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利益集团》书稿连载8-10章

第三部分 

 利益集团博弈与理论斗争

什么是“成熟的利益集团”？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说，工人阶级成熟的标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现，它使工人阶级从“自发的阶级”，变成为“自觉的阶级”。利益集团成熟的标志，是组织的形成，理论的成熟，公认代表人物的出现，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力，对法律政策的影响力等。

21世纪以来中国强势集团迅速形成。主要有三大集团：垄断资本，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它们的发展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是新兴的社会势力，一方面它们与权力结合，有追求垄断和特殊利益的倾向。由于社会主义思想广泛深入人心，在文化“道统”和国家“法统”层面上有震慑力，代表特殊利益集团的理论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虽有强大的资本，权力和国际支持，但始终受到制约，不能完全控制舆论，这是中国社会优于西方的地方。

弱势群体由于组织困难和政府限制，不能发展成利益集团，他们进行了无数的分散抗争，从上访到维权，受到各种迫害与打击，许多人处境悲惨。2007年河南母亲赴山西寻子，感动了记者，影响了社会舆论，引起中央重视，终于动用国家力量，全面扫荡骇人听闻的小煤窑奴工。有的采取了极端手段反抗，极大地震动了社会。6年以来出现大批记者，律师和文化人，通过诉讼，报纸特别是网络为弱势群体呼吁，维权活动非常广泛。

代表弱势群体利益的理论和理论家独立发展，他们依据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引进国际社会主义新理论，出现了爱国主义和人民的理论思想家，通过网络产生巨大社会影响，与强势集团控制的“主流媒体”和主流理论，势均力敌。在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路线下，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强势集团的恶性膨胀。

本部分列举一些重大思想理论政策争论，来说明新兴利益集团在中国的博弈。关于立法方面的争论，如物权法，劳动法，外资法，一律放到第四部分。房地产利益集团与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博弈，也放到“执法”一节，这是为了突出本部分的理论斗争。 因为理论斗争，是最高层面的利益集团博弈。

第十章   新富豪群体的产生与

谋求利益合法化的努力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社会结构的最重大变化，就是新富豪群体的出现。《2004年全球财富报告》表明，截止2003年底，中国内地富豪总数23.6万人，成为亚洲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百万富翁聚集地。拥有金融资产9699亿美元，直逼中国1.4万亿美元的GDP。30年积累这样大的财富，不可能不发生基本的合法性问题。

据《环球时报》2009年6月29日转载外电，美林全球财富管理公司《2009世界财富报告》指出：中国富豪于2007年超过

法国，2009年超过英国，全球第四，2013年可能超过美国。

2008年全球净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豪大减15%，为860

万人。一举跌回2005年水平，失去了20%财富。

“净资产”指不包括主要住宅、汽车、收藏品等非流动资产的可供投资资产。总体财富缩水19.5%，降至32.8万亿美元，净资产3000万美元以上“超级富豪”损失更大，人数减少24.6%，财富缩水23.9%。美德日富豪占全球54%，美国占2008年全球“高净值个人”总数28.7%。2009年美国减为250万人，下降18.5%。地产业崩溃让英国百万富翁的数量急剧下跌26.3%，

香港富豪大降61.3%。印度“高净值个人”2007年比2006年增多22.7%，但2008年减少31.6%。

中国内地高资产净值人数下跌11.8%，至36.4万人。按人口平均计算，中国百万富翁人数落后于许多国家；按绝对数不到德国一半。但金融危机对中国富翁影响不大，82%没改生活方式。未来6个月至一年将摆脱金融危机，重回高速发展，数量回归指日可待。有关社会不公平的争论更加激烈。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在中国不断上升。

财富过度集中让人担忧，中国是世界奢侈品销量增长最快国

家，富人挥霍程度让人震惊。有大量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最新的数字说，中国0.4%家庭有70%国民财富。但是中国富人水平不高，捐赠很少。10年来美国富豪慈善捐赠总额2000亿美元，首富比尔。盖茨捐出全部个人财富，巴菲特捐出了 85%。

30年聚敛巨额财富又不捐赠，富豪集团毒化了社会风气，加剧了各方面的腐败。他们得改变到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认同，特别是得不到社会舆论的尊敬。这就与他们的经济实力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于是为了他们争取合法性的思想和理论斗争随之发生，这是中国富豪集团向成熟的利益集团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巨大社会冲突，其前途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一． 权力资本恶性膨胀与分配性利益集团

富人的出现在改革初期有正当性，为了打破平均主义，从利益上调动大多数人的劳动积极性，符合邓小平“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基本改革战略，但邓小平“以正当手段致富”的思想始终不能贯彻。迅速暴富，难免使用不合法手段, 主要是利用权力，利用市场经济的特点，和法律不完善的灰色地带。

1994年我提出“超越左右翼”。1998年我在《中国改革报》和《管理世界》发表长文《中国的危机与反危机》，指出渐进改革的路径是权力资本化，基本矛盾是权力资本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计算了“权力变资本”的数额，经过农业资本，商业资本，生产资本几个阶段，20年大约20万亿人民币。还没有算以后的金融资本（金融股票与房地产）。《中国改革报》的一位副主编因此获罪被迫提前退休，我向他表示诚恳的感谢。

在我的研究里指出，中国改革的起点是权力，而市场是权力创造而来。权力创造市场的第一阶段，在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时，有20亿集体财产落入部分农村干部手中，这是邓英淘很早就计算过的。

第二个阶段是商业资本，20世纪80年代商业、外贸和旅游的回扣。20年国内商品零售总额20万亿人民币，以10％提成，是2万亿。外贸总额18万亿元人民币，提成也是2万亿。由国家垄断形成的贸易渠道转为私人渠道，有4万亿财富转移。

第三个阶段是以生产资料双轨制为标志的生产资本，腐败加剧到直接依靠审批权获得个人好处；20世纪90年代初期每年正式的双轨价差是700亿元人民币，5年3500亿元，10％提成是

350亿。

第四阶段是1992年以后的金融资本阶段，从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证券市场的操纵到房地产泡沫经济，保险业，基金业，产权交易与重新界定，计划利率与黑市利率长期并存，贷款权力的使用，每一个金融创新都伴随着极大的利益分配，动辄数亿数十亿，到1998年，估计财富转移不下于10万亿人民币。

加上其他种种以权谋私，收取贿赂，估计在中国改革转型期20年中，权力资本给少数人带来好处不下于30万亿。这还没算国企改革，审批土地和上市公司，2000年以后的房地产8年高潮，没有算司法，教育和医疗腐败。这个数字惊动国内外舆论，马上被封。这是一篇被社会各界和左右派都认同的文章，也是我1000篇文章中最好的一篇。

后来，吴敬链把寻租理论介绍到中国。许多人计算了“租金”数额；胡鞍纲出了一本反腐败的书，计算的腐败数额比我的大许多；后来又有杨小凯关于“权贵资本主义”，“坏资本主义”之说，之所以流行甚广是因为与国际主流经济学接轨。我仍旧认为我的“权力资本化”的说法，最为准确，但是越来越多的说法出现，在客观上也减轻了对我的压力。

2003年以后，在人民币升值与国际投机资本流入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超过11%，实际速度可能还要高出两个百分点，至2007年到达历史顶峰。货币财富大爆炸，股票和房地产高潮，股权买卖，又制造一大批富翁，利益分配的差距仍旧在扩大，外国资本，投机资本，垄断资本拿大头。长达8年股票和房地产高潮，人民币升值，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也升值。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出现，中国经济却能够保持8%的经济增长率。但经济增长的好处分配不均衡，这就必然继续扩大贫富差距。

2006年11月10日，高辉清等三人在《改革内参》发表《2004年我国租金价值5万多亿》一文，认为由于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大体是由行政力量决定和配置，由此形成了市场配置体系与行政配置体系的双轨，形成了巨大的租金空间。该文对进出口许可证差价、土地差价，资金差价等项目的租金空间进行了核算，结论是利率差为6526.9亿元，地价差为5285亿元，垄断行业租金2125亿元，国有企业应当未交税金3717.7亿元等。全部租金为56952.9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现价比重的35.64%，相当于1.8个财政。2004年有5万多亿元特权收益，被各部盖红章给分了，这笔钱没有进入国库，被垄断官商利益集团给分了。这就是每年“不公平的化公为私”的大体资金数目。国有垄断企业及围绕它们的私利群体，是吞食全民财富的最大的黑洞。对此，郎咸平发出了“黑领阶层出现”的警告。

政府也没有吃亏，税收增长率年持续超过 30%。1990---2006年，我国GDP 增加了10。3 倍，农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 4。23 倍， 城镇居民收入增加了6。79 倍，而财政收入增加了12。2 倍。政府开支急剧扩大，豪华办公大楼遍地开花。 仅公务车一项， 2007年522万辆，一辆车年开支20万元，总费用上万亿。中产阶层和大多数人发展有限；劳动阶层的名义收入也有提高，但这是在经济繁荣时期，扣除物价上升因素，实际收入提高有限。

另人担忧的是，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开始扩大，远远超过了工资性收入的差距。 2003---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平均年增 11。2%，而财产性收入年增 24。5%，2007年有的地区超过 100%，这还不包括“权力性收入”。有研究指出，我国收入最高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 家庭只占 1%，这还不包括没有登记的收入和财产。

2005年基尼系数已超过50%。10年前陈宗胜就有估计，如果计入灰色收入，贫富差距还要扩大10个百分点。不动产大幅度增殖，急剧扩大了居民资产收入，中国收入分配继续恶化。

目前的腐败在继续发展，几乎所有资源都被转化为资本，所有权力环节（包括教授们的评审权，学校的招生权，杂志的发稿权，网站的发帖权，医生的开刀权）都出现普遍贿赂，并被人继续设计出更多的环节用以寻租。2009年香港媒体宣称大陆 91% 的富翁是高干子弟，或和他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裙带关系。我在11年前所说的权力资本化，已经没有人怀疑了。

    即使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针，国家加大反腐败力度，多方面进行利益调整，中国在经济特殊繁荣时期，贫富差距扩大的总趋势没有得到扭转，这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国家与社会的正义力量，不能有效调整和控制资本与权力相结合的力量，特殊利益集团在膨胀。如果不能有效地进行遏制与平衡，将进一步影响决策，无论是经济繁荣还是衰退，总是他们得利，这样下去最终会造成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全面危机。中国也可能最终发生经济崩溃与社会全面危机，走上拉丁美洲那样的社会两极分化，危机频繁的道路。

  二． 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

       权力资本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

我在1998年文章中进一步提出：权力资本化虽然在一定时期难以避免，但同时也受到制约，因为国家“社会主义道统”不可能有根本变化，虽然有人“与时俱进”，不断做出新的解释，直到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几乎成为新兴暴富集团的理论资源，但想在官方意识形态中为“非法”暴富公开辩护是不可能的。于是，权力资本化的现实就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生矛盾，这一矛盾是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这是更重要的分析。

所谓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皆集中与此。本书提到的关于“原罪”，“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争论，修改物权法的争论，直至党中央“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路线的出台，都是这一基本矛盾发展的产物。

    从利益集团形成角度，没有理论支持，就没有存在的合法性，在权力资本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富豪群体，需要舆论支持特别是理论论证。人是需要“名分”的，如何把新产生的社会阶层纳入现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中国理论斗争的重要背景。要求把自己的行为合法化，是新兴利益集团形成的最重要标志，这并不算错。问题在于，他们寻求合法性的努力，被新自由主义误导，没有走向爱国主义，民生主义，而是走到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路线，与大多数人民利益不同的方向去了。

新暴豪群体及其理论家，一直从邓小平思想中为自己寻找合法性根据，没有成功。比如“让少数人先富起来”。邓小平是有前提的，致富手段要正当。1992--1994年，近90岁高龄退休之际，他已有了新的考虑，他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几段，都是强调要搞社会主义。在小平的概念里，两极分化属于资本主义，是我们一定要防止的。小平甚至提到，如果到20世纪末仍旧不能控制两极分化，那么就说明改革开放失败。这是正式载入《邓小平年谱》的，其主任滕文生送我一套，并亲自划出了有关段落。

脚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365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邓小平年谱在2004年公开出版，为我们完整地理解邓小平思想，调整利益格局提供了依据。邓小平30年前要求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现在我们应该历史地，全面地理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邓小平晚年关于缩小贫富差距的讲话，给自己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但他的思想至今没有得到公开传达与贯彻，报纸上也没有公开发表。以后两极分化大幅度扩大，有一定客观依据，即中国改革进入存量改革，6000万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工人下岗。但国家政策也有偏差，对改革的受损者补偿不足，在理论上不承认历史补偿的必要性；政府逃避责任，简单地把社会保障市场化，搞什么“买断工龄”，对于强势集团趁机攫取国民财富则控制不力，纵容他们，并且有大量分散化和权力与资本共谋。

新富豪群体的非法所得部分不能从邓小平思想中找到自己合法性的根据，于是就有新的理论家出现，帮助他们制造新思想。包括：理论方面的“原罪论”，“仇富论”，“新阶层论”，法律方面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善意取得与占有推定”等。

第一，从历史角度，盲目歌颂“新阶层”崛起，掩盖致富手段的区别。

暴富按其手段，有合法与非法两种，任何法律在条文上都从来不可能公开宣称“保护非法所得”，只是在法律条文和原则上，大部分非法所得无法举证，无法追溯，无法执行，在法律上默认就是了。

中国改革的最大特点，就是有极广阔的“灰色地带”，合法与非法分不清。 渐进改革前期的特点，不是依法推行改革，而是鼓励“ 摸着石头过河”，胆子大的敢于突破就成功了；有人成功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东窗事发”，又被审查判罪。也难怪这些人惶惶不可终日，发牢骚说自己“有原罪”，要求国家大赦。

中国改革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容忍腐败和违法，就是因为改革初期在无法可依，先行动后立法，先突破后规范，先赚钱后定产权。立法可规范以后的行为，但如何追溯以前的行为？在20世纪80年代的主要问题，出现许多机械执行旧规则，错误打击改革者的事情，比如处分海南的雷宇就是错误的；而处理云南的储时健过重。当时需要保护企业家和改革者。历史将证明，中国改革历史上出现的大多数“违法违规”行为，实际上是无法追查也没有必要彻底追查的。

对新富豪群体的违法问题，国家最后追溯和惩办，也只能限于那些在任何时期都被定义为非法的行为，比如贿络，抢劫，携款外逃等；且需要有人提起诉讼并举证。现在暴露的问题只是一小部分，而且许多是由于内部分赃不均自己揭发出来的。国家只要坚持在法律上“无罪推定”，不搞群众运动，依据法律程序审查，大多数改革以来的违法行为就不可能被揭露，在一定时期以后无人追究，实际上就等于被“赦免”了。非法暴富的大量财富已转移国外，在国内不可能登记，这就相当于“不公开地赦免”。

我一直建议“低成本反腐败”的两项措施，无非就是对1995年以后国有资产改革中大量流失，清查退赔，对于当事人的刑事处罚可从轻，只要求他们退还不当得利就可以。要钱不罚人，已经是非常宽大的了。第二项是进行财产登记，征收所得税遗产税，捐赠免税，用一代人的时间去化解社会矛盾，缩小贫富差距。

第二，从税收角度批评政府对富人照顾不够。

2008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玖龙纸业的张茵作为女首富，提出富人税率太高。但据学者罗婵研究文章，2006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为2095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7.3% ，(1994年这个比例为1.4%)，与英美等国家相比，比例相当低。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负担普遍要高于发展中国家。高收入者是美国个人所得税纳税的主体。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所交纳的税款每年占美国全部个人税收总额的60%以上。美国采取个人报税制度。每年4月15日是美国人申报上一年收入和纳税情况的最后截止日。
    中国富人纳税很轻，税收征收监管不严，漏洞大。2005年，财政部检查39户房地产开发企业，共查出资产不实93亿元，收入不实84亿元，利润不实33亿元，39户房地产企业会计报表反映的平均销售利润率仅为12.22％，实际利润率高达26.79％。部分房地产企业存在严重偷漏税，少数企业通过虚构业务、编造合同等手段骗取银行信用。部分会计师事务所特别是中小事务所内部质量控制薄弱，存在审计程序不到位甚至故意出具虚假审计报告的情况。按照中国税收的“国情”，由于普通存在的偷税漏税，富人个人所得税45%的税负，交一半便谢天谢地。国外富人并非个人所得税，还有遗产税，高额资本利得税。

张茵避开这些因素不说，只说我国个人所得税率高。她三个提案都是为了维护她所在的富人集团利益与行业利益。在利益博弈中，她的提案损害的分别是国家利益（减税负与国家为企业购买进口环保设备埋单）、工人利益（劳动合同保障），增益的是自身利益。这三个提案，尤其是进口环保设备要政府部分埋单，逃避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是很错误的。

三，从监督角度，抵制“阳光法案”。

2009年两会关于财产公开的呼声甚高，温家宝总理公开表示先在一定级别的公务员中实行，这是极不彻底的，因为没有相关财产的实名制度，管不了财产的转移，但毕竟为规范社会财产关系开了一个好头。

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是连这样温和的建议也难以推行，这说明，富豪群体中间一部分依靠非法手段暴富的人，已形成特殊利益集团，有他们的利益代言人。他们想要的是：公开地维护非法利益，正式地把非法所得变成合法。这是不能允许的，国家不是要追究他们，而是不能给他们合法性，以防止极坏的示范效应出现。如果大家看到不择手段得来的财富在20年后可公开赦免，那么年轻一代将向他们的前辈学习，各个权力部门将会越来越大地卷入赤裸裸的瓜分，腐败将无法控制，权力重复设租寻租，进一步出现连锁危机和循环式剥夺，这样，谁的财产也保护不了。

第四，从立法角度，提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公私平等”。

这种论调似乎是为全体私有财产的所有者讲话，实际上主要是为最富有的人讲话，特别是维护他们非法暴富的那部分利益。讲“神圣不可侵犯”，就意味着不可追查来源。这种神圣性对于国家财产和公共财产是可以提的，也只能限于政治意义。国家最初财产来源于革命的成果，这是肯定中国革命和国家的基本合法性，不意味着在市场经济领域里，国有财产地位可以高于私有。对于“公私财产完全平等”的提法值得商榷，在宪法与政治层面，是公共财产与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在市场经济范畴，则应公私平等，这样与左右倾都划清了界限。

左右派长期争论的“公与私”谁高于谁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已不是真问题，以意识形态之争掩盖利益之争，是以假问题掩盖真问题。真问题是什么？就是在私有财产里面有一部分非法所得，在理论上能不能追查来源，在法律上如何确定追溯期。

第五，在文化上制造“仇富论”，为富豪群体制造假想敌，以强化自己狭隘的集团意识。有些文化人不断对老板们说，不得了啊！共产党的党章还没修改啊！他们随时都可以共我们的产啊！我们共同的敌人是中国老百姓，他们天生仇富啊！是左派理论家在煽动老百姓啊！这是“民粹主义”啊！

其实大多数老百姓所痛恨的，社会舆论所批判的，并不是一般有钱人，而是依靠非法手段暴富的人，如赖昌星、杨斌、仰融、余振东、周正毅、国洪起等等，特别是巨贪高官。近年殒落的富豪榜前50名富豪资产总额700亿，有一半逃往海外。这些富豪们的发迹史冲毁了中国人千年形成的“应得之物”信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信条，造成广泛的相对剥夺感（姚洋，2004）和社会不公平感。

富豪群体社会形象不好，一些人行事张扬，骄横拨扈，花天酒地，口出狂言；对社会公益事业冷淡，不重视企业社会责任；接连出现豪华车撞人等恶劣事件。虽不是大多数，但少数代表人物的行为是有代表性的，主要责任在他们自己，而不能归咎于中国社会的老百姓“仇富”。

经济极其繁荣的这几年，蛋糕做大了，但并没有上二第秒斤都吃得上，被富豪和官僚毒化的社会气氛并没有好转，恶性事件连续出现。杨佳杀6名警察，邓玉娇杀腐败官员，通化钢铁厂工人打死兼并者派来的威胁他们，要他们下岗的狗腿子，都是暴力杀人，却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叫好。

黄纪苏在2009年8月5 日发来一文，说有两个中国，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恶性事件接二连三，测量社会断裂程度，数月前酒醉阔少飙车将斑马线上行人撞飞的场面，今在杭州原样重演，成了阶级现状的保留曲目。巨大成就代价惨重，暴富阶层嚣张，官僚集团腐败，知识精英没样——穿名牌、找情人、骗课题经费是这群苍蝇凑成一团时永远说不腻的话题。看电视用手控板换十个台，六个台都是无聊影视明星讲述快乐时光。有个女演员正在说她家的露天游泳池，说她的可爱小baby，说要让小baby在游泳池里学游泳。这样的豪华人生与月薪只剩一二百元的通钢工人之间的那道深沟巨壑，足以让社会凝聚、国家认同粉碎。在欢声笑语的崛起中国身旁，还蹲着一位面无人色的绝望中国。

在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今天，富豪阶层应该低调做人，不敢猖狂，怎么能够听那些想从他们口袋里拿钱无耻文人，在他们面前骂老百姓仇富呢？他们的代言人越这样说，和中国老百姓就越对立。围绕新兴富豪群体争论的实质，主要不是老百姓的“仇富”的社会心理，也不是左派理论家的民粹主义，而是在中国要不要区分致富手段，要不要追溯非法暴富行为，用什么方法追溯，要不要对他们保持社会舆论压力的问题。

三．公开挑战社会主义道统之不可行

--------“赦免原罪论”的破产

“赦免原罪”论的两次推出，两次破产，集中表现出分配性利益集团的理论努力，及其不被中国社会接受的现状。

关于“民营企业家有原罪”的问题，在提法上就有误导，就是把“新富豪群体的非法行为”改换为“民营企业家的经营行为”。这恰恰不是“左派和民粹主义者”提出的，而是富豪代言人提出来的。他们在十六大前提出“我们自己有原罪”，是很猖狂的，是公开向党中央逼宫。他们将非法暴富这一具体法律问题扩大化，转化为对新富豪群体的评价，把对非法行为的评价，转化为对民营资本家的历史行为评价。把民营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视为中国改革的最核心内容与最伟大成效，确立民营经济等于改革，大家都有非法行为，有原罪，不赦免原罪就是否定民营经济，反对改革这样一系列命题，引起民营资本家的忧虑。他们要求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学历史上“大赦天下“，正式宣布赦免改革期间所有的非法暴富行为。

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是2001年河北省委、省政府以省委冀字（2004）1号文件批转了省政法委出台的《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这在立法上是违宪的。第7条规定，“对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河北省政法委政治部解释说，之所以对法律规定重申，主要是为了防止一些执法部门对民营企业的经营者存在这样那样的偏见，对法律明确规定不得查处的超过追诉时效的案件，忽视或故意不审查追诉时效，仍立案查处，启动刑事追诉程序，等到问题查清了，才发现已经超过追诉时效。
     两会期间几名法学界政协委员称, 河北政法委的文件当中,对有关民营企业犯罪问题过了追溯失效的规定, 实际上并不是离开法律擅自作的规定,只是对我国法律的重申, 没有不妥之处。 河北豁免民企"原罪"是一大进步,是对民营企业进行合法保护和尊重民营企业合法权利的一种现实路径选择。争论的关键是民营企业在它发展初期,在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犯罪问题已超过追诉时效, 是否还要进行追究。

2006年各地“首富”有因经济违法被惩处，引起不安。工商联和统战部的领导出来宣布，他们没有原罪。舆论集中宣传“新社会阶层”，大力宣传他们为社会所做的贡献，创造了多少GDP 和税收，解决了多少就业等等，仍旧不区分致富手段的合法与非法问题。

