留在延安？不如回老根据地打游击去”。他串连、说服了几十个愿意出走的原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准备带着他们回川陕老区去打游击，出发的时间定在4月4日夜里。就在这关键时刻，许世友的老搭档、原红四军政委王建安突然醒悟了，认识到这是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不能由着许世友的性子来，遂将事情紧急报告给抗大保卫处长。保卫处长大惊失色，也没有听清楚，便报告林彪（当时任抗大校长），说许世友他们这批四方面军的学员要闹事，要防止他们对毛主席下手。
林彪火速报告：“主席，我得到可靠情报，张国焘指使一批抗大学员要在今天搞武装暴动，第一个目标就是杀你！”毛泽东处变不惊，有些不信，问：“哪一个有这么大的胆量！消息可靠吗？”林彪言之凿凿：“领头的是许世友。此人在少林寺当过和尚，好喝酒，易冲动，拳脚功夫十分了得。”毛泽东表态：“既然这样，就由你处理吧！先把带头的抓起来，再做计议。” 林彪带部队进驻抗大，按照王建安提供的名单，抓了30人，其中包括许世友。许世友破口大骂“出卖”他的王建安、抓他的林彪和一些中央领导人。他以为关进了毛泽东的班房，就不会有生还的一天。
毛泽东指示成立高级军事法庭，任命董必武为庭长，傅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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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长，对涉案人员进行了宽大处理，将大部分人释放，少数人判了几个月的刑期，对带头闹事的许世友给予开除党籍、撤销军长职务、判刑一年的处罚，所有释放人员均回抗大完成学业。毛泽东还要求抗大做好四方面军学员的工作，规定：“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对张国焘路线本来就不应负责的四方面军的干部，更不能去批战士。”
林彪逐一找四方面军的学员谈话，稳定了他们的情绪。谈话进行得十分顺利，唯独到许世友这儿卡了壳。许世友拒不和解，他提出三条：不管发生什么事，决不当反革命；离开延安；回家侍奉老母。第二天，毛泽东来到关押许世友的窑洞，与他促膝长谈。毛泽东说“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党相信你是一个好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立下大功劳，我对你表示敬意。张国焘的错误应该他自己负责，跟你们没有关系。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贵财产，不是他张国焘的。他拉不走你们，你们也不要有心理负担。”毛泽东的一席话令许世友潸然泪下。7月份，中央撤销对许世友等人的刑事处罚。半年后，中央撤销了许世友的党内处分，恢复了他的党籍。一场轩然巨波终于风平浪静。并对四方面军的许多人在此后担任了重要职务，“闹事”之首许世友，更是屡授重任，为我军赫赫有名的将领。并成了毛泽东铁胆忠心的拥护者和追随者。
（网友三横一纵《》201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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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一妻二夫”如何办
诗曰：  出生入死两茫茫，多少夫妻各一方。
战火无情人有意，阴差阳错配鸳鸯。
毛泽东这个人，什么事情也难不倒他，国事如此，家事也一样，罗荣桓元帅和他的夫人林月琴是在1937年4月结婚的。可后来遇到一个大麻烦。在此之前林月琴得知自己原来的丈夫在西路军西征战斗中牺牲，辗转来到延安后，林月琴在好心人的劝解下逐渐从悲伤的阴影中走出来。后来，她与时任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相识并相爱。可谁知，罗荣桓林月琴刚结婚不久，他们得到消息说：林月琴“牺牲”的丈夫被国民党俘虏后经中共营救已经回到延安。林月琴这个妻子，不得不面对两个“丈夫”的尴尬局面。幸亏有毛泽东的指点，他们妙解了这“一妻二夫”。从这件事再一次看出，毛主席有着无限的人格魅力。他那崇高的为人品格、卓越的识人智慧、非凡的用人艺术、高超的待人技巧，使他不论遇到怎样复杂棘手的人事关系问题，都能得心应手地妙解。人民敬佩他，人民感激他，人民也更热爱他。
当毛泽东得知林月琴的第一个丈夫“死而复生”也很震惊。毛泽东想：若此事处理不当会影响两个方面军(林月琴前夫为红四方面军干部，罗荣桓是红一方面军的干部)的团结，不利于抗日救国大业。经过慎重考虑后，毛泽东把林月琴请来婉转地展开话题，说：“你们结婚几天，我就将罗荣桓派赴前线，你不会怨我吧！”林月琴说：“主席，哪能怨你呢。抗战是全民族的大事，怎能顾男女私情。”见林月琴心态平和，毛泽东把话转入正题说：“月琴同志，你前夫已回延安了，你准备与他和好吗？这是你个人的事，——30——
中央让你自己拿主意。”毛泽东不仅把问题直接提出来，而且表达
了中央和他本人对此事的关心，同时又没有预设解决方案，这样
显然是合情合理的。陷入沉思的林月琴想起罗荣桓临走时说的话“如果你前夫回来后，请代我向他道歉，希望他能把你接回去。这完全是由于战争特殊环境造成的，各方都应该相互理解和支持”。想到这里，林月琴鼓足勇气对毛泽东说：“我听说他是因为战败被俘的，在酷刑面前很坚强，是个好同志。可我……”见林月琴突然刹住话，毛泽东说：“我听你的意见，是去是留，完全由你决定，可要把实话告诉我。”毛泽东燃起香烟，重重地吸了两口，小声地说：“我批准你去见前夫，罗荣桓如果有意见，由我解释。你同前夫商量后把结果告诉我，这样对你们三个人都公平，也算仁至义尽。”听了毛泽东这番话，林月琴很感激，她实在没有想到主席想得这么周全，她诚恳地说：“主席，我本想去找他，说明自己的情况和想法。可是他在知道真实情况后托人带口信给我，他不怪任何人，祝我和罗荣桓恩恩爱爱、永远幸福。你说，我还去找他吗？”毛泽东听了林月琴的话说：“好哇，拿得起，放得下，这样的同志好啊！”转念又说：“口说无凭，信以为实。是否要他将心里话写出来？白纸黑字为凭，永不反悔呢！”请注意，毛泽东这个主意十分关键，大事不能不慎重啊！家务事，关键时候也不能“以情代法”！林月琴也明白毛泽东的意思，频频点头。她按毛泽东的指点，同前夫推心置腹商谈后十分友好地分了手。前夫将“心里话”写出托林月琴转交给毛泽东。这样，在毛泽东的亲自关照下，林月琴从这桩因为战争导致尴尬的“一妻二夫”事情得以圆满解脱出来。
（李克勤《毛泽东妙解“一妻二夫”尴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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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为了一个垂危伤员的心愿
诗曰：  圣地天成岂偶然，铁流万里铸三边。
窑窗飞出星星火，燎得东方红了天。
延安城东约四十里，有个拐峁村，驻着我们的野战医院。一天，从黄河东岸转来了一个伤员，子弹打在他的胸部，伤势很重。在当时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医生们虽然用尽一切办法，但是，伤员的生命看来很难挽救了。
伤员时常处在昏迷状态。他不时张动着嘴唇，吃力地，微弱地呼吸着：毛主席，毛主席……。象有一桩重大的心愿未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当他偶尔清醒的时候，医生们才弄清楚，原来他参加革命几年，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他多么渴望着能见到敬爱的领袖，哪怕只见一面、看一眼也好呵！
医院的同志们一面安慰伤员，一面商议着：主席工作非常忙，住的离这里又远，恐怕没有时间来。可是，伤员的伤势垂危，想见主席的心情殷切，怎么办？最后，医院决定给主席打个电话，就是来不了，让主席知道一下也好。
清早，秘书同志接听了医院打来的电话，便走进窑洞，告诉毛主席。这时主席刚起床，当即决定到医院去探望这个伤员。吩咐我们：赶快搞饭吃，伤员很危险，不知能不能看到他。　　
我们四个警卫员立刻忙了起来，收拾东西，打洗脸水，端饭，备马。主席草草吃了几口饭，带我们就出发了。
按平时的习惯，主席总是出了城才骑马，而且走的很平稳。这次一出门，主席就骑上了小黄马。出了东门，过了延河，就上了平坦的东关飞机场大道，主席迎着寒风，放马奔跑起来，不一——32——
会，便到达医院，小黄马已经浑身淌汗，气喘吁吁了。
主席走进医院，同志们感到十分意外，忙招呼主席休息，报
告伤员的伤势和抢救经过。主席水都没有喝，说道：赶快去看看他吧。
医生们陪着主席进了沟口，向山坡上的病房走去。
窑洞里，伤员闭着眼睛，平静地躺在床上。主席在门口停了一下，示意大家不要惊动伤员，然后轻轻地走近床边。这时，有一个小护士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兴奋地对伤员说：同志，你不是想看看毛主席吗？毛主席来了！
伤员猛睁开眼睛，看到毛主席站在他床边。他用尽力气，想坐起来。主席连忙弯下身去，经心地扶着他，要他安静地躺着。伤员伸出双手，紧紧地握住主席的手，两眼激动得闪出泪花。
站在旁边的人看到这一情景，也深受感动，眼眶不由得也湿润了。
伤员脸上浮现着幸福的笑容。他无力地垂下双手，缓慢地合上眼睛，停止了呼吸。
“同志，安息吧！”寂静的，被悲痛笼罩着的窑洞里，回荡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宏亮、坚强的声音。“你是我们党的好同志，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
埋葬烈士的工作，医院里事先有所准备。入殓时主席默默地站在一旁，等收殓完毕，主席又随着烈士的灵柩走到山上的陵地。主席和同志们一起，站在烈士墓前，倾听着医院代表介绍烈士的生平事迹。直到开完了追悼会，主席才回到医院里。
毛主席来到拐峁的消息，迅速地传遍了野战医院，能动的伤病员纷纷走出窑洞，站在山坡上看望毛主席；躺在床上不能动的——33——
重伤员，也急得要求护士背着他们前去看毛主席。主席知道了这
个情况，就对医院的负责同志说，请伤病员同志回到自己的窑洞，
他要到每个病房里去看望大家。主席不顾劳累，走遍了野战医院的全部病房，和伤病员们一一握手、慰问。伤病员们十分感动，能够见到毛主席，和毛主席握手、谈话，是多么幸福和光荣呵！
太阳西斜，我们跟随主席走出了拐峁村。一路上，主席沉思不语，任凭小黄马漫步走去。从早晨到现在，主席没休息一会，也没吃一点东西。
（贺华清《跟随毛主席在陕北》）

（十四）毛泽东的跟监报告
诗曰：  浴血八年战始休，弥天大勇下渝洲。
请君收起攘安策，天地人和民自由。
国民党有关共产党活动的资料文献中，有一份记录十分奇特，它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三十日中共主席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举行谈判期间，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呈给军政部长陈诚的有关毛泽东的跟监报告。
这份原始文件封面写着“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今天的持有人是台湾大同大学教授曾德宜，曾的舅公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涂思宗，一九三七年五月抗战前夕曾率领“中央视察团”前往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以下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涂思宗等人曾在延安拍摄大量照片，返回南京后撰写观察报告。前年曾德宜曾将这次延安之行的相关照片与文字资料透过笔者的整理，发表在亚洲周刊上，引起读者的热烈回响。至于如何获得毛泽东的——34——
跟监报告，曾德宜表示，八十年代中他就读辞修高中时，某日值
日打扫图书馆的卫生环境，发现图书馆放置地上准备丢弃的旧书中有一本手写的《参政员毛泽东在渝之动态，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三十日》，当时并不知其价值，只感到十分好奇，便将它捡拾收藏至今。
事隔二十年，今天检视该份资料，合理推测应是张镇将报告呈给陈诚后列入陈诚的工作档案，俟陈诚过世之后，他的藏书的一部分捐给辞修高中图书馆（陈诚字辞修，该校以他命名），工作人员也把这份报告当成书送去，最后还被当成无用之物丢弃。事实上，许多珍贵的古董文物就是这样被不识货的人当垃圾丢掉。
该份报告首页引述国民党宪兵司令部警务处第四科中校科长周剑心的报告：“毛泽东所乘专机于（二十八）日下午三时三十分抵达九龙坡机场，毛首先下机，时机旁伫候欢迎之奸伪份子钱之光、龚澎（女）、乔木、鲁明、熊瑾玎、石西民等均鼓掌欢迎，职等靠近机旁，察毛之态度，似有受宠若惊，局促不安之状，张部长（指张治中）首先介绍周主任至柔与毛相见，并告系代表委座来迎者，旋欢迎者郭沫若、黄炎培等趋前与毛握手。毛于摄影记者包围下以不自然之态度，手指对面山景自言自语谓，青山绿水好风景，嗣由摄影记者要求毛泽东、周恩来及张部长与赫尔利大使于机前受记者之摄影，赫大使面带笑容，见摄影者之众多，笑颜左右谓：此时好莱坞……”
接着，毛泽东发表了书面谈话后即驱车前往下榻处，报告写道：“本部即派武装宪兵驻桂园及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担任警卫，并特别注意其行动之护卫……”换言之，武装宪兵的任务不仅在于保护毛泽东，也必须将毛泽东与何人接触的一举一动记下——35——
来。
由于当时并没有窃听设备，只能由卫兵近身监看，并试着偷听到对方所讲的话。由报告实际所载观之，必须佩服张镇手下特务的文化水平，不仅能清楚地辨识来往之人，并且能将时间、车牌号码、携带的物品等细节，事后巨细靡遗地记下来。简单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行踪的细节，这份资料可以说是最完整详尽了，因为它正是国民党特务系统的跟监报告，后来有许多关于重庆双十谈判的回忆和报道，不管是出自当事人的自述，或是后人的研究成果，只要对照一下这份资料，就可立刻查出其细节部分是否正确。至于价值判断方面，由于是国民党人所写，对共产党领袖不免加上诸多贬意，反映出双方当时表面和善高呼团结，实则深怀敌意剑拔弩张的情势，也算是另一种记录中的真实。
（徐宗懋《亚洲周刊》）

（十五）风趣诙谐谈“蒋风”
诗曰：      麾下将如云，运筹帏幄精。
胸怀决胜策，谁敢动刀兵。
1947年3月13 日，胡宗南率领大军进犯延安，派出数十架飞机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
那天下午，正在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同志所在的窑洞门前不远处，忽然有一颗重磅炸弹爆炸，一阵山摇地动之后，只见一片硝烟弥漫。警卫参谋贺清华心急如焚推门而进，但见毛泽东从容自若，右手拿着的那支笔正在大地图上移动着，与身旁的彭德怀同
志讨论着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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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清华的推门而进惊动了毛泽东，但他的注意力还在那张地图上。他看着地图问：“客人走了吗？”
贺清华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愣了：哪有客人呀？于是反问：“谁？谁来了？”
“飞机呀。”毛泽东微笑着说，“真是讨厌，喧宾夺主。”大家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顿时都笑开了。
卫士拿着散落在门前的一块炸弹片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接过来掂量一下，又风趣地说：“嗯，发财发财，能打两把菜刀呢。”
在3月16日中午，毛泽东还是在那个窑洞里，与周恩来、彭德怀研究军事行动计划。敌机又来轰炸，两颗重磅炸弹刚好又扔在窑洞门前不远处爆炸。这回爆炸力更厉害，窑洞的门窗玻璃都被震成了碎片，强大的气浪卷入窑洞，顿时窑洞内漆黑一片，待烟雾逐渐散去，窑内人的面目才依稀可辨。
毛泽东用手轻拂了一下身上的灰尘。对着周恩来、彭德怀笑着说：“蒋介石的风不行，连我一个人也吹不动。等到我们的风起来就不同了，要将他们连根拔掉。”
周恩来和彭德怀被毛泽东这一番风趣的谈话，逗得朗朗大笑
起来。
（沙圆《毛主席的魅力幽默》）

（十六）毛泽东在五台山
诗曰：    东风浩荡扫阴霾，渡过黄河上五台。
册册经书文化宝，西天佛地取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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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告别陕北，挺进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4月9日晚因大雪路阻，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一行登上五台山峰巅鸿门岩，当夜就宿于台怀镇塔院寺方丈院。
五台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举世闻名。毛泽东深谙中国历史文化，早就想一睹为快。毛泽东说：“寺庙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我们应当引以自豪。我们去年转战陕北时，还到过佳县的白云寺，这次来五台山，大可一饱眼福。”4月的五台山，入夜很冷，毛泽东一边用饭，一边烤火，还捎带翻阅着一本经书。老方丈来到毛泽东居住的院子，毛泽东和江青急忙走出屋子笑迎方丈。方丈合十行礼道：“打搅贵人了，贫僧不安得很。”毛泽东回答：“哪里哪里，是我们打搅贵寺了，请多原谅。”方丈忽然发现毛泽东桌上有一本翻开的经卷，吃惊地问：“怎么，贵人也读经书？”毛泽东笑着将佛经送给方丈道：“随便看看。” 毛泽东同方丈亲切地交谈，并详细询问了五台山寺庙的建筑史，而且还颇有兴味地向方丈打听鲁智深和杨五郎在哪个寺庙里当和尚。方丈笑而作答，并邀请毛泽东翌日观赏五台山胜境，自愿担当向导。次日吃过早饭，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江青、警卫员阎长林等在晋察冀军区保卫部长许建国、晋察冀边区政府秘书长周荣鑫陪同下，由老方丈、小沙弥作向导，游览参观宏大壮观的怀诸寺院。这天瑞雪初霁，旭日东升，五台山群峰银装素裹，香火缭绕，钟鸣鼓钹参差交响，合着抑扬有致的梵唱声，好一派佛教胜境庄严肃穆的气氛。毛泽东高兴至极，一边急匆匆地从里院走出，一边对任弼时感叹道：“古人灿烂的文化，都是和宗教紧密相连的。”由塔寺进十方堂，来到大殿时，毛泽东看见几个喇嘛正在整理残缺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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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藏经，其中有个叫罗真呢嘛的喇嘛与陪同参观的老方丈搭话，毛泽东微笑着问他：“你是青海人吧。”“是的”罗真呢嘛答。毛泽东又温和地问：“你来五台山多久了，为啥子出家？”罗真呢嘛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反问道：“你去过青海？你知道青海有几座出名的寺庙？”“有两座。西宁东广大寺和塔尔寺，对吗？”毛泽东当即答道。罗真呢嘛佩服地点了点头。毛泽东指了指地上堆放的有些残损的经书，又问罗真呢嘛“这些经书毁坏了，可惜不可惜？”罗真呢嘛又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一本正经地道：“有生之物，有生就有灭，有形之物，有成就有坏。”时正值刘邓大军挥师南下，挺进中原，蒋家王朝已危在旦夕，毛泽东便故意问罗真呢嘛：“那么，打倒蒋介石可惜不可惜？”罗真呢嘛被问得不知所措。毛泽东又无意间看到“四大天王”背后被掏了个大洞，再一细瞅有几尊塑像缺少了脑袋。他不禁愕然，忙问身边的方丈：“此为何由？”方丈痛心地说：“五台山数僧为掩护抗日军民，曾遭日寇屠戮，寺庙亦被破坏。”毛泽东说：“等全国解放了，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寺庙和文物，绝不能让祖国的文化遗产受到破坏。”接着，毛泽东又详细询问了寺院的修缮工作和寺僧生活情况，并指示陪同的几位地方干部一定要保护好文物，要忠实地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团结爱国僧人，把五台山建设好。
毛泽东一边观察一边兴致勃勃地踏上了通往灵鹫峰菩萨顶的108级石阶。方丈气喘吁吁赶到毛泽东身边：“老衲老矣，跟不上贵人龙骧虎步了。”毛泽东回首作答：“慢走，不急，我们这几年转战陕北，成天与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周旋于崇山峻岭之中，早已习惯了。”方丈仰视毛泽东，目露崇敬之情，对搀扶自己的小沙弥道：“徒儿，此人雍容富贵，体拥佛云，目蕴睿智，行止大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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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众生脱苦海之力，苍生有福了。”此时，早已进殿的毛泽东，正端详着弥勒佛慈笑憨态，打趣道：“胖师傅，久违了……”引得众人哈哈大笑。刚从殿外进来的任弼时，见众人大笑，说道：“笑么子哟，莫非要和弥勒佛比个高低！”毛泽东面对方丈道：“讲得好，等革命成功那一天，老师傅可给我们作证，看谁笑得最好，笑得最响。”方丈垂头念佛：“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敢嬉笑佛爷，罪过罪过。”毛泽东赶忙表示道歉：“噢，是我们的不是了。方丈若能明白我们说革命成功是什么意思，恐怕就不见怪了。”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所谓革命成功之日，便是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天下老百姓耕者有其田，万民乐业安居时。”任弼时插话：“用佛教话说，就是人无贵贱，众生平等，行善慈悲福极无涯的境界。”毛泽东反问方丈：“弥勒佛的像义不就是如此吗？”方丈点头：“贵人所言即是，但愿此话弥勒佛爷知晓，谢罪。”毛泽东笑道：“信仰自由嘛。你们可以信佛教，我们信马列主义；你们修行，我们讲革命，讲造反，用枪杆子推翻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毛泽东边说走上钟楼，细细品读着巨钟上铸刻的经文，时而抬头对周恩来说：“佛教文化传入中国近两千年，它和儒、道学说相融，成为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遗产，我们要加以保护和研究。”周恩来点头说：“是啊，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今人成就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取得的。我们信仰马列主义，也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毛泽东又说：“几千年来，佛教在哲学、建筑、美术、音乐上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忽视的，这是全人类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和灿烂文化的重要部分。”
（陈兴国《毛泽东与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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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诗曰：    红色江山红色畴，当年先烈写春秋。
莫将百姓只当“屁”，水可载舟又覆舟。
一九四八年五月，毛泽东乘吉普车由城南庄去西柏坡时，在平山县境内发现有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躺在路边茅草上。身边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一圈人正围着她们在着急。女孩子双眼紧闭，脸色蜡黄，鼻子里不时地往外流血，已经奄奄一息了。
“停车！”毛泽东突然叫道。司机周西林把车剎住，毛泽东第一个跳下车，大步走到孩子身边，蹲下来摸摸孩子的手和额头，问：“孩子怎么了？”“病啦！”女人泪流满面。“看来病得不轻，多长时间了？”“三四天了，起头轻，越来越重。”孩子的娘擦了擦眼泪，声音颤抖地说。“怎么到这里来啦？”毛泽东着急而关切地问。“打算去找个医生，可是孩子快不行了。”说着孩子的娘又哭了起来。
这时，毛泽东猛地回头，朝车上看，大家看到他的眼圈泛红。“我在这里。”朱仲丽医生跑到毛泽东身边。“快给这孩子看病。”朱医生用听诊器听，量了体温，然后问孩子发病的过程。“有救吗？”毛泽东问。“有救。”“好，一定要把她救活！”毛泽东顿时放开声音。“可这药……”“没药了？”毛泽东又显出紧张担心的神色。“有是有……只剩一支了。”“什么药？”“盘尼西林。”“那就快用。”“这是进口药，买不到，你病的时候我都没舍得用，不到万不得已……”毛泽东对朱医生的犹豫有些不耐烦，他生气地
说：“现在已经万不得已，人命要紧，你马上给孩子注射！”朱医
生将那支珍藏很久没舍得用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给了生病的孩——41——
子。接着，又注射了两支别的药。那时候抗生素是很稀有的，所以很显特效。不久，孩子忽然抬起眼皮，轻悠悠地叫了一声：“娘！”那女人呆呆地睁大了眼，泪水哗哗地往下流。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哭叫着：“菩萨啊，救命的菩萨啊！”毛泽东两眼泪花迷离，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忙转身吩咐朱医生：“你用后面那辆车送这母女回家吧。再观察一下，孩子没事了你再回来。”
（何虎生编《毛泽东初进中南海》中共党史出版社）

（十八）毛泽东淮海战役决策内幕
诗曰：  淮海交兵少对多，两军决战创先河。
胸中自有运筹策，百万蒋军尽倒戈。
古语说“兵凶战危”，战争总是一件危险性极大的事业。无论是战略决策，还是战役部署，总带有一定的冒险性。即使是以石击卵的战斗，也要计算到减少伤亡的问题。毛泽东淮海战役的决策，虽然不如辽沈战役那样困难，但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豫东战役之后，毛泽东对战局十分乐观，积极要求各部扩大战果。1948年7月16日，在许世友、谭震林兵团即将攻克兖州之际，毛泽东要求许、谭不顾疲劳，以主力抢占济南机场，迅速完成攻击济南的准备。同日得到攻克兖州的报告后又要求许谭部争取十天内外夺取济南。但实际上华东野战军粟裕直接指挥的部队，在豫东战役中伤亡严重，加以雨季将临，华野在历次雨季战斗中均告不利，难以继续战斗，粟裕不能不要求休整，得到毛泽
东的批准。
济南是国民党政府军坚固设防的城市，徐州有国民党政府军——42——
的强大兵团。华东野战军能否攻克济南，并无绝对把握。但济南已被我军孤立，即使攻击不利，也已无关大局。尽管如此，毛泽东攻击济南的部署仍然十分慎重，指示粟裕：“整个战役应争取一个月左右打完，但是必须准备打两个月至三个月，准备对付最困难的情况，并以此作为一切部署和工作的主要的出发点。”因此，华野以总兵力的44％弱，约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而以总兵力的56％强，约18万人组成阻援、打援兵团。但济南战役作为解放军一次最大规模的攻坚战斗，9月16日晚发起攻击，仅战斗8天，即于24日晚予以攻克，进展意外地顺利。
粟裕在济南战役胜利在望的时候，即着手部署下一步的作战计划。由于攻济战局发展十分顺利，粟裕估计国民党政府军徐州北援部队事实上已不可能继续北进，华野打援兵团也就不需要投入打援战斗，因而可以不必休整，继续作战，而攻济部队伤亡也有限，稍加休整后也可以连续作战。为了扩张战果，为以后南下作战创造条件，他即于9月24日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举行淮海战役，战役目标为攻占淮阴、淮安（两淮）及海州、连云港，所以称为淮海战役。他建议举行淮海战役以后全军再转入休整。显然，由于济南战役原设想的作战规模大大缩小了，华野战力有余。但两淮、海连并无国民党的精锐兵团，这一作战计划的战斗规模有限，选择的是国民党政府军的薄弱环节，以扩张占领区域。由于华野战力强大，可以不必休整，即能完成淮海战役的任务。粟裕向中央军委的建议有四个可供选择方案，而淮海战役计划是建议中作战规模最大的方案。尽管如此，军委接到建议后，对淮海战
役的作战方向表示赞成，但对战役目标仍感到不能满足。
毛泽东作为统帅，更关心全局，不使部队有任何松懈的情绪。——43——
由毛泽东起草的军委对粟裕建议的复电，肯定了粟裕在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休整的计划，但显然考虑到部队战斗力并未充分发挥的事实，因此，除粟裕提出的两淮、海连战役目标之外，增加了一个超越粟裕设想目标之外的严重任务，即“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而且要求粟裕于10月10日左右开始行动。他追求的是更大的战略利益，因而对部队提出了更高更严厉的要求。
黄兵团，即黄百韬所率第七兵团，下辖三个军。黄兵团在国民党政府军中虽不是一个最精锐的兵团，但黄敢于死战，很有战斗力。黄兵团是国民党政府军徐州剿总所属的四个兵团之一，徐州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的屏障，攻击黄兵团，必然要遭到徐州各兵团的反击，非常可能发展为南线的战略决战。所以，粟裕自己提出的是一个一般性的、为以后的大战作准备的战斗任务，而毛泽东给他的确是一个战略性的严重的硬任务，毛泽东把粟裕的攻城略地的战斗改变成歼灭敌有生力量的战斗，把淮海战役在事实上改变成了“歼黄”战役。因此，9月25日中央军委的指示和9月24日粟裕的建议，战役性质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毛泽东很快意识到这一任务的严重性，在9月28日对华野的指示中指出：“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对于毛泽东提出的任务，华野如不进行休整，进行充分的准备，显然是很难完成的。为此，毛泽东指示前线将领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并机动地推迟了出动的时间。军委于9月底又改变了原先不休整的计划，指示华东部队休整20天左右。
要说服部队接受毛泽东提出的战役计划，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做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具体的军事上的权衡。华野——44——
并没有立即接受毛泽东提出的战役计划。中共华野前线委员会于10月5日起在曲阜举行了为期20天的扩大会议，在会上对中央军委提出的严重任务，进行了多次反复的研究。部队要执行毛泽东的战役计划，对前线部队来说，要克服巨大的困难，做出严重的牺牲。为此，直至9日晚各纵队主要干部会议后，才放弃了在华野原淮海战役方案基础上提出的两个方案，下决心采纳第三方案，即中央军委提出的方案，首先分割包围歼灭黄百韬兵团，并于12日上报军委。中央军委和华野将领就作战部署进行了反复磋商，至14日，华野司令部召开第二次作战会议，研究确定了具体作战部署，决定于11月5日开始攻击，并于15日上报军委，17日即得到军委的批准。这一时间距离原来毛泽东要求的出动时间，整整推迟了一个月。至此，解放军完成了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主要目标的淮海战役的决策。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战斗最激烈的战役。1948年11月4日，粟裕发布了华东野战军淮海战役攻击命令，命令“各部统于六日黄昏由现地开进”，“定于本月八日晚统一发起战斗”。而这时，蒋介石的精力为辽沈战役所牵制，无法充分考虑南线的作战计划，国民党政府军在徐州一线犹豫不决，直到11月5日才决定黄百韬兵团向徐州撤退。华东野战军各部5日间正向前进位置运动，6日晚开进接敌。黄百韬兵团正好于7日凌晨起离开既设阵地，侧敌运动。由于晚了一天的行程，黄百韬兵团与驻八义集的李弥兵团，也未能靠拢，以便团集一起撤退。黄兵团这样的态势，正好是最容易受到割裂攻击的态势。国民党政府军统帅部不明敌情，
指挥凌乱，导致了严重的军事后果。尽管如此，华野歼灭黄百韬兵团的战斗，仍然打得十分艰苦，前线部队因为伤亡太大，且局——45——
限于战场一隅，对继续战斗一度有所犹豫，直到传达了中央军委准备伤亡十万人的指示后，才不惜一切牺牲，坚持战斗，直到胜利。如果黄百韬兵团没有撤退，或提前一天撤退，与李弥兵团会师，团集一起，那么，淮海战役将进行得更加艰苦。由此可见，毛泽东以其雄伟的胆略和坚毅的魄力，才能作出淮海战役的英明决策，胜利的得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朱宗震《毛泽东淮海战役决策内幕》)

（十九）一纸吓退十万兵
诗曰：        笔下千钧力，胸中百万兵。
区区十万众，一纸吓回营。
1948年10月，党中央驻西柏坡。傅作义探知情报以后，准备出动近10万大军和骑兵突袭中共首脑机关。当时国共主要战场在东北和西北，而党中央周围卫戍部队仅一万多人，形势十分危急。26日，毛泽东办完大事以后，自言自语道：“要给傅作义一点厉害看看。”周围的人不明白：“我们身处险境，还要给别人厉害看?”只见毛泽东拿起笔，很快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写了一篇评论：《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见毛泽东文选第5卷)。评论中把傅作义侵犯石家庄的种种计划予以揭露，包括敌军各部队番号、将领以及作战计划予以公布，号召解放军和民兵在3天内，做好歼灭敌人的准备云云。这篇文章马上由新华电台
广播，傅作义见我方对他们的计划什么都知道了，还做了准备，深怕遭到埋伏，只好偷偷将刚开出来的部队撤回北平。这出现代
“空城计”就这样结束了。以后中共中央一直驻在西柏坡，直到——46——
进北京。
（《一纸吓退十万兵》-《人民政协报》）

（二0）进京路上
诗曰：    五十年前西柏坡，毛公一语定山河。
进京赶考尊民意，永唱人间正气歌。
1949年初，有着数千年历史文化底蕴的古都北平和平解放，一个崭新的新中国蓬勃欲出。是年3月23日，春意盎然，满怀胜利喜悦的毛泽东将率领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拉开建设新中国的帷幕。
从西柏坡出发的那天上午，毛泽东显得精神焕发，异常高兴。望着一碧如洗的天空、苍翠欲滴的柏坡岭，毛泽东深情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进京‘赶考’嘛，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风趣地说：“我们都应当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大手一挥，满怀信心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做李自成！”
毛泽东突然问同车的警卫排长阎长林，“你们说，咱们走到今天这一步靠什么呀？”
阎长林高声回答：“还不是靠民心，靠主席的领导呀！”
毛泽东笑着说：“对呀！靠民心！蒋介石没有想到，他天天想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消灭了。人心向背，这就决定了我们必定
胜利，蒋介石必定失败。仗打完了就要开始建设了，进了北平就得搞建设，才能争取民心啊！”
——47——
到涿县城南时，毛主席忽见眼前一片苍松翠柏，便问这是什么地方？随行人员说是三义宫，毛主席一听兴致来了，涿县好啊，历史上曾出过两个皇帝，汉昭烈帝刘备、宋太祖赵匡胤。尽管天色已晚，冷风嗖嗖，但毛主席还是下车看了看，进了三义宫大殿站在刘备的黄杨木雕像前，沉思片刻说，曹操占天时，孙权占地利，而刘备占的是人和啊。什么叫人和，人和就是团结，就是民心，团结就是力量。”
1949年3月25日早晨，毛泽东与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从涿县赶到清华园站下火车之后，乘汽车到颐和园益寿堂休息。行途，马路两旁站满了观看的群众和担负警卫的哨兵。哨兵一个个端着上刺刀的枪，背向马路，枪口朝前，戒备森严。对此，毛泽东非常生气：“警卫是怎么布置的？北平人民盼望我们来解放，可一见面就给人家一个下马威。这样做，太不近情理了！”
负责警卫的同志解释说，北平刚解放，隐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国民党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为确保党中央首长绝对安全，不得不采取这一警卫方式。毛泽东听了，不但没有消气，反而更加严厉地批评说：“怎么？那牛也要顶我们？那墙也要砸我们(沿路有的哨兵枪口前方是牛圈、墙壁)？我就不信坏人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行凶！”停了停，毛泽东语气缓和下来说：“我们办事处理问题，万不可只考虑自己，而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从这以后，部队明确规定，凡是中央首长外出路线警卫，哨兵一律立正持枪，和颜悦色地面向群众。
党中央迁进北平的第三天，各部门工作基本就绪。这天晚上，
食堂加餐四菜一汤，毛泽东颇有感触，批评说：“碗里有饭，不能光往自己的嘴里扒拉，老百姓的粮食早都被国民党抢光了，他们——48—
不少人在饿着肚子。如果这样吃下去，不用多久，我们的餐桌上的菜饭就将会摆满。到那时，我们把‘为人民服务’喊得越响，人民群众越恨我们。”这时有人告诉他，这次改善伙食，是为了庆祝搬迁的胜利。毛泽东听了更加严肃地说：“要想做脱离人民群众的事情，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到借口。”
在许多场所，毛泽东反复告诫党内同志，“我们决不做李自成”。
（佚名《毛主席从西柏坡前往北平一路上的故事》）

（二一）毛泽东妙笔生花 齐白石“废画”成宝
诗曰：   能书会画善诗词，席上三人皆大师。
谈笑风生身手显，巧将“废品”化神奇。
齐白石是湖南湘潭人，原名齐纯芝。早年因雕花手艺出众被称为“芝木匠”，后专营卖画、刻印。1953年获文化部“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代表作品有《兰花》《虾》《钟馗》等。
齐白石与毛泽东出生地都属湘潭县，一个是白石铺杏子坞，一个是韶山冲，两地相距只有45公里。
齐白石生于1864年1月1日，毛泽东比他小29岁，他们虽然是同乡，但前半辈子并没有见过面，只是互相仰慕已久。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和齐白石开始了亲密的忘年交。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了。白石老人收到了毛泽东主席写给他的一封亲笔信，读了那真挚亲切、谦逊有礼、尊老——49——
崇文的信，老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为了表达他对毛主席的一片崇敬之情，精心选出了两方名贵的寿山石章料，操起刻刀，精心镌刻了“毛泽东”朱、白两方印章，用宣纸包好，托诗人艾青呈献给了毛主席。
毛泽东收到白石老人赠送的两方印章后，看了又看，还发现包印章的是一幅画作，便让秘书田家英将此画保存起来，裱好。于是几天后，便出现了一场“争画”的趣闻。
酷爱书法艺术的毛泽东收到白石老人赠送的两枚印章，深为喜爱。为了答谢白石老人，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设宴，请郭沫若作陪。
入席后，一个伟大领袖、一个文坛巨匠、一个画坛宗师，三人谈诗论画，不亦乐乎。毛泽东主席端起酒杯，向白石老人敬酒，感谢他赠送印章和国画。白石老人为之一怔，便问毛泽东主席：“主席，吾什么时候为您作过画？”
毛主席听后，笑着对秘书田家英说：“把画拿来吧，请齐老亲自验证。”
这是一幅国画，上面画着一棵郁郁葱葱的李子树，树上有一群毛绒绒的小鸟，树下有一头憨厚的老牛侧着脑袋望着小鸟出神，颇有意境。白石老人见了画后才恍然大悟，这是他练笔的“废品”，也就是一张废画，没注意用来给毛主席包印章了。不曾料到，毛泽东竟然请人用全绫装裱起来，成了一件珍品。
白石老人看了，不好意思地说：“主席，都怪我疏忽大意，这废作说什么也不能给您，您若喜欢这种笔墨，我回去马上给您画。”
“我喜欢的就是这一幅嘛!”毛泽东主席固执地说。白石老人听罢站起身来，一甩长髯，说：“若主席再不允许，我可要抢了!” ——50——
郭沫若见势忙走过来，用身体挡住画说：“这件墨宝是送给郭沫若的，要想带走，应当问我!”
 郭沫若解释说：“这不，画上还标着我的名字嘛!”
 白石老人看看画，没发现一个字，便摇摇头，猜不透其中的含意。
郭沫若竟然笑了起来，他指着画说：“齐老，您看这树上画了几只鸟？”
“五只。”
“树上五只鸟，这不就是我的名字吗？“郭沫若把“上五”两个字的语气说得很重。
白石老人手捋长髯大笑起来：“好!郭老大号正是‘尚武’，您真是诗人的头脑哇!”
毛泽东主席笑道：“你们快快与我松手，没看见画上标有本人的名字吗？”
“您的名字？”郭沫若和白石老人都愣住了。
看着两个人发愣的样子，毛泽东主席不禁大笑起来，怡然自得地说：“请问，齐老您画的是什么树呀？”
“是李子树呗。”
“画得茂盛吗?”
“茂盛。”
“李树画得很茂盛——这不就是敝人的名字吗？”
“李得盛”与毛泽东主席转战陕北时的化名“李得胜”同音，所以毛说此画是白石老人赠给他的。
白石老人乐了：“如此说来，拙画还小有意思。那么，劳驾二位在卷上赏赐几个字，如何？”
——51——
二人欣然应允。毛泽东挥笔题书“丹青意造本无法”，郭沫若接对“画圣胸中常有诗”。
白石老人得此墨宝，喜出望外：“两位这样夸奖老朽，吾可把它带走啦。”伟大领袖、文坛巨匠斗不过画坛宗师，三人相视，哈哈大笑起来。
这正是：毛泽东妙笔生花，齐白石“废画”成宝。
横披：郭老凑乐。
（李克勤《毛泽东妙笔生花 齐白石“废画”成宝》）

（二二）毛泽东给谭小培点烟
诗曰：    小事一庄何足论，点烟尊老性情真。
操行道德见高下，细微之处见精神。
据京剧《沙家浜》郭建光的扮演着、我国京剧界泰斗级的人物谭派艺术的第五代传人谭元寿回忆，建国后,毛主席很迷谭元寿的父亲谭富英的戏，“我记得1950年,父亲等人在朝阳门内陆军医院礼堂合演《武家坡》。毛主席得到消息后特地赶来观看。我当时在后台伺候父亲,听说毛主席来了,扒开台帘一看,正赶上毛主席把烟掏出来,给了我祖父谭小培一支,他自己拿一支,然后拿上火柴,给我祖父点烟。当时周围人都特别吃惊,说从没见毛主席这样主动给人点烟。父亲唱完戏后,毛主席还说‘我在延安就听到你的声音了,现在到北京亲自看到你的戏,确实唱得非常精彩’。”1962
年,谭富英祖孙三代同时来到中南海给毛主席演唱。“我们唱完后,毛主席很风趣,管我父亲叫谭先生,管我叫小谭,管我儿子孝曾叫小小谭。那天特别荣幸,毛主席还请我们爷仨吃了饭⋯⋯” 说
——52——
到这里,谭元寿脸上露出笑容。后来毛泽东亲自为现代京剧样板戏《沙家浜》定名。他说：“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定名为《沙家浜》。”
(潭元寿—百度百科)

（二三）毛泽东周恩来的名片
诗曰：       名片经年已发黄，将军大使怎能忘。
 外交另起新“炉灶”，连接五洲四大洋。
 

长11.9厘米、宽6.3厘米，竖版仿宋繁体铅印“毛泽东”三个字
——53——
 

狭长名片右侧写“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中间印“周恩来”

1950年1月，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新中国外交队伍里“另起炉灶”的指示，时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亲自挑选了10位军队干部从事外交工作。5月8日，国家主席毛泽东发布任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彭
明治被任命为中国驻波兰大使。
6月28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主席专门接见了彭明治等10位大使。毛泽东幽默地说：“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大都是从部队征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好就——54——
好在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周恩来接着说：“军队在平时要练习打靶，假想作战，外交工作也一样，也要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
　　在毛泽东讲完话后，周恩来总理拿出一沓毛泽东和他的名片对彭明治说：“外交无小事，带上它工作方便，需要找波兰领导人时就把我和毛泽东的名片交给他们。”
毛泽东的名片长11。9公分、宽6。3公分，竖版仿宋繁体铅印“毛泽东”三个字；周恩来的名片略窄一些，竖版仿宋繁体铅印，右侧写着“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中间印着“周恩来”。
　　彭明治接过那些米黄色的布纹纸名片，看得格外仔细。这时，身边的一位同志冒出一句：“这名片不就是介绍信嘛！”引得大家笑起来。
那时候的名片，无论是式样还是内容都大不一样。现在任何一个人的名片可能都比当年毛泽东、周恩来的名片高档、精致、美观得多，内容也多得多，不仅有单位、地址、电话，还有官衔、职务，职务又要分荣誉性职务和实际职务，国内职务和国际跨国公司职务。而毛泽东的名片上仅只印有“毛泽东”三个字，周恩来也只印了“外交部部长”的职务而已。
如果按照时下一些人的观点，毛泽东的名片应该写上他实际
担任的五个职务（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的名片也应该写上他实际担任的7个职务（党中央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55——
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当然，毛泽东的职务没有人比他高，官衔没有人比他大，“天下谁人不识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住在中国北京，亿万人都知道他的官衔，不需要在名片上写明。
其他“将军大使”是否也有此名片？询问黄镇将军和王幼平将军的夫人，她们都表示没有发现。而据外交部礼宾司综合处处长陈力介绍，在外交礼仪中常常会用到国家领导人的名片。如今，中国国家领导人也常在以他们的名义赠送外国领导人礼品的时候，使用自己的名片。
　　从波兰回国后，尽管岁月更迭，彭明治仍完好地珍藏着这些名片。据彭幼明回忆，彭老平日在整理藏品时，总会把这些名片拿出来，摸了又摸，看了又看。
在毛泽东、周恩来去世的时候，彭明治还拿出名片，给家人讲周恩来介绍他到叶挺独立团和代表毛主席赠送波兰总统景泰蓝的难忘经历。每到动情的时候，彭明治老人总是抑制不住地泪流满面。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彭老也已于1993年去世。2005年10月，彭明治的女儿彭幼明女士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找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送给她父亲彭明治将军的名片，才使这两张保存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珍贵名片得以重见天日。他们给后人留下的是这些泛黄的物品。
如今名片上的头衔往往是一面印不下，还要折叠加长，于是就有了处级和尚、局级组长之说。“名片＝明骗”的现象社会上
并不少见。不过，上当受骗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知道名片——56——
那个东西，没有必要太当真。然而，读罢毛泽东和周恩来名片的故事，委实令人感慨不已。
（据凤凰网历史频道）
   
（二四）被毛泽东批示“永不启用”的开国元勋
诗曰：    进京赶考早言明，不做当年李自成。
竟敢索官伸手闹，雷霆之怒未留情。
今天的大多数读者,对戴季英这个名字已经相当陌生了。其实,在我党历史上,戴季英曾经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一个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一个名副其实的开国元勋。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此人在建国后被打入另册,从此淡出了政治生涯。
一、 领导黄麻起义,开创鄂豫边
1928年春,黄麻起义农民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季英任军党委委员,率部开始创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1929年12月,戴季英当选为中共鄂豫边特委候补委员。
1933年7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重兵十余万人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红25军遭受重创,全军只剩3000余人。1934
年11月,红25军主力被迫出发北上长征。
二、 豫陕战功显赫,长征牵敌20万
1934年12月10日,红25军进入陕西洛南县境,即在该县庾家河召开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区建立根据地,并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红25军抓紧有利时机, ——57——
广泛发动群众,很快在鄂陕边区建立了第一块根据地,初步奠定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期间,戴季英历任中共鄂豫陕特委书记、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全程参加了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三、 大别山中原突围建奇功
抗战暴发后,戴季英被中央派往大别山,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高敬亭)。1939年6月,高敬亭被叶挺错误处决后,戴季英升任司令员。其后的2年中,戴季英带领第四支队与日寇作战大小数百次。戴季英敢闯险境,善打硬仗,临危不惧,英勇不屈,无数次重创日军。
四、 肃反”狠辣,毛泽东下令“刀下留人”
在20余年艰苦的对敌作战中,戴季英表现表现得英勇无畏,沉着冷静,指挥若定、百折不挠,颇具大将风范,为我党的解放事业立下不朽功勋。但同时,戴季英又是一个“肃反”运动的急先锋,在鄂豫皖和陕北根据地大搞“肃反”,错杀了数以千计的红军指战员,给我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四、要官丢了前途
新中国成立后,戴季英担任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但戴季英对组织上给自己安排的职务丝毫不满意。他认为,自己20年代就是共产党的省级干部了,又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又在河南奋斗了多年,解放战争时期就是河南区的省委书记了,现
如今的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应该是属于自己的。认为当时河南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张玺、吴芝圃、刘杰、刘建勋等人,无论在资历、威望、党龄、贡献等各方面都与自己相去甚远。
于是,戴季英不听省委的招呼,多次公开发表于省委意见相左——58——
的言论,在干部会议上说省委领导是左派。倚老卖老,自我标榜。1951年底,戴季英还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信,对河南省委领导进行了攻击,要求让自己做中央委员,河南省委书记。
毛泽东主席看了戴季英的要官信后,大为震怒,怒不可遏的大骂“戴季英已经不可救药了。”毛泽东当即给中央办公厅批示:“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
1952年2月12日,戴季英被开除党籍,回家反省。不久即被判入狱15年。从此,戴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永远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方莉《老人报》2010-08-04）

（二五）毛主席是掀起问责风暴第一人
诗曰：   万事开头正待兴，一庄错案惊高层。
中南海里雷霆降，问责之风化雨生。
解放初期，曾经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纪凯夫案件”，因为毛主席的关注，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起官员问责风暴。
案情其实并不复杂。然而，由于监守自盗者的陷害，加上官僚主义作祟，使得这起案件一波三折。
1951年4月12日下午6点下班后，武汉市第二人民医院总
务科保险柜被打开，现款1200万元（旧币）丢失。当工作人员顺着地上散落的钞票，追寻到办公室外面的阳台，看到一边的电线磁头上挂着一个花布包，医院监委、党支部书记王清此时正站在阳台上。
——59——
本来，盗窃者的指向应该很明确了。可到了14日深夜，公安四分局却把报案者纪凯夫给拘留了。
作出拘留纪凯夫决定的是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和二医院监委、党支部书记王清。依据是：纪凯夫历史上有政治问题，哥哥纪憨曾是国民党特务，纪凯夫发现盗窃案后，表现特别积极，到总务科检查了保险柜，打电话向公安局报案，叫人监视王清的行动，他的这些行为都是别有用心的“贼喊捉贼”的伎俩。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原来，1950年10月，有人揭发宋瑛在任市第一医院院长时的问题，信是直接寄给中央的，中央批复回来查处。宋瑛怀疑是纪凯夫所写，并追查对证笔迹。事实表明，控告信不是纪凯夫所为，纪对此很反感，控告宋瑛侵犯人权。所以宋瑛对纪凯夫成见很深。因此，宋瑛借着这个由头想整治报复纪凯夫。
在武汉第四区委牵头，召开纪委、卫生局、公安局等有关单位的案情分析会上，会议本来作出决定，由单位将纪凯夫保释，并对王清做进一步的审查。可参加会议的宋瑛在会议上没有发表不同意见，会后却向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周季方作了汇报。宋瑛的报告完全不介绍区委会讨论的全面情况，也不分析王清的疑点，一味认定是纪凯夫陷害王清。周季方听了宋瑛的报告，在没有认真调查取证的情况下，听信一面之词，下令将纪凯夫再次逮
捕。第二天，市文化教育党组召开会议，批准了周季方的这种做
法。
市长吴德峰、武汉市委也都支持周季方的做法，这当然和宋瑛的反映有关。4月30日，在市委书记张平化主持下召开会议，肯定市政府的处理是正确的。张平化认为，“盗窃的可能性很小，——60——
政治陷害的可能性大”，这自然就排除了王清的各种嫌疑，而将目标集中在纪凯夫身上。
吴德峰声称：“王清盗款的证据越多，恰恰就是反证越多。”认为纪凯夫是“阴谋陷害案”的策划者。
对于这种官僚主义的做法，中南局纪委曾予以制止，但没有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南局纪委组成了联合检查组。检查组由中南局纪委、中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公安部、卫生部、最高人民检察署中南分署、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武汉市纪委等11个单位组成，组长由中南局纪委纪检处长樊德智担任，副组长由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的处长罗启林担任。
最后查明，盗款人是医院监委、党支部书记王清，而纪凯夫完全是无辜者。检查结果还认定：王清伙同宋瑛合谋嫁祸于纪凯夫。
毛泽东听到情况后，非常生气。因为毛主席特别容不得官僚主义，特别痛恨官僚主义，他立即作出批示，要求中南局迅速处理；随后还不放心，又发出电报，要求中南局将“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侵犯人权”的周季方“立即逮捕法办”。
很快，有关责任人受到了严厉处分：市委书记张平化同志因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给予当面警告的处分并降为副书记；市委第一副书记、市长吴德峰同志因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给以撤
销工作的处分；直接参加对此案侦察审讯的市委第二副书记兼市
纪检查委员会书记、市委组织部部长谢治邦同志给予撤销工作的处分；副市长周季方则因压制民主，侵犯人权，被处有期徒刑9个月；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因压制民主，蓄意诬陷，藉端报复，侵犯人权，被处有期徒刑2年。
——61——
这次官员问责风暴，不仅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也使责任人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时任副市长的民主人士陈经畲主动担责，他说：“我作为市长的助手，也请求给予处分……”。其他民主人士纷纷表示：“共产党带头守法、执法，不管再大的官也一样受处分，这非常令人敬佩和信服”，还有些委员表示：“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今后一定要遵纪守法，要把这次教训铭刻在心。” 吴德峰同志也诚恳地表示：“接受教训，服从组织决定”。
这起官员问责风暴已经过去50多年了，但由毛主席掀起的对官僚主义痛下重拳的首次官员问责风暴，仍值得人们深思和回味！
（网友两江居士《毛主席是掀起问责风暴第一人》）

