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谋求霸权的全球隐蔽经济战
杨斌著作《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节选
一、 美英锻造隐蔽经济战的利剑
＜酝酿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
越战失败后美国被迫放弃了冷战战略，有些人误以为美国老实了或弃恶从善了。 实际上，美国从未放弃追求单极世界霸权的目标，只是在英国经验丰富的谋略家的教唆下，采取了更为阴险、隐蔽的“软战争”手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上层精英制订了“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的战略，标志着美国发动全球隐蔽经济战的开始，打击范围甚至从前苏联扩大到了昔日盟友，特别重点遏制第三世界国家力量的崛起。这一战略起源于美国一家重要智囊机构，即对决策层有重大影响的纽约外交关系协会，基辛格和布热金斯基都曾在该机构任职。这家高级智囊机构的成员弗雷德·赫希，于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间撰写了题为《八十年代计划》的政策报告，首先提出了上述战略构想的框架轮廓。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前主席沃克曾公开宣称，将采取导致“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的政策，从而将弗雷德·赫希的战略构想付诸实施。
越战失败后，美国操纵国际政治格局的能力大大削弱，亚非拉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一机会，掀起了蓬蓬勃勃的反抗斗争高潮，强烈要求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如１９７３年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７７国集团督促以政治联合来争取经济利益，参与国要求西方国家做出大量的经济让步。随后的一年中，在南方国家的共同努力之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国家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特别令美国政府和垄断财团担心的是，第三世界改革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竟然得 到了某些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响应。例如，德国社民党曾提出了著名的“勃兰特报告” ，主张南北相互合作谋求共同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全球范围“新马歇尔计划”，北方国 家大大增加对南方国家的经济援助，以推动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并改善社会福利，同时也为北方国家过剩的工业能力找到市场，摆脱中东石油危机后的长期经济停滞。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国际上盛行的潮流并不是什么“全球化”，而是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南北斗争”。
毫无疑问，美英两国都深知勃兰特计划是可行的，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已证明 了这一点，不仅欧洲、日本从战争废墟中迅速恢复，甚至台湾、韩国等前殖民地也实现 了经济起飞，这充分证明了只要有合适的环境土壤，任何民族国家都能成功地实现工业 化。但是，这也正是美国垄断资本和右翼政客所最担心的，他们不愿看到第三世界国家 势力的崛起，担心工业化会增强它们的经济军事势力，促进世界实力均衡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威胁到美国谋求单极世界霸权的战略目标。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日本曾拟定了对伊朗 、墨西哥、东南亚等国家的援助计划，包括许多大型的社会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以为日本 严重过剩的重工业部门寻找出路，但是，当时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布热金斯基，用核保护伞威胁日本放弃了上述援助计划。
美英统治阶层认为，为了阻止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必须扭转二战后经济重建时期的成功政策，包括推行政府干预政策和国有化运动，有利于民族经济的“保护与开放相结合”，此外还必须扭转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的社会改良，因为，这些在冷战压力下作出的策略性让步，唤起了世界各国人民争取社会利益的觉悟，正导致一系列不利于统治阶层的社会变化。西方垄断资本控制的主流新闻媒介，制造舆论主张恢复以前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利用中东石油危机后的“滞胀”问题，大肆宣扬“凯恩斯主义”过时了，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导致了效率低下，社会福利导致了工资成本和物价上涨，等等。实际上，一些西方著名经济家已经证明，“滞胀”的原因是石油危机引起的总供给变化，并非涉及总需求管理政策的凯恩斯主义。