案例：关于赦免原罪的讨论

我2003年发表长篇讲演，反对公开“赦免原罪”，这是牺牲法律尊严换取经济增长, 是想将富豪群体不正当聚敛的财产合法化，政治上后患无穷。

在2007年第二次大辩论中，我，皖河和杨鹏在《》有一次讨论，比较典型与深刻，我把要点列出。

杨帆：原罪问题已经是第二轮讨论了，第一轮讨论是在三年前，有经济学家在 16大前夕提出“零点方案”，要求国家正式赦免“原罪”。 把这个事捅出来，对谁都没好处，对发财的人更没好处。自己说自己有原罪，有点戏弄国家的意思。他们一贯猖狂，什么人也不放在眼里。你有钱可以随便玩弄一个人，但不可以玩弄国家，不能玩弄社会舆论，不能玩弄民意和人民大众（鼓掌）。你说出有原罪就一定赦免不了，给政府出难题。国家不可能公开赦免你。你自己承认的事，谁能把你赦免？想赦免就偷偷地别说。

杨鹏: 私有企业有“原罪”的说法，是万通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冯仑最早提出的。后来这个提法被好事者宣传开来，给私有企业一个形象定位，从事私有企业那帮人的发家史，就是罪恶发家史。富人就是有“原罪”的。

冯仑提出“原罪”说，与他自己的学识结构不无关系。他在中央党校当老师，马克思主义对他有影响。马克思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当冯仑提出“原罪”说，着眼的目标是清楚的，他希望自己和其他私有企业家强化道德伦理，提高商业道德意识，追求阳光利润。

冯仑被称为企业家中的思想家，从我与他的接触看，我感到他比常人要聪明许多倍，是一位超常聪明的人，有责任心，有担当，讲义气。他提出“原罪”说，表现了反省能力与社会责任心。冯仑有企业家与学者的双重特质，特殊的历史变化，阻隔了他的官学之路，他不得已下了海，但这正好成就了他。商业有成，文字上也增加了深度与实感。冯仑是优秀的企业家，也是优秀的知识分子。他这两个“优秀”没有完全打通。他的“原罪”说，正是这种没有打通的表现之一，也许只是一时灵感，没有想到这个概念可能引发的舆论和政治结果。凭冯仑的聪明，我相信他会有更新的“原罪”说。冯仑也许没有料想到，他的“原罪”说引发了另外一种声音，刺激了一种潜在的政治取向，有人强调要对私有企业家进行追究和清算。企业家群体被理论界和舆论界妖魔化，成为不少企业家倒霉的背景因素，这与冯仑提出“原罪”说的初衷偏移了。

2006年11月17日，胡德平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民营经济的诞生非但没有“原罪”，而且应早生十年二十年。追究“原罪”和“第一桶金”，就是对改革开放巨大成绩的否定。胡德平受到不少网民的批评谩骂。冼岩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资本家统战了胡德平》，这事闹到中央统战部部长出面说，政府不会主动扩大原罪论争。

宗教层面的“原罪”问题

《圣经》“创世纪”中说：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始祖亚当，并建立了伊甸园，让亚当生活其中。神对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上帝还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条肋骨，创造了人类始祖夏娃，她是亚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圣经》上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伊甸园中的蛇诱惑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一样，知道善恶。”夏娃受了透惑，知道吃那果子“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而且劝亚当也吃了，结果“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这就是《圣经》上说的人类的“原罪”。“原罪”是什么？就是吃了能使人知道善恶，使人智慧，使人具有神那样的智慧的“禁果”，因此违背了神的话。

大家注意研究，第一条，神好像对亚当没有讲真话，因为他说吃了分别善恶树的上果子，就必定死。但实际上亚当并没有因此而死。第二条，亚当、夏娃吃了禁果，才知道羞耻，才知道要有“隐私”。“隐私”的原义，就是把私处隐藏起来。谁说了真话？谁给了人类始祖分别善与恶的智慧呢？谁使人像神一样呢？可怜的，是那条被咒诅的蛇。按这个宗教意义来说，人的“原罪”，就是因为有了智慧，知道了分别善与恶，知道了羞耻。那么，中国私有企业的发展，正是这样开始的。改革开放以前，只有“公”没有“私”，每个人在现实的“书记上帝”面前，都是赤身露体的，不知道羞耻，不知道要弄点无花果树上的叶子，编成裙子，来把自己的私处挡一挡。年青人可能不知道，改革开放以前，个人的一切都要交出去，要写思想汇报，甚至是夫妻床头上的私房话都要坦白。

按这样的宗教概念，私有企业家是有“原罪”的，安徽四川那些搞承包制的农民是有“原罪”的，这个“原罪”就是他们吃了公有制的禁果，知道了羞耻，知道了善恶，有了智慧，编了裙子来挡自己的私处。他们违背了当时那个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话。如果说为了生存而突破恶法，要走出人格尊严的蒙昧状态，追求自由选择与独立自主是“原罪”，那么他们真的是有了“原罪”，他们听了那个说了真话而被咒诅的蛇的话，走出了伊甸园。公有制伊甸园可能是美的，赤身露体，不知羞耻，无知而愚蠢地其乐也融融，他们自由选择地吃了禁果，眼睛明亮了，知道了羞耻，他们不愿再回去了，他们开始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独立自主，发明创造，自由竞争，市场交换，人人都要用自己做的裙子来挡住自己的私处。这样的“原罪”，犯了也就犯了。用胡德平的话来说，如果早犯十年二十年，有生存能力，有独立精神，有自由的尊严的人就更多了。中国还有许多人想回到伊甸园，继续过那种没有自我意识，不担当自由，赤身露体，不知羞耻的生活。还有一些人希望民众傻乎乎回到伊甸园，以便成为民众的上帝。

法律层面的“原罪”

第一是罪名。“原罪”无法，所以就没有“原罪”。第二是有罪推定与无罪推定。先肯定私有企业家有原罪，然后再去追究。

第三是追诉期。1、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的期限为5年；2、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期限为10年；3、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追诉时效期限为15年；4、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追诉时效的期限为20年。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后可追诉。

非公有制经济已占GDP的60%、税收的60%、出口的80%和

城镇就业的75%。要追究和清算“原罪”的朋友，你们准备从什么时候清算起哩？有没有计划？什么时候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呢？

第四是“罪”的历史标准变化。改革之前，私人经商本就是罪。割资本主义尾巴，投机倒把罪。多少私人企业被收归公有，多少为生存而挣扎的小商人小手工业者被关进大牢甚至丢掉性命。过去的法律上确定这些罪名，按今天的意识来说，本身就是最大的罪恶。按照改革前及改革前期的一些政治、政策和法律，今天绝大多数的工商业者都是罪犯，应关进牢里。今天在自己的承包地上从事自由生产的小农，都是罪犯。要追究和清算“原罪”的朋友们，是不是要把今天拥有承包土的小农，要把今天拥有自己私产的所有人，都送进监狱呢？按过去的标准，私有财产就是罪恶，那么今天绝大多算人都是罪人。

我同意胡德平的观点，“如果不考虑历史的环境条件，一味用法律、用宪法大帽子扣下来，非常吓人，但不能服人。法律应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产物。”“你说改革开放当时就那么合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引进外资符合当时的宪法吗？这不是违反当时的法律吗？”

中国企业是违反“恶法”发展起来的。如果不是恶法满天，为什么还要改革开放？恶法不是法，应该被冲破。依恶法给人定罪，本身就是一种罪恶行为。

道德层面的“原罪”问题

改革的过程，是无数的权利从“公”的盘子中分到了“私”手上，从“官”的盘子中分到“民”手上，这个大方向没有错，这是权利回归的历史运动，这是还天下于天下人的正义运动。

从“官”垄断控制了太多的社会资源的历史阶段看，“化公为私”没有错。对我来说，“公”就意味着“官”，是否“化公为私”，就是信官还是信民的问题。一些人仍然在强调公有制伊甸园，那是政客们的伊甸园，在那样的伊甸园中，有生存享受，有尊严和自由的只是少数人，少数控制公共财产支配他人命运的官僚而已。有人开玩笑说，那是“公共资源垄断经营肥利归已没有责任公司”。

如果“化公为私”过程不公平，是不道德不正义。今天一些人强调“原罪”问题，要求清算“原罪”，更多是出于道德义愤。所谓道德义愤，就是认为我们大家的共同财产，被少数人瓜分了。这个共同财产，就是名为公有，实际上被官控制的财产。也就是说，公共财产在市场化、私有化进程中，没有公平地分配到全民。没有分到公共财产的人，就因此而有道德义愤，当然也应该。

什么是腐败？腐败不是“化公为私”，而是没有公平地“化公为私”，是把公共资源分到少数特权者手中。谁具有决定权，当然是掌控公共资源的那些腐败官员。学术界说，这是“权力资本化”，这是“以权谋私”,权贵资本主义, 官家主义。都是“权”在作怪，“官”在作怪。说有“原罪”，根子就在腐败官员身上，在腐败的公共制度身上，受益的是官和与官勾结的商。官用暴力来垄断资源，交给垄断公司经营，官商勾结的特权群体是“原罪”的主体。将社会财富集中由官僚来处理的制度，就是罪的根源。

腐败的公务员之所以有条件腐败，就是因为他们躲在可以抢夺社会财富的制度背后，他们盖下红章把公共资源分给垄断官商。我更看重的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那些贪官恶商所依附的特权制度和特权文化。集权必带来特权，特权必带来腐化，腐化必败化整个社会和人心。第一步必须是“公正的化公为私”，第二步必须是公正合法的私权保护制度，第三步才会有公正透明神圣的公共制度。合法的私权不清楚，我们就没有公正的公权。

要变集权制为民主制，变人治为法治，反对那些反对民主的人，反对那些反对法治的人，这才是我们的道德义愤应当集中的目标，这才是真正结束“不公正的化公为私”。我劝那些要追究和清算“原罪”的朋友，先把问题想明白，大家一起改革特权制度，弄清过去罪恶的真相，杜绝今天和未来的罪恶。

皖河：我们把概念缩小，就讨论非法暴富。比如说非法侵吞国有资产，山西煤老板蝗虫化生存，把地下资源挖空，然后在北京买了房子，孩子送到海外，当地百姓承受包括生态灾难在内的所有的苦难。

我在2002年第一次讨论原罪的时候特别请教了一个基督徒，他给了我一本书《罪得赦免重生的秘密》，讲原罪怎样赦免，怎样重生的。不是讲上帝错，不是讲蛇对了，他是说人生来是有罪的，罪如何能得到赦免。第一句话说我们都有罪。原话是：“我们没有指望的，就像梨树只能结梨，苹果树只能结苹果一样，因为我们是罪树，除了犯罪以外不会做别的，再怎么努力只有犯罪，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只有耶稣才会完美地解决这件事”。就是说原罪是肯定存在的，避免不了的。

第二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也可以继续拿着你的褥子走，你不应该做的就是固执地洗清你的原罪”。《圣经》中就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全身瘫痪的病人，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水池子旁，固执地等着能进到池子里去洗清身上的罪恶，得到上帝的宽恕。但每当水池里的水被天使搅动起来，这个病人想爬进去时，就有身手更敏捷的其他人比他先下去。他等了38年也没有能进池子。后来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 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这里隐含的就是怎么样解决原罪问题。

第三句话也是很有意思。“说如果你们当中还有人认为把自己的罪写在纸上，用火烧了就可以洗清自己的罪，到哪天入了地狱，那该是多么难过的事。”这是上帝讲的一段话。这个故事是什么呢？说有一个人做了坏事，就到牧师那里忏悔，他跟牧师说，我不知羞耻地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把这些罪都跟你说了，我这些罪怎么样才能得到饶恕呢？牧师就回答了，你把自己的罪写在纸上，用火烧了就可以洗罪，然后那个人就照着做了，但是这个人死后还是入了地狱，他不服气就问上帝，上帝就讲了那句话，说你如果把一切罪写在纸上，用火烧了可以洗罪，这不是神教你的，是撒旦装作牧师把你骗了。

我也是想引出怎么样才能走出原罪。冯仑面对世人关于他“第一桶金来源”的询问时，作了这样巧妙的回答：“我们认为在这个创业过程中有很多事情拿捏得也不准，如果讲得不适当，通过媒体可能会放大我们的错误，如果讲一些创业中折射出来的理性思考，会留下一些思想性的资料。” 所谓“理性思考”，正在于他提出了著名的“原罪”说。原罪其实就是一个没有股本金的问题，从‘原罪’开始的民营企业都不可避免地经历初始阶段的‘梁山模式’。这段话一个基本的前提是承认了富人有罪。正如当下中国另一位“资本英雄”王志纲的话说，这表明，“资本的原罪肯定是有的，没有原罪，很多老板的原始积累无法完成。”

作为资本家必须有“第一桶金”，作为整个国家必须有很高的资本积累率。这个道理不仅马克思讲，现代西方经济学也讲，如罗斯托“起飞模型”。大规模资本投入从何而来？欧美等先发国家都是通过两种途径：对内剥夺与对外掠夺。即马克思讲过的“对小生产者的野蛮剥夺”以及“对新大陆的血腥殖民”。正因为这一过程中充满了有形与无形的暴力，才有资本原罪。资本原罪在马克思看来是为资本社会诞生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所需要经受的苦难。不经历这种苦难不可能进入现代社会。这体现了历史的某种“宿命”：现代化是可欲的目标，但要步入现代化，就不得不背负起“资本积累的原罪”。现代化仿佛天然就是《圣经》里所言的“罪树”，“再怎么努力也是犯罪，正因为这样，耶稣才要完美地解决这件事。”

近年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一直将民族发展走上现代化道路作为奋斗目标，包括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在内。中国是否也必须经过欧美国家那样的“资本积累”阶段，背负起“资本原罪”？毛泽东当年的回答是这样的：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不允许，帝国主义也不允许。我的理解是，中国要从一个传统农业社会走上工商业为主的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能不面对“第一桶金”的来源问题。共产党以底层人民代表自许，不可能允许少数人通过国内剥夺的办法来进行资本积累；同时中国在世界上作为后发国家，没有能力也不可能通过海外殖民或掠夺的办法进行资本积累。但中国又要实现工业化，于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走上了一条力图避免“资本原罪”的，以国家为主体进行现代化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是：以国家作为资本积累的主体，通过对农业与工业部门的剩余进行有计划系统剥夺，积累资金，与此同时，国家对农民与工人作出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少有所学的底线保障承诺，以避免先发资本主义进行原始积累过程中“血淋淋的和肮脏的东西”。但现在看来，在中国，原罪问题一再被提出并讨论，这表明，我们仍然没有摆脱历史的宿命。

杨帆：核心的争论是：国家为主体的资本原始积累以后，还有没有一个在私人手里再积累的问题。国家资本怎么样变成私人资本。

皖河：第二，我反对把资本原罪转化成制度原罪，与杨鹏不一致。如果从作为民族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不得不”的选择来看，资本与富人的原罪作为“历史的代价”，终究可能会在历史的时间中得到赦免。我曾经表达了我对于中国富人一种很矛盾的看法。 中国历史之所以没有能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确是因为“第一桶金”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在封建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财产关系固然一方面维系了一个始终存在人口与资源矛盾的民族数千年命脉，但却产生不了资本关系。因为一方面很难产生有钱人，而另一方面，即使产生了有钱人，一旦其富裕程度到了“资本积累”所要求的临界点，就面临被剥夺的危险。中国历史上反复的“抄家”就是剥夺的基本方式，而这种由政权本身发动的抄家恰都有律法与伦理上的合理性：这些被抄家的富人绝大多数的确都有不光彩的发迹史，这也反证了“资本原罪”的不可避免性。整个民族也没有办法产生资本家阶级，也没有办法达到“罗斯托起飞点”所要求的资本积累率，中国历史也因而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当第一代领导人走以国家作为主体的资本积累道路，完成以后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改革以来分散的个体进行资本积累问题。无论是从中国已有的律法还是从传统以及社会主义伦理，中国富人的原罪的确不可赦免，但如果对他们进行彻底清算，中国富人要么会将财富尽快挥霍掉，要么将财产转移到国外，中国本土产生不了自己的战略资本投资者，这样会不会再次断送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这种矛盾的看法近乎一个“悖论”。但我并不认为在实践中无解。历史有时就是在混沌中过去的。只要我们不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问题，而将中国每个具体的新兴“资本英雄”作为个案对待，这一页总会翻过去。

如果我们将历史作为黑格尔笔下的“绝对理性”的展开过程，那么，历史就是耶稣，富人就是那个在水池边想洗清自己罪恶的病人。他本来可以被历史推着往前走，但他们在中国具体历史情境中过于慌张，迫不及待提出“零点方案”。正如在水池边固执地等了三十八年的那个病人，耶稣就对他说：“你也可以继续拿着褥子走，你不应该做的，就是固执的要去洗清你的原罪。因为原罪是没有办法洗清的。”

我反对主流经济学家把资本原罪转化成制度原罪，认为中国富人们的偷税漏税、坑蒙拐骗，都不是他们情愿的，而是制度逼使的。我并不否认我们的制度的确存在让富人不得不钻空子以及容易钻空子的问题，但并不能因此洗清“富人原罪”与“资本原罪”，这样无助于我们从更宏观的历史视野观察问题，相反，还可能给人造成这样一个错觉：本来有一种理想的制度设计可以避免资本原罪！实质上世界历史展开的过程已经表明，能够避免资本原罪的制度设计仍然是乌托邦。

与此同时，正是制度设计的缺陷为在历史长时间段中解决“资本原罪”问题预留了空间。《圣经》上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这句话的意思是：所有的律法只是对遵守他的人才起作用，而对于不遵守律法的人不起作用。比如，律法规定，人“不可说谎，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但对于犯下了这些罪行的人来说，都没有任何约束力。正因此，才需要有“神的审判”，“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示出来”。

这也适用于“资本原罪”。马克思一方面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充分点明了资本的原罪与资本家的原罪，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说，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以对利润永不满足的追求，推动着历史的大进步，是值得尊重的。这就是在以历史洗清原罪。而试图以“制度原罪”替代“资本原罪”来为富人辩护，其实是洗不清资本的原罪的。相反，这种做法可能使得资本家更没有节制，更心安理得。

第三点，我想重申零点方案不可行。2002年的时候，就有人提出富人应该划定一个时限实行一揽子赦免，当时被我称为“零点”方案。我认为这一方案不可行。所有实现一揽子赦免方案的行为，基本都发生在国家制度突然转折，依仗于足够强大的外部性威权推动。旧统治的合法性被怀疑，新统治者构建自身的合法性。在中国历史上大赦行为多发生在新老皇权交替。而在世界历史上尤其近代史，大赦行为也发生在政权更替时期，或者发生在殖民政权时期。张维迎所举香港的例子就是后者，因为殖民政权无需考虑制度的演进性质，无需考虑合法性延续问题，故可以借助强力推动一揽子激进方案。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二战后作为被占领国的日本与西德，其赦免方案都是在美国占领之下军管政府推行的。

如果是另外的情况，即当一个统治阶级正延续原有的道统、政统甚至血统，制度变迁具有演进的特征，如果冒险实施这样的激进赦免方案，最后殃及的恰是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无论此种合法性是建立在休谟所言的“合意的政治”还是韦伯所言的“被承认的政治”之上。

当下中国的政治合法性仍追溯并继承于毛泽东时代，包括“零点方案”在内的任何中断制度演进性质的安排都不会成功。相反只会遭致制度惯性反弹。“零点方案”本质是将一个本来应该在历史的混沌中自行解决、因而不适宜作为问题的问题提出来。可能陷现行政治规则与具体律法于尴尬境地：既然富人承认了原罪，承认违背了仍在发挥作用的现有律法，那么要不要进行整体清算？如果不清算，现有律法的权威从何而来？统治的权威会不会受到影响？

其次，“零点方案”可能因为留下先行恶例而出现制度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制度变迁是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还是被动锁定在低效率状态，与制度变迁的路径尤其是初始条件相关，而非决定于制度设计者的意志。如果对现在的富人的原罪进行了一揽子赦免，“零点之后”转而实行严刑苛法，在中国社会几乎每个人内心求富欲望被空前调动起来的情况下，有三种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不能不加以考虑：其一，“零点方案”本身不仅在当下的中国无任何律法支持，且破坏现行律法，与“法治社会”目标是否背道而驰？

其二，“零点方案”解脱了已有富人的原罪，零点之后实行的严刑苛法对于欲富者是否公正？如果欲富者以及后富者也可在适当时要求实施“零点行动”，以解脱自己的原罪，我们将何以面对？如果后富者反复采用这样的行为，制度变迁可能步入鼓励“非法致富”的转道，一个鼓励“分配性努力”而非“生产性努力”的制度只会妨碍经济增长。

其三，中国经济学家主观希望出现一个公平竞争环境的市场经济，这种公平被认为不应该是“分配公平”而应该是“起点公平”。但“零点方案”的实施，等于人为地划了两条“起路线”，一条线上站着富人，远远地站在前面；而另一条线上站着尚未致富的人，没有起跑就远远落在后面。比赛的结果没有任何悬念，这与我们当初确定的“公平的市场规则”目标不也是背道而驰吗？这样的比赛规则，连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布坎南都无法同意，他认为，市场正确的游戏规则就应该是“复活节找彩蛋”的游戏规则，应该将年龄小、身体薄弱者放在前面，而“零点方案”恰相反。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零点方案”的最后结果，可能与当年他们设计的“腐败出一套新体制”方案的结果一样，不仅达不到设计者关于制度建设的初衷，还可能达到相反的结果。

“零点方案”的不可行并不意味着中国富人永远走出不原罪。我仍要重提“在历史的混沌中走出原罪的阴影”。但“历史的混沌”不意味着当事者的糊涂，富人在历史中走出原罪是有前提条件的，要将短期的原罪转化为有利于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因素。只有从有利于民族国家现代化这一点上，“资本原罪”才可宽恕。

从经济层面上看，中国富人要为建立民族国家现代化服务，第一件事是尽快将财富转化为实业投资；热心于慈善事业。当年，欧洲富人为了洗清原罪，一方面厉行节俭投身于生产；另一方面通过认购“赎罪券”方式，为教堂救济穷人筹款。第二件事是，尽快转变从内部汲取利润的作法，将眼光朝向中国以外。

在政治层面上，为了民族国家现代化，富人从现在开始要学会适可而止，学会让步。这是加强民族国家内聚力、提高民族内部认同所必须的。学者刘力群常说，欧洲的贵族之所以是贵族，而不仅仅是富人，就在于他们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懂得让步。中国的富人们要有贵族气质，而不是暴发户心态。尤其在当下中国各利益阶层矛盾冲突十分激烈的情况下，富人更要学会让步。最不能做的就是变本加厉。而“零点方案”却是变本加厉之举。其结果只会激发民族内部矛盾，使利益阶层之间分化速度更快。试想，在一种社会气氛很紧张的局面下，“零点方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与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也不相符合吧？

我认为以“零点方案”化解“资本原罪”问题，就像试图“把自己的罪都写在纸上，用火烧了就可以洗罪。”设计者可能不自觉地充当了“装着圣灵的样子”进到富人里头作工的“撒旦”的角色。

杨帆： 在权力瓜分派眼里，中国暴富阶层是改革开放的正面

成果，他们自认为共产党“三个代表”就是代表他们。关于不光彩的起家史，需要理论家辩护，谁起家是光彩的？要往前追全是不光彩，马克思不是说了吗，原始积累就是靠暴力，天经地义。

我们家原来住的地方在西单，那是黄金地皮，拆迁小头目对知识分子特仇恨，他说要我们走人。我说我们为什么要走，你不是国家行为，是单位行为，我可以不走呀。他说，我这是政府批的，你就得走。因为我的反抗，他们整我们全家一年多，强迫搬迁以后还不给办手续。我也是钉子户（笑）。