（二六）毛泽东：我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
诗曰：    秉然正气傲苍穹，正己正人正党风。
惩腐肃贪开盛世，官清民乐两由衷。
“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
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我讲过：杀他
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乱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地去了呦。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62——
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各条战线开展一个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暴露和发现了大量的惊人的浪费、贪污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同年11月，揭发出了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
1949年8月，天津地委和天津专署在杨柳青成立。刘青山和张子善分别从冀中八分区和十分区调来，担任了地委书记和专员。这两人居功自傲，贪图享受，革命意志消沉，腐化堕落。他们扬言：“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两人于1950年春至1951年11月，假借经营机关生产的名义，勾结私商进行非法经营。他们利用职权，先后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0余亿元（旧币）。刘青山吸毒成瘾，借口有病，长期不工作。他们把自己负责的地区视为他们个人的天下，宣扬天津地区的党内只能有“一个领袖”、“一个头”。
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了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的情况。11月30日，毛泽 东在为转发这一报告
的批语中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
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曾有高级干部考虑到刘、张两人在战——63——
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向毛泽东说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毛泽东先后处死谢步升、唐达仁、左祥云、黄克功、肖玉壁、刘青山、张子善七个贪官。
谢步升是我党反腐败历史上枪毙的第一个“贪官”。
1932年5月9日下午3时，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判决，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
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他为了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
毛泽东很关注谢步升案，他力主严惩，并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1932年5月9日，以梁柏台为主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开庭，经审理，判决：“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3点钟的时间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
这是红都瑞金打响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惩治腐败分子的第
一枪。
左祥云是我党历史上对因贪污等腐败问题而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较高级别的干部。
中央苏区时期，为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等纪念物，专门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工程——64——
于1933年8月动工。当年11月就有人举报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工程款。中央人民委员会即令中央工农检察部、中央总务厅抓紧调查，结果发现左祥云在任职期间有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1934年2月13日，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礼堂开庭公开审判左祥云及有关人员。审判历时近五个小时。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同时，对其他有关人员做了相应判决。2月18日，对左祥云执行了枪决。
被处以极刑的唐达仁是瑞金贪污腐败窝案的主犯。
1933年夏的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收到一封匿名举报。部长何叔衡先后派出两个调查组进行调查，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同志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听取中央工农检察部关于瑞金县苏维埃贪污案的汇报。会议决定，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达仁交法庭处以极刑，并给予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以警告处分。
黄克功之死被誉为毛泽东“挥泪斩马谡”。
黄克功少年时代参加红军，跟随毛泽东经历了井冈山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老井冈”中留下来不多的将领。
1937年10月，26岁的红军时旅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一个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将她打死在延河边。有人提出国难当头，人才难得，可让他戴罪杀敌。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
功被处以死刑。黄克功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从轻处理，
戴罪立功。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接信后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支持法院判决，并要求在公审大会上，当着群众和黄克功的面公布这封信的内容。
全文是：
——65——
雷经天同志：黄克功过去斗争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一个普通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和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厉的纪律。如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导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毛泽东信在公审会上被宣判了死刑的黄克功心服口服。临服刑前，当黄克功听说中央已安排对他的家人进行安抚时，感动得霎时痛哭流涕。
就这样，一个勇冠三军的红军将领被公审枪毙了。
身上战争伤疤90多处的肖玉壁被处决。
1940年，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年头。上级安排老战士肖玉壁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当主任。肖玉壁打过多次仗，仅身上留下的伤疤就有90多处，可谓战功赫赫。
上任后，肖玉壁以功臣自居。不久，就贪污受贿，同时利用
职权，私自做生意，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食油、面粉卖给国民党破坏队，影响极坏。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他死刑。他不服，向毛泽东求情。
毛泽东问：“肖玉壁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答：“3000元。——66——
他给您写了一封信，要求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毛泽东没有看信，沉思了一阵，他想起了黄克功案件。毛泽东对林伯渠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林伯渠说：“忘不了！”毛泽东接着说：“那么，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就这样，贪污犯肖玉壁被依法执行枪决。
刘青山、张子善事件震动了全国，教育了全党。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各条战线开展一个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暴露和发现了大量的惊人的浪费、贪污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
同年11月，有人揭发出了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
这两人居功自傲，贪图享受，革命意志消沉，腐化堕落。他们扬言：“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两人于1950年春至1951年11月，假借经营机关生产的名义，勾结私商进行非法经营。他们利用职权，先后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0余亿元（旧币）。
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了天津地
委严重贪污浪费的情况。11月30日，毛泽东在为转发这一报告
的批语中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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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曾有高级干部考虑到刘、张两人在战争年代有过功劳，向毛泽东说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我建议你们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
刘青山、张子善被处以死刑。枪声一响，举世震惊。老百姓说，这两个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上至少20年的廉政。
（网友枭龙《毛泽东：我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

（二七）“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诗曰：    茫茫海岸叹无防，累累旧痕累累伤。
今日睡狮已觉醒，百年曲辱得伸张。
1949年３月４日，“重庆”号巡洋舰舰长邓兆祥率部宣告起义，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组建海军的时机到了。３月２４日下午，进军北平的中央机关抵达河北涿县。在这里，毛泽东与朱德联名签发了给“重庆”号巡洋舰舰长邓兆祥及全体官兵的嘉勉电。电文在高度赞扬他们英勇起义的深远意义后进而指出：“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
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与此同时，
他们果断决定：立即组建海军。抵达北平后，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下达命令，把组建海军的任务交给了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并向三野司令员陈毅提出，可考虑由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主持。４月２３日下午，在解放南京的炮声中，张爱萍以华东——68——
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身份在江苏泰州白马庙主持会议，宣告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海军正式诞生。
８月２８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正门的大厅里，毛泽东接见了张爱萍等人。毛泽东说：今天请大家来，是想和大家商量建设海军的事情。从１８４０年到今天，一百多年了，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都是从海上打进来的。中国一败再败，屡次吃亏，割地赔款，就在于政府腐败，没有一支像样的海军，没有海防。讲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说：“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３日，在苏联进行国事访问的毛泽东从莫斯科给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发来电报：“可即任命萧劲光为海军司令。”据此，１月１５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出命令：“为了统一管理现有各地海军人员及舰艇，及建立人民海军，特任命萧劲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毛泽东对萧劲光说：“海军是个战略决策机构，要设在北京，要有长期打算。没房子，可以自己盖。这样吧，你们写个报告，我来批钱。”
１９５２年２月１４日上午，毛主席到海军机关视察，现在已经从空军机关出发。 毛泽东显得很兴奋，一边随萧劲光往会议室走，一边说：“海军成立两年多了，我还没来过。今天来这里，一是看看大家，看看我们海军领导机关驻在哪里；二是有件要紧
的事要和你们商量。”
落座以后，毛泽东望着窗外的皑皑白雪，惬意地说：“瑞雪兆丰年，看样子今年是个好年景！” 毛泽东郑重而又亲切地说：“要和你商量的是这样一件事，原计划花几亿卢布给你们买几艘驱逐舰、几十艘鱼雷快艇，但现在抗美援朝急需飞机，中央打算集中——69——
财力解决一下空军的问题。这样一来，外汇就不够用了。是不是先给空军买飞机，你们要买的舰艇再往后推一推，怎么样？” 事关抗美援朝大局，毛泽东亲自来做工作，萧劲光还能说什么。他立即表示，坚决拥护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毛泽东很满意。他扫视了大家一眼，说：“好，就这样定了。国内的钱，有，你们可以买些材料自己造一点。上海的厂不是可以造快艇吗？” 刘道生说：“上海江南厂，还有其他几个造船厂，现在都可以造几十吨的小艇。去年青岛造船厂就造出了几条小艇，质量还不错。今年我们打算让江南厂试造大一点的船。” 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先造小艇。来得快，又实用，花钱也不多。逐步积累经验，把我们的造船工业搞起来，将来就可以造大的。”
１９５３年２月１９日１１时３０分，毛泽东及其陪同人员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一行，乘坐着“长江”舰离开武汉江汉关码头，沿江向下游进发。 毛泽东看到围在身边的战士都只有２０来岁，高兴地说：“你们都很年轻。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不行，再来一个五年计划，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自己的军舰了，你们也才只有３０来岁，也很年轻。你们是大有可为的。” “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要把我国海岸线筑成海上长城。这样，帝国主义就不敢欺负我们了，太平洋就太平了。”
从登上“长江”舰第一天起，舰艇的领导就向陪同视察的海
政保卫部副部长杨怀珠郑重转达了官兵们的共同心愿：一是希望主席能与大家合影，二是希望主席能给舰艇题个词。军舰抵达安庆，在接见安庆的地方领导后，毛泽东开始考虑题词的事。这是他第一次视察海军舰艇部队，也是第一次正式为海军部队题词，——70——
毛泽东十分慎重。动笔前，他与身边工作人员谈了许多：中国在清朝以前没有真正的海军，有海无防。清朝后期，鸦片战争惨败，搞了海军，很快给洋人打垮了，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老是从海上欺侮我们……毛泽东讲得很动情。直到工作人员离开后，他才挥笔写下了后来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关键时刻，一锤定音：“萧劲光是终身海军司令。他在，海军司令不易人。”
 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逝世了。“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标”，成了他对海军广大官兵最后的嘱托。
（吴殿卿《党史博览》2009年第4期）

（二八）毛泽东选择王震坐镇新疆
诗曰： 将军走马上天山，率领精兵屯戍边。
开恳农田十万亩，春风吹绿玉门关
毛泽东当时之所以选中王震去坐镇新疆平叛，一是毛泽东非常重视新疆问题。新疆靠近苏联、蒙古和中亚战略要地，国防地位极其重要和特殊。新疆问题能否解决好关乎到中国是否能拥有一个长久稳固的大后方。毛泽东在与彭德怀、王震谈到新疆问题时说：“我们那位老乡左文襄公（左宗棠）说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虑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无晏眠之日。’这话是有道理的，对干新疆问题， 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而将如此重大的任务交给王震这个湖南老乡，毛泽
一——71——
东是放心的，他对王震说的一席话充分证明了这点：“左宗棠曾留下了一句诗，'新栽杨柳三千行，引得春风度玉关’，王震同志，我希望你到新疆后，能够超过左文襄公，把新疆建设成美丽富饶的乐园。”
二是王震熟悉西北战事。王震先是在西北野战军任纵队司令，一野成立后又任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可以说一直坚持在西北作战，对西北的地理和战事非常熟悉；
三是王震带出的部队有韧劲。王震任359旅旅长时，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把处处荒山没有人烟的南泥湾变成“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不能不说王震带出的部队是百折不挠的；他带的部队在延安保卫战中表现的同样顽强而韧劲实足；最突出的是1944年冬，王震率4000人自延安出发，渡黄河，越长江、突破敌军重重围堵，到达湘粤边界开辟新区。此行历时两年，行程27000余里，经历大小战斗300余次，开创了我军史上的又一奇迹，此举被毛泽东盛赞为我军的第二次长征。这没有坚强的毅力和韧劲是做不到的；
四是王震打仗作风强硬。王震外号“王胡子”，性格火爆，雷厉风行。打仗素以骁勇善战、作风强硬著称。他在平叛问题上绝不手软，对顽固分子格杀勿论。乱世当用重典，不用霹雳手段
不显菩萨心肠。事实证明王震的强硬在当时确实起到极大威慑作
用，王震平叛后，新疆直到80年代后期都没有发生任何叛乱；
五是王震有勇有谋。王震一方面对叛乱分子坚决打击绝不姑息，一方面遵照毛泽东“严惩首恶，宽待士兵”的指示，掌控大局，运筹帷幄，迅速打开局面。他还采取了给维族人民分土地、
解放妇女权益、取消多妻制等一系列受到新疆民众拥护的措施，——72——
在政治上争取了主动，极大地孤立了叛乱分子。
毛主席逝世后，王震曾对一些军队干部说：“现在社会上有人污蔑和否定毛主席，你们都不说话。告诉你们，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王震，也没有你们这些将军！”并在临终前说：“毛主席比我们这些人早看了50年啊！。”
（《人民网》2010-05-17）

（二九）“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
诗曰：  改地换天奠国基，荡湔污垢治疮痍。
秦楼楚馆门庭冷，烟鬼赌徒身影稀。
津市惩贪惊上下，神州扬善罢淫靡。
为何今日沉渣起，百姓心中有所思。”
北平的妓院在明清就已经有了规模，集中在八大胡同。辛亥革命后，一大批新上台的权贵志得意满，恣意享乐，导致北平的妓院发展迅速。最兴旺的1917年，北京注册妓院达391家，妓女3500人，私娼估计不下7000人。抗战时期，日军占领北平，战乱和饥荒，使大批良家女子被人口贩子拐卖，落入烟花巷，平均每250名妇女中，就有1人是妓女，仅次于居世界各大城市中第
位的上海。至1949年解放前，北平的妓院有273家，妓女1268
人。
1949年5月，当时毛泽东还住在香山双清别墅。有天晚上，他带了秘书，乘一辆吉普车，进了北平城。在一个胡同口，车子被一群吵吵嚷嚷的人阻断了去路，原来是妓院的老鸨在揍一个逃出来的小妓女。老鸨带着一帮打手对着小妓女就是一通拳打脚踢。一——73——
毛泽东看到了这一幕，让秘书赶快去阻止。秘书拨开人群喝道：“不准你们毒打她！”“她是我的丫头，我打她你管得着吗？”秘书不吃她这一套，挥手抓住老鸨的手说：“我就要管，我们决不允许自己的兄弟姐妹遭受这样的折磨。你必须马上送她上医院看病。”
毛泽东暗访北平看到了这最揪心的一幕，很是气愤。此后不久，彭真来见毛泽东，也谈到妓院的事。当时，彭真出任北平市委书记，有一天深夜，他率领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到前门外“八大胡同”、南城一带的妓院了解情况，一个15岁小妓女痛哭流涕，讲诉了自己是怎么被拐卖到妓院，被老板盘剥后，一天的所得就是4个窝窝头。彭真气愤地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我们能坐视不管吗？”毛泽东本来就为此事气愤，彭真来后，更是义愤填膺，急电罗瑞卿，罗瑞卿急急赶到后，毛泽东坚决地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罗瑞卿回答：“是，主席，我马上考虑把北平的妓院全部关掉。”
下午5时：通过“立即封闭一切妓院”决议。顿时，老板、领家们目瞪口呆，室内空气立即凝固了。他们没有想到，共产党竟要封闭妓院，而且来得这样突然。
11月21日，晚上12时至凌晨5时，封闭所有妓院各行动小
组按照事先的计划，将全部1268名妓女一一消毒后集中到设置在
韩家潭的8个妇女生产教养院。妓女迁走后，干警对妓院的财产进行登记，对老板、领家的财产予以没收。并在各家妓院的门上贴上“北京市人民政府1949年封”的长封条，至22日凌晨5时，全市的妓院全部封闭，行动干净利落地完成了。
11月22日上午，罗瑞卿拿起电话，向周总理汇报封闭妓院——74——
的行动结果。周总理高兴地称赞罗瑞卿干得好，并告诉他，毛主席很关心封闭妓院的事，他马上就向毛主席汇报封闭妓院的战果。
11月2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封闭妓院的决议，报导了封闭妓院的经过，发表了《解放妓女》的短评。11月23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千余妓女开始新生活，正组织学习改造思想》，《欣闻千余姐妹跳出火坑，首都各界妇女万分奋兴》等文章。北京被服厂女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女同学纷纷写信，表示坚决拥护政府的行动，并派人送书、看望，鼓励姐妹们好好学习。金发碧眼的捷克大使夫人，闻讯来到“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捧着鲜花，对封闭妓院、集中妓女学习改造的举措，表示国际主义的祝贺！
2000年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中国人权发展50年》的第一章高度肯定了这项成就：“1949年11月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率先作出禁娼决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这种在中国延续三千多年、严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和尊严的罪恶渊薮绝迹。”
（董世贵 《 大地 》2009年第12期）

（三0）毛泽东用才一绝：原国军上将任水利部长23年
诗曰：    未曾开国先封官，慧眼识才善用贤。
 治水治淮先治吏，将军部长创新篇。
毛泽东“因人设事”，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决定傅作义当水利部长
——75——
在用人问题上，一般的观点认为“要因事设人，不要因人设
事”。所谓“因人设事”，就是因为某个人来确定一个岗位，人在前，岗位在后。这在一般情况下，不太好，有时候很不好，但是并不能说，任何时候都不要“因人设事”。
毛泽东让傅作义当水利部长，就有“因人设事”的味道，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决策没有错。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后，虽然傅作义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虽然北平解放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都坦诚对待傅作义，可是这位原国军将领还是有些不安，因为过去他对共产党的确有很不好的表现，心怀忐忑的傅作义请求面见毛泽东，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很快给予答复，请他在2月22日见面。
1949年2月22日，一架军用飞机从北平的西苑机场起飞，机上是傅作义、邓宝珊等人，他们即将飞往石家庄。这个时候傅作义就是先到石家庄，然后再到西柏坡去见毛泽东。1949年2月22日下午，傅作义、邓宝珊刚刚到达西柏坡，毛泽东和周恩来就赶来和他们见面。
傅作义看似有些恐慌害怕，说话都很不自然。他一见毛泽东，就立正说：“我有罪！”毛泽东亲切地握住傅作义的手，说：“不要这样说。当初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抢掠了我们多少文物珍宝啊。现在，如果我们自己毁了紫禁城，破坏了那些文物古迹，那是要被子孙后代唾骂的。现在北平和平解放了，我们应该谢谢你，你
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掉你的。假如说，你过去有错的话，那么现在功过权衡，还是功大于过，也是有功人员……”然后，毛泽东亲切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就像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滑头，最后——76——
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傅作义在国民党高层多年，与蒋介石依然隔阂很深。哪里想到，与毛泽东却是一见如故。毛泽东下面的一番话，更是让傅作义如沐春风，心中的疑虑一下子消散了。
毛泽东又向傅作义敬烟，傅作义虽然不抽烟，可是赶紧给毛泽东点烟，这两个人之间的距离顿时拉近了很多。
在谈话时，傅作义说：“请问主席，我是回北平，还是住在这里﹖”
毛泽东先是一愣，接着笑着说：“你在北平不是住得好好的吗？不久，我们也要到北平去。将来咱们可以更好地合作，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到北平以后，就要召集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和华侨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你也将被邀请参加会议。”
傅作义激动地说：“我回北平以后，一定向部下传达毛主席和其他中共首长的指示和关心，做好部队的和平整编工作。我个人也要无条件地服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叫我做任何工作，我都保证做好。”
当毛泽东问他愿意做什么工作时，傅作义回答说：“我想，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黄河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毛泽东接过傅作义的话说：“你对水利感兴趣？黄河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将来你可当水利部长么！那不是
更能发挥作用吗？”
就这样，傅作义建国后的工作就此确定下来。新中国水利部长也因为傅作义这个人，而先确定下来。
二、毛泽东使用傅作义颇讲艺术：巧妙的切入点
——77——
傅作义对旧中国那个体系的工作惯例，颇为熟悉，要投入新中国政府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毛泽东巧妙地利用抗美援朝时，要治理淮河的机会，把另一位民主人士邵力子拉进来，和傅作义一起展开工作，让傅作义逐步进入角色。
1950年正当朝鲜战争猝然爆发、国内敌人借机闹事的时候，淮河接连两次大决口，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极大的损失。为此，毛泽东与周恩来经过商议，决定派政务委员曾山赶赴受灾地区视察。据曾山的报告说：他看到“津浦铁路两旁一片汪洋，一眼几十里都是如此，沿路数百里的河堤全部失去作用，村庄被淹没，怀远县县城的城墙也看不到了。许多灾民挤在一块高地上求生，干部情绪低落。这次被淹没的耕地达三千一百万亩，冲塌房屋几十万间，灾民九百九十五万人，其中断炊的已达一百○九万人”。毛泽东看了曾山在政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后，他的脑海中全都是滔滔洪水和流离失所的灾民，内心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味道！
不久，毛泽东又收到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致华东局、华东军政委员会并转中央的电报，详细地报告了有关淮河决口造成的损失：“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来所未有，淮北二十个县淮南沿岸七个县均受淹，城市因受淹而迁徙者约二十三万人。被淹田亩三千一百余万亩，占皖北全区二分之一强。全无收者二千二百余万亩，房屋被冲倒或淹塌而已报告者八十余万间，死四百九十九人……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
堕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
毛泽东看到“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的地方，不忍再看下去了！这时，他的眼前景物似乎化作了水急浪高的滔滔洪水，渐渐地漫过房屋，只有大树的树冠还露在洪水的上面。他似乎看见——78——
了一个中年妇女抱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坐在树杈上哀号求生……
毛泽东终于又从幻化的思维中回到了现实来，他那滚动欲出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滴在了这份电报上。接着，毛泽东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在“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的下边，重重划了两道横杠。
毛泽东毕竟是一代大政治家，很快进入了理性的思索。他按着自己独有的思维方式，从历史到现实、从历代帝王得天下到失天下的层面进行了审视和思考。
首先，毛泽东认为洪水成灾与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蒋介石执政的二十多年中，由于水利长期失修，加上连年战乱的破坏，尤其是像黄河花园口人为决堤，给人民造成的损失是十分惊人的！仅一九四九年不完全的统计，全国被淹耕地达一亿二千一百五十六万亩，减产粮食二百二十亿斤，重灾区灾民达一千万人。其中，华东地区被淹耕地五千余万亩，占全部耕地的五分之一，减产粮食七十余亿斤，灾民一千六百万人。可以这样说，蒋介石兵败东南数省，与洪水成灾、失去民心有着一定的关系。因此，毛泽东从大禹治水兴天下，到蒋介石因失修水利等原因而败退台湾，对“水兴国家兴，水害国家败”的话有了更深的理解！
其次，毛泽东认为为了巩固新建立的政权，并应付国际和国
内的突发事变，必须考虑从根本上解决洪水年年造成的局面，唯有如此，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一心一意地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否则，其他一切革新都会因为洪水成灾而付之东流。
为此，毛泽东在曾希圣发来的电报上作了批示：
——79——
周（恩来）：
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毛泽东八月五日
周恩来在收到毛泽东上述批示之后，两次主持政务会议，讨论治淮问题。在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报告了有关情况之后，周恩来提出了治理淮河的五项原则：“统筹兼顾，标本兼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分期完成，加紧进行；集中领导，分工负责；以工代赈，重点治淮。”同时，他还明确指出：“总的方向是，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游以泄水为主。从水量的处理来说，主要还是泄水。”“这次治水计划，上下游的利益都要照顾到，并且还应有利于灌溉农田，上游蓄水注意配合发电，下游注意配合航运。总之，要统筹兼顾。”接着，又经毛泽东批准，发布了《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一场根治淮河的群众运动已在酝酿之中！
毛泽东深知根治淮河是一项大工程，而且还是一项科学性很强的工作。如何才能做到在治淮过程中少走弯路呢？他决定亲自动手，大搞调查研究。与此同时，他还要调动一切有利因素为治淮河服务。在这期间，毛泽东与邵力子先生畅谈治淮大事是很有代表性的。
1950年深秋的一天，毛泽东驻步丰泽园的门前，恭候邵力子的到来。有顷，水利部部长傅作义陪着邵力子驱车来到门前，
毛泽东走上前去，亲自扶邵力子走出轿车，热情地打招呼：“欢迎，欢迎，先生和将军都很准时呵！”
“主席是珍惜时间的人嘛。”邵力子答。 “军人第一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第二是以时间的准确为生命。”傅作义也作了适合——80——
将军身份的回答。
“好！那就让我们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进屋畅谈治淮吧！”
邵力子或许是读书人出身的缘故，他走进菊香书屋下意识地往桌上一看，只见上面摆着文房四宝以及刚刚写好的条幅，感到有些好奇地问道：“主席正在写字？”
毛泽东边答说“是啊”，边请邵力子与傅作义落座，待到秘书给这两位客人献上茶水之后，毛泽东突然地说道：“我久知邵老是前清的举人，早年又与当代草圣于右任老等人在一起靠卖文为生，所以，我做了个字谜，想请你这位清朝的举人给解一下。”
邵力子听后愕然，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所以。他禁不住自问：“毛泽东为何做字谜请我解呢？这又与治淮有什么联系呢？……”他看了看同样感到好奇的傅作义，只见傅微笑着冲着他摇了摇头。从傅作义的表情分析，似乎是蛮有兴趣地看着将要发生的一切。
就在邵力子与傅作义用眼传神的过程中，毛泽东走到写字台前，双手拿起墨迹未干的那张宣纸，很是恭敬地放在邵力子面前的茶几上，带有自我调侃的口吻说：“我这是应了那句老话，孔夫子面前卖弄字画，请看！”
邵力子微微欠身，俯首一看，只见宣纸上赫然写着两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治淮。邵力子看罢一怔，他清楚毛泽东出的这幅字谜，是属于续字谜，也就是说在“治淮”二字的后边必须续出两
字，合作一词，表达一种完整的意思。就在这刹那之间，邵力子却犯了难，因为毛泽东写的“治淮”二字不仅是意义深远，更重要的还代表了一个明确的概念，想要续上二字绝非易事，故情不由己地蹙了蹙眉头。
——81——
毛泽东放好这幅治淮字谜之后，旋即回身，走到自己的座位上，习惯地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有些自我欣赏地缓缓吐向空中。接着，他才漫不经意地看了邵力子一眼，似有意提醒道：“邵老啊，我这可是个续字谜啊！
”毛泽东或许是认为自己的目的达到了，抑或是他不想把这位前清的举人考得太狼狈，他先是朗朗大笑，后又伸出右手指着自己的书桌，说道：“邵老，这续字就是这两个字嘛！”
邵力子经毛泽东手指书桌一点化，顿然大悟，不由自语：“方案！”
坐在一旁看热闹的傅作义目睹了这一切，当邵力子脱口而出“方案”二字以后，他于这瞬间又把毛泽东的原字谜“治淮”二字与之合起来，原来这四个字是“治淮方案”。到这时他才恍然明白了毛泽东出此续字谜的真谛。同时，他看到年长的邵力子其悟性或曰聪明还是比自己胜出一筹的。好在他此时的身份是将军，而不是举人或秀才，所以，他随着邵力子的朗朗大笑也不由笑出声来。
这就是毛泽东与人交往或曰与友人谈工作的一种方式，双方倾谈治淮这样一件大事，竟然是从如此写意的方面开始，真是令人慨叹不已啊！待到邵力子、傅作义恢复常态之后，毛泽东方言归正传：“邵老续得好！今天我请二位来，就是为了讨论治理淮河的方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傅作义或许是在阎锡山、蒋介石手下当差当得时间太长了，他听了毛泽东的话后，认为自己是水利部部长，自应第一个介绍情况。所以，他一板一眼地说罢水利部制定治淮方案的过程后，又郑重地说道：“我们水利部正在总理的领导下，进一步研究、完——82——
善治理淮河的方案。”
“我已经看了总理有关治理淮河的报告，”邵力子接着傅作义的话题说道，“我是过来人，所以我赞成总理说的淮河年年闹灾，是当年蒋介石为阻止日军南下，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造成的。这是因为黄河的泥沙破坏了淮河原有的蓄泄洪水的能力。”
“邵老一言中的！”毛泽东有意把话题一转，很是诚恳地说道，“当年，邵老做西京王的时候，我长征一到达陕北，就听当地的老百姓美传您是当代的大禹。”
说到邵力子做西京王，那是日本在我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宣布第二次下野，把邵力子外放陕西，坐镇西安，代蒋控制多事的西北地区。也就是邵在西安执政的五年之中，他曾带领陕西人民治理过黄河，而且很见成效，被当地老百姓传为当代治水的大禹。也正是因为邵力子有这样一段特殊的从政经历，毛泽东才听取他对治淮的意见。自然，邵力子也想到了这一点。但是，当他听毛泽东如此赞誉他治理黄河的功绩的时候，他又谦虚地连连说道：“百姓过誉了。过誉了！”
“我看是有他们的道理的。”接着，毛泽东又坦然说道，“我当时听后也感到新奇。事后才听人告诉我，当年邵老重视黄河水利，亲自主持修了泾惠和洛惠两大渠，建了龙门闸和风陵渡工程。我想这就是老百姓至今还流传邵老治水故事的原因吧！”
“主席过奖了！”邵力子非常客气地说，“那时，我任国民政
府陕西省主席，治理黄河是我的责任。再说，我做的那点区区小事，怎能与今天共产党和主席想根治淮河的工程相提并论呢，何足挂齿矣！”
“邵老那时的作为，现在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啊！”毛泽东——83——
在历数了邵力子在治理黄河上的成绩之后，又说道：“今天，我请邵老来的目的有二：一是想听听您的意见，再是邵老您能离京去实地考察，那是最好不过的。话再说回来，这也就是我写的那个续字谜的谜底。”
邵力子从政数十载，自孙中山到蒋介石等政坛要人都时相过从，有的还私交甚笃。但是，他却未遇见过像毛泽东这样善做工作的领袖人物。因此，他心悦诚服地说道：“请主席放心，我打算立即成行。”
“不，不。”毛泽东急忙摆手制止，“现在淮河正在抗洪、救灾，不是邵老这样年纪的人去的时候。”
“那我何时成行呢？”邵力子问道。
“再定。”毛泽东凝思片刻，“到时，我一定为邵老写一幅字：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以壮行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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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请放心，我一定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至此，毛泽东请教邵力子的工作就算做完了。他看了看作陪的傅作义的表情，又十分客气地说道：“傅将军，你是新中国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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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水利部部长，请将军集思广益，再拟定一个全面的兴修水利方案。”
“我尽快落实主席这一重要指示。”
“我哪有那么多的重要指示哟，”毛泽东微微地摇了摇头，“这些天来，由于淮河水祸如此严重，使我想了很多问题，看起来，要想改变我国的贫穷面貌，首先就要大兴水利。我们这些人如果能把几千年来的水患化害为利，那可是造福于民、功德无量啊！”
毛泽东就这样巧妙地让傅作义自然地进入水利工作。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毛泽东绝妙的用人艺术：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顺理成章。
三、毛泽东关键时刻力挺傅作义
万事开头难，毛泽东在傅作义开始水利部长工作阶段，给予特别关照。
傅作义刚任水利部长时，水利部领导中却有人认为他是非党人士，有意贬低、刁难他。傅作义到水利部会堂开会，有人故意把他的汽车转停到偏僻远处；对他以部长名义批示的文件，有不同意的表示。于是，傅作义对所有文件在看过之后，不加任何批示，而由某副部长批示，并形成惯例。傅作义并不介意这个。后来，毛泽东发现水利部文件批文没有了傅作义的名字，敏锐地发现问题，深叹一气。
北京市第一届体育运动会在天坛公园举行，毛泽东和傅作义应邀观看比赛。毛泽东看到一半，就约傅作义离开会场，出去走走。走到祈年殿时，毛泽东风趣幽默地指着修补过的天坛一角，问傅作义：“宜生，你看这一块我们补得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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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49年为阻止蒋介石企图派飞机运走傅作义的精锐武器和一部分亲信骨干，而被解放军的炮火轰坏的天坛一角。傅作义以感谢的心情会意地笑笑，说：“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如果我们兵戎相见，这墙补也补不得啰。你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毛泽东说，“是不是我们共产党内有人怠慢你？”
“哪里，哪里，您不治我的罪，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傅作义说，“我体会《共同纲领》是四路纵队（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前进，向左看齐，跟工人阶级走.”
毛泽东听了，深沉地说：“是的，但是以后还要展开变成横队哩！”
傅作义对毛泽东说：“我是水利问题的‘门外汉’，恐怕胜任不了部长工作。”
毛泽东鼓励地说：“不懂你就学嘛！有问题你就去请教群众嘛。要边学边干，哪有天生的内行呀!” 接着，当面问傅作义：“水利部文件批文怎么没有了你傅作义部长的名字？你在水利部当部长是不是有职无权？”
傅作义说，他工作忙，常外出，副部长批示也是一样的。
毛泽东听了没作声。后来，毛泽东同周恩来说了这一情况。
周恩来就此种不正常的现象专门批示水利部：大小事情，没有傅部长批示，一律无效！要让傅部长列席党组会议，并发表意见。
四、毛泽东的关怀给了傅作义极大支持和力量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无微不至的关心下，傅作义全身心地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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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国家水利建设。他说：“咱们只有严格要求自己、踏实工作的义务，没有其他要求的权利，干任何事情都要多想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少计较个人得失，这样心情就会豁达多了。”傅作义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从1949年起担任水利部长，直到1974年逝世，他在位长达23年，他的后半生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淮河、海河等许多水利工程，都有他的足迹。他几乎每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三门峡工地、治淮工程和密云水库工地等第一线研究指导工作。
1951年，傅作义和副部长李葆华一起视察淮河，在去洪泽湖蒋坝途中，有约15公里路程汽车无法通行，他坚持和大家一起步行前往。他出差，按规定可以坐火车公务车（在列车上单挂一节专用车厢），但他从来不要，他说和工作人员合要一间包厢（4个铺位）就够了。
建设三门峡水电站时，傅作义从黄河下游一直视察到潼关。走到陕县，气温高达40摄氏度，屋里的家具都烫手，坐着不动也是一身汗，他是年近花甲的人了，仍然不愿多休息一会儿，坚持按计划视察。他每到水利工地，不但了解工程情况，就地解决问题，还要看看工人住的工棚，民工的伙食情况，问寒问暖，关心群众的生活。他有胃病，需要少吃多餐，但他在出差时就带些馒头干，不时地嚼两口。
繁重的工作压垮了傅作义的身体。1962年初，中央考虑傅作义的心脏病比较严重，安排他一家到广东休养。他表示，如果只是休养，他不想去；如果让他做些工作，他可以去。中央和广东省委只好同意了他的要求。到广东后，他先后视察了花县水库、新丰江水电站及新会、佛山、高要等地的水利工程。每到一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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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他都是先服了预防心脏病的硝酸甘油药片，然后登上坝顶，了解情况。
傅作义常说，旧社会坏就坏在那个制度、那个体系，想做的事做不成；新社会好就好在这个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一切难办的事也能办成。
与共产党合作的典范
作为民主人士，傅作义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可谓典范。据傅作义的夫人刘芸生说，他是以戴罪之心投入人民怀抱的，受到党的信任和重用，他常常怀着感激的心情说起这一点。中共中央对他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他十分尊重，曾规定，水利电力部的领导要定期去傅作义的住处汇报工作，征求他的意见。共产党相信他，他也相信共产党，有人攻击民主人士都是招牌，有职无权时，他反驳说：“我这个部长就是有职有权，水利部党组李葆华同志非常尊重我，我也尊重李葆华同志，我们互相商量，肝胆相照，没有感到有什么隔阂。”
毛泽东、周恩来经常邀请傅作义到家里做客、看电影。彭真、薄一波和其他中央领导与傅作义常有来往，习仲勋每逢遇到水利部的人都要问问傅作义的健康情况。
周恩来、邓颖超对傅作义无微不至地关怀。1957年，傅作义在山西考察时心脏病突发，周恩来立即派飞机和医生前去抢救，并派邓颖超专门看望，鼓励他战胜疾病。周恩来每到外地带来些瓜果蔬菜，都会送给傅作义一些。1962年8月，邓颖超致信傅作义“我和恩来于昨晚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带回些在那里买到的深州蜜桃和该地产梨以及起士林制的花生糖，请您和嫂夫人尝尝，藉助你们健康和长寿”。傅作义在小酱坊胡同住的是一座小楼。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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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义有心脏病，上下楼十分不便，周恩来得知后，责成有关部门盖了一座平房，请傅作义在那里办公。傅作义在院子里种了几棵桃树，每年桃子成熟后，他都挑选最好的送给关心他的中央领导人。
解放前，傅作义为了给集体福利积累资金，开办了工厂和贸易公司，所赚的钱多用于编制外人员的开支、阵亡将士的抚恤以及创办学校等。解放后还有380余万元。除了1962年40万元购买公债外，其余全部上缴国家。毛泽东批示：将款存入人民银行，仍归傅作义支配使用。但傅作义分文未动，1974年他病危时，全部上缴国务院，做到了“公私分明，清白一生”。
傅作义晚年最大的愿望是看到祖国的统一，他对台湾的故旧十分想念。他说，我无时不怀念由大陆到台湾的旧日的朋友和同事们。1974年2月，傅作义说：“25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我做的确实是一件最正确的事。我现在仍然要劝说你们，你们今天听不进去，但不久的将来就会听进去的，会相信我的话的。当时的奋斗目标是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而大陆解放仅仅20余年的短暂时间里，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已经把一个贫穷落后、受人欺凌侮辱的旧中国，一变而为崭新的、强大的新中国。”“台湾是中国人，台湾和大陆是同胞兄弟。为什么不能一块来干？为什么不能一起来分享光荣呢？”
1974年4月，傅作义因病住在北京医院。4月15日，周恩来抱病来看望傅作义。在病床前，周恩来俯下身子，在傅作义耳边深情地说：“毛主席叫我看你来了，毛主席说你对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弥留之际的傅作义听到此话，嘴角颤抖着，眼含泪花。4月19日，傅作义逝世，享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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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毛泽东使用像傅作义这样的人才，达到如此地步，这在古今中外人力资源管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而毛泽东做这样的事情，又似乎是不经意的，信手拈来的，这就是用人的艺术，这背后是智慧，是胆识，也是信念，是胸怀，更是人与人之间真挚情感的支撑。这些东西，才是我们研究人才学，掌握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功。
（李克勤文集）

（三一）“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峰涛涌起逼天低，千里淮河人上堤。
大水无情掀浊浪，行洪区内语凄凄。

淮河千载任凭流，沿岸频遭水患忧。
盛世幸逢根治策，喜看稻菽获丰收。
1950年夏，安徽、河南交界连降大雨 ，淮北地区受灾严重，为百年未有。毛主席在批阅淮北地区灾情报告的时候，看到一份电报里说，有的灾民，因躲水不及，爬到树上，有的被毒蛇咬死。他看到此处，不禁流下眼泪。原来这份电报说到：“由于水势迅猛，农民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堕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四百八十九人人。”在“翻船而死者”和“四百八十九人”这两个地方，毛主席都划了横线。毛主席历来有一种深深的农民阶级情节，看不得农民受苦受气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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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农民遭灾遇害就不禁伤心流泪。他自己种过田，深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就果断地决策，“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既免得农民再次受害，又能为农业发展夯实基础。
从7月至8月，毛主席连续给周恩来写了四个个批示，提出督导和抓紧根治淮河。
第一个批示是7月20日写的。这个批示提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个问题。如何，请酌办。”
仅过半个月，即8月5日，毛主席又写了第二个批示。这里指出：“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务必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8月31日，毛主席又写了第三个批示，同第二个批示只隔25天。这个批语是针对华东军政委员会
8月28日的电报写的。此电报转报了苏北区党委对治淮的意见。其中第三项提出：如果今年就实行导淮的话，原定土改等工作的部署就要改变，苏北今年整个工作的方针就要重新考虑。而且在导淮工作的各项准备上“均感仓促”。毛泽东表示：“此电报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  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8月25日至9月2日，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水利部召开了治淮会议，具体落实毛主席关于治理淮河的指示，确定蓄汇兼备的方针，并制定了治淮的具体步骤。从此拉开了治理淮河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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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华东局和中央报告皖北专区积极拥护治淮决定的情况，并提出调配粮食的建议。9月20日，毛泽东将这份电报批给周恩来：“现已9月底，治淮开工不宜拖，请督促早日斟测，早日作好计划，早日开工。”
上述毛主席的四个批示里，人们可以强烈感到他关心灾民的心情、治理淮河的坚强决心、抓住不放一抓到底风范。
10月14　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对治淮的方针和1951年治淮工作方案，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在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国家财政极度结拘的情况下，国家仍在当年11月拨出原粮4亿5千万斤，保证治淮工作按时开工。这年冬天，淮河上游、中游和下游共有80万民工参加治淮，奋战80天，建成一条长达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
第二年5月，组成由邵力子率领的中央治淮检查团，赴治淮工地检查工作。毛主席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并制成四面锦旗，由中央代表团分送治淮委员会及下属三个治淮指挥部，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治淮坚强决心，激励淮河两岸民众治理淮河的战斗志意。
治淮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个全流域、多目标的水利工程。经过 8年头的不懈治理，到1957年冬，治淮工程初见成效。国家共投入12亿5 千万元，治理大小河道175条，建成水库9座，库容量316亿立方米，还修建了堤防4600余公里，极大地提高了防洪泄洪能力，夺取治理淮河战斗的伟大胜利。从此长期为害淮河两岸人民的水患基本得到根治，造福了淮河两岸人民。
这是共和国前三十年，毛主席领导水利建设的一个缩影。建国以来，到1983年，我国共建成八万六千多座水庫，总蓄水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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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二百多亿立方。其中，大中型水庫二千七百零二座：而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仅有大中型水庫二十座。农用排灌动力，由建国初期的十二万八千马力，发展到七千八百多万马力，增加六百多倍。在缺水的北方，还新打机井二百四十一万眼，为干旱农田开辟了地下水源。因此，我国的农田灌溉面积，从建国初期低标准的三亿亩，增达六亿七千万亩，增加了一点二倍。建国前的三亿六千万亩易涝农田，有二亿七千万亩得到治理，占总数的四分之三。
联合国粮农组织1980年年报指出，我国农田灌溉面积，已跃居世界第一位，多于印度、美国、苏联等国家。
（岳青山《》2010-4-28）

（三二）新中国甲字第一号持枪证
诗曰：     文房四宝打天下，征战一生懒带枪。
 莫道“书生无一用”，“天翻地覆慨而慷。”
1950年12月1日，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张持枪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甲字第001号持枪证问世，部别：中央人民政府；职别：主席；姓名：毛泽东。可这张甲字第一号持枪证的枪证、枪号、子弹三栏都是空白，共和国最有持枪资格的人，根本就没有领过应该属于他的那支枪。而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曾统率和指挥过千军万马，但他一生很少摸过枪更谈不上佩过枪。在井冈山时，林彪缴获过一支很漂亮的手枪，他要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说：“当我要用上枪的时候，红军就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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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晚报》2010年03月29日）

（三三）“杀了女匪首岂不太可惜”
诗曰：    占山多是男儿汉，落草少见女丈夫。
幸遇开元盛世策，改邪归正走新途。
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蒋介石政权的有意组织和国民党散兵游勇聚集为匪，土匪数量激增，达到了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土匪最多时，曾达到200多万人。土匪武装大搞暗杀恐怖活动，袭击我政权机关，杀害我军政人员和进步群众，抢劫财物，强奸妇女，放火投毒，扰乱社会秩序。
1950年1月，华东地区土匪袭击乡、区、县级人民政府达一百多次，仅苏南地区就有120多名干部被杀害。解放军第十兵团后勤部长李厚坤在浙江东阳县朝阳村遭土匪伏击而牺牲。这一年的头三个月，仅广东地区就有4座县城、62个区政府、86个乡政权被土匪破坏。同年二三月间，四川省内江县土匪袭击了该县的5个区政府，打死干部20多名，抓走干部38名，轮奸妇女干部10名。第六○军第一七九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篱在执行任务时，被土匪抓获，惨遭挖眼、割舌、掏心，最后惨死在土匪刀下。该军炮兵团的一名司务长，被土匪抓去活活煮死。四川仪陇县土匪一次投毒使4000多人中毒。
土匪的疯狂破坏，严重地威胁着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安宁，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在开国大典上，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剿灭匪特。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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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
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和方针，人民解放军从1949年5月开始，先后调动6个兵团部、41个军部、140个师、2个旅又20个团，共计150多万兵力，开展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剿匪斗争。
解放前贵州就以土匪多而闻名。在众多的土匪中，有一个匪首因为受到毛主席的特赦而使她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1953年6月5日，在通往贵州惠水县城的几条大道上，络绎不绝的人群争先恐后地朝一个方向奔去。那里既不是庙会也不是赶集，更不是看什么大戏，而是人们闻讯前去目睹名噪全省的女匪首陈大嫂。大家都想看一看这个传说中飞檐走壁、貌似西施，却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
陈大嫂原名叫程莲珍，乳名程伊妹，系长顺县广乡顺朝摆村人。少女时由于长得窈窕高挑，皮肤细嫩白皙，面容清秀，被当地群众称为大美人。由于名声在外，就被该县水波龙乡板沟寨有钱有势的大地主陈正明知晓，经过多方促合，将程伊妹娶为二房，人称陈大嫂。由于陈正明家中有枪有家丁，程伊妹跟着他走村串寨，就成为出入各种场合的压寨夫人。她天生聪明，不但学会了骑马，也学会了打枪。陈正明在世时她生有一女孩，陈正明病死后，陈姓近房为抢夺陈正明的千顷良田，纠集了一伙人围攻程伊妹的住处，并乱枪射击。程伊妹知道来者不善，便和家丁一起关上大门，在院内和楼上进行还击，凭着有利的地形和过硬的枪法，程伊妹手拿双枪，带领着家丁打死了三个围攻的歹徒。围攻的人见同伙有死有伤，况且程伊妹已有防备，再围攻也占不到便宜，便抬着尸体撤退了。从此，陈大嫂“双枪女人”的名声远近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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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下旬，李达从朝鲜归来，在北京住了几天，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汇报了西南地区的剿匪工作，专门谈及陈大嫂的情况。
李达说：“主席，这个女匪首，下面有的要杀，有的要放。”
毛主席用肯定的语气说：“不能杀！”说完，他拿起一支烟，慢慢地划着火柴，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陷入思索中。
李达看出主席还有话说，就静静地坐在那儿听候指示。
毛主席手中的烟吸到三分之一后，以他特有的幽默语气说：“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
“主席的意思是？”李达试探地问。
“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陈大嫂，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
李达领悟了毛主席的话，非常认真地说：“主席，我们照您的指示办。”
1953年4月，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来到贵州省军区，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传达毛主席关于释放陈大嫂的指示。在省军区主要负责干部会议上，李达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后，又谈了他的想法：“我们共产党人，比诸葛亮应该有更广阔的胸怀、更宏大的气魄。贵州的剿匪斗争虽然已是尾声，但工作更加复杂，有些地方的土匪问题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就更要注意政策，特别是宽、严有度，这才有利于尽快消除隐患，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
1953年6月5日，惠水县城关镇召开了数千人的群众大会，由法院院长宣判，当场释放了陈大嫂。就这样，一个“罪该万死”的女匪首，竟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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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政府派了一个工作组到长顺县做工作，后来又到惠水的老影院大会场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政策。为什么不杀，是毛主席直接指示的，要宽大处理，不允许任何人动她，有困难还要帮助她。共产党是有政策的，陈大嫂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当时她不愿意回长顺县，也不愿意在惠水街上，要到乡下布依寨去。最后省里研究，同意陈大嫂的要求，在赤土的一个布依寨给她分了一套房子，两层的，锅碗盆也都是共产党送的，陈大嫂就在那里住了五年。
陈大嫂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政府会放她，她擦去感激的泪水，发誓要报答毛主席的救命之恩。被放了没几天，她就到落草为匪时经常活动的惠水、长顺交界地带，找到那些没有投案的土匪及家属，讲自己的亲身经历，讲共产党的宽大政策，还三番五次钻进一些土匪藏匿的山洞，面对面地劝降。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22名匪徒向人民政府投降。有几个号称“八大金刚”的匪首，特别凶狠狡猾，群众说他们杀人就像杀鸡一样，连眼皮也不眨。尤其是岑正学、陈老毛、陈登安三个人，拒不投降，陈大嫂动员他们家属去劝降多次，均未奏效，于是她带着部队进山搜剿，将这三个顽匪一一击毙。
以后，不仅惠水、长顺，连紫云一带潜藏很深的匪徒们，还有几个匪“首”，也闻风回头，相继向政府投降了。
陈大嫂经常说，她的这条命是毛主席给的，她要做一些对社会和国家有益的事情。她一直想到北京去看一下毛主席他老人家。后来毛主席逝世了，陈大嫂得知后，在家里为毛主席设了灵堂，哭得昏死过去好几次。
1995年3月，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到贵阳来调研。陈大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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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后，就坐车到了贵阳去看毛新宇。
毛新宇告诉陈大嫂，他是学历史的，现在在大学学习，他想多读一些书，准备将来把中国历史写出来。第二天早晨邵华请陈大嫂一同吃了饭，叮嘱陈大嫂要注意身体，多为人民做一些事情。
陈大嫂回来后对她女儿陈大莲说：“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现在他的孩子又关心着我，毛主席一家的恩情一辈子都报答不完。”
（《央视网》2009年08月17日）

（三四）毛泽东与象牙筷子
诗曰：   一双巨手拄中华，百废待兴建国家。
岂是象牙筷子重，只为心里有桑麻。
象牙筷那是有钱人用的 我毛泽东拿不起
国人就食，传统用筷。然于其使用，却有天壤之别。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王公贵族多用精美绝伦的金银筷、象牙筷，平民百姓只能使用普通材质的竹、木筷。金筷、银筷，象牙筷，固于传统，在新中国仍未消失。以毛泽东的身份地位，完全有条件使用。然其一生，反对任何生活上的特殊化，拒绝任何形式的感官享受。所谓“甘心做平民，不愿当天子。”
1949年9月，毛泽东入住北平不久，饮食依如战争年代，然因应酬增多，时常要陪客吃饭。一天，他突然吩咐卫士：“今天我要在家招待客人，是国民党起义将领。中午就在这里吃饭，你们准备一下。”毛泽东留客吃饭极少，更少亲嘱工作人员。随后，中办主任杨尚昆来给卫土布置任务，让李家骥通知厨房多加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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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招待科帮助搞好一点，并说：“你到招待科弄些好点的餐具来。”李家骥摇头摆手：“主任，主席反对摆阔呢!”杨尚昆知道毛家餐具难登大雅之堂，现有竹筷霉变发黑，洗之不净，便解释说：“这次例外么，不然人家会笑话我们的。”李家骥深知主席习惯，自感为难，便跑到卫士长李银桥处汇报。李沉思片刻，说：“既然杨主任这么安排，我们还是服从吧!”便与李到招待科借来一套新碗和象牙筷。
饭前，毛泽东突然光临东房餐厅，似特意来检查。见餐厅布置得井然有序，微微点头。但桌上的象牙筷，飞扑入眼，便立时脸色一沉，大声道：“谁让你们摆象牙筷?赶快给我拿下去！”毛泽东进房时，李家骥心理便七上八下，见其果然生气，只得硬着头皮解释，说是从招待科借来的……毛泽东不等说完，大声断言：“我叫你撤你就撤!”说罢，拂袖而去。
事后，毛泽东重申：“今后不管来客是谁，都要讲节约，不能摆阔气，不能大吃大喝。而且，今后无论是待客还是自家吃饭，都一律用竹筷!”
毛泽东喜用竹筷，厌恶象牙筷，且旗帜鲜明表示过立场。然其中原因大家不甚了解。一次，李银桥与毛泽东闲聊，又扯起用筷的事，说：“毛竹筷容易长霉，主席平时使用的竹筷就长霉，黑兮兮的，很难看。若用象牙筷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毛泽东听罢，似是唤起无限心事，缓缓说道：“我从小到大都是用毛竹筷子，已经习惯了。”，并说起过筷子的好处：“第一，筷子经济。不用花多少钱就可以买到，不愿意买么还可以用一根树枝或竹子修一下就是一双筷子。筷子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精神。第二，筷子大众化。中国老百姓吃饭都用筷子，而且连日本人也用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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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轻便好带，不怕丢失，不怕被盗。有这么多的益处，你们说是不是筷子好？” 又一语双关补道：“象牙筷么，那是有钱人用的，太贵重了，我毛泽东拿不起!”
(摘自《党史博采》2010.3)