美英政府还反对勃兰特推动世界经济摆脱滞胀的方案，指责其违反了自由市场经济分配资源的原则，尽管他们知道正是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马歇尔计划，推动了二战后世界经济的迅速复兴。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美国垄断资本还暗中操纵的国际经济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等，在华盛顿开会达成了一系列共识，抛弃了二战后西方黄金时期的成功经验，主张推行完全相反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并且将其作为规范化经济理论和改革药方，向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推荐，包括恢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策，放弃政府干预和推行国企私有化，削减政府公共投资和社会福利开支，采取严厉的财政、金融紧缩政策，限制各国保护民族工业的经济主权，向外资开放工业、电讯、金融等战略行业，拆除阻碍商品、资本国际流动的壁垒，推行有利于跨国公司的贸易金融全球化，大力培育外汇、股票和金融衍生品投机市场，等等。实际上，这些国际权威机构鼓吹的所谓规范化理论和政策药方，并未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界达成一致共识，甚至还遭到相当多西方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因此，它不是“哈佛共识”或“麻省理工学院共识”，而是代表美国统治阶层意志的“华盛顿共识”，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特殊利益集团的色彩。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最近强烈地批评了“华盛顿共识”，称其“往坏里说是误导”，现在应进入“后华盛顿共识”时代，还说“无论新的共识是什么，都不能基于华盛顿”，直接点出了从华盛顿的立场出发，不可能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
世人所难以领会的是，美国政府倡导的这一套新自由主义政策，并非来自经济学界或是无地放矢，而是来自统治阶层的高级智囊机构，服务于其全球战略的强烈攻击性武器。美英国际战略机构的智囊专家们，设计这一套隐蔽经济战武器并不困难，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数百年来，一直是掠夺、战争和经济危机不断，惟有二战后才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因此，只要抛弃西方“黄金时期”的成功经验，系统地发掘灾难时期的历史教训，特别是曾导致频繁经济危机的自由主义政策，就不难锻造出威力巨大的隐蔽经济战利剑，重演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经济灾难，人为制造瓦解别国工业金融体系的经济危机，用于打击威胁其建立霸权的国际竞争对手，削弱国内代表社会中下层的社会改良运动。
美英国际战略家在锻造出经济战的利剑之后，还需为其披上一件蒙蔽世人的华丽外衣，这一点也并不困难，英国在维护其全球霸权统治的数百年中，积累了大量利用御用学者制造意识形态的经验，曾将其损人利己的“自由贸易”政策，成功地包装成关心全人类的“世界主义”，当年的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曾揭露，为了操纵世界舆论服务于自己的商业利益，英国政府和商人们从来是不惜任何代价的，不仅炮制了一整套细致加工的经济理论体系，而且还拥有一个强大的动力——金钱。现在美英的国际战略家们再次故伎重演，实力雄厚的垄断财团提供大量金钱资助，调动右翼思想库和御用学者制造理论依据，垄断财团控制的新闻媒介则大造社会舆论，利用殖民帝国遗留下来的英语通行世界优势，发动了对国内外社会进步力量的妖魔化运动，精心炮制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潮流”，同十九世纪时髦的“世界主义潮流”如出一辙。
＜对东方和南方发动猛烈的进攻 ＞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里根前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共同发动了“世界保守革命，直言不讳地提出回归到“亚当·斯密时代”。美国作家瓦尔登·贝罗曾撰文指出，里根代表的右翼保守势力认为，“美国正在遭受两方面的围攻：国际上的共产主义和国内的‘新政’；对里根主义者而言，大政府的开明民主传统、社会福利以及对劳工的支持，与美国牌号的个人主义自由和自由市场是互相抵触的，代表了一种偷偷摸摸的社会主义”。 里根的右翼政府主张采取进攻性政策，一方面击退对美国权力的国际性威胁，另一方面击退经济活动中的政府干预，具体来说，国际性威胁包括前苏联集团和第三世界的崛起，他们从东方和南方对西方形成了夹击之势，国内的威胁主要是经济生活中的大政府和大劳工，他们以社会利益为由限制垄断资本的谋私自由，威胁到了垄断资本的政治经济统治地位。美英曾联手推行过冷战遏制政策，这次两国右翼政府再次携手并肩，从东西、南北两条国际战线上，共同发动了凶猛的隐蔽经济战争，甚至对于法国、日本等不顺从的盟国，也暗中运用经济手腕进行遏制和打击。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英联手谋划的“缓和”战略，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已经受到了丰厚的效果，波兰和拉丁美洲相继落入了“外债”陷阱，美英抓住薄弱环节趁势发动了猛攻。［６］