政府有什么权利把居民的私人财产-----住房下面的土地使用权批准给公司？这才真正需要“保护私人财产”。可惜瓜分派所说的保护私有财产不是保护居民，而是保护拆迁公司和房地产老板。他们强迫居民拆迁自己发了财，要求法律保护他的私有财产。 在抢人和被抢之间，政府应该保护哪一方？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说什么“保护国有还是私有”，是从传统意识形态斗争出发，不是从客观事实出发，是理论和实践中的假问题。在野蛮拆迁时期，北京市曾经有万人先后集体上访，政府给法院下命令不许受理，连诉讼权都不给，游行也不让，报纸不许刊登，甚至写内参也不许。他们不承认私人住宅下面的土地使用权，让你走你就得走，补偿也只是补偿四壁和屋顶，不补偿地皮。

我赞成保护私有财产，我说的是保护中国老百姓，包括城市

中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住宅下面的土地使用权是属于他们的。政府要用也得给钱；商业性开发不能强制。强制拆迁是剥夺城市居民的土地使用权。如果银行危机，剥夺的就是人民的存款。再就是剥夺农民土地，大资本和乡镇干部结合，郊区拆迁给农民很少的钱。

对资本原罪不可彻底剥夺，也不可公开赦免。只能逐步

化解。每年都会有些曝光，抓极个别的猖狂者。我建议的办法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鼓励捐赠。再二十年这批人一死就算完。属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干脆捐一部分。官员公开全部财产。假如你有十所房子，你就要证明来源。通常北京人有三套房。比如贪污者有10套，其他七套是假名字，最好的办法是不登记，作为无主财产让国家收走，这样就赎罪了，政府也没有必要办你什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你还是可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假如你有一个亿，你干脆把九千万捐出去，当富人就好过吗？

黑社会都等着你呢！（笑）捐了吧！学美国鼓励捐赠，就别投资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马上过剩，你又搞不了新经济，倒不如捐了。上帝对你已经够恩惠了！

贪官贪污，大部分可通过财产登记解决。自己不登记就是了。国家自动收走，也可以不判罪。 到时候中国一下多出了好多无主的房子和股票，银行呆帐也没有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只是要把偷骗抢的钱吐出来。这就是对原罪的赎罪！

这是我2003年在中纪委培训中心讲座中提出的，低成本反腐

败的办法，大家公布财产。有的理论家借十六大机会，给非法暴富做代言人，是他们打破了邓小平“不争论”的规矩，进行逼宫。他们逼共产党和国家，社会和人民，承认他们偷骗抢来的财产为合法，后果只能是对富人不利。因为会有更多人加入偷骗抢行列，这对富人到底好不好？以色列抓法西斯分子，在巴西抓住一个老头，当年他杀了数万个犹太人，80多岁了仍没放过他。你可以大部分抓不住，但不可以公开赦免。（完）

最近一次，是在2009年两会以后，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的辩论。一位山东的王委员提出：为了顺利推行“阳光法案”，

建议对贪污分子实行三个月的赦免期，主动交出非法所得，即赦免他们的罪行。他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了减少官员对公开登记财产的抵抗，顺利出台阳光法案，但引起激烈的争论，反对者多数出于义愤，律师则认为在法律上不可行。我在最后发言时提出：对于历史的处理要着眼于未来。如果在法律上宣布大赦，将会大大削弱共产党和国家的合法性，腐败不但不能减少，反而极大蔓延，其政治社会不堪设想。从当场的反映看，我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

两次关于“赦免原罪”的社会大辩论，说明了在人民中间追求公平与正义力量的强大，中国革命的历史传统和社会主义“道统”深入人心，这是好事，这个没有贱民制度，更没有贱民思想，人民中间反腐败的强大思潮，社会主义关于公平与正义的思想，在改革时代其实已丧失了主流地位，因此不是反对改革的力量。作为“非主流”，是一种制约权力资本化和腐败的力量。因为改革开放在实际上已经不可逆转。大多数人并不主张以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去反腐败。只要坚持法治和无罪推定，就等于在实际上赦免了资本原罪，没有必要在法律上公开赦免。

党和国家可以采取一系列政策与法律，低调处理前30年的暴富阶层，重点是规范制度，预防腐败发生。要警惕暴富群体进一步演变成为特殊利益集团和分利联盟，以更直接公开的手段，更快地对国民财富进行再分配。

案例：2003年“分利联盟”的设计与破产

2002年11月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所完成的历史任务，是党内最高权力的交接。国内外新自由主义势力利用这一机会，策划分利联盟，企图直接把国有财产以合法形式送给经营者。其代表人物就是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集团培养的，香港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五常。

张五常20世纪80年代非常火红，积极鼓吹价格闯关，90年代被禁入境。2002年春天，突然由国资委研究所组织报告，媒体大肆炒作，到处做报告形成“张五常热”。他翻来覆去就是两句话：

第一句，“马克思主义已经进了棺材，我是来钉最后一颗钉子”。在共产党马上就要召开代表大会，而且是进行最高权力交接的时候，如此赤裸裸猖狂地进行攻击，其含义是非常深刻的，就是公开打击共产党的基本合法性和组织原则。

第二句，谈到国有企业改革，他提出一个成本最低的方法，

“把它送给现在的经营者就是了。”

不要小看这项建议，它与所有私有化建议都不同，不是鼓吹

正式平分，也不是容忍非法流失，而是：正式，合法，公开地送，送给少数经营者。

问题在于送给经营者以后，他是不敢独吞的，必然要再分送给各权力部门。国有资产这样送了，还有事业单位，还有各单位的小金库，还有党产军产，非常多“产权不明”的财产，掌握在经营者手里，他们现在只有经营权没有所有权，不能变成自己家庭的遗产，一旦退休，财产控制权就转移。张五常的建议，表面上是公开把国有财产赠予经营者，其实，等于开启一场针对国民财富的权力大瓜分。不仅中国老百姓没有份，在权力部门之间也摆不平，最后形成权力争夺难以避免，整个中国，可能随着这场血腥的权力瓜分而瓦解。这是一个非常恶毒的策划，鼓动权力部门成为巨大的新“分利联盟”，从瓜分国有财产开始，扩大到国民财产，最后导致巨大的金融危机，出现颠覆性的财产再分配。

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程恩富等人对张五常早有批判。我在2002年夏天发表文章，《张五常热的核心在于以殖民地经验误导中国》，引起了有关部门重视，下令停止媒体炒作，但也不准继续批判张五常。2003年春节前后，张五常突然被美国法庭以11项偷税罪判刑87年，没收全部财产1亿美圆，"张五常热"以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的闹剧收场。 对策划分利益联盟的瓜分派来说是一场大失败。张五常本人身败名裂，但国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仍然奉他为座上宾。特别是他提倡的“权力瓜分论”并没有受到社会批判，有“大人物”亲自出面保护他。张五常代表的不是他一个人或一个学派，而代表一种以权力瓜分国民财富的倾向，他企图通过这样的公开瓜分方式，在中国形成一个新的“分利联盟”，这将是一个巨大无比的联盟，其要瓜分的利益从国有企业开始，将蔓延到整体国民财富，凡有权力者都可能获得巨大的财产。这样的“分利联盟”在中国有社会基础，并没有因为张五常的可耻结局而收敛。

趁新的一代领导人立足未稳，各地方瓜分国企静悄悄地在中国出现。一场新的理论风暴又开始酝酿。

     2004年8月20日，我在南京参加"东部战略研讨会"，接到几个记者电话，希望我们声援郎咸平，他质疑国有资产流失遭到顾雏军起诉，呼吁国内经济学界支持他。许多媒体（例如《北京晨报》）也专门发表评论，把国内大多数"主流派经济学家"的保持沉默，称为"集体失语"，并"敲打"经济学家良心。顾雏军在香港起诉郎咸平是非常愚蠢的，为媒体扩大了传播空间。个人官司不但吸引大众，而且少受限制。记者反应，京城各位"著名经济学家"对此事态度恶劣，善者以没时间或不懂为托词，恶者则说郎咸平不是经济学家，不知道这个人云云。

虽然我早已经被"瓜分派"列为另类，被许多媒体负责人做为"新左派"而加以限制，虽然我已正式宣布和经济学主流派恩断义绝，自称"非主流"，但我还是替中国经济学界感到耻辱。他们"以沉默封杀对手"的手段，我太熟悉了。对于MBO之类的瓜分国有资产，更是讳莫如深。几年来大家不断听说各地在分国有资产，不断爆发工人抗议，就是不见主流媒体报道。

是我策划的支持郎咸平。由人民大学毕业生邵振伟直接联系，会议地点安排在搜狐网。《中国青年报》记者把这消息于8月24日上了网站。以后三天数十名记者询问开会事宜，搜狐网在27号晚上有所退缩，表示不作发起单位只提供场所。我和邵振伟商量以他个人名义充当发起人，与范景刚联合主办。有报纸报道："一神秘人物宣布自己为此次会议的发起人，引起轰动。"搜狐网只报道郎咸平，我们发言的全文发表在网站。我们商定了临时转移方案，如出意外，会议就转移到我家里开。在改革开放30年以后，开一个讨论公共问题的会议，居然要准备接受这样的打压，这究竟是什么专政，谁在专政啊？

8月28日下午开会，郎咸平公布了请而不到的"主流派"经济学家名单。这也是双刃剑，一方面表示对主流不满，一方面与非主流划清界限。会上他表示自己是主流，要以在国际刊物发表文章确定学术地位，引起了我的反驳。

随后几位"非主流"经济学家左大培，韩德强，杨斌发言维护国有企业制度，主张强化管理监督。国资委宏观部部长赵晓没有参加会议，写了发言稿痛斥郎咸平不了解国情，破坏改革大局，"好象一头公牛闯进了瓷器店"。"国资委企业部部长，反方代表张文魁单刀赴会。他的参与得到我们鼓励和善待。当时的情势张文魁是满意的，但会后又为顾雏军单独举办讨论会进行宣传。

为避免舆论一边倒，最后我做中性发言，重申组织这次讨论会的目的在于打破经济学"主流派"话语霸权，创造平等自由的对话平台，这比压倒对方观点更加重要，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

针对上海《外滩画报》记者挑衅性的提问（郎咸平是不是和新左派合流了），我否认自己是新左派并指出，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论，是为打击不同意见制造的概念，是政治帽子，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能准确地概括中国的真问题。我肯定国有企业需要改革，但不能被权力瓜分，建议暂停MBO，把国企出路定位为"国家战略产业"。

8月28日．会议打破了经济学主流派的封锁，把学术争论通过网络扩大到全社会，形成全民自由讨论公共政策的高潮，一个月之内有400多学者发表了意见。我继续扩大战果，邀高粱到对话，邀王小东和韩德强到新浪网对话，由左大培联系10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发表了联合声明，支持者还有张勤德，苏铁山和大量网络思想家，民间的狙击力量及其强大，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在关键时刻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

8月28日研讨会促使自由派内部分化。自由派经济学家大多数没有发言，一般自由主义学者与经济自由主义划清了界限。当时有老资格《南方周末》记者鄢烈山，自由主义理论家秦辉出面批评权力瓜分。以后出现的政治自由主义和维权主义者，大多数都反对“权力瓜分论”，这说明，一般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特别是权力瓜分主义划清了界限。我把这次事件称为中国左右翼学者联合反对腐败的第二次重大成果。第一次是1998年联合支持何清链，第三次则是自由主义者在2008年，支持我反对学术腐败，反对我的单位对我进行停职反省。

有许多朋友一直反对我自称经济学非主流，他们说，社会主义是主流，为什么要自我边缘化？我的意思是，市场经济下国际经济学主流是西方经济学，中国改革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为指导，在改革初期没有方向错误。但在十六大以后，一个最危险的“分利联盟”产生了，他们不仅默认而且主张正式在中国实行权力资本化，成为"权力瓜分派"，这已不是一般的新自由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在2004年以后权力瓜分派彻底暴露，成为全民批判的对象。一场旨在以权力公开瓜分国民财产，培植新的“分利联盟”的阴谋终于破产。

历时一个月的大辩论，是人民群众与爱国主义学者相结合，依托网络，取得1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大胜利。大辩论与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配合默契。与两年前"张五常热"的闹剧相比，这是一次列入史册的喜剧。

“权力瓜分派"总结教训，把这一个月讨论归纳为：学术界新左派利用网络煽动"民粹主义"，与新中央领导形成互动，搅乱思想，干扰了改革大方向，改革出现了危机，他们要把2005年定为"改革年"，实质是抵制中央新领导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组织利益集团。"权力瓜分派"许多人是80年代参与改革开放的，许多人信奉哈耶克，痛恨集权官僚体制，崇拜西方人权自由，为推进市场化改革，他们最后竟然选择权力瓜分的道路，准备把国有企业送给经营者，然后低价卖给国际资本，转变自己的身份。但瓜分国有资产的策划既然被揭露，就很难再推行。2005年顾雏军被推上法庭，这场大辩论以人民全胜而结束。

我和韩德强在2005年提出"新改革开放观"，我的意见是：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但是改革要注意公平，开放要注意安全。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年，新兴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极力重复“伟大成就“，但社会舆论反映冷淡。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对于改革开放的真正肯定，或者大家回忆“我但是干了什么，有什么贡献”，全部集中于1995年以前。对于 1995年以后的改革，没有什么人出来邀功。

真正人民群众对于改革的总结，在2003年SARS以后就开始了，在2005年结束。涌现出大量的网络思想家理论家，坚决揭露和制止改革中的权力资本化和开放中的买办化，促使中国遵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向发展。至于中央什么时候承认这样的群众性总结，我们也不着急，因为“历史是人民写的”，我相信这条基本真理。

胡锦涛总书记在 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既不能走老路，也不能走回头路。

2004年以来“权力瓜分派“策划分利联盟的企图失败了。

案例    陈国军之死：

作为弱势群体的工人依靠什么表达话语权？

7月24日，在“国退民进”的改制大潮中最极端的一幕不幸发生：吉林省属国企通化钢铁集团近3000名职工集会抗议知名民企建龙集团入主，竟将后者委派、刚到任的总经理陈国君围殴致死，集团子公司通化钢铁停产11小时。

医务人员和警方数次试图解救陈国君，均被人群堵在外面。吉林省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省国资委主任等领导带队到达通化钢铁，亦无法救出陈国君。直到吉林省国资委宣布，重组方案永久作废，职工抗议方才结束。

通钢集团是吉林省最大省属企业，具备年产钢７００万吨的生产能力。省国资委副主任王喜东介绍，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应对通钢集团当前的经营危机，加快通钢集团大型化改造，吉林省国资委经与众多战略投资者近４个月的商谈，对多个方案反复论证、研究、比较，最终经各主要股东同意，在通钢集团２００５年已实施改制的基础上，由第二大股东建龙集团对通钢集团进行增资扩股，并控股经营。建龙集团是国内规模较大、具有较强实力的民营企业，第一次参与通钢集团重组以来的三年中，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有关方案经由吉林省政府多次讨论、慎重研究，认为建龙集团增资并控股通钢集团的方案既有利于化解通钢集团当前经营困难，又有利于通钢集团的长远发展，有利于实现省政府确定的通钢集团千万吨钢的发展目标，符合通钢稳定发展和全体职工利益的要求。

王喜东把事件归结为少数人闹事，对工人不无污蔑之言。他说，

个别内退人员及退休人员制造谣言，利用一些人员特别是非在岗人员“国有情结”较深，对通钢集团现状与长远发展特别是即将实行大型化改造需要大量资金所面临困难不了解的情况，激化企业原有矛盾，鼓动一些不明真相人员，在通钢办公区内聚集，人员一度达到千余人。他们冲击生产区，堵塞原料运输线，造成部分高炉休风。有些人挑拨、煽动群众不满情绪，将矛盾集中在建龙集团派驻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军身上，对其进行围堵，将其打伤，并作为人质挟持。

在此情况下，建龙集团提出立即终止执行增资扩股方案。吉林省政府工作组考虑为尽快救出被扣押人质，保护其生命安全，防止事态扩大，同意终止实施建龙集团增资扩股通钢集团方案。但极少数人在通钢焦化厂宿舍逐室搜找到陈国军后，对其进行殴打，并继续煽动不明真相人员，对宿舍及抢救道路进行封堵，不准医护人员进入宿舍对其进行救治，阻止公安民警对其救援，并向劝说人员投掷砖头、瓦块。经吉林省国资委、通化市政府主要领导向围堵群众宣布终止建龙集团增资扩股决定，让大家放出人质，退离现场后，大部分人员离去，但仍有少数人员不准进室救治已经奄奄一息的陈国军。在此情况下，有关方面强行进入通钢焦化厂宿舍，将陈国军抢救出来。当日２３时，陈国军因抢救无效死亡。 事件发生后，吉林省采取了一系列善后措施，缓和相关人员情绪，连夜通知陈国军家属赶到通化，同时，按照家属的要求，协调通化市政府安排相关事宜。对打人致死的具体情况，公安机关正在进行深入调查。

此事引发了社会大讨论：

一．国企职工为什么如此激烈反对民企的兼并重组或控股，陈国君要求复工的主张何以激怒工人引来杀身之祸，国企背后的地方政府究竟应在企业经营管理、乃至重组中扮演什么角色？

-------越改制越吃不上饭，建龙通钢宿怨由来已久

据披露，建龙与通钢间的“恩怨”由来已久，这次建龙集团重组通钢集团是在吃“回头草”

导致陈国君之死的直接导火索是7月24日前一天，从长春通钢集团总部传来建龙二次入主通钢，并持通钢集团65%股份。

2005年建龙曾入股通钢，金融风暴后企业亏损，建龙从通钢撤股。2009年6月通钢盈利6000万，离开3个月的建龙杀“回马枪”，再次入股通钢并绝对控股，宣称大幅度裁员，激起工人及家属愤怒。企业亏损的时候撂挑子，而国企走出阴霾又回来了，这个结局哪个国企职工会接受？（甘肃《西部商报》）

通钢职工的愤怒不是没有道理的。3万职工，管理层与职工之间的矛盾，主要集中在“薪水过低、频繁加班、职工福利”等方面。2005年通钢改制后，工资没有上涨过，反而一降再降，“厂里越改制越吃不上饭”。去年企业亏损，一再限产，职工工资从2000元减到每月人均300元，工作27年的退休职工在去年底，一个月只200块钱收入。

“厂区及职工家属区乃至整个通化市二道江区的供暖都无法供应”，作为总经理的陈国君，据说年薪高达300万元

（浙江《青年时报》）

------重组过程中，谁也没有与通钢职工沟通，信息不公开、利益不均衡，他们在事件末尾忽然出场，为重组画上了一个血淋淋的句号。（美国《侨报》）

--------新任总经理被打死，“让工人全下岗”激化矛盾

7月24日早是陈国君上任通钢公司“总经理”的第一天。

近3000名在职员工及职工家属在通钢办公大楼前集会，并高举“建龙滚出通钢”等标语。陈国君进入“老焦化楼”想安抚工人，职工及家属已封堵铁路运输线，他们听说陈国君在这里，就冲了过来，用暖气片撞开了二楼的防盗门

会议室里，工人们高喊“建龙滚出通钢”，要求陈国君离开，“通钢的事情与你们无关！”陈国君寸步不让，严厉要求工人回到工作岗位。“三个月内让你们全部下岗”，通钢工人说是陈国君的这句话激怒了大家，引起群殴。

“众人停手后，他还嘴硬，说他带来了几千人，三年内不要通钢一个人。”这句话更是激怒了大家，一群人把他拖进走廊进行群殴。（广东《羊城晚报》）

第一次殴打并不严重，陈国君躲了起来。一些人逐个房间砸门，最后在仓库一个工具箱里找到。陈国君最少被群殴三次。墙被从二楼楼梯上打得滚落一楼

“他嘴里喘着粗气，但不会说话了”。此时为16时30分左右。大约19 时，陈国君已不会动弹。22时聚集人群散去，被公安武警“抢”回来陈国君满身伤痕，当晚23时抢救无效死亡，“死状凄惨”。（湖南《潇湘晨报》）

“陈国君刚被我们送走了，这才3个月又来了。即使不是陈国君，只要是建龙集团的人来了就不行。”采访中，职工们都对陈国君的死不带有同情之心，显然，他们“受够”了建龙集团。（山东《鲁中晨报》）

二、为什么群众总是“不明真相”？

-----“不明真相”一词经常出现在群体性事件过后的官方解释的新闻通稿之中，在发生群众大规模聚集的事件后，政府不假思索地祭出这一说法，指大部分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受“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蛊惑与挑唆。贵州的“瓮安事件”、云南的“孟连事件”、甘肃的“陇南事件”，都是“定性怪圈”。

吉林通钢集团通化钢铁股份公司发生群体性事件后，“不明真相”一词再次被反覆提及。（上海《东方早报》）

为什么不能让群众知道“真相”？或者在事件酝酿阶段和刚露苗头之时，用公布的“真相”平息群众的疑问，把群体性事件化解在萌芽状态？说群众“不明真相”，并不等于真理站在了自己一边，暴露有关部门没有尽责。

改制是事关职工切身利益的大事，职工有权利知道改制的过程、改制的方案、改制的办法、改制的措施，以及战略投资者的情况、企业的发展目标、职工利益的维护等。如进行通报，怎么还会出现“不明真相”的问题呢？（浙江在线网）

指责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不明真相”，是说老百姓没有分辨事非的能力。瓮安事件最终证明当事人是因溺水死亡，但根子上却与当地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群众安全感指数很低，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通钢事件是不是也有企业在重组过程中，没有照顾到职工利益的问题？（北京《法制晚报》）

------极少数人造谣教唆？官方有推卸责任之嫌。

通钢的困难是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不是体制造成的。民营企业说进就进，说退就退，把吉林省最大国资企业如玩物一样耍来耍去，省国资委没做解释，如此猫腻感十足的重组，又怎能不让“谣言”四起？这种信息不公开造成的群众“不明真相”，政府难辞其咎。（广东南方报业网）

三．社会舆论同情工人

网络舆情一边倒倾向于通钢职工。

“工人集体维护自己利益，抗议改制，打死资本代理人”的维权标签；对于重组方建龙集团，以及遭殴致死的资方代表、职业经理人多加贬斥，鲜有同情。

有媒体感慨，“这令人感觉刚刚发生的是解放前才能看到的工人运动，而不是一场刑事案件。”

尽管吉林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侦查，对打人凶手的追查已非公众关注的焦点（香港《经济导报》）

国企改制重组已大规模推进多年，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国退民进”依然会持续下去。在这个过程中，国企、民企、职工三方的利益如何平衡？通钢事件这样暴力与血腥，以极端方式将这种典型的利益冲突撕裂。

------宣布建龙退出重组之后，通钢厂四周到处鸣放鞭炮。上一次鞭炮齐鸣是在09年3月建龙经营通钢出现亏损退出时，一起钢铁业“民进国退”的改制事件以悲剧告终。建龙集团收购通钢后没能扭转颓势，在危急时刻放弃，在转机之时杀回，这种唯利是图，激化了本来就纠葛重生的劳资矛盾。（北京经济观察网）

    -----近年来，资产重组是中国国企改制的一个常用手段。在资本市场上，资产重组更是深受市场炒手青睐的热门题材。然而，与资产重组的火爆相伴随，因之而产生的矛盾也已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只是由于它通常发生于企业内部而被屏蔽掉。但是，通化事件终于使这一矛盾以一种尖锐的形式暴露在世人面前。（北京《中国青年报》）