（三五）毛泽东的“礼品观”
诗曰：   礼品虽然重似山，不如人品大如天。
如何对待钱和物，岂是人人都看穿。
解放初期，地方上常常向北京送一些土特产，请中央领导同志品尝，以表达心中的敬意。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周恩来总理召集各省的书记、省长等负责人在小会议室开会。他说：“我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找你们来谈，各地向中央赠送土特产的做法是不好的，这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生产出来的果实，我们白吃，这种风气要不得。以后你们谁送东西来，我们一定原封不动退回，而且要批评。”可见毛泽东在建国伊始就狠刹送礼之风，使共和国的开局荡漾着习习清风。
在大江南北巡视时，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早有指示：“我们每到一地，要尊重地方的领导和同志，不要搞特殊。”他首先从自己做起，盖的、铺的、穿的、用的——包括牙膏、牙刷、肥皂、吃的、喝的，包括油盐酱醋茶，统统带上。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得知身边工作人员收受了地方送的水果、茶叶、丝绸等物，毛泽东回到中南海立即进行整风：“我的话你们就是不听，遇到暂时困难都过不去，脱离了群众。你们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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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给我滚蛋，还是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毛泽东大发雷霆，并大刀阔斧地作了人员调整。接着他又根据统计情况，从自己的稿费中支出三万多元，代工作人员向有关省市作了经济退赔。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现在保存两份礼品清单。一份清单上记载了巴基斯坦总统佐勒非卡尔-阿里-布托送给毛泽东五箱橘子共九十斤，中南海供应科从外交部礼宾司取回，登记时间为1972年2月5日。第二份清单登记了1958年至1959年中外人士送给毛泽东的部分礼品，抄自中央秘书室，上面有汪东兴的签字和批示：“请张仙朋同志阅查。”
从第二份清单上看，有广播收音机、摄影软片、立体幻灯机、兔毛背心、雨衣、地毯、枕席、龙须草席、海产标本、人参、鹿茸、酒杯等物品，共计四十余种。这些礼品大部分是单位送的，也有个人送的，如1958年12月10日，唐山杨庆俭送人参两棵；1958年12月29日，甘肃谢成德送熊掌、鹿茸五斤；1959年10月17日，上海的黄正和送刻有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的永久牌钢笔一支；1959年10月15日，西安的谢芝镜送象牙筷一双；1959年11月25日，香港太古船坞的杨慎德送仿古玉鲁两件，玉扁笄一件，等等。
对于送来的礼品，只有极少数几件，如西哈努克亲王送的公文包、齐白石送的砚台、郭沫若送的手表等被毛泽东留下外，其余的都造表交公。毛泽东留下这极少的几件，是由于与送礼人有较浓厚的私人情谊，比如和著名画家齐白石先生，因为同是湘潭人，所以交往较密切，二人多次互赠礼物。1953年春，齐白石老人九十大寿，毛泽东特意送上四件寿礼；一湖南特产茶油寒菌，一对湖南王开文笔特制长锋纯羊毫书画笔，一支东北野参和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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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茸。齐白石先生给毛泽东送过图章、自己珍爱的书法、绘画精品、砚台等，毛泽东也仅留下砚台，其余的均上交了。
不少外国领导人给毛泽东送过很珍贵的礼物。比如1964年非洲一个国家的总统送了一个大象牙，两个人都抬不动；瑞士总统送了全金表两块。工作人员回忆，当时把这两块金表给毛泽东看，问他是否留下，毛泽东说：“这种礼品不能要，谁当主席他送给谁，你当主席也会送给你。我是代表人民的，这种礼品不能收，一定要送仓库。”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到杭州龙井茶产地梅家坞参观制茶。黄炎培要买一罐龙井茶送给毛泽东，茶场的同志听说非常高兴，精选了上等的好茶，并且坚决不肯收钱。黄炎培只好带回北京，送给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说明情由。后来，毛泽东委托别人把这罐茶叶送还了梅家坞茶场，并且表示感谢。
湖南人对毛泽东有更深一层的浓浓乡情，尽管中央不允许地方送礼，但湖南人认为送点自己种的时鲜蔬菜、熏的腊鱼、腊肉、山上采的寒菌总是可以的吧，而且这些东西都是毛泽东最爱吃的。毛泽东对故乡也有一种浓浓的眷念之情，对从小吃惯了的食物时常回味，所以，对湖南捎东西的行为没有予以批评，但他坚持原则，总得算清价钱，分文不少地把钱寄去。
据陪伴毛泽东十二年的管家吴连登说，外宾送的礼品，内宾送的土特产，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那时候，毛泽东一家子就靠他的每月四百零四点八元工资生活，常入不敷出。因此，吴连登曾劝说毛泽东，反正这些礼品是送给您的，您吃了用了都应该的。不料，毛泽东毛泽东耐心解释：“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党有纪律。这些礼物不是送给我个人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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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说，你在我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
给你的。中国不缺我毛泽东一个人吃的花的。可是，我要是生活上不检点，随随便便吃了拿了，那些部长们、省长们、市长们、县长们都可以了，那这个国家还怎么治理呢？”
毛泽东处置这些没法保存的土特产礼品既有原则又有分寸:是水果，送幼儿园；是茶叶，送身边工作人员。管家吴连登从来没听毛泽东说过将水果、茶叶送给江青，送给自己的孩子们。每逢送来的土特产量大时，毛泽东就让工作人员拿到中南海食堂去卖掉，然后附上一封说明党关于不准送礼的规定和纪律的信，将钱寄给送礼的单位和个人。
1964年，印度尼西亚掀起了迫害我侨胞的浪潮，我国政府义不容辞地出面保护了他们。有侨胞出于感激之情，送了重达31.5公斤的燕窝给毛泽东，燕窝之珍贵人所共知，且不说今日每500克需1万元以上，就是在当时也得四五百元一斤，相当于毛泽东一个月的工资。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指示：“把它们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宾。”秘书徐业夫试探地说：“主席，是不是家里留……”毛泽东摆摆手，打断道：“不用留，一点都不用留，全部送走。”于是，这31.5公斤燕窝一克不少地送到了人民大会堂。
转眼就到了英雄暮年。十多年后的1975年，已届高龄的毛泽东开始行动不便，咳嗽哮喘，外加心力渐渐衰竭，身体日渐衰弱。管家吴连登就向办公厅领导提出要给毛泽东增加营养，最好能弄点燕窝炖汤。厅领导找到人民大会堂党委书记，这才发现当年的燕窝尚有7两。经汪东兴批准，打收条取回中南海，每次瞒着毛泽东在汤里加一点。直到离世，这位伟人也不知道那31.5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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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燕窝被他喝掉了7两。
（《毛泽东最后的管家吴连登》）

（三六）毛泽东与石玉殿
诗曰：    野岭荒坡土地贫，东风化雨喜逢春。
满山栽上摇钱树，世代难忘种子恩。
石玉殿 (1893～1967)，全国林业劳动模范。安阳林州市东冶村人。从青少年时起，他就喜爱进行果树嫁接，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嫁接方法和一整套园林栽培管理技术。1940年，家乡成为解放区，他开荒育苗，嫁接果树，并把技术教给乡亲们，为发展山区生产作出了贡献。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出席全国林业会议，《人民日报》以《米丘林式的创造》为题，介绍了他的事迹，被誉为"中国式的米丘林"，受到毛主席7次接见。
石玉殿1954年当选为东冶村农业社社长。他带领群众大搞植树造林，苦战10年，数千亩荒山松柏盖顶，用材树缠腰，果树遍沟凹。县领导机关授予他"山区方向"的金字匾。1962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石玉殿的园林技术》一书。他先后被聘为中国林业科学院林业科学研究所树木改造研究室研究员、中国米丘林学会会员、河南省园林学会理事、河南农学院林业系教授、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1950年那次会议期间的一天，怀仁堂大门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站在会堂门口，一一同英模们握手致意。当石玉殿走过来时，毛主席握住他的手问：“您多大年纪了？”石玉殿激动地回答：“俺，俺57岁了。”毛主席点点头：“唔，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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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同岁。”说着，爽朗地笑了起来。
会后不久，毛主席请石玉殿到家做客。那一天，在菊香书屋东厢房餐厅，主席请石玉殿坐下，一会儿工夫，工作人员端上来豆腐、苦瓜等三个小菜和一盘馒头。
这就是“御宴”？石玉殿看着这桌饭菜，心里觉得远不是自己想像的。主席生活这样简朴，真是可亲可敬！
看到石玉殿拘谨地坐着不敢动，毛主席把筷子拿过来，递给石玉殿，说：“玉殿，请用饭。”
看着主席谈笑风生、和蔼可亲的样子，石玉殿这才轻松下来。当他看到主席给他往碗里夹菜时，他伸过筷子接菜，“劳驾主席啦，俺自个儿来，自个儿来！”
席间，毛主席和石玉殿谈起了植树造林。这一下，可拉开了石玉殿的话匣子。主席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这位劳模滔滔不绝的话语，之后，满意地连连点头。
“说得好，干得好，我虽然不真正懂什么果树的有性繁殖、无性繁殖，但我觉得有道理，要大胆创造嘛。”接着，大家边吃边谈，毛主席详细问询了石玉殿的家庭生产生活情况，石玉殿一一作了回答。
饭后，毛主席给石玉殿一个苹果，说：“你吃这个。”“这叫啥？”看着红红的大苹果，石玉殿不知这为何物。“这是苹果，吃起来又甜又脆。”石玉殿赶忙双手接过来，一边吃，一边用纸把苹果籽包起来，再郑重地放进上衣口袋里。
毛主席看到石玉殿装苹果籽，问道：“你们那里没有苹果树吧？”“没有，我想弄几个苹果籽回去试着种种。”
毛主席高兴地说：“很好，很好。”说着站了起来，从装饰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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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取出两个玉石做的苹果：“这一对玉石苹果，给你做个纪念吧！”“中！”石玉殿双手恭敬地接过玉石苹果。毛主席对他说：“回去后请你好好宣传。苹果好吃又好看，山坡平原都可种。这个以后要大发展。”
1952年春，毛泽东主席真的委托林垦部给石玉殿寄来500棵苹果树苗。他收到后非常高兴，拣自己家最好的地，栽下了树苗。此后，毛主席又给石玉殿寄来了40根烟台梨枝条，他又亲手嫁接后也植在了自己的地里。这样，大山里的林县就诞生了自己历史上第一个苹果园，林县的热土上破天荒地长起了苹果树。
1956年，石玉殿怀着激动的心情，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摘下第一个苹果。他把苹果装到一个木箱里，要邮寄给毛主席，并且想到要附一封信表表心意。他让儿子教他写字，练了50张纸，才一笔一画地写成了一封信：
苹果树儿亲手栽，以期早日结果来。莫非喜从天上降，未到五年果结开。双手摘下第一个，敬上主席尝鲜来。
此后，毛泽东同志又7次接见石玉殿，在领袖的鼓励下，石玉殿带领全县人民植树造林，绿化太行山，为全国的林业发展起到了榜样作用。他多次荣获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林业部授予的林业劳动模范称号，还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
毛主席不止是播下果树的种子，更重要的是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水利的种子，农业的种子，林业的种子，牧业的种子，鱼业的种子，生态的种子，科学的种子。
这些种子在石玉殿那里，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结果了，石玉殿也成为了果树栽培的能手，名副其实的专家学者。
1967年1月19日，石玉殿临终前，对守在床头的儿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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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完成任务，死后不要给群众添麻烦。咱县人稠地窄，我坚决火葬，不占一垄地不占一片山，你要不听就是不忠不孝……。孩子哭了，老石也哭了。
第二天早上，老石又对那些来看望他的社队干部说：将军墓坡上要多压点桐树根，桐树长得快。现在木材很缺，我死后不用棺材板，要火葬……。中午，他那又早已合上的眼睛又微微睁了下：……记住，看好那些接活的枣树，还……。
当天下午四点二十分，这位受毛主席爱护的，一心为人民着想的老共产党员，身边放着他那把双手磨得发亮、还沾有体温的修枝剪刀，窗台上放着他从院子里一棵一棵捡起来的半信封树种，他背着那宏伟的、沉重的产枣县包袱，与世长辞了。
有位同志当时写了一首诗《石玉殿劳模追悼会题 》：
满山遍野绿葱茏，岭上田间尽脚踪。
    魂在林中林木稠，志痴果树果香浓。
   村庄早已妆新貌，县市尚须改旧容。
 为国贞心连翠境，太行绝顶一青松。
石玉殿离开人世过去43年了，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
我们知道，毛主席对发展林业从战争年代开始就十分关心和重视，新中国成立后，他从多方面深刻阐述了林业的重要地位、农林牧三者的关系、林业与水利的关系、发展林业的政策措施，提出了绿化祖国的宏伟目标，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林业建设思想。1956年，他在听取中共林业部党组副书记、林业部副部长李范五汇报林业工作时指出：“林业真是一个大事业，每年为国家创造这么多的财富，你们可得好好办哪！”
1958年，毛主席针对有关部门的同志在林业作用和地位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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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认识偏差，语重心长地告诫：“要发展林业，林业是个很了不起的事业。同志们，你们不要看不起林业。林业，森林，草，各种化学产品都可以出。所以，苏联那个土壤学家讲，农林牧要结合。你要搞牧业，就必须要搞林业，因为你要搞牧场。这个绿化，不要以为只是绿而已，那个东西有很大的产品。森林这个东西是多年生，至少是二十五年生，这是南方；在北方，要四十年到五十年。我们将来种树也要有一套，也是深耕细作，养鱼，养猪，种树，种粮。”
同年，他又以敏锐的眼光预见性地指出：“林业将变成根本问题之一”，并精辟地指出“没有林，也不成其为世界。”
毛主席教导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比如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农业也要综合平衡，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个方面。”
（李克勤文集）

（三七）“中国人民志愿军”名称的由来
诗曰：    师出有名正义行，保家卫国请红缨。
援朝抗美有新旅，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在仁川登陆，威胁中国的安全。中国决定出兵朝鲜，可是，怎样出兵，以什么名义出兵？
据说：毛主席与周恩来总理研究来研究去，初步定下以“支援军”的名义出兵。他们决定征求一下民主人士的意见。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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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人士、曾创立过中国民主建国会，担任过新中国政务院副总理、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黄炎培经过认真思考，认为用“支援军”名义出兵不合适。于是他专程登门造访，一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黄炎培开门见山地说：“有个问题要考虑呀，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不好打。”周恩来说：“我们叫支援军，顾名思义，支援朝鲜人民嘛！”黄炎培听后不以为然，他辩驳道：“支援军，那是派出去的。谁派出去支援？国家吗？我们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
  “哦，有道理！有道理！”毛泽东听后，一边应着，一边从笔筒里抓起一支笔，将“支援”两字划去，改成“志愿”两个字，并说：“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之间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嘛。这是民间的事儿，人民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而不是国与国对立。”
  周总理也兴奋地做了一个手势：“对，世界上有很多志愿军的先例，马德里保卫战就有许多各国来的志愿军。”
  黄炎培频频点头道：“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个名称。
可据《抗美援朝四大谜团》一文，其中一个迷团就是“志愿军”名称的来历：
    ……当然，毛泽东可能征求过民主人士的意见，黄炎培也可能提出过此种建议。但出兵抗美援朝采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称，绝不是作出出兵决策前或之后由于黄炎培的建议才确定的。
    1950年７月７日，鉴于美国大规模武装侵略朝鲜，将会威胁中国东北的安全，周恩来副主席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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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召开研究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的第一次国防会议。会后，周恩
来副主席和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各组织整理了一份内容相同的会议讨论情况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周恩来组织整理的报告在后勤准备一项中明确指出，必要时边防军将来一旦赴朝参战，“部队均改穿志愿军服装，使用志愿军旗帜”（笔者看到的这个报告是打印件）；聂荣臻组织整理的报告在边防军指挥机构一项中，使用的是“支援军”一词，在后勤准备一项中说部队一旦赴朝作战时“改穿朝鲜军装”。
此前，7月2日，周恩来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中国准备在东北集结3个军，以便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斯大林于7月5日通过罗申转告周恩来：“我们认为，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志愿军入朝作战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斯大林这里就使用了“志愿军”的名称。
8月上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朝鲜局势时，毛泽东主席曾说，对于朝鲜，我们是要帮助的，要以志愿军的形式进行帮助。
8月13日，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在边防军军事会议的报告中，讲到边防军将来可能到朝鲜作战时说：“到朝鲜去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出现，穿朝鲜服装，用朝鲜番号，打朝鲜人民军的旗帜，主要干部改用朝鲜名字。这样处置，可以使朝鲜人民喜欢，又很策略。”（看到的这个报告是原件复印件）
9月以后，在边防军部队中已陆续公开进行了可能到朝鲜作战的动员，“志愿军”一词不但出现在各军师团办的小报上，而且出现在许多连队的墙报上。
此外，10月1日斯大林在接到金日成、朴宪永联名请求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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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出兵援助的求援信后，给苏联驻中国大使转毛泽东或周恩来
的电报中建议中国出动军队援助朝鲜，并说“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这里用了“志愿者”。10月2日，毛泽东起草致斯大林但没有发出的电报正文第一句就说，“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部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而此时中共中央尚未开会研究出兵抗美援朝问题，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尚未研究，毛泽东恐不会就这个问题去征求民主人士意见。
据此看来，赴朝鲜作战时使用“志愿军”的名称，至少是在7月7日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国防会议上就是明确的，7月7日讨论组建边防军，只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战略上未雨绸缪的准备，还不是决策出兵，因此，毛泽东这时更不会去征求民主人士的意见。至于聂荣臻在７月７日报告中使用“支援军”一词，可能是对“志愿军”一词的音同字误，并且这个报告是中央军委作战部整理的。10月8日，毛泽东签署的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也是中央军委作战部起草的。有的著述说的毛泽东听了黄炎培的建议，将“支援军”改为“志愿军”就是指这份电报。
（丁亮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称的由来》）
（三八）毛岸英为什么上朝鲜前线
诗曰：  自幼飘零未有家，孤身异域远天涯。
丹心一片三千里，鸭绿江边吐血花。
1951年3月，毛泽东的老友周世钊向他问及此事，毛泽东说：“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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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炼过，这是很不够的，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他环境来得更严更快。基于这些原因，我就派他去朝鲜了。”
“主席！”一天毛泽东的秘书拿着文件夹走进菊香书屋，轻声说，“总干部部给彭总发来一个电报，说岸英是主席的儿子，要求将岸英的遗骨运回祖国，破格安葬在北京。彭总从大局考虑，认为这样做不妥。这是彭总写给总理的报告，总理批给您阅示。”
秘书把文件夹递给毛泽东，接着又说：“金日成首相来电，向主席表示慰问，他说岸英同志是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也是朝鲜人民的儿子，他们希望把岸英安葬在朝鲜。”
“老彭说得对，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不能因为我是党和国家的主席，就给儿子搞特殊啊！”毛泽东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铅笔，在文件上慨然批示：“同意德怀同志的意见，把岸英的遗骨和成千上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掩埋在朝鲜的土地上，也不要为他举行特殊的葬礼。”
于是周恩来当日在彭德怀的信上作了“尊重你的意见和朝鲜同志的要求，请（传珠）重拟复电”的批示。刘少奇、邓小平圈阅后也都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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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会见苏联驻华大使、毛岸英生前好友尤金时说：“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我的儿子毛岸英死在朝鲜了，有人说把他的尸体运回来。我说，不必，死哪埋哪吧！”
后来，刘思齐、邵华再次提出“迎岸英回家”的请求，毛泽东沉默良久，引用东汉初期著名老将军马援的话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不是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岸英也应该埋在朝鲜。”毛泽东没有同意她们的要求。
就这样，毛岸英与千千万万牺牲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一样，长眠于他战斗过的并用鲜血浸染过的朝鲜大地上。他们与青山同在，“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河。”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下）》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三九）吴瑞林与毛泽东谈兵论战
诗曰：    中南海里论兵机，正是援朝抗美时。
将帅笑谈纸老虎，妙香山上展红旗。
1951年5月底的一天，42军军长吴瑞林被毛泽东请进了中南海，整整一个晚上，最高统帅与他麾下的一位战将，就抗美援朝的战略、战役、战斗，以及战术问题，聊了3个多小时。在全军野战军的军长中，还从没有人能有机会和毛泽东谈兵论战3个多小时。
吴瑞林将军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1915年出生在四川省巴中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7岁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几十年革命战争的烽火中，他身经百战、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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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死、智勇双全、屡建奇功。
1951年5月下旬，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让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率第一批入朝作战的4位军长——39军军长吴信泉、40军军长温玉成、42军军长吴瑞林和38军军长粱兴初（后因病由政委刘西元代替），回国向毛泽东汇报朝鲜战场的情况。
5月底的一天，吴瑞林刚吃完晚饭，总参谋长聂荣臻办公室的主任安东来到北京饭店，要吴瑞林马上跟他走。吴瑞林还以为聂荣臻要找他谈话，拿上文件包就准备出发，安东说：“这些就不要带了，你只要带上钢笔和笔记本就行了。”直到上了车，安东才告诉吴瑞林：“是毛主席要接见你。”吴瑞林一听心里既兴奋又紧张。
汽车从新华门驶入中南海，直驶到毛泽东的住处停了下来，吴瑞林一下车就看到毛泽东站在门口迎候，他赶紧上前两步向主席敬礼，毛泽东握住吴瑞林的手说：“你太瘦了，我听说你在战场上累得吐了血，是怎么回事呀？”吴瑞林说：“是因为过去的伤口破裂而出血。现在己经好了。”毛泽东又问：“你是在突破三八线时，伤口破裂的吧？能坚持吗？”吴瑞林说：“是的，当时我虽然吐了血，但采取了保密措施，下面的干部都不知道。当时彭总还把他的药送给了我，以后军委和东北军区都曾专门送药给我。突破三八线时，我是坐着担架指挥战斗的。”毛泽东感慨地说：“正是有了你们这些同志坚持指挥战斗，我们才什么也不怕了。”
进屋以后，毛泽东请吴瑞林坐下来，让他脱下上衣，又递给他一把芭蕉扇，然后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对吴瑞林说：“现在言归正传吧，我要问你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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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瑞林首先向毛泽东汇报了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认识，接着就讲起了他们入朝作战前，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还谈了为对付敌人的空中优势，志愿军采取了夜战、近战、不良气候条件下作战的情况。毛泽东说：“好呀！你们抓住了要害，解决问题具体，方法对头，这是我们的优势嘛！”
当吴瑞林说入朝作战，首先要教育部队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团结朝鲜人民军，才能取得胜利时，毛泽东又说：“这又是你们抓住了更重要的要害呀！只要坚决地坚持下去，就能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
吴瑞林又介绍了我军在对付敌人的毒气战时，采取了每人准备一块手巾大的沙布或白布，用水浸湿，如果在山上如无水可取，就用尿代替，然后捂在口鼻和眼睛上的情况。毛泽东称赞说：“我们的老同志就是有经验嘛，这种办法要及时往下传达，这很好嘛。土办法对付洋东西，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
毛泽东说：“高级指挥员就是要有各种应变能力，这是非常必要的。”
毛泽东问吴瑞林：“过鸭绿江时，你们军在一夜之间，3个步兵师、1个炮兵师和运输车辆都过去了，远的过江后还前进了六七十里，近的也走了三十里，你们是怎么这样快过桥的？”
吴瑞林说：“过江前，我和副军长看了3天地形，了解到步兵在火车道上走障碍多，步伐很慢，我们就设法把木板搭在枕木上，与铁轨平行。再用爪钉钉住，火车通过没有问题，步兵4路纵队通过也没有问题，一个团40分钟就过完了。另外，我们还在江水浅的地段用石条铺水下桥，桥头两面修临时公路，修一段伪装一段，车辆马匹从水下桥通过，可以防空袭，万一桥被炸，就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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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桥上通过，做了两手准备。”
毛泽东听后大笑道：“好呀！好呀！朝鲜江河多，均可采用。这个办法现在可用，将来也可用，这就叫天无绝人之路嘛！”接着，毛泽东又说：“我从电讯上看到你在公路上炸石头，砸毁、砸伤敌人坦克车十余辆，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吴瑞林说：“第一次在黄草岭作战，敌人出动坦克沿着山边的公路向我们进攻。我想起在抗日战争期间，见过的日本鬼子修公路炸石头。我就采用了这个办法，叫工兵在山壁上凿好孔，塞满炸药，电发火，用电话机起爆，飞起的石头一下子就砸毁了敌人5辆坦克，砸伤8辆，敌人还以为我们有什么新式武器呢，地面部队五六天不敢行动。”
毛泽东点点头说：“美帝国主义有飞机、大炮、坦克的优势，我们有山头，有石头嘛！”说完用手指着吴瑞林的头继续说道；“还有这几千、几万、几十万的头脑嘛，这就是我们强大的优势。”说着毛泽东拿起吴瑞林递给他的两份表格说：“我看了这两份表格，你们打了近三个月的防御战役，还有两万九千人啊，还有一个两千人的完整团啊！这很不简单。对了，你保持一个两千人的完整团的意义是什么？”
吴瑞林回答说：“我当时考虑留这个团的作用有三：一是防止敌人空降；二是防止敌人从海上偷袭，保证侧翼安全。三是万一哪个地方出了漏洞，就用来补漏。”
毛泽东说：“好嘛，打仗要有预备队，以防万一嘛。你考虑得很细。高级指挥员就是要有各种应变能力，这是非常必要的。”
毛泽东喝了几口茶，又问吴瑞林：“你军单独在东线执行任务，而且任务很重，你们建议，留后梯队师守熙川以南的妙香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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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么考虑的？”
吴瑞林回答说：“熙川是个战略要地，是三条铁路交叉的交通枢纽，其中两条直通我国边界，另外一条通元山、咸兴到清津，也与我国边界有联系。若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占领了熙川，则直接威胁我东西两线作战，也会威胁到我国集安、临江的两条战略运输线。因此，我建议留后尾师守住妙香山，同时建议预备军开上去接替，我后梯队师直接控制这一战略要地，将使敌人无法破坏我东西两线联系。我正面虽然少了一个师，但地形对我有利，我既可节节抗击敌人，又可保证两条铁路供应线的安全。”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地说：“高级指挥员在现场了解情况，若遇威胁全局的问题，就应当当机立断，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立即批准了你的建议。兵法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哟。这是个带有全局性威胁的问题，又是个有战略意义的大问题。你这次一面执行，一面报告，不是等批了再执行，这样做是对的，不然就会耽误大事呀。还有，我要你军派一个营，控制小白山制高点，你们也执行得很好。控制要点，是兵家常识。对了，你向彭老总建议，要9兵团留一个团控制协汗岭，作用是什么？”
吴瑞林说：“协汗岭比小白山还重要，小白山离作战区远，对9兵团执行任务影响不大，协汗岭则是在总司令部附近，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假若敌人占领，用一个营加榴弹炮控制，9兵团就很难执行围歼敌人的任务。而且此处又是东西南北公路的交叉点，也威胁熙川铁路，控制它，既有利于9兵团在协汗岭以东的长津作战，还有利于我东西线的联络。”
毛泽东说：“你是在实地看到的，我们是在地图上才看得清楚，彭老总立即采纳了你的意见，9兵团也执行了，很好哇！”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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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站起身来，边在屋中踱着步边说：“一个高级指挥员，既要坚决执行命令，又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善于提出改进部署的建议，这才是很好地执行命令呀！我从来都主张，指挥员依据实际情况，做出切实可行的决定。”
毛泽东说：“一个团是战术问题嘛，而与人民军干部谈话，则是个战略性的任务。”
说着说着，毛泽东扭转过身子，面对吴瑞林问道：“我听说从敌占区找回来的朝鲜人民军部队指挥员，都想找吴瑞林军长谈谈，是怎么回事呢？”
吴瑞林挺直了身子回答说：“那是因为我熟悉他们的干部比较多，时间也长些，他们找我，都是想了解我们志愿军的情况。他们很想知道，我们支援他们参战，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对此，他们心中没数。我是根据彭总的指示，和他们30多个师团级干部、4个军级干部谈了话。可是，就因为我去执行这项任务，耽误了直接指挥在新仓里消灭美骑1师一个团的穿插任务。”
“一个团只是个战术问题，而与人民军干部谈话，则是个战略性的任务，你执行彭总的指示是对的，是有重要意义的。”毛泽东严肃地说。
接着，毛泽东又和吴瑞林讨论起抗美援朝作战的艰难程度，吴瑞林讲到有时弹药供不上，有时衣服穿不上，有时粮食吃不上，就发动战士自己打草鞋，自己做棉袜子，打垮敌人，用缴获补充自己，保持战斗力。毛泽东感叹地说：“是啊，抗日战争时期不是有个歌，‘没有吃，没有穿，敌人给我们送上前’吗？这在红军时期也是如此，解放战争还是如此，抗美援朝也是这样嘛！”
当吴瑞林谈到穿插成川，是迫不得已走的一着险棋时，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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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说：“当时，是感到有点冒险，但亦考虑到，这一行动，不仅能使清川江敌人动摇，而且还能把平壤的敌人也动摇了。”果然未出所料，使敌人全线崩溃，向三八线溃逃，故而彻底打败了麦克阿瑟的‘圣诞节在鸭绿江饮马’的梦想。所以说，有条件时，冒险也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当年我在陕北，全党全军都很担心，打电报问，我回电说：‘稳如泰山，放心好了！’”
接着，吴瑞林又说：“抗美援朝战争从总的战略上讲，我们是防御的，但我们所说的防御不是消极的防御，而是积极的防御。强调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何贯彻执行杀伤敌人的战术。我们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就采取了正面守侧面攻的方针，为的就是有效地杀伤敌人。在第四次战役中，我们仍然采取了这种方法，敌人的进攻每天只能前进0.75公里。再就是打反击，杀伤敌人，大的反击，如反击横城、平里、原州，小的反击，差不多天天都有。我们咬敌人一口就走，一夜之间，就在好几个地方袭击敌人，这就是我们杀伤敌人的战术。采取此种战术，我军伤亡一人，敌人就要付出三至四人的代价。”
毛泽东说：“好呀！我想的就是杀伤、消耗敌人的战术嘛！”
当吴瑞林讲：“这也是被敌人逼出来的”时，毛泽东说：“逼出来的也好嘛，我敢与蒋介石作战，敢与日本人作战，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的所有对策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干革命也是逼出来的，中国人民头上有三座大山压顶，因为压迫得没有办法生存，就得闹革命，逼迫人民闹翻身，逼迫人民起来推倒三座大山。我去重庆，不是被逼迫的吗？抗美援朝战争，是美国人逼出来的哟！”
就这样，整整一个晚上，最高统帅与他麾下一位战将，就抗美援朝的战略。战役、战斗，以及战术问题，聊了3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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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毛泽东后来谈到的：“我和吴瑞林谈了3个多小时，他讲得很实在、很具体、很生动，符合我军历来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方针。”能有机会与毛泽东谈兵论战3个多小时，这在全军野战军的军长中是很少有的。
吴瑞林在朝鲜战场的卓越战绩，至今仍给西方军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世纪90年代，一位在美国一所著名军校深造的中国留学生，曾被一位三星将军叫住，问道：“你知道吴瑞林将军吗？他可是位了不起的将军，我十分敬佩他。你回国之后，在战术、的略上，都要好好向他学习。”
原来，这位美军三星将军曾是吴瑞林的俘虏兵，吴瑞林还亲自审问过他呢。
（学贤《吴瑞林与毛泽东谈兵论战》）

（四0）罗元贞《喜得毛主席亲笔信示儿》
诗曰：    海纳百川气若虹，伟人自有伟人风
骚坛今又传佳话，领袖诗家一字功。
1952年元旦，罗元贞先生致信毛泽东主席恭贺新年，并对当时正在全国各地传抄毛诗《长征》提出修改意见。他认为第五句“金沙浪拍云崖暖”中的“浪”字与第三句“五岭逶迤腾细浪”中的“浪”字重复，建议改“浪拍”为“水拍”。毛阅信后于1月9日亲笔即复，对元贞先生的好意深表感谢。此事传开，罗元贞先生就被人们称为毛主席的“一字师”。罗先生更是激动不已，还即兴赋诗曰：“万里长空万里风，九天飞下朵云红。吾门今有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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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一纸亲题毛泽东。”
此诗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境界开阔，情真意切。一个“飞”字极见喜出望外之状。“朵云”语出《新唐书•韦陟传》：韦陟以“五彩笺”为书信，自谓署名所书“陟”字“若五朵云”。后因以“朵云”为对别人书信的敬称。此典用在这里，确实恰到好处，充分表达了诗人对毛主席的景仰和把毛主席复信作为传家宝而珍藏的深情厚意。还应该提到的是，罗先生的这首示儿诗如实记载了中国诗坛一段很有意义的佳话，无疑具有史学价值。后来，毛泽东专为《长征》诗增补了一条自注：“水拍，改浪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诗刊》1957年1月号发表此诗时已改为“水拍”。
罗先生还赋诗示儿：“半因胆识半因时，敢作毛公一字师。圣藻飞来寒舍暖，闻韶喜赋示儿诗。”
（李旦初《诗文短论(10则) 》中华诗词 2005年6期）

（四一）毛泽东的 “少两点”
诗曰：       学问岂能靠瞎蒙，为人做事要宽容。
劝君莫作山中笋，皮厚嘴尖腹里空。
有个“大学问家”著文说：“刊载《清平乐•蒋桂战争》，其上阙“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其中，“黄粱”的“梁”，下面应是“米”字，但笔误为“木”。郭沫若在解说时认为这是毛泽东故意这样写，以此为提倡简化字起了表率作用。这样解说显得很牵强，反而给人欲盖弥彰感觉。新中国成立以来，郭沫若的一些表现常为人所不齿，如写“百花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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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组诗，频频写翻案文章，都显得做作，眼前这件事又是如此。”
  这段话不外是说：第一，说毛泽东做学问不严肃，写别字：第二，是说郭沫若释词“牵强”，为毛泽东“笔误”遮丑，反而“欲盖弥彰”；第三，是说郭沫若的此举“显得做作”，“为人所不齿。”
  对此，倒有所看法：
  首先，毛泽东的黄梁再现的“梁”字，并不是“笔误”。此乃毛泽东根据书法艺术的要求，正如郭沫若所说，是“随意挥洒”，古今许多大书法家为了书写布局、呼应、均衡的需要，有意将有些字故意少一二划或多一两点是常有的事，况且，毛泽东写的“黄梁再现”的“黄粱”并没有错，并非“下面应是‘米字”，其实，在古代“黄粱”是可以写为“黄梁”的。为了确证，请看文学院的古代汉文字专家李思维教授，抄录了如下“粱”“梁”通用的条目：
  《礼记大全卷》十二：“白黍黄粱”。
  《明名臣琬琰录》卷四：“黄粱梦”》。
  《咸淳临安志卷》十五：范必大《晓起议事》： “若若誇但缓，纷纷梦黄粱”。
  《畿辅通志卷》一一九：陈孚《丛台度》：“回仙逆x今存否，世上黄梁梦正酣”。
   又卷一二零：范成大《邯郸道》： “困来也作黄梁梦，不梦封侯梦石湖。
  《江西通志卷》一四八：王古《妙峰寺》： “浮生黄梁梦，幻事何时了”。
  《浙江通志卷》二七二：元•于石《小石塘源》：“为子炊黄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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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将“黄粱”写为“黄梁”是古已有之，并非别字，也非“笔误”。不需要郭沫若为毛泽东的“笔误”去“遮盖”，倒是有的人“视误”了。不是毛泽东“少两点”，而是有的人少了一点，少了一点文字学和书法艺术的知识。
  郭沫若在1965年2月1日《光明日报》上的文章《红旗越过汀江》是这样写的：“以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这里，郭沫若只是说毛泽东“随意挥洒”“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并未说“这是毛泽东故意这样写，以此为提倡简化字起了表率作用”。郭沫若作为著名的文字学家，著名的书法家，作为文学改革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说毛泽东在书写诗词时“随意挥洒”，“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又有何不可呢?郭沫若的文章写的很自然，合情合理，既不“显的很牵强”，更无“欲盖弥彰”可言，倒是这位“大家”孤陋寡闻，不学无术，竟指鹿为马，无中生有，“显得很牵强”。 
（张永健《毛泽东并未“少两点” 郭沫若也不“牵强”》）

（四二）毛泽东为何为曹操翻案
诗曰：一从命世便超凡，武略文韬创建安。
碣石遗章留胜迹，文姬归汉谱诗篇。
舞台虚构涂花脸，世上误传骂贼奸。
 千古是非曲折事，盖棺论定也真难。”
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视察河南安阳，参观殷墟。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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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行人员说：漳河，就是曹操练水兵的地方。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在这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还在这一带实行屯田制，使百姓丰衣足食，积蓄力量，逐渐统一北方，为后来晋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
1954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吟诵曹操《观沧海》一诗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
最近，河南安阳发现“曹操墓”一事引起了公众的关注，有的网友捧着《三国演义》说曹操，总以为曹操是个大奸臣。但毛泽东却说：“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
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视察河南安阳，参观殷墟。他对随行人员说：漳河，就是曹操练水兵的地方。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在这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还在这一带实行屯田制，使百姓丰衣足食，积蓄力量，逐渐统一北方，为后来晋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
1954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吟诵曹操《观沧海》一诗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
毛泽东十分喜欢曹操的诗。毛泽东不仅爱读爱吟曹操的诗，而且练习书法时也常书写曹操的诗。《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就收入了两首曹操的诗，一首是《观沧海》，一首是《龟虽寿》。
1954年夏，毛泽东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这样写道：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寥寥数语，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的形象便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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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7月23日那天，毛泽东特意给女儿李敏、李讷写信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
有一次，毛泽东同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毛泽东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毛泽东称赞说：不错，你读书不少。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来的，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担心呀！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为曹操辩诬：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正在莫斯科访问。当晚，他请胡乔木、郭沫若到住处一道用餐，边吃边谈中，毛泽东首先提起《三国演义》的话头，他们夹叙夹议，谈得很热烈。毛泽东忽然转向翻译李越然，问：“你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些？”李越然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毛泽东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
1958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召开的座谈会上谈到曹操，他说，《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三国演义》把曹操当作奸臣来描写，《三国志》则把曹操当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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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两千年也要翻。”此后，郭沫若、翦伯赞等史学家纷纷发表文章，在1959年形成了一股为曹操翻案之风。
1959年2月，毛泽东读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翦伯赞写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后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两晋统一铺平了道路。
1970年3月，在四届人大将要召开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为了说服中央委员，毛泽东说：“三国时，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接着，毛泽东又说：“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皇帝，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1975年，毛泽东谈到三国时期的历史时说：“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
在1976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把曹操和孔子、秦始皇、朱元璋并列，认为他们都是对历史贡献巨大的人。这一年，毛泽东为了说明在实践中才能增长才干的道理，还举曹操没有上过大学的例子加以说明。
当然，毛泽东也认为曹操有以下两个主要缺点：一是有时也优柔寡断。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说：曹操打过张鲁之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二是不能严于律己。毛泽东曾批评过曹操不能严于律己。《三国志》中的《武帝纪》说曹操“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毛泽东则在眉批中写下“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一语，批评曹操对人严而责己宽。
（《魅力毛泽东》新华出版社2009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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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毛泽东晋谒中山陵不忘群众路钱
诗曰：     中山陵上谒中山，不见当年孙逸仙。
国共广州曾合作，宣传部里做过官
1953年2月22日抵达南京的当天下午，毛主席即外出视察，庄心一等人随行保卫。在途经玄武湖边的菜地时，主席看到一位菜农在田里干活，便步入田头走近他身边，关切地询问种菜生活情况，正埋头干活的菜农抬头一看，不禁大叫起来：“毛主席！”看着主席与菜农在田头亲切地聊着，庄心一和其他陪同人员格外感动。
2月23日清晨，毛主席晋谒中山陵。在这里的所见所闻，让庄心一更加体会到毛主席与人民群众的深情厚谊。当时为了便于警卫，公安部在考虑上山路线时，曾打算从旁边开辟一条小路进入陵门，并准备把游览中山陵的群众疏散。
毛主席闻讯后不同意，他风趣地说，“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祭奠革命先辈，走小道成何体统嘛！我就要走大道。群众是到中山陵游览，我们是到中山陵祭奠，有什么理由把人家赶走？”
毛主席执意要从正门上中山陵，他在陈毅、谭震林等陪同下，健步登上中山陵的石阶。这时，早有眼尖的学生认出了毛主席，“毛主席来啦！”一时间口号声、欢呼声迭起，游客们都聚拢了过来，站在墓道两侧和台阶上，向主席欢呼、问好。庄心一和负责警卫工作的工作人员手挽手、肩并肩地把毛主席围在中间，以确保他的安全。
——128——
毛主席却显然并不在意，他笑意盈盈地向游客们频频挥手致意，就在群众的簇拥中缓缓前行。
李银桥后来回忆这一场景时说，警卫人员当时曾征求主席的意见，是否改道或将群众疏散，但是主席生气地拒绝了，“你们不
要把我和群众隔开！”随后大手一挥，迎着群众走上前去……
（李克勤博客）

（四四）“要下一道命令”
诗曰：    通知录取喜忧来，未见讲台筑债台。
教改一从缘上策，校门无不向钱开。
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发表了重要谈话。他明确指出：“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
他把身体好放在第一位，接着进一步说：“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八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
（李克勤博客）

（四五）新中国首部宪法为何删掉 “国家元首”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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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曰：      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
轻重无须辩，人民自会称。
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做关于宪法草案说明的报告。大会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交付全国人民讨论并征求意见。在这次大会上，傅作义委员发言，透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情节，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傅作义说，“在召集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写上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国家元首’，可是被毛主席抹去了，但是这并不能抹去亿万人民衷心的爱戴。越谦逊越伟大，越伟大越谦逊。”
对于这些话，毛泽东在大会上做了解释，说，“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这)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当时毛主席的谦逊、质朴让人民更加的敬爱他，毛主席当时还要求宪法要简明、通俗易懂，要老百姓都能看得懂。
在宪法草案两个多月的讨论中，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曾请求授予毛泽东主席最高荣誉勋章。在全民讨论中还有人提议把这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都被毛泽东拒绝了。
这次宪法讨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广泛的一次，在世界宪法制定过程中也是罕见的。在全民大讨论中，全国各界就有1.5亿人参加了宪法草案的讨论，而当时中国只有6亿人口，也就是说4个人中就有1个人参与了宪法的讨论。毛泽东说，“宪法是采取征求广大人民意见这样一个办法起草的。”他还说，“今后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取这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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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桃采访整理。逄先知口述）

（四六）“我毛泽东太不够意思”
诗曰：    开元盛世创新篇，官正民和风气廉。
莫道人心今不古，上行下效使之然。
中国在1955年实行军衔制的同时，在全国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行政级从1级到24级，月工资从590元到45元不等，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按照第一次拟定的行政级别工资方案，高层官员的收入相对是比较高的：
一级 军委主席 600 毛泽东 （大元帅）。
二级 副主席 550元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
三级 元帅 500 陈云、邓小平和元帅
四级 大将 450元 粟裕、徐海农、陈赓等大将
五级 上将 400 大军区、省、部级正职
 毛泽东在看后说：“你们让我当大元帅，是把我放在火炉子上烤我呀!一级干部就我毛泽东一个人，你们都是二级、三级，我毛泽东太不够意思、太不够朋友!我们把一级让给马克思、恩格斯，把二级让给列宁、斯大林，我和你们一样，都是三级干部。”
 周恩来和他的助手们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大体如下：
 从元帅到准尉，从国家元首到办事员共划分为24个级别，工资从45元到594元不等，级与级之间最多相差50多元，最少只相差5元。因地区类别不同（全国划分为4－11类），同级地方干部相差10－40元。按照“血比汗值钱”的原则，军队干部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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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干部平均高出30元左右。
评级、评衔涉及个人利益，经常需要做出平衡调整。为了照顾那些资历老、战功大，但职务、军衔较低的人，也对特定的人
给予“低职、低衔、高行政级”待遇，如山东大学前校长成仿吾，行政级评为五级，相当于上将和正省级。
 中国在1960年之后连续遭遇了三年自然灾难，国内经济萧条，民众生活困难，出现了饥荒。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削减行政级别三级以下的工资：三级降12%，四级降10%，五级降8%，六级降6%，七级降4%，八级降2%，九至十七级降1%。
 当时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的平均生活费仅为八九元，三四十元的月工资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
（《中国1955年行政级别工资》）

（四七）“毛粒子”
诗曰：   大千世界妙无穷，人类不停探索中。
科学新名“毛粒子”，原来却是“借东风”。
从1955到1965年，在10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曾经以自己的思想影响，引领世界科学家群体（包括直接组织动员中国科学家），向形而上学的粒子观宣战，向基本粒子的内部世界进军。毛泽东生前频繁地接见美国物理学家格拉肖和萨拉姆，接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和吴健雄，接见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接见来北京参加物理学会议的亚非拉和澳大利亚的物理学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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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的话题之一就是微观粒子的可分性，无限小的世界也是对立统一的。
1955年1月,毛主席向中国科学家提出：“原子核是由质子和
中子组成的，那么质子和中子又是由什么组成的？质子和中子仍然是可分的。现在的实验虽然还没有证明，将来实验发展了，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此后他又多次阐述这一思想，抨击形而上学粒子观。
毛泽东逝世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向国际社会和科学界呼吁：把基本粒子下一个层次的物质组份命名为“毛粒子”。他说：构成基本粒子下一个层次的物质组份，既不应当称为层子（当时中国物理学家们的称谓），也不应当称为夸克（美国物理学家盖尔曼等人的称谓），而应当称为“毛粒子”。因为这一世界科学史上的重大发现，“是与毛泽东主席的哲学思想分不开的”。格拉肖还现身说法，讲述了他自己对强子结构（强子曾经被看成基本粒子）的认识转变过程。他说：在毛泽东生前我和温伯格•萨拉姆（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两次访问过中国。每一次都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同他一起讨论基本粒子到底还有没有自己的内部结构和矛盾这样一个现代物理学的前沿问题。毛泽东主席总是认为基本粒子还有自己的内部结构和矛盾，在理论上是可以再分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而我自己和萨拉姆两个却坚持不同意见，认为基本粒子只是一种数学上的点状物，它们是不可能再分了。现在的事实是，新的物理实验已经把基本粒子分开了，毛泽东主席的科学预见已被证实为真理，它改变了我和像我一样曾经有过错误认识的人。
盖尔曼关于基本粒子内部结构的夸克模型，不仅在先进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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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中国物理学家提出的层子模型稍逊风骚，而且在提出的时间上比“毛粒子”也整整晚了九年。
（江帆《“毛粒子”的称谓因何而来》）

（四八）“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
诗曰：    蓝图规划数超前，强国尖端先着鞭。
拼搏十年磨利剑，科研更上一重天。
毛泽东首先讲：“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十年规划。社会科学落后了，这回没有搞规划。社会科学也要投一点资。”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钱三强应邀在会上讲述核物理学的研究发展概况。当他讲到核原理时，毛泽东插话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是这样。”“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钱三强一时语塞，他思考着回答道：“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毛泽东却从容地说：“以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一论题的胜者，正是毛泽东。
毛泽东经常浏览自然科学的经典，更关注最新的科技动态和最新的技术成果。1963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刊登了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其观点恰与毛泽东1955年的预言吻合。主席十分赞赏这篇文章，立即让我请《自然辩证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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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通讯》主编于光远、著名科学家周培源来座谈。
在这次谈话中，主席谈了他对自然辩证法的见解。他说：宇宙是无限的，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都是无限的。从宏观来说是无限的，从微观来说它也是无限的。原子可以分，电子可
以分，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
基本粒子可分的思想，本是毛泽东从物理学家那里接受的，可反过来又用它影响着物理学家们，使他们站在了这方面研究的前沿。
1977年，世界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在夏威夷召开，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格拉肖发言，把物理学家逐层研究物质结构的历程形象地比作剥洋葱。接着，他说：“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以纪念已故的毛泽东，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这个建议表达了一位科学家对一位哲学巨人深邃见解的由衷钦敬。
当我们知道了这个历史细节，再来看毛泽东接下来讲的这番话，理所当然会领略到其中的分量。他说：“要有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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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我们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
讲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以死光（激光）研究为例，谈了具体的意见。说：“死光，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
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军事上除进攻武器外，要注意防御问题的研究，也许我们将来在作战中主要是防御。进攻武器，比原子弹的数量我们比不赢人家。战争历来都需要攻防两手，筑城、挖山洞都是防嘛。秦始皇的万里长城没有多大用处。我们准备做一些蠢事，要搞地下工厂、地下铁道，逐年地搞。”
（李克勤博客）