里根政府发动的针对前苏联的隐蔽经济战，已为美国１９９６年出版了的一本著作所曝光。该书题为《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前雇员，他为策划隐蔽经济战获得的巨大胜利，洋洋得意的心态溢于言表。该书透露了当年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曾雇佣一大批专家，包括心理学、历史学和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专家，拟定了美国瓦解前苏联的“软战争”战略，先千方百计迫使前苏联经济陷入困境，再设法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还抓住波兰外债危机诱发的社会动荡，积极资助“团结工会”等反对派势力，将其作为颠覆前苏联阵营的突破口。美国政府一直大力推进核军备竞赛，蓄意利用前苏联曾遭受侵略的敏感心理，逼迫其片面发展军事工业以消耗经济实力，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里根政府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同时设法压低石油价格以耗尽前苏联的外汇来源，迫使其陷入经济困境进而瓦解对自身制度的信心。尽管美国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和美元的地位，能够从世界各地廉价获得大量的资源，但是，美国仍然为其秘密战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债从七千亿猛增至三万亿美元。美国为摧毁瓦解前苏联制度发动的隐蔽经济战，如此不惜代价几乎令人难以置信。［７］
里根政府坚信北方与南方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对立，必须在美国主宰的世界经济体系内，重新征服越来越难以管理的第三世界。美国的右翼思想库在主流新闻媒介的配合下，积极发动了将南方国家政府“妖魔化”的运动，将他们描绘成失败的政府干预主义者，贪污腐败而且将本国经济搞的一团糟。美国抓住南方国家从殖民地时代遗留的弱点，如经济结构单一严重依赖原材料出口市场，金融状况脆弱欠下西方银行大量债务，有意将贸易、贷款、投资等好处，同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政策挂钩，诱迫南方国家吞下其炮制的隐蔽经济战毒药。美国还改变冷战时期拉拢第三世界的做法，率先削减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援助，此后其它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也纷纷效仿，从而加重了贫穷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困难。１９８１年，美国政府改组了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安排了执行里根路线的人担任行长，中止了世界银行帮助穷人的“温饱计划”，将国际发展机构（ＩＤＡ）的贷款标准，从原来的优先分配给那些最需要的贫穷国家，改为分配给那些在“经济的结构重整中作出最大努力的”国家，而结构调整方案有意剥夺了受援国的经济主权，强迫其接受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政策。
二、 破坏威力大于核弹 全球经济满目疮痍
中国人曾饱受西方一个多世纪的侵略欺辱，因此，对西方列强发动硬战争之残酷记忆犹新，但是 ，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熟悉也不愿相信，美英会发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且其破坏威力如此之巨大，甚至远远超过了令人恐怖的核弹。倘若说核弹的破坏力能摧毁一、两座城市，这些隐蔽经济战核弹足以毁掉整个国家，令其庞大的工业和金融体系陷入瘫痪，以极为低廉的价格落入西方垄断财团的手中。这场没有硝烟的全球经济战争， 巧妙地隐藏在巨额美元贷款的背后，披着“自由市场经济神话”的美丽外衣。特别令人惊叹不已的是，自从美英发动的联手发动“世界保守革命”以来，新自由主义的隐蔽 经济战“核弹”，先是横扫了拉丁美洲和非洲大陆，紧接着摧毁了俄罗斯这个前超级大国 ，随后又猛烈袭击了曾生机勃勃的亚洲诸国，美英发动的软战争攻势可谓所向披靡，所到之处无不狼籍遍地、满目疮痍。
< 拉丁美洲沦为首批牺牲品 >
美国全球软战争的征服对象首先指向了拉丁美洲。美国历来视拉丁美洲国家为自家后院，是美国垄断资本进行投资和控制的重点。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银行以提供低息贷款为诱饵，引诱拉丁美洲国家大量举借外债，但是，西方贷款都附加了市场浮动利率的条款，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总统里根推行自由主义的经济紧缩政策，骤然大幅度提高了利率，大大加重了拉美国家的外债负担，拉美国家纷纷因无法偿还外债而陷入危机。国际货币基金利用外债危机趁火打劫强，强迫拉美国家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否则不给予美元再贷款，从而切断不屈服国家的进口来源。拉美国家迫于外来压力，被迫接受了丧失主权的各种苛刻条件，纷纷吞下了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毒药，其具体措施与后来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如出一辙，如完全放弃政府干预经济，削减政府公共投资和社会福利，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开放国内市场并取消贸易保护，推行国际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全球化等等。