------通钢事件可谓是“民进国退”后遗症的集中表现。进入国企的民营资本希望利润最大化、成本最低化，不幸的是，国企往往冗员众多，产权关系复杂，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陷于利益纠纷的泥潭。民营企业辞退原国企职工，把社会责任推给政府。作为一个拥有几十年历史的老国企，通钢的数万名职工对企业的情感因素无法忽视，从“大锅饭”状态过渡到民企新型雇佣关系，所有国企隐形福利全部消失，对许多老国企的职工而言，在心理上也无法一下子接受。（广东《珠江晚报》）

-----虽然民企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国企，我们也不愿看到，在缺乏监管的环境下，民企对国企的破坏力要远远高于国企内部的内耗和低效。很多国企改制一次，被形形色色投资者洗劫一次，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屡见不鲜，如《投资者报》所报道过的吉林制药两次改制，遇到资本大鳄，留下巨额债务窟窿。（上海《每日经济新闻》）

------国资委热衷“拉郎配”

省国资委27日发布消息称，建龙集团增资扩股通钢的方案仍是最有利于发展的方案。作为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并享有收益的政府特设机构，国资委的首要目标是“加强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因此，它是企业的股东，对国有股的处置，考虑的是国有资产的利益最大化，依据的是相关法律法规。国资委对企业职工似乎并无义务，因此即使在工人表示不满后，仍坚持方案“最有利于发展”。（广东《南方都市报》）

 -----“人人都有工作”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大优点，民企大幅度裁员，直接引爆积蓄已久的矛盾，引发职工极端行为

（河北长城在线网）

------阉割职工基本利益，资产重组案例中，企业职工却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基本权利被架空。（北京中国网）

将职工之于企业的主人地位转化为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企业为降低成本必然裁员降低职工收入、甩脱退休职工包袱。（北京法律界网）

四．极端维权接连发生，利益分配改革迫在眉睫

------主人翁沦为“主人空”，职工需要话语权

工人缺席“资本盛宴”，通钢敲响国企改制警钟

通钢一直极为紧张的干群关系，使24日刚刚履新的陈国君不得不面对极度情绪化的万名职工。通钢事件自始至终是吉林省国资委在代表通钢集团与建龙进行谈判，最直接利益相关者——企业职工的话语权被忽视。通钢事件是中国国企改制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悲剧。（广东南方新闻网）

------如今这个“资本为王”时代，资产重组总是在资本拥有者之间展开博弈与交易，职工利益被架空，话语权被忽视。

------2005年，中国曾掀起规模极大的国有资产流失大讨论，国资流失也成为官商腐败的同义词。公众之所以如此反对，不仅在于国资的流失，还在于国有资产的分配不公。

国有资产的“贱卖”从表面上看，社会财富没有损失，只是改变了其在社会中的分配，明显偏向相关利益主体中的强势群体，弱势群体被边缘化，自然会引发利益受损群体的强烈不满。（香港中评网）

-------通钢事件血的代价，工人须有话语权

工人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应该有自己的代言人，应该有法律保障的话语权。只有建立了正常的渠道，才能调解利害关系，化解可能的冲突。（马来西亚《南洋商报》）

-----利益受损，解决渠道不畅，将希望寄托在将事情闹大上，这是暴力思维产生的深刻根源。频频上演的“闹大维权”，令人感到悲哀。它折射出合法维权通道的淤塞，以及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冷漠。在一次次反映问题石沉大海，一趟趟上访举报无功而返的背后，民怨在一点点地积累，最终在某个时段集中爆发出来。而这些“闹大维权”的先例，又在传递一种极其错误和危险的信号，驱使更多的人采取极端和过激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

（山东《半岛都市报》）

-----近年来，中国社会屡屡发生极端维权事件，从跳楼讨薪到开胸验肺，从多地接连爆发的群体事件到群殴致死事件……在这些或无奈、或悲哀、或尖锐的事件乃至冲突的背后，折射出中国社会在收入分配差异巨大、权力与利益分配不均的现实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日益加重，一些长期积压的问题正在暴露出来，社会矛盾有激化之虞。

------随着中国改革正步入“深水区”，社会形态也随之改变，发展方式也到了一个需要调整的阶段。这些屡屡发生的矛盾冲突凸显出北京当局着眼于调整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改革具有了现实的紧迫性，弱势群体利益是否得到保障，其地位是否得到提升，更是检验改革成败的试金石（美国《侨报》）

------劳工话语权的缺失确是“当今中国的一般状态”，若国企兼并民企，民企员工就有话语权吗？国企垄断经营抑制民企的生存，地方政府占用农村土地，在这一切过程中，劳工和农民有多大的话语权？

《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这样一个故事：中国一家大型有色金属企业与一家美国公司谈合资，中方翻译一个个介绍，这是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等，美国人点点头，最后介绍到工会主席，美国人全体“唰”地起立，微笑致意，工会主席慌了：我是列席的……

美国人为什么高看工会主席？通用汽车要破产了，但劳工福利不能少，资本家斗不过工会，于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出面了，经过与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艰苦谈判，美国财政部成为通用大股东，主导通用重组。通用是大家的饭碗，劳资对立变成了新的妥协。

在现代国家，暴力冲突对劳资双方都是灾难，都会增加社会发展成本。如果社会制衡妥协机制缺失，劳工话语权缺失，暴民和暴政的轮回就难以避免，陈国军之死就是必然的——不管他是否放了狠话。反之，如果劳工也能放狠话，陈国军或不死。

中国青年报这篇文章，除去“暴民”一词不妥，写得挺好。

是什么人在误导民营企业家？新自由主义理论，和那些“改革型干部”。如果我们看看吉林省委书记在两年前的讲话，就可以知道血案不是偶然发生的。据《南方周末》2007年3月5日专访：

王珉：吉林应该走什么路？

------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包括1400多个处级干部，全部动员起来，把我们共产党所有办法都用上，实施国企改革攻坚计划。

-------历史不惩罚成功者，对民营企业，更要以输赢论英雄，最终他们发展起来了，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报纸报道，学者出身的王珉，曾任苏州市委书记，在访谈中，几次语出惊人，尽管未能全文发表，但亦能看出其学者型官员本色。在访谈中，王珉直率地表达自己对各种问题的看法，除了主政苏州和吉林的不同体会外，对记者提出的“苏州现象”、国企改革、民营企业原罪、舆论监督、仕途感受一一直面回答。

记者：吉林的国有经济占的比重很大，国有企业体制机制不活的问题也突出，我们注意到，你到了吉林就进行大规模国企改革，请谈谈这方面情况。

王珉：国企改革的难度很大，工作量也大，企业质量差成本高、资金财力不足，完全靠市场来推动不可能尽快实现体制机制的创新，所以我们采取了一些超常规的办法。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包括一千四百多个处级干部，全部动员起来，把我们共产党所有的办法都用上，实施国企改革攻坚计划，按我的说法就是要“连锅底抄”，把最难的解决好，不留下任何问题，这也是吉林国企改革的最大特点。

这次改革成效很大，共完成了3200户国有工业企业和粮食、流通、商贸等行业企业改革，筹措支付改革成本217.9亿元，安置职工87.5万人。

　　记者：有人指责民营经济存在“原罪”。

王珉：这个指责太荒唐了，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法制环境决定，怎么能越过时间和空间去追究它呢？历史不惩罚成功者，对民营企业，更要以输赢论英雄，最终它们发展起来了，有什么可指责的呢？只是现在要教育、规范它们，让它们走上一条合法经营的道路。

: 记者赵蕾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 2007-03-15 10:33:19 

这样嚣张的态度，怎么能不激化社会矛盾？两年以后出现出现通化钢铁厂工人杀管理者-----注意，是有官界大背景的“民营企业家”被杀，在领导下必然要出现。这番言论集中暴露了中国假改革派-----权力瓜分派的真实本质。

他们规划的改革路径和结果，就是毛泽东30多年前说过的：我死之后如果右派当权，有市场经济但是不会有民主，而是赤裸裸的右翼法西斯专政。但是毛泽东接着说，我断定他们不能成功，因为90% 以上的人民群众是绝对不会容忍的。

民营资本家们又接受了什么样的思想和理论？

-----吹捧资本和权力，贬低劳动；企业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先进文化的代表者，而且他们根本就不需要顾及人民币群众的利益，这是政府的事，企业家就是要赚钱。

----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中国的私人资本原始积累机会大好，机遇百年不遇，抓不住会影响自己家族几代人。

对工人要敢下狠手。国企工人是计划经济时代特权接，现在的改革其实就是剥夺他们的特权，根本就没有什么补偿问题；他们不是企业主人，而是市场劳动力；精英不择手段推进改革，让工人付出历史牺牲，这是历史进步的代价。

----政府最坏，老百姓仇富，就他们最好。

这样的弱肉强食理论，包括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本质上代表国际资本利益，而不代表中国民营资本利益，因为他们比起国际资本只是弱者。可惜中国民族资本还没有真正形成，他们还停留在民间资本或民营资本的水平，其代表人物大多是搞投机资本的，真正搞技术和管理的往往对理论没兴趣。

用毛泽东的话，中国民族资本有两面性，他们和工人对立，与官僚外资划不清界限。何况目前的中国，他们还只是“民间资本或民营资本”，没有上升为民族资本的水平。

他们接受新自由主义理论，和主流经济学的话语权有关，经济学家在巴结和误导他们。凡有钱人，身边都围绕一大批说客，告诉他们：国家主义和政府干预，民粹主义和老百姓仇富，是他们的最大威胁。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有待于整体性提高，从民间资本上升到民族资本。首先他们的成分必然改变，越来越多的科技管理型人才会加入。在国际资本的打压和工人反抗下，在社会舆论抨击下，他们必须端正立场，真正认识自己利益所在，改正自己的先天不足，否则是没有出路的。至于富豪群体争取合法性的努力，绝对不能走与国家和人民对抗，去搞什么“神圣不可侵犯”，和“赦免原罪”，而是要多做生产性投资和慈善事业，有低调做人不能嚣张，以自己对社会的贡献来取得社会的谅解和尊重。

第九章  大国博弈背景下的国际资本

《瞭望》杂志曾经撰文抨击：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中国经济决策。有关中国的经济主权受到侵蚀的话题越来越引起关注。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在华的境外利益集团无拘无束，为所欲为，应实施有效制约。

对外开放30年，进入中国的外资早已告别"散兵游勇"状态。为巩固和扩大在华利益，这些外资依靠自身雄厚经济实力与母国强大政治后盾，通过各种方式，活跃于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与重要民间团体之间。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与制衡，各类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途径，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了中国重大事务，并带来一系列复杂影响。

一．2000年以后国际资本利益集团的形成

     2000年中国加入WTO，经6年过渡期，至2006年对外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外资在中国的性质和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积极作用减少了，消极作用增加了。改革初期中国对于外资的需求是多方面的：缓解资金和就业压力，促进出口保障外汇收入，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促进体制改革，引进严格的企业管理制度等，这些好处随形势变化已成为历史。我们所希望的以“市场换技术”效果不显著，外资对进行市场垄断和技术垄断，外资数量的增加，使其具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利益集团应运而生。

20世纪8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集中于沿海经济开发区与特区，多为港资与台资企业。1992年外商投资一年净增数575亿美元，超过前十几年总和。 2000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对外资吸引力不断增强。 2002和2003年分别为527.43亿美元和535.05亿美元；2004年跃升到606亿美元，2005年与2006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都保持600亿美元。 至2005年5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25378个，合同外资金额11615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844亿美元。全球最大500家跨国公司有450家在华投资。至2006年6月有71家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立了营业性机构，可在25个城市开办机构人民币业务；合资基金管理公司23家；合资证券公司7家；外资金融机构设立7家汽车金融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设立了3家 。截至2005年底，中国保险市场上共有保险公司82家，其中外资保险公司41家，分支机构接近400家，外资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已占全国保费收入的3.9%。

国际资本为保证在中国的利益，办法有三；第一是通过所在母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获得在市场准入、并购、利税等各方面的优势。第二是通过组织在华商会，集体表达自己的利益。至2006年，美国与欧盟等国资本都建立了在华商会及其在中国各核心城市的分支机构。第三是培植在中国本土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与中国政府有着各种联系的渠道。有的是政府部门本身。

国际资本的“俱乐部”[1]：即在华商会。第一家是中国日本商会（1991年），至2004年6月，在中国自行成立商会: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丹麦、加拿大、意大利、芬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欧盟、挪威、瑞士18个国家和地区共计20个商会。对外使用的名称包括了Chamber Of Commerce(商会)、Business Council(商业理事会/贸易理事会)、Business Association(商业联合会)、Deleg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工商代表团)、Club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工商俱乐部)等。在上海排名前十名的“俱乐部”见下表：

在上海外商投资中,占80%的投资来自于这些商会单位。商会通过与中国政界和商界建立广泛联系,帮助企业维护利益。除了推广产品,把着眼点放在收集市场需求信息和争取优惠政策。作为外国企业利益的维护者，外国商会游说政府的内容一般都和本国企业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国际资本集团通过商会影响中国政策的集体行动日益频繁。在中国讨论两税并轨、起草《对外贸易法》、起草《劳动合同法》等等过程中，国际资本集团均有明显的集体行为。中国欧盟商会会长杨森说：“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建立起正式的立法咨询机制。尽管此前与国务院法制办有过良好的合作，但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正式的机制和渠道使商会可以很好地参与中国的立法咨询。……虽然曾被邀请参与（立法咨询），但有时我们只有几天的反应时间，而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我们的成员企业影响巨大。”

《2006年建议书》强调：“必须增强法律和监管领域的透明度。在起草立法的相关阶段，与所有相关利益者进行磋商咨询将确保实践经验能够被反映到所颁布的法规中。为使结果更有意义，磋商的过程应坚持以国际惯例为基础，给予各方充足的时间（90天）发表意见。为了进一步加强磋商过程的作用，有必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体系，以包括英文的版本详细说明对即将颁布的法律的评议日程。”

         二．跨国公司的寻租活动

跨国公司在国际范围的寻租，早已臭名昭著，一部分公司不是用“国际惯例”影响和改变中国企业的行为向良性转变，不是靠公平竞争获取市场，而是靠行贿“寻租”，搞“攻关”摆平政府或领导，以拿到各种好处。国际透明组织主席彼得·艾根指出：“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的政治家和公共官员只把眼光盯着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腐败，却无视自家后院的溃烂，对总部设在这些工业国家的跨国公司的行贿犯罪置若罔闻，最富裕国家的政府对跨国公司践踏国际公平贸易的行为熟视无睹。”

学者彭澎(2001)指出：跨国公司对东道国主权和政策的影响表现在：一是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跨国网络，可以摆脱东道国的控制；二是通过直接施压和寻求代理人(管制俘虏)，影响东道国的决策；三是通过“公司文化”的营造，传播文化、价值观念等改变东道国传统价值取向；四是通过培训超越国籍的公司公民，形成无国界企业，将对公司的忠诚提升到对国家的忠诚之上；五是跨国公司的进入，使民族国家从原先的国有化运动转向主动限制主权，与整个世界竞争。

学者谢康(1999)指出，东道国政府对跨国公司及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变化是主权国家对跨国公司权力扩张的一种反映，从中可以折射出东道国政府与跨国公司在谈判和博弈中的力量变化。跨国公司不仅将触角延伸到母国经济活动以外的诸如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而且还通过在东道国建立子公司以及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外交，对东道国外资政策施加影响。

近些年来，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十分活跃。

其一，强力公关。境外利益集团熟谙中国国情，巧妙利用各方人脉，想方设法接近各级领导人，一方面试图进行商业游说，影响相关决策；另一方面可作炫耀资本，为商业活动铺路。有媒体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在黄金时段播放、或于头版头条刊登领导人会见外国企业家的镜头与画面。而为击败竞争对手的并购，积极游说省市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取得了官方鼎力支持的例子也不少。

其二，利益输送。境外利益集团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或将相关课题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有关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为途径，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某些国际大公司常年、多次以课题研究名义，向国内一家研究中心提供研究经费，该中心投桃报李，一直为跨国公司的在华利益而奔走呼号。此外，以安排出国观光、子女境外就读、协助转移资产等条件，或以参加国际学术研讨、出国观光、子女境外就读、协助转移资产，参加国际学术研讨、邀请做访问学者、收录论文进SCI（科学引文索引）、授予名誉学位或职称等为诱饵，吸引中国官员、学者为其效力。

其三，与国内利益集团结成共同体。在对外开放进程中，中国滋生了一大批从事"买办"活动的掮客，这些掮客与境外利益集团形成日趋紧密的"共生"态势，游走在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之间，获取超额收益。与境外利益集团结成利益共同体的还有法人。一些大型中资企业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充当外资的“铺路石”与“敲门砖”。如某些有违常理的合资路线，一开始就体现出外资的独资图谋。由于中方出资人往往缺乏有关经营经验，因此合资公司实际由外资主导。

其四，与一些地方政府形成共生。在GDP增长作为主要考核政绩的制度安排下，一些地方政府纷纷进行“冲向底部”的“割喉战”，争相招揽外资，

过度引进，超前开放，导致日趋严重的"外资崇拜"。如有的地方政府在筛选当地骨干企业的战略投资者时，首先排除的是中资企业，执意将国有股权转让给境外投资者。"两税合一"刚刚提上议事日程，有的地方政府和外资企业便联合行动，希望影响立法机关的决策，保留外企特殊优惠待遇。

其五，跨国垄断资本结成联盟。中国第一世界第五的电池生产商福建南孚公司已成为跨国垄断资本合谋的经典案例。1999年南平市有关部门为改善治理结构而主导引进外资，竭力避免被同行产业资本（美国吉列）所并购。然而以摩根士丹利为首的国际基金在2002年对南孚实现控股后，2003年就将所持股份全部转售给吉列。

其六，借助总部所在国政治力量。以政治促进商业利益，是国际社会"通行规则"，境外利益集团自然精于此道。如获悉中国有关重点工程需要数亿美元的设备和技术时，有的外企极力游说该所在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沟通，甚至通过国家领导人访华促成与中方签署巨额供货协议或交易。

外资不端行为包括：逃税漏税；大幅减少用于环保的投资比例；给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低到极点；生产环境甚至恶劣到伤害工人的健康；产品质量出了问题，不重视消费者利益，采取沉默、回避、不予补偿的等消极行为。

某杀毒软件误杀微软操作系统，导致大量用户系统瘫痪。公司在出事之后并没有主动采取赔偿措施，甚至在第二封对广大用户的公开信上，把致歉的话都删掉了！雀巢公司在奶粉质量出了问题后，先是对消费者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傲慢和漠视，到有关部门“登门诚恳认错”，并“委屈”地把碘超标问题归于“奶源”。他们的第一选择是通过得到政府“谅解”把此事私下了结。对中国消费者，他们没在第一时间把碘超标的奶粉下架，而是在一周后停止，仍没有表示要负责退换奶粉，又过一星期在强大舆论压力下，才勉强同意可以退换。

东道国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取决于四个因素：第一，比较大的国内市场规模，而且正在迅速扩展；第二，中央政府的权威和控制力；第三，快速的经济增长；第四，正确的利用外资的战略战术。较大的市场往往可以容纳同一行业中不止一个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无疑能减少它们的市场垄断力量，并迫使跨国公司竟相让利于东道国以赢得竞争，而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会导致产业结构升级，也会使本土企业在技术管理上不断进步，结果很可能迫使跨国公司转移更先进的技术。

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与跨国公司交涉时可以避免地方政府为其局部利益而相互竞争，从而减少不必要的损失。而正确的利用外资的战略和精心设计、灵活操作的政策，往往能使东道国的讨价还价能力在动态中不断提高。

如果产业竞争激烈、技术相对标准化或变化不大，产品异质程度不高，东道国政府便有较大的优势来主导跨国公司；反之亦反之。随着厂房的建造和设备购买、资金的流入，形成了“沉默成本”，东道国讨价还价的能力会逐渐增强，跨国公司对特定地区的熟悉程度加深，对风险的感觉就会减低，它们也可能会让利于东道国。

3．贿赂

贿赂有几种表现：向当局者行贿而改变法律、法规的执行；收买政府官员；政府采购回扣。从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腐败排行榜”上，看出许多跨国公司正在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以犯罪的手段来赢得合同。

某些地方政府与国际资本集团构成“复杂的共谋”关系：两者为着各自的利益相互利用又相互博弈。地方政府为当地地方发展，经济发展往往取决于外资企业,促使地方官员在面对各种利益诉求时,更容易向外资一方倾斜,国际资本集团为获超额利润，也乐于利用各级地方政府为争夺投资而提供的各种特惠条件。比如，为了吸引外资，在中央最严格的土地政策下，各地仍然竞相出台政策，招商地价下滑。有的土地开发成本每亩20万元，招商挂牌地价15万；有的工业用地的价格2001年9.5万元，2003年降到6万，出现“零地价、送厂房、银行1：1配套贷款、五免十减” 等“割肉竞争”，这就是所谓“地区竞争力”的实质。

中国建设银行前董事长张恩照受贿案的判决书中提到，IBM曾向一位协助行贿张恩照的销售代理支付了22.5万美元。据报道，判决书中还提到了日本电子企业日立公司的香港子公司。这使得跨国公司行贿事件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此前，我国已发生了多起跨国公司行贿案，像沃尔玛、德普等等都曾卷入其中。而德国西门子公司地中国大量行贿的事实更是惊人。据相关媒体援引西门子内部人士的话称，在西门子中国公司的运营中，有将近一半的业务涉及行贿。西门子中国分公司拥有极大的权力，可以不用向慕尼黑总部汇报而自行作出重要的投资决定。报导还透露，西门子公司在列支敦士顿设立的3个黑账号中，有一个账户直接用中国某企业命名，西门子有关部门曾向这个账户上转入410万欧元。2006年8月西门子中国区总裁郝睿强对媒体承认，西门子在中国有不法商业行为，去年已为此开除了20个员工。但一直到西门子在美国以及国内遭到调查并处罚，此事才引起国内重视。近年来，跨国企业在华行贿的事件一直在上升，中国在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国际透明组织主席彼得·艾根指出：“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的政治家和公共官员只把眼光盯着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腐败，却无视自家后院的溃烂，对总部设在这些工业国家的跨国公司的行贿犯罪置若罔闻，最富裕国家的政府对跨国公司践踏国际公平贸易的行为熟视无睹。”

4．制造舆论。2001年，在某跨国公司的直接赞助下，某大学研究中心以“全面调查向跨国公司开放市场对中国经济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为题，发表关于可口可乐公司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报告。说可口可乐自八十年代初进入中国,目前已经给中国创造了41.4万个就业机会。其中可口可乐系统直接雇用了1.4万员工，可口可乐独立供应商雇用35万名中国员工，可口可乐的独立销售商、批发商和零售商则雇用了5万名中国员工。可口可乐公司直接注入资金80亿元人民币，为中国间接创造了220亿元人民币 的增加值，每年通过乘数效应使中国经济增加300亿(!)人民币的产值。1998年可口 可乐生产、经营和销售者直接和间接提供了16亿人民币的利税。此外,可口可乐通过其在全国21个省份和城市的装瓶厂网络，实现了对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向高效、成功合资企业的转型。引进了先进的管理和营销经 验，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技术。可口可乐在中国的经营还带动了玻璃、塑料、铝罐和制糖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而可口可乐对于中国本土碳酸饮料产业的毁灭性打击及由此造成的大量职业失业的事实，报告只字不提。

某些国家部门的研究中心，成为赤裸裸地为外资辩护的喉舌，如经济与贸易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竟然说出“外资越多国家越安全”这样的话。系统的理论也开始出现，详见下节。