（四九）毛泽东怎样看待请吃？
诗曰：    请吃应酬兴致浓，亲朋好友笑谈中。
一杯薄酒情无限，感动席间众醉翁。
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活在世界上，不是为吃世界，是为改造世界。”革命战争时期是这样，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这样。
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烤几个芋头充饥
李银桥《在毛泽东 身边十五年》记载：有一次，毛泽东因连续工作，两天没睡觉，只吃过一顿正经饭。凌晨两点，值班卫士封耀松小声劝道：“主席，您已经十几个个小 时没有吃饭了，给您搞点吃的来吧？”毛泽东摇摇关又点点头，勉强说：“不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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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了，你给我弄几个芋头来就行”。封耀松来到厨房，自己动手烤芋头。因为毛泽东夜里不许惊动炊事员。可是，候贵友师傅还是被惊醒了。他嚷道：“你胡闹!，主席十几个小时没有吃饭了，你怎么就烤几个芋头？”小封摇头苦笑：“主席让烤两个芋头么，你
胡闹，你做饭送去。”候师傅闭口无言。“交待了的就去办”，这是毛泽东的原则。候师傅也懂得，不照办才是“胡闹”。封耀松烤了6 个芋头连忙送去，进门一看，毛泽东竞靠在床栏上呼噜呼噜地睡着了，左手还拿着文件，右手拿着笔。这误种情况不少见，不能叫醒毛泽东。他便在门外等了十几分钟，听到了毛泽东的咳嗽了一声，进去小声说：“主席，芋头烤好了。”毛泽东放下文件，双手搓搓脸说：“想吃了，拿来吧。”毛泽东在床上坐好，拿起一个芋头认真剥皮，还轻轻摇晃身子，呤诵着过去一首词：“东方欲 ，　莫道　君行早……”小封见主席自得其乐，就悄悄退出门外。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屋里呼噜声又起，他轻手轻脚进去，发现碟子里只剩一个芋头了。毛泽东头歪在右肩上又睡着了。正准备退出，忽然觉得呼噜声不对。仔细打量，天哪，毛泽东嘴里还嵌着半个芋头!另外半个抓在手里。封耀松鼻子一酸，眼睛立刻模糊了。忙镇定下来，用手去抠毛泽东咀里的芋头。毛泽东被惊醒了。“哪个？”毛泽东 不高兴地衰弱问道：“怎么搞的？”
“主席!”封耀松叫喊了一句，泪如泉涌。他双手捧着抠出的半个芋头，再也说不出话来。
“唉，”毛泽东叹了一口气，“我不该跟你发火。”“不，不是的。主席，不是因为你……这芋头是从你咀里抠出来的。你该睡觉了，我求求你了……
毛泽东说：“那我就睡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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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请老朋友
1955年6月20日　，毛泽东参加湖南省委会议，并同地、市委书记10人座谈，主要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其后，在罗瑞卿  、汪东兴、周小舟、谭余保、程潜、周世钊、秦两点雨屏的陪同下，
重游岳麓山。他们谈笑风生，一步一步步登上了高峰云麓宫。毛泽东一看手表，已经快2点了。于是，他提出，要请大家在望湘亭吃午饭，请大家品尝湖南风味。并亲自点了红烧肉、炒猪肝、蔬菜、辣椒、鸡蛋汤，另加一份他在学生时代露窑宿风餐的野果。毛泽东就这样招待了客人。(《毛泽东五十次回湖南》第21页)
中秋佳节也不加菜
1957年9月 7日，毛泽东从武汉来到长沙。第二天听取了省地市书记关于农业生产的汇报。下午4点半，他提议：“去湘江拱一拱。”同去的有罗瑞卿、湖南省委书记周惠、湘潭地委书记王治国、常德地委书记孙云英等人。游到橘子洲后，有人说了声：“晚饭做好了，请主席吃饭。”大家走到舱餐厅，见桌上摆着腊肉、炒鸡蛋等四菜一汤，还摆月饼和梨子各两盘。原来，那天正逢中秋佳节，毛泽东举杯给大家敬酒，边吃边笑，“罗瑞卿不要我吃腊肉和鸡蛋，我今天要吃点。”
饭后，孙云英悄悄地溜到厨房里，问大师傅：“今天是中秋节，为会么不多搞几个菜？”大师傅委曲地说：“四菜一汤是主席规定的，他到了里都这样，我们不敢违反。”另一个服务员补充说：“今天正桌子上摆的月饼和梨子，还是经过 主席同意的。”听了这些话，大家深受感动，深受教育。 (《毛泽东五十次回湖南》第 52页)
故园宴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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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6月 ，毛泽东在阔别家乡32年后，终于有机会回韶山家乡看看。他一到长沙就对公安部罗部长约法三章：一不要派干部去韶山，特别是不要派公安人员去韶山；二在行动上给予自由；三到了韶山我要广泛接见群众。毛泽东回到韶山，一下汔车，
按照韶山乡俗，就安排请客吃饭。一共请了八桌，有80人左右。此次请客，保存在韶山记念馆的《菜谱原始记录》用了这样一些菜：杂烩、木尔炒鸡、烧鲜鱼、烧丝看 、炒豆角、菜心汤、排骨、香肠、咸蛋、卤味。主食是米饭、稀饭、卷子。没有山珍海味，
全是韶山夏令家常菜。(《毛泽东五十次回湖南》第115页)
拒吃“生日小宴”
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就提出了“六不”的纪律规定，其中头一项就是不作寿：“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把工作做好。” 解放后，他又多次重申这“六不
  建国后的27年，毛泽东始终以身教作则，遵守“六不”，从不作寿。据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记载：爸爸不止一次说过，“穷人家从来不做寿”。“做一次寿，寿星就长了一岁，其实就少了一岁，不如让时间偷偷地过去，到了八九十岁时，自己还没有发觉。”每逢生日这天，按照中国人的习惯，顶多吃一碗长寿面，这个生日就算过了。
有一年12月26日，工作人员事先未征得毛泽东同意，就高高兴兴地做了祝寿的准备，为他办了个稍微像点样子的生日小宴。结果这一片好心，反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无论怎么解释、劝说都没有用。结果，毛泽东就是没有参加这次生日小宴。李敏说：我爸爸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还真的不给大家 “面子。”这不是无情无义，只是因为他自己提出“六不”，只能带头遵守，不能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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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面呀!。(《毛泽东五十次回湖南》第2页)
我们的共和国主席、我们党的主席、全国人民敬爱的领袖毛泽东，就是这样看待“请吃”的!
（岳青山）

（五0）风趣而霸气的“毛泽东式语体”
诗曰：    官腔官调岂能容，八股文章假大空。
幽默诙谐通俗话，自成语体自成风。
毛泽东一生有无数个传奇的故事，其中显著的一个是：作为20世纪国际公认的大军事家，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座右铭，他戎马半生，指挥过震惊世界的“三大战役”，但却不曾像战士那样真正地模过枪！与此相关的是，天眷奇才，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博弈中，这位中共最高军事指挥官，竟然没有受过一丁点外伤，似乎子弹总与是他擦肩而过，呼啸着远远离而去。
在中国共产党文献的政治语言中，“左”和“右”是一对敏感的字眼，并没有严格的“学术”定义，在一定程度上要视实际的语境而定。毛泽东1955年9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一语道破，“直译”主题：“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事物在时间、空间（特别是时间）中运动，人们观察事物如果不合实际情况，看过了叫‘左’，看不到叫右。例如合作化大发展的条件成熟了，不去大发展，就右了；明年一年要全国达到百分之八十，就‘左’了。中国有句老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是说要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目的。好像妇女生娃娃，
七个月就压出来，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是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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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解释“什么是辩证法”时说：“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观察实践之后才有的，……不是天赋的，是后来外界事物反映形成的概念，如看见人，看见狗。…… 问三岁的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里头有同一性，有个别性，就是个别与普
遍的对立统一，这就是辩证法。”
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同一个会上第三次讲话，再次解释了“辩证法”。他说：“中国人把结婚叫做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很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小孩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人分裂出三个、两个，甚至十个八个，像航空母舰一样。…… 新事物的发生、变化、灭亡，老百姓都叫喜事。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一方面哭鼻子，一方面又觉得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
1961年庐山开会期间，繁忙的工作之余，毛泽东在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参加舞会。跳了一场舞后回到座位上休息时，他的一只白色鞋垫从皮鞋里露出一半来。他自己未曾发觉，当工作人员提醒他时。毛主席低头一看，忍不住笑道：“鞋垫总在脚板底下压着，见不到光明，怎么不闹革命啊？”这种即兴妙语谈革命说得在座的中央首长都哈哈大笑起来。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对其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说：“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 我准备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打到我。…… 好多次。在长征路上也有一次，过了大渡河，遇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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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轰炸，把我的卫士长炸死，这次血倒没有溅到我身上。”
讲到原子弹：
即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来说，算不了什么。
对帝国主义的奉告：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对战争与和平：
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踊跃报名参军。对报名参军的人挑得很严，百里挑一，人们说比挑女婿还严。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
自我评价：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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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仅不会说“官话”，而且对那种言之无物的“假、大、空”厌恶至极。特别是那些未经修饰的讲话记录稿，更是鲜明地体现出他话语权力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和冲击力。例如，同样是要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毛泽东的表达则是“羊肉”、“板鸭”和“火腿”：“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
云南火腿不好吃。…… 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当更好吃，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在洋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 就是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如果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不出来，那么，就有可能被“开除球籍”的名言。他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什么样子？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等等。
（萧延中、陈晋）

（五一）毛泽东授予原“美军上校”中将军衔
诗曰：      姓钱不爱钱，一辈忙科研。
两弹一星父，英名万古传。
1956年，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和1955年10月8日回到祖国的钱学森见面。这天，周恩来领着钱学森来到毛泽东这里。
“主席，”周恩来进门后满面笑容:“我将你久盼的贵宾请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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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钱学森同志，”毛泽东走上前去，紧握着站在周恩来身旁有点拘谨和紧张的钱学森的双手，“盼了你好久啰！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和火箭专家！”
“我也早想来拜会主席了，”钱学森激动地望着紧握着他双手的毛泽东，“怕你太忙，不敢来打扰。”
“你说反啰！是我考虑到你才回国，要处理的事太多，不敢过早相约。”毛泽东诚挚地说。
毕竟毛泽东是第一次见钱学森这位大科学家，难免要寒暄一下，但是毛泽东一见面，就称谓钱学森是“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和火箭专家！”亲切自然，同时也为后面的谈话主题做了铺垫。就是这次谈话，毛泽东把钱学森从一个科技理论家，变成了一个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一位科技实践家。
“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5个师呢！”毛泽东伸出五个手指头，“我看呀，对我们说来，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呢！”毛泽东的平易近人，减少了钱学森初来时的拘谨和紧张。
“学森同志，”毛泽东望着钱学森，“你那个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我仔细看过了。写得很好呀！”
“主席，”钱学森谦和地笑了笑，“我刚刚回国，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我只是根据我的工程控制论，对我国的国防建设特别是航空工业的建设提了不少很不成熟的意见，其中错误一定不少啊！”
“啊！这是十分难得的呀！这些精辟独到的建议，只有你这位工程控制论创始人才提得出呀！”
过去钱学森是在美国工作，毛泽东用“5个师”和“比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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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力量大多啦”，一下子把钱学森的价值给予了重新评估。进而，直截了当说：“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呢！”这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是多么大的鼓舞啊！有什么比得上这样的荣耀呢？这在异国他乡，根本是不可想象的。
毛泽东就这么简单几句话，一下子就谈到实质性问题，这种平易
近人作风，像钱学森这么智慧的人，怎么会不心领神会呢？
这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你看毛泽东接着就称呼“学森”，然后就谈起钱学森写的那份《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表示自己“仔细”看过了，“写得很好呀！”
当钱学森谦虚地说起自己“提了不少很不成熟的意见，其中错误一定不少啊！”毛泽东马上说的这番话，十分感人：“学森同志，提出了这么多好建议，怎么是错误啊！这是十分难得的呀！这些精辟独到的建议，只有你这位工程控制论创始人才提得出呀！”
毛泽东已经指出了钱学森对于新中国在国防航天工业方面的不可替代地位。
毛泽东顿了顿，接着说道:“我们国家决定根据你的工程控制论，组织各个学科各个部门一起奋力搞导弹。学森同志，我想请你这个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来牵这个头，有信心吗？”钱学森有点紧张:“主席，这么重要的任务，我怕干不好啊！”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毛泽东用筷子在空中重重一晃，“你钱学森是工程控制论的开山鼻祖，还怕干不好！”在毛泽东磅礴气势的感染下，钱学森终于坚定地点了点头:“主席，我一定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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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毛泽东这句“你钱学森是工程控制论的开山鼻祖，还怕干不好！”充满着多少信任、期待与关怀啊！
一天，聂荣臻拿着一份名单，匆匆向菊香书屋走去。
    “主席，为了争取苏联对中国发射导弹和火箭技术的援助，我们准备派人到苏联去谈判，您看这代表人员名单该怎么定？”
毛泽东想了想说:“聂老总，你就来做这个代表团的团长，你的代表团应该把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还有原子工业的人员包括进去。学森同志也应该去，很多问题只有他去才搞得清。”
“我们也考虑到应当请钱学森同志参加我们的代表团。只是，苏联方面参加谈判的，既有职务，也有军衔。”聂荣臻认真地向毛泽东陈述着，“而我们的钱学森同志现在虽然是国防部五院的院长，可是却没有军衔。为了与苏方对等，钱学森同志必须解决军衔问题。”顿了顿，聂荣臻接着说:“我们为这个问题请示了恩来同志，恩来同志说:‘钱学森早在十多年前，美国就授予他上校军衔，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让他当将军？我看钱学森同志身负重任，又是世界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论他的资格和贡献，至少应授予中将军衔。此事你回去和彭老总商量一下，必要时开个军委会，我也参加，把这个事定下来。’”
    毛泽东想了想，说:“恩来同志考虑得很周到。我想钱学森同志作为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至少也得授予中将军衔。”
就这样，作为科学家和工程控制论创始人的钱学森，穿着威严的天蓝色将军服，戴着庄严的中将军衔，经过毛泽东批准，参加了中苏关于军事尖端技术的谈判。
（李克勤《毛泽东授予原“美军上校”中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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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与毛泽东忘年之交的神秘女性
诗曰：    源自民间艺术才，百花远里竞相开。
人生戏剧高潮起，演出传奇色彩来。
拥有三十年舞台青衣生涯的左大玢，后来在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饰演南海观音，因一炮走红，而成为人们眼中神秘的观世音菩萨，这在演艺界是不多见的现象。但是，人们也许不会想到，左大玢能出演这个神话中美丽智慧的化身，与一代伟人毛泽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左大玢这个名字，是父亲给她取的，玢为玉，大玢者，大玉美玉也。1954年，左大玢考入湖南戏校学习湘剧，1957年毕业后分配到湖南省湘剧院当演员。1959年主演《生死牌》，该剧后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戏曲电影。1960年被授予湖南省青年表演艺术家称号，后来又荣获中国戏剧第六届梅花奖、文化部文华表演奖等，曾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湖南省文联副主席、省剧协副主席等职。她早年与毛泽东结成忘年交，这使她的人生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第一次见面，左大玢说：“主席，您念了白眼字”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左大玢才十三岁。1956年，田汉带着湖南省湘剧训练班的一群小演员去北京汇报演出，左大玢也在其中。听说要到怀仁堂给敬爱的毛主席演出，左大玢兴奋得几夜都没有睡着。但到了演出那天，并没有左大玢表演的节目，她和其他小朋友便躲在帷幕后面，偷偷地观看坐在台下看戏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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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结束后，毛泽东一离开，左大玢便和其他小演员一起从舞台后面蜂拥而出，争先恐后地去抢坐毛泽东刚坐过的座位。
1959年，左大玢在湘剧界已小有名气。一天，她突然接到通知，要她们到湖南省交际处演《生死牌》，当时左大玢在戏中演主角王玉环。左大玢猜想一定有重要的领导人来了。果然，当她登台表演时，发现了台下竟有他日夜想念的毛主席！左大玢惊得一
下子差点忘了台词，赶紧镇定下来，才将戏演完。
戏刚演完，又开舞会。那时左大玢还不会跳舞，她打算卸完妆早点回家。这时有人悄悄告诉她：“毛主席可能会来跳舞。”她一听，马上改变主意，直奔舞厅。这是她平生第一次进舞厅，心里不由得有些紧张。刚坐下一会儿，一位女同志走过来问她：“你是演王玉环的吧？”左大玢点了点头。这位女同志又说：“毛主席看了你的戏很高兴，等会儿你陪他跳舞吧。”能当面见到毛主席，这当然是做梦都想的好事！可是，左大玢不会跳舞，她怕在毛泽东面前出丑，因此有点儿犹豫不决。这位女同志好像看透了她的心事，说：“你还不会跳吧？没关系，我找个人教你，很容易学的。”
教左大玢跳舞的是毛泽东的卫士，姓封。这人很和善，而且很有耐心。左大玢跟着他在舞池转了几圈，慢慢地就摸到了门道。要她陪毛泽东跳舞的女同志，是大名鼎鼎的摄影师侯波。两个人正跳着，侯波笑着走过来问：“学会了吗？”不等左大玢回答，就拉着左大玢往舞厅的一侧走。一站定，天啊，她发觉自己就站在身材魁梧的毛泽东面前！左大玢激动不已，手足无措。毛泽东笑着说：“娃娃，跳舞可不能老站着，得动，这也是一种体育锻炼。”左大玢扑哧一声笑了，然后随着毛泽东跳起来，但她一直低着头，不敢看毛泽东。一曲舞跳下来，左大玢出了一身大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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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毛泽东每次来湖南，左大玢都被派去给毛泽东唱戏或陪他跳舞、聊天，渐渐地与毛泽东就熟悉起来，见到毛泽东时再也不紧张了。一次毛泽东笑着问她：“你为什么姓左，不姓右呀?”左大玢不知如何回答，只好傻傻地说：“我爸爸姓左，我也就姓左了。”“那你怎么又叫左大芬了呢?”因为已经跟毛泽东很熟了，左大玢便说：“主席，您念了白眼字，这个字应念‘bin’，而不是‘fen’。”
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娃娃，你回去问问你爸爸，这个字是多音字，是不是也可以念作‘芬’呢？”
还有一次，毛泽东问左大玢，你姓左，那左宗棠是你什么人？左大玢摇了摇头。毛泽东又问，那左霖苍又是你什么人呢？“他是我大伯。”左大玢接着告诉毛泽东，父亲叫左宗濂，曾是程潜帐下的少将高参。毛主席听后点点头，又说，你大伯左霖苍可是个有名的举人啊。“什么举人，一个逃亡地主。”左大玢顺口答道。毛泽东听了左大玢的话，沉思了一会儿后自言自语道，逃了也好，逃了也好啊。
左大玢和毛泽东同喝一杯茶
每次毛泽东来湖南，工作之余举行舞会时，毛泽东第一个请跳舞的一般都是省委书记的夫人，第二第三个分别是湘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彭俐侬和刘春泉，第四个就是左大玢。警卫员们和当时的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怕跳得太多会累着毛泽东，便悄悄地给左大玢布置了一个任务：“主席很喜欢你，你就在主席跳了几支舞后，陪着他到走廊上的沙发上休息会儿。”
一次休息时，左大玢看到毛泽东水杯里的茶叶一根根地竖着，就好奇地问：“毛主席，您喝的是什么茶，怎么都竖在水里呀?”毛泽东笑着说：“娃娃，这个你就不知道了。我告诉你，这是岳阳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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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毛尖，是上等好茶呀。”十六七岁的左大玢想都没想就蹦出来一句话：“我口渴了，我也要喝您的茶。”“你喝吧，喝吧，我们喝一杯茶。”
又有一次，舞会中左大玢正陪毛泽东在走廊上休息，这时王任重过来汇报工作。毛泽东指着王任重问左大玢：“你认得他吗？”左大玢摇了摇头。毛泽东介绍说：“他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
然后又指着左大玢说：“她是湘剧院的演员左大玢。”
王任重走后，左大玢像小孩子似的拿着毛泽东的手一边看一边问：“主席，您有几个箩呀？”“你呢？”毛泽东反问道。“我才一个箩，一箩穷呢。”左大玢撇着嘴说。“一箩穷？难怪你老是穿同样的一件花布衫。”毛泽东注意到左大玢每次见他时都穿着同一件衣服，便打趣道。左大玢数完毛泽东手指上的箩惊叫起来：“主席，您有十个箩呀，难怪当‘皇帝’！”毛泽东听后笑得前俯后仰。
深情怀念伟人，左大玢珍藏着毛泽东半截香烟
每次回湖南看到左大玢时，毛泽东总是对左大玢说：“你们搞文艺的，更要加强文化学习和修养。”同时，他又很关切地问：“你们经常下乡演出吗?”左大玢回答说经常去。毛泽东又问：“到了农村一般在哪里演出呀？”“有时在晒谷坪，有时就在收割后的稻田里。”毛泽东很好奇：“稻田里怎么表演呀，稻茬会绊脚呀！”左大玢认真地答道：“是呀，我们经常演着演着就被绊倒了。”毛泽东听后哈哈地笑了起来。
跳舞时，毛泽东的长袜子常常会滑下来。左大玢见了，就立即蹲下把它拉上去。后来她便对毛泽东说：“毛主席，您的袜子系根带子吧，这样就不会掉了。”毛泽东却说：“不要系带子，将袜子口打个砣扎进袜子里就不会掉喽。”左大玢听了咯咯地笑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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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有一次毛泽东到长沙，没有见到左大玢，就问左大玢哪里去了。陪同的领导立即安排车子将在湘西沅陵演出的左大玢接了回来。见到毛泽东后，左大玢来了一段清唱。毛泽东听后说：“娃娃，你的嗓子有些哑，是不是感冒了？好好休息吧。”左大玢见毛泽东正在抽烟，就说：“主席，为了您的健康，请少抽些烟吧。”说着，
她从毛泽东手上要过抽剩的半截烟头。她将那半截烟掐熄后，悄悄地带了回去，将它珍藏在一个漂亮的盒子里，直到今天。当时纪律非常严格，凡是毛泽东会见的人都不能把会见写进日记，也不能向毛泽东提出合影的要求，因此，这半截烟头，成了左大玢保留下来的唯一的“纪念品”。
毛泽东为《园丁之歌》鼓掌，左大玢免遭政治厄运
“文革”期间，左大玢同样受到了政治迫害。因为她的父亲曾是程潜的少将高参，“文革”初期她被戴上“修正主义苗子”的帽子，坐起了“冷板凳”，随后又被下放到永州市道县的一个偏远的农村“锻炼”了两年。
回到长沙后，1973年湘剧院排演《园丁之歌》，左大玢在戏中扮演主角俞英。戏演得很成功，不久北京电影制片厂就将该剧拍成了电影。但在影片送审时，江青发难了：“这是一棵毒草!”因为电影中俞英有一句台词：“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的重担来承担。”江青认为这是与她当时树立的典型“白卷英雄张铁生”唱反调，凶狠狠地说：“没文化就不能挑革命重担？咱们老一辈无产阶级战士不也有很多人没有文化?”最后，江青干脆将矛头对准了左大玢：“左大玢演得像个少奶奶！”
1973年8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就是通栏大标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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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批判大毒草〈园丁之歌〉》。一时间，一场狠批《园丁之歌》的风暴席卷了大江南北。9月初，四省一市到北京参加戏曲调演，左大玢随团刚下火车，就被通知去北京展览馆在五千人大会上作检讨。作检讨前，管批斗的人特意叮嘱左大玢：“作检讨时要说普通话，不能说湖南话，不然大家听不懂。”左大玢却不低头：“我不会说普通话。毛主席也说湖南话，毛主席热爱，我也热爱；他
讲家乡话，我也讲家乡话。”待到作检讨时，左大玢用长沙话将检讨书快速念完，然后赶紧钻进有关领导事先安排在台后的大汽车，离开了批斗现场。
没过多久，毛泽东回长沙视察，想看湘剧，并在省里送来的节目单上圈点了电影《园丁之歌》。电影中左大玢扮演的俞英一出场，毛泽东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是那个娃娃左大玢嘛。”看完电影后，毛泽东鼓起掌来，旁边陪同的人悄悄地对毛泽东说：“主席，这是大毒草，全国都在批判。”毛泽东愠怒地说：“什么大毒草，毒在哪里？我看很好!”说着他又站起身，再次鼓掌，在场的人也跟着鼓起掌来。
就这样，《园丁之歌》由毒草变成了香花，左大玢也随之避免了一次政治厄运。
结缘《西游记》，左大玢成功饰演了观世音菩萨
也是因为毛泽东的缘故，左大玢与著名女导演杨洁得以相识。毛泽东晚年卧病在床，行动不便，但他又十分想看家乡的传统湘剧。于是有关部门就组织湘剧演员重新排演了一批传统湘剧，然后拍成录像送往北京。1976年，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女导演杨洁来湖南录制古典传统戏《追鱼记》时，看到左大玢扮演的观世音形神兼备，就对左大玢许诺：“如果以后我有机会拍观世音的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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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请你去演。”当时，左大玢也没有将杨洁的话放在心上，心里想的尽是毛主席的病情。
时隔六年，中央电视台决定将《西游记》搬上屏幕，导演杨洁热情地邀请左大玢去北京试妆。左大玢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赶到北京试妆时，著名化妆师王希钟一见她就惊讶万分地连声说：“像!像!像!你太像观世音菩萨了，根本就不用试妆了！”
但拍片时，却出现了一点小“问题”，由于左大玢三十年来都是在舞台上扮演青衣，眼睛练得活溜溜转。杨洁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你的眼睛太活了！”悟性极高的左大玢很快领悟到拍电影与舞台上唱戏不一样，唱戏“表演”的分量要求很重，拍电影也要“表演”，但分量要恰到好处，不能露出痕迹来。于是，她就学着控制自己的眼珠不活溜溜转，但眼神却总像随着剧中人物在转动一样。为了将观世音菩萨演活，每到一个地方，她逢庙必进，然后仔细揣摩庙里观世音菩萨塑像的神气，模仿观世音的手势。
令人称奇的是，十年后，中央电视台拍《西游记》续集时，导演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长沙找到左大玢，原以为左大玢体形或许已变了，不能再扮演观世音菩萨，但导演一看到左大玢就惊呼起来：“十年了，你的样子一点儿也没变，是不是真的得到观世音菩萨长生不老的妙药护体了……”随后，左大玢又扮演了《西游记》续集里的观世音菩萨。
退出舞台当教员，夕阳辉映迎春花
2003年退休之后，左大玢把精力全部放在了培育湘剧后备人才上，任教于由湖南湘剧院和湖南艺术职业学院联合开办的湘剧班。一批一批的青年学生是她的骄傲，这些戏剧苗子年轻活泼，学习刻苦，从他们身上，她看到了湘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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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玢相信名师出高徒，更坚信严师出高徒。她对学生上课时迟到早退行为管理、要求很严，而她本人更是以身作则，放弃舒适的家不回，挤在学校宿舍里跟学生们打成一片，每天早上６点起床，落雨下雪也从来没有迟到过，只有周末才回家休息。她丈夫原是湖南省花鼓戏剧院负责人，前几年退休后也在湖南某学院戏剧系做负责工作。儿女们时常有些怨言，说：父母亲退休后
既不缺钱花又不缺吃穿，可他们为了戏剧艺术比原来上班更忙了，一家人虽住在一个城市里，可也只有等到周末才能相聚一次。
如今戏剧不景气，湘剧院经费比较困难，教戏不仅很累，而且教课费很少，一些经验丰富的老演员不愿意揽这门差事，有的转行拍电视剧去了。左大玢满怀忧虑地说：“不培育学生，湘剧将来怎么办？总不能让它断送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吧？”如今六十五岁的左大玢除了担负学院里的一些日常行政事务外，她一个人每星期坚持上七十多堂课！她每天上课、排练示范达十多个小时，《百花赠剑》、《断桥》、《大破天门阵》、《拜月记》等传统名剧中很多角色的戏都是她亲自示教排练的。
近几年艺术学院里一批又一批经她亲手培养的戏剧专业毕业生，分布在全国各地。左大玢时常收到来自三湘四水和大江南北学生们报喜的消息，每当她手里捧着学生们的来信来电，她就觉得这是捧着万紫千红的迎春花，脸上就会泛起慈祥的笑容，真的是酷似观世音菩萨显身！
（刘逸明《参考文摘》）

（五三）毛泽东和赵朴初谈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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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曰：  传承文化耀中华，佛教悠悠传万家。
缘起性空禅理念，百花园里一奇葩。
一九五七年我陪一位柬埔寨僧人见毛泽东主席，客人未到之前，我先到了。毛主席便和我漫谈。他问：“佛教有这么一个公式——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有没有这个公式呀！”我说：“有。”毛主席再问：“为什么？先肯定，后否定？”我
说：“不是先肯定，后否定，而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谈到这里，客人到了，没有能谈下去。
后来，我在写这本书的第二章时，想起那一次未谈完的问答，我想，书中谈到缘起性空的思想，可能补充了当时我在毛主席前所想讲的话。
我看过曾是毛主席的勤务员李银桥写的书：有一天，毛主席在延安出门散步，对李银桥说：“我们去看看佛教寺庙，好不好？”“那有什么看头？都是一些迷信。”毛主席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你懂吗？”我因而想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周建人先生写信给我说：“文革”初期　范文澜先生向他说，自己正在补课，读佛书。范老说，佛教在中国将近两千年，对中国文化有那么深厚的影响，不懂佛教，就不能懂得中国文化史。一九八七年我到四川一个佛教胜地看到被人贴迷信标语的事实，回来写了一份报告，钱学森博士看见了，写信给我说：“宗教是文化。”
这三个人，一是伟大的革命家，一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一是当代的大科学家，所见相同，都承认佛教是文化，而今天还有不少人的认识水平和当年李银桥的一样。
（朱洪《毛泽东思想研究》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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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毛泽东“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三次尝试
诗曰： “规随”故事出前朝，肖定曹行不动摇，
还是古人品德好，未同上辈抢功劳。
1957年，中共向台北提出的十项和谈条件为：一、台湾统一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台湾自治区主席；二、台湾在整个中国范围，享有自主权。可设自治区，台湾籍多人将被起用；三、国民党军队保持原状，仍由蒋介石统率，但改为解放军的番号，蒋介石将以中央政府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名义握有台湾兵权（主席是毛泽东、朱德等是副主席）；四、国民党军政人员如不愿留台者，悉依其志愿，回大陆、赴美国，可自由选择。回大陆者将安排工作，照顾家小；赴美国及其他国家者，将来如愿返乡，随时可以归去，并无留难；五、目前在海外的中国人士，无论其为任何党派，一律可回大陆，各任适当公职，闻胡适有出任北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可能，人民代表大会及政协均将扩大组织，增加人选；六、联合国代表团由中央人民政府派出，以宋庆龄为团长，现有的国民党代表撤回；七、台湾及海外现有各党派的地位，将进一步协商解决，国民党将与李济琛所领导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协商，民社党、青年党等则与民主同盟协商，决定是否合并或保持独立存在：八、宗教自由，于斌主教可回大陆，但不得与外国作政治上的特殊联系；九、学术文化自由，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十、私人财产将受保护，现有外汇也有自由运用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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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海峡两岸双方默契的六项条件是：一、蒋介石偕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中央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策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有困难，由中央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中央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在台湾。五、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大陆与台湾间的缓衡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中央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中央所接受的。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1975年印支战争结束、越南北南统一、蒋介石去世，更增加了我国领导人对祖国统一的紧迫感。中国领导人在谈到台湾解放后的政策时，曾提出三项原则：一、台湾人民一定会当家作主；二、台湾的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反而会提高；三、台湾会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向社会主义过渡。
（李振广《中国报道》2009-第十期）

（五五）毛泽东对李宗仁的“投石问路”
诗曰：    海外归来感慨多，几番较量几番和。
如今应了旧时语，辗转始登彼岸坡。
1958年，程思远的女儿林黛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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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香港探亲时，向程思远提起李宗仁在美国的生活情况时说：“李先生在美国住不习惯，总想回国。”不久，程思远又接到李宗仁的来信，说他保存着一批文物，希望能献给祖国，并吐露了自己叶落归根的心愿。
1959年10月，程思远来到北京。11月初，程思远回到香港，写信将此行经过告诉了李宗仁。当李宗仁得知周恩来对他将藏画献给祖国的想法很赞赏时，便托人把自己在纽约的藏画运送到了
香港。
李宗仁在给程思远的信中说，这些文物，是他花了11万多美元购买的。
文物运到香港后，程思远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马上安排有关部门派人去香港，将这批文物运到北京。故宫的专家鉴定后，却发现这批字画大部分是赝品。按当时的行情计算，最多值3000美元。这与李宗仁说的11万多美元，相差太悬殊了。周恩来获知情况后也很意外。他反复考虑，决定给李宗仁3万美元，并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起来，慷慨地说：“恩来呀，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策略。他说11万多，就给他12万！这叫‘投石问路’嘛！”
于是，毛泽东让财政部部长李先念，从国库中提出12万美元现金。
周恩来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程思远，同时说明：“李先生的藏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送他一笔赴欧洲的旅费，以壮行色。”周恩来让刘仲容设法将12万美元现钞交到李宗仁手中，不要经过银行，也不要经过外人。
李宗仁得知消息后，十分高兴，连声称赞：“共产党不简单，是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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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的。”
1965年7月18日，李宗仁先生和夫人郭德洁在程思远先生陪同下，排除险阻，远渡重洋，从美国到瑞士，转道秘密回国，受到我党政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的热情欢迎。
毛泽东于7月26日上午在中南海住所亲切会见了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据程思远回忆，两位当年几度较量、几度言和的老人，紧紧握手。毛泽东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大
家非常随和地坐定以后，毛泽东以浓重的湖南乡音幽默地笑着对李先生说：“哧！哧！清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大陆为‘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李宗仁笑了，随行的程思远先生替他答道：“我们搭上的这一条船，已登彼岸。”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接着说：“是的，登了彼岸。”说着说着，大家哈哈大笑。
1949年初，国共谈判时，毛泽东为新华社连续写了六篇评论。《毛泽东选集》收入了五篇，在《评战犯求和》的题解中说：“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揭露国民党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反革命实力的一系列评论的第一篇。其他的评论是：《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和平”》、《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个答案》、《南京政府向何处？》等。”这个“等”字就是至今还鲜为人知的被称为新闻名篇的《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在当年的这篇评论中，最后一句话是“他的脚踏在两条船上，这就是他和蒋介石不同的地方”。不知毛泽东还记得那篇评论，是有意的，还是与此无关，属无意的巧合？反正两者是吻合起来了，似乎毛泽东当年的判断灵验了。
（尹家民《人民政协报》201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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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
诗曰：    庄稼地里长新闻，水稻上头能站人。
虽是吹牛无纳税，娃娃跌坏责难分。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到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
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毛泽东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 “新立村的同志们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里吹风，说可以亩产10万斤。” 毛泽东仍摇头，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有些人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毛泽东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五七）马克思与秦始皇
诗曰：    万里长城盖世功，全球遗产九州荣。
有人抢吃祖先饭，还厚脸皮羞祖龙。
“统一计划、分级管理、重点建设、枝叶扶植。”天津专区办了一个四万吨的钢厂，这就是他们的重点。分级是在统一计划下，小部分中央管理，十分之二（投资、利润都可归中央）；大部分归地方管理，十分之八。六二年搞到××吨钢，那时怎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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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情况。重点放在哪里，要看哪里有这种条件，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要图快，武钢可搞快些，但各县、社都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中央决定（中央和地方共同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些还要强调。大权是主干，小权是枝叶，一是决策，一是检查。……派人到越南去，我讲过话：你们对越南的一草一木都要爱护。那不是胡志明的，是地球的，是劳动人民的事；如果牺牲了就埋在那里。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但要对立的阶级消灭了。……
（《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1958•8•19）

（五八）幽默调侃赫鲁晓夫
诗曰：  才疏曾未习农桑，孤陋不知有夜郎。
难得今朝夸海口，大槐王国是天堂。
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表示“文件可以照顾你们‘二十大’的观点”。原本焦虑的赫鲁晓夫得知此事后精神陡涨，在与毛泽东进餐时愉快得忘乎所以，像一个不成熟的孩子一样滔滔不绝：“毛泽东同志，你大概看过有关苏德战争的影片吧？我告诉你，那都是假的。斯大林根本不会指挥打仗，他的那些干涉只是使我军遭到一次次重大损失……”
毛泽东似乎根本没有听他说什么，只是说：“我愿意和你们真正有学问的名流交谈。”
赫鲁晓夫没有听出弦外之音，继续述说着卫国战争时期自己——161——
对西南战线的“正确”意见，贬斥斯大林的粗暴、蛮横，他越讲越激动。
毛泽东呼呼有声地喝汤，似乎不愿听他的喋喋不休。赫鲁晓夫眉飞色舞地像个演员。
毛泽东擦了一下嘴，幽默地调侃： “赫鲁晓夫同志，我的饭已经吃完了，你的西南战线还没有打完哩。”
赫鲁晓夫终于体味出毛泽东的意思，于是就不再言语了。
（沙园《毛主席的魅力幽默》）

（五九）毛泽东水中“立正”震住赫鲁晓夫
诗曰：  莫看波静似平畴，既可载舟又覆舟。
唯有五洋捉鳖手，大风大浪敢遨游。
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宴结束后，毛泽东说：“消化得差不多了，下一个内容游泳吧，凉快凉快。”
赫鲁晓夫由浅水地带抓了扶手下水。他能漂起来，泳姿实在糟糕，就是被中国人称为“狗刨”的那种手脚乱刨的姿势。他刨几下，沉不住气，在工作人员帮助下爬上岸，喘一阵儿，将一个手绢四角系住，戴在头上。喘息定了，他要了一个救生圈，套在身上重新下水。
毛泽东不动声色走到深水那边，也是抓了铁扶手下水。身体一半入水时，便松开手，从容地游了几下蛙泳，然后将身体一侧，一句话的功夫便“冲”到赫鲁晓夫身边。
赫鲁晓夫伏在救生圈里喃喃：“我早就知道你是游泳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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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笑笑，没说话也没停，又折向深水区。转折时，侧泳已经换成了仰泳。
“你跟他比一比。”赫鲁晓夫对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说。
马利诺夫斯基没有把握地朝毛泽东游去。这时，赫鲁晓夫忽然睁大眼睛，僵住了，马利诺夫斯基也吃惊地停下来：毛泽东竟然手脚不动地平躺在了池水上！“立正！”随着高亢的一声，毛泽东变得身体竖直，至少已达七十度角，而且手脚不动！赫鲁晓夫
像做祷告一样嘴里念念有词，不知说了些什么。
毛泽东又游过来，认真地望着赫鲁晓夫说：“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中国来的人，最后都站不住。”
（《军事文摘》2008年2月17日）

（六0）卧室退苏军
诗曰：    卧室外交普世惊，无拘无束任凭行。
菊香书屋雷霆怒，斥退苏修数万兵。
在苏联同我国关系紧张的岁月里，苏联大兵压向阿尔巴尼亚边境，随时都有出兵的危险。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卧室里好长时间一言不发。忽然，他一脸严肃地叫来秘书，提出：我要马上见苏联大使。工作人员劝主席刷刷牙、洗洗脸，换身衣服，然后到会客厅。毛泽东依然一脸严肃，说：就在这儿见。既没刷牙也没洗脸，更没换衣。 后来秘书偷偷告诉大家：主席这次火可发大了!指着苏联大使的鼻子，毫不客气地说： “你们不是要出
兵阿尔巴尼亚吗?欧洲离我们这里很远，我们不会去。但是，我们——163——
跟你们有那么多的边界线，去哪里都可以，战争真正打起来是没有边界的!”结果，苏联没敢打一枪，很快撤了兵。
毛泽东在卧室里接见外国人，这是唯一的一次。开始，工作人员好生不解，事后一想，这是主席他老人家对霸权主义的一种藐视!
（刘继兴《互动百科》）

（六一）毛泽东和英国元帅的游泳外交
诗曰：    英伦三岛远天涯，二战将军两访华。
宾馆客厅论世界，农家小院看桑麻。
龙飞凤舞挥神笔，《水调歌头》吟浪花。
游泳外交元帅起，有来有往奉烟茶。
毛泽东与蒙哥马利的缘分
蒙哥马利是一个西方国家的元帅，却在冷战时期两次来华访问，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一见如故。而毛泽东和他侃侃而谈，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就是和蒙哥马利谈到个人的生死问题，最终这两位老人也在同一年走完人生旅程。他们都是在1976年去世的。
在来中国前，1959年6月，蒙哥马利访问了社会主义苏联。在同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中这位英国元帅意识到，未来世界和平的关键可能在于中国。于是，蒙哥马利在访苏回国后，向中国政府提出友好访问的请求后，毛泽东表示“非常欢迎他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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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访问中国，蒙哥马利认真研究了在西方世界能够找到的有关中国和毛泽东的资料。
　　1960年5月27日，蒙哥马利在中国第一次见到了他最想见的毛泽东。两人一见面，毛泽东就微笑着伸出手同他相握，并说：“你知道你在同一个侵略者握手吗？”毛泽东幽默的开场白令蒙哥马利惊诧。他也十分清楚毛泽东此话中的含义。因为联合国曾通过一个谴责中国“侵略”朝鲜的决议，而蒙哥马利在两年前所写的回忆录中也有类似的观点。
军人出身的蒙哥马利坐定之后，马上就向毛泽东提问说：新中国成立后，你碰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你的主要担忧又是什么？
毛泽东坦诚地告诉他：共产党缺乏处理当时所面临问题的经验。多年的战乱把中国搞得千疮百孔，必须要解决工业和农业问题，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因此犯了许多错误。
蒙哥马利又问：“请给我讲一讲对今天世界形势的看法？”
毛泽东停顿片刻，从容地说：“国际形势很好，没有什么坏的，无非是全世界反苏反华。这是美国制造的，不坏。他们如果不反对我们，我们就同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一样了，所以照理应该反。他们这样做，是有间歇性的。去年一年反华，今年反苏。”
听到这里，蒙哥马利不解地说：“这是很坏的。那是美国做的，不是英国。”
毛泽东说：“主要是美国，它也策动在各国的走狗这样做。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你做转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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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欢迎。”
蒙哥马利点点头说：“是的，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认为不能再在这种紧张局势中生活下去了。我们的孩子们是在冷战中长大的，这对孩子们是坏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这种情况转为和平共处。我不希望看到我的孩子长大以后，认为世界必须一直存在紧张。”
1960年6月12日，蒙哥马利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
表了《我同毛的会谈》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称赞了中国人民的干劲，要和平、不侵略，50年内大有可为。并说中国革命是正确的，不可避免的。中国军队给他印象“太深刻”了，有“充分的高素质的人员供应”，民兵组织遍及全国，因此，入侵中国，一定“要大倒其霉”。
1961年夏天，蒙哥马利再次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访问中国的申请。　
获得同意后，9月6日，蒙哥马利飞抵北京。
蒙哥马利在访问过程中，特别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所有被接受访问的人，一开口总会有一句非常普遍的口头禅———“毛主席说……”有一次，蒙哥马利在郑州宾馆里，忽然向服务员提出一个看似莫名其妙的问题，他说：“在当今中国的领导人当中，你最拥护谁？最听谁的指挥？”几名服务员不约而同地回答道：“毛主席！”蒙哥马利又问：“除了毛主席之外，你们还听谁的？”这几名服务员说：“刘少奇、周恩来。”蒙哥马利在天津杨村参观某步兵师的新兵打靶时，向战士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同样是“毛主席！”由此，蒙哥马利认为：在这个国家里，威望最高、能指挥所有人的人只有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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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中午，蒙哥马利在李达上将的陪同下，从北京乘专机抵达武汉。晚上6时半，蒙哥马利来到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宾馆。毛泽东一边与蒙哥马利握手，一边用英语说：“How are you!”听到毛泽东用英语向他问好，蒙哥马利倍感亲切。蒙哥马利与毛泽东共进晚餐。饭后，毛泽东就在居住的宾馆里约见了蒙哥马利。
　　晚餐后，蒙哥马利见毛泽东抽起香烟来，就送给毛泽东一盒英国“三五”牌香烟。之后，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了许多问
题，其中包括：1949年建国时，毛泽东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痛的问题，现在考虑的又是哪些问题，对解放以后的中国怎么看，“枪杆子里出政权”现在是否还适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何区别等等。
　　毛泽东对这些问题逐一做了回答，谈到晚上9时30分左右，蒙哥马利说：“今天谈话使我学到很多东西。”当时蒙哥马利觉得有点疲倦，就对毛泽东说：“我想主席一定很忙，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能否明晚再来谈谈？”毛泽东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明晚我要到别处去了。”两人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互相道别。
　　没有想到，第二天（即9月24日）凌晨，毛泽东突然改变了计划，决定24日下午再同蒙哥马利谈一次，并再次邀请他一同共进晚餐，这使蒙哥马利喜出望外。
　　这次追加的谈话是从24日下午2时30分开始的。双方寒暄了几句后，毛泽东联系到蒙哥马利参观中国一家医院时，曾对医生说：“你们的中医中药很神奇，应该发明一种药，让你们的毛主席长生不老。”
　　毛泽东对蒙哥马利说：“什么长生不老，秦始皇都没有找到。我若见马克思了，中国照样转，地球照样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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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马利说：“主席先生，你的共和国成立了十二年，从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新的国家，你显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你的人民需要你，你必须有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来领导这个国家。”
　　毛泽东接着说：“元帅是特别的人物，相信能活到100岁再去见上帝。我不能。我现在只有一个5年计划，到73岁去见上帝。”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边吸边说：“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他又补充道：“我们说的阎王，就是你
们的上帝。”
　　“人总是要死的，我随时准备着死亡。我会怎么死呢？”接着，毛泽东讲了五种死法：一是被敌人开枪打死；二是飞机掉下来摔死；三是火车撞死；四是游泳淹死；五是生病时被细菌杀死。毛泽东还说，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喂鱼。
毛泽东和蒙哥马利的游泳外交正式亮相
　　
9月24日下午5点，两人谈话结束。他们的谈话是在汉口胜利饭店举行的。
随后毛泽东邀请蒙哥马利坐船看他在长江上游泳。毛泽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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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游了近一小时，上船后便对蒙哥马利说：“你下次访问中国时，我们进行横渡长江的比赛好吗？”蒙哥马利回答说：“好！”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一言为定！”
　　当天晚上，蒙哥马利正在为次日归国整理行装时，毛泽东突然来到了蒙哥马利的住处。一见面，毛泽东就说：“为你送行，送给你一件礼物。”蒙哥马利接过毛泽东亲手写的 “赠蒙哥马利元帅”———《水调歌头•游泳》词时，激动地紧紧握着毛泽东的
手不放。毛泽东笑着说：“不要忘了，我们还将在长江进行游泳比赛呢。”1962年，伦敦考林斯书店出版了蒙哥马利所著的《三大洲》一书。书中详细记载了蒙哥马利与毛泽东在武汉的两次谈话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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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蒙哥马利元帅的交往，毫无疑问依然是毛泽东一贯的风格，挥洒自如，正如他在水中游泳一样，“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而那位英国元帅，的确用心观察，细心品味这位中国的人民领袖。我们可以想象，当他们一个在水里游着，一个在船上看着，
身处不同的世界，但是彼此在互相进行着心灵的沟通，心有灵犀一点通。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是举世公认的一代名将，这位英国元帅曾发自内心地告诉世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战略家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中国两千年来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践的集大成者。”“毛泽东极少亲临前线，只呆在延安的窑洞内和西柏坡的平房里，用一封又一封电报指挥千里之外的部队作战，总是每战必克。韩战发生以后，他也是这样呆在中南海指挥着异国他乡的战争。我发现，每当那位不太听话的彭德怀遵照他的电令去排兵布阵、去穿插包围，盟军必吃大亏；每当彭德怀将他的电令扔在一旁，照自己的意图干，盟军最后就笑逐颜开。”“毛泽东麾下名将如云，天才云集，我奉劝自由世界千万不要跟他们打仗。”　
（李克勤博客）

（六二）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核潜艇
诗曰：  毛公一怒造天戈，两霸美苏奈若何。
昔日如无核试验，今朝岂唱太平歌。
1959年国庆节，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毛泽东当面向他客气地——170——
提出希望帮助中国研制核潜艇。赫鲁晓夫傲慢地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你们也不用搞，苏联海军有这种武器，同样可以保卫你们。”
这句话深深地伤害了毛泽东的民族自尊心，当初苏联向中国提出建立“联合舰队”意图控制中国海军时，毛泽东就曾愤怒地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他气呼呼地对这个当时最重要的盟友说:“要是这样，你们把中国所有海岸线都拿去好了，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毛泽东没有再发火，他冷冷地回答了赫鲁晓夫:核潜艇研制，我们自己试！不久，一句名言便传遍了部队、院校和全国的相关科研单位——毛泽东事后愤愤地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这是一个响当当的誓言，是一个不可摧毁的信念。它代表了那一代人的雄心壮志！也符合开国第一代领导人的性格特征和思维方式，对他们来说，无论任何时候，民族尊严永远是第一位的，在跪着生和站着死之间，中国共产党只会选择后者。
1970年7月18日，核潜艇动力装置在“三线”某地进行了陆上模拟堆起堆试验。1970年12月26日，是纪念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新中国海军装备的“头生宝贝”——攻击型鱼雷核潜艇就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下水了。
从此，人民海军装备发展的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海军的潜艇真正姓“潜”了。
（宋宜昌《新中国海军核潜艇研制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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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毛泽东表扬“美国空军很守规矩”
诗曰：    当年不敢过关山，如今撞机到海南。
莫怪美军忘性大，韬光养晦胜如天
“美国空军很守规矩，它总是和我们的海岸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一次我们打下一架美国飞机，因为它越了境，但美国不做声，不要我们赔。”
这是毛泽东在1959年5月10日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时说的一句话。
毛泽东有时会正话反说，过去他感谢蒋介石，叫他做“运输大队长”；解放后又对美国佬称蒋介石为“老朋友”。他还对日本人说，我们应该感谢你们侵略，因为你们的侵略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如果日本人听懂了这句话，就应当听出这句话里包含的教导和警告之意，就应当后悔当年的侵略，就应当反省当年的狂妄，就应当吸取教训，再也不要做入侵中国的傻事了。感谢美帝国主义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封锁，说：封锁吧，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新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同样，这句表扬美国空军的话，虽是对民主德国访问团说的，其实是说给美国人听的。说美国空军很守规矩，也是正话反说。美国空军当然不会守什么规矩，他们不远万里跑到中国家门口来，可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但是当被我们打下来之后，却又不敢声张，好像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是因为被打痛了，所以就守规矩了。当他们以为中国的武器装备不足以构成威胁时，就又不守规矩了。例如他们有了U-2飞机后。但是当U-2飞机也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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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打下来之后，也就又变得老实了。
（网友宋公明《毛泽东表扬美国空军很守规矩》）