拉丁美洲被迫推行自由化改革带来的恶果，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普遍陷入“停滞”，许多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迅速下降，被广泛称之为“失去的十年”。拉美国家曾非常重视发展国有企业，有效地加速了工业化特别是社会基础建设，而推行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以来，不仅增加失业加剧了社会矛盾，而且降低了民族工业的整体实力，民族私营工业也陷入更加脆弱的境地；放开国际贸易和投资后，跨国公司大量收购民族私人企业，净利润汇出和资本流失更加严重，美国鼓吹的非国有化结果变成了外国化；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间，拉美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下降幅度，最小的为２．４％，最多的为３７％。１９８０年，拉美的贫困者的人数为１．１２亿，１９９０年增至１．９２亿，占拉美人口的４６％；十年间贫困人口增加了大约８０００万人，每年平均大约增长７％，其中一半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社会贫富悬殊问题显著恶化。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间，拉美地区的年平均工资下降了１６％，工业部门下降了１２％，建筑业下降了１８％，公共部门下降了１７％。拉美国家还普遍削减社会卫生开支，如１９８０—１９８４年间，乌拉圭削减了１３．４％，阿根廷削减了１４％，智利削减了２３％，危地马拉削减了５８％；与此同时，各国的社会健康状况明显恶化，如乌拉圭的婴儿死亡率从千分之二十八升到三十二，巴西则从千分之六十六上升到七十四；秘鲁的人均营养水平从必要基准线的９７％下降到８５％；各种传染病呈上升趋势，如１９７６—１９８４年间秘鲁的传染病发病率增加了两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拉美国家出现了霍乱大流行，同医疗卫生条件恶化有直接关系，整个社会人心惶惶，广大人民深受其害。［８］
对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拉丁美洲国家遭受的苦难，国际货币基金曾用“改革阵痛”为其灾难性政策狡辩，但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已经搞了２０年，拉丁美洲国家的却在灾难陷阱中越陷越深，外债雪球越滚越大，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痛苦不断加深。一些拉美国家暂时恢复了经济增长，外汇储备有所增长，国际货币基金就大吹大擂改革成功，但是，这种成功仅仅意味着有钱偿还外债，而且是以降低工人工资和国内消费，廉价出售国有企业为代价的，是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本国人民利益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的社会贫困问题更趋严重，许多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如近年来阿根廷虽然恢复了经济增长，但是，其全国的失业率仍高达１７％，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持续下降，１９９７年阿根廷爆发了全国性大罢工；墨西哥有七万人游行反对石油工业私有化，智利煤炭工人为恢复失业救济而举行大罢工。社会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新自由主义政策，抗议其损害了广大劳动者的权益，造成了广泛的饥饿、失业和社会贫困。墨西哥深深卷入了美国主宰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直接导致了曾一度壮大的民族工业的瓦解。工业瓦解也连带了银行体系的危机，内外债一齐增加，外债还本付息的雪球越滚越大。２０年来，墨西哥已深陷外债陷阱无法自拔，１９８０年的外债总额为５８０亿美元，十五年来偿还本息共１５００亿美元，１９９６年外债总额却增加至１８００亿美元，美英垄断资本甚至向墨西哥提出要求，廉价出售银行系统和石油资源以偿还债务。１９９５年，墨西哥爆发了强烈金融经济危机，靠借贷维持的繁荣土崩瓦解，短短几个月里有１５０００家企业倒闭，３００万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居民的购买力缩小了至少三分之一，政治动乱、罢工和农民起义震撼着这个国家。１９９８年墨西哥再次爆发金融危机，银行坏账率上升到５０％以上，被迫宣布容许外资收购本国银行的１００％股权，还被迫出售战略行业国有企业以清偿外债。近年来，巴西、阿根廷等国也相继爆发了金融危机，货币大幅度贬值，而外债大幅度增长，金融体系坏账堆积，居民纷纷挤兑银行，国民经济濒临着临崩溃边缘。［９］
< 前苏联实力遭到彻底摧毁 >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政府发动的针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成功地诱导了前苏联的社会制度剧变。叶利钦崇拜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天真地认为只要全面效仿了西方的经济模式，就能尽快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为美国发动新一轮隐蔽经济战攻势，彻底削弱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大国地位，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美国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趁机推荐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作为顾问，并且以提供附加了各种条件的贷款为诱饵，直接干预了俄罗斯推行激进改革的过程，明确地规定俄罗斯政府的经济改革方向，必须完整地遵循新自由主义的规范经济理论，特别是市场价格理论和科斯产权理论，力求短期内彻底破坏旧的经济体制，“全面、系统地”引入西方发达市场经济的规范作法。