5．院外活动集团与国家干预

跨国公司借助本国政府力量对东道国政府施加影响，政府出面帮助跨国公司争取海外利益，在本土实行保护主义，限制进口尤其是外资兼并其骨干企业，乃是常态。政府帮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是天职，并不象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鼓吹的，政府退出市场。当跨国公司在国外的投资和贸易遇到来自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的阻力，仅凭跨国公司的力量很难突破，或突破的成本过高时，跨国公司需要母国政府为其鸣锣开道，甚至母国政府直接出面干预，迫使东道国让步。而政府也视跨国公司为其控制世界经济的的手段、推行其外交的工具，进而母国政府为本国跨国公司服务也是必然的。

日本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首相跑到欧洲去推销半导体，被戴高乐讥讽为“非导体首相”。美国国会利用每年一次的最惠国待遇表决，利用台湾问题，给中国施加压力，最后矛盾的缓和都是要中国政府的大额“定单”，为此我们购买越来越多的波音飞机，多年来不发展自己独立的航空制造业。最为恶劣的是，美国政府在1998年推动波音兼并麦道， 单方面停止了麦道与中国合作生产的MD系列大型喷气式民航客机，把中国航空制造业推迟20年。美国波音有 20% 的市场在中国，中国购买波音飞机，多年来已经成为中美政治外交关系的筹码。美国政府直接出面介入新经济标准竞争，在2004年迫使中国政府同意无限期推迟实施WAPI技术标准的时间。

发达国家贸易保护特点是第一，在自由贸易口号掩盖下实行；第二，在经济危机时期尤其明显。国内利益集团发达，利益刚性化公开化，一遇危机只能向外转嫁，进而形成互相转嫁。第三，保护主义政策经过民主形式，即国会中的利益集团活动压力，政府很难控制，尤以美国院外活动集团最为发达。

  三． 跨国公司的市场垄断

为了引进外资，中国政府以优惠政策鼓励下游产业进口设备和生产线，已严重冲击上游产业如装备工业，机床、模具，高级原材料，压制了科研开发能力。

我国投资占GDP的40%以上，其中设备投资占投资总额的40%，进口设备占设备投资占2/3，就是说进口装备占GDP10%。100%的光纤制造装备，80%以上的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和石油化工装备，70%的轿车制造、纺织机械设备、数控机床依靠进口，养肥跨国公司，削弱本国装备工业。不难解释以重工业为主的东北老工业基地，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反而衰落。人们容易看到消费品市场的繁荣，但中国技术创新和基础工业，却越来越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国有企业今天处于困境，实际上是洋重复挤垮了土重复，外资打垮了内资。上海汽车、公元、乐凯、南孚……多年辛苦经营创下的著名品牌，纷纷被外资消灭。

加入WTO以后，美欧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迅速增长，其中独资企业比例迅速提高。世界500强中已经有450来到中国。外商投资的领域，正在从轻纺工业向我国工业体系的核心部分渗透；从组装加工向整机、研发等上游延伸，从单个产品向行业的系统产品延伸。投入规模动辄几千万、上亿美元。

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本质上存在竞争，合作往往是表面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本土垄断企业获取核心资源，如客户信息、渠道信息等，为全面抢占国内市场份额作铺垫。国家垄断资本的经理层， 有些人比民间资本买办化趋势更强，宁可低估国家资本与外商合资，自己改变身份，享受高工资，逃避国家监督。加入WTO后，国家各类保护政策取消，我国企业将在“同等”贸易条件下和强大的跨国公司竞争。“把本国企业推向国际市场”，是希望他们在国际竞争中成长壮大。如果实力对比过于悬殊，又没有国家的扶持，则竞争的结局，完全可能是整个产业被跨国公司控制，很难东山再起。

学者王小强，高粱，左大培，张宏良，梅新育，杨晓禄，田力为，记者丛亚平，和许多网络作家揭露了外资在中国的垄断问题（下面材料主要来自高粱和左大培的文章）。

外资正在取代我国外贸主导权。中国的出口占GDP的35%左右，而外资企业所占比例达到57%，在高科技工业产品出口中更达到82%。所以，我国外贸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外资企业的出口增长。（1993-2003：机械工业出口额增长20倍（2002年为830亿美元），外资企业所占比重从35%上升到79%。电脑设备出口额增长56倍（2003为410亿美元），外资企业比重从73%上升到92%，电子和电信产品出口增长7倍（2003年为890亿美元），外资企业比重从45%上升到74%。例如，2004年，天津314家外资企业出口99亿美元，占全市99%，103家内资出口企业总计出口234万美元，占0.2%。）

这说明，中国对国外投资的依赖日益加深，以及外资企业和中国本国企业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形成了一种外商控制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

外商为实现在华经营战略，通常力图实现对合资企业的控制。由于合资的外方一般占有技术和营销渠道的强势地位，即使不占有股权的控制地位，在很多情况下仍可掌握企业控制权。

跨国公司投资的显著特点是投资和产品的系列化，将东

道国制造企业整合在自己的全球体系内，通过产权控制、技术控制和营销渠道控制，使其成为全球产业链中的下游组装厂或零部件生产厂。从而割裂后进国的产业关联度，使其依附性愈益增强。

跨国公司大量投资我国机电、日用化工、轻纺等传统行业，通过FDI或对中国企业并购，实行市场扩张，对许多行业实现了垄断或者处于垄断的临界点，打压或消灭民族品牌，并且多方开展政府公关，影响政策向外方利益倾斜。中国企业在强大的跨国公司面前处处被动。外资挤占国内市场，正是导致内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陷入经营困境的主要外部原因。

据商务部《2004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己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

据《中国产业地图》（中国并购研究中心）一书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啤酒行业：60多家大中型企业只剩下青岛和燕京两个民族品牌，其余全部合资；

玻璃行业：最大的5家已全部合资；

电梯行业：最大的5家均为外商控股，占全国产量的80%以上；

家电行业：18家国家定点企业中11家合资；

化妆品：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

医药行业：20%为外商控制；

汽车工业：外国品牌占销售额90%！

在感光材料行业，美国柯达于1998年仅出资3.75亿美元就实行在华全行业并购，2003年又收购了乐凯20%国有股，已占有中国感光材料市场至少50%的份额，富士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超过25%。

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美国微软占有中国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95%，瑞典利乐公司占有中国软包装产品市场的95%，法国米其林占有中国子午线轮胎市场的70%；在手机行业、电脑行业、IA服务器、网络设备行业、计算机处理器等行业，跨国公司均在中国市场占有绝对垄断地位。

在高科技领域：如手机行业，由于本土企业上游技术、关键零部件乃至生产线大部分从跨国公司购买，跨国公司早已从中赚够了。近期跨国公司开始采用低价策略，挤压国内手机厂商的利润空间，意在赶尽杀绝。国内手机行业除了自有品牌外没有核心部件的核心技术，2005年以来全部亏损，市场占有率严重萎缩，纷纷退出市场。

在流通领域，占有主导份额的大型超市领域，外资控制的比例已高达80%以上，中国零售企业只能在中低端市场经营。随着外资的延伸，低端市场也将面临逐渐萎缩的危险。零售业是最能吸纳劳动就业人口的领域，竟然也任由外国的“资金密集型”企业前来掌控，真是走火入魔。业内有人指出：流通渠道可以控制工业命脉，如果放任外资企业占领我国的流通渠道，中国的企业终将沦为国外流通企业贴牌产品的加工车间。

跨国公司也插手我体改决策，压我放开垄断行业。在邮政改革方案落实之时，四大国际快递公司首次通过代言机构亚太国际速递商协会(CAPEC)发表声明，希望中国邮政改革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政事分开，在快递领域引入公平竞争机制。强调对《邮政法》修改最敏感的部分提出建议，要求邮政企业分业经营、限制邮政专营和建立独立的监管部门。”（第一财经日报2005.07.18）

     四．跨国公司对我国骨干企业的系统并购

1994年第四轮国有资产重组热潮，是以“抓大放小“为方针的，把国有企业的处置权和收益权，从中央政府下放给地方政府，实际上就是把“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所有权，这是经济改革的重大阶段性变化，从“增量改革”过渡到“存量改革”。大部分中小国有企业和就集体企业被私有化，黑幕重重。与之鲜明对比的是6000万工人下岗，国家没有预先建立社会保障，使用不伦不类的“买断工龄”，把社会保障市场化，补偿不足，引起巨大社会矛盾，出现了改革以来“绝对受损”阶层，违背了渐进改革的初衷。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工人是和国家有“实际契约关系”的，工人享有不被辞退的权利，但是长期低工资，只是必要劳动的补偿，即“吃饭钱”；剩余劳动那部分包括购买住房，医疗养老，都转化为利润上交了国家财政，建立了新的国有企业。

1994年我提出，国家应该负担下岗工人的这部分社会保障。如果实在没有钱，可以划分一部分国有财产。有人反对说：怎么能够拿全体人民的财产去补贴一部分人？怎么能够让国有企业私有化？实际上，这不是私有化，而是马克思所说，把一部分国家所有制变成社会所有制，而社会所有制是公有制最高形式。这是在重大改革中用“形左实右”的办法，让工人负担全部改革成本，政府放弃了历史责任。我的建议终于在15年以后，2009年在股市政策方面实行了。

在此之前，把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产权私有化，基本给予了经营者阶层。因为没有历史包袱问题，社会反映不大。而国有企业工人没有得到充分的补偿则震动了整个社会，不是不应该改革，而是补偿不足，不照顾历史因素。正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偏差开始造就利益集团，造成社会分裂，打破了全社会对改革的共识。以后的许多改革，就越来越带有为利益集团谋利益的性质，或者出现了利益集团利用改革为自己谋利益的问题。

演变到2003年以后，出现新的一轮对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哈药集团、哈尔滨啤酒、乐凯胶卷、南孚电池、华北制药、华凌管线、徐工集团、青岛啤酒、健力宝纷纷改制，其新特点是低价卖给外资。河北对省属36家重点企业启动改革试点。华北制药、邢台钢铁、承德钢铁、石家庄钢铁、河北旅游、石家庄化肥等基本完成。2003年河南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包括神火股份、双汇发展、中孚实业、ST春都、ST白鸽等在内的一批上市公司纷纷重组，山东准备3年推动6900亿元国有和国有控股资产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淡出。

张裕集团33%股权被转让给意大利意利瓦葡萄酒公司；柯达公司入股乐凯胶卷；美国凯雷集团将入主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大哥大徐工集团（徐工集团改制明确将民间资本排除在外）；印度米塔尔集团收购华凌管线37％股份；南孚电池转手摩根斯坦利；河南新飞电器国有股全部撤出，新加坡丰隆亚洲股份有限公司实现控股。华北制药与荷兰帝斯曼（DSM）制药集团洽谈重组事宜。

2003年，南孚电池以近8亿产值占据中国电池市场半壁江山，位列世界第五大碱性电池生产商。然而这家在国际产业市场呼风唤雨的企业，在2003年8月命运陡转。1999年，在南平市政府吸引外资的要求下，南孚数家股东以南孚电池69％的股份出资，与摩根斯坦利、荷兰国际投资银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合资组建“中国电池有限公司”，其中外方持股49％，中方持股51％。由于中国电池有限公司拥有南孚的绝对控股权，外方股东如果增加2％的股份，就可通过中国电池有限公司间接控股南孚电池。事情也很快按着这个方向发展。由于中国电池一家股东经营不善，陷入巨亏，摩根斯坦利成功收购了其持有的中国电池8.25％的股权，随后摩根斯坦利不惜重金，先后从两家中方股东手中大量增持中国电池股份。当其拥有南孚电池72％的控股权时，摩根斯坦利迅速改变了原定海外上市计划，转手以1亿美元价格将所持中国电池股份全部卖给南孚的竞争对手——美国吉列公司。之前美国吉列机进入中国十年来，由于面对南孚的强劲竞争，始终无法打开中国市场，现在所有问题迎刃而解了。为了避免和吉列冲突，南孚从海外市场全线撤出，一半生产线完全闲职。当年高呼“民族力量”的中国南孚就这样完了。

2004年以来，外商开始从分散、随意并购国有企业转向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并购国有大中型企业或者骨干企业和经济命脉产业（装备工业、金融、电信等），直接并购行业龙头，以控制整个行业，实现产业内部的一体化控制，谋求产业的垄断地位。跨国公司的资本并购分为两类：一类是经营型资本并购。跨国公司购买国有企业，目的是为了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占有份额，或者控制中国某些企业产品的生产；另一类则是资本型并购。跨国公司购买国有企业，不是为了经营，而是在资本重组之后，通过海外上市的方式，赚取资本经营利润。以高盛集团为代表的西方金融投资企业，已经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他们以自己非凡的公关能力，收购了大量国有企业的股权。被收购的国有企业经过跨国金融公司包装之后，纷纷到海外上市，跨国金融公司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换句话说，实行资本型并购，跨国金融投资公司只是借用国有企业的品牌和产品销售网络，在海外推销金融资本，并且通过证券市场等现代化的交易机构，将国有企业逐渐转卖给其它企业，从中牟取巨额利润。

跨国金融投资公司不仅盯上了中国的生产型国有企业，而且瞄准了中国的金融机构，他们将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包装重组之后，推荐到海外上市，利用证券市场，很快进行资产套现。例如，蒙牛乳业香港上市一年之后，作为战略投资者的大摩就抛出股份，分三次套现收回20多亿港元，他们总投入不过6000万美元。

我国装备工业重要零配件、整机及重大装备制造企业，以“国企改制”为名廉价卖给外资。

大连电机厂是中国最大电机企业，第二电机厂是机械部生产起重冶金电机的排头兵。1996、1998年，两个电机厂与外商（新加坡威斯特、英国伯顿）合资，巨额隐蔽收入流失境外。外资掏空合资企业后收购中方全部股权，3年就完成了“合资、做亏、独资”三部曲。合资不仅没有达到国企解困的初衷，还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一半以上职工丢了饭碗，政府背上沉重负担。

西北轴承是全国轴承行业一流企业，铁道部生产铁路轴承定点厂。2001年西轴整体与德国FAG公司合资，德方占51%的股权。连续三年亏损后德方全部收购中方股份，拿去中国铁路轴承25%市场份额。后嫌利润太薄，德方竟停止生产铁路轴承。

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是全国惟一能生产大型联合收割机的企业，产品占市场份额95%。1997年，美国跨国公司约翰迪尔与佳联合资，2004年改为独资公司，约翰迪尔遂取代了原佳联在农机市场的地位。

无锡威孚是国内柴油燃油喷射系统的最大厂商。在国家出台提高汽车排放高标准的法规后，2004年，德国博世与威孚成立合资公司，博世控股2/3，从此威孚只能生产欧Ⅱ以下产品，欧Ⅲ以上由合资企业生产。国家投巨资的技术中心被撤销合并，威孚失去核心技术和产品开发主导权，博世控制销售渠道，将P型喷油泵产单价由7000元提高到13000元。

锦西化机是中国著名的化工设备生产基地，其透平机械分厂的石化装置维修能力很强，拥有一支通晓各国装置的技术型、专家型队伍，国内独家，国外少有，多次承担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在葫芦岛市政府主持下，锦西化机被迫拿出透平分厂与西门子合资，外方控股70%。锦西化机失去了自己核心竞争力的源头和惟一的利润点。这一合资对国内化工装备制造行业带来巨大震动，影响到相关核心企业——沈阳鼓风机（集团）、陕西鼓风机（集团），也和跨国公司谈合资。

杭州齿轮厂是中国最大的传动装置、粉末冶金制品的专业制造企业之一，主导产品是船用齿轮箱、汽车变速器、工程机械变速箱。在杭州市萧山区主持下，与外国公司合资，外方控股70%。杭齿将失去最具优势的产品和研发力量，不得自主开发与自己三大产品相关的技术。著名品牌将销声匿迹，多年积累技术成果尽数收入他人囊中。杭齿承担的军工研制任务立即面临危机。

常州变压器厂在国内生产变压器的企业中，排名第八。该厂领导职工多年奋力拼搏，克服困难，开发了一系列新产品，效益不断提高。但在“国企就是搞不好，必须产权改革”的大环境中，逃不脱改制命运。政府两次给他们选择日本东芝和TMT&D，管理层和职工希望选择国内企业。常州市对常变挂牌出售，东芝加紧行动，志在必得。

我国装备工业企业多数地方国有，多年受进口装备冲击，缺乏研发资金，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断拉大。地方政府或在“开放”、“国企改革”名义下，在“招商引资”莫名其妙的考核指标引导下，置企业利益和整体利益于不顾，争相“靓女先嫁”，将民族品牌权益拱手相让，以当高级“洋马仔”为荣。

案例：德国博西华（Bosch und Siemens Haüsherate）公司收购安徽扬子电冰箱厂一案

1995年，扬子冰箱产量接近六十万台，在冰箱行业稳居前五名。公司实施了产品多元化战略，其向国有银行大举借债，公司财务结构极不合理；同时，扬子的管理仍然延续国企的框架，管理人员素质低下，无法满足多元化经营的需要。

博西华公司是德国西门子与博世（Bosch）公司合作组建的一家大型跨国公司，主要从事白色家电的生产。据说是“全球四大家电生产厂家之一，在欧洲市场上首屈一指”[2]。该公司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在欧洲一些国家设厂，九十年代以后，开始实施全球化战略，其中，中国市场被公司认为是未来在亚洲扩展业务的重点。博西华公司认为，并购当地有竞争力的生产厂商，是进入中国市场的捷径。德方认为在扬子冰箱厂的固定资产中，除了土地使用权以及厂房等附属设施外，基本上都是一堆废物，那些机器设备很难符合德国的技术标准。德方最看中的是扬子的无形资产（销售网络、商标和技术专利等），最终，外方控股比例高达70%。

1996年3月，由于德方绝对控股，所以一开始就试图对公司进行大规模的改造，使之尽快符合“德国企业”的标准。原扬子冰箱厂的大批设备被拆除。外方占据了管理层的所有关键岗位，并对原扬子冰箱厂的中坚力量进行“清洗”。

1998年，博西扬开始陷入困境。公司销售、利润目标无法完成。此时的扬子集团基本上已经是博西扬的局外人。德方看起来能够承受得起巨额亏损，而中方却没有这个能力。早在1998年9月，原中国投资银行就对扬子提出了资产保全要求，该行作为受益人，冻结了扬子在博西扬的全部股份。此后，光大银行又接手了中国投资银行在扬子的所有权益。银行总不能坐观自己的股份无限期亏下去，于是，在政府、法院的主持下，中方将拥有的30%股权作价全部售予外方，以清偿银行的债务。2000年6月，双方达成协议，中方将四年前价值为3525万美元的股份，以995万美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外方。至此，中方完全从博西扬公司退出。取得独资企业地位之后，博西扬更名为安徽博西华制冷有限公司。2001年公司的业绩开始好转，年产量超过40万台，并且开始盈余。

在某些地方政府眼中，不存在“产业安全”问题，税收和就业才是关注焦点。通过外资并购，解决地方国有企业问题，对他们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地方政府只有投资额在3000万美元以下的外资企业审批权，该项并购总投资高达1.175亿美元，为回避审批，双方在名义上同时注册成立四家公司，每家公司的投资额恰好在2900万美元。最终在扬子售出全部股份时，当地政府包揽了从并购到独资所有审批管理事务。直到2001年7月，国家有关部门才发文认可了1998年四家企业的合并事项，同意中方转让全部股份。博西华进入之后，一些上下游的关联企业到当地投资设厂，为当地经济增添活力；当地政府官员藉此也凭添了几条新的政绩，他们不存在抵制外资并购的动力。事实是，从1996年合资到2000年售出全部股份，仅在股份价值上，扬子就亏了2000多万美元。

五．国际产业链竞争

中国开放初期战略思路的基本点，是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优势，赚国际分工的打工费，实现“双赢”。这一政策延续20年，打破了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产业链，以国际跨国公司为核心重新整合产业，把中国新产业链定位于国际产业链低端。这一切都是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比较利益加入国际分工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制度学派的理论下进行的，这是以理论上的假问题，掩盖实际中的真问题：企业技术升级的问题。是帮助国际资本作为利益集团控制中国产业的理论误导。

国际产业价值链呈“V”型曲线分布，处于两端的研发设计和销售服务各占利润20-25%，中间加工环节利润只有5%。2007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马上遭受重创，理论界流行“微笑曲线”，主流舆论终于不再吹捧外资的“技术溢出”，而是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产业已被跨国公司整合，纳入其国际分工体系，而且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于是微笑曲线变成了“苦笑曲线”，只有外资在笑，中国人笑不出来。

于是，关于国际分工的案例广泛流传：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Wanda无线鼠标是罗技公司最畅销的产品之一，在美国的销售价大约为40美元，其中罗技拿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Wanda零部件供应商拿14美元，生产地中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拿到3美元。负责营销的公司在加州弗里蒙特，这里450名员工的薪水比中国苏州装配厂4000名中国工人的薪水总和还要高出很多。”

珠三角加工的国际名牌Hugo Boss衬衫，在纽约的零售价是120美元，品牌所有者和各级经销商赚取108美元（90%），中国制造商得12美元（10%），还在价格战中以9.6美元（8%）的报价争抢定单。

最流行的是苏州贴牌生产“芭比娃娃”：美国市场售价9。99美元，中国离岸价仅2美元，其中1美元是管理费和运输费；0.65美元是原料费用，中国企业得到0.35美元的“增加值”。

2007年我国信息产业达到5.6万亿元市场规模，三资企业占78％，全行业利润率3.75％，低于全国工业平均销售利润率6%。全国工业2007年利润增36.7％，电子工业只有12.4%。中国集成电路进口1277亿美元，超过石油和汽车的进口额。

郎咸平2008年出版《产业链阴谋》一书指出：在工业七个环节：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加工制造，批发经营，终端零售中，中国产业集中于加工制造，生产10%的附加价值，称为“硬一元，软九元”，软性生产利润主要落入外资手中。

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比美国、日本低20多倍，比泰国要低一倍，这就是所谓的“静态比较优势”。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样做是有益的，中国农村滞留着4亿“过剩人口”，边际生产率为零，就是说，他们外出打工不影响农业生产。即使这些得到微薄的收入，也比没有收入强。但是，这样的出口导向加劳动密集型发展战略，只有在国家外汇储备奇缺，国内企业没有外销渠道的时候才是有益的。现在，国家外汇储备已经过多，中国企业已经建立了自己的销售渠道，就没有必要再对加工贸易以政策优惠。我们早在10年前就不断呼吁进行发展战略的转移，可惜，被外资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主导影响政策与舆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低成本，高需求条件下盲目扩张。这个低成本不是“市场经济所决定的低劳动成本”，这里面还有外资垄断而中国劳动力市场不垄断，国家优惠政策，低土地成本，还有20%的环境保护成本，这样低的成本是不合理的，而且越来越不合理。

沿海开放城市财政收入每年增幅30%以上，民工工资十年来几乎没有提高，他们要在粉尘、毒气环境中牺牲青春和健康。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贯吹捧的“世界工厂”实质就是中国人用自己的身体和自然资源替发达国家生产低级工业品，赚取微薄的加工利润。在环境极为恶劣，80%江河断流，66%草原砂化，大部分森林消失，土壤板结，33%国土酸雨，66%的水系成为五类，4亿人呼吸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患呼吸道癌和支气管炎的情况下，中国还在砍伐树木，向日本出口了2243亿双筷子。珠江三角洲年冲床断指30000宗，切断手指40000个，20%工人受过伤或者职业病。有的政府把诉讼期拉长到3年。2009年出现大规模的大学生就业难，其深层次原因就是：教育发展了，但是产业结构长期不升值（郎咸平，2009）