（六四）毛主席的黄河恋
诗曰：    天上银河决口开，人间壶口水流来。
炎黄高奏摇篮曲，颂母情怀动地哀。
在中华古老的大地上，深深地镶嵌着两条绚丽夺目的项链——长江和黄河。它们都从边远的西部青海省发源，浩浩荡荡流经中州，进入东部平原。最后，黄河跨过山东泻入渤海，而长江则在繁花似锦的上海市奔流入海，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江春水向东流”，“逝者如斯夫”!
它们的支流从河道的主干向四方奔腾，哺育着整个中华大地，滋润着生活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五十多个民族。五千年来它们就是这样奔流到海不复回。
黄河和长江多年来一直在毛主席宽阔的胸间和心里流淌，早已留刻下厚厚的深情。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投入社会主义建设，老人家利用搞社会调查和开会的机会，途经两河流域，去视察江南、江北，有时总想忙里偷闲顺便到武汉，跃入长江去畅游一番。
在武汉盆地大火炉里，主席几乎每年都冒着近四十度的高温，面对这条逐渐由清变黄的滔滔江水，开心得像孩子般地笑呀，说呀。他汗流夹背，迫不急待地换上游泳裤，抓着小轮船边的悬梯扶手一步步走下水，便立刻挥臂游动起来，乘着江水强大的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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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像坐滑梯般地一泻而下，顺着江流前进。这种愉快，他只有在长江中才能得到，也只有长江才能带给他一种独特的喜悦和精神上真正的休息。他喜欢这滔滔江水，这辽阔苍天，他也喜欢它水深流激，他更赞美这种只争朝夕的速度……。这一切竟使他朝思暮想地依恋着长江。
而主席对黄河的情感，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很少像对长江那般在众目所视之下发出响亮的赞美。往往只有在主席忙完公务之余，他才沉重的，但又一直没有忘怀的想起了黄河。想起了黄河的忧患和经历的灾难，当然也有那些英勇、美好、多彩的动人故事。他急着翻看地图、查阅资料、审批计划……，总想再次到黄河身旁，亲自实地考察。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去思念黄河。毛主席生前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我觉得在他眼里，或者在他心中，黄河不仅仅是一条河，而是与他同种同宗的患难兄弟。他们在一起吃苦，抗日，打蒋介石。千百年来黄河养育了中华儿女，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灾难。这一切在毛主席心中都归结为一句话：我们要驯服黄河，让它为人民造福。
主席从五十年代后期就跟我常讲黄河的事，直到七十年代初，这十几年间正式谈起黄河至少有九次之多。七十年代初他已经体弱多病，他用手捶打着沉重无力的双腿，闭上眼睛，让我给他唱有关黄河的歌。我给他唱《黄水谣》。
我看见主席仍闭着眼说，“唱!”于是，我又接着唱了一首《保卫黄河》。 唱完了，我说：
“主席，看来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人啊。”
“嗯？不对，”他睁开眼睛幽默地说，“我是个到了黄河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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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心的人。你信不信？你可不要小看黄河。我告诉你，我曾经讲过，你们可以蔑视一切，但不能蔑视黄河。”
他的话让我想起1959年12月26日他生日那天第一次跟我谈起黄河的情景。
那天下午我到值班室，正碰上卫士封耀松值班。
“主席睡了吗？”我问。
“还没睡，你上去看看主席吧。”
我正想去给主席祝寿，那年是他六十六岁生日，按民间的说法，是六六大顺。可事实上并非如此。全国的形势从58年大跃进开始，到59年仍是人心鼓舞，干劲冲天，又赶上“十年大庆”，表面上热热闹闹，但主席的心情很沉重，他常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听到什么反应没有，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怎么样，有没有饿死人的事情……我记得那时已经有饿死人的绝密报告送到主席案头。
我来到主席卧室，见他靠在床上心事重重地抽烟，便没讲话。平常，他会笑着问：“又有什么好消息？”
我默默地往他床头桌上的茶杯里续了半杯热开水，只听他说：“你坐下。”
我搬了把椅子坐在他床旁脚侧的地方。每当主席睡不着的时候，我常自然而然地按照护理原则的要求来考虑我该做些什么工作。这时应该少谈兴奋的事，不要主动去谈一些新问题，尤其不能问他“为什么睡不着”，“又在想什么心事”之类的话，这会使他烦躁焦急，心绪不定。我总是一声不响地顺手从他床上拿起本书看，或是说：“主席，我给你念点东西吧。”我想，一种平淡、单调的声音可以对他起到催眠的作用。
“现在不忙念书喽，你先看看这个。”主席往桌子那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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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床头的桌子上放满了书，还有茶杯、铅笔和刚写过的手稿。“是这个吗？”我拿起手稿问。
他“嗯”了一声，语调平淡地说：“你看吧。”并不停地抽烟。
我一看这是主席写给身边工作人员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封耀松、汪东兴七同志，要他们下去搞调查的一封信。
看完信我把它放回到原处。主席问我：“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我毫无顾虑地说：“主席，如果可能我也想争取和他们一起下去搞点调查研究。”主席说：“你不用下去，你还另有任务。”我说：“那好。我就按照你的指示，为他们每人准备一份药。我想，其中包括内服药，就是治常见病和地区多发病的几种常用的药。另外，还准备一些一般外科常用的药品，再开一个药单，写清每种药的用法。当然，还应该召集他们开一次会，在会上除了我讲以外，看他们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你看这样行不行？”主席点头说：“好，就按你说的办。”我起身就要走，主席说：“你不忙现在去办喽。”
我又坐下，想着怎样让他别抽烟，慢慢入睡。我说：“主席，你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用用耳朵，我给你读‘兰亭序’。”
主席能熟练地背诵“兰亭序”，所以我想我在读的时候他不用费脑子，感觉会轻松些。他轻轻点着头，我尽量的用轻柔的声音，平静的语调往下念：“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
我看了他一下，他已闭上了眼睛，于是我再继续往下读。“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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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我又看了他一下，只见他仍闭着眼睛，我便继续读完。
第一遍全文读完再看看他仍是安静的闭目，一动不动，但又不像完全睡着了，于是我又开始读第二遍。等第二遍读了一部分，我听到他开始打鼾了，我没停，继续往下念，直到他的鼾声越来越响。我坐着没动，怕吵醒他。过了二十分钟，他突然睁开眼。他觉得很奇怪地问：“嗯？你怎么还在这儿？我睡着了？”
“睡了。”
“睡了多久？”
“二十分钟。”
“不对，我好象睡了好久。”
“你打了个盹，不过，你真的睡着了。”
我见他精神好些了，便问：“主席，你这几天为什么睡不着觉？”
“我心里有事，我在想事。”
“你又发愁了吧？”
“光发愁也没用，得想办法。我给你看的东西你看了吗？”
“看了，你打盹前让我看的。”
主席语调平静地说：“国家有困难了。这种困难跟我们在延安搞大生产时的困难不一样。在延安，那是人口不很多的解放区，现在是全国性的。”
“你老记着延安那点子事呀。”
“是呀，我忘不了。在转战陕北时我打了那么多仗。”
“转战陕北时苦吗？”
“苦。可是我们不怕。那是战争年代，有仗打高兴哩!人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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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只好斗的公鸡，其实我比公鸡的能耐大多了。那时，我们那么穷，可是我的名字还挺响亮的哩，尤其是对蒋委员长来说，他特别关心我。他的情报机构很灵，我到哪儿他都知道。你信不信？”
我笑了，点点头。他接着说：“我可以吸住胡宗南的20万人马，只要我不离开延安。你知道胡宗南可是张王牌呀。这张牌可以由我来调遣。当时我们的兵力有限，这样我拖住胡宗南20万大军，就可以减轻其他解放区的压力。蒋委员长对延安狂轰乱炸，无非想把延安炸平，把我炸死。一颗炸弹果真在我住的窑洞前开了花。胡宗南以为我准死了。可我没死。”
“后来呢？”
“后来呀，都能听到敌人的枪声和喊声，我最后一批撤离延安。我就是想让他们进来嘛。既然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还不走。这就是兵书上讲的‘诱敌深入’。但是我当时就说过，延安我是一定要回来的，也一定要打败胡宗南，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
“看来黄河帮了你的忙。”
“你见过黄河吗？”
“没有，只见过照片。”
“当时刘戡的部队一直追我们追到了黄河边，可惜呀，我只老远看了一眼黄河。这条河与我共过患难，拯救过中华民族的危急。我们是结下了美满姻缘的。”
“47年10月，我在黄河边搞农村调查，住在佳县的神泉堡，这个县城在高高的山顶上。我有时上山从那里看黄河。黄河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它壮观的很哩，汹涌澎湃，从我脚下流过。”主席坐在沙发上对我说，右手在脚面上一扫。“有时我沿山间小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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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下到河边。每次看黄河回来心里就不好受。”
“看黄河应该高兴，怎么反而不好受？”我天真地问。
“因为我没治好它身上的千疮百孔啊。我还没驯服黄河，让它造福人民。我欠了黄河的情喽。”
“你每次去看，每次都不好受，为什么还去看？”
“你看，我这个人就是这么矛盾哩。”
1961年主席的心情更不好。这时一些饿死人的报告已经频频送到他的桌前。为了让他休息好，分散一下精力，在他临睡前我总是设法主动跟他聊天，想让他讲讲他过去的事情。这时，他便常提起黄河。黄河在他心中占有了不得的位置，他对他的儿女也没有像这样常挂在嘴边。
“48年3月宜川大捷，我们打败了胡宗南。我们行军到川口，要从这里过黄河。水流急得很，还有冰块哩。我这次没能到激流中去试一试水。面对咆哮的黄河，我是坐渡船过去的，不是游过去的，可惜呀!”
时间到了1962年，国家的情况有了好转，主席的心情也轻快些。6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主席在菊香书屋的办公桌上写字，一边写一边念：“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他反复写，反复念，仿佛要从中读出点什么似的。我在一边给他调墨。我说：
“主席，你还是忘不了黄河呀？”
“我怎么能忘了黄河呢？”他放下笔，抬起头凝视着看不见的远方道：“52年我去视察了黄河，可是工作忙，只走马观花地看了看，没干成什么事。一晃十年过去了。”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高智去西安工作时，我让他先打个前站，沿途做些调查研究，我随后就到。我告诉他我要骑马去，沿黄河走一趟。嗐，事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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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就顾不上它了。”
64年的夏天在北戴河的时候，主席的情绪特别好。有时他办公躺着的时间久了，我便提醒他去一次厕所，这种时候我就想让他多走些路，所以每当他起床后，给他穿好睡袍时，我便轻松的笑着，嘴里给他打着锣鼓点：锵、锵、锵……，他一听便迈着台步在屋子中央转圈，小跑起来。有时我又故意变调，打起青衣花旦上台的锣鼓点：台、台、台、一台、一台、一一台……他就会学着小姐的步态扭着走，常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开心极了。他很喜欢唱京剧，高兴时还不时地做出甩袖子亮个相的动作。每当我在旁边大声笑他时，他便一本正经地用浓重的湖南腔说：“严肃点。”说完他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唱京剧讲究的是板眼要准。”这时，他会自己打着拍子摇头晃脑地唱起来。主席的音乐节奏感的确非常好。
一天下午游泳回来，吃完了晚饭，主席对我说：“我想去黄河，你做点儿准备。”
我心想，怎么在北戴河呆得好好的突然又想起了去黄河。我连忙问：“主席，你去黄河干什么？”
他高兴地笑了，红光满面，挥着手说：“这次可好了，可以如愿了。我不当国家主席了，事情不那么忙了。我想搞点儿科学研究，再不搞就来不及了。”
我好奇地问：“你想怎么个搞法？”
主席说：“我要带一个智囊团去。这里面包括有天文、地理、历史、气象、土壤、地质、化学、肥料、水利、电力等等一批专家，要像李四光这一级的专家。他们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我们大家都骑马去。你给我准备一些应付艰苦生活的东西。我们要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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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走，逆流而上，去寻找黄河的源头。把这条河从头了解起，让它能更好地为我们的民族造福。我们还可以到黄河里去游泳啊。”说着，他让我把汪东兴同志请来，向他交代了一番。
几天以后，汪东兴同志从北京调来骑兵队和一些经过选择和训练的军马。我感到又兴奋，又紧张因为我除去日常工作外，还要准备去视察黄河时沿途可能需要的特殊医疗用品器材。紧跟着便开始了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艰苦的骑马训练。
主席根本用不着练，前半生的戎马生涯使他对骑马有种特殊的感情。当时他已经七十一岁了，上马时需要警卫帮他一把，一旦上了马，老人家昂首挺胸，抓住缰绳，两腿一夹马肚子，骏马便阔步前行。那神气，那动作好让我们这些不会骑马的人赞美、羡慕。从此，主席又多了一项活动——骑马。
我从来没骑过马，所以对骑马没什么兴趣。有一回，我在住地与浴场之间必经的一条公路上练骑马，突然过来一辆汽车，马惊了，它顺着公路向通往海边的大路奔跑去，吓得我不知所措，紧紧地抱着马脖子，胡乱地拉马缰绳，平时训练时学的那几手不知忘到那儿去了。就在我欲走不能，欲跳不敢的紧要关头，马居然停下来。从此，我对懂事的军马产生了特殊的感情。我认为它救了我一命。练骑马不是件轻松的事，几天下来我浑身酸疼。特别是大腿内侧几乎都磨破了，一沾海水杀得钻心的疼。有一天我本应陪主席去游泳，我谎称肚子疼，不下水了。
“我看你不是肚子疼，是大腿的肚子疼罢？”
“你怎么知道。”
主席笑了。
“你要想尝尝拚命是什么味道，就应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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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甘示弱，咬着牙下了水。海水杀着我的大腿像火烧一样疼。
从海边回到住地，下了汽车主席兴致勃勃地对我说：“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你不用练骑马了。”主席一边走一边对我说。
“你又有什么好办法了？”我期待他教我点诀窍。
“我们每天出发时，你比大家早动身，让汪东兴给你找四条猪，在猪身上搭个平板，你坐上，把药箱也一齐放到上面，到了目的地我们还能吃到猪肉哩。”说完他笑了。
可是我当时赌气地说：“我不干。为什么我不如你们。我才不坐那个猪车呢，好像就是我显得那么不行。我还要骑马去。”说完这句话我一想，这不就是主席的“激将法”吗。他总有办法说服身边的人，让大家一心一意跟他干。
“这么说你还是想练的，那好，就继续练吧。你不会骑马就去不成黄河，长了这么大，连黄河都没有亲眼看过，你会后悔的。你要知道黄河在战争年代是有功之臣，现在搞建设，不让它做贡献，它会不高兴哩。我了解黄河，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我们工作人员接着练骑马。我还真下了苦功夫。一切都准备好了，甚至连出发日期都定了，结果由于“北部湾事件”，黄河行的计划又不得不取消。这次我才真正地体会并理解了主席对去不成黄河的遗憾心情。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了遗憾。
后来主席总是说：“以后我还是要去的。”
65年高智到北京看主席，汇报了他沿途了解的一切情况。主席听后又是兴奋得好几天睡不好觉。他还是要去。他对我说：“那次没去成，太可惜了，一切都准备好。看来，一个人要办成一件事并不容易。”
——182——
72年主席大病初愈。也就是71年底他得了重症肺炎，心脏也不好。为了在短时间内尽快地让主席身体恢复健康，而准备在72年2月如期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们医疗组进行了大力的抢救治疗工作。最后病情终于好转，顺利地接见了尼克松总统。主席在患病期间，为恢复中美关系及开展一系列的外交往来，做出了大量重要的决策，从而使两国敌对状态得以缓解。就在他病愈以后，他风趣地对我说：“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列宁那儿走了一趟，他俩说：你那个国家的钢、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黄河，你就不用这么早来啦，你先回去吧。所以我又回来了。看来，我的一片真诚感动了马克思和列宁，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
听了他的话，我心里真难过，一个快八十岁的老人还是那样无所畏惧，不顾自己的身体，执着地追求一个他日夜思念的要为中国人民造福的美好目标，我顿时控制不住地流出了热泪。
他说：“你这个人呀，马克思和列宁都叫我回来了，我不是挺好吗？”
“是呀，你的真诚感动了他们，也感动了我。去，只要有机会，有可能，我们一定要跟你一起再去黄河，怎么样？”
“去就去。”他一拍大腿，毫不服输地说。
74年底我病倒了。大概是多年来精神高度紧张和连续的超量工作，疲劳成疾，我病得实在难以再支撑了。主席亲切地叮嘱我，“先回去好好看病，养养身体。”从那时起，我就离开了主席，离开了我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日夜守候的地方。住在医院里，虽然人是在接受检查治疗，但我的心也像主席一样仍然想着去黄河的事，好像觉得这件事没能做到，没能满足老人家的心愿，在我心中总是块心病。
——183——
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强烈地震之后，我随305医院的工作人员和病人一起住进了医院大楼旁边临时搭起的地震棚里。工作人员住的地震棚只有顶棚和铺板，四面通风，就搭在唯一的一条通道旁。医院的人出出进进都必须从这里通过。我每天除了服用大剂量的心脏病药物外，就是坐在棚子里，面朝着这条通道的方向，等待我盼望看到的东西。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准有一辆中型吉普车满载着沉甸甸的东西，上面盖了一层草绿色的军用雨布，从这条路上开过。看到这辆车从我眼前开过，我的心才稍觉平静下来。车上尽管伪装得看不出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但我对它们太熟悉啦。雨布下面放的是一个个蓝色的氧气钢瓶，每天都必须以空瓶来医院换走充满氧气的新瓶。我每天只有在这时才能看到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东西，心里热乎乎的。虽然吉普车只是来去急速地驶过，我也能从中了解到主席的病情变化。曾使我最最痛苦的是眼看着取走的氧气瓶逐渐地增多，而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医院的次数越来越少，我知道这不是好兆头。我默默地看着战士们搬动氧气瓶，每次我都想去打听主席的情况，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因为我们互相都懂得要遵守保密规定。没有主席的消息，我心里很是惦念他老人家。他以往跟我说的许多的话时时撞击着我的心头。主席苦恋了大半辈子的黄河，难道他真的再也不能亲身实地的去看看了吗。我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于是，我写下了这样四句，虽算不得七绝的诗句，但确实心有所思，情有所感，借以表达积聚我心中的深深的情思。我且叫它
《黄河之恋》
远离非易近易难， 十年频梦九交谈。
   狂涛飞虹神游遍， 纵到黄河心不甘。
——184——
  （吴旭君）

（六五）毛泽东亲自决定建设“131”绝密工程
诗曰：  九字方针四海平，江山万里筑长城。
请君勿做前朝梦，今日中华非晚清。
20世纪60年，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周边局势。1960年中苏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对我虎视眈眈；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咄咄逼人，妄图反攻大陆；中印边境发生争端以至中方被迫自卫还击；美国在台湾海峡进行了核战争演习，疯狂扩大侵越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毛泽东并不害怕，他说：“原子弹是纸老虎”，并不可怕。同时，毛泽东也认真加以对待。为此，毛泽东做出了两个选择：第一个是中国也要搞一点原子弹。他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毛泽东并不把搞原子弹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他在1961年9月24日同蒙哥马利谈话时说：我们也准备搞一点原子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中国要用很少一点钱搞试验。毛泽东认为，重点应该放在扎扎实实搞三线建设上，因此，他的第二个选择，就是搞三线建设，而搞原子弹也是合并到三线建设这一大框架之中的，是在三线搞原子弹。所以，三线建设处于毛泽东战略决策的核心地位。
1次，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他对周恩来说：“恩来，你读过《明史》没有？我看朱升是个很有贡献的人。他为明太祖成就帝——185——
业立了头功。对了，他有九字国策定江山，‘高筑墙，广征粮，缓
称王’，我也有九个字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搞“三线建设”的主张，并且表示：“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
毛泽东考虑到，一旦发生核战争，我国要有一个隐蔽的坚固的能防核弹的又能对全国军事行动进行有效指挥的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建在哪里合适？毛泽东决定建在华中地区腹部。毛泽东派人到华中地区反复考察后，决定建在湖北省咸宁市的高桥镇。因为选定的日子是1969年1月31日，这个工程的代号就被确定为“131”。
高桥镇地处群山之中，周围林木葱茏，位置十分隐蔽。建设的工程不大，主要是毛泽东、林彪的住所和警卫部队的宿舍。工程分为三层，地上一层，往下有两层。中层主要是作战参谋人员居住的地方。地道两旁有100多套房间。在主洞口，设有厚重的铅门。地下工程还安装有发电机组，大型风力通讯设备。65号居室，是专为毛泽东建造的，由书房和作战指挥部两部分构成。指挥部的房间十分宽大，可以挂巨幅军事地图。一旦爆发核战争，毛泽东就在这里指挥全国军民对敌作战。
“131”工程在当时的总投资是1亿3千万元。这个数目在当时是不小的。但是，如果当时不搞这个工程，中国就没有对核战争的防范力，因此也就没有对敌对国的威慑力，中国就存在被毁于核战争的危险。
——186——
（李樵夫《史海钩沉》）

（六六）毛泽东为何最推崇屈原
诗曰：    人头攒动鼓频催，竞渡龙舟破浪飞。
水啸风鸣鞭炮响，声声呼唤屈原回。
1961年秋，毛泽东专门写了一首《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赞赏了屈原作品中的“刀子”精神，以“万里涛”言其跃得远，以“冲”言其勇猛，歌颂其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惊世之举。寥寥28个字，却深刻形象地刻画了屈原的爱国情怀、浪漫气质，更揭示了其文作匕首、以死醒世的战斗精神！
毛泽东熟知历史，喜欢纵论古今。他推崇的历史人物很多，如司马迁、曹操、李白、李贺等等，但最为推崇的是与他同属楚人的屈原，不仅专门写诗赞之，而且将其思想性与艺术性俱高的作品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作为国礼赠送外宾。共和国的历史记载：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和平大会。这是世界人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也是对美国侵略朝鲜的抗议。为此，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向大会赠送了一幅屈原画像。
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和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会见结束时，毛泽东主席将一部装帧精美的《楚辞集注》（《楚辞》共17篇，以屈原的作品为主）作为礼物，赠送给田中角荣首相。 中国古往今来的所有历史人物中，享如此殊荣的，独屈原而已！
——187——
早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毛泽东就如痴如醉地学习《楚辞》，对屈原崇拜得无以复加。刘继兴考证，毛泽东当时读师范时
做了一本专门的听课和读书笔记，取名为《讲堂录》。这本笔记共47页、94面，前1页全部是毛泽东抄录的屈原的《离骚》和《九歌》。在《离骚》正文的上方，还写有他对各章节内容的理解与概括。
1915年，毛泽东在校时，就与志同道合的罗章龙纵论《离骚》，主张对之进行新评价。建国后，毛泽东又多次读《离骚》，对之爱不释手。1951年7月，毛泽东邀请老朋友周世钊、蒋竹如到中南海，在交谈中多次称赞《离骚》“有一读的价值。”1957年12月，毛泽东要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大约有50余种。1958年张治中陪毛泽东在安徽视察工作时，毛泽东劝说张治中读《楚辞》时说：“那是本好书，我介绍给你看看。”他于1958年8月12日在一封信里还这样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毛泽东在谈话中常常引用屈原的作品。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勤政殿接受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按照周恩来的布置，让中国第一代驻外大使来勤政殿，在八扇红木屏风后静观呈递国书仪式。此前，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接见过这些新中国的第一任大使，并与他们亲切交谈。当毛泽东走到黄镇面前，好像想起了什么，问道：“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黄镇答道：“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毛泽东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188——
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白玉兮为镇”是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一句，毛泽东信手拈来，运用自如。
1954年10月26日，在华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离京前夕，他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辞行。毛泽东当场吟诵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两句诗后说：“离别固然令人伤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兴的事吗？”并向这位异国政治家介绍了屈原的生平。
1958年1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在广西南宁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离骚》给与会者。在1月16日的讲话提纲中，他说学《楚辞》，要先学《离骚》。在1月21日结论提纲中，又用《离骚》中的词句来说明文件写作中的“概念”和“判断”的问题。会议期间，还发生了毛泽东不顾安危挑灯看《离骚》的故事：1月18日晚上，毛泽东正在看书，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李银桥等卫士涌进毛泽东的卧室，请他速进防空洞。毛泽东手一挥：“我不去，要去你们去。”此时，南宁全城实行灯火管制。毛泽东对卫士长李银桥说：“你去把蜡烛给我点着。”蜡烛点燃了，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看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1958年3月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提倡干部要讲真话时，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1959年、1961年他两次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楚辞》，还特别指明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在此期间毛泽东外出带去的各种书籍中，也有《楚辞集注》和《屈宋古音义》。
毛泽东对屈原的《天问》，也是爱之颇深。他特别肯定屈原《天问》在唯物主义思想方面的贡献。1964年8月，毛泽东同几位哲——189——
学家谈话时，从唐代的刘禹锡《天说》回溯到屈原的《天问》的时候说，到现在《天问》没有解释清楚，《天对》（柳宗元）之作，
讲什么也没说清楚，只知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在《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一书中说，1949年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期间，他(费德林)任苏方翻译。一次，毛泽东与他大谈中国古典文学，在谈到屈原时毛泽东曾发了一段较长的议论，其中说：“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毛泽东的诗词受屈原诗词的影响也非常之大。他的《七律•答友人》中的前四句：“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即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的故事。“帝子乘风下翠微”，显然是由《九歌•湘夫人》首句“帝子降兮北渚”变化而来。“斑竹一枝千滴泪”也是化用湘夫人闻帝舜死于苍梧，十分悲痛，眼泪沾在青竹上，留下点点斑痕，而成斑竹的故事。
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第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代表作抒情长诗《离骚》，两千多年来更是被尊为“可与日月争光”的杰作。作品不仅有极高的思想价值，更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其为人为文结合得非常完美，对后世影响极大，无人能出其右。毛泽东为何最推崇屈原？我们可从他1959年8月在《关于枚乘七发》的批语中找到答案：“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190——
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是“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这是毛泽东对屈原以及其开创的骚体的高度评价！
（刘继兴博客）

（六七）毛泽东与胡志明论贪官
诗曰：    两位高人侃大山，语言犀利论贪官。
古今中外皆如此，哪个衙门不爱钱。
有一次和胡志明谈官，顽固认为“无官不贪，只有多少之别”
胡志明说：“我的父亲当了知县，他没有贪。”
毛泽东说：“不见得，那时你还小，他贪你不知道。”
胡志明解释说：“当了几个月，他就被撤职了。”
毛泽东肯定说：“那是他来不及贪。”
毛泽东对贪官的看法，很值得今天借鉴。由此也可看出，毛泽东为什么对党的干部要求一直那麽严。
（网友宇太《毛泽东与胡志明论贪官》）

（六八）毛泽东的生死观
诗曰：    生老病亡天地间，自然规律主人寰。
古来喜事分红白，花甲寿终送上山。
毛主席生前多次谈到自己的死，不仅跟我谈，在不同年代，不同场合也跟其他人谈。比如，1961年他老人家畅游长江之后，曾跟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谈到自己的死，谈到接班人问题。64年
——191——
他在军队干部会议上也谈到死，他说“原子弹下来，就一条路见马克思。人年纪大了也会死。人如果负担太重，死是很好的解脱办法。”73年他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时说：“我活不到革命结束了，我已经跟上帝打过招呼了。”76年他病重，尼克松的女儿来看他，他又一次说：“一个人负担太重，死是解脱。”
毛主席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自己的死，为什么？这个问题应由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去回答。我想要说的是1963年罗荣桓同志逝世后，主席跟我长谈了一次他的生死观。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同志逝世。毛主席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从那以后，他一直很少讲话，几天睡不好也吃不香，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就在这时他写了一首诗“吊罗荣桓同志”。
有一天，他睡不着觉跟我聊天。回想往事，谈起他母亲。
“我喜欢母亲。她是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待人诚恳。”他靠在床上对我说，不停地吸烟。我坐在他床脚下听着。“尽管她不懂搞群众关系，可她为人很好，受人尊敬。她死的时候，来了好多人为她送殡，排着长长的队，跟我父亲死的时候不一样。父亲对人苛刻。我总忘不了这件事。”
“你母亲去世的时候，你不是不在吗？”
“我不在就不能听别人说？”
“你对你母亲怎么个好法？”我好奇地问。
主席摇了摇头说：“我作为儿子不够格呀。生不能尽忠，死不能尽孝。我就是这样的人。”
“这也怪不得你。你那么早就投身革命，寻找真理，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也算是孝敬母亲的。”我宽慰他说。
——192——
“你对你母亲好吗？”他问我。
“好。”我说，“我母亲死得早，她是病死的。那时我还不太懂事，大概只有八岁吧。不过，我记得她死时人们把她从床上搬到地上，地上有一张席子。人们用白被单把她从头到脚盖起来。我当时特地把母亲给我做的红小褂穿上了，跪下，大把大把地给她烧纸钱。我想让她看见我漂亮，我在给她送钱。大人是这么说的，我也就这么信了。烧完纸，我都起不来了。其他的我都不记得了。我当时小，长大以后我有了自己的看法，不知对不对，我想告诉你。我认为我们的政策应该改。”
“要改什么？”
“我是主张要对一个人真好，就在他活着时好好对待他。他死后一旦怀念他时，也没有遗憾。如果生前对人不够好，等他死了又办酒席又戴孝，这一套对死者并没好处，那只是为了给活着的人看。你觉得对不对!”
“在革命队伍里必要的追悼会还是要开的。这也是为了寄托哀思。这不像老百姓那样办红白喜事，那么热闹。不过你的问题我可以考虑一下。”
“主席，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想法不对？”
“我还要想想。作为政策，还要考虑。”主席继续抽烟，沉思了一会儿，他突然说：“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跟前。”
“你别开玩笑了，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怎么会不在你身边呢？我要做好防病工作，你得了小病我会及时给你治疗护理，不让你得大病。”
“不，我死的时候一定不要你在我跟前。”主席坚定地说，“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
——193——
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时一样。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你在我跟前了吧。我要给你一个完美的印象，不让你看见我的痛苦。”
“咱们别老说死的事吧。”我说。
主席固执地说：“我这个人就这么怪，别人越要回避的事，我越要挑起来说。在战争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我还是没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也有失败，有正确也有错误，有前进也有后退。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夏天热完了就到了秋天等等。你都不研究这些呀？”
我说：“我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窄，不像主席说的这么广泛。确切地说，我们更多的研究人的生、老、病、死。在医学方面有的还落后于其他学科。虽然生、老、病、死只有四个字，可是在这个范畴内还有许许多多微妙复杂、无穷无尽的问题。比如，如何提高优生率。怎样防老，减缓衰老过程。对疑难、不治之症怎样找出一个预防治疗措施。如何降低死亡率。这些问题都需要继续研究，有待解决。”
听完我的话，主席笑了。他掐灭烟头说：
“讲的不错嘛。你承认生、老、病、死是生命在不同时期的表现。那好，按这个科学规律，我和罗荣桓同志一样也会死的，而且死了要火化，你信不信？”
对这么突然的提问我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我吓呆了，好久没说话。
“你怎么了？”主席问。
——194——
“主席，咱们不要谈这个问题，换个话题吧。”
主席认真起来，用肯定的语气说：“你不要回避问题喽。话题不能换，而且我还要对你把这个问题讲透。给你一点儿思想准备的时间。我书架上有本《形式逻辑学》，你拿去读，明天我们再接着谈。”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从他的书架上找到《形式逻辑学》回到休息室就看起来，以应付“考试”。主席说话从来是算数的，你休想打马虎眼。
第二天，我陪主席吃过第一顿饭以后已是下午，我们离开饭桌，坐在沙发上，他就问我：
“你的书看得怎么样，我们接着昨天的谈。”
我说，“这本书的页数不算多，我都看完了，我觉得自己得了消化不良症，有的问题似懂非懂。”世
“形式逻辑讲的是什么？”他像个严格的老师似的问。
我把准备好的几段有关形式逻辑的定义背给他听。他听完以后说：“那你就根据概念、判断、推理举个例子，考考你学过的东西会不会用。”
我没想到他会提这样的问题，想了一下说：“所有的金属都是导电体，铜是金属，所以铜是能导电的。”
主席点点头。“讲得不错，你再联系我们昨天谈的问题举个例子。”
我想，我从来没把毛主席与死联系起来想过，我的工作是保证他健康、长寿。另外，从感情上讲，我根本不愿他死，中国太需要他了。我无法在这个问题上运用残酷的“形式逻辑”，所以我直率地说：
——195——
“昨天谈的事我举不出例子。”
主席看着我为难的样子说：“那好，让我替你举个例子吧。”他有些得意地掰着手指说，“人都是要死的，这是个概念。根据概念，然后你作出判断：毛泽东是人，看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判断你再去推理。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
主席接着说：“我设想过，我的死法不外乎有五种。两年前在武汉见蒙哥马利时我也对他讲过。第一，有人开枪把我打死。第二，外出乘火车翻车、撞车难免。第三，我每年都游泳，可能会被水淹死。第四，就是让小小的细菌把我钻死。可不能轻视这些眼睛看不见的小东西。第五，飞机掉下来摔死。”他笑着说：“中央给我立了一条规矩，不许我坐飞机。我想，我以后还会坐。总之，七十三、八十四，闫王不请自己去啰。”说完，他开心地大笑起来。
我听了这些话，觉得心里很沉重，一点儿也笑不起来。我说：“咱们能不能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你这个人呀，还有点儿迷信呢。”他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是个搞自然科学的，应该懂得自然规律的严肃性。”他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然后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讲话。”
“讲什么？”我茫然地问。
“你就讲：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停了一会儿，他
——196——
认真地对我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
“不能，万万不能。”我连连摇头说，“平时我一切都听你的，这件事不能听，我也不干!”
主席不再笑了，脸上显出不高兴的神情。他说：“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离我又这么近，都不能理解我呀。我主张实行火葬，我自己当然不能例外。我在协议上签了名的。”
“你还订了什么协议，跟谁订的？”我惊奇地问。
“和中央的同志们，在怀仁堂签的名，不信你去查。照此办理大有好处，留下我的遗体会增加人民的负担啊。”
事后我才知道的确有这么一份倡议书。全文是这样的。
“倡议实行火葬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人们由生到死，这是自然规律。人死以后，应当给以妥善安置，并且采取适当的形式进行悼念，寄托哀思，这是人之常情。我国历史上世界各民族中有各种安葬死者的办法。其中主要的办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广。但是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加以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常使许多家庭因为安葬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死者的纪念，这种办法虽然在中国古代和现代还只有一些人采用，但是，应当承认，这是安置死者的一种最合理的办法，而且在有些国家已经普遍实行。因此，我们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
——197——
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为着火葬的方便，除了北京、上海、汉口、长沙等地方已有火葬场外，我们建议，国家还可以在某些大中城市和其他适当地方，增建一些近代化的火葬场。
我们认为安葬死者的办法，应当尊重人们的自愿。在人民中推行火葬的方法，必须是逐步的；必须完全按照自愿的原则，不要有任何的勉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有土葬的长期习惯，在人们还愿意继续实行土葬的时候，国家是不能加以干涉的；对于现存的坟墓，也是不能粗暴处理的。对于先烈的坟墓以及已经成为历史纪念的古墓都应当注意保护。对于有主的普通坟墓，在需要迁移的时候，应当得到家属的同意。
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
第一个签名的是毛泽东。日期是1956年4月27日。签名的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及党内外同志136人。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当时出于种种需要，在第二年建成了毛主席纪念堂。
如今，毛主席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他的“生死观”作为他思想的一部分也应成为他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遗产。在这份遗产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的博大胸怀和无所畏惧的精神。
他曾经说过，他不要我看见他死时的痛苦样子。76年他逝世时，我已经离开他一年多了，虽然在他逝世前一年我还常去看他，并跟他共同度过了他最后一个春节，但他的确没让我看见他与世
——198——
辞别时的样子。正像他所说的，他要留给我一个完美的印象。的确，毛主席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位杰出的伟人，慈祥的老人，让人敬爱的师长，父辈。他超人的智慧，忘我的工作热情，幽默的话语，和蔼可亲的待人，美好善良的形象永远留在我心中。
他生前和死后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晚年时同衰老、重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976年9月9日他终于得到了解脱。他和我谈过的“生死观”的观点我早已接受。每逢他生日，也包括他的祭日，我都穿着鲜艳的花衣服或红衣服，怀念他，让他看到，我是在履行诺言。如今人们更多的接受了辩证法的思想，他一定会含笑九泉。
（吴旭君）

（六九）毛泽东论拆迁
诗曰：    官商圈地只图财，哪管平民苦难灾。
一纸诏书强拆令，如同鬼子进村来。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风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
——199——
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
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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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七0）毛泽东对三峡工程的三大顾虑
诗曰：    一从大坝锁夔关，万里长江水漫山。
高峡平湖奇景现，九天瑶苑落人间。
毛泽东对我国水利水电建设极为关注，他从战略的高度，对长江的防洪、水资源综合利用、南水北调等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有一架望远镜跟随着毛泽东多次视察长江，是毛泽东重视水利水电工作的重要见证。
有架望远镜是1944年美军延安观察组送给毛泽东的礼物。但望远镜是在哪种情况下，由观察组的何人所送，至今仍无资料佐证。望远镜为双筒，黑色铁质，外包一层黑皮，大管直径4.5厘米，镜孔直径3.2厘米，左筒上部有白色“BINOCULAR M36×30”字样，右上筒则有白色“WEASTING HOUSE 1943 H.M.R”字样。很显然，这是美军当时最新式的望远镜。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时，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主动撤退，随身带着的物品中就有这个望远镜。在陕北广袤的黄土高原上，面对尾追不舍的国民党军队，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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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定自若，沉着应战，终于反败为胜。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工作人员为毛泽东添置了几个新望远镜。然而毛泽东仍然不忘过去生死与共的“老朋友”，他带着这个望远镜到全国各地视察。1958年，毛泽东为治理长江三峡、规划长江重大决策进行实地考察，又带上了这架望远镜。3月29日凌晨1点多钟，毛泽东健步登上了“江峡轮”，他被安排坐在三楼船尾。“江峡轮”经过一天一夜紧张航行后进入三峡。这天刚吃过早饭，毛泽东身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他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着两岸的地形。航行途中，船差点撞上江中心一块大石头，惊险过后，毛泽东拿起望远镜专注地回头去看，他问船长：“这石头能不能炸掉？”船长立刻回答：“能炸。解放后已经炸了不少了，今后还应炸。”
毛泽东继续问道：“有些地方航道仍然很不好，在三峡修一个大水闸，又发电又便利航运，还可以防洪、灌溉，你们赞成吗？”船长爽快地回答：“我太赞成了，修了水闸，航行就更加方便了。”
船经过三峡大坝坝址时，航速减慢。毛泽东来到甲板上，拿起望远镜对着将要修建坝址的方向看了又看，直到船驶出很远，他还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观察着。
长江三峡问题，要从荆江分洪工程说起。1949年夏，荆江——长江流经湖北枝城到湖南附近的城陵矶一段，险情频发。无数的生命和财产被洪水无情吞没，毛泽东下定了治理荆江的决心。1950年2月，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提出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的计划，国庆期间，毛泽东听了汇报。
对于荆江分洪工程，湖北持积极态度，湖南却有顾虑。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说，荆江分洪区等于在洞庭湖上顶了一盆水，万一溃口就要水淹湖南，搞得不好湖南出了力等于自己淹自己。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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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亲自过问后，各方面终于达成肯定的一致意见。毛泽东亲自审查设计书，并立即批准兴建该工程。1952年4月5日工程全面开工后，他还专门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
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从部队抽调了6万人参加分洪工程。原计划100天完工的工程，结果75天完成。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极大鼓舞了毛泽东的信心，也肯定了分洪工程的可实施性。
从荆江分洪工程到正式提出三峡工程，历经一年时间。到了1953年2月，毛泽东乘“长江舰”从汉口到南京，专门就长江流域规划、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等问题同林一山谈了3天。林一山谈了在长江许多支流修建水库的规划。毛泽东问他这些支流水库加起来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林一山否定了。毛泽东于是指着地图上三峡口说：“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从此开始筹划兴建三峡水库。
1954年11月26日晚上，毛泽东的专列到达汉口车站，林一山到车上汇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建设问题，刘少奇、周恩来也在车上。林一山汇报三峡坝区的选址定在花岗岩地带的美人坨，但是岩石风化厉害，而且这个河段上游的片麻岩还未勘探过。刘少奇询问什么是片麻岩，毛泽东立刻说：片麻岩是花岗岩的变质岩，很坚硬，在片麻岩地区选坝址是没有风化问题的。在场的人都很惊讶，毛泽东居然掌握了丰富的地质知识。
直到27日拂晓，林一山的汇报才结束，毛泽东拉住林一山继续谈，将车停在郑州北站，又听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赵明甫汇报黄河的综合治理情况，和刘少奇、周恩来以及河南、湖北的党政领导一起探讨，并向赵明甫要了黄河流域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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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三峡问题，毛泽东非常慎重。1958年1月，他亲自主持南宁工作会议，期间有几天时间就专门研究三峡工程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主张先修三峡工程的林一山，和主张先开发长江支流不宜先修三峡工程的李锐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让他们各写一篇汇报材料。
林一山先汇报，他说三峡工程的报价是72亿元，毛泽东对以前的汇报记得非常清楚，马上反问怎么少了，过去不是提160亿元吗？林一山解释说经过科研突破可以省下一些。李锐的报告只用了半个小时，非常简单，但问题谈得很清楚。毛泽东听完报告后同意了李锐的观点，认为三峡工程目前搞不起来。在他的主持下，中央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决议》，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工，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现在采取积极准备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从1953年2月乘“长江舰”视察到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不到5年时间，毛泽东为了三峡工程和长江水利建设问题先后6次召见林一山。对三峡工程的考虑，他逐步地深入和细致，提出了很多关键性问题：一是如何解决泥沙淤积；二是投资国力能不能承受；三是怎样解决防空炸问题，同时要考虑防原子弹的问题。
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毛泽东的脑海中。1958年夏，毛泽东又请林一山到武汉专门汇报长江的泥沙问题，也就是三峡水库的寿命问题。林一山汇报说，长江的含沙量远比黄河的少，相对量少，但绝对量还很大。根据计算，三峡入库泥沙，每年约5亿吨。假定三峡以上不修其他水库的话，三峡水库使用寿命可达4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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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也可达200年。
毛泽东沉思了很久，告诉林一山：“这不是百年大计，而是千年大计，只两百年太可惜了！”
按照他的指示，水力学和研究泥沙的专家们结合古代、国外的资料，最终找到了水库长期使用的途径。
（摘自《走进毛泽东的遗物馆》 夏佑新著  湘潭大学出版社）

（七一）“一盏灯”与一个火柴盒
诗曰：    玉阙琼楼夜景华，姑苏台内馆娇娃。
古今多少兴亡事 ，成由勤俭败由奢。
吴连登，江苏盐城人，1942年生，种过田，务过工，当过服务员。1961年，在颐年堂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由于紧张，他端的茶竟洒掉了一半，但这却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1964年，二十二岁的吴连登，被毛泽东要去管生活和家务。吴连登把这看成是自己的使命，尽心尽力地做。主席家里的人，都喜欢这个年龄不大的“小管家”。因为吴连登的“登”和电灯的“灯”是谐音，毛主席幽默的说他“是自己身边一盏不灭的灯”。虽然吴连登的年龄比毛主席的女儿还小，但按照毛主席立下的“家规”，她们还要称呼吴连登为“叔叔”。
毛泽东平时节约到什么程度呢？当年的火柴是2分钱一盒，有一天，吴连登打扫卫生的时候，把火柴盒扔掉了。扔掉以后，主席发现了，说，你们能不能给我想点办法，把这个用起来。后来我们马上想到，从北京火柴厂买火柴头再装进去。老人家说了，不要小看这个，我们大家要提倡这种精神，这种美德是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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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德，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美德。即使生活好了，也不能忘，在任何时候不能忘记艰苦奋斗、勤俭简朴的基本方针。 
（吴连登）

（七二）毛泽东大手一挥：“扫了它”
诗曰：   大手一挥“扫了它”，千军万马降天涯。
神州有此长城在，谁敢再来动吾华。
1962年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颐年堂举行。周恩来在总参和外交部雷英夫、乔冠华汇报了中印边境冲突和各方面的反应之后，认为应立即实施自卫反击作战。
听了周恩来的发言，毛泽东说：“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他们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愈演愈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界问题是不行的。”
毛泽东目光投向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得赢打不赢？”张国华回答说：“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打得赢。”
毛泽东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时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上西藏。但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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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毛泽东特别强调，我军没有同印军作战的经验，切不可麻痹大意，要精心部署。
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同意了总参谋部和西藏军区共同拟定的反击作战计划，同意反击作战的时间为10月20日。中央领导为使我军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给自卫反击作战规定了四条原则：一是我军打到喜马拉雅山下，到鹰窠山口、比里山口、莫吉山口就停下来；二是主动撤到实际控制线以北；三是主动交换俘虏；四是主动交还武器枪支。
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就要返回西藏指挥作战了，毛泽东和有关领导特意召见了他。一惯喜欢碰硬的毛泽东听说尼赫鲁扬言中国不敢打他，就把张国华叫到一张巨大的军用地图前，指着地图上标出的印度据点。突然挥起手臂，高声说。“扫了它！”
总参谋长罗瑞卿问张国华：“你有没有把握打赢？”张国华回答：“有！”“根据呢？”张国华说：“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印度的王牌军，但比不上蒋介石的主力。他们长期没有打仗，我们却刚刚平叛(注：指平息西藏武装叛乱)；他们未到过高山，我们却常住高山；他们训练也赶不上我们。”
听到这样的回答，毛泽东和在场的邓小平、罗瑞卿等人都欣慰地笑了。
（《揭秘新中国外交60年②》 国际先驱导报）

（七三）毛泽东处理战将王近山婚外恋毫不留情
诗曰：  河东卅载变河西，道德文章岂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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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下有知家国事，如今二奶正逢时。
1963年一封投诉新中国中将王近山"婚外恋"的信几经上递，转到刘少奇手里，他派人来做王近山的思想工作。王近山一听妻子把自己的“作风问题”告到党中央，像只被激怒的雄狮，疯劲一来，反向组织打离婚报告，要和韩岫岩离婚。“我王近山好马不吃回头草，离婚我铁定了，你组织爱咋办就咋办！”
王近山，曾任红四方面军第10师副师长、八路军129师386旅769团团长、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志愿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
朝鲜战争结束后，王近山回到祖国。他先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后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1955年，刚刚不惑之年，他又被授予中将军衔。谁知偏偏春风得意之时，他的人生触上巨礁，一场感情的变故使他从辉煌跌落到了谷底。王近山与妻子韩岫岩结婚十多年了。1937年12月，王近山在神头岭战斗后身负重伤，住进了129师医院。韩岫岩是129师医院的护士，长得很漂亮。她叔叔原本是当地有名的郎中，抗战爆发后，韩家12口人包括60岁的老奶奶都参加了八路军，来时全家为129师医院驮来许多医疗器械和药品，被称为半个医院。王近山住院时，钱信忠院长特地派她护理。一同住院的陈锡联一看男才女貌，于是暗中牵线搭桥，一年后两人就结婚了。婚后，虽离多聚少，但他们生了8个儿女，应该说夫妻两人是有感情的。
新中国成立后，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剿匪。王近山率3兵团驻扎在重庆，经常应邀给大学生做报告。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幽默风趣的语言，让那些大学生敬佩得五体投地。他的风采把一个女大学生迷住了，她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妻妹———韩岫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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嫡亲二妹。（据刘心声《边塞狼烟，燃起无尽地思念》一文讲：“所谓的小姨子韩某某（实在不想再影响到她，恕在此隐去她的真名），其实是王将军孩子们的大姨，于1938年出生。不难推算，当王近山将军1949年底在四川任三兵团副司令员时，她只是个年仅11岁的孩子，绝不可能是那个所谓的“阳春白雪的女大学生”！“）
此时，韩岫岩做着海军医院副院长，突然得知第三者竟是自己的亲妹妹，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在痛苦和气愤之中，她选择了等待，等王近山回心转意。可一等好几年，王近山从朝鲜归来，还是让她失望了：冷战如故。1963年，夫妇俩一场争吵后，韩岫岩一气之下，只好向组织报告。投诉信几经上递，转到刘少奇手里，他派人来做王近山的思想工作。王近山一听妻子把自己的“作风问题”告到党中央，像只被激怒的雄狮，疯劲一来，反向组织打离婚报告，要和韩岫岩离婚。“我王近山好马不吃回头草，离婚我铁定了，你组织爱咋办就咋办！
老首长闻讯急忙来打招呼，被他顶了回去；老战友苦口婆心劝说，他无动于衷，谁也劝阻不了他。形势一天天对他“不利”了，中央已有要处理他的风声，然而，他还是“撒疯”硬不回头：“不打报告还好说，告到中央就非离婚不可了！”
最后，据说一位老首长“偏心”批示：“离婚属家务事，是法院所管，组织上不好干预。”于是此事暂时打住。可这王近山偏偏又耐不住性子，马上到法院办离婚手续。结果，离婚案终于惊动了毛泽东，他亲自批示刘少奇严厉处理此事。
几天后，中央组织部处分下来：撤销王近山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行政降为副军级（军衔从中将降为大校）；开除党籍；转地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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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对王近山一撸到底，这大大出乎了人们的意外。结果，原来信誓旦旦的美丽年轻的妻妹承受不了王近山被毛主席近乎苛刻的处理,失去了往昔的大将军拥有的社会地位风范,终于背弃了“爱情”，一夜之间离开他，无影无踪。
1963年，王近山被安排到河南周口地区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当副场长。
1968年春的一天，王近山的老部下、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正在家中吃饭，王近山的二儿子来了，“叔，一是我想当兵，二是父亲的问题能否向上反映一下，父亲早已经认识到自己错误,希望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新处理。”
肖永银从旅长、师长当到军长，都是王近山一手提拔起来，他当即表态：“你当兵没有问题，这个我可以想办法解决；关于你爸的问题，是中央处理的，不经过中央谁也不好处理。沉思了一会儿，他出了一个主意：“要你父亲直接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第一，自己有错误应该检讨；第二，没有的问题要讲清楚；第三，说一说想法，自己年龄不大，还想为党工作，请批准回部队继续做点贡献。”
肖永银又说：“党的九大即将召开，恰是一个好机会，信可由许司令直接面呈毛主席。”
不久，王近山分别给毛泽东主席、许世友写了信;1969年，“九大”召开。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瞅个空对毛泽东说：“战争年代有几个人很会打仗，官越做越小，现在日子不好过，建议主席过问一下。”
“谁？”毛泽东问道。
  许世友说：“一个是王近山，一个是周志坚。他们虽然有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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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太重，应该恢复工作。”
毛泽东很干脆：“行啊，请恩来同志处理一下;处理他们的事情是严厉了一点,但不处理行吗?共产党员一当上官就忘记娘,这样下去是腐化堕落的开始;不过，你们哪个军区要他们﹖”
“王近山，我要！”许世友自告奋勇。
不久，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王近山调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逝世，终年63岁。弥留之际，虽已神志不清，他还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毛主席指挥我到那里,我就到那里，敌人打到哪里了﹖我们谁在那里﹖”
他的小儿子回答说：“是李德生叔叔在那里！”
“李德生带部队上去了，那我就可以放心睡一觉了。”
（网友张羽整理）