美国人也不讳言这套药方的破坏性，形象地将其比喻为“休克疗法”，但是，哄骗说“改革阵痛”很快就会过去，而且“长痛不如短痛”。天真的俄罗斯人没有料到，“短期阵痛”已持续了近十年，不仅没有从“休克”中恢复，而且还陷入了新的严重金融危机，至今仍是茫茫苦海望不到头。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或９０年代初，独联体、东欧的大多数国家实施了激进改革，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经济长期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的灾难性后果。俄罗斯实行激进改革多年来，国民经济和工农业生产均遭受到破坏性打击。从１９９０年初起俄罗斯经济开始大滑坡，到１９９３年为止，工业生产下降为１９８９年的５８％，社会商品零售额下降为１９８９年的５３％，固定投资总额下降为１９８９年的４９％。俄罗斯改革放开价格之后，通货膨胀率连续数年高达１０００％以上，物价上涨了数十倍，广大人民数十年的劳动积蓄化为乌有。改革后俄罗斯取消了对农业优惠补贴，推行土地私有化，原来机械化作业的配套服务体系遭到破坏，农业生产持续下降。１９９４年，俄罗斯的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分别下降了１７％和２７％，１９９６年的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继续下降了４—５％，１９９７年俄罗斯经济在衰退５０％之后增长了１％，俄官方和国际货币基金都吹嘘改革取得成效，但是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并未得到缓解，企业亏损和财政金融状况仍然呈现恶化趋势，１９９８年终于爆发了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股市崩溃，银行倒闭，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滑坡了６％，俄罗斯经济仿佛未能从“低谷”回升，反而又落入了新的灾难“深渊”。［１０］
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政策，给人民生活、社会保障与治安方面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前苏联曾长期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相对比较落后， 但是，一般生活消费品还是有充分供应，相当多的家庭拥有小轿车和郊区别墅，交通、 水电、房租收费低廉，有比较完善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前苏联解体后，尽管大量进口 消费品很快充斥市场，但是，物价飞涨令普通人民难以问津，广大人民的实际购买力大为贬值。社会分配两极分化严重，１０％左右的俄罗斯新贵通过各种不法手段大发横财 ，６０％以上的人口实际收入下降，４０％的人口陷入贫困之中。由于物价猛涨而收入拮据，俄罗斯居民的营养水平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居世界的第７位下降到现在的第３６位，甚至俄罗斯军队士兵也普遍出现营养不良现象，国防经费严重不足导致军心涣散、士气低落。由于社会经济环境恶化和医疗保障体系遭到瓦解，俄罗斯居民的健康水平迅速恶化，以前得到控制的传染病 如麻疹、哮喘、结核、梅毒等有了惊人的发展，１９９０—９３年间，几种疾病的发病 率分别上升了１４２％、７２％、３４％、３００％，甚至以前消失的霍乱、白喉、鼠 疫等恶性传染病也死灰复燃。前苏联以犯罪率低而闻名，但是，如今俄罗斯却到处黑手 党猖獗，从事贩毒、走私、盗窃、敲诈等各种犯罪活动。据法国中央银行的调查，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黑社会流入法国的资金大约有１００亿美元，而这只是能查出的一小部分。黑社会与腐败官僚相勾结，大规模参与证券市场投机，大约骗走了普通居民数十万亿卢布的钱财。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苏联曾以世界上人口死亡率最低而自豪，目前，由于社会经济状况恶化，疾病和凶杀死亡率大幅度上升，俄罗斯居民的人均寿命下降了五岁，而且新增死亡人口大多是中青年人，这种恶劣情形一般只有在大规模战争中才会出现。据统计，改革以来俄罗斯人口的死亡人数 ，比较改革前同期净增加了四百五十多万，社会财富的损失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难怪著名的“民主斗士”索尔仁尼琴也认为，“俄罗斯正处于巨大的灾难之中，到处都是痛苦的呻吟”。改革初期，俄罗斯人民虽然忍受了巨大痛苦，他们对美国人的改革药方却坚信不疑，相信“改革阵痛”会很快过去，现在他们终于领悟到上了美国人的当，但是可惜已经为时太晚了。美国《波士顿环球报》专栏作家威廉撰文写道，“现在人们普遍抱有这样的看法，美国蓄意要毁掉俄罗斯，故意出了导致经济和体制瘫痪的坏主意，为的是使它不再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正因如此，改革初期俄罗斯人民曾对美国抱有好感，但是，现在却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反美情绪。
< 日本落入金融全球化陷阱 >