根本问题还不是利润分配，而在于控制权几乎全部在外国跨国公司手里。我国技术对外依赖严重，核心部件、系统软件都依赖进口。1985年国家专利局受理发明专利申请28万件，国外占54％，电子技术领域国外申请量占80--90％，外资不允许中方掌握核心技术形成完整产业链。有人以为，我们只要占据产业链任何一个环节，哪怕是最低档的一个环节，只要把它认真做好，成本足够低，也是可以的。这仍旧是静态比较利益论的流毒，是制度学派“成本收益”的流毒。企业的竞争，成本与价格只是一部分，是短期竞争，而长期竞争则是非价格竞争，如服务，市场，技术和标准，其根本是取得垄断和控制权。在国际分工中仍然有控制与被控制的问题，一个大国不可能长期依靠国际市场，以产业低端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取胜。以裤子换飞机的战略是错误的。这样下去，如果国际经济繁荣定单多了，会刺激国内生产能力盲目扩张；美国一发生危机，中国的生产能力马上过剩，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滑坡，2500万民工回乡，就是证明。中国就成了美国经济的蓄水池。控制和被控制，是完全不一样的。多亏中国还有庞大的内需潜力，国家以4万亿支出先稳定预期，否则，2007年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不止倒闭20%了。

把技术升级的希望寄托在外资身上是天真的，单方面开放市场不可能自动换来技术，这需要有国家和企业战略，一项项去争取，因为我们面对的已经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具有垄断优势的国际大型跨国公司，其背后还有大国国家干预。

在战略高技术领域，西方一贯对华封锁。有军用潜力的

技术在严格控制之列，考克斯报告是最好的说明。对在我国有市场前景的技术（汽车关键零配件设计制造、整车设计、数控系统），战略性技术（如飞机、集成电路设计、先进集成电路制造设备的出售），跨国公司不转让。跨国公司极力打压和消灭竞争对手。

作为国际跨国公司的公司战略，在一般技术领域独霸市

场，转让的充其量是二三流或即将淘汰的技术。例如，跨国汽车公司从不向中国分公司公开汽车底盘设计所需的核心数据库，顶多卖现成的车型。

从技术层面上讲，技术合作程度取决于合作各方的技术实力，自己不努力开发，就很难有对等的合作。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多数关键核心技术模块化了，固化在设备及零部件中，也提高了技术模仿的难度。

高粱（2006）描述了国际跨国公司封杀我科技研发能力的狠着：

----当头棒喝：直截了当的，以高水平的产品压制中国的自研行动，以高水平的技术摧毁中国自研的信心。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大型高速计算机，我们的“银河1”亿次高速大型计算机研制出来了，美国就提出可以卖给我们10亿次的大型机，等我们10亿次研制成功，他们又提出要出售50亿次的大型机。潜台词就是，你们追是追不上的，赶紧放弃自主研发的想法吧！

----画饼充饥：就是以各种美好的设想为诱惑，瓦解我们自研的决心。最明显的例子是运十下马。运十研制的确是一路坎坷，由于内部矛盾停了10年，当1988年国家准备再次自主生产大飞机时，美国麦道提出合作，号称这样的合作起点高、经费省、市场前景广，20年完全转移技术给中国，我们也相信了，因为符合我们改革开放的路线。结果是，合作生产的MD飞机比运十小，没有销路，不掌握核心技术。2008年美国波音兼并了麦道，合作流产。我们庞大的飞机生产能力重新给波音装配尾巴。

-----金钩钓鱼：就是以利诱麻痹我们，先弃后取。

最早的电脑操作系统是DOS2.0。软件免费用，国外软件多的是，省钱又好用，我们渐渐失去了研发核心软件的兴趣，致力于汉化外国软件和在基础软件上做应用开发。终于有一天，我们才知道，用人家的软件是要给钱的。

-----借尸还魂：以合作为诱饵，控制我们具有自研能力的大机构。

当年汽车工业有红旗、上海、跃进、东风，现在在一番战略合作后只剩下了大众、雪铁龙、丰田、本田、现代、奔弛等等，当年民族工业旗帜瞬间变成买办。外资入主后马上消灭中国汽车品牌（我们的领导人称之为“壮士断腕”），把企业研发机构降为“技术科”，只剩下消化图纸和说明书的资格。几大主要汽车集团引进2～3轮设备，跳不出‘引进一落后一再引进一再落后’的怪圈。技术开发工作在外方本部进行，任何小改进也不让做。几大集团试过联合开发，花不少资金向‘本部’派出一批又一批人员，本部执行严格保密措施。我国企业丢了研发和创新的自主权，长期缺乏创新实践，研发队伍人才流失，能力衰退，胆怯畏战，不思进取，在意志上站不起来。

----借鸡下蛋：就是用你的人才，为他们所用。

现在很多国际大企业都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初看是好事，细看却不对了。研发的地点在中国，人才也是本土，技术成果却是外国企业控制。

------上楼抽梯：设法挤占国内自研产品市场。

“龙芯”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原代码芯片，是英特尔唯一的竞争者。对方马上就推出X86技术，抢占低端产品市场，把“龙芯”顶向高端市场，去和技术更成熟的国外高端产品竞争。因为越是高端市场，容量越小，技术差距越大。现在，龙芯只能首先在政府安全领域和特定领域如教育方面设计自己的产品。

-----建章建制：信息产业高速发展，相关标准的制定权既成为重点，能够制定行业标准，就是最大的行业话语权。何止信息产业，在经济的各领域，制度、标准不都是列强制定的吗？没有制定行业标准的权利，我们的未来就是造VCD、DVD的命！

-----保护知识产权：由于我们技术落后，大多数时间我们只能成为知识产权的受害者。有些知识产权是“知识强盗”的代名词。人家研究了你的基因，就能申请专利，以后你研究就要给钱，这不是流氓行径是什么？非洲几百万爱滋病人在挣扎在生死线上，西方的大制药公司还要维护“知识产权”。

-----里应外合：跨国公司通过各种手法，拉拢一批国内有影响的人物，为其摇旗呐喊、卧底捣乱。这里有自称“精英”的学者、利欲熏心的“企业家”、“高瞻远瞩”的官员。他们或发表奇谈怪论一通忽悠，或见利忘义甘心充当外国的买办，更有甚者可以大笔一挥，多少人的心血顷刻付诸东流。

我国民用高科技从封闭阶段、改革开放阶段进入全球化阶段，产业被定位在产业链低端，在全球和本土市场都面临巨大危机。要么形成自己的产业核心链条，要么沦为产品要素市场和加工车间，甚至被淘汰出局。我国产业升级已成为国家前途生死攸关的中长期问题。中国目前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因为人口年轻，再过1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老龄化的国家，经济增长率不可避免地要降低下来，如果不能把技术升级，没有知识产权，我国经济就会衰退，成为国际资本转移危机的对象，甚至在国际资本和美国国家战略的联合打击下，爆发危机。

六  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控制

（一）技术标准的意义

市场竞争包括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知识产权与标准竞争是最高层面。市场经济的铁律是：三流企业卖产品，二流企业卖技术，一流企业卖品牌，超一流企业卖标准。

《新全球主义-----中国高科技标准战略研究报告》（2004年7月）指出，“标准”（ISO）的定义是：“一种或一系列具有强制性要求或指导性功能，内容含有细节性技术要求和有关技术方案的文件，其目的是让相关的产品或者服务达到一定的安全标准或者进入市场的要求。”

桑德斯1972年的定义是：“标准化是为了所有有关方面的利益，特别是为了促进最佳的经济，并适当考虑产品的使用条件与安全要求，在所有有关方面的协作下，进行有秩序的特定活动所制定并实施各项规定的过程。标准化以科学技术与实践的综合成果为依据，它不仅奠定了当前的基础，而且还决定了将来的发展，它始终与发展保持一致。”

标准是一系列知识产权组合，一个“专利池（patent pool）”。将自己知识产权包装到标准是标准战略。以行业垄断企业为中心建立标准，将专利技术纳入标准体系内部，

通过专利池的运作，对知识产权付费。采用标准涉及的全部专利产生捆绑效应，专利技术搭上了“标准”便车，技术拥有者可以将“私权利”包装到“公权利”中。所有者可标准整体授权也可单方面专利授权。WTO对知识产权强保护，有利于知识产权所有者。新进入者必须接受寡头的技术标准，这是一种不平等分配关系，标准和标准中的专利成为某些企业推行产业控制、市场垄断的工具。标准决定产业发展，标准决定产业利益分配，称为“产业未兴，标准先行”。垄断企业通过通过建立标准实现对外赢者通吃，对内掌控产业。标准比技术在负责度和交易规则方面都高一个层次，技术影响产品，标准影响产业。

标准不仅是技术组合，也是技术创新框架体系，标准创新意味着创新体系飞跃发展。不掌握标准，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就无法独立，陷入依赖，加深恶性循环。国际竞争有三座大山：知识产权，技术标准，市场垄断。背后是虚拟空间的控制：涵盖了军事，金融和媒体。美国要成立世界知识产权局，识产权包括思路和想法。他们跑马圈地，占有框架和游戏规则，一项创新出现，他们可以把所有可能的路径都设计出来，申请专利，禁止其他企业再做。这样的知识产权规则，

已被中国科技创新型企业认识到，在他们中间兴起了一股反对美国垄断的思潮，要求国家出面改变不合理的国际规则，

（二）标准制订与发达国家利益

一旦标准普及便形成垄断，在市场准入将符合自己标准产品奉为正宗嫡传，排斥异己。实施标准战略是提升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核心环节。目前国际竞争秩序由发达国家主导，跨国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挤压发展中国家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条约（TRIPs），为发达国家将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作为保持技术垄断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提供了法律保障。

要突破发达国家及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获得有利贸易地位和发展机会，就必须在国际竞争规则的形成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标准管理直接关系国家竞争力和经济利益，这点发达国家认识最早，标准战略应用最为娴熟。美国国家科技理事会报告指出：“在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在专利保护的某些方面，为了适应诸多新技术的发展，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修改专利标准的领导者。国际上按照美国模式来协调专利标准，实际上是承认了美国实力，这也为美国发挥领导作用提供了机会。政府必须确保国际间标准的融合不会使美国利益受到损害”。

美国控制了世界70%的知识产权，在国家层面负责制定知识产权战略，在企业层面尽最大努力：如IBM公司专利工程师有500多人，微软公司全球25000名员工，有五分之一从事知识产权工作。

发达国家政策是知识产权与标准政策的糅合。网络时代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网络效应强烈，产业围绕标准建立起来，企业要么进入要么被排斥，标准化严重朝私人利益倾斜。发达国家加强了对研发、知识产权和标准体系协调融合。当受知识产权保护的产品规范或技术体现为一项行业标准以后，所增加的价值必然给知识产权拥有者。高科技技术标准中间，私人利益多于公共利益。发达国家除了将自己产业研发政策、知识产权政策和标准政策协调来维护球全球主义的秩序之外，还在国际标准秩序体系里强化自己意志，试图强化现有的旧全球主义标准秩序。发达国家和垄断企业借用“全球化”和“公共利益”表达自己利益的合理性，不喜欢倾听商榷和共同游戏，他们唯一喜欢的就是反倾销、起诉、收取专利费和贸易战，通过标准垄断巩固市场垄断，防范和打击任何试图进入游戏圈的后发国家和企业，不惜阻拦创新和全球共同利益，把它们视为“狭隘民族利益”。

发达国家的模式是：以标准谋取高额垄断利益（专利税），阻挡后发国家进入国际市场（技术壁垒），占领后发国家市场（专利战），掌控后发国家产业发展路径（控制力），通过标准垄断和秩序，主导产业发展。有大市场的美国多元模式；市场容量较少但主导能力强的欧洲聚焦模式；主导能力弱而市场容量少的日韩追随模式；如果一个国家如中国市场容量很大但主导能力弱，就会沦为多个标准竞争和瓜分的场所。通过不同的标准实现差别化竞争，而不是在一个标准内进行同质化——往往意味着价格战。国际标准主要是美国秩序，1/3标准由美国主导。

发达国家推行标准垄断的方法是：

-----私有协议公共推广：非标准私有协议有封闭性、垄断性、排它性。网上大量存在私有非标准协议，现行网络或用户一旦使用，后进入的厂家设备跟才能互联互通，使用非标准协议的厂家就垄断市场。经济学家认为鼓励创新重要，纳入知识产权保护的范畴会妨碍公共利益，要废除私有协议。法学家对专利技术要保护也要进行反垄断审查。

----交叉许可寡头垄断：专利联盟国际巨头对联盟成员实行许可优惠，形成交叉许可。专利权人许可对方使用自己专利，换取使用对方专利技术，实现共同垄断，对专利使用者极其不利，6C、3C都通过交叉许可专利同盟实现对标准使用者统一行动，收取高额许可费。

----多层标准层层推进：国际巨头在自己或别人专利周

围设置自己的专利网，增强对抗能力。掌握核心网络，会对外施加控制同时开放自己接口，以寻求与自己产品互补的同盟者。核心厂商将外围技术整合到自己的平台。INTEL控制CPU的生产，不断研发外围芯片组，将竞争场所向边缘和组件领域推进。后发国家企业处于国际巨头产业链下端或外围，绝对不能认为可彼此相安无事。垄断厂商会不断推出外围标准，侵吞下游产业链，施加更大更加稳固的控制。

----强化法律打击创新：TRIPS协议对知识产权严格

保护。发展中国家认为减少发达国家贸易保护在内的一揽子协议会带给他们利益。发达国家许诺的开放农业、纺织品市场，减少关税承诺都没有实现。

----政策游说全球施压。

英特尔迅驰处理器在2006年集成WLAN、2.5G、3G、Wi-Max 无线网络功能，形成多IP核CPU。在中央处理器（CPU）和信息技术领域，英特尔通过修改规则排斥其他无线网络厂商，使所有竞争对手处于不对等的竞争环境。“不保证迅驰奔腾M和主板芯片组与其他厂商无线网卡的之间的兼容性。”门槛的提高将巩固英特尔现有市场垄断，扩展在其它产业领域垄断。在中国市场额外收取不合理收入57亿人民币，远远超过中国前10大IT厂商年利润之和。微软将免费网络浏览器IE“捆绑”在Windows操作系统，几乎控制了全球信息产业。

市场竞争中制定修改规则是首要的，“迅驰”由英特尔CPU处理器、芯片组和无线模块三部分构成。实行捆绑垄断策略，英特尔在2007年占领90％的笔记本宽带无线接入市场，对移动计算终端硬件标准实施控制。迅驰捆绑销售，更出色的无线局域网产品难以进入笔记本OEM市场，11.b低速标准依然是市场主流，整个WLAN行业不得不停顿下来等待英特尔发展。寻求无线技术转型成为英特尔重要目标，推出捆绑无线局域网技术的迅驰芯片，投入数十亿美金，在全球布建数万网点，支出巨额公共关系费用，广告年3亿美金。

注：本节参照《新全球主义-----中国高科技标准战略研究报告》 2004年7月

（三）中美在标准方面的竞争

中国有一个时期盲从国际惯例，对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等问题缺乏实质性的认识，在国内强制实施国际标准，使我国产业界掉入国外专利陷阱，想跳出要付出巨大转移成本。要重新认识TBT协议和国际兼容，TRIPS协议和标准私有利益的性质，重新评估和改革知识产权标准化政策。

中国实施信息强国战略与美国利益发生冲突，美国非常防范中国涉足标准领域的竞争，1994美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报告《技术与国家利益》讲道：“技术领先对美国家利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进入21世纪我们利用这种力量和把握技术前沿进展的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繁荣安全和全球影响力，及人民生活水准和生活质量。美国坚定站出来领导世界进入一个激动人心充满机遇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这个黄金时代——是特为美国人准备的。如中国在入世前想成为全球经济中更重要的制造基地之一，技术政策需要通过提高民族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包括将新技术应用到传统工业中）来充分利用及保护国际分工地位。如中国希望超越其‘世界工厂’地位，实现其成为新知识经济产业强国的梦想，同样需要能帮助其一跃成为新技术领先者的政策。中国推行WAPI国家标准、Linux 操作系统取代微软视窗，正在兴起 “新技术民族主义”，其内涵是：利用全球化提供机遇，追求有利于国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技术发展，在国际竞争中为国家利益服务。”

美国会美中经济和安全评议委员会2004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发展成为一个高科技生产、研发中心，是其经济改革战略的一个关键内容，其发展步伐已超出很多外国观察家的预期。中国使用日益强大的技术实力来干什么——不管是转变为军用，还是控制信息流向民众——都是直接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另外，这些进步在何种程度上挑战了美国在技术发展方面的竞争力，是美国经济安全生死攸关的问题。”

全美亚洲研究所特别报告认为，“中国技术强国路线走

向，介于完全封闭的技术民族主义与完全开放的技术全球主义之间，是利用全球化促进民族利益的新技术民族主义。”

1999年5月美国众议院公布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考

克斯报告》，引发了妖魔化中国的浪潮及对出口高科技产品严格限制。恶化了中国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及培育自身科技原创能力的国际环境。

中美双方在信息技术产业领域的利益冲突，实质是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中美之间的技术贸易方面的战略利益冲突，围绕知识产品的自由贸易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矛盾，信息化中以核心技术、技术标准为代表的美国研发高端优势，与中国代工制造分工的矛盾。

全球信息产业制造业正在进行深刻结构调整，新国际分工已经出现，美国正将信息制造业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转移，利用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战略优势，把利益重心转向信息产业高端。中美国际分工中形成了美国占据研发高端获得利润，中国占据制造低端获得增长，出口和就业好处的格局。固化这个格局不符合中国长远战略利益的要求，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客观要求信息产业跨越式发展，提升优势带动工业化。中国提出信息强国战略与标准化战略，力图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中将自身竞争优势移向高端，从劳动力成本优势向技术研发领域延伸，削弱美国在优势和利益。是否具有坚持自主技术创新决心；对跨国企业垄断中国市场权利滥用行为，是否可以做出有效反应？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已刻不容缓。坚持自主技术标准尤其重要，技术标准是技术，也是公共利益的载体。当本国公共利益与外国厂商私利矛盾时，有效运用技术标准，是反击垄断化解知识产权滥用有效方法。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在产权重组基础上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把大型国企和军企推向市场，航空船舶石油电讯企业以充分竞争为目标一分再分，西方国家却以垄断为目标一并再并。1988年在市场经济国家的工业增加值中间，600家最大企业占20-25%； 美国兼并案有2752起，包括波音对麦道的兼并，1991年有3268起。在全球最大跨国公司中，有20家是或曾是国有企业，11家海外扩张直接受益于殖民，23家直接从事与国家安全紧密相连的石油工业，11家靠国家垄断的通讯产业起家，75家直接受益于政府国防订货，20家被政府从破产或被兼并的边缘挽救过来。它们和政府都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企业需要在国家知识产权，标准化政策和产业研发政策方面协调一致，在与国际接轨和接受国际标准的同时，提倡自主知识产权标准制定。在标准制定和推广问题上，考虑TBT协议和国际兼容，又考虑TRIPS协议和标准私有利益，制定标准化政策。

复杂标准时代，联盟成为技术创新制定标准的主要形式。企业之间的竞争合作包括产业链联盟、国内企业联盟、与国外企业联盟。。

2001年8月信息产业部批准，成立“宽带无线IP标准工作组”，2003年12月1日起开始实施，自2004年6月1日，未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和未加施中国强制性认证标志的无线局域网产品，不得出厂，进口，销售或在经营活动中使用。自2004年6月1日，对无线局域网产品实施强制性认证。3G 手机技术（包括TD-SCDMA——时分同步码分多址技术标准），取代微软操作系统（通过推广Linux）。自行研制微处理器（“龙芯”），打破英特尔的垄断；以自主DVD 换代标准EVD（Enhanced Versatile Disc 增强型多媒体盘片系统）标准； 以新数码音频标准（AVS——Audio，Video Coding Standards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取代MPEG（Moving Picture Experts Group活动图像专家组）标准；用于数字设备交流信息设备资源共享的同服务标准（IGRS）。以大唐、南方高科、华立、华为、联想、中兴、中电、中国普天等8家知名通信企业自发成立TD-SC DMA产业联盟，阵营覆盖了从系统设备到终端的完整产业链。2003年5月由信息产业部牵头标准组酝酿成立，闪联关联应用技术战略，长城、TCL、海信、康佳关联应用，一系列企业标准发展成产业标准，发展到30家。闪联标准一旦成功制定和推广，会带动整个信息设备制造业和相关增值产业发展。后发国家标准制定的机会是在产业转型、产业融合或者产业扩展过程之中，产业断裂地带是后发国家的机会。

张文木在《全球科技资源利用中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科技不是纯技术，本质是国家政治及其运用，是独立自主还是依附型政治命运之争。美国和苏联均在战略性技术领域中坚定贯穿国家至上原则：美国90年代单方面终止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和美国凯迪拉克·盖奇·达信公司联合研制美洲虎坦克计划、强令麦道与波音合并、中止以色列对华出售预警机，使中国战略产业发展连连受挫。50年代中苏合作进入战略性技术时，苏联单方撕毁协议，从中国撤回苏联专家。中国相当部分人对国际间科技竞争后政治斗争视而不见，认为全球化时代中国不应独立自主提升本国技术创新能力，只需模仿跟踪国际技术，获比较优势，等待西方技术溢出；在国际斗争面前自认劣势甘居弱势，不思进取，以国家主权利益换回西方良心发现和对中国崛起认同，这对中国是灾难性的。战略产业被剥夺的国家，有权利但没能力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国家战略利益实现依托于战略产业，战略技术及其创新力。国家较量表现为对战略性技术创新能力的排他性控制。公有制改造使中国现代化制度成本降到最低。国家在建设之初获得科技大规模利用条件。印度独立之初保留私有权，国家现代化因产权交易成本过高而受到阻碍。”

“国家战略利益不是靠一般意义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拉动。今天中国经济不是生存意义问题，而是迅速发展出现的新矛盾新需求，近中期科技资源研发利用受国防，能源和生态三大领域需求拉动，航空航天、海洋技术及微电子计算机和通讯技术、新型能源、核能及生命科技相应拉动，出现联动效应。高技术自主研发和科技竞争力，形成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整体能力。国防及相关战略产业商业性质最小政治性最大，核心技术不可交易必须自主研发。”

中国已出现TD-SCDMA、RFID、EVD、IPV6、AVS、闪联、WAPI等运作中的标准。中国标准的成功将带来高科技企业群、产业群和国家实力全面提升，实现从信息大国到信息强国、从制造大国到科技强国的转变，实现国家科技创新体制、国家知识产权和标准化的制度全面创新。

案例：WAPI 的失败

2004年4月22日，中国政府同意美方要求，无限期推迟实施WAPI技术标准的时间。这是一项由中国企业独立开发的安全技术标准，由于打破了英特尔和微软的垄断，美国政府领导人亲自出面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这是中美国家利益的博弈。遗憾的是我们软弱了退让了。首先一个国家为了有效规范市场，及时推出具有完善认证机制和加密算法的国家标准，本属正常，但是国家正式对外宣布强制执行该标准近一年后，又宣布“无限期推迟”，是诚信的缺失。其次，在研究制定WAPI国家标准以及开展相关技术设备研发过程中，许多国内外企业已据国家要求投入大量资源。特别是受政府委托组织拟订标准的机构全力以赴。最后关头政府退让使企业巨大付出与希望化为泡影，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参与未来国家标准信心。第三，在Intel公司游说下美国政府对WAPI标准大动干戈，试探中国寻求技术自主权决心和底线。这次大获全胜将为美国继续打压中国标准战略提供参考。这是美国侵犯中国经济主权，我国政府这次让步，对未来实施国家技术标准战略产生了消极影响。