（七四）毛泽东代党还债故事
诗曰：    五十年前借债事，时时刻刻挂心间。
金钱有价情无价，佳话精篇代代传。
“1920年，毛泽东为了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他去上海找到章士钊，章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
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里写道：“1963
年起，毛主席以‘还债’为由，每年春节送父亲两千元，父亲坚
决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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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听后大笑，说‘行老就是这个脾气！他这个人真是两袖清风啊！’随即，毛主席对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也不懂我的意思吗？我哪里是真的还钱嘛！这钱是还不清的！那时候，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这哪里是用钱还得清的？我是要给行老一点补贴。解放了，他没有那些财主给他钱花了，全靠工资。我知道他缺钱，他爱帮人忙，替共产党接济了不少我们照顾不到的人。我很谢谢他，要给他一点补贴才好。从现在开始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
几天之后，毛泽东主席派徐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章要女儿转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主席听了微笑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章士钊字行严，毛经常称他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欠的账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支付的。”自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泽东主席必定派徐秘书送来两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两万元。
1973年春节过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又提出“……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
不仅如此，他还督促别人记得还钱的事情。
1958年秋天，毛泽东请张治中将军进中南海，告诉他准备去鄂、皖、苏、浙、沪各省市视察，问张治中可否愿意同行。将军
兴奋极了，立刻回答：“那太好了，愿意陪同主席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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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来到南京时，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前来迎接，毛泽东
笑着问江渭清：“你借文白先生的3000元到底还了没有？”又面向张治中说：“叫他还钱，连本带利。”在座的人无不诧异，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原来20年前的抗战时期，江渭清正在湖南组建抗日游击队，经费困难，没办法找到了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希望得到资助。当时，就是我带着江渭清去见将军的。张治中了解情况后，面对这个年轻的共产党人，毫不犹豫，当即拨款3000元。
毛泽东这是开玩笑的一句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总是记得“借东西要还”这条他亲自定下的规矩。
毛泽东继承了中国文化中做人讲信誉的优秀传统，并且以纪律形式确定下来，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党军队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率先垂范，这是塑造新文化的有效且有力的手段。金钱有价情无价，佳话精篇代代传。
（李克勤博客）

（七五）毛泽东新中国管天管地的三大科学家
诗曰：    管天管地管风云，丰泽园中座上宾。
万里长空霹雳起，神州科技正逢春。
1964年2月6日下午，毛泽东把三位杰出的科学家李四光、钱学森、竺可桢请到中南海他的卧室里畅谈。
后来，钱学森将这次谈话作了一个回忆记录：“此次参加谈话
的还有李四光、竺可桢。共历时约两个小时，涉及颇广，有农业——213——
问题、地质问题。”
此次会见，毛泽东和钱学森这样一段对话。
毛：我们搞原子弹也有成绩呀！
钱：我有所闻。
毛：怕不止于所闻吧？
钱：原子弹实在只是所闻，我是搞运载工具的。
毛：是的，你们搞了1000多公里的，将来再搞2000多公里的，也就差不多了。
钱：美帝在东南亚新月新形包围圈周围上的有些基地，有2800公里距离。”
毛：“可以到夏威夷？”
钱：“夏威夷更远了，不止4000公里。”
毛：我们怎么对付其他国家的核威慑，总要搞防御的。搞山洞，钻进去，地下就不怕它了。
钱：“我们正在遵照主席指示，先组织一个小型科学技术人员的小组，准备研究一下防弹道式导弹的方法、技术途径。看来第三个五年计划中由于技术条件不够，还不能开展设计工作。”这里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我们搞了运载工具之后，就要接着搞反导了。说到这里，主席提了一句古话：“有矛必有盾。”又说：“搞少数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按：就是研究‘盾’的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反导研究项目被确定为“640工程”。主席还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这就是毛泽东的核战思想。一方面我们努力打破敌人的核垄断；另一方面，不能多搞，不能误入对方的核军备竞赛陷阱而拖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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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有矛必有盾。搞少数人，有饭吃，专门研究这个问题，5
年不行，10年，10年不行，15年。总要搞出来的。
请注意，这就是我国反导武器决策的关键环节，距今56年！
那么参与这次决策论证的，还有两位大科学家，我们先来谈谈竺可桢。
1964年，我国杰出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和教育家竺可桢写了一篇重要论文，题目是《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他系统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
毛泽东看到此文非常高兴，专门请竺可桢到中南海面谈，也就是那次。
毛泽东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可桢回答：“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后来，人们总是说毛泽东让他管天，这里的天，指的是天气。其实管天上的的事情，还是航天事业，那是钱学森他们的事情，前面已经谈过了。
剩下就是另一位大科学家李四光了。
李四光的女儿，中科院院士李林回忆：
1964年2月6日中午，李四光接到一个电话，说要他立刻去中南海。李四光匆匆吃完午饭就去中南海了，一位在门口等他的同志把他领进毛泽东的卧室。竺可桢和钱学森两位同志也先后到了。毛泽东请他们坐在自己的床边，亲切交谈。他们就天文、地——215——
质、尖端科学等许多重大科学问题广泛交谈了三四个钟头。李四
光回来告诉他的女儿说： “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
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那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海阔天空。”这次谈话，毛泽东发表了对许多重大科学问题的意见，热忱希望这些老一辈科学家为攻克科学技术尖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贡献自己的才能。
这里说“交谈了三四个钟头”，与钱学森说的两小时有点差异，这无关紧要。
作为人民共和国的领袖，和三位大科学家广泛谈论问题，其中涉及国家的安全——反导问题，涉及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问题，涉及毛泽东说的“一马挡道，万马不能前行”的地质问题——地下侦察问题。
如果说向钱学森管的是天上的事情，李四光管的是地下的事情呢，那么竺可桢就是管他们两位管的中间那部分事情——地表天气。
毛泽东和三大科学家的这次谈话，具有现实和历史意义，几十年过去后，难道谁能小视这次谈话，和谈话本身所造成的影响呢？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座丰富的宝藏》——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

（七六）被毛主席誉为"凤毛麟角":国图名誉馆长任继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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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曰：  一纸批文震佛坛，大师着手著经篇。
百花园里新枝秀，万紫千红更艳妍。
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他没想到，在这里一干便是20余年，直到1987年调至北京国家图书馆任馆长。
 任继愈说：“毛泽东对宗教问题始终是重视的，我过去写过的一些有关佛教史研究的文章，毛泽东都看过。”1959年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又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指基督教)有没有人研究？”任答，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毛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由此，毛泽东评价任继愈是国内研究宗教的“凤毛麟角”。
1963年冬，周恩来访问非洲14国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一些研究所，还成立了以廖承志为组长的“国际研究指导小组”。毛泽东于1963年12月31日作了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惟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因为这个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但不久“文革”开始，任继愈几经
波折后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
——217——
 “文革”后，任继愈从河南回到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也逐
渐恢复了原有建制。上世纪80年代，任继愈重新提出了“儒教说”，并在他主持的宗教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挺身而出，试图打破这一观点。他说：“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他认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
 任继愈从各个方面论证了他的这个观点，从1980年的《从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拢》，1986年的《重视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学术著作中，详细地阐述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他从儒教的发展与演变、个性与共性，历史与现实等各个方面，透辟地分析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宗教性特质。他在文章《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中写道：“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多年来人们习惯地称为理学或道学的这种体系，我称之为儒教。”
同时他认为，宗教之所以是宗教，有它的本质部分和外壳部分，本质是信仰与追求，外壳是信奉对象、诵读经典的组织形式。儒家作为中国的传统宗教，其本质部分就是提倡禁欲、重“忠孝”、尊“三纲”，这既是宗教思想，也是政治思想，它比较适应大一统国家的生存要求。而其外壳部分则是，它信奉“天地君亲师”，这符合宗教外壳的组织形式。而对于一个宗教的认定，重要的是信
——218——
仰的本质，而不在于形式。
任继愈的“儒教就是宗教”的学说，在学术界一石激起千层
浪，并由此引起了近20年的哲学大讨论。现在这个论点已逐渐被认同，而这种认同感，直接又与华人的自我文化价值认同紧密相连。
 学界公认，任继愈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是：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并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他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他认为道教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决不亚于佛教，始终认为思想文化的研究也要从国情出发，而“多民族统一大国”则永远是中国的国情。
 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18年，任继愈从未停止对图书建设的添砖加瓦。“书是让人阅读的，和钟鼎这样的文物不同，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他最欣慰的是通过多年的努力，让许多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其中最宝贵的就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的《赵城金藏》。
 《赵城金藏》是金代民间募资刻印的佛藏。1933年，范成法师在广胜上寺、弥陀殿的12个藏经柜中发现了这套藏经，在国际学术界引发轰动。
 1945年日寇投降后，《赵城金藏》被交给北方大学保管，时任校长的范文澜派专人守护，年年晾晒。任继愈介绍说：“1949年北平解放后，《赵城金藏》被移交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1949年4月30日，当4300多卷、9大包《赵城金藏》运抵北平时，由于多年保存条件恶劣，多数经卷潮烂断缺，粘连成
——219——
块，十之五六已经不能打开。国家专门调来4位富有经验的装裱
老师傅帮助修复，用蒸汽蒸后，再一张张揭开。历时近17年，终
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
 任继愈担任国图馆长后，他认为珍贵的古书仅仅保存完好还不够，还要开发利用，让更多的人可以阅读。1982年，国家召开了古迹整理规划会，整理1000多个项目中，唯独没有古书。作为委员之一，任继愈提出佛教典籍也是古迹，也需要保护。经过批准立项，成立了“大藏经编辑局”。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又挑选了8种有代表性的佛经作为对比参照，编辑《中华大藏经》。将9种佛教典籍集于一身，这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这部浩大的典籍共107卷，历经十几年才陆续出完，先后有160多人参加了这项文化工程。而《中华大典》这部皇皇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
1916年，任继愈出生在山东平原县一个殷实的军官家庭，父亲是国民党少将，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希望他将来在文学上有所建树。
（记者 张杰）
（七七）毛泽东与“裸体模特”风波始末
诗曰：     模特写生基本功，五洲四海古今同。
“洋为中用”胸襟大，一纸批文九州融。
受古老东方传统思想影响，以及为文化欣赏水平所限，新中国建立初期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建、保守的一些观念。
——220——
　　1964年5月，“四清”运动初期，康生等人曾在一份《关于使

用模特儿问题》的报告上批示：“这个问题现在必须解决它。用女模特儿是不是洋教条？可不可以废除？难道吴道子的人物画是靠这个办法练出来的吗？”“我意应坚决禁止，我决不相信要成为画家一定要画模特儿。”他们甚至还认为，“这种办法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美术界玩弄女性的借口”。
　　3个月后，当时的文化部被迫根据康生等上级领导者的“批示”精神，向全国文化领导部门及美术院校发出了经其审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废除美术部门使用模特儿的通知》。
　就在美术教育界正纷纷作“惊弓”低语之际，中央美术学院老师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因不同意废除人体模特儿写生，于1965年5月12日向中南海颐年堂送上了致毛泽东主席函：“……无产阶级在建立和完备自己的艺术教育体系中，可以批判继承旧传统中的某些合理因素，模特儿写生作为解决艺术基本功的初步训练方法，是可以批判继承的。”“真人（模特儿）写生是美术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方法，因此，反对为技术而技术并不否定画真人习作。为了深入研究人体的运动、结构、比例、造型，至少在油画专业和雕塑专业应有一定比例的人体习作。”“从废除模特儿制以后，在教学活动中已经遇到了不少困难，应届毕业生的创作质量有可能因此受到影响。建议在‘四清’第四阶段中，发动群众进行民主讨论，经过反复试验，使新的艺术教育体系稳定地建立起来，完备起来。”
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在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来函的第一页上，以其高远的心智和辩证的思维，函劝决策中枢，尊——221——
重艺术规律、维护美术科学、坚持洋为中用。他写道：
　　定一、康生、恩来、少奇、小平、彭真同志：

此事应当改变。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
　　                                 毛泽东
　　                              1965年7月18日
　　另外，毛泽东还在该来函的末页上补充批示道：中国画家，就我见过的，只有一个徐悲鸿留下了人体素描，徐悲鸿学过西洋画法。此外还有一个刘海粟。
　　这一“批示”精神，在那 “四清”运动的浓厚政治空气中传出之后，曾惊动了艺术教育领导者、美术育才者和美术史论者。尤其在那“批示”中，不曾出现“阶级斗争”字样，反而直用英文“model”代写中文“模特儿”。由此足见毛泽东对古今中外美术史论的博览与通晓，在人体写生模特儿问题上“洋为中用”的时代气魄。
　　3个月之后，当时的文化部党组根据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批示”精神，于1965年10月9日送上了“中央宣传部并报中央、主席”的《关于美术院校和美术创作部门使用模特儿的请示》：“毛主席
——222——
在7月18日对美术院校绘画和雕塑专业使用模特儿问题做了重要批示，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文化部党组讨论了毛主席的指示，一致认为十分正确，应当坚决执行。文化部1964年8月发出的《关于废除美术部门使用模特儿的通知》有很大的片面性，是不妥当的……”“要提高师生及模特儿工的思想认识和审美观点；应多用专职模特儿而少雇或不雇临时工做模特儿；对模特儿应采取
同志式的平等态度，尊重他们的劳动；除安排模特儿进行基本功训练外，应注意组织师生深入工农兵中写生，以锻炼和提高刻画工农兵形象的创作能力……”
这个《请示》由中央宣传部在1965年11月11日转发。转发《通知》称：“各中央局宣传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化部党组《关于美术院校和美术创作部门使用模特儿的请示》，已经中央批准，现在转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孟红《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年06月17日）

（七八）珍宝岛保卫战
诗曰：  一寸国土一寸金，岂让他人任入侵。
可叹前朝出败类，马关条约痛民心。
1968年9月4日上午，横行在中国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的5艘苏军炮艇一字排开，在一名苏军少校的指挥下，又开始耀武扬威地驶入黑龙江主航道。光天化日之下，苏军边防军杀我边民，抢我货船，阻我通行，破坏我边民正常的生产生活，使中苏边境本来已经非常紧张的态势更加严重了。
情况报到了北京中南海。毛泽东看完了外交部送来的一份报
——223——
告后，从沙发上站起来，点上了一支烟，轻轻吸了一口，对周恩来说：“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方，压死了我们的人，又来抢货船，一点道理也不讲。边界谈判，谈来谈去，总是谈不拢，我说谈不拢也不要紧，可以维持现状嘛，看来现状也维持不住了。”
周恩来拿出一份文件：“主席，这一份看过了吧，他们在中苏边境又增加了十几个师，还在新疆对面的三个加盟共和国，组建
了一个中亚军区。”
“噢！”毛泽东一听转过身来，“这是个动向啊，要东西呼应，叫你两边顾不上。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打，我们只有奉陪到
底了。”
“大三线的建设进展很快，看来主席前几年就提出大三线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也很及时，争取了时间。”周恩来既是汇报，又是总结地说。
毛泽东的表情是严肃的，好像是在回顾几年之前，做出这一重大决策时的情景。
“有备才能无患嘛，你没有准备他肯定会打你，你有了准备，他可能不敢打了，准备得越充分，他们越不敢轻易打。”
周恩来点了点头；“是的，很有道理，有了准备他们的突然袭击就失去了作用，我们也不会措手不及。”
“我们不想打仗，但要准备打仗，不能搞一厢情愿。”毛泽东边说边走到窗前，抬头眺望，坚定有力地说。
“要准备打仗”这五个字，字字重千钧。这是党中央、毛泽东向七亿中国人民发出的动员令。从此，中国在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思想的指导下，开始了备战备荒。“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口号，时时响彻在华夏大地的上空，全国进入了——224——
准战时状态。

（张树德《毛泽东与重大决策纪实》）

（七九）氢弹平边境
诗曰：    滚滚乌云压燕京，中南海里论军情。
两颗氢弹地空爆，国庆照常大阅兵。
1969年中苏边界大小摩擦迭起，最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珍宝
岛事件。苏联调兵遣将，在中苏边境部署了55个步兵师，12个战役火箭师、10个坦克师。4 个空军团，总兵力达到100万。面对苏联的大军压境，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要准备打仗”。在这种浓烈的战争气氛下，北京及全国许多大城市开始疏散人口，大挖防空洞。
6月13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两三个月之后”即不晚于9月13日，开始边界谈判。7月26日，苏联政府又在一封秘密信件中，建议中国人通过两国总理会晤来解决冲突。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人只有实际感到最可怕的威胁，苏联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前。
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秘密地向少数记者透露，苏联代表向东欧盟国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情况。
这时，临近中国国庆20周年，面对苏联的核威胁，当年的集会是否举行?周总理向毛主席提出：主席，4老帅认为今年国庆节苏联——225——
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这次国庆节的群众集会怎么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毛泽东说：“哦!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是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周恩来紧皱眉头：几十万人聚集在广场上，一旦出现情况。怎么疏散，怎么隐蔽?
毛泽东笑道：“如果实在不行，可不可以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日也过完了。”
周恩来会意地说：“放完后，我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毛泽东点点头：“对嘛!‘兵不厌诈’呀!”
  周思来接着问道：“主席，你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毛泽东说：“不能早也不能晚，28日、29日两天就可以。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1969年9月28日和29日，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他们不约而同地作出判断：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
  以往中国的几次核试验，当即发表消息，并热烈庆贺，可是这两次核试验，中国新闻媒介连一条简短的新闻都没有发表。
  对此，外电纷纷议论，普遍认为“中国最近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获得某些研究成果，而是面临战前的一种测验手段。”
  苏联知道中国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放弃了摧毁中国核基地的核战计划，从而，避免了一场核战争。
  10月1日，毛泽东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检阅了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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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队伍。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开始举行。谈判断断
续续，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
（刘继兴《互动百科》）

（八0）毛泽东密授四老帅化解天大危机
诗曰：    正是风云变幻时，中南海里授天机。
当朝四帅皆高手，频出招招决胜棋。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交接之际，中国的国际环境进一步
恶化。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中美关系不但毫无松动，且又雪上加霜。美国侵越战争继续扩大，美机、美舰仍不时侵入我国领空、领海。与此同时，中苏关系也更加恶化。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苏联挑起的“珍宝岛事件”。战争的危险似乎已日益迫近。
1969年2月19日，毛泽东在住处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研究国际问题，由陈毅负责，提出书面看法。此时，叶剑英72岁，聂荣臻70岁，陈毅和徐向前都是68岁。
与林彪集团相比较，四位老帅更谙熟外交与国际事务，因此他们的观点相比之下会更稳健，更成熟。毫无疑问，毛泽东决定重新起用四位老帅参与大政决策，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
九大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四位老帅，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还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四个老家伙’，不开‘神仙会’，来个‘自由谈’……”
6月7日下午3时半，四位老帅在中南海武成殿开会。 陈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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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了开场白。他说，主席指定我们议议天下大事，让我牵头……我们四个老家伙，开会的时候，每人清茶一杯，我请客，算是一点“物质刺激”，“刺激”大家踊跃发言。欢迎长篇大论，也欢迎三言两语。现在开不得“神仙会”，我们就来个“自由谈”。 稍停，他接着说，“自由”不能漫无边际，国际形势千头万绪，什么都议也不行。鸡毛蒜皮可以不管，要抓重点，抓要害。现在北边苏修磨刀霍霍，会不会向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南边美国虎视眈眈，
会不会把侵略越南的战火向中国烧？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我们要作出明确回答，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词。
开场白讲完，四位老帅一个接一个地发言。他们侃侃而谈，高瞻远瞩，语言生动，条理分明，显然事先都做了认真准备。虽然他们的年龄都不小了，但他们精神都很好，连续讨论3个半小时，中间不曾休息。
从6月7日至7月10日，他们进行了6次共19小时的讨论，并写出了第一份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等书面报告。
从7月29日至9月16日，四位老帅对相继发生的重大新情况又进行了10次共29个半小时的讨论。 以后的事态发展，正如四位老帅的判断，苏中战争并未发生，边界冲突也未继续，两国关系有所缓和，而尼克松则更加急于与中国改善关系。
此后不久，中共中央作出两项决策：一、允许在柬埔寨逗留的曼斯菲尔德访华；二、同意重开中美大使级会谈。
这两项决策预示了毛泽东新的重大战略步骤的出台。经过深思熟虑与慎重的外交接触，毛泽东断然决定打开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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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打开，缓和了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所面临的极度紧张形势，使中国摆脱了长期的孤立状态，重新走上广阔的世界舞台。
（张羽博客）

（八一）毛主席的心事
诗曰：    联合国中排席位，中南海内建邦交。
小球推动大球转，万古云霄一羽毛。
毛主席决定恢复中国与美国的正常关系反应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然而我要说的是从一个人的性格方面看，中美关系的恢复则反应出毛主席在处理外交问题上独特的个性。他是个办事有信心有恒心的人，认准的事一定要办成，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在考虑问题时，既从民族、国家利益、全球政治这些大的方面着眼，又从不忽视任何可能改变大局的枝微末节。我觉得整个中美关系的恢复与建立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上述个性。正是他，这位历史的巨人亲自导演了本世纪世界复杂、微妙的外交史上最精彩的一幕。
在打开中美关系的大局上，毛主席走了五步高棋。
第一着棋：毛主席放了个试探气球。
毛主席要向世界表明他的新姿态。这个新姿态就是在1970年10月1号，主席把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请上天安门，并让他们站在自己身边。一同分享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所享有的无尚的荣耀与崇敬。
——229——
在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与美帝国主义相互敌视、谩骂了二十几年中，这个举动的确非同寻常，也只有毛主席能这么干，换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想象的。
1970年10月1号上午，去天安门之前，在中南海游泳池主席的住处，我们帮他穿衣服的时候，他的心情显得格外激动。他说：“今天要接待老朋友美国作家斯诺和他的妻子。”
上车之后，他便什么也不说了，正襟危坐，两眼注视着前方。他坐在后排坐的右侧位，我和张玉凤坐在他旁边，徐业夫机要秘
书和周福明同志则坐在中排的副座上，前排还有司机张正吉同志和贴身警卫。车从中南海东门出来，向东开去，在故宫的午门前
向南一直开到天安门城楼下面。几位中央的常委都已经在那儿等主席。他一下车，大家便一同步入电梯。(全国解放初期，并没有电梯，那时上天安门要步行拾级而上。)我们出了电梯，登上天安门城楼，就在主席临近观礼台的石阶时，正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时，广场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东方红”那激动人心的乐曲声，广场上和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立刻沸腾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宵。
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缓步向观礼台正中央走，边向两边的贵宾招手致意。我当时跟着他，心里紧张极了，眼睛不停地环顾四周及地上，怕地上的电线绊着他，怕哪儿冒出个台阶，还要注意两边的贵宾情况。也不知什么时候，斯诺夫妇出现了，主席和他们夫妇并排站在观礼台的正中央。
从观礼台向下看去，那是一片红旗的海洋，也是群众的海洋，声情沸腾的海洋。
观礼结束，我们带着天安门的热闹回到中南海主席的住处。
——230——
这里安静极了，简直判若两个世界。
主席更完衣，脸上仍然泛着红光，心里的激情仿佛还在燃烧着。我趁他高兴，就问：
“主席，斯诺是老朋友，但他不过只是一个外国记者，为什么你给他那样好那么高的待遇？”
要知道，在我印象中，这是破天荒头一次呀。
主席笑了。他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第二天，10月2号，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主席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
第二着棋：火力侦察。
国庆节后的两个多月，时间是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又与斯诺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是第五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
这天下午我进了游泳池的大厅，主席正在看书，我说：“主席，你休息一会吧。”
一般他不想跟人讲话，他就继续看书，要是他想讲话，就抬起头来看你一眼，听听你讲什么，感不感兴趣。我给他讲了一段参考消息。然后我说：
“昨天你和斯诺谈了那么长时间，一定很累吧？”
主席放下手里的书说：“我和斯诺谈话不累。别看他是个高鼻子，我们早就有交往，比较熟悉，深谈过多次。从1936年在陕北时，这个年轻的外国记者就闯进了中国红色政权首府的所在地，他在那里自由自在地转了好几个月，后来他还写了本《西行漫记》呢。让外国人对外国人进行宣传，这种做法，有时说服力比我们自己在那里吹作用还大呢。”
——231——
“1939年他又来见我时，他能针对当时国共合作中的问题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作宣传，表明澄清当时的舆论混乱。这种做法我是欣赏的。所以我和他谈了抗日战争中我们党的内外政策，并且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一直打到中国取得全面胜利。当时我还对我们的邻国日本向他作了深刻地分析。我告诉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如果主席把书放在茶几上，不停地讲话，连烟都忘了抽，这说明他谈兴正浓。我过去把他脑后那个落地灯关了，免得灯烤他。
我说：“斯诺对中国革命是有所了解的了？”
“不只是了解皮毛，而是有比较深入的接触。”
“四、五十年代你们来往过吗？”
“没有，各忙各的。新中国刚成立就忙抗美援朝，搞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那时真正是百废待兴，要做的事堆成山。我们刚推翻三座大山，前面又出现无数的山等着去推平，这就是历史。”说到这儿，他咯咯地笑起来，好像历史在跟他闹着玩似的，告诉他过了这个山就下到平原，可好不容易翻过去，发现前面还是山，主席看着这些山只好笑了。
“主席，你们又相见是什么时候，我怎么想不起来啦？”
“就在我们的困难时期，1960年。那次我和他谈了九个小时，谈了我们分别二十年来中国发生的重大变化，也谈到了中国的未来。他受到了新中国变化的震动，在我们分别的时候，他认为这次是满载而归的。我想大概差不多，否则他写不出《大河彼岸》这本书的。”
我开玩笑地说：“知我者，斯诺也。”
主席说：“非也。”
——232——
我说：“是也。我记得64年国庆节后到65年初，在那段时间里，你又见了斯诺，谈的内容相当广泛对吗？”
“那是，谈了举世闻名的中苏、中美关系，还和他提到‘第三世界’的问题。从60年到64年只有一十七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来中国不被别人了解而受到冷淡。可是世界总不能永远让美苏一直霸占下去，我们的革命道路与经验对‘第三世界’是有用的，这个工作需要做。另外，还谈了原子弹。我们一定会有的。联合国也一定要进去的，但我们需要时间。”
 “主席，我发现了你一个秘密。”我说：“你为什么对斯诺那么感兴趣，并且把这种友谊保持了40年之久。我想试着猜猜主席
的用心可以吗？”
主席听了我的话，眼睛一亮，显得有些意外，他歪着头看着我，然后笑着说：“请讲。”
我说：“你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呢。我发现你每次和斯诺的交谈都是为着实现某个远大的目标而展开的，并不是为了让他单纯地了解你，而是通过让他对你的了解逐步深入地理解、消化中国为什么要革命和中国如何搞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等等。再通过他去向世界介绍、宣传新中国，而斯诺对中国的知晓，以及得到主席如此这般地信任与厚爱，在世界上又会产生非同一般的反响。在斯诺的身心里接受到你身上放射出的吸引力，吸住他向往中国并乐于为中国办事。”说到这儿，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问：“我讲的对不对？”
“请接着讲。”
我说：“你在许多结识的青年人中选中斯诺这个思维敏捷，有头脑，有抱负，能说会道的对手，你们谈得废寝忘食，谈得投机，
——233——
亲如兄弟，使你们的友谊很自然地得以发展，结果把世界的注视从四面八方引到中国来。”
“看来你是读过斯诺的书喽？”
“读过，没研究过。我是在说你对斯诺的研究呢。”
“接着讲。”
“身为记者的斯诺有职业特权在各阶层人士中穿梭，与持不同观点的大大小小人物交谈。选这样一个人为中美关系公开牵线搭桥比任何人都合适。他熟悉中国，又了解美国，办得成就办，
办不成小事一桩，不犯太多的嫌疑，何况斯诺是在按您的意图行事。这本身就具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功率。请问，您的秘密我
破得怎么样？”
“不错喽，起码你是个勇敢者，采取主动进攻喽。”
主席跟我说那次他对斯诺讲：“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最后他又风趣地加了一句：“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
我说：“你的这个红娘找得不错，他的交往还挺广。”
主席说：“在我的试探气球放过以后，我还要创造条件，我现在就是在搞火力侦察，这一排子弹放出去，对方会呆不住的。”
主席说的“火力侦察”是指如何突破中美关系的僵局。因为二十几年来两国的关系已经僵到极点。
毛主席有时喜欢把自己的用意通过同外国人在谈笑中用他们的嘴传出去。
1959年3月主席在武昌东湖宾馆住着时就接见了老朋友斯特朗和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交谈后送走他们，主席的兴致很好，
——234——
当时天气又晴，我就提议出去散散步。他欣然同意。
从住地走过一片梅林，顺小径转向东湖边，他突然问我：
“你敢到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吗？”
我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弄得莫名其妙。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那是条闻名的大河，在美国。你怎么想去？”
主席兴致勃勃地说：“我刚才告诉了外国朋友，我想去密西西比河游泳，尤其是到宽大的河口附近游泳会更有意思。”
“那好呀，我也跟你去。”
我当时傻乎乎的，想不到主席这句话有深刻的政治含意。实质上，他是在向大洋彼岸发出一个信号，我们应该改善彼此间的
国家关系了，这对我们都有好处。
主席这种东方式的、隐晦而精于谋略的信息一直没有受到美国人的重视，西方人在这方面的粗疏真是到了极蠢的地步。从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关系恶化到70年代主席把美国记者斯诺请上天安门，美国人都不明白毛泽东要干什么。
基辛格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情过后我才终于明白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斯诺在作上述这个判断的时候，他理解毛泽东本人亲自掌握中美关系的真实时间，已晚了十几年。
是啊，现在人们不妨细想想，毛主席那时为什么不说去游尼罗河，亚马逊河，而非要游密西西比河呢？
第三着棋：毛主席在捕捉战机。
一年以后，也就是1971年3月21号，由毛主席决定派出的
——235——
我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于28号开始的世界第三十一届乒乓球锦标赛。
代表团一离开北京，主席就对我说：
“你每天要把各通讯社对于我们派出去的代表团的反应逐条地对我讲。”
3月21号这一天，主席像着了魔似的躺在床上三四个小时睡不着。平时起床总有一套事要做，比如穿衣服，擦脸，漱口，吸烟，喝茶等等。这些天他觉得做这些事是多余的浪费时间，马马
虎虎地做完就看文件。这天，他因为几个小时睡不着，决心不睡了。我来到他的卧室，刚打开台灯，他就说话了，只一个字“讲”。
“讲”是“开讲”的简单说法。所谓“开讲”就是让我向他报告《参考资料》中一些国际上的大事。我把我看过的参考的内容一一说给他听。他认真地听着，两眼看着我。我坐在他床旁对面的椅子上。我讲的这些只是前一天下午版的情况，当天的参考还没送来。因为当时还是早晨六点钟，人们还没上班呢。听完我的汇报，他不耐烦地说：
“告诉徐秘书，催催新华社的参考清样一出来立即就送来，我等着看。”这时，他才心事重重地起床，穿上睡袍，擦脸，漱口。我给他服当天上午该吃的药，他用手掌握成勺状，我把药往“勺”里一倒，他看了一眼，送到嘴里，喝口水一仰头全吞了下去。
这时我给他打开床头的壁灯。屋内的光线立刻亮了一倍，然后把要急办的传阅件递给他，给他点上一支雪茄烟，紧接着我就去给徐秘书打电话，催“清样”。
机要秘书徐业夫同志是位长征干部，我们都称他为徐老。他是位憨厚、老实、兢兢业业、言语不多的老同志，有时讲几句话
——236——
也都是大实话。
我打电话把他叫来。一进值班室的门他就冲着我说道：
“好家伙，护士长，主席怎么还不睡觉？你们怎么了，打了差不多一夜的电话，一个劲催文件，催清样，主席怎么这么急？”说着，他摘下眼镜揉揉红肿的眼睛，显然这几天他也没睡好。
我跟他开玩笑说：“你去问问主席急什么。我想，昨晚主席准是想你了，所以才让我给你打了差不多一夜的电话。”我说：“你就别走了，就在这儿等着，主席有事不就不用打电话了。”
 “不行。”老实的徐秘书连连摇头说：“我这几天都没睡好，我得赶快回去睡一会儿，要不然送文件的一来我又睡不成了。
嗯……这样吧，他想了一下说，“我交待新华社，清样一出来就立即送西门收发室，你让值班的警卫他们去取，比送到我办公室，我再骑车送来要快些，行不行？帮个忙吧。”
我感到此时徐老正在跟他的瞌睡虫奋力拚搏。看着他那双因缺觉而昏昏的眼睛我说：
“听你的，你说的还有不行的？就这么办，祝你做个好梦。我尽量不打搅你。我是不是该告诉主席，你缺觉缺的厉害？”
“你真顽皮。你这个护士长，可不能这么讲。”
徐老走了，我回到主席卧室见他正靠在床头抽烟。我禁不住好奇地问：
“主席，你怎么这么关心乒乓球代表团的反应？”
主席说：“这件事事关重大，非同一般呀!这是在火力侦察以后，我要争取主动，选择有利时机。让人们看看中国人不是铁板一块。”
这次派出的球队是六年来第一次在世界上露面。
——237——
果然，中国队重返世界乒坛，立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
第四着棋：毛主席下了决心——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世乒赛期间，主席说了，要我认真看参考，把全部情况及时向他汇报。那阵子我每天跟他谈参考和有关的情况反映材料，直谈得口干舌燥，嗓子疼。
有一次参考里有这么一段，我觉得挺有意思，就跟主席说了。这条消息的大意是说4月4号，美国队3号选手格伦•科恩去场馆练球，出来之后找不到车，结果上了中国队的汽车。科恩吃惊
地看着一车中国人有些尴尬地说：“我知道我的帽子、头发、衣服让人看了好笑。”科恩是个嬉皮士，留着长发。当时中国的乒乓球
队队员庄则栋站起来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为表达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物。”于是庄则栋把一尺多长的杭州织锦送给了科恩。科恩也非常高兴，想回赠什么，可发现什么也没带。
那时候中美关系十分僵，双方都处于敌对状态，庄则栋的举动可以说是相当勇敢的。
就这么一条花絮，主席听后眼睛一亮，立刻让我原原本本地把这条消息念了两遍。听完了，他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的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听了主席的话，我心里也挺高兴，心想，这条消息我算选对了。国际上的事很微妙，但这件事看来办到了主席的心坎上。
4月6号这一天，世乒赛就要结束了。毛主席递给我一份文件让我看。这是一份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文件上周总理已经圈阅，并批了：
——238——
“拟同意”三个字和一些批语。毛主席在自己的名字上也亲自划了圈。这说明大局已定，意见一致，不邀请美国队访华。主席要我立即把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
那些天，我的直觉告诉我主席总是有些心事。文件退走后的当天晚上，主席提前吃了安眠药要睡觉。晚上十一点多，我和张玉凤陪主席吃饭。吃完饭时，由于安眠药的作用他已经睏极了，趴在桌子上似乎要昏昏睡去。但他突然说话了，嘟嘟哝哝的，我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我给王海容打电话(王海容同志当时是外交
部副部长)，声音低沉、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如果是平时跟他不熟悉的人是根本听不懂的。
我一下子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再说，还有十几分钟就到4月7日凌晨，世乒赛已经结束了。说不定外交部早已把意思传给美国人，人家已经回国了。假如我按主席现在说的办，显然与已批的文件精神不符合，完全有可能会办错。主席平时曾交待过，即：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现在他说的算不算数？我当时很为难，去也不是，不去也不行。你想，假如我把主席的意思传错了，人家美国队真来了，怎么办？更糟糕的是第二天主席醒过来说我没说要这么办，那还了得？我岂不是“假传圣旨”？可一想到这些天他苦苦思索中美关系，关注世界对我们派团的反应，又觉得很有可能他在最后一刻作出了新决定。我如果不办，误了时机那还了得？怎么区别？怎么办？我又无人再请示，又不能说“主席，你给我写个字据，免得你不承认”。当时，也没录音机，再说，即使有录音机，谁敢录音呀!请与不请，只有一字之差，办对了是应该的，办错了，后果不堪设想。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证实主席现在是不是清醒，
——239——
怎么证实呢？我得想办法让他再主动讲话。
当时，主席坐在床边上，两手重叠趴在胸前的饭桌上，头枕在胳膊上，我坐在主席的对面。张玉凤坐在他的左边。
我决心冒一次险。我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吃饭，同时观察他到底清醒不清醒。过了一小会儿，主席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
主席平时一般都叫我“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
才叫我“小吴”。
我故意大声地问：“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顾吃饭
了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于是，他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慢吞吞地把刚才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我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你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呢？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我急着追问。
主席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
听了这话我可真急了，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给王海容打电话。电话通了，我把主席的决定告诉了她。她听完之后也急了，在电话里大声喊道：“护士长，白天你们退给外交部的批件我们都看了，主席是划了圈的，怎么到晚上又变了呢？”
“就是变了!”
“他吃过安眠药，这话算不算数？”
“算。”我肯定地说。
“你怎么证明真算数？”
——240——
“我又反复问过了，赶快办，要不然来不及了。”我也冲着电话大声嚷。时间马上就到午夜十二点了。
“唉呀!现在都快十二点了，说不定有些国家已经提前走了，美国队走没走我还不知道呢，得赶快想办法抓住他们。我马上办!”
天知道!可怜的王海容那一夜会忙成什么样子。
通完电话，我赶紧跑回去，只见主席仍坐在饭桌前，硬撑着身体。张玉凤扶着他。见我进来，主席抬起头看着我在等待。
我把刚才的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听完以后他点头表示：“好，
就这样。”
然后，他才上床躺下。这消息好像比安眠药还灵。
第二天主席醒后刚一按电铃，我迫不及待的大跨步第一个跑进他卧室去，要和他核对这件事。我真怕他说：“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说。”
“主席，昨晚你叫我办的事你还记得吗？”我问。
“记得清清楚楚。”
“你说清清楚楚指的是什么？”
“你瞧你紧张的样子!”主席并不着急。
“你快说呀!”
“当然是邀请美国队访华喽。”
听到这句话我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膨胀了一夜的脑子都快炸了，这时才松了下来。我对主席笑着说：
“唉，主席，你可真行。你的决定突然转了个180度。你睡了一个好觉，吓得我一夜都没睡。”
主席咯咯地笑出了声。他说：“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241——
毛主席确实为中国人民、为中美两国人民办了一件特别重要的大事。
毛主席事后曾说：“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是从大局考虑的。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势不可挡的。你看庄则栋与科恩的接触极其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往事的纠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问题。即使有某种顾虑和猜疑也是长期以来人为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是不是象人们所宣传的三头六臂、青面獠牙那样凶神凶杀，可以请他们来看看嘛。
不请，别人怎么好意思来啊!又没有外交关系。眼见为实嘛。年青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在这
历史的经历常是微妙的，有时偶然的事件，又引出必然的重要结果。非常有意思，如果美国乒乓球队队员科恩不上错中国的汽车，会有“乒乓外交”吗？看来，在五彩缤纷的国际舞台上，只有巨人的慧眼才能捕捉到这看似平庸而实际上是十分精彩的瞬间。
第五着棋：毛主席选择了反共总统尼克松。
1968年，美国头号反共人物著称的共和党尼克松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在谈参考时，主席曾多次问过我：“美国新换总统了，你有什么想法？”有一次我给他读了一段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有关中国的话。尼克松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中。”
“你把这段话好好记住。”主席说，“从49年起到现在，他们尝到了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独者给他们的真正滋味。”
——242——
一年之后，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主席看完当时的一份有关报告，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道：“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作文章了。”
“你是指中苏分裂了，美国人高兴吧？”我问。我很想知道根据主席的分析，美国人如何作文章。
主席说：“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了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
 “是的，美国原来打算打‘两个半战争’。第一战场在欧洲，对付苏联的进攻。第二战场在亚洲，对付东南亚或朝鲜民主主义
共和国，防止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攻，主要是防中国的进攻。最后的半个战争是那些不测的局部战争，诸如中东冲突。中苏分裂，大大减少了欧亚两个大国对美国的压力及联合向美国进攻的可能性。这就会改变美国现有的战略理论，从而最终会影响其外交政策及对中国的态度。对吗？中、美、苏三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外交，对吗？”
“又等，又不等。”主席说，“随机应变。这是需要由双方的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
这次谈话使我明确了一个想法：美国人会利用中苏分裂，以使国际局势对美国更有利；而毛主席也没放弃利用美苏的矛盾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夺更多的生存空间，突破美国对中国的长期封锁。这三国之间中国和谁“亲近”就意味着那方较量的实力增强。毛主席巧妙地利用了美苏之间的矛盾，他从没想过要先发制人，但他总是处处争取主动，把不利因素变成有利因素。
72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主席特别关注竞选情况。有一次他——243——
问我，“你选谁？”
我说，“民主党比较温和些。”
主席说：“我的看法正好跟你相反。共和党是靠反共起家的，我还要选共和党的尼克松。而且我已经投了尼克松一票。”
“为什么？”
主席说：“民主党在台上的时间比较长了，从三十年代算起，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一直到六十年代后期。民主党在台上长达30多年。为了顺应美国民意，共和党在大选中赢了，
尼克松政府在国内搞些平衡，哪怕暂时作出亲共姿态也是可以利用的。看来，尼克松意识到中国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威胁性。这一
点，他比民主党的各届领袖们略高一筹。”
“你估计谁当选的可能性大呢？”主席问我。
我考虑了一下说：“这个问题很难说。我了解的背景资料不多。你说呢？”
主席没直接回答，而是说：“你天天跟我吹参考，你怎么就估计不到呢？”
“有的材料从参考里是看不到的，很难说谁当选。”
主席让我到他桌上拿几份外交部的文件，在我拿来递给他的时候，他没接，而是望着我说：“这是给你看的，你现在就看。”
我把这些文件看完，然后放在沙发边的茶几上。
“心里有数了吗？说说看。”主席鼓励我说。
“我估计可能尼克松会再次当选。”我谨慎地说。因为这些文件中也没明确提出尼克松当选的可能，只是又提供了些背景材料。
主席用斩钉截铁的话说：“肯定是尼克松。我要请他到北京来，你看怎么样？”
——244——
我考虑了一下，反问道：“跟一个反共老手会谈？你不考虑舆论界对你施加的压力？你不考虑自己的形象是否会受到影响？这些毕竟是个新事物。”
“你又不懂了，先啃那些啃不动的骨头，好啃的放在一边留着，那是不用费力的。”
说着，主席笑了，我不明白他笑什么，对他说的也似懂非懂。他说：
“你给我背杜甫的《前出塞》。”显然，主席看出了我的迷惑。
“哪一首？”我问。我当时觉得背诗词比搞外交容易多了。
他先背了一句：“挽弓当挽强。”
我接着往下背道：
“挽弓当挽强， 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 列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 岂在多杀伤？”
我流畅地背完了。
听完了我背的诗，主席说：“在保卫边疆，防止入侵之敌时，要挽强弓，用长箭。这是指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民间流传的一句极为普通的话。杜甫看出了它的作用，收集起来写在诗中。这两句表达了一种辩证法的战术思想。我们要打开中美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头头，不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去谈行吗？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这点很重要。当然，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诸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级会谈，马拉松，谈了15年，136次，只是摆摆样子。现在是到了亮牌的时候啦!”说到这儿，主席
——245——
显得精神抖擞，眼睛闪着光，连烟都忘了抽。这些不加思索，出口成章的话看来在他心中已经捉摸得非常透彻。我连连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说法。
我说：“那么说，非尼克松不行？”
主席说：“把共和党这个最大的反共阻力挖掉事情就好办了，非找尼克松不可。”
果不出主席所料，美国竞选总统的结果表明：尼克松以绝对多数票当选连任。
主席教我懂得：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舞台上，谁能掌握主动权，谁就是强者。中国从来不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在处理大国之间的

关系上，毛主席不仅在战略上争取了主动，在战术上他也一次次赢得主动。
他在美国这两个字上横向划了一道，一边是大多数美国人民，另一边是美国统治集团。他看清前者是可信的，并寄希望于他们。然后，他又在统治集团这边又划了一道，一分为二，分析民主、共和两党的矛盾。他十分懂得，只要不同利益集团能弄到一起，都是相互需要。主席的策略从某种意义上讲并非铁板一块，有时很富有弹性。
尼克松访华，也受到国内反对派，特别是反共派的强大压力。同时，有的外电评论，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
主席听了我对他说的这条消息笑了，他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我当时也还没弄清他用什么妙法解围。我在静静地等待观察。
主席对尼克松作了两点出人意料的决定。
——246——
第一，在主席见尼克松的时间上，外交部一直没作具体安排，看来有可能不好肯定毛主席何时接见。就在总统座机将在北京机场着陆时，主席对我说：“你给周总理打个电话，告诉他，请总统从机场直接到游泳池，我立刻见他。”外国首脑一到达北京机场时就立即受到接见，这种情况，在以往的外交礼遇上还是较少见的。
主席想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对尼克松的诚意和对他的重视。
第二，在会谈的时间上，原来只订15分钟，可主席和尼克松却聊了65分钟。
主席是想给美国的反对派看看，中国人办事是有理有情的。
这两个时间问题，不仅仅是“时间”，而是体现外交上的微妙与策略。
在中美建交的全过程中，包括从法国、罗马尼亚、巴基斯坦三条渠道建立之日起，和紧接着的基辛格博士秘密来华的谈判，到尼克松总统公开访华，以及后来的中美双方公开谈判的整个期间，周总理经常带着王海容、唐闻生两位小姐一起反反复复、来来往往，频繁地到毛主席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地。每次，他们除了向主席汇报之外，还要同时磋商下次谈判的对策。那一时期，周总理和主席一样睡得非常少，可是总理仍然那样精神抖擞。我经常看到总理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王海容和唐闻生紧跟在总理的身后一路小跑。使人感到精神振奋。
人们哪里想得到，在接见尼克松之前，主席患了一场大病，接见当时是大病初愈，就在最近的十几天，他还躺在床上，很少下地活动。我们在与接见大厅只有一门之隔的地方准备了一切急救用品，处于“一级战备”状态。连强心剂都抽到了针管里，以防万一。而毛主席与衰老，与疾病作斗争的惊人毅力是无法用语
——247——
言形容的。他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令人敬佩与感动。
接见尼克松的事过去以后，主席曾高兴地对我说：“中美建交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的确，那一阵子，中国一下子就成为世界注视的中心。中国加入联合国，中美建交，中日建交等等。这一时期发生的事都是在毛主席的长久以来的预想计划中逐步实现的。
遗憾的是1976年9月9日毛主席未了却完成他毕生的宿愿，便已乘风归去!
他没能亲眼见到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这一天。
这些悲壮的往事是颇堪回首的。我仿佛又看到主席在案头用
平静、安祥的重重的湖南乡音朗朗读着他刚刚书写的词篇——
《咏梅》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吴旭君）