美英发动全球隐蔽经济战也没有遗忘了亚洲。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暗中制定了打击日本的隐蔽经济战略，以遏制日本经济咄咄逼人的崛起势头。美国对付日本不像对付第三世界那样容易，因为，日本工业拥有世界一流的强大竞争能力，甚至许多美国的跨国公司也不是其对手。但是，精明的美国战略家善于“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他们打击日本的办法是利用美国的金融优势，尽管日本拼命出口拥有世界第一位的外汇储备，但也根本无法同美国联邦银行的印钞机抗衡，换言之，在金融领域美国对日本依然拥有压倒性优势。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日本曾计划向第三世界大量出口工业基础设备，包括墨西哥、巴西、伊朗和中东国家。但是，当时美国国家安全主管布热金斯基，警告日本不能帮助墨西哥等国家，因为美国无法容忍在后院出现一个新的日本。布热金斯基以核保护伞和美国市场相威胁，强迫日本放弃了帮助第三世界工业化的计划，从而堵塞了日本为其庞大投资品工业寻找市场的努力。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强迫日本推行金融自由化、全球化，放弃战后成功的日本政府的干预政策，取消产业政策指导和金融投资管制，大量推动外汇、股票、房地产的市场投机，利用日本的过剩资金来推动全球泡沫投机，并且在日本内部植下金融癌症的祸根。美国财政部长里甘于１９８３年向日本财政部长提出，两国政府组建一个美日金融市场联合工作组，此后里根财长通过此机构不断向日本施加压力，强迫其拟定详细的日本金融市场自由化计划。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拉鲁什曾说，“美国实际上命令日本，‘我们不许你们在世界其它地方投资，你们必须将赚来的美元聚集起来，炒高美国和日本的房地产价格，形成名义资产的虚假膨胀，进而形成巨大的金融投机泡沫，这样日本出口赚得的美元收入，就源源不断地输入进投机泡沫，变成了过度膨胀的虚假资产，并且用于防止巨大泡沫的崩溃’”。
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日本政府通过计划指导和产业政策，引导着日本银行大量投资于工业部门和社会基础领域，投向生产领域的贷款占了总额的一半以上，还通过政府管制严格限制了金融投机活动，不仅推动了日本工业的持续高速增长，而且银行贷款质量很高少从未发生金融危机，截止１９８０年银行坏账率仅为Ｏ．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日本被迫推行金融自由化、全球化以来，银行的生产性贷款的比重下降了５０％左右，非生产性贷款的比重则上升了两、三倍，大部分流入了金融证券和房地产投资市场。日本前财政部长曾惊呼道，美国华尔街和伦敦金融界不断提出要求，强迫日本政府取消金融市场管制，实际上意味着日本输入外国的“金融艾滋病”。从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９２年期间，日本的投资者购买了价值７２０亿美元的美国房地产，而这一时期正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的顶峰，房地产价格已因投机而过度膨胀，美国的投机家正在纷纷抛售。日本外汇投机几乎猛增了数倍之多，日本外汇交易额对外贸金额的比值，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大体上为６美元比１美元左右，１９８５年已经上升到３８美元比１美元，１９８５年以后则猛增至６２美元比１美元，相当于美国外汇投机指数的两倍。随着泡沫经济的发展，日本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疯狂暴涨，在日本的六大城市中，住宅、商业和工业用地的价格，从７０年的每平方米６千美元，猛涨至１９９１年的平方米６万２千美元，上涨幅度高达十倍之多，创下世界前所未闻的记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日本政府感觉到泡沫经济的威胁，决定采取措施遏制泡沫投机，但已经为时太晚了。日本经济因泡沫盛极而衰陷入了灾难，银行账目上已积累了大量的坏账，房地产市场失去了资金支持，从此陷入了长期萧条之中。随着房地产公司纷纷倒闭，日本银行的坏账也越积越多。根据索罗门证券公司人士的估计，日本银行的坏账从１９８１年的１万亿日元，猛增至１９９５年的１００万亿日元，折合一万亿美元。美英鼓吹取消政府管制和推行金融自由化，就能大大提高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但是，日本落入美国设置的金融自由化、全球化陷阱之后，短短十年中银行体系的坏账就增长了一百倍，从此陷入了已持续十年的长期萧条，美英发动隐蔽金融战威力之巨大，甚至拥有强大世界竞争力的日本也劫数难逃，实在令人感到可悲可叹。［１１］
< 亚洲经济惨遭金融风暴重创 >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英将针对亚洲的隐蔽经济战的打击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国家，这一举措有着深远的全球战略意义。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元升值以来，日本为了降低出口产品成本，不断将制造业迁移到东南亚国家，正逐步形成以日本为核心的经济圈，而且在东南亚国家华侨经济占很大比重，港台、东南亚和中国大陆加强经济往来，正在形成日益强大的泛华人经济圈。有些人根据亚洲经济的蓬勃发展态势，甚至认为２１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美英的国际战略家早已看出这一威胁，蓄谋已久铲除自己的心头之患，扫清妨碍建立全球霸权的任何障碍。美国强烈反对日本输出工业设备，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但对于依附美国市场的出口导向战略，曾一度采取了默许的态度。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美国利用东亚和东南亚的出口依赖性，强迫其全面推行贸易、金融自由化，将“全球化”隐蔽经济战的炮口，暗中对准了“四小龙”和“四小虎”。