WAPI是无线IP网络技术标准最为基础的模块但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与无线IP网络技术整体基础标准有着高度的互动性和关联性。强制实施将会使得WAPI成为一个锲子，无线局域网芯片产品全球50家。我国巨大市场，政府支持本国企业天经地义。韩国的WIPI标准实施之前，使用美国高通公司的BREW技术与韩国自主知识产权的WIPI技术的手机用户比例为570万 ：14万，但韩国仍然强制实施。

美国政府对阻止WAPI标准的实施施加了影响。英特尔通过美国商务部助理副部长会见国家标准委及商用密码管理办公室。《华尔街日报》吹风：“在中国总理温家宝首次访美前夕，上述无线技术新标准必将令中美两国间的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2004年3月2日国务卿鲍威尔、商务部长埃文斯和贸易代表佐立克致信中国政府，要求放弃WAPI标准，只字不提现有标准有缺陷的事实。

中国推行WAPI国标强制执行触及美国英特尔公司为代表的IT巨头的霸主垄断地位和利益，制定和执行中国标准WAPI，是我国IT领域长期以来由适应规则被动参与竞争向制定规则把握主动权的转折点，也是我国在标准问题上寻求与国际上平等对话的有益尝试和实践。美国对WAPI标准阻挠，实质上是不容许中国做出任何有碍于美国IT巨头大规模进入和控制、垄断中国市场的技术措施，由此WAPI标准之争不仅是国家根本经济利益之争，也隐含着国家主权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按IEEE安全标准，2005－2006年中国至全球的WLAN用户都将投入巨资进行网络设备升级， 802.11i标准并不能实现硬件兼容现有国际标准产品，造成用户重复投资和巨大损失。1999年以来大量严重安全缺陷的WLAN产品投入市场，用户和产品服务供应商则承担着弥补国际标准安全缺陷带来的额外成本。大量WLAN安全补救方案，最终用户付出更多IT建设成本，各公司产品由此不能互通。

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美前，美国官员向中国政府表达加密标准的担忧，必将令中美两国间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2004年1月，Wi-Fi联盟主管埃顿说，如WAPI规则于6月生效前没有折衷方案，将考虑停止向中国销售Wi-Fi芯片。

英特尔是对中国媒体影响力最大的美国企业，控制50％中国平面媒体的IT广告投放。他们宣传：目前从技术上暂时无法支持WAPI标准，在大量媒体上形成“FUD”战略（FUD是恐惧(Fear)、不确定(Uncertainty)、怀疑(Doubt)），以消费者、技术先进性和标准可操作性等微观问题，动摇对实施国家标准的信心。

这涉及重大问题：如何认识政府信息强国战略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大政方针的关系？如何认识自主技术标准与国家全局利益的关系？如何认识政策连贯一致性？推迟实WAPI是否意味着我国标准化战略在美国压力下进行战略调整？如何在入WTO后推进信息强国与标准化战略？如何认识坚持自主安全利益与国际标准开放关系？围绕WAPI标准的较量完全是国家利益博弈。我国政府这次让步，对未来实施国家技术标准战略会产生重大持久消极影响。一个国家为了有效规范市场，及时推出具有完善认证机制和加密算法的国家标准，本属国家经济主权范畴。在研究制定WAPI国家标准以及开展相关技术设备研发过程中，许多国内外企业已据国家要求投入大量资源。特别是受政府委托组织拟订标准的机构全力以赴。最后关头政府退让使企业巨大付出与希望化为泡影，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参与未来国家标准的信心。

中美双方战略意图的博弈是：美国要抑制中国在信息强国方向的努力，无限期推迟实施最终放弃WAPI，使中国打消自主发展念头；吓阻中国实施自己的战略。

八．关于国际资本的理论争论

引进外资在20世纪80年代确立优惠政策，引进大量流水线； 90年代以港台资本带头形成气候，以加工贸易结合国内廉价劳动力，发挥了经济学主流派所谓的“比较优势”，把出口从1978年的95亿美圆，以年20--30% 的速度提高，2008年超过14000亿美圆。引进外资近万亿美圆，在国内市场开始形成垄断，兼并战略骨干企业。数千亿投机资本进入，造成股市和房地产泡沫。  

中国和世界的基本形势已经发生变化，理论却仍旧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主流，片面地强调开放和依靠外资。

第一，片面宣扬静态比较利益论，盲目鼓吹出口导向，在

低成本刺激下盲目扩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诸多对策皆主张中国遵循市场经济自发规律，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为国际跨国公司配件，不能发展独立的知识产权和战略产业。除去那些有意配合国际资本，误导中国战略发展的利益驱动和立场问题不谈，仅就认识偏差而言，有迷信“自由贸易”，厌恶国家保护，怀疑中国人的创新能力，脱离大国特征等一系列误区，而忽视“比较优势”的动态性是理论误区之所在。我认为国家应该有意识创造新的比较优势，推进产业升级。

亚当。斯密把绝对优势分为自然优势和“获得性优势”，获得性优势包括资本和技术因素，是动态的。李加图的“相对比较优势论”证明了，生产力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可以根据相对优势进行交换，双方获利。H—O—S模型以资源禀赋理论为基础指出，一个国家应出口那些密集使用其丰富要素的产品，进口那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通过国际自由贸易可以使生产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可以促使“要素价格均等化”，并影响产业布局，这当然是动态变化的过程。

里昂惕夫发现美国进口资本密集产品而出口劳动密集产品，与美国资本充裕而劳动稀缺的现实不符。对里昂惕夫悖论的解释是：美国熟练劳动比较充裕，所以出口大量熟练劳动型产品，这可能是最初的“人力资本”概念，这就使比较优势更加显示其动态性----熟练劳动和人力资本，都是后天培养并可较快形成的。

在微观理论方面体现比较优势动态性的，是产品寿命周期理论。处于创新期的新产品，实际上是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进入发展期即变成技术资本密集型；进入成熟期变成资本与熟练劳动密集型；进入衰退期基本成为成为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地也随着寿命周期变化而从技术创新的国家向其他国家转移，决定了国际贸易的走向。

    巴拉萨在1979年提出外贸优势转移假说，假设各国外贸结构和比较优势会随生产要素积累状况而迅速改变。他把世界分为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中国印度东盟，等各个阶梯，比较优势可以逐级替代。他的动态产业升级国际分工模式与东亚地区的“雁形发展模式”相似，强调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和某种生产要素快速积累之间的动态联系。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难以升级。于是争论就转到了：如果市场经济不能够自动促进比较优势升级，那么国家保护是否能够促进？

自由贸易论者主张以现存比较利益进行国际分工，代表的是发达国家，特别是处于世界经济领导地位的“霸主”的利益，他们有意识地淡化比较优势的动态性；保护主义者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特别是那些具有发展潜力和欲望的，处于赶超发达国家时期的，发展中大国的利益。发展中国家需要依靠国家力量，以关税或进口配额作为工业化起步的暂时措施；依靠市场力量无法实现比较优势升级。

    历史的进程和逻辑基本一致。历史上4个最大的市场经济国家，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工业化进程的，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以死刑禁止丝绸和纺织品的进口，美国20世纪20---40 年代关税平均为40%，在1932---1933年高达60%。日本战后复兴，有赖于美国的优惠关税，允许日本关税率在15%以上，而美国对日本的关税只有5%。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运用动态比较利益理论，提出“产业结构论”，主张国家扶植需求弹性高，能够促进社会生产率提高的产业，即重化工业。旧中国工业发展不起来，主要是被迫把关税降低到5%，无法保护民族产业。

第二．盲目提倡“全球化理论”，“完全按国际惯例办事”。

如龙永图说，中国还要再做20年衬衫。我们不过是在国际贸易链中从事加工业、依靠成千上万廉价的劳动力挣一点血汗钱，这条路又是我们发展的必经之路，我们要占据产业链的高端，一没有技术，二没有品牌，三没有现代服务业。中国应该以韬光养晦的态度参与国际贸易，找到自己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再为外国人打10年工，甚至20年的准备，要有这个气度。有人还是冷战时期，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想法。我们要做好的事情就是实现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遵守国际规则和市场规则，建立诚信机制；开放市场，多进口，在国际贸易中多承担义务。中国汽车“不要为自主品牌而自主品牌”，眼下汽车业应该抓牢比“用市场换技术”更为重要的方向，即“用市场换就业岗位”，“换财政税收”。

   某些政府部门的研究所也成为外资的代言人，公开反对国家安全概念，说中国正处于一个半世纪来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不应将外资并购等商业行为意识形态化，进而渲染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安全，主要看经济竞争力。市场份额大不等于垄断。一个外资企业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对中国某个产业的垄断。真正的垄断企业多是国有企业。随着开放步伐加大，绝大多数行业应允许外资民企进入，对产业安全最为有利。不能将一个企业或一个产业在市场竞争中遭遇的困难，随意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高度，其结果往往是以国家经济安全为名行企业保护之实。不能将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竞争、并购等问题，包括垄断问题提升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这涉及的主要是经济体制或运行机制是否健康的问题。

第三，反对“自主创新”与国家战略产业。

有人反对国家在支持技术创新方面的起主导作用，主张把技

术升级的主导权让给市场机制。他们反对发展国家战略产业，主张依靠外资整合国内产业，把技术标准，品牌和和产业控制权交给外国大型跨国公司。他们从新技术某些特点出发，认为国际跨国公司为了回收技术创新成本，离不开中国市场，不会再封锁新技术。技术已从国际经济的垄断要素变成流动要素，国内没有必要再进行巨额投资去进行技术创新，这就是所谓的“开放创新论”。在2000年左右经过激烈的争论，中央终于确定了“自主创新”的方针。

目前的“全球化理论”，把新经济和全球化的主体，片面归结到企业，特别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逻辑上消解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实际上，新经济和全球化的参与主体，不仅是企业与个人，更重要的是国家和民族，甚至是国家集团如欧洲联盟，国家联盟如各种自由贸易区。21世纪国际竞争的主体，是大国超级大产业竞争。大国在经济方面的竞争，主要是通过保护，支持和直接建立“超级产业”而进行的。

赵英（2000年）提出“超级产业”概念，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以其巨大规模，巨大投入，产生效果所需要的巨大空间（经济意义上的市场空间，自然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带来的巨大利益，成为主要国家综合国力和战略能力主要来源与体现，成为进入大国俱乐部的门栏。超级产业是以国防产业为核心的：包括核，航空，航天，船舶，电子，常规武器等，不仅集中了最大量的高精尖技术，而且具有全球化的规模。只有大国有条件发展超级产业。超级产业建立在科学技术突破性进展的基础上，研究费用极高，风险和收益都高。发展超级产业可以推动国家技术创新能力，这是国家核心利益，需要巨额的社会先行资本。超级产业的进入门栏极高，能否发展取决于大国规模和其政府的能力；成长初期需要政府保护。21世纪,全世界只有10个左右国家有能力发展超级产业。美国位居第一，还包括日本,俄罗斯,中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和印度。

我综合高粱与赵英的成果，提出“战略产业论”，包括核，航天航空，新能源，战略物资储备，电子等，以国家与市场力量相结合，以创造长期动态比较利益。

这类产业处于幼稚期，国家应以坚决的意志长期坚持发展，这不是闭关锁国。学习考察，翻译资料，全球加工定货，都是对外开放。弱者要想战胜强者，就要敢于和善于打破强者规矩。中国人不是没有与发达国家讨价还价的资本，未来的国内市场，廉价的科技人员，国防和技术实力的基础，都是我们的优势。

以国家力量支持战略产业，培养动态比较利益，还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饱和。中国有40%的储蓄率，每年40000亿人民币的巨大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劳动密集型产业投入已引起严重产能过剩。把中国过分竞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美国高度垄断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放在一起讲“比较利益”，在理论上叫做“虚假前提”，非常荒谬。

如航空工业是高科技，战略性核心产业，涉及机械，仪表，电子，材料，冶金，化工和交通运输，在制造业中附加价值最高，按产品单位重量创造的价值计算，如果船舶为1，小汽车为9，彩电为50，电子计算机为300，喷气客机为800，航空发动机为1400。新战机的导航设备和软件已经占成本的50%。开发研究费用50亿美圆，用8---10年。现代航空制造业集材料、机械、发动机、空气动力、电子、武器各前沿技术之大成，包括超精密加工及特种工艺。下决心发展航空工业，等于动员全国工业技术精英，强制性提升本国工业制造水平。

即使从赚钱的角度考察，发展卫星和飞机，也未必就不如服装和玩具飞机。卫星已经使用于地质勘探，气象预报，地图测绘，军事情报，网络电讯各个方面，利润可观。从外贸对于国民经济拉动的综合经济效益来看，服装只能拉动一般劳动就业，拉动的纺织机械和面料，特别是原料，大部分都是进口的。而飞机所拉动一系列工业和科技部门：包括高精度铝合金，数控机床，电子遥控，计算机，高级空调等安全设备，武器装备，仪器仪表，发动机，液压系统，燃油系统等等。即使飞机最终难以完全成功，在试制过程中会全面拉动工业和科技的发展。与简单的来料加工装配，不可同日而语。

国家设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受到外资和进口设备的严重冲击，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投资有2/3依靠进口，其中光纤制造设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是进口的。

总之，中国相对劣势的产业是：高技术，部分资本密集产品，如化工，航空航天产品，先进技术装备，特别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必须作为长期动态比较利益培养，盲目迷信市场自由竞争，将永远是劣势。中国作为政治独立的世界大国，必须同时走两条道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将目前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利用国家力量支持大企业，长期扶植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这是发展和创造动态比较优势的，两条并行不悖的道路。

    第四．以“经济民族主义”妖魔化中国

经济自由主义之所以成为全球化的主流，并不是因为它在价值上高于民族主义，而在于它有代表强者利益的基本倾向，因此成为发达大国特别是世界领导者所推行的国际政策。这有积极推动全球化的一面，也有谋求自己国家利益和霸权的一面。作为弱者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在发展中注意维护自己的基本利益。

那些不懂历史，脱离国情，把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抽象化，绝对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的夸夸其谈，中国人听得多了。我们首先要告诉他们一个历史事实：在李嘉图以相对比较利益理论论证自由贸易的合理性以前很久，中国就一直是世界自由贸易的中心，当时欧美近代国家还没有形成，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们？

明清以来中国以国家控制对外贸易，但在西方炮舰下被迫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当时5%的关税大概相当于WTO现在规定的发达国家关税水平。可以说，中国早在150年前就是一个自由贸易国家，没有主权的自由贸易导致了中国的衰败。恰恰相反，英、法、德、日、美在赶超初期无不以国家力量保护民族工业。英国的崛起根本是依靠海军，限制丝绸进口以保护国内纺织业。德国历史学派坚决反对自由贸易政策，主张国家保护；日本依靠战争赔款建立了现代银行制度；而美国则长期征收40%以上的关税。直到1946年以后，独占世界工业生产40%和黄金储备的70%，才转为自由贸易政策，积极推行科技、贸易与金融的自由化，这与美国国家利益是一致的。 即便如此，也不妨碍他们在需要的时候，不时地对别人挥一挥保护主义大棒。

美国国内法高于国际条约。国内利益集团通过国会立法寻求特殊保护从未中断过。美国直接以国家力量扶植战略产业，维持金融霸权和争夺国际市场的努力越来越强化，而从未弱化。格林斯潘1987年救市，美国政府补贴波音公司，以及对农业的长期补贴，都是明证。为维持国际竞争的垄断局面，美国政府推动波音兼并麦道与欧洲五国联合生产空中客车竞争，早已突破了国内反垄断法。美国以自由贸易为基本理念，有推动全球化的积极一面，也有谋求本国利益特别是垄断财团利益的消极一面。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盲目服从。

中国作为有辉煌历史与文化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其现代化历程与欧美既一致又不一致。共同的规律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和信息社会过渡，需要工业化原始积累。所不同的是我们属于被掠夺的国家，那些战胜者给我们安排的是一条西方推崇的假现代化道路，拉丁美洲和南亚国家走了，但中国人没有走。我们另辟蹊径，依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现原始积累，这是对抗西方侵略的，但不是反现代化的。西方不等于现代化，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更不等于现代化。

就实现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共同历史任务而言，在30年内把工农业比重从1：9提高到5：5，积累率保持30%以上，总产值提高20倍，人均寿命从36岁提高到70岁。中国可以自豪地说，我们速度最快，效益最高，依靠本国人民内部积累，没有对外掠夺，没有残杀上亿印第安人，没有贩卖几千万非洲黑人，也没有造成瓜分世界市场的战争，这在历史与道德的评判上都胜于西方。近代史上孙中山提出民族主义，毛泽东坚持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内涵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不具备侵略或威胁他国的含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天下主义的和平中庸文化，我们首先解决的是世界１／４人口的生存、发展和环境问题，工业化原始积累任务一完成，中国就主动地打开了国门。改革开放实施３０年以来，现在的开放程度并不比许多率先加入世界贸易体系的发达国家差。

中国并不存在“新经济民族主义”，被美国某些人所担心的，只不过是中国人重新焕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改变了世界格局，是中国独立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体系，正当维护和表达独立的国家利益。中国与美国的经济矛盾，类似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和地缘政治关系。美国霸权主义者不能适应新的格局，不愿承认中国崛起，刻意把这种矛盾意识形态化，是中国人民不能接受的。

很多人称中国正在实行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其依据就是中国的贸易顺差，以及不久前外资企业在华享受的所得税优惠被取消。对于前者，有必要指出，中国对美国贸易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有人民币低估和中国奖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因素，但更是自由贸易的结果。现在，中国正在纠正出口导向战略，转向内需主导，进口将逐渐扩大，包括扩大从美国的进口，而美国则应该改变封锁政策，放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特别是高技术出口的限制，避免消极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抬头，这才是纠正贸易不平衡的正确途径。

至于外资企业在华享受的优惠政策，必须看到的是，外国资本在中国获得的利益是巨大的。其最大收益在于廉价购买土地。近年来土地价格猛增，他们获得了绝大部分土地的增值收入。 加工贸易属于高耗能高污染产品，没有承担环境成本。这些廉价产品还让中国承受了发达国家反倾销制裁的损失。2005年，54家在华跨国公司联名上书要求延长在华优惠，这是违反自由贸易和WTO原则的。

四．世界格局调整与中美战略大博弈

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级债危机，是100年以来最大的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至少持续到2010年，世界银行原来预测2009年世界经济下降0。5个百分点，至2009年5月份，又下调到下降2。5个百分点。日本经济已下降12%，美国则难以保证零增长。中国经济仍旧可以保持7%，10年翻一番。中美实力对比变化有利于中国，战略格局也必定随之调整，关键是中国的精英崇美惧美意识太强，甚至形成了亲美势力，包括在政治思想文化上盲目崇拜美国，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社会阶层，包括中国一部分官员和知识分子，和一部分资本集团。中国内部利益集团能不能有效整合，向什么方向整合，与中美之间在世界格局的地位有关，只有中国顺利崛起，内部的利益集团才能真正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整合，在强国的方向上整合，而不至于形成公开的内斗。目前中美战略格局调整，需要精英们再来一次“与时俱进”，多一些爱国主义和自信心。

          1．世界经济不平衡与美国金融危机

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不是偶然的，是35年以来浮动汇

率与资本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恶果，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理论的破产。美圆危机是国际经济标准和美国国家信用的危机，被投机资本操纵的石油与商品期货的大幅波动，在1:30 的杠杆比例刺激下发展起来的经济泡沫一旦收缩，会产生连锁反应，导致消费下降，信心崩溃, 信贷自动紧缩，企业和银行的破产。

金融危机并非偶然，这是一场酝酿已久的对美国国内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总清算。1971年，美国单方面废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发行既不受黄金的刚性制约，也没有国际机构的软性监督。美国走上一条放纵美元发行，利用其世界储备和结算货币的特权地位，尽享向全球征收铸币税的惊人利益。印美元就能享受别人劳动成果，瓦解了美国立国以来所秉持的清教徒精神和节俭刻苦的社会道德伦理体系，违背了努力勤奋创造财富的美国梦精神，滋生和纵容了整个社会鼓励投机、崇尚奢华、放纵消费、寅吃卯粮、自我膨胀的恶性观念，腐蚀了社会新生代创造真实财富的热情，掏空了美国积累了200年的社会财富。当然美国仍旧掌握新科技革命大多数知识产权，文化产业和军事优势，但美国的真实经济已经衰落，除去开放国界，吸收更多的世界移民以外，没有根本的解决办法。真正需要改革开放的，是美国和欧洲。

金融危机背后，是美国经济的高消费，高浪费，高负债，

高逆差的结构性失衡，美国人浪费惯了，早已依赖债务生活，甚至“无工作，无财产，无收入”的三无人员（miniter）也可以依靠贷款住进大房子，这在西方经济学被美化为“超前消费，拉动总需求”，而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则被认为是“二流子”和“八旗子弟”。长期积累的赤字和债务，极高的利息成本削弱了国力，美国国债、地方政府债务、企业债、金融债、私人债务共53万亿美元，还在以年9% 的速度增加，而美国常年可持续的GDP增长率不到3%。

宋鸿兵（2008）计算，1980年始美国总债务占GDP比

重从163%上升到370%。加上隐性债务：社保基金13.6万亿美元，医疗85.6万亿美元，联邦雇员4万亿美元，政府医保2.7万亿美元，总隐性负债102万亿美元。把全民负债与政府隐性负债相加是155万亿美元。美国GDP 2008年是14万亿美元。2008年GDP只增加4000亿美元，而债务利滚利增加4.7万亿美元。国际收支赤字年5000亿美元，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6%，每天需要25亿美元流入才能维持经济运转。根本原因是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是美国负债过度导致支付危机，支付危机导致违约危机，违约危机导致资产价格危机，资产价格危机导致流动性枯竭，全世界资金倒抽回华尔街，引发全球股票市场暴跌。流动性危机导致市场恐慌和金融机构倒闭，投行倒闭和AIG、两房危机，触发金融市场恐慌和银行挤兑。电子银行挤兑已经发生，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上午11时，货币账户5500亿美元资金在2小时内经电子转账提走。财政部紧急援救1500亿美元，并关闭了所有货币市场账户。

余永定（2008）指出：60～70%美国人实际工资下降，

靠借钱维持过去生活水平；20%美国人靠借款维持超出其收入水平的生活水平 。 依靠住房抵押贷款再融资，进一步扩大了负债，但利息率不能无止境下降，住房价格不能无止境上升，当ninjna们无法偿还贷款时，就是金融危机爆发之日。

他总结美国经济政策的重大失误是：

第一，无节制负债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的外债总额是3000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24%。美国的经常项目与GDP比一直在迅速增加，净外债余额比GDP增长更快。根本原因是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70%美国人实际工资下降，靠借钱维持生活水平；20%美国人靠借款维持超出其收入水平的生活水平。住房抵押贷款再融资，进一步扩大了美国人的负债。各种衍生金融工具只能转移不能减少和消除风险。利息率不能无止境下降，住房价格不能无止境上升。当ninjna们（无工作，无收入，无财产的三无人员）住了大房子又无法偿还贷款时，就是金融危机爆发之日。

第二，废除了限制资本市场过度扩张的各种政策，实行

混业经营，资产证券化，金融衍生工具，以1：30的杠杆比例扩张虚拟经济规模。从次贷到RMBS，再到CDO、CDO平方、CDO立方，从参照实体到CDS，距离基础金融产品（如住房抵押贷款）越远的金融产品（衍生层次越高的金融产品），越具有投机性。投机加大金融市场不稳定，认为投机可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观点值得怀疑。各种金融游戏浪费了实物资源，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资源配置效率衍生金融工具可在全球范围内转移掩盖风险。资本市场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能制造巨大泡沫，资本市场越发达泡沫越大。