（八二）毛主席决定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
诗曰：    东风浩荡扫阴霾，中国重登大舞台。
开创外交新格局，五洲四海友朋来。
（曾于1956-1980年在外交部工作，其中多半时间在主管联合国问题的国际司（全称为“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司”）工作。）
1971年10月26日是一个令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激动难忘的——248——
日子。39年前的1971年10月26日中午11时25分（美国纽约时间为10月25日深夜11时25分），由于众多亚非拉国家的大力支持，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票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简称“两阿提案”）。联合国大会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宣布，中央人
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此后，我国政府开始为恢复中国在
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以外长名义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先生，要求立即取消“‘中
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1950年1月8日，周总理以外长名义再次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先生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先生，郑重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集团已经根本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中国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1949年11月，苏联等东欧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不承认台湾蒋介石集团代表的合法性，建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崛起的亚非拉国家要求下，关于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并恢复新中国合法权利的《中国代表权问题》成为每届联大激烈争论的问题之一。这场艰苦不懈的斗争终于在22年后见了分晓。
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更加积极地冀望改善对华关系。——249——
1971年4月，毛主席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领导开展了中美“乒乓外交”。周总理说，“小球转动了大球”。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这年10月26日（北京日期），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合法席位终于成功地得到恢复。这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重大胜利。这是超级大国敌视、孤立和封锁新中国政策的破产，美、日和台湾当局妄想阻挡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阴谋的彻底失败。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会谈时，他告诉周总理，尼克松总统已经决定，美
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席位，
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周总理立即正告基辛格：你们要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定公开批
驳。会谈后，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此事时，毛主席明确而坚决地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早在1956年9月30日，毛主席在北京同印度尼西亚阿哈默德•苏加诺总统讨论有关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时，毛主席说：“我们曾经想过，不参加（联合国）也不坏。”“我们觉得慢一点好。”
当苏加诺总统想详细了解毛主席的想法时，毛主席回答说：“我们公开说要参加，朋友们也在这方面帮我们的忙，这是我们的权利。六亿人民的代表不参加，台湾却参加了，这是不公平的。现在不是我们在联合国代表台湾，而是台湾代表我们，这是不妥当的。”毛主席还说：“英国、美国、法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殖
——250——
民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我们迟一点在国内给它们合法地位，就好一些”。
1961年6月13日，毛主席再次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又说，“我曾经说过，因为联合国里有蒋介石的代表，所以我们不进联合国，这是同台湾问题有关系的。只要蒋介石的代表还在联合国，我们就不进联合国。我们已经等了十一年了，再等十一年或者更久也没有关系。我们不忙于进联合国。”
自1971年10月18日（星期一）至25日（星期一）（纽约日期），联大就恢复中国席位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那年联合国共
有131个会员国，马尔代夫没有派员参加大会，实到国为130个，
其中的74个国家代表参加了辩论。
其中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
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驱逐出去的提案（“两阿提案”）。23国明确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是既维护《联合国宣言》也有利于联合国的事业。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并且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同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中的代表驱逐出去。
大会表决“两阿提案”。结果是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3票缺席。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绝对优势通过了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和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议案。大会主席马立克举起手中的木槌铿锵有力地在主席台案桌上重敲了一下，一槌定音，宣布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通过。
联合国大会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認她
——251——
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国在联合国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組織及其所属一切機構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此时是1971年10月25日深夜11时25分（纽约时间）。大会主席随即宣布散会。会议大厅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掌声持续两分钟之久。坦桑尼亚代表首先离开座位，在主席台前跳起舞来，提案国的代表纷纷起立相互拥抱，拍打桌子，热烈鼓掌，全场一片欢腾，“中国万岁”的欢呼声响彻大厅。
10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吳丹（缅甸籍）向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長姬鵬飞發來电报，称：“在10月25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
1976次会议上，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决议：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决定：恢
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權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驅逐出去”。联合国邀请中国政府立即派出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后半部分会议。
10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吳丹（缅甸籍）向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長姬鵬飞發來电报，称：“在10月25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上，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權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驅逐出去”。联合国邀
——252——
请中国政府立即派出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后半部分会议。此时此刻，国民党代表离开了非法占据22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联合国的中国席位虚席以待，已空着没有人了。摆在我国外交部面前的问题是，派不派代表团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
联合国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提案被否决的消息于26日午前传到了外交部。外交部上下都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外交部党组姬鵬飛、乔冠华、李耀文、韩念龙、马文波等领导着手研究对策。
当天下午一上班，欧美司司长章文晋就召集国际组的五位同
志开会，要我们研究提出“不马上去联合国开会” 的“理由”。当时
章文晋司长仍想着毛主席7月份讲过的话，“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10月26日晚7时半，周总理召集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总理助理熊向晖等有关人员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研究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来电，讨论中国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问题。
总理问：现在联合国会不会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局面？“中华民国”能不能再进联合国？“台湾地位未定论”在联合国有没有市场？外交部领导同志回答总理不会发生那些情况。
    总理听后表示满意，同时指出，美、日反动派不会甘心失败，我们还要保持警惕。总理又提出，主席本来指示，今年不进联合国。现在怎么办?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再请示主席。
外交部领导同志都认为，联大已经通过决议，我们必须进联合国，但是我们毫无准备。主席经常教导，不打无准备之仗。联合国大会开了一半，去不去无所谓。主要是安理会，一年到头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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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了新问题，随时召集开会，没有周末和星期天。现在要尽快选定常驻安理会的代表、副代表和工作人员，进行准备，过了年再去联合国。
总理说：马上参加的确有困难；过两个月再参加，那也说不过去。能不能想出别的办法?
讨论过程中，外交部礼宾副司长王海容接到中南海游泳池打来的电话通知，她随即向总理报告说：“毛主席起床后，看了外交部送去的材料，刚看完，主席说，请总理、叶帅、姬部长、乔部长、熊向晖、章文晋，还有我和唐闻生，现在就去他那里”。
于是周总理带领与会同志一起到中南海毛主席游泳池住处。
这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说：“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联大
已经通过决议，我们必须进入联合国，但是我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安理会比较麻烦，现在就参加，不符合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所以，外交部党组一致的意见是，目前决定暂不派代表团去参加。…… 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没等周总理说完，毛主席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见。
毛主席笑着说：“那是老皇历喽，不做数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不是几个人去探路，而是派一批人去开会。我们就派代表团去。”他还风趣地说：“这次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去的”。
毛主席十分高兴地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我都没有想到”。在大家欢声笑语中，毛主席拿起外交部送呈的关于联合国大会表决情况的简报，边看边说：“131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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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赞成票76，弃权票17，反对票只有35。表决结果一宣布，唱歌呀，欢呼呀，还有人拍桌子。拍桌子是什么意思?”周总理解释说，在会场上拍桌子，表示极为高兴。毛主席接着说：“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道理了。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委员长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不过是一篇吊丧文。”“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不但要去，而且要快去。”毛主席手指乔冠华说，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嘛。周总理说，让黄华任副团长，留在联合
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毛主席说，“好，那就这么办”。
毛主席讲了很长时间的话。他说：“现在毫无准备怎么办?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也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请
总理挂帅，抓紧‘战备’。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1950年，我们还是‘花果山时代’，你(指乔冠华)跟伍修权去了趟联合国（注三）。伍修权在安理会讲话，题目叫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不同了，‘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慨”。毛主席讲这篇发言应包括，第一要算账，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气。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对（支持我国的）提案国要一一列举。第二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要讲点世界历史，要讲讲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国家独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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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不是吹牛，是事实。目的是给世界人民鼓劲。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它的武装力量，不论是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都是痴心妄想。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要宣传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大国欺负小国，强国欺辱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毛泽东接着说：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
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我写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
言权”；一句是田家英帮我写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毛泽东还接着说：我们在联合国的方针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23个提案国是我们的患难之交，要同他们讲团结，其他投赞成票的53个国家也要团结。对投弃权票的17个国家要正确对待。在美国那样大的压力下，他们不支持美国，用弃权的办法对我们表示同情，应感谢他们。投反对票的35个国家不是铁板一块，也要做工作。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原则就是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立场。我们当前的口号是：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用这个口号团结大多数。
毛主席这一席谈话，为代表团团长的发言稿敲定了基调，为代表团在联合国的活动指明了方向。随后外交部成立《联合国工作筹备小组》，周总理挂帅，成员有乔冠华、熊向晖、唐明照、章文晋、凌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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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声明称，联合国通过23国提案是“美帝国主义二十多年顽固坚持剥夺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政策和在联合国内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的破产，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这是全世界人民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的胜利”。“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许多友好国家，特别是在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的柬埔寨王国政府长期以来为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起了重大作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并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联合国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同一切
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
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奋斗”。
同日，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鵬飛回复联合国秘书长吳丹26日的
来电，通知他中國政府在近期內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26屆大会。
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联合国总部的广场上。
11月2日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鵬飛又将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名单和出席安理会代表、副代表名单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吳丹。
由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提名，中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代表团团长为乔冠华（外交部副部长），副团长为黄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代表为符浩（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司司长，代表团秘书長）、熊向晖（周总理助理、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陈楚（外交部下属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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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代表为唐明照（中共中央联络部副秘书长）、安致远（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王海容（女）（外交部礼宾副司长）、邢松鷁（外交部总务司副司长）、张永宽（外交部干部司副司长）。黄华为中国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陈楚为副代表。
中国代表团由团长、副团长、代表、副代表、顾问、秘书、隨員、译员、机要员、信使、记者、医生、护士、司机、炊事员、勤务员等43人组成，其中有七位女同志，一位还是副代表。全部人员持外交护照。代表团定于11月9日启程去纽约联合国。只有一周多一点的时间作准备，大家极度紧张和繁忙。
11月3日晚，外交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感谢为恢
复中国席位做出贡献的“两阿提案”的23个提案国。投票赞成23国提案的国家使节也应邀出席。
11月8日晚八時，代表团动身前夕，毛主席再次召见周总理、
姬鹏飞、符浩、熊向晖、陈楚、唐明照、安致远、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以及回国述职的驻法大使黄镇和驻苏大使刘新权等。在谈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时，毛主席说：这是针对教条主义讲的，至今我认为这句话还是对的，对这句话的理解不要偏。客观事物不断发生变化，人的认识总是赶不上这种变化，认识总是落后于实际，要求把一切都调查清楚了再说话，再办事，那就永远不能办事，永远不能说话。了解了主要情况、本质情况，就可以作出判断，就应该下决心。今年在联合国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个胜利主要是我们的外国朋友帮我们打的，我们没有理由翘尾巴。现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所以我讲“为将当有怯弱时”，还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遇事要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要向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更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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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
毛主席又说，在联合国要搞统一战线。这是国际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有同、有不同。根本区别是，国内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国际统一战线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谁也不应该领导谁，谁也不应该听谁的领导。搞国际统一战线就要平等协商，绝对不能以大国自居，颐指气使，绝对不能干涉人家的内政，绝对不能有领导人家的想法。
毛泽东还对周总理说，明天代表团出发，在北京的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再加上几千名群
众，到机场欢送，要大张旗鼓地热烈欢送。也通知外国使馆，去不去由他们自己决定。毛主席谈兴很浓，一直谈到下半夜。
从毛主席的两次谈话中可以看出，他老人家对中国恢复在
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十分高兴的，也是十分重视的。
随后，周总理又召集这些人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谈话到凌晨。总理说，由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大力支持，这次终于挫败了美国仍想阻挡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阴谋，使决议得以通过。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去是对他们表示感谢，也是对他们表示支持。去了以后，你们要同广大亚、非、拉国家站在一起，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
这是自1950年中国政府特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之后，新中国代表团第二次踏上美国领土。党和国家对这次出席联合国大会非常重视和关心。1971年11月9日上午，北京机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口号声声。周恩來、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郭沫若等在京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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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領導人、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政协全国委员会负责人、解放军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北京部队和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北京市革委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负责人、首都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和首都群眾以及代表团成员的家属等四千多人前往机场热烈欢送我国出席联大代表团。許多國家的驻华使節也到机场热烈欢送。九点半，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和随行人员来到机场。在周总理带领下，他们绕场一周，向挥动着花束、彩带的欢乐群众和各方面的负责人告别，向送行的人们致意。他们同前来送行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各国使节一一握手，感谢他们的政府和人民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所作的努力。周总理等领导人同代表团全体成员合影并一一握手后，喬冠华率领的36人的中国代表团登机。11时许，代表团乘坐中国民航专机飞往上海。黄华从加拿大飞抵巴黎同代表团会合。一个5人先遣组已提前两天离京赴联合国。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为一位副部长率团出国而举行的隆重盛大欢送仪式。
中國代表团乘坐的专机下午抵达上海转机去巴黎。抵离上海时，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到机场迎送代表团，并在机场餐厅招待代表团全体人员吃当时非常稀罕的阳澄湖大闸蟹。11月10日傍晚，代表团离境出国。代表团人员乘法航班机途径仰光、卡拉奇、雅典、开罗等地机场时，途径国家的外交部有关人员都前往机场迎送。抵达巴黎机场时，我们受到法国外交部代表和我国大使馆人员的热烈欢迎。代表团未在机场停留直接乘车进城。我们下榻在中国驻法大使馆招待所。有一大群外国记者一直紧追不舍地跟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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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上、下午，中国代表团分两批乘法航班机由巴黎横跨大西洋飞往纽约，全部人员都乘坐头等仓。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打听到喬冠华副部长將從巴黎飞紐約。他们派出一个由两名記者、摄影师、錄音师组成的四人采访组先飞到巴黎，购买了与中国代表团同一次法航航班的头等艙机票。待飞机起飞后，他们要求对喬冠华副部长进行独家专访。喬冠华满足了他們的請求。
11月11日中午12：30，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黄华副团长、代表和部分工作人员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提案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
一些国家的代表和联合国总部的代表到机场欢迎中国代表团。数
百名美国友好人士和华侨代表到机场迎接代表团。有近四百名记者前往机场采访。乔冠华团长在机场发表了简短讲话。其他随行人员于傍晚抵达纽约。我们都在纽约机场办理美国入境手续。全
体人员下榻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区麦迪逊马路四十三至四十四街之间的悬挂着中国五星红旗的《罗斯福旅馆》。
到纽约后，代表团团長、副团长和主要成員即忙于开展一系列礼仪活動，拜会联合国秘书长吳丹、联大第二十六屆会议主席馬利克以及一些国家常驻联合国代表等。吳丹生病住院，喬冠华团长和黃华副团长11月14日到医院探望并向吳丹秘书长递交了中国代表团的资格证书。
11月15日上午10时半，被大会主席马立克称之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来到了。由联合国总部礼宾处处长陪同，乔冠华团长、黄华副团长和三位代表符浩、熊向晖、陈楚偕翻译唐闻生（唐明照的大女儿）进入大会会议厅，在中国的席位上就坐。代表团的五位副代表和其他随行人员在会议厅的后部席位上就坐。中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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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团正式在联合国亮相，全体成员都穿中山装。这是新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
就坐后，大会主席马立克致欢迎词后，许多国家的代表相继登台致辞欢迎中国代表团。由于致欢迎词的代表很多，原定上午结束的会议，在中午稍事休息后，下午继续开会，一直开到下午六时四十分，历时约六个小时。各国代表都致词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亚非拉国家代表的致词热烈感人，他们都称赞中国重返联合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总共有57个国家的代表登台发言，其中有八个国家跟中国还没有建交。有的代表已准备了发言稿，
由于时间不够而未能发言。智利代表的发言。除表示热烈欢迎中国代表团外，他还说：“中国从落后、破坏、饥荒、水灾、和瘟疫的废墟上站起来，在短短的一些年里在农业和历史、教育和公共卫生、征服宇宙和原子方面——还有在使集体和个人的道德臻于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就是完成建造南京大桥这个巨大成就的那些人结束了贪污、鸦片、堕落、放荡等现象，实行健康和简朴的生活方式。”他表示：“我们向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致敬——毛泽东是长征的革命斗士，是思想家、诗人，他鼓舞和经常指导他的人民，把知识变为主观的经验，并使这种经验同持久的革命态度融合起来。”他还当场引用了一首毛泽东诗词，“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匈牙利代表团团长竟然用中文说（联大）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决议—笔者注）“纠正了一个存在已久的严重的历史性的不公正”，“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伟大中国的前进。”
长期顽固阻挠恢复中国席位的美国和日本的代表也不得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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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祝贺一番。美国代表布什发言一分半钟，说在中国来这里以后，联合国“将更能反映世界当前的现实情况”,希望中国将对联合国“协调各国行动的能力作出贡献”。日本代表中川融讲了一分钟，表示谨慎的欢迎，“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将有助于增强这个世界组织的机能，有助于更加现实和有效地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期望进行密切接触，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最后，乔冠华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坚持原则、坚持正义、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进行不懈努力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
亚、……等23个提案国，对支持这一提案的许多友好国家，表示衷心感谢，并且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抨击了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他还庄严地阐明了中
国政府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他宣布：“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新中国终于在国际舞台上扬眉吐气了。乔冠华团长演讲持续了45分钟。他发言完毕回到中国代表团坐席后，四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前来与乔冠华握手，表示祝贺，盛况空前。
（邹一民《毛泽东旗帜网》）

（八三）“臭老九”的由来
诗曰：   英雄时代颂英雄，“老九”原型杨子荣。
莫道戏言一句话，神州大地沐春风。
1972年周总理代表国务院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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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给1966年—1970年五届大学毕业生（简称“老五届”）和中专毕业生转正定工资级别。大学本科毕业转正后按当时国家干部行政系列工资标准定为22级干部，全国各地平均每人每月能增加10多元钱。在当时物价稳定、人民币价值稳定的情况下，每人每月增加10多元钱，也是不差的。毛主席接到周总理的报告后，很快作了批示。毛主席在批示中说：“人家都说老九臭，我说老九不能走。该给他们转正了，不能再为难这些穷秀才了。”“老九”本是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台词，“老九”指的是杨子荣，毛
主席在这把知识分子比作了杨子荣。
（王良生《我所经历的“臭老九”》）

（八四）毛泽东满足尼克松索要墨宝的要求
诗曰：    中美建交故事多，书房接待创先河。
题词三句为何意，送给要人细琢磨。
尼克松初次见到毛泽东时，没有忘记他的幕僚出的一项主意：向毛泽东索要亲笔题字。毛泽东欣然命笔，但所写内容，尼克松拿回国以后，那些“中国通”也没有搞清毛泽东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好在拿到毛泽东的“墨宝”，这本身就是价值连城，至于内容，也不必太在意。毛泽东究竟题的什么内容呢？
1972年2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了刚刚抵达北京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他们谈得认真坦率，毛泽东挥洒自如风格，给美国客人留下极深影响，尼克松与基辛格都分别在日记作了详细记录。这次会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但又不是很正式的细节，就是尼克松请毛泽东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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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确给这位美国总统题了12个字：
老头坐凳，
嫦娥奔月，
走马观花。
由于毛泽东题写的内容，口语化的平铺直叙，没有什么深奥的表述，美国的“中国通”老是从复杂的方向去领会这别致的“毛主席语录”，所以一直没有领会毛泽东的真实想法。因此，后来尼克松几乎不提及此事，免得瞎琢磨，搞得贻笑大方。
倒是毛泽东在一次去武汉军区视察时，笑着谈起此事，他说
尼克松没有看明白他的意思。其实，毛泽东的意思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深奥，就是字面上的意思，表达的是轻松自然。
“老头坐凳”，比喻美国总统像个老头，坐在凳子上想事情
“嫦娥奔月”，这是用中国的古代神话提及美国宇宙飞船登上月球；
“走马观花”，当然是指美国总统这次来中国，一周时间只能走马观花！
这就是毛泽东的风格，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
哦，美国总统要题词，那一定要慎重了，起码要来点经典的诗词之类，最好提个“只争朝夕”，尼克松最喜欢这句诗词了。
毛泽东偏不，你不是要我的墨宝吗，我只要写字，就满足你了，我写的内容简单明了，就是随口说出来的几句话而已，何必让美国朋友劳神费力去猜呢？
可是，他的美国贵宾却把事情搞复杂了！
这既是中美来两国文化的差异，也是毛泽东独特的个人魅力使然，他那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风格，你是很难把握的，使得——265——
西方的政要，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去揣摩毛泽东的真实想法，这样一来，他们就自觉不自觉和毛泽东走近了。
这并不是毛泽东处心积虑要这样做，这不过是毛泽东博古通今，举重若轻的风格而已。
正如常言说的，最简单的也就是最复杂的，把复杂的事情搞简单，那时大智慧，真智慧。而真智慧，是要真功夫的，绝不是靠忽悠可以蒙混过关的，何况像尼克松基辛格这样的美国政要，也不是等闲之辈，不是能随便可忽悠的。
李克勤《毛泽东挥洒自如给尼看松题词》
（八五）毛泽东为何保留尼克松名片和酒杯
诗曰：        千里送名片，书房谈建交。
纵横捭阖论，高手对高招。
尼克松访华时，向毛泽东赠送了一批厚重国礼，还有以他私人名义赠送了象征和平的瓷制天鹅和水晶玻璃花瓶。这些礼品，毛泽东都欣然接受，但事后都上交国库，唯独保留尼克松的签名名片和宴会用高脚玻璃酒杯。早在1970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就流露出对共和党和尼克松总统的赞赏之意。
1972年2月，美国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访华时，向毛泽东赠送了一批厚重国礼，还有以他私人名义赠送了象征和平的瓷制天鹅和水晶玻璃花瓶。这些礼品，毛泽东都欣然接受，但事后都上交国库，唯独保留尼克松的签名名片和宴会用高脚玻璃酒杯。
名片质地为硬纸片，长10厘米，宽5.5厘米，镶嵌在无缝无色透明有机玻璃长方体中，名片上部有美国国徽图案，下部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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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签名。有机玻璃内侧背面左边为英文印刷体，右边为中文雕刻手体“纪念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七二年二月”。名片装在黄色金箔纸盒中。这张名片是2月21日，两人会见握手之后，尼克松亲手递上送毛泽东的。据说，毛泽东很是喜欢，他放在手心里把玩良久，面部表情陷入沉思。
高脚玻璃酒杯质地为无色透明玻璃，杯外壁有美国国徽图案，
杯底有“LENOX U•S•A”字样，上有尼克松的亲笔签名。2月25日晚，尼克松在人民大会堂用从美国带来的白宫专用餐具举行告
别答谢宴会。毛泽东由于身体的原因没能出席。尼克松感到有些惋惜，便在宴会上当场将这个高脚玻璃酒杯签上自己的名字后，托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英语翻译唐闻生捎带赠给毛泽东。据唐闻生回忆，主席接过这个杯子，仔细端详，爱不释手。
这两样物件作为礼品显得有些特别。一是名片的制作方式特别，用厚厚的有机玻璃压制而成；二是名片和有机玻璃上所有的文字包括尼克松本人的签名都是封在玻璃里面，整个名片显得整凑、精致，甚至奢华，且刻上了纪念字样，显然是一件有备而来的特制物件。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在交往中还没有赠送名片的方式，在毛泽东看来，应该也是一件新鲜事，名片又做成这个样子，更是让人觉得奇特了；三是玻璃酒杯是作为宴请用物，在这里却可以当作礼物相赠，也算是一件稀奇事。还有，在那么多的礼物当中，毛泽东为何单单只保留这两件看似很不值钱的东西？人们有些疑惑。
其实，这两件看似不起眼的礼物，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两国元首对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这两件礼物，也从细微处见证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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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巨人那种相互敬佩的惺惺相惜之情谊。
 早在1970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就流露出对共和党和尼克松总统的赞赏之意。这次正式见面后，两人好像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握手时间长达1分钟之久。会谈表面是谈哲学问题，有点高手华山论剑的味道，实质是围绕中美苏三国关系而展开的。主席纵横捭阖幽默风趣，显得含蓄高深，尼克松则直接而明白，反复阐述其关心的问题，显然也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但是不管怎
样，两人的观点都求同存异，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相互敬重溢于言表，显然，双方对对方顶着国内巨大的压力促成这次会见，
都心存理解，心生敬意。
会谈开始，尼克松开口第一句话就是“主席的著作改变了这个世界”，赞赏“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确实，为了这次访华，尼克松专门阅读了大量毛主席诗词和部分哲学著作，他在当天晚上周恩来欢迎他的宴会上祝酒时，特地加入了一句原讲话稿事先没有准备的毛主席的一句诗词，说：“毛主席说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充分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意。
 毛泽东则很谦虚，对尼克松说，“你的书，《六次危机》写得不错。”还说“你竞选时我投了你一票”。赞赏尼克松总统上台后对中美关系改善做了许多有益的事。当尼克松详细阐述到中美两国虽然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但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并说到他与毛泽东具有共同的家庭出身和人民情结时，毛泽东深表赞同，并极为幽默地对尼克松说：我们天天说“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到帝、修、反”，但“就你个人来说，可能不在打倒之列”。毛泽东显然也是将尼克松当成了难得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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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2月21日至29日，尼克松夫妇再次访华。毛泽东仍按接待“总统”的规格会见了他。毛泽东不顾重病，与这位老友长谈达1小时40分钟。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一位前外国元首了。仅仅半年之后，毛泽东溘然长逝。尼克松为之洒泪。他于9月9日当天发表声明说：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客观现实有深刻的了解。中美两国自1972年起所建立的新关系应当归功于他的这种高瞻远瞩。
今天人们看到这张名片和酒杯，会想起正是因为两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从人民最高利益出发的友善，才最后达成了《上海
公报》，促成了两国关系的改善，它们是这一历史事件的特殊见证物，让人感到格外珍贵。
（ 湖南省《新湘评论》2010年第15期）

（八六）毛泽东发明的英文单词
诗曰：     书房主客议修辞，中美双方共识之。
专用名称纸老虎，成为英语创新词
1973年2月17日晚11点半，毛泽东会见基辛格。谈话中，基辛格问：“主席现在正学英文吗？”毛泽东予以否定：“我听外面传说我在学英文，都是谣言，我连听都不想听，我认识几个英文字母，但不懂文法。”基辛格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单词。”对此毛泽东爽快地承认了：“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paper-tiger。”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就是我们。”宾主都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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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个英文单词“纸老虎”，还是很有来头和风趣的。那是1939年，斯诺第二次访问延安，把一本有他亲笔签名的著作《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回了一张便条，上面只有一句话：“三块肉喂你马吃”。斯诺一头雾水，在下方打了个问号。待读过一遍，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英语“Thank you very much（非常感谢）”的中文音译。斯诺禁不住
被毛泽东这一幽默诙谐的“创举”逗得大笑不止，然后再问号的后面继续打了两个感叹号，又大笑起来……　抗战胜利后，国民
党好战分子有美国撑腰都武装到牙齿上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没有被“威慑”住。1946年8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半山坡平台上的一个小石桌旁，会见了美国女记者斯特朗。他谈笑风生，纵论天下。交谈中，毛泽东把身子向后一仰，开怀地得出结论：“美国反动派是……”他停顿了一下，显然是在找合适的词，“纸老虎。”因为英语里没有相对应之词，翻译只好将它译成了“scarecrow（稻草人）”。毛泽东让翻译停下来，要斯特朗解释“scarecrow”是什么意思。斯特朗回答说，那是用稻草扎成的人形，农民把它竖到田里来吓唬乌鸦。毛泽东立即表示这样译不好，这不是他的意思。他说，纸老虎并不是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它看起来像一只凶猛的野兽，但实际上是纸糊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
于是，由“纸（paper）”和“老虎（tiger）”这两个单词组合，临时造出的一个英语中没有的复合词“paper-tiger”就出现了，这实际上是直译。毛泽东高兴地笑了，用带着浓重湖南腔的英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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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几遍：“拍拍-太根儿！拍拍-太根儿！”“paper-tiger”后来便随着毛泽东的著名论断，在全世界广泛流传了，它也成了毛泽东最喜欢说的一个英语单词。
哈哈，毛泽东说：斯诺，“三块肉喂你马吃！”；美国，“拍拍-太根儿！”
1975年10月21日晚6点半，毛泽东在书房接见了基辛格和
布什。基辛格关心地询问82岁高龄的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毛泽东说：“一句话，我的身体状况不好。”然后又笑着补充说：“我是为
来访者准备的一件陈列品。”他继续泰然自若地说：“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请柬。”毛泽东说完，衰老而且有些浮肿的脸上迟缓地透出一些笑意来。基辛格笑着答道：“不要急于接受。”由于不能连贯说话，毛泽东便在一张纸上费力地写出几个字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我接受Doctor的命令。”Doctor在英语里有“博士”、“医生”两义，这是一个双关语。后来，布什在他的自传中说，听到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说出这样的话，真令人震惊，让他不得不佩服毛泽东那少有的气度。
基辛格点了点头，然后换了话题。谈到中美关系，毛泽东说：“以前的对头，现在我们的关系是叫什么，friendship（友谊）。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握手）”毛泽东还说：“我非常重视我们之间的关系。”基辛格后来说：“中国方面说军事力量不能决定一切，中美双方有着共同的对手。”毛泽东用英语回答“Yes（是）”，并且写在了纸上。基辛格马上说“我看主席学习英文大有进步”，并要求毛泽东把这个字条送给他，毛泽东马上爽快地答应了。这张小小的纸条，应该是毛泽东流传于世的唯一不在书上的英文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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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老年文汇报》）

（八七）毛泽东的小国外交
诗曰：        国小人非小，外交算一票。
非洲小国家，友好又抬轿。
毛泽东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件事，一直看得很重。他对身边工作人员多次说过：“联合国，我们总有一天可以进去。”
“世界不能始终让美、苏两国霸占下去，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也得算数。”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到研究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上。他广泛收集国际上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反映，认真阅读新华通讯社所编的每天两本的《参考资料》，或者要工作人员把有关消息读给他听，还要看大量文件、电报。那时，局势仍不明朗，不少人对联合国这次能否通过这项决议抱着怀疑的态度。毛泽东说：“看问题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要看实质。”接近联合国投票时，他说：“我们就算有十亿人口，在联合国也只是一张票，一个小国也是一张票，我奉劝你不要看不起小国。”当得知联合国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时，毛泽东很高兴，说：“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网友高卧故园《毛泽东的小国外交》）

（八八）毛泽东运筹帷幄的最后一仗:西沙保卫战
诗曰：    戎马一生未卸鞍，晚年海上布兵船。
运酬帷幄雄心在，终战西沙卫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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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曾指导、指挥过许多战争。他所缔造和统帅的军队，用落后的武器装备战胜了国内外强大敌人，成为一支战无不胜、无坚不摧的人民武装。1974年，毛泽东已81岁高龄。此时尽管他身体欠佳，自嘲快要“见马克思”了，但其头脑却依然清醒、睿智，并顽强关注着国家、民族利益及领土主权的完整。这一年，在毛泽东的决策、指导下，我军在西沙海域发起了一场规
模不大但意义非凡的海上自卫反击战。这一战，不仅是中国海军舰艇部队第一次对外作战，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决策的最后一仗。
面对南越海军愈演愈烈的进犯和步步紧逼，耋耄之年的毛泽东思接千载，浮想联翩……最终，他大笔一挥，作出了一生中最后一次战争决策。
最近，中央军委在呈送的报告中多次提到：在中国南海地区，一些周边国家正对我国所属岛屿虎视眈眈，有的国家还先后秘密派遣人员和船只登上岛礁，进行测量、勘探和伪造领属标志……
毛泽东慢慢地吸着烟。他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和地理知识，不必借助任何资料，便熟知中国南海的一切。但为更加形象和直观起见，他还是招呼秘书找张中国南海的区域图来。随后他从沙发上站起身，在书房里踱起步，喃喃自语道：“要拿出点办法出来……”
不一会，秘书走了进来：“主席，您要的地图拿来了！”
“哦，放到桌子上吧!”毛泽东示意道。
秘书放下地图退了出去。许久，毛泽东的思绪才得以平静。接着，他走到桌前，展开地图，仔细地看了起来……
“岁月如梭”。从那时起，两年时间过去了，毛泽东不断接到中央军委送来的有关南海地区局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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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月的一天。北京，寒气逼人。上午10点钟，毛泽东尚未起床。昨晚他又工作了整整一个通宵。此时，一份报告被小心翼翼地摆上了他的案头。
这份报告，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签送的。报告指出：近一个时期以来，南越军队在西沙永乐群岛海域侵犯我国主权的事件愈演愈烈……同时，针对南越军队的入侵
行径，报告提出了应当采取的对策，即通过加强巡逻及其它相应军事措施，保卫西沙群岛！
毛泽东起床后，看过这份报告，陷入深深的回忆和思考中……
他对西沙群岛的情况太熟悉了！对近些年来南越军队在西沙一带的动向更是了如指掌——
中国南海诸岛，共有岛、礁、沙滩200多个，分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大群岛。
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约330公里处，由宣德、永乐两个岛群和其他岛礁组成，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其中，宣德群岛由永兴、赵述和石岛、东岛、北岛及南岛组成，永兴岛面积最大（约1.85平方公里），是西沙的主岛。永乐群岛由甘泉、珊瑚、金银、琛航和晋卿等岛屿组成。这里不仅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海上交通必经之地，也是通向非洲、欧洲和大洋洲的重要航道。这些岛屿自然资源极其丰富，不仅盛产海参、海龟、燕窝、梅藻及其他各种鱼类，是中国的优良渔港；而且还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矿物资源，有“第二个波斯湾”之称。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西沙群岛和其他三大岛屿一样，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开发和经营的。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我国造船技术就已达到一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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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汉武帝时，便发现了西沙和南沙两大群岛，尔后便开始在这里开发经营。宋代时，我国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使船舶能横跨大洋，从此开始了对这两个群岛的有效管辖。明代时，从1405年（永乐三年）到1433年（宣德八年），大航海家郑和曾率数万人“七下西洋”，并在这两大群岛上竖旗立石，一一命名。现在西沙群岛的“永乐”、“宣德”，就是那时命名的。 郑和遍历西沙群岛，
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了几十年。至于伽马发现好望角，麦哲伦绕地球航行，那更是以后的事了。因此，“西沙自古属中国”。我国
劳动人民曾世世代代在那里捕捞、创业，留下了许多名胜古迹。只是到了近代，西方列强屡屡从海上践踏中华文明，使中国一度呈现出“有海无防”状态，“二战”前西沙曾被日、法帝国主义侵占，但战后即已归还中国。中国人民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西沙的主权。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多次发表庄严声明，一再表明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西沙和其他三个群岛均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和立场，不仅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和接受，而且得到包括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承认。1974年，越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学校九年级地理教材，明确写道：“……从南沙、西沙各岛到海南岛、台湾岛、澎湖列岛、舟山群岛……这些岛屿呈弓形状，构成了保卫中国大陆的一座‘长城’。”书中地图清楚标明，西沙、南沙等岛屿都是属于中国领土。
然而，南越当局却无视这些历史事实。自“越南战争”爆发不久，即50年代后期起，便在美国支持和纵容下开始对我提出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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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要求，并先后派军队侵入我国西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在岛上竖起所谓“主权碑”。但在我国政府多次严正声明、严厉警告和世界公正舆论的压力下，南越军队不得不一度从它非法占领的甘泉、琛航、金银三岛撤了出去（只在珊瑚岛上滞留了一个排的兵力）。同时，从1959年3月17日起，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海军舰艇部队开赴西沙海域，开始对西沙群岛执行巡逻任务。
1973年，“越南战争”进入尾声，此时美国急于从越战“泥
沼”中脱身。但南越当局为了拖住美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不断加紧在我南海海域屡屡制造事端。据统计，至这年8月底，
南越军队已悍然侵占我南沙和西沙群岛中的6个岛屿。同年冬，南越军舰还接连在我西沙海域野蛮撞毁我国渔船，抓捕我国渔民，并严刑逼供，强迫他们承认西沙群岛是南越领土。中国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采取先礼后兵、后发制人的方针。1974年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奉命发表声明，对南越的侵略暴行提出严正警告，重申中国对西沙、南沙、中沙和东沙群岛具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但南越当局却置我国政府严正声明于不顾，且变本加厉，并于1月15日，先后派出海军驱逐舰“陈庆瑜”号、“陈平重”号、“李常杰”号和护航舰“怒涛”号，再此侵入我西沙永乐群岛海域，继续对我从事生产作业的南海渔业公司402号、407号渔船进行疯狂挑衅，并向飘着中国国旗的甘泉岛开炮射击，打死打伤中国渔民和民兵多人。17日上午，南越军队又悍然侵占了我西沙群岛的金银岛，下午进一步强占了甘泉岛，并公然取下了中国国旗！南越当局的意图十分明显，即企图以在西沙群岛事实上的军事存在，迫使中国政府作出让步，以实现其非法的领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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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中国政府做出何种反应，对于遏制南越当局及我国周边国家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乃至世界局势的稳定，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想到这些，毛泽东拿起笔，在周恩来、叶剑英呈送的报告上郑重批下两个字：同意！并自语道：“看来，不打一仗，不足于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恩来、剑英的意见很对！……”
毛泽东决策作出后，周恩来等军委领导立即开始制定作战方
案，调动和部署兵力，一场捍卫祖国尊严和神圣领土主权的正义之战，悄然拉开帷幕……
面对南越军队挑衅行动的步步升级，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1月17日当天，正在中国南海海域执行巡逻任务的我南海舰队的舰艇部队，便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协同海南军区派出的武装民兵一道，进驻到西沙群岛的晋卿、琛航和广金三岛。
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也开始紧张忙碌起来：首先他亲自打电话给作战部，详细询问了西沙群岛情况和有无构筑工事的条件；随后又亲笔修改作战部代军委起草的、批复广州军区关于调动使用兵力的方案。
当日20时，在毛泽东委托、支持下，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西沙群岛问题会议，对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作了充分估计。深夜，周恩来又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并提议中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由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和处理军委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稍后，他便与王洪文一起联名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再次表示同意。
此时，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我广州军区也迅速做出相应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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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一方面“派南海舰队广州基地扫雷舰队10大队396、389号舰和榆林基地猎潜艇73大队271、274号艇，进至西沙永乐群岛附近海域执行巡逻任务，并派4个武装民兵排分别进驻晋卿、琛航、广金三岛”的同时，另一方面“再派猎潜艇第74大队281、282号艇驶抵西沙永兴岛附近执行支援任务；同时命令我南海舰队航空兵22团派两架飞机，在永乐群岛上空侦察巡逻，并命令军区空军再派一部分兵力进行增援。”就这样，一场捍卫祖国尊严、
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主权不受侵犯的正义之战，悄然地拉开帷幕……
为了打好这一仗，周恩来向有关各方及时传达了经毛泽东同意的政治局会议决定。19日凌晨，周恩来告诉叶剑英召集军事五人小组（后又增加苏振华），研究商讨西沙群岛具体作战方案，部署自卫反击事项。随后，他又电话告诉总参谋部：“西沙情况发展很快，恐怕今天就有可能打起来，因此经中央研究决定：由叶剑英、邓小平、王洪文、张春桥、陈锡联、苏振华等六人组成领导小组，代表党中央处理西沙作战问题，由叶剑英、邓小平同志负总责。”
当日上午，叶、邓等领导小组成员即来到作战部，直接部署和指挥打击南越入侵军舰的军事行动……
这场中国海军舰艇部队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同异国海军的战斗，注定在1974年1月19日这一天爆发！
这天一清早，南越海军同以往蓄谋已久的安排一样，不顾中国政府多次严正声明和警告，派出三艘驱逐舰和一艘护卫舰，再次驶入我西沙永乐岛海域。其中，“李常杰”号驱逐舰和“怒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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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护航舰，从广金岛以北海面向我海军舰艇部队接近；“陈庆瑜”号、“陈平重”号两艘驱逐舰，则从羚羊礁以南的外海向我琛航、广金两岛靠近。接着他们便蛮横地对我国在此海域从事正常作业的渔民进行武装威胁，并按前几次的挑衅方式，首先向我渔船、渔民和民兵开枪开炮，再次造成我人员伤亡。
针对南越海军新的挑衅，我海军南海舰队迅速命令396、389号两艘扫雷舰进至广金岛西北海面，拦截“李常杰”号和“怒涛”号舰；命令271、274、281和389号四艘猎潜舰进至广金岛东南
海面，监视“陈庆瑜”号、“陈平重”号两舰。刹时间，西沙海域风云际会，战斗一触即发！
此时，整个战场的形势明显是敌强我弱。从装备上看，南越海军3艘驱逐舰和1艘护航舰，最大的1770吨，最小的也有650吨，总吨位达6000多吨，同时舰上还装有127毫米以下口径的火炮50门。而我舰艇编队的4艘舰艇，最大的才570吨，比对方最小的还少80吨，小的却只有300吨，总吨位加起来仅1760吨，还不如对方最大一艘舰船的吨位大，且我方4艘舰艇仅装备有85毫米口径火炮16门，其中大部分还是双管小口径火炮。而“舰坚炮大”的南越海军，此刻正处于有利的外线阵位，我方则处于被动的内线阵位。因此，南越军舰并没把我军舰艇放在眼里。尽管我方几次发出严厉警告，但他们仍然不肯退却。相反，仿佛是要考验试探中国海军官兵的胆量一般，由“李常杰”号首先开足马力，大摇大摆地昂着炮首，径直向中国海军编队冲来……
面对吨位4倍于己的对手，我南海舰队396、389号扫雷舰毫不畏惧，并勇敢地迎上前去，同时再次发出严正警告，令其马上离开中国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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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常杰”号依仗其钢板厚实，非但不转变航向，相反却用舰首径直朝我方舰队冲撞而来，致使我396号舰指挥台柱、左舷栏杆以及扫雷器等均遭严重损坏。接着，它又狂妄地从我军两舰中间横穿而过，驶向琛航、广金两岛附近，并放下4只橡皮艇，在我海军官兵众目睽睽之下，护送40余名南越军人抢滩登陆。其中，登上广金岛的南越士兵还首先向我守岛民兵开枪射击，制造了蓄谋已久的新的流血事件。我守岛民兵马上奋起自卫还击，当场即毙敌1人，伤敌3人。入侵者遭到当头棒喝，不得不被迫
撤退，连滚带爬，狼狈地逃回舰上。
直接登岛受挫后，南越海军改变了战术，试图在海战中讨回
便宜。这天10时22分，4艘南越军舰在占据有利外线阵位后，突然一齐向我海军编队4艘舰艇发起猛烈炮击，致使我海军舰艇在其密集的炮火下接连中弹，再次造成人员伤亡。
根据敌我双方装备情况和战场态势，我编队指挥果断命令采用近战手段与敌厮杀。接到命令，我两个舰艇编队开始高速向目标接近：猎潜艇73大队271、274号艇分别攻击“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两舰；396、389号则分别攻击“李常杰”号和“怒涛”号两舰。
面对这种架势，南越海军立即远遁，并试图与我拉开距离，以发挥其远程火炮的威力。但我海军舰艇紧紧咬住南越军舰不放，开足马力，穷追不舍，不一会我海军舰艇便与南越舰艇“船舷相接”了。接着，只见我射速极快的小口径火炮，“嗒嗒嗒”地一齐吼叫起来……
经过13分钟激战，南越海军的阵脚被完全打乱了。“陈庆瑜”号作为南越海军指挥舰，虽几次试图以炮火优势重新夺回战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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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权，但我271、274号艇却认准目标不放松，利用敌舰火力死角，集中攻击其主炮，很快便击中了其加强台和指挥通讯设施，造成该舰通讯中断，指挥失灵，舰上军旗也被打落海中，并被迫拖着滚滚浓烟仓皇远逃。
交战中，尽管总体来说我方还谈不上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但毛泽东一贯主张的战略战术原则，在这里却得到了灵活的运用和发挥。
就在271、274号艇集中火力进攻敌指挥舰“陈庆瑜”号的同
时，我396、389号舰也正贴近“李常杰”号进行集中近射，只见敌舰舰面上频频爆炸，甲板上多处起火……就在这时，南越海军
“怒涛”号却趁机向389、396号舰偷袭而来。紧急时刻，我两艘扫雷舰立即调转炮口，对准其要害部位一阵急射，一连串的炮弹落到敌人的舱面上、弹药舱，顷刻间“怒涛”号爆炸起火。为不使受到重创的“怒涛”号逃逸，我389舰继续穷迫猛打，并向“怒涛”号逼驶而去。当389号舰在离“怒涛”号仅十余米距离时，只见战士们冲出舰舱，端起机枪和冲锋枪对准敌舰各战位一阵狂扫，同时投上去一连串的手榴弹……
南越军舰从未见到过这种海战阵势，一时慌了手脚。但慌乱还击中，敌人的一发炮弹却落在我389号舰两部主机之间，顿时389号舰舱爆炸起火。舰上官兵一面坚持战斗，一面组织人力奋力灭火。火势最终扑灭了，但我6名战士却牺牲于烈火中，其余不少人也被严重烧伤。
389号舰遭到重伤，舰体开始倾斜，航速也明显慢下来。这时，一直在外围观望的南越“李常杰”号自以为时机已到，于是掉转船头直向我389号舰奔袭而来。此时，舰上的炮弹已经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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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长肖德万见状，当即命令装好仅有的深水炸弹，等敌舰靠近再予以沉重回击。恰在这时，我396号舰赶来支援。“李常杰”号见势不妙，怕遭我两舰夹击，于是急忙掉头，逃往外海。
眼见“李常杰”号仓皇逃跑，“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也无心再战，于是分别朝西北、东南方向落荒而去。但“怒涛”号因伤势严重，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这时，只见我281号艇从有利位置处全速向“怒涛”号接近，并仍以“贴身”战术靠近敌舰，接着用10条炮管一齐向“怒涛”号猛轰，致使该舰再次中弹起火，
并于14时52分爆炸，沉没在羚羊礁以南海域。至此，西沙海战首战获胜！
一直坐镇作战部指挥的叶剑英，听到前线传来海战胜利和“怒涛”号被击沉的消息，兴奋不已，连声说：“打得好！打得好！”邓小平也捻熄手中香烟，平静地说：“我们该吃饭了吧。”接着，叶剑英迅速指示作战部马上将战况整理成简报，由他亲自签名向毛泽东报告，随后才谈笑风生地与邓小平等一起走出作战指挥部，向餐厅走去。
经报毛泽东同意，叶、邓决定扩大战果，收复珊瑚、甘泉、金银三岛。从此，中国海军大步走向南海，为保卫和收复祖国神圣的南海诸岛，迈出了坚实步伐
“1．19”海战的胜利，是在中国海军处于绝对劣势的条件下，完全依靠我军官兵的牺牲精神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而取得的。因此，海战结束后南越当局极力掩饰他们的失败，并在“怒涛”号击沉当天制造了一系列骇人“新闻”，称中国海军在海战中派出了实力强大的“科马尔级驱逐舰”，并在交战中使用了“冥河式导弹”，妄图以此蒙骗世界舆论，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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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狠狠教训南越侵略者，收回被其占领的我国西沙诸岛，捍卫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经报毛泽东同意，叶剑英、邓小平等研究决定：继续扩大战果，立即发起登陆作战，从南越手中收复珊瑚、甘泉、金银三岛。19日下午，我广州军区便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对这次登陆作战作出如下部署，即：由榆林要塞派出守备10团3个连队、1个两栖侦察队和部分加强分队与民兵，共计500余人，分乘海军舰艇和南海渔业公司的渔轮出发，首先集中兵力攻打位于珊瑚、金银两岛之间没有坚固工事的甘泉岛；然后再向
工事坚固、兵力较多的珊瑚岛发起进攻；最后攻取金银岛。与此同时，组织和部署海上力量随时打击南越军队增援永乐群岛的海
军舰只。
这次登陆作战，于19日当天即部署完毕。20日上午9时35分，我登陆作战部队和民兵等，便按既定计划发起了收复三岛的登陆战！
此时，失去海军支援的南越军队，实际上已经根本无力抵抗，早已成了瓮中之鳖。因此，仅仅经过10余分钟的战斗，甘泉岛上的敌人便纷纷缴械投降了。
随后，我登陆部队和民兵开始兵分三路包抄珊瑚岛。不曾想，珊瑚岛上的敌人也仅仅在我军发起冲击前抵抗了一下，待我登陆部队一占领滩头阵地，守岛敌人便即刻放弃抵抗，四处逃窜、藏身。有的躲进草丛和树林，瑟瑟发抖；有的脱掉裤子，然后用刺刀挑起白裤衩从碉堡里走出来，举手投降……而这时，占据我金银岛的南越军队也因畏惧被歼，早已随舰逃跑。因此，我军登陆作战旗开得胜，前前后后仅仅用了4个小时时间（实际战斗加起来不超过20分钟），我军便顺利收复了珊瑚、甘泉、金银三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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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五星红旗再次插上了三岛的最高处。
在这次中国军民誓死保卫西沙群岛的壮烈海战中，处于劣势装备的中国海军，共取得击沉南越海军护航舰1艘、击伤驱逐舰3艘，毙伤其“怒涛”号舰长及以下官兵100余人的战绩。同时，在收复甘泉、珊瑚、金银3岛的登陆作战中，中国军队和民兵还生俘南越军队范文鸿少校以下官兵48人，并使美国驻南越岘港领事馆联络官科什，成了中国军民的阶下囚。
当然，为保卫西沙群岛，中国军民也付出了一定代价：中国
海军274号艇政委冯松柏等18名官兵英勇牺牲，另有67名参战人员受伤；同时，我389号舰也遭敌军重创。
1974年2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将在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中俘获的范文鸿等48名南越官兵和1名美国联络官，全部遣返。
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各国高度评价和支持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而从事的正义之战，强烈谴责南越当局侵犯中国西沙群岛的强盗行径。就连美国政府也在此前后采取了“不干涉政策”，并断然拒绝了南越当局请求美国第七舰队援助的要求。中国国民党当局同样强烈谴责了南越当局侵犯中国岛屿的非法行为，并在不久（1974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从东海舰队抽调3艘导弹护卫舰紧急南下，支援南海舰队”，毛泽东要求“直接通过台湾海峡”（以往20余年，中国舰队从东海到南海，需绕道走琉球群岛，入太平洋，过巴士海峡）之际，蒋介石亲自下令，破例向我海军舰队亮起“请通过”的信号。
（《中华国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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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他（老布什）能够成为总统”
诗曰：    一言中的奥无穷，布什果真主白宫。
乱象迷茫开慧眼，胸怀四海五洲风。
1975年10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时候，老布什作为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在场。毛主席问：“这位大使，你为什么不来见我？”老布什答：“那将非常荣幸，但我怕你太忙。”毛主席说：“我不忙，我不管国内事务，我只读国际新
闻。你一定要来见我。”当时，老布什和联络处的同事还以为这是一句客套话，后来才得知毛主席讲话从来都是算数的。他为自己
没有顺势提出会见要求而感到遗憾。为什么感到遗憾？除了一般人想到的，能和主席单独会见不容易以外，还有个特殊原因，就是毛泽东曾在基辛格他们面前，指着老布什说：“他能够成为总统。”
也许当时人们以为这是句玩笑话，结果1988年，老布什，小布什的父亲，即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 (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 大选中战胜民主党对手迈克尔•杜卡基斯入主白宫。１９８９年１月年至１９９３年１月任美国第５１届总统。
（李克勤博客）