泰国首先推行了贸易金融自由化政策。随着开放国内市场进口大幅度增长，泰国的国际收支恶化出现贸易逆差，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依附型出口战略，随着国际竞争激化和美国市场日趋饱和，越来越难以支持泰国的经济增长，开放资本市场有利于吸引外资，帮助泰国弥补贸易账户的逆差。随着香港回归临近，英国政府和金融资本积极游说东南亚国家，向泰国、菲律宾等国推销金融自由化的药方。１９９５年英国财长克拉克访问了东南亚各国，劝说各国政府领导人开放金融市场，放松外资进入证券、租赁和保险业等行业，取消外资持有当地企业和银行股份的限制，政府退出电力、通讯、交通的公用事业，对战略行业的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克拉克还宣扬英国私有化的所谓成功经验，许诺将英资从面临回归的香港撤出转向东南亚，促使东南亚成为新的国际贸易金融中心。英国发动金融自由化攻势获得了巨大成功，１９９７年据《曼谷邮报》报道，东南亚各国金融业的外资持股比例猛增，商业银行业达到２５％，人寿保险达到７０％，金融公司达到４０％，英国金融资本的持股比例高于平均水平，在泰国和菲律宾成为欧洲的最大投资者。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西方诱导东南亚国家推行金融自由化，取消政府对外国资本流动的政策管制，导致东南亚国家的外债结构严重失衡，工业投资下降而金融投机热钱猛增，１９９６年东南亚国家的外债结构中，一年以下的短期外债占绝大部分，其中泰国的短期外债比例为８６％，菲律宾的比例为８４％，印尼的比例为６０％。泰国的短期外债中相当大部分，来自于曼谷的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货币基金曾对此大为赞扬，称此为金融自由化吸引外资的成功典范。美英投机资本大量涌入推动泡沫经济，形成了房地产和证券市场的投机热潮，获利后又大举撤资造成货币金融市场暴跌，导致当地投资者陷入困境被迫恐慌抛售，再趁火打劫全面廉价地收购当地的资产。泰国的泡沫经济经过数年恶性膨胀，１９９７年在索罗斯等金融资本的攻击下，终于爆发了严重的货币金融危机，饱尝盲目贸易金融自由化的恶果。但是，国际货币基金趁向泰国提供援助贷款之机，开出的却是一剂更为阴险致命的药方，强迫泰国进一步大规模推行自由化和国际化，建立境内金融衍生品市场并容许无限制的投机活动，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并且不容许提高工人工资，提高增值税赋并且运用政府资金收购不良债权，以确保能够及时偿还欠西方垄断资本的债务，取消外国资本拥有泰国银行和战略行业的限制，推行严厉紧缩政策以勒紧民族经济的血脉，从而有利于西方垄断资本全面廉价控制泰国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的这剂雪上加霜的毒药，大大增强了隐蔽金融战的破坏威力，促使局部货币危机迅速转化为全面经济危机，工业企业纷纷破产倒闭，工人大批失业引起社会动荡，私有企业偿还外债的代价成倍增长，像拉美国家那样陷入了外债泥潭，被迫廉价出售工厂设备以偿还债务，正像美英国际战略家精心设计的那样，泰国的私营、国有企业甚至银行体系的资产，纷纷廉价地落入了西方垄断资本控制之中。美英资本还趁势对整个东南亚发动猛烈进攻，金融风暴很快从泰国蔓延开来，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均遭重创。
继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韩国也爆发了严重的外债和金融危机。西方新闻媒介为了配合垄断资本的经济战略攻势，大肆宣扬亚洲的价值观和政府干预是灾难根源，实际上韩国长期推行政府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数十年来获高速发展而从未发生过外债危机，但是，近年来为了加入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组织，被迫接受了西方提出的种种苛刻条件，推行了国际货币基金倡导的金融自由化，放松了政府对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监督管制，银行和企业纷纷拆借低息外债进行投机活动，两、三年中外债额就急剧地增加了三、四倍，１９９６年外债结构中短期外债高达７１％，１９９７年终于爆发了严重的国际支付危机，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规定的苛刻条件，实行严厉紧缩并且取消保护政策，国内众多银行和企业集团纷纷倒闭，大约一半以上的私人小企业陷入破产，大量工厂设备闲置价格跌为原价的几分之一，美国垄断企业趁机掀起了廉价兼并热潮。国际货币基金还强迫韩国修改劳工法，要求资方享有充分的解雇工人的自由，还规定一年内韩国企业至少裁员一百万人，１９９８年社会失业人数迅猛增加到１５０多万人，还有３００万每周仅能工作两日的半失业人口，进一步加深了市场萎缩和企业困难。台湾也积极推行了金融自由化、全球化，但侥幸的是，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军事演习之后，外国投资热钱纷纷撤离台湾，从而大大缩小投机泡沫的膨胀程度。
< 挫败西方国家的社会改良运动 >
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代表的右翼势力认为，还必须扭转西方发达国家冷战时期进行的社会改良，击退国内的大劳工、大政府和大社会福利，这种改良导致了社会中下层欲望膨胀，正在国内搞偷偷摸摸的渐进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搞对前苏联和第三世界的绥靖妥协，直接威胁到垄断资本的政治经济统治地位。美英的右翼思想库和主流新闻媒体，发动了对大工会和大政府的“妖魔化”运动，将中东战争的石油禁运造成的物价上涨，归罪于贪婪的工会和无能的政府干预，宣传社会福利导致了懒惰和效率低下。撒切尔夫人上台后，首先发动了严厉的打击工会的运动，二战后曾势力强大的工会纷纷被解散，１９８０年里根本人也发出明确的信号，工会活动必须置于国家的严格安全监控之下,随后政府和国会多次修改放松劳动法，允许企业资方以激进方式处理劳工事宜，而这在战后期间还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美国公司企业资方受到里根政策的鼓舞，纷纷公开宣布不想再同工会打什么交道，从而防止和拒绝职工提出任何利益要求。