    第三，政府对金融机构监管能力有限，私人评级机构也

不可能对各种衍生金融工具充分了解，所谓加强监管流于形式，监管永远落后于市场，出现了离谱的高额利润和高收入。

第四，把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作为唯一的，最好的经济模式，向全世界推广，造成世界性的金融动荡。通过金融全球化，美国把次贷危机风险转移到世界各个角落。

我继续余永定的总结：

第五，西方民主制度也表现出其先天弱点，它毕竟是本国的国会而不是联合国的国会，而且十分重要的是：美国国内立法高于国际条约，在危机时刻国会必定代表本国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向外国转嫁危机。总统未必能够控制国会的利益集团，而且国际条约未必有用，就是说美国可以通过国会的力量不执行政府签定的国际条约，这是极不合理的。这就是向外转移危机的法律机制，引起其他国家的报复以后，就会出现国际贸易战汇率战。

美国巨大国债发行，最后只能够通过“银行透支”，即美联储发行货币购买，中国在1994年就已立法禁止，美国竟然走这一条路，滥发美元制造世界性通货膨胀，通过美元贬值向世界转嫁危机，使储备了巨额美元的国家承受损失，美元贬值不可避免，欧洲和日本缺少移民空间，人口老化，还不如美国，欧元和日元将随美元轮番贬值。坚挺的货币只有人民币，不升值也不可能。只要石油和黄金仍旧以美元定价，美元贬值就意味着油价和金价上升。欧美对中国的反倾销已经强化，国际各种矛盾会随着经济衰退而加剧。美国通过次级债向国内外分散危机，继而通过制造世界通货膨胀转嫁危机，通过继续发债掩盖国内结构性弊病，只能够给自己和世界经济造成进一步损害。

2．新形势下的中美战略利益格局调整

美国内部的结构不平衡，一定表现为世界经济不平衡，主要内容是美国与中国不平衡，这是一种国家之间的利益格局和战略博弈，中国是被动的，处于下风，有实力对比与历史因素，也有理论和战略失误因素：盲目相信美国，搞重商主义，国家收支长期双顺差，积累了过多的外汇储备；以出口导向盲目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严重依赖于美国市场；盲目进行海外海外金融投资，购买美国次级债等，造成严重的损失。

所谓美中“经济互补”，已发展成为严重的不平衡。美国的高消费和高逆差，恰恰就是中国的高储蓄和高顺差，美国的高负债，恰恰就是中国的资本净外流。是中国人辛苦劳动，低价把产品卖给美国，国内居民消费和国家石油黄金储备却没有跟上，积累巨额美国货币，一遇危机，既不能抛售，也无法扩大进口。国际投机资本还在继续涌入，中国政府被迫收购，外汇储备还会增加；国内投资大于储蓄，只能是资本净外流，而且主要流向美国，中国已成为美国金融资产的主要持有国，外汇储备中有70%是美元资产，大部分是美国库券，还持有美国机构债（对房地美房利美债权）3700亿美元。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人之一，正在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因美元资产价格暴跌，美元贬值和部分债券违约已遭受损失，如美国债和机构债再出问题，损失会更加严重。

美国政策的核心是保证货币市场足够流动性，资本市场有足够资金。国债的发放从年5000亿美圆，2009年要上升数倍，仅依靠国内购买是不够的，中日贸易顺差国（即对美资本输出国）增加持有美元和其他美国金融资产，是美国得以解决次贷危机的必要条件。至2009年5月底，中国已持有6700亿美元，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任何金融危机的解决都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共同承担的。现在我们终于理解了佐利克“利益相关者”的真正含义，中国应该成为美国的“损失分担者”。

余永定（2008）指出中国的尴尬：除了期盼美国次贷危机早日结束，似乎难有作为。美国人（除非是弱智政客，或装装样子）不会希望中国停止向美国出口廉价商品，更不会反对中国进一步积累外汇储备（只要购买美国金融资产）。中国一些官员和经济学家似乎不了解自己尴尬地位，还留恋出口导向，保持巨大贸易顺差。对出口利益集团来说，这些顺差代表利润和就业，对整个国家来说，则代表遭受真实财富的损失。如果中国维持巨大双顺差的局面不改变，顺差不能转化为直接投资或其他币种的资产，我们就只能持有美元或购买美元资产。

我在2007年11月《华声报》组织的《华山论剑》论坛上指出：中国的股市必须走出独立行情，也能够走出独立行情。之后，中国股市从1600点走到了2009年7月的3100点。比股市远远不如的是中国精英的亲美思路。我的朋友们写了一本《中国不高兴》风靡全国，但主流舆论仍旧不变，反而抓紧了舆论控制。在主流舆论看来：美国仍旧具有独霸世界的能力，美国危机，世界各国都不能独善其身，也无法打破世界利益格局。大家只能盼望美国经济赶快复苏，帮助美国继续高负债，维持美国人的高消费，以恢复向美国可怜的出口。中国那些不想趁机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人，极力控制舆论，把反思只停留在技术和政策层面，小心翼翼地回避美国的结构，制度，战略和理论，这是典型的亲美利益集团所为，因为这样，也就是维持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

美圆贬值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美国摆脱危机，中国也不得不继续购买美国的国债，但美圆霸权将因此受到动摇。货币是信用，依靠国家信誉支持，美圆国际地位的下降意味着美国威信下降，中国话语权的上升，这对于中国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大格局，包括打破国内亲美利益集团对政治经济学术和舆论的垄断，都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抗危机的能力是超强的。

第一，                      中国经济从1949年到2019年人口老化，有

70年高速度增长时期，靠的就是高储蓄和高积累，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几代人低消费的代价。计划经济依靠票证压低消费，把积累率提高到35% 以上。市场经济以来仍保持非常高的积累率，1998年37.5%，2007年49.9%，其中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1997年的13%升至2007年的22.5%。计划经济时期，工人的住房、医疗、养老等长期性支出都由企业和政府承担，无需从工资中列支，居民的储蓄动机不强，储蓄被称为“强制性储蓄”，即排队太长买不到东西。 90年代后的改革打破了“铁饭碗”，企业不再直接负担上述支出，但社保体系并未有效建立，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显著增强；同时，由于劳工工资成本的真实化进程是渐进的，企业未将成本扭曲形成的超高利润转移成工人养老、医疗和保险等支出，导致企业储蓄显著上升。这也是有人建议中国将上市公司部分国有股权划拨给社保基金的重要原因。（周小川，2008）

第二，持续高增长的核心是人口年轻和教育的成功。年

轻人储蓄率高，因此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可以维持到2019年人口老化为止。以文化传统和家庭支出为主，中国的教育已经超前于经济的发展，关键是加大技术升级的力度，企业就可吸收大学生，其国际竞争力将超过农民工。

第三．中国政府有比较强的政治控制力，既得利益集团

还没有发展到控制政治的程度，只要不被它们左右，不出现大的决策错误；就可以抵抗国际危机。

第四，中国还有极大的内部需求潜力，如环境保护，农

民进城，基础设施，技术进步。关键是能够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改善收入分配，提高人民的购买力。

在美国和世界经济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依靠启动内需维持 7% 以上的增长率是没有问题的，以进口拉动亚洲和世界经济也是没有问题的。中国不仅会加强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位置，而且要加入周边安全保障体系，打破美国包围中国的态势。世界经济格局也应该变一变了，这就是发达国家减少浪费，而让世界上少一些贫困人口。无论如何，中国应该尽力促使这些转变，而不是无所作为，丧失机遇。

3．美国神话是最大泡沫，危机面前逃避大国责任

现在我们要问，在金融危机面前，是谁放弃国际领导者的责任与义务？

（1）          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相辅相成互相转化，只有国

际领导者才必须坚持自由贸易。

世界经济形成，是以西方海洋霸权为标志的，类似中国春秋时期的霸主，先后出现过几个“世界领导者”，它们世界头号海洋强国，控制世界贸易通道，是国际贸易秩序的制订者和维护者，这样的国家无不以“自由贸易”为旗帜。

自由贸易有两重性，它既体现比较利益和国际分工的一般规律，对国际经济的总体发展有益；另一方面自由是以实力为后盾的，主要对强国有利，而对弱国相对或不利。所以一般强国主张自由贸易。不图进取的弱小国家想搭强国的便车，也只有加入强者主导的国际分工，依附性地生存；只有少数国家的领导人具有超人毅力，能够领导人民卧薪尝胆，在一定时期搞保护主义，这要付出很大牺牲，并承担对抗强国而彻底失败的风险，成功的只是少数，他们从后进国家跃到了世界强国的位置，这就是以弱胜强的辩证法。大国有兴衰，文明有周期，国际领导者地位也不是能够长久垄断的。

西班牙做世界领导者时，国际挑战者是葡萄牙；英国挑战荷兰时曾用死刑禁止进口奢侈品，独占领导地位200年，挑战者先是法国拿破仑搞大陆封锁，后有德国的统一，一战的核心是德国与英国争霸。他们虽然失败了，但在对抗霸权的过程中建立了强大的民族国家。真正通过战争和贸易保护崛起的是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和日本明治维新，都是在对抗海洋霸权中取得独立，发展民族工业。美国汉密尔顿主张独立发展制造业比德国历史学派还早。

1840年中国的失败在早期是因为闭关锁国，1948年GDP还占世界30%，但其制度早已腐朽，连续战败以后被迫实行5%的关税，100年来实行的并不再是闭关锁国，而是被迫的，没有主权的对外开放，民族工业根本发展不起来，1949年只占GDP 的10%，90%是农业。同期美国经济从2%，经过40%关税的高保护，二战以后工业占世界40%，黄金储备占世界70%，跃上世界领导者地位以后，才打起“自由贸易”旗帜。简单地说只有自由贸易才能强国，保护主义必然失败，恰恰把历史说反了。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的国家保护主义和赶超战略，是以政治篡改历史。落后国家不等于弱小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有大国底子和优秀文化的民族，在独立以后必须经历一段国家保护，等到比较强大以后再逐步转为开放，这才是强国之道。

台湾学者比大陆更加懂得其中的奥妙。我曾经问他们：你们都是美国留学的，信奉自由贸易，为什么对大陆搞保护主义啊？禁止大陆资本进入，限制旅游人数，甚至连投资大陆的台湾企业产品返销都不让，这是什么自由贸易啊？他们回答说：你们大我们小，我们对你们搞自由贸易，我们不就完了吗？ 我看他们比我们清醒，知道以政治统帅经济，也知道自由贸易对强者有利。

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是相辅相成可以互相转化的，其合理性取决于历史条件，不可以绝对吹捧一种贬低另外一种。不能简单地说自由贸易是双赢，保护主义是双输。这礼有一个实质平等和国际道义的他，不能只以利益来衡量。强国与弱国 ，大国与小国，富国与穷国，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其责任与义务是不一样的。大多数国家在大多数时期，都是以自己国家民族利益作为标准的，尤其弱国需要如此，不可能在自己没有强大以前，就奢谈什么为全球经济做贡献。只有那些有“普适价值”追求，有抱负有实力的真正世界大国，才有资格成为国际领导者，去承担比较多的国际责任。尤其在世界性危机时，大国必须承担领导责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自由贸易基本框架，否则就不配做国际领导者。

（2）国际领导者必须要承担国际责任，美国的欠缺不在物质力量，而在政治与道德。

国际领导者必须要承担长期巨额贸易逆差，否则它的货币就不能供应世界，这相当于领导者国家用自己的国力维持国际货币的发行与稳定，这对于它的出口和经济发展不利的；但对于世界领导地位来说是必须的。货币霸权也会它带来进口与消费的好处，金融与物价稳定方面的巨大利益。

英国在历史上发挥作用200年之久。它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依靠海军获得欧洲霸权，殖民地比它本土大25倍。以自由兑换的英镑维持世界金本位，控制了通货膨胀。一战以后英法为核心的国际联盟不能控制世界局面，金本位蜕化成为金块本位，新的挑战者出现了。大英帝国衰落，其重大表现就是开始出卖盟国，放弃国际责任和义务，纵容法西斯德国崛起，这就是遗臭万年的慕尼黑阴谋，意味着英国200年世界霸权的完结。

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首先要稳定世界，除军事力量外，主要是以美圆充当了世货币。美国对黄金和各国货币要高估，承担巨额贸易逆差，才能使美圆能源源不断供应世界。战后20年资本主义黄金时期是美国扶植起来的，包括容忍日本15%的关税，向欧洲日本提供援助转移技术，仅核保护伞一项，就使日本节约军费，把GDP多增加40%。这是冷战的政治需要，也算是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恢复和发展承担了责任。直至1971年把美圆与黄金脱钩并贬值，美国才放弃了扶助欧日发展的国际责任。

苏联瓦解和新科技革命的成功，使美国霸主地位大大增强，新保守主义就是重新认识和肯定美国实力，主张以单边主义推行美国价值观念的新霸权主义理论。9。11事件和金融危机，中国和俄罗斯的崛起，已动摇美国霸权的基础。但美国在数十年内仍是实力最强国家，它掌握多数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美国军费占世界的一半；其金融和商业资本资本操纵世界大宗商品如石油粮食的期货市场和战略物资，其能源总量和人均能源都居世界前列，美国还有自由移民的巨大空间。特别是美国建立了话语霸权，能把自己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作为人类最先进的“普适价值”向世界推广，其大大小小的代言人和代理人遍布全世界，迷信美国的人相当地多，尤其以改革以后的中国人为甚。

目前我们需要有水平的国际领导者，因为人类超国界的问题实在太多，如防止核扩散，军备竞赛和战争，保护环境，反对恐怖主义，保证人口与经济要素的安全与自由流动，特别是防止金融危机的蔓延。如果只讲国家和民族利益，就可能重导1929年覆辙。苏联解体以后，只剩美国一个国际领导者了，美国也以此风光了十几年，它敢把联合国撇开，推行单边主义，就是美国新霸权的尝试，现在底线已经探明：行不通，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已经失败。

金融危机拖累全世界，进一步损害美国声誉。它有点象当年的英国，推卸大国责任。美国仍旧是力量超强的世界领导者，不可学张伯伦。美国的欠缺不在物质力量，而在文化道德水平，宗教信仰和国内政治的欠缺。一向被奉为人类楷模的美国国会，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各种利益集团的大本营。

（3）利用霸权地位搞双重标准，在自由贸易旗下搞保

护主义。

身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有骄傲自大的毛病，以自己的文化作为“普适价值”，把他人视为流氓国家；以自己的宗教为正宗，把别人视为异教徒，有点象中国文化革命时期的血统论。搞“双重标准”是一种病态思维方式，集体无意识，深深扎根于西方文化之中。

他们有时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认为自己先天优越。美国军费可以比中国多10倍，却不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美国不存在侵略他人的问题，想打谁都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人权；美国消耗世界四分之一能源，却要求发展中国家限制汽车；甚至连美国的流氓也不是流氓，而是爱情的表现；在美国电影文化里，似乎全世界的美女都自愿上白种人的床；直至2008年西方记者把西藏打砸抢恐怖主义说成是人权斗士，才最终激怒了中国年轻人，他们发现，原来美国媒体也撒谎。那些国际投行的专家们打压中国股市的最好托词就是：中国企业造假，90%达不到美国的水平，现在大家才发现，原来美国公司也造假，美国政府也保护民族产业，而且比中国有过之无不及。美国神话的破灭是最大一个泡沫破裂，这是唯一一个破裂了以后，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泡沫。

美国在世界经济方面的双重标准就是：它一贯要求别人搞自由贸易，自己实行保护主义。什么是自由贸易？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国家不得干预。战后自由贸易是美国带头倡导，而由关贸总协定和WTO推动的，主要是推动各国互相减免关税。自由贸易原则承认对落后国家的优惠，承认有限的贸易保护，即在一定时期内保护幼稚产业，在国内某一产业受到进口产品冲击的时候，可以启动临时保护条款限制进口。以“非歧视“为基本原则，以比较优势为基本理论的“自由贸易”原则，逐步扩大到投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但主要是对发达国家有利的。

     在实践中间，西方发达国家在迫使发展中国家不断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自己却不遵守自由贸易原则。比如所谓“反倾销”就没有什么道理，他们非要说中国工资太低，要以印度和巴西的工资作为“市场经济标准”来矫正，这是什么道理啊？中国工资是人口供求关系决定的，西方国家的高工资却是垄断和历史造成的。人民币确实有低估应该逐步升值，但这与中美贸易逆差没有关系。中国出口中有55%是加工贸易，出口下降进口也下降，贸易逆差不会减少。真正造成中美之间贸易逆差的，是香港台湾的对美顺差的转移，他们把工厂搬到中国大陆了，其对美国贸易顺差就变成了中国大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再有，就是美国对中国实施高科技出口限制。

2008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暴露无遗。中国40000亿人民币的政府支出，已宣布内外平等，而美国8000亿美圆的刺激经济计划，却要求优先购买美国产品，引起渲染大波。我20年前在天津开发区主持了中国最早一本《国际惯例》，就发现，美国有“政府支出优先购买国货”的条款，当时吃惊不小，因为我们学习“国家资本主义”时知道，美国国家采购数量惊人，如果优先购买国货，那是多么强的国家保护！ 奇怪的是，多数中国人不理会我所说的事实，有人为美国辩解说：中国生产能力不行，保护国货就是保护落后，美国是先进生产力，所以是保护先进啊！------原来代表先进生产力就是代表美国的利益！这就是中国亲美派的价值观念，他们痛恨自己国家民族的毛病，急于改革开放，他们并不需要知道美国的缺点，他们只要知道和相信美国才是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的样板，中国才有“义和团”。对美国的理想主义投射，是中国亲美利益集团的共识和意识形态，是集体无意识。

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也是西方话语霸权。它把劳动力自由流动完全排除在“自由贸易”之外，他们的贸易自由是资本的自由，而不是人的自由，这和西方的人权理论是违背的。

（4）中美与世界各大国必须同心协力，反对贸易保护

主义恶性循环。

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导致各国保护主义，自由贸易秩序瓦解，出路只有战争。目前金融危机不亚于1929年，所幸的是，世界有了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的那套假话只是在电视台和大学教科书里，各国政府包括美国政府根本就不相信，美国对自己从来就不搞休克疗法，各国大力度发行国债拯救经济。

在国际协调方面防止贸易保护主义更加重要，其根据不是国家主义而是世界主义，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总体利益。一贯倡导这些理论的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绝对不能在这个关键时候改口，这就意味着他们放弃对世界经济的责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贯被西方妖魔化为“狭隘民族主义和义和团”的中国爱国主义者，此时却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承担起与自己国力不相称的国际义务。这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已经做过了，当时亚洲各国货币都贬值了30%，包括人均国民收入14000美元的日本；只有人民币和港币坚挺，中国开放了自己市场，大量进口周边国家产品，为此付出了三年经济萧条的代价，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当时只有800美元，我们依靠国债启动国内需求，维持了三年“其上八下“，终于在2000年以后把潜在经济增长提高到9%以上，至2008年，连续8年维持10% 以上的高速度。试想如果人民币贬值，亚洲必定出现汇率战，几败俱伤。

我在2007年《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中讲到这事的时候说，不用美国教训我们，中国一直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当时北京大学的听众报以热烈掌声。

2007年是美国出了问题，形势更加严重，最严重的是美国的态度。如果说美国的总统和精英们主导不了国会，那么就说明美国的政治体制也有问题，议员们缺乏国际意识和大国意识，只对自己的选民和利益集团负责。世界各大国必须一致反对贸易战和汇率战，协调经济政策，维持国际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改造现有国际规则。

人民币还有升值趋势，但是暂时不应该升，也不可能贬值，应该保持稳定，并在香港实行局部的正式自由兑换。中国股市应该走出独立行情，经济应首先稳定下来。中国的出口提高价格，这不是汇率升值造成的，而是要提高工资，加入环境成本，这足以使出口价格提高20%以上。中国应该扩大资源与先进设备的进口，并扩大海外投资，要集中向东南亚和澳洲投资，并鼓励国内企业去国际上兼并竞争对手。

从1990年的中国威胁论，到2000年的中国崩溃论，中

国饿死全人类论，到2005年以来的大国责任论，美国舆论

不情愿地在一步步承认中国的崛起。佐立克的“利益相关论”是在有限度地承认中国崛起的前提下，要求中国进一步尽发达国家的责任，把人民币升值并纠正贸易逆差，以“大国责任”为笼头套住中国，配合美国解决全球问题，纳入美国全球化秩序的轨道。

    作为历史上的大国，中国一直在努力尽自己的大国责任。从毛泽东时期的支持第三世界，我们和中东，非洲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98年抵御亚洲金融危机，人民币不贬值，到以后的人民币升值，和连续8年10%的经济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亚洲核心国家。2007年以来的美国金融危机，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将进一步确立世界大国的地位。

中国30年的对外开放，有关外资的战略是：以和平与发展为基本假设，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以韬光养晦为策略，不搞对抗；以开放促改革，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进入，以国内市场换取外国先进技术；以出口为导向，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创汇等。地方政府把引进外资作为主要政绩，不择手段；某些国有部门把合资作为改变身份的机会，促使他们组成利益集团，以寻求特殊利益。

在各方面舆论的压力下，代表外资利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没有能够得逞，但已经给国家利益和产业造成严重损害。领导层也认识到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政策有所调整。比如造大飞机和航空母舰，争夺技术标准的控制权，控制投机资本，不宣布人民币自由兑换等。

值得思考的是：那么清楚的事实，那么明确的理论，为什么国内就总是不能一致，非要走弯路受损失？

第一，     我们还没有摆脱３０年前“改革开放与反对改

革开放”的意识形态斗争模式，没有摆脱对于计划经济的偏见，盲目迷信美国。在教育和理论方面被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过大，某些著名经济学家和财经官员成为国际资本的代言人。国际资本作为利益集团，进行着长期而且有效

的“寻租活动”，影响了决策。

2007年以来美国出现金融危机，宣布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破产，打破了对美国的迷信，打破了对外资的迷信，促进了我们对于国内问题的反思。对外开放不是无限度的，必须注意国家安全。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必须要维护，民族企业和国家战略产业必须坚持自主创新和发展的道路，必须制止外资形成垄断，不能让他们影响中国的政策和政治。

国际竞争，不仅存在于企业和个人层面，也存在于国家层面，国家依靠实力和战略支持企业参加国际竞争，因此企业组成的利益集团背后，是有国家的影子的。这点被美国话语霸权所掩盖，他们的国家以各种形式扶植自己的企业，他们的企业也以各种联盟的形式进行策划，有些理论却不承认，把一切都归结于“市场经济客观规律”，让发展中国家盲目服从，放弃对自己企业的支持和保护。因此我加上了第五节，打通国内外，把企业竞争，行业竞争，利益集团垄断，与政府行为联系起来研究；从国家博弈的大视野，把中美战略格局与国内利益格局联系起来研究，从而了加深对利益集团行为的理解。

美国出现金融危机，给中国提供了机遇，但是，如果中国已经被美国捆绑，处境十分尴尬，目前似乎除了把外汇借给美国，期盼美国结束危机，就难有作为。美国人（除非是弱智政客，或装装样子）希望中国继续向美国出口廉价商品，不反对中国进一步积累外汇储备（只要购买美国金融资产）。中国那些被美国洗了脑子的官员和学者不了解自己的尴尬地位，还在留恋出口导向和贸易顺差。对出口利益集团来说，这些顺差代表利润和就业，对整个国家来说，则代表遭受真实财富的损失。如果中国维持巨大双顺差的局面不改变，顺差不能转化为直接投资或其他币种的资产，我们就只能继续持有美元或购买美元资产。是打破这种战略格局，还是等待美国复苏后继续这种格局，不仅取决于“客观经济规律”，而且取决于中国自己的战略：能不能真正启动内需，实现科技创新，这两项都是要克服既得利益集团阻力的，这就是国内整合利益集团，和国外调整中美利益格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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