（九0）毛泽东接人待物的特点
诗曰：    九州归一众归心，老友新朋喜上门。
私论交情公论理，为人处世性诚真。
毛泽东与同志、朋友、亲人相交，各有不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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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同志交往，除非久别重逢，毛泽东很少表现出亲热。基本是威严而不拘礼节的。不掩饰好恶，不曲折违心，言简意赅，直截了当。
对党内同志，毛泽东不搞迎客送客之类礼节。他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我曾观察过，有时国家、政府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来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他也并不起身，继续批阅文件。有时听了几句汇报，才作个手势：“坐么，坐下说。”
如果毛泽东是坐在沙发上，党内同志来了他也基本上不立起身，作个手势让同志们也坐，坐下后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闲话不多。
对于较长时间没见过的老同志，毛泽东要起身迎送握手，但是决不迈出门坎，除非他本来是站在屋子外，否则是不出屋的。对于兄弟党的同志也是如此。
记得五十年代初，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秘密来北京访问。那天上午，值班室电话铃响了。我抓起听筒，是周恩来总理打来的电话。
“主席起没起床？”周恩来问。
“没有。”我回答。
电话那边略一迟疑，又问“什么时候睡的？”
“早八点。”
“银桥，你要叫起主席。胡志明来了，有紧要事……”
我来到毛泽东卧室，叫醒他，帮他擦把脸，便跟随他来到颐年堂坐等。不到两分钟，周恩来陪胡志明边聊天边朝颐年堂走来。我在门口小声说“主席，来了。”毛泽东立起身走到门口便停下来，不再多迈一步。多迈一步，出门坎了。他等胡志明迈进门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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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臂握手。胡志明很热情，讲中国话：“身体好吗？”毛泽东点点头：“还行。你住得习惯吧？”两人就这样寒喧着来到沙发旁坐下。我便将茶水摆好。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送客到门口便停下来。胡志明由周恩来陪同离开颐年堂。
我的记忆中，1948年粟裕从前线赶到城南庄参加军事会议，毛泽东大步迎上，迎出门外，同粟裕握手。粟裕显得恭敬、激动
而又热烈。两人握手时间很长，我听到一声“……十七年了！”不知是十七年没见还是别的什么意思？毛泽东破例跨出门去迎接栗裕同志，所以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毛泽东似乎是有意约束自己，不要同某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党政军负责人发展起超出同志和战友关系的私人情谊。同志关系就是同志关系。尽量避免在同志关系上夹杂过于浓厚的个人感情。比如同周恩来，合作共事几十年，甚至毛泽东的衣食住行无时无刻不得到周恩来的直接关心和照料。毛泽东住的房间多数是周恩
来选择的。战争年代和非常时期，毛泽东所走的路周恩来常要先走一段看看是否安全，毛泽东吃的饭周恩来时时要过问。他们的情谊应该说是深厚的。每当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是信任地将大权交给周恩来。但是，我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没听他对周恩来说过一句超出同志关系的私人感情的话。
这一切，与我们党的历史和现状不无关系。长期武装斗争，各解放区彼此隔绝，不得不各自独立作战，求生存求发展，“山头”不少。正如毛泽东所言：“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是全党的领袖，自己不该有亲疏，也不能让其他同志感觉有亲疏。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在党内同志中没有过多过深的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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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来，又免不了生出另一种情况：许多同志，甚至是相当高级的领导干部，见到毛泽东之后都是严肃恭敬，甚至表现出紧张、拘谨，不能畅所欲言。随着毛泽东威望的日益提高，这种状况也变得更加严重。我个人以为，这是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形成某种程度的“家长制”、“一言堂”的根源之一。
彭德怀和陈毅是比较突出的两个例外。
彭德怀与毛泽东相交，带了浓厚的朋友味道。说话举止真诚、
随便、粗豪。敢笑敢吵敢骂。转战陕北时，全党早已叫惯了“毛主席”，唯独彭德怀偶尔还要直呼一声“老毛”。他大概是党内改口最晚的一位。他与毛泽东谈话常常手势翻飞，声震屋宇，打机
关枪一样。于是，毛泽东也谈兴勃发，眉飞色舞，完全是老朋友“侃大山”的气氛。就是现在年轻人习惯说的那种“侃大山”。这种情况持续到庐山会议，彭德怀在山上最后两次“骂娘”。庐山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再见毛泽东就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拘谨了。
陈毅另有一番特色，每次见到毛泽东，常常脚后跟用力一磕，立正敬礼：“报告主席，陈毅前来报到！”或者是：“主席，我来了。”毛泽东将手一挥：“坐么，坐下说。”于是，陈毅便璨然一笑，“放开了。”他一放开，毛泽东的屋子便热闹起来。他与毛泽东有诗词交往，这属于私交。在党内与毛泽东建立起深厚私交情谊的，大概也只有陈老总了。他又生性豪放，嗓门粗大，带有诗人那种
特有的冲动和热烈的气质，说到高兴处真是手舞足蹈，并且伴随着激情洋溢的哈哈大笑，特别随便，特别富于感染力。陈毅是毛泽东所喜爱的人。七十年代毛泽东只参加过一次追悼会，就是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公开社交，比如游泳，跳舞等活动，毛泽东喜欢和青年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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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而且人多热闹为好。私下交往，毛泽东喜欢与老人，特别是被人们称之为“老古董”的保守色彩较浓的从旧时代过来的人打交道。他尤其器重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
在私交中，毛泽东是论情论礼，很讲“朋友义气”的。刚进城时，毛泽东就让周恩来陪同，登门拜访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和陈叔通等。毛泽东对党内同志迎送不出屋门，对于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先
生，不但迎送出门，而且亲自搀扶他们上下车，上下台阶，与他
们携手搭肩漫步。
毛泽东与党内同志除工作关系，基本无来往。只有陈毅是例
外，有诗词交往。毛泽东与许多党外民主人士却是私人友情深厚、交往甚频，而工作往来不多。
毛泽东与章士钊书信往来不少。有次，毛泽东看罢章士钊来信，手指尖在桌上轻轻敲两下，转向我吩咐：“你赶紧上街，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
当时已是晚上七八点钟。我匆匆赶到街上，跑了几家副食店，总算买到了鸡，送到章士钊家里。记得老先生是住一个四合院，房子不怎么样，够破烂。我拎着两只鸡说：“主席送你两只鸡。”章士钊连连点头：“谢谢，谢谢。”我说：“主席看到你的信了。”他举举那两只鸡：“知道了，这是回话。主席身体怎么样？”我说：“很好。”
我有些纳闷，两只鸡怎么是回话？章土钊的信上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当然无法猜到。回来向毛泽东学舌一遍，毛泽东笑而不语，留给我一个终生猜不透的谜。
这是1955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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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年，何香凝画了一只立虎，用玻璃框框着，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将画靠墙立住，反复欣赏，象是琢磨什么。良久，对我吩咐一声：“是了，这只虎应该放东屋。”
我照办了，却始终不明白为何要放东屋。
毛泽东有躺靠床栏办公的习惯。宋庆龄送给毛泽东一只长枕头，很大，但又不是双人枕头。花条纹，没套子，很软和，是鸭绒的。由宋庆龄的卫士长隋学芳交给我。毛泽东习惯了荞麦皮枕
头，享受不了鸭绒枕头，摆了一段时间便收入储藏室了。
1959年，毛泽东不再任共和国主席职务，退居二线。象是要陶冶性情，休息时便练练书法。这段时间与民主人士的往来更多，
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借来看，说好借一个月。那一个月，毛泽东工作一停便翻开来看，爱不释手。我去倒茶时，常见他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他不是照着摹仿，而是取其所长，取其神韵，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练到兴头上，吃饭也叫不应。
大约是真迹太珍贵，黄炎培很不放心，借出一星期便频频打电话询问。电话打到值班室，问主席看完没看完？什么时候还？  卫士尹荆山借倒茶机会，向毛泽东报告“主席，黄炎培那边又来电话了。”
“嗯？”毛泽东掀起眼皮，淡淡的眉毛开始收拢。
“他们……又催呢。”
“怎么也学会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给他数着呢！”毛泽东将手中烟嘴摔到桌上。当时赫鲁晓夫正在逼债，黄炎培有凑热闹之嫌。
“主席，他们，他们不是催要，是问问。就是问问主席还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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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看？”
“我看！”毛泽东喝口茶，重新拿起烟嘴，语气转缓和些“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们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可是，黄炎培又来电话了，电话一直打到毛泽东那里。先谈些别的事，末了还是问那本真迹。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那边的回答不得而知。
小尹挖苦：“真有点小家子气。”
我说：“跟主席讨债似的，没深浅。”
毛泽东听了，却愠色全消，换上微笑。说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
到了一个月，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夹好，交卫士小尹：“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尹荆山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
毛泽东摆摆手，“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毛泽东对于亲属故旧，更是坚持“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原则。
那是建国不久，记得是1950年春，毛泽东即对儿子说：“岸英，你回家一趟，代我给你母亲扫墓。带些东西，代我为老太太上寿。你妈妈是个很贤慧的人，又很有气魄。对我帮助很大。她的父亲杨老先生是个进步人士，对我资助不少……”毛泽东停了片刻，眼睛有些湿润，嘶哑地喃喃一声“我很怀念……”
毛泽东长期地、经常地从自己工资和稿费中拿钱来赡养杨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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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资助生活困难的亲友。但是，又绝不恩赐任何亲友以金饭碗。建国之初，亲友们都抱了很大奢望给他写信，几十封不止。他的回信是很感人的。他给杨开智的回信说：“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他给青少年时的同窗好友毛森品的信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
毛泽东所做诗词《蝶恋花》尽人皆知。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便将他与杨开慧、柳直荀及李淑一的特殊关系深厚情谊全部表达出来。江青曾为这首词大动肝火，毛泽东当我面说江青“小
资产阶级尾巴没割尽。刀子嘴，是非窝。”江青为此一连几天不同毛泽东说一句话。毛泽东与李淑一从建国后未断通信，这样深的关系，可是，当李淑一请毛泽东为她说句话，要到北京学习时，毛泽东却没有说。他对谁也不改“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原则。公私一定分明。我跟随毛泽东十五年，未见他替一位至亲故旧向公家要特殊，却不止一次见他对至亲故旧做出特殊举动：湖南农村一位老太太，是毛泽东家乡的老人，来向毛泽东反映乡里的事情。毛泽东一改待客传统，亲自搀扶老太太上台阶，下台阶；搀扶老太太坐，搀扶老太太起。走台阶时，毛泽东象孝子一般双手扶着老太太嘱咐“慢点，慢点，老人家慢慢走。”这位老太太依靠着毛泽东，与毛泽东用同样的节奏喃喃着：“慢点，慢点，我老了，腿脚不行了。”
老太太对于所享受的这份殊荣，毫不受宠若惊，却是受之泰然，理所应当一般！那情景，我至今清晰在目。
就我十几年观察而言，毛泽东还是在与我们这些“身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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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相处时，最能表现出是普通人。
五十年代初，毛泽东有次准备接见外宾。是一位友好国家的新任大使来递交国书。那时递交国书不象现在，递上即可。那时大使要先宣读，国家主席毛泽东要站着听。宣读完国书再递上，很隆重。
隆重自然礼仪多，毛泽东接见前必须先剃须整容。理发员王惠已经上岁数，光头，白须飘然，面孔清癯，极象电影《少林寺》
里的老方丈。只是多戴一副大花镜。他剃了一辈子头，除了再剃几年头，大概不会生出什么其他非分的奢望。
王惠戴了花镜视力也不济，总是歪侧着头，伸长脖子，眯缝
着两条细长眼左瞧右瞧。那把剃刀难得一挥。他左手按着毛泽东头顶，侧脸歪头瞄啊瞄，右手慢慢伸出，剃刀停在毛泽东鬓发下沿，象在威胁领袖似的。就那么刀架头上半天不动，连我们都有些忍不住了，才“刷”一下。
毛泽东看一眼手表，说“你得快点。”
“别着急，别着急呀。”王惠象一切上了年纪的人那样唠叨着，换个位置，刀又架到毛泽东头上，在脸鬓另一侧比量着，握刀的手颤个不停，好半天又“刷”了一下。接着退后一步，欣赏什么杰作一样端详个没完。
“哎呀，王师傅，你快一点好么？”毛泽东开始烦躁，欠一欠屁股，却被王惠从头顶上按住了。仍然慢声细气说：“叫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不误你去就行么。”
好不容易刮完脸，毛泽东以手拂面，大概是出汗了，便抬屁股想起身，却被王惠及时又按住头：“怎么不听话呢？我叫你不要着急，不会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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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你快一点！”毛泽东哭笑不得。
“沉住气，听我的，给你刮干净再去。”王惠说着，居然拿手在毛泽东后脑勺上拍了两下，拍孩子一样随随便便！我们在场的卫士，让这位老先生拍得目瞪口呆！
毛泽东没有发脾气，只无可奈何地叹口长气，王惠得意似地，边为毛泽东刮后颈，边絮絮叨叨“教训”毛泽东：“你是国家主席，主席要有主席的样子。啊，又是我的手艺，剃不好人家会说王惠
不行，王惠也不光彩么……”。
在我印象中，王惠是唯一在毛泽东面前富于自尊，从内心到言谈举止都一贯将自己放在与领袖完全平等的政治地位上的伟大
而普通的人物！
（李银桥《毛泽东生活实录》）

（九一）毛泽东为什么一再高看“当代白起”粟裕将军？
诗曰：    星火燎原起井冈，朱毛麾下将中王。
能征善战谁能比，淮海鏊兵见短长。
粟裕大将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革命家。他不是元帅，却是毛泽东极为倚重的方面军统帅，屡屡被委以征战重任，堪称与蒋介石争天下的“杀手锏”,被誉为“当代白起”。连国民党悍将胡琏晚年都由衷感叹：“土木不及一粟”。
据杨尚昆回忆，在七战七捷之后，毛泽东就称赞粟裕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而且对一些重要战役，“毛主席常说，发电报征求一下粟裕的意见”。 1949年9月3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毛泽东回身拉上朱德，又越过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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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党政领导，拉上了粟裕，加上贺龙一起为纪念碑铲土。1961年9月，毛主席接见蒙哥马利元帅。蒙哥马利称赞毛主席是高明的军事家，用兵如神，特别是淮海战役不可思议。毛主席很谦虚地说：“在我的战友中，有一个最会带兵打仗的人，这个人叫粟裕，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他也是我们湖南人。”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划时代的伟大人物，被世界称为“巨人
中的巨人”，他如此倚重粟裕，可见粟裕的优秀和卓越。毛泽东为啥一再“高看”粟裕？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五大原因：
一是“谋略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古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远谋自有深韬略”。粟裕同志堪称这样的人物。
他长期在一线指挥作战，善于独立思考，讲真理不讲面子，时常犯言直谏，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解放战争初期，粟裕对党中央提出南线我军外线出击和华野一兵团跃进江南的战略方针提出异议，斗胆直陈，请求留在江北打大歼灭战，最终打出了七战七捷、豫东战役和后来的淮海战役。令人钦佩的是，当时粟裕同志提出异议的两个战略方针，都是在战局转变的关键时刻，而且都是由毛泽东亲自提出，五大书记一致同意，战区主要指挥员一致拥护的，已经转变为作战指令下达。在这样的情况下，粟裕同志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没有缜密独到的战略思想，没有力排众议、坚持真理的恢宏气魄是做不到的。
二是“歼敌多”，摧枯拉朽，所向披靡。解放战争初期，粟裕在苏中七战七捷，威名大震。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会兵后，毛泽东明示：“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粟裕不辱使命，相继成功指挥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沙土集等战役。1948年5月，粟裕被任命为华野代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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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政委，实际上成为华东战区最高指挥员独当一面，旋即又指挥了豫东和济南战役。之后的淮海战役则是粟裕的巅峰之作。据军史资料，在解放战争中，第三野军共歼灭国民党军245余万人，而同期林彪领导的第四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为180余万人。
三是“担重任”，不避艰险，上演活剧。在解放战争中，陈、粟麾下的华野，面对的敌人数量最多，装备最为精良，战斗力最
强。粟裕不避艰险，勇当大任，纵横驰骋，精心运筹，不断寻找、创造战机，上演了一幕幕让人叹为观止的活剧。1947年，蒋介石对我山东根据地和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双方在孟良崮展开争夺战，华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全歼国民党军“王牌中的王牌”
整编74师3万余人。后来毛泽东曾对粟裕说：“孟良崮一役，全歼74师，击毙敌酋张灵甫，有两个人没想到，一个是蒋介石，第二个就是我。”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是我军最困难的一年，据当时延安总部公布的战绩统计，1946年7月到1947年7月，解放军全军歼敌正规军46个完整师，其中华东歼灭了29个，占63%。
四是“风节高”,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粟裕只讲贡献，不思索取，两让司令，一辞元帅，堪称共产党人当之无愧的楷模。在1955年授衔讨论到粟裕军衔问题时，毛泽东不仅要给粟裕授元帅衔，而且给予了粟裕极高的评价。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周恩来说：“可是粟裕已经请求辞帅呢？”毛泽东还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帅，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让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么！”周恩来也说：“粟裕二让司令一让元帅，人才难得，大将还是要当的。”毛泽东补充说：“而且是第一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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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党性强”,忍辱负重，忠诚于党。粟裕同志坚持原则，不事迎合，直言敢谏，铁骨铮铮，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善于独立思考的工作态度，让人充满敬佩之情。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粟裕的杰出同时也使他遭受不应有的挫折。以至于１９５８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但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他始终不渝地坚信党，忠诚党的事业，不埋怨，不消沉，竭尽全力为党努力工作，为国家安全和军队建设操劳，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半世生涯戎马间，一生系得几危安。沙场百战谈笑过，际遇数番历辛艰。松苍敢向云争立，草劲
何惧疾风寒。生死沉浮寻常事，乐将宏愿付青山。”粟裕的这首诗正是他的人生写照。
陈丕显曾这样评价粟裕：“历史是无情的又是多情的，她会很快地忘却一些人，也会永远记着一些人，粟裕同志是被历史记着、并且用金字刻在史册上的人。”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无冕元帅粟裕作为战争的骄子，将注定将永垂青史，流芳千古。粟裕是党和人民的骄傲，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网友翟景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九二）君今不幸离人去，国有疑难可问谁
诗曰：    投身革命即为家，星火井冈映日华。
关内“林罗”兵百万，挥师南下到天涯。
罗荣帅1902年出生，十大元帅里比他年轻的只有林彪。他的名字取自《诗经》“桓桓于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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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读过青岛大学和武昌中山大学，读的都是土木工程，但他为了革命事业而中断了学业。1927年在毛泽东著名的井冈山“三湾改编”中，罗荣桓被任命为特务连党代表，从此成为毛泽东最信任的干部。据说荣帅枪法比较差，跟毛泽东差不多——估计两人相距50米，对射三分钟，谁也不会受伤。但在军事上罗帅还是
非常有谋略的。比如毛泽东著名的战术是“敌进我退”，罗荣桓后来在山东却大胆提出了一个“敌进我进”，成为反扫荡的典型战法。
1937年5月16日，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35岁的罗荣桓在延安与23岁的红军女干部林月琴结婚。婚前罗荣桓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说：“好呵！没有家庭就不是一个完全的革命者，你
俩结婚吧，我一定要喝这杯喜酒。”
林月琴生于安徽金寨，是15岁离家的老革命，18岁任鄂豫皖边区儿童局局长。父亲也是老党员，但在张国焘的肃反扩大化中被杀了。长征途中，林月琴当过妇女工兵营的营长，曾经三过雪山草地，实际上走了“三万五千里”。1955年第一次授衔时，林月琴是全军唯一的女大校(叶群只是上校)。在外工作出色，在家里一面生了一大串孩子，另一面则操持着十几口人的大家庭的生活，其干练、贤惠、善良，有口皆碑。2003年她以89岁高龄去世时，职位是副兵团级。
罗帅是十大元帅中的“政工元帅”，代表着政工领导在军队中的地位。他资历最浅而学历最高。毛泽东评价人，往往都是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的，唯独对罗荣桓，严严肃肃、清清楚楚地说了一个大长句：“罗荣桓的品格，用十句话概括：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同我相处这么多年，就是一个罗荣桓，还有一个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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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人们多知道罗荣桓是个卓越的政委，但很少知道他独当一面的大本事。抗日战争中，山东是中共唯一的全面控制了战略要点的省份，这全靠山东军区司令兼政委罗荣桓的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办事魄力。山东的整风运动，在罗荣桓领导下，只整风不整人，保护了所有的干部，连王若望这样的“自由化分子”都只
是进行一下批评检查。罗荣桓一针见血地说：“我们的干部，敌人早就给我们审查好了。”这般深刻的修辞，只有毛泽东林彪邓小平等几人才能说出。毛泽东感叹道：“四野的主力，三野的一半，二野的一部分，一野还动员了几万兵，都是从山东动员的。”
1963年12月16日，罗帅辞世。当晚消息送到中南海颐年
堂，老毛正在听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他让大家起立默哀。默哀毕，毛泽东说：“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天夜里，毛泽东吃了安眠药，但还是久久不能入睡，用颤抖的手写下了：“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孔庆东 《脍炙英雄》中国长安出版社）

（九三）薄一波心目中的毛泽东
诗曰：   相见延安倍感亲，终身奋斗为人民。
韶山题字疾风劲，坚信高人思想真。
1943年11月，时任太岳纵队政委的薄一波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预备会。他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就意外地被毛泽东派人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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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园谈话。他进门时，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你就是薄一波同志?
“主席，我就是。”薄一波回答。
毛泽东说：“如履薄冰，如履薄冰!”
坐下后，两人像聊天似地随意漫谈，薄一波很快就没了拘束。毛泽东从他的“薄”字姓讲了汉朝薄昭的故事，然后对薄一波说：过去对你们的活动不怎么了解。你们在白区，我们在苏区，消息被国民党封锁了。你的名字还是听刘少奇同志和彭真同志说的。接着，毛泽东又问起薄一波的经历。薄一波回答说：我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那时还是十多岁的娃娃，不懂什么。当时对马列主义没有什么认识，就凭一股热情，认定只有革命才有出路。
毛泽东笑了笑说：我们的革命，开始就是一批普通的年轻人搞起来的嘛。人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也是什么都信过，小时候还同母亲一起到南岳去拜过佛，后来才信了马克思主义。
这次薄一波与毛泽东见面，两人谈了整整八个小时，双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党的七大上，薄一波顺利当选为中央委员，属于最年轻的中央委员。后来，薄一波经常对人说：我37岁顺利地当选为中央委员，完全是毛主席的支持。
毛泽东一生喜欢读书，对中国的古典名著情有独钟。毛泽东曾对薄一波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西游记》要看到他们的坚定信仰；对于《三国演义》，毛泽东对薄一波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毛泽东的意思是说，外来的干部一定要同地方干部很好地团结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毛泽东还
说；“曹操下江南，东吴谁当统帅成了问题，结果找了个青年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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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瑜，29岁当了都督，大家不服，后来加以说服，还是由周瑜当，结果打了胜仗”。毛泽东是借这件事情说明选拔干部不能按资历，要看能力。薄一波后来深有感触地回忆说：“毛泽东对我的关怀、鼓励与帮助，让我终生难忘。”
“文革”期间，薄一波身陷囹圄，但他仍然坚信，毛泽东、党中央对他的历史是了解的，历史会做出公正的结论。造反派勒令他每天向毛泽东像鞠躬、请罪。他回答说:“我过去经常见毛主席，见面时也就是拉拉手，从来不鞠躬！”
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后，薄一波置个人荣辱于度外，坚持认为既要清理历史上“左”的错误，又要始终不渝地坚持毛泽
东思想。在社会上出现“非毛”现象时，薄一波先后写了四篇文章，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1986
年4月，薄一波参观毛泽东故居时，工作人员热情地请他题词，他沉默不语，三天后，写下一行大字：“永远按照您所诠释的思想路线前进！”
（安宝合《薄一波心目中的毛泽东》）

（九四）“为什么要听外国人的？”
诗曰：    华人曾也学洋人，亦步亦趋步后尘。
莫道老师皆好客，炮船利舰记犹新。
毛泽东一生讲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反对跟着外国人后面
爬行。在毛泽东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会有探索的失误，但是绝没有无知的盲从。在会见外宾穿制服上，他也体现出独立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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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历史照片上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外国朋友在一起谈话，不是穿国际通行的黑色礼服，而是穿他喜欢的灰色“毛式服”，周恩
来和其他领导人也是这样。毛泽东就是一位敢于打破常规，走出新路的伟人。
1973年10月与澳大利亚总理，这时，客人坐在毛泽东的左边。毛泽东就是这样不讲“惯例”，就是这样一个强者，他带领中国人民，破除了对外国人的迷信，解放了自己的思想，开创了社会主义新时代。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的1949年年底，毛泽东第一次出访到苏联。周恩来根据国际惯例，指示为毛泽东制作黑色中山装和黑色皮鞋。
但是毛泽东表示不喜欢黑色，而喜欢灰色中山装。细致的周恩来知道后，便指示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等为主席制作黑色和灰色各两套，共四套中山装礼服。毛泽东说：“做新衣服太多了，如果在西柏坡就不会做这么多。花钱不少啊！我毛泽东也开始浪费了！你们记住今后不能再做衣服了，这些衣服够我穿一辈子的了。”
1956年，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公安部长罗瑞卿看到他穿一双棕色皮鞋便说：“主席，你还是换一双黑的吧。”“为什么？”“按照国际惯例……”“为什么要按国际惯例呢？”毛泽东打断罗瑞卿的话，“我们中国人要按中国的惯例穿！” 
  1957年，毛泽应邀出席苏联第24届代表大会，穿着黑色中山装和赫鲁晓夫多次交锋，归国以后就再也不穿黑色中山装了。一次某国领导人来访，外交部礼宾司某负责人不了解毛泽东在服装颜色方面的好恶，为毛泽东又制作了一套黑色中山装，让毛泽东
试穿。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了，毛泽东非常厌恶这套黑色服装，
——302——
坚决地说：“为什么又做黑色的？我不穿！”工作人员解释，外交部礼宾司规定，按照国际惯例应该穿黑色的……
  毛泽东大声说：“为什么听外国人的？我是中国人，按中国习惯
穿。谁做黑色的谁穿，反正我是不穿！”说完扭头就走。
  1972年2月，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毛泽东穿的是大兴县一位农村老太太做的圆口布鞋。
  1950年代，北京红都时装公司特级工艺师田阿桐在为毛主席制作服装时，在中山装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改制：为体现领导人高大伟岸的形体和非凡的气度，将领型、袖型、口袋和前后身的板型都作了修订调整，使之更加大气、高贵，强化东方文化的新风貌，有些外国人称之为“毛式服”。随之，中央主要领导人如周恩来、
朱德等都穿起了这种毛式服。这也影响了后来的元帅服的造型。
  还有个小故事，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工党领袖艾德礼，工作人员见他穿着一条屁股上扎满了罗纹补丁、膝盖等处磨得发白的裤子，劝他换一条。他说：“不要紧，谁看我后面呢？再说，我就坐着不起来，怎么会现丑？”工作人员听了哭笑不得。
如何对待外国，毛泽东说：
1、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2、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3、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
4、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
——303——
国实际相结合。
5.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
教条主义。
6.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
7.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8.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
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9.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
10.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李克勤《毛泽东：为什么要听外国的？》、《论十大关系》）

（九五）香港回归
诗曰：    白手起家才自豪，子承父业有何骄。
若无高处源头水，哪有香江今日潮。
香港回归祖国已10年了，香港主权的回归是毛主席领导中国
——304——
人民所进行的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即使在香港回归的议程上，毛主席所起的决定作用也是他人所不可替代。
1974年8l岁高龄的毛主席在长沙会见英国前保守党政府首相
希思的场面时，画外音是希恩的回忆，他说：“……毛主席又对我说，‘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1997年我们要收回香港了”，希思当即代表英国保证说：“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
毛主席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到那时，我们（他指了一下周恩来）就不在了”，接着又指了一下70岁的邓小平说，“具体事情由他们年青人去办啦’。二天后，根据毛的指示，周、邓又同希思进行了具体的会谈”。1974年，希思访问中国，毛泽东说：‘97年到香港看回归啊’，周恩来说：‘我们都要来!’事实上，希思成为唯一亲眼看到的人”。
（《央视国际》2004-8-16）

（九六）国宴瘦身记：毛泽东曾批吃的没有扔掉的多
诗曰：    国宴用来待国宾，迎来送往广交人。
我们朋友遍天下，海内天涯若比邻。
吴广德：原外交部礼宾司参赞。1938年生于广东潮州，1965年外交学院毕业后进入外交部礼宾司，此后因工作调动在礼宾司
“三进三出”，在礼宾司工作的时间屡积约二十年。1994年至1998
年8月任中国驻马来西亚古晋总领事。退休后，为外交部外交笔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305——
毛主席曾批评:接待宴会，大讲排场，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
我在礼宾司任职多年，经办多起国宴。国宴是最隆重、规格最高的正式宴会。从定义上说，只有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为国家
的庆典，或国家主席或国务院总理为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华而举行的正式宴会，称国宴。国宴通常在国宾抵京当晚或次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有人跟我说很羡慕我们因这个工作能出席国宴，并且猜测国宴菜一定是“饕餮大餐”，这可真是想错了。记得我在礼宾司综合处时，看到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不是对外的，是我们内部的，类似工作指导手册那类性质。这个本子汇集了新中国领导人对礼宾、礼仪的一些指示和谈话摘要。其中，毛主席对宴会的指
示尤为深刻。毛主席曾经批评说：接待宴会，大讲排场，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白白浪费了国家的金钱和物资。他认为宴会规格太高，千篇一律都上燕窝鱼翅那些名贵的菜，花钱很多，又不实惠。有些外国人根本不吃这些东西。“我们请外国人，有四菜一汤就可以了。另外，宴会时间长了我也陪不起……”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确立的“四菜一汤”的标准沿用至今。在漫长岁月里，国宴礼仪究竟经历了多少次大大小小的变革？我也记不清了，但有几次给我印象较深：
二、自1978年9月起，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访华，中方不再通知各国驻华使节参加迎送；为来访国举行的国宴，只邀请来访国驻华使节和使馆部分外交人员出席(1990年以后增加邀请
来访国周边友好国家的驻华使节出席，这种邀请通常商请来访国确定)。
我记得上世纪60年代，我国欢迎来访国宾的宴会通常设宴席
——306——
50多桌，除邀请来访国宾一行出席外，还邀请外国驻华使节夫妇，外交团就有20多桌，加上中方陪客，济济一堂。当时宴席上，通常为冷菜6种，热菜4道，每位客人面前，各摆大中小杯3个，
烈性酒茅台以及其他名牌葡萄酒等，杯子斟得满满的。另加上橘子水、矿泉水等。
目前的国宴通常为7或8桌，今天的国宴通常只邀请国宾随行人员30至50人出席。如国宾随行人员少，宾主出席者不超过50人，宴席则安排长条桌或马蹄形桌。这种安排在国外屡见不鲜。
二、1984年11月再次确定：宴请来访外宾的次数不宜过多；宴请时中餐四菜一汤，西餐一般两菜一汤，最多为三菜一汤；选定菜谱要考虑到来访国饮食方面的禁忌。宴请（包括国宴）的时
间一般不超过一个半小时，邀请范围尽量缩小。宴请的形式力求多样化，除宴会外，还可采用酒会、冷餐会或自助餐等其他形式。眼下我国国宴时间约为1小时15分钟。过去国宴通常花两三个小时。
四菜一汤，这是当年周总理定的标准，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且逐渐地，国宴的标准已经开始尝试“三菜一汤”、“两菜一汤” ，外加冷盘、点心。冷盘有时只一个大拼盘，有时则几个小碟。水果是根据季节选择，有猕猴桃、葡萄、西瓜等。目前我国领导人宴请国宾，有的只用三菜一汤，或两菜一汤。这种做法基本上跟国际接轨。
我也多次参加外国国宴，通常是晚宴，饭菜很简单：往往是
少许冷盘，一道或两道热菜，一道甜食，外加面包和饮料随时提供。实际上西式国宴其功夫往往在饭菜之外。比如面点师为来访
国宾制作的甜点，图案多与来访国有关，如沙漠、山脉、河流、
——307——
国花之类，意图显然在于给客人们传递友好的信息。
就我所知，目前国宴，每人每餐标准不得超过200元(不含酒水)。1984年后，外交部根据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的指示，对国
宴的改革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国宴的标准：总书记、国家主席、委员长、总理、军委主席、政协主席举办的宴会，每位宾客为50至60元，如果宴请少数重要外宾，则在80元以内掌握开支，一般宴会每位宾客标准为30至40元。
三、自1987年6月起，我国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不举行答谢宴会,外国领导人访华也不举行答谢宴会等。
其实国宴礼仪改革还有很多是“细水长流”式的变革。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宴就实行分餐制，不过，那时是菜端上桌后，
由服务员给每位宾客分，剩下来的，就搁在桌子的中间，谁吃谁去拿。1987年后，都是由厨师按宴会人数把菜分盘，再端上去。这样做，既减少浪费又卫生方便，也利于服务员实行规范化的服务。
又如，国宴一律不再使用烈性酒，如茅台、汾酒等，根据客人的习惯和禁忌确定用酒如啤酒、葡萄酒或其他饮料，现在一般不上白酒。
以前宴会厅内悬挂来访国及中国国旗，宾主双方都发表讲话，讲话稿译成英、法、俄三种文字。后来改为国宴大厅不挂两国国旗、不奏两国国歌，双方不正式致辞等等。
日本海部俊树首相访华前,希望再次品尝“龙华药膳”美味
宴请国宾制订菜单有规范化程序。礼宾官必须事前了解外宾的饮食习惯。把外宾的饮食习惯及时告诉人民大会堂或钓鱼台国
宾馆厨师。请他们根据中外宾客的不同口味，尤其注重他们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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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信仰，安排不同的菜谱。制订菜谱时，尽可能全面了解国宾的生活习惯与忌讳，口味嗜好以及年龄、身体状况；兼顾季节、气候、食品原料、营养等诸因素，夏天以清淡、冬季以荤为主。
例如：日本的几位前首相，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竹下登、中曾根康弘和海部俊树等都十分喜爱中餐，许多日本客人对小笼包子、手工水饺、手擀面、元宵、年糕、煎饼等中国食品很感兴趣。尤其是海部俊树，1991年访华，特意要求安排一次中药膳食。
海部俊树在任首相之前曾经吃过“龙华药膳”的菜，印象深刻。日本驻华大使即向礼宾司传达了首相的愿望：希望访问中国时再次品尝药膳美味。于是礼宾司找到了“龙华药膳”的前任总
厨师长，当时正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的国家特级烹饪师王春明，把他请到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当天王师傅做了枸杞扒鱼翅、天麻鱼、罗布麻芹菜叶等，海部俊树首相吃到高兴时满意地说：“这正是我以前吃过的正宗味道啊！”吃完饭之后，海部俊树夫妇还特意要求与王春明合影。
当然，由于礼宾官对来访国国宾了解不细致，不太符合国宾胃口的菜单偶尔也有发生。1976年9月萨摩亚国家元首访华，在钓鱼台设宴欢迎贵宾。当晚宴席的菜肴，以“汤”多些，吃的是“味”。但对于萨摩亚人来讲，就不太习惯了，因为他们平时的食品多以面包果、芋头等薯类为主，淀粉含量大，几小碗汤汤水水吃下去，过不了个把小时便饥肠辘辘了。晚上10点，元首副官来到接待室，说他们晚饭没吃饱，可否给他们弄点芋头、啤酒。宾
馆服务人员搬来了一箱啤酒，但临时找不到芋头，外宾只好拿些面包、香肠充饥。等到元首一行去南方访问时，安排每顿饭都加
了煮芋头、烤芋头等点心，贵宾们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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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几份别有一番味道的菜单。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实现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是震惊世界的大事，周恩来总理设宴招待。当年宴会是四菜一汤，除冷菜拼盘外，热
菜为芙蓉竹笋汤、三丝鱼翅、两吃大虾、草菇盖菜、椰子蒸鸡、杏仁酪。点心：豌豆黄、炸春卷、梅花饺、炸年糕、面包、黄油等。
1986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养源斋会见英国女王一行，并设午宴招待。菜单除冷菜拼盘外，热菜是茉莉鸡糕汤、佛跳墙、小笼两样、龙须四素、清蒸鳜鱼、桂圆杏仁茶。点心是：鲜豌豆糕、鸡丝春卷、炸麻团、
四喜蒸饺、黄油、面包、米饭。
1997年7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有江泽民主席参加的庆祝香港回归的国宴上的菜单：冷盘、浓汁海鲜、清蒸大虾、罐焖牛肉、草菇绿菜花以及点心和水果。
2008年8月8日中午，国家主席胡锦涛为奥运会各国政要举办的国宴为三菜一汤：荷香牛排、鸟巢鲜蔬、酱汁鳕鱼，瓜盅松茸汤。
最近几年，国宴的“堂菜”和“台菜” 的名词，流传甚广。 “堂菜”的“堂”字是取自人民大会堂的堂，本是人民大会堂厨师随口一说的名称。1984年出版的《人民大会堂国宴菜谱集锦》，首次为“堂菜”正名。“台菜”则指钓鱼台国宾馆厨师为宴请国宾烹调的菜，国宾下榻于钓鱼台国宾馆，日常用餐也在那里，许多
道“台菜”很有名气，如里根总统开戒的“ 佛跳墙”，金日成喜欢的“香橙狗肉”，西哈努克爱吃的“砂锅狮子头”， 还有邓小平
赞赏的 “ 酸辣乌鱼蛋汤” 等。
——310——
周总理的指示：要给客人准备可口实惠的大寨饭，不要铺张浪费
国宴是只有一次的正式宴会，第二天陪同的团长请客人吃烤
鸭，或者省市领导人宴请到访的国宾，那都不能叫国宴。所以民间流传的“大寨国宴”的说法不对，那是宴请，但不能叫国宴。
1965年5月21日，第一批外国国宾——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列加一行，由周恩来总理陪同访问大寨。事前礼宾司先遣人员向大寨传达周总理的指示：他陪阿尔巴尼亚同志是来接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教育的，要给客人准备可口实惠的大寨饭，不要铺张浪费。于是太原提前准备的原料、饮料、餐具、
酒具……拉过去的东西，便撤走了。大寨人准备的主食有玉米面窝窝头、小米稀饭、羊肉饺子和油糕，还有四菜一汤。席间，外宾30余人和中方陪同人员喝着大寨高粱白，吃着土豆丝、腌咸菜，谈笑风生，和谐而轻松。席间，客人不时赞扬大寨的饭菜“新奇”、“可口”、“好吃”，称道大寨的“粗茶淡饭”的宴会。此后，周总理又曾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前往大寨参观访问。
1976年5月我作为礼宾司人员随李光耀总理访问大寨。我和外宾一样，很赞赏大寨人具有地方特色的接待。
我也曾多次随国宾赴省市访问，很多省市都希望表达好客之情，盛宴款待客人。但我想，每次地方宴请，菜肴通常十来个，太多了，宴会的时间也比较长。我记得外宾对此也有议论。如：
1986年澳大利亚副总理鲍恩到东北一市访问时，在宴会上说：你们的饭菜太丰盛了，如果到我们国家，由我来宴请你们的话，一
没有这么多的饭菜，二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这话与其说是对我们
——311——
好客之举的赞扬，不如说是对我们这种铺张浪费之举的含蓄批评。
在宴会上，这几个国家的使节老盯着我们几个管讲话稿的人，有的还找我们要讲稿
人们常说，礼宾是外交工作的寒暑表，确实，礼宾工作体现外交关系的冷热。
我从外交学院毕业，1965年7月调入外交部礼宾司。外交部礼宾司成为我外交生涯的第一站，一生三进三出，在那里任职约20年，两次在驻外使领馆任职也是当礼宾官，最后一任才做总领事。
我记得刚到礼宾司工作时，每逢举行国宴，我的主要任务是
输送和分发我国领导人在国宴上的讲话稿。那时每次宴席，宾主双方都发表正式讲话，讲话稿还译成英、法、俄三种文字，加上中文的，就有满满一车。或者根据指示，把大字体讲话稿送给周总理等领导同志。
那时我国与苏联关系正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来访国宾和东道主任何一方讲话中经常会针对时代背景讲几句，如果涉及“苏修”和“小修”的说法，“苏修”和“小修”的外交使节就立刻退席，以示抗议，一下子宴会厅还没正式开宴就空了几桌。后来，周总理指示：先吃饭，等吃完4道菜之后，宾主双方再讲话。以后在宴会上，这几个国家的使节老盯着我们几个管讲话稿的人，有的还找我们要讲稿，但主人和来宾讲话前，我们婉言谢绝他们的要求，直到即将讲话的那个时候，才分发讲稿。
1969年3月我被派到我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工作，除担任总
领事英文译员外，还担负总领事馆的礼宾工作。总领事馆的礼宾
官与北京的礼宾官职责不同，迎送任务繁重。那时我国已与4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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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建交，国宾来，要路经卡拉奇，我国领导人出访、外交信使出国也经过卡拉奇，那时这条路线几乎是唯一的路。总领事馆每月平均要接送20多班信使。总领事馆有专门接送信使的领事，
我作为礼宾官，也得起早摸黑，奔波于机场与总领事馆之间接送客人。有时一天跑机场要跑五次六次。后来跟日本建交，日本也算是一条线路。再往后慢慢的路就多了。
1971年3月印巴战争期间，因为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与巴基斯坦海军总部相邻，处于印度战机轰炸目标附近，弹片有时就落到总领事馆里来。晚上印度战斗机频繁飞来，我们得不停地跑地下室。在那硝烟弥漫、轰炸声不绝的日子里，我与司机李师傅
经常要往来卡拉奇港口办公务。
在卡拉奇度过6年时光之后，我于1975年底调回礼宾司，随后被任命为礼宾司国宾接待处副处长。那时任务重了，没日没夜地工作是常态。1978年以后，不但来访的国宾多，我国领导人出访也多了。我的任务又多了，我国领导人出访时，我们的礼宾司要协助对方进行礼宾安排。
我们有工作规范：不可以在进行礼宾工作时与国宾或者领导人合影。所以这么多年，除了那种全体人员的合影，我没有什么“工作照”。在我家相册的首页，有一张珍贵的黑白照片，那是1978年1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缅甸时，在仰光国宾馆草地上与我们全体随行人员的合影。
1978年1月26日，邓小平副总理一行共25人抵达仰光，对缅甸进行6天的访问，然后访问尼泊尔。那次访问举世瞩目，因为那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位中国高级领导人出国访问。英
国广播电台就说，“这是近三年来中国高级领导人头一次出国访
——313——
问。”我作为随行人员，有幸亲历了这次历史性的出访。
在访缅时邓副总理的守时让随行人员十分敬佩。按照多年形成的生活习惯，他晚上10点半就寝，黎明即起。一天清晨散步时，
一位工作人员请求与邓副总理合影，他欣然同意。消息传开，全体随行人员都来了。就这样，一张代表团的“全家福”在新华社随行摄影记者的手中诞生。
涉及翻译问题,中日双方反复协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做了一个妥协的方案
1983年9月我到中国驻日本使馆任一等秘书和礼宾官。刚上任不久，就是1983年11月胡耀邦总书记应邀访日，我和日本外
务省仪典官室西寺千代子女士商谈胡耀 邦总书记访问日程草案。我记得胡总书记访日，安排了两次演讲。仪典官室说，这是破例安排的。一次是胡总书记在日本国会的演讲，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方首次同意我国领导人在国会演讲；另一次是11月26日，在日本广播协会大厅举行的3000名日本各界青年参加的大会上的演讲。我记得当时在使馆看电视收听演讲实况时，不时接到日本朋友打来的电话，除了称赞演讲，还说，第一次看到访日的中国领导人穿西装，很有意思。
1987年底我又回到礼宾司，任综合处处长，1989年12月任礼宾司参赞。那时候礼宾司的任务就更重了，礼宾工作的职能强调主管国家对外礼仪事项，负责研究和处理各国驻华使馆、欧洲
共同体驻华代表团、联合国系统组织代表机构在华的礼仪、优遇问题；指导我国驻外使领馆和地方外办有关涉外工作的礼宾事宜等。当然，接待国宾和重要外宾访华、安排我国领导人出国访问，
也是礼宾司的重要职能之一，有时还带先遣组 “打前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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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无小事，礼宾工作是一项细致的综合工程，细节决定成败。有时细微的礼宾活动，却表达深层的外交含义。做礼宾工作多年，我常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技术上的一点差错，造
成外交上的误会或政治错误，时有发生，都是前车之鉴。礼宾工作特别要求细，不细不行。
199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应邀访日，部里让我率一个先遣组去打前站。我印象特深的，很小的一个事情我就要不断向国内报告。例如天皇会见江总书记的翻译安排问题，因为江总书记喜欢引用诗词，我们担心日方的翻译不一定能翻译得那么准确，我们就提出来，中国的翻译要参加这次会见。日方怎么也不同意，
说日本的译员有水平、有能力来翻译。这个问题反复协商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做了一个妥协的方案：一、天皇与江总书记会见时，我们的驻日大使杨振亚参加——这样我们就能放心了，杨大使的日文相当的好，万一出现日方翻译弄错了的情况，我们的杨大使在，他可以纠正，可以帮翻译；二、会见后共进午餐时，日方同意我们的翻译进去。这样，问题基本就解决了。
1991年至1994年期间，我多次为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访问蒙古、印度尼西亚、泰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打前站。经常是任务急、困难多、情况复杂多变，我常以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准确、细致、主动、及时”八个字来勉励自己。
1994年我到马来西亚当总领事，这是我第三次“出”礼宾司。
参加外交部离退休干部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举行的“共度重阳”团拜会时，一位老同志对我说：“钓鱼台国宾馆是你的半个
家。”这句话让我感慨万端。我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了二十多年，
——315——
职责所在，真说不清去了多少次钓鱼台。我清楚知道的数字是：到2000年钓鱼台国宾馆接待奥地利总统时，共计接待800起国宾，到今天已达1000起。
(《北京青年报》2010-6-3 )

（九七）改诗为已用
诗曰：  飒飒西风岸柳斜，深塘仍有越冬蛙。
一声鸣鼓惊天下，唤出阳春暖万家。
少年时的毛泽东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学堂后曾写了首《咏蛙》
诗：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出声。
    1992年9月12日《社会科学报》发表的文章指出此诗非毛泽东所作，谓民国初年，安徽英山县金铺区新屋嘴乡人郑震谷（一说程正鹄）赴辛亥革命后第三届甘肃天水县知事，该地绅士见其身矮貌丑，作《青蛙图》以讥之。郑遂作一诗反讥。诗云：“小小青蛙似虎形，河边大树好遮阴。明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又说《咏蛙》诗是湖北英山人。也有的说严嵩幼时曾作过《咏蛙》诗：“独坐池边似虎形，绿阴树下弹鸣琴。春来我不先开口，谁个虫儿敢出声。”还有的说“唐人所作”。可见此诗有可能流传已久。毛泽东幼年、少年时看过或听过这首诗后曾加以改写引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毛泽东似乎有改前人诗或仿前人诗为已用的习惯。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学堂读书。临行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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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抄写了一首诗留给父亲，以表达一心向学和志在四方的决心。诗的全文是：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据《毛泽东年谱》注云：“这首诗曾载《新青年》第一卷第五期，原文‘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署名西乡隆盛。”可1910年《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还没有创刊。而西乡的全集，里面没有这首诗。作着其实是江户时代末期的名僧月性，诗题为《题壁》。月性和尚
号清狂，在周防妙元寺出家，曾因忧国而周游四方，广交名士。
他擅诗，著有《清狂吟稿》一书。《题壁》是他27岁离开故乡时所作，抒发了自已发愤图强的壮志和四海为家的胸怀。
1935年元月下旬，毛泽东送朱德上前线时，紧紧握住朱德的手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你我手足情。”
1958年3月29日，毛泽东乘“江峡”轮驶出三峡时，他凭船舷面对大江朗诵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听不见，汽笛一鸣到公安。”
1958年1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广州看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随手为自已的部分诗词加注后，在《后记》中写道：“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广州，见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刊本，天头甚宽，因而写了下面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
州，修改他的《古小说钩沉》，然后说道：于时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饕蚊遥叹，予在广州。从那时到今天，三十一年了，大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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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饕蚊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已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
哉！试仿陆放翁曰：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无独有偶，周恩来少年时也曾仿陆游《示儿》诗写过一说绝句：“战火洗劫万家空，吾侪争见九州同。华师尽扫列强日，捷书非传告鳌翁（鳌翁，指周当时结识的一位爱国人士何鳌峰）。”
1971年“9•13”事件后，毛泽东还改了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三——《明妃村》的诗句。这首杜诗原是七律，前四句是：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毛泽东将诗中“明妃”二字改为“林彪”，成为“生长林彪尚有村。”
 1975年4月，懂必武逝世，毛泽东悲痛得断食断饮，沉默不语，却整整放了一天张元干的《贺新郎》的录音，时而躺下听，时而用手击拍，还把原词“更南浦，送君去。”改为“君且去，休回顾。”并说：“原两句太伤感了。”
（《人民网》人民领袖毛泽东）

（九八）毛泽东过春节
诗曰：       澄碧星空飞礼花，声声爆竹响天涯。
         可知岁岁大年夜，总有一人牵万家。
1927年春节 第一个翻身年，自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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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到湖南，组织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10月率部到达井冈山地区，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年春节，毛泽东宣布放假三天，让红军和群众欢欢喜喜地过年。那时，
富人爱过年，穷人怕过年。社会上流行着：“富人家过年，从十月初就打算盘，鸡鸭鹅，鱼肉俱全，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穷人家过年，年三十打算盘，东家借米，西家借盐，大年初一吃一餐白米饭，初二没米没盐”的说法。
这年春节的前几天，刚刚翻了身的茨坪群众，家家忙着做米果。可是，喂的家禽全被国民党的兵抢光了。毛委员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为了让士兵和群众过好第一个翻身年，特发给每位战士
三块银元，补贴过年；派人到宁冈杀猪，挑运到茨坪，每人分三斤猪肉。对缺米少盐的困难户，另外分给他们米和盐。这样一来，茨坪的红军战士和百姓，人人都有米果吃，家家都蒸了米馅肉。
1940年春节 与警卫战士一起过年在延安，1940年春节前夕，警卫中央首长的长枪连，提前两天派连指导员张久厚请毛主席到他们连里过年。开始，毛泽东告诉张久厚：“你们的心愿我领了。吃饭嘛，我就不去了。”张久厚一听毛主席说不去，他坚决地说：“不去不行。”这句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放下文件，笑笑说：“你们这不是请客，是在下命令。看来，我只好服从了。能不能给我点权力，让我帮你们多请几位怎样？”张久厚以笑作答。毛主席果断地说：“好，就这样定了。”
原来，临近年底，老连队杀猪宰羊，而新建的长枪连家底薄，只买了20斤猪肉。正在这时，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管理中央首长生活的同志，抬着半肩猪肉送来了，并说：“昨天小灶杀了一口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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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主席叫送给你们过年的。”实际上，当时的中央首长平素也见不到荤。这时，连队里开会讨论中，不知是谁说了句：“请毛主席吃年饭。”大伙不约而同地都说好。就这样把请毛主席吃年饭的任务交给连指导员去办。
除夕下午3时许，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来到了长枪连。进窑洞落座后，毛主席问：“我们这张桌上的饭菜是不是和大家一样？”他环视了一下，又说：“我们不能特殊。搞特殊，人家嘴里不说，可心里有意见，那就不好了。”稍停，又说：“我们常讲同甘共苦，共产党人说得到做得到，言行一致群众才信服。”开饭后，没有酒，大家热情地向毛主席敬肉。毛主席一
看就笑了，说：“这么大块的红烧肉，我还是第一次见。你们存心不让客人吃呀。”一排长夹起三两重的一块肉吃下去。毛主席见状，说：“你厉害，比不过你，我认输了。”
1944年春节 请枣园人吃饭。毛主席在延安时，每年春节都要在枣园的小礼堂请村里人吃饭。每家的家长都来给毛主席拜年。吃饭时摆十几桌，每桌都有一位领导作陪。毛主席给大家敬酒，说你们都是我的老邻居，不要讲客气，过几天我还要到你们家里作客。自毛主席说了这句话后，每天清晨妇女们都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就怕毛主席来了，怠慢了他。
1947年春节 撤离延安 这年年春节后，胡宗南分五路进攻延安。一天黄昏，毛泽东正同王震谈话，敌人先头部队已进犯到吴家枣园。王震忙说：“主席，你必须马上撤离。”毛泽东稳稳坐在椅子上，问：“群众都撤完了吗？”“早撤光了。”“嗯，好吧，吃饭。让我看看胡宗南的兵。”彭老总回答：“走吧，部队代你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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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春节 毛泽东去武汉，参观黄鹤楼。 正值春节，春游的人不少，一个小孩竟认出了戴着口罩的毛泽东，孩子惊喜地叫喊：“毛主席！”人群立刻像潮水般涌来。卫士们围绕着毛泽东，拥来拥去，出透几身汗，终于拥挤下山，拥挤到江边，大家保护
毛泽东登船。毛泽东摘下口罩，回头向大家招手，掌声雷动，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
1961年春节 在广东田家英的信：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一九三○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 毛泽东又及
1962年春节 北京七千人一道过春节。他把参加“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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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7000人全部留在北京过的春节。他对他们说：“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笑声）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全场热烈鼓掌）我看，春节不关大
局，不关什么农业、工业、商业、学、兵、政、党，过也好，不过也好，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全场热烈鼓掌）”
1963春节 “还债”
1963年初，毛泽东向帮他学英语的章含之说：“我还欠了你父亲一笔债没还呢！”章含之是名士章士钊先生的女儿。接着，毛
泽东认真地说明了事情的来历。1920年春天，一批青年准备赴法勤工俭学，可旅费没有着落。那时在上海，毛泽东找到了章士钊先生。章先生当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随后，毛泽东将此笔巨款一部分给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志，一部分带到湖南开展革命活动。
这次，毛泽东还要章含之转告她父亲：“从今年春节开始，要还这笔欠了近五十年的债。一年还2000元。十年还完。”毛主席笑着说：“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得了的呢……我要是说明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是还债。你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稿费中抽的。”从1963年春节起，毛泽东每逢春节初二这天，总是派秘书给章老送去2000元，直到1972年送满两万元。
1973年春节过后，毛泽东又提出“现开始还利息。50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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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是多少。章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就还下去”。
1976年春节 最后一个“除夕夜”毛泽东在工作人员陪伴下，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此时的毛泽东连吞咽都十分困难了，年夜饭是一勺一勺喂的。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
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他的最后一次年夜饭。饭后，他们搀扶主席下床，送到客厅，即他那个兼做书房的地方，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从红墙外隐隐约约传来鞭炮声。主席看看日夜陪伴他的工作人员，似乎感到了寂寞和悲凉。忽然，他用低哑的声音向工作人员说：“放点炮仗吧，你们年轻人也该过年。”毛主席的话使工作人员很受感动。他们准
备了几挂鞭炮，在屋外噼噼叭叭地放起来，听着这炮竹声，主席那瘦弱、松驰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陪伴他的人明白，这一丝笑容是为宽慰他身边的人。这也是毛主席最后一次听到新年的鞭炮声。
（人民网《毛泽东是怎样过春节的？》）

（九九）毛泽东生前写下的最后一封信和最后一句话
诗曰：    博览群书喜唱酬，曾骑马背咏春秋。
终身不改书为伴，生命不停学未休。
1976年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一年留下了很多。这一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吃药吃饭都需要靠人喂，每天只能吃一二两饭，行走更是困难。这种状况，人们一般都不知道。 除了少量的外事活动，毛泽东这时能够做的工作仍是批阅一些文件、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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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听读报纸。晚年生活的疲惫、郁闷和孤寂，并没有停止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和思维。这年2月初春，毛泽东写信给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答复他上一年8月3日的来信：“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
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两首，拜读欣然，不胜感谢。”这成为他致友人的最后一封信。
这年6月下旬，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写下“国内问题要注意”几个字。这是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一句话。“国内问题”指的是什么呢？他没有具体说明。
（《毛泽东读书集成》）

2010年9月9日于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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