西方右翼政府的政策导致社会失业大幅度增长，从英、法、德、北欧到美洲大陆，企业解雇裁员的浪潮席卷了所有的国家。德国《明镜》杂志的著名作家汉斯·马丁，在世界畅销书《全球化陷阱》中写到，诸如在工资会计部门、计算机和建筑机械维修部门以及税款结算部门中工作的无数职工，纷纷收到解除雇工合同的通知；他们被告知，他们的工作将由一个下属机构接管；稍晚些时候，这类部门的工作人员又有许多人发现，他们只有接受无比低的薪金，不领取医疗保险金和养老保险金和几乎普遍允诺不参加工会组织的条件下才会受雇。企业资方和主流新闻媒体抛弃了冷战时期的和善面具，闭口不提企业应该考虑职工和社会利益，宣扬“股东利益”才是衡量企业成败的尺度，从前顾忌社会反对不敢提的“减员增效”，现在成了资本家追求自己利益的响亮口号。
从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９５年间，美国有４３００万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其中相当多人找不到正式工作被迫打零杂工，三分之二的人不得不满足于低得多的报酬和更糟糕的工作条件。１９９５年，美国五分之四的民众的实际收入，比１９７３年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有所降低。这表明，２０年来，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实际的生活水平下降了［１２］。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任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也承认在１９８３－１９９２年间，美国的２０％最富有者在财富增长总额中占９９％，１９８０－１９９５年间，富人收入增长了１０．７％，中等收入者收入下降了３．６％，最低层收入下降了９．６％。冷战后的社会改良时期，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对贫困化有所缩小，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右翼保守革命时期，社会中下层的绝对贫困化重新出现扩大。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卢特沃克，以前曾是反对前苏联的冷战鼓吹者，现在却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尖锐批评者，他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所谓经济改革，纯系一场“令人不快的恶作剧”，使得马克思主义者一百年前所作的断言，“资本家越来越富，工人阶级却越来越穷”，虽然曾经被证明是绝对错误的东西，今天竟然又重新变成了现实。爱德华还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政策，正“把人们投入绞肉机”，导致社会福利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莱斯特这样写到：人们完全可以说，美国的“资本家向他们的工人发动了一场阶级战争，并且战胜了他们的工人”。
< ２０年世界间格局面目全非 >
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发动“世界保守革命”以来，短短的２０年间，昔日的世界战略格局已经面目全非，美英策划的全球隐蔽经济战的猛烈炮火，已经横扫了前苏东地区和亚非拉大陆，昔日的超级大国前苏联何等威风凛凛，曾经击败了数百万希特勒的虎狼之师，自拥上万枚核弹头对抗美国毫无惧色，却在美国软硬兼施的攻心战下土崩瓦解，抗衡西方的社会主义阵营也不复存在；趁“东西对立”之机发展起来的“南北斗争”，也逐渐偃旗息鼓失去了轰轰烈烈的势头，第三世界国家已无法团结一致争取利益，不是被美英隐蔽经济战的炮火打得遍体鳞伤，就是被分化、收买丧失了斗争的勇气。西方国家曾经声势浩大的工会运动，从罗斯福‘新政’时代逐渐成长壮大起来，二战后曾为提高工资福利待遇积极斗争，现在已被妖魔化为经济“滞胀”的罪魁祸首，失去了往日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的号召力，正在垄断资本的凶猛攻势下步步退缩。显而易见，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发动的“世界保守革命”，无论在国际和国内战场上都大获全胜，在国际战线上已击败前苏联和第三世界，消除了来自“东方”和“南方”的威胁，在国内战线上已击败大政府和大劳工，实现了“大资本”和“小社会”的战略目标。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右翼思想库策划的全球战略设想，特别是“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的方针，已将全球经济拖入了风雨飘摇的动荡时期。拉丁美洲遭受新自由主义蹂躏２０年，俄罗斯被强行“休克”了近十年之后，又再次遭到发源于亚洲的金融风暴波及，俄罗斯和巴西也相继爆发了强烈的金融危机，真是旧伤疤尚未痊愈又添新刀痕。频繁的金融风暴挟着飓风般的巨大威力，横扫过俄罗斯、拉丁美洲和亚洲大陆，到处是工业纷纷破产和银行坏账成堆，社会失业猛增而人民痛苦呻吟，全球经济呈现出遍体鳞伤、满目疮痍。美国发动“软战争”成功改变了世界实力对比之后，终于显露出险恶面目公开追求全球霸权，再次发动“硬战争”野蛮轰炸南斯拉夫，提出了“北约”的新干涉主义全球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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