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写这篇文章，并没有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文库里增加材料的初衷。只是阅读金冲主编的《毛泽东传》和《毛泽东选集》等著作后，对毛泽东本人颇有些感想。结合本人对历史的思考，在这里以平实的语言，谈一谈对毛泽东个人特点及其他的感性认识，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毛泽东个人理想的形成及如何终生坚持下去的
（一）志向的形成
如果我们每个人一样，毛泽东一生下来并没有先知先觉，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理想的形成与他出生时代以及他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环境有关。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小山村里，从小随父母做放牛、拾粪、砍柴等家务和农活，识字后也帮父亲记帐。到了十多岁，他开始做各种粗重的工，并不断受到父亲责骂，这使毛泽东养成了忍辱负重，勤快朴实的性格。“不怕艰难，对农民的疾苦也体会很深。”(《毛泽东传》)
毛泽东母亲，“待人接物，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灾荒年月，常背着丈夫送米给讨荒的人。平时还虔诚地烧香拜佛，把‘积德行善’、‘因果报应’一类的信念灌输给孩子。”(《毛泽东传》)
由于出身农家，对农民的疾苦有很深感受，毛泽东自然而然产生为农民改变现状的思想。
一九○八年在井湾里私塾就读时，毛泽东喜欢读“闲书”和“杂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旧小说成了毛泽东的最爱。《水浒》里汇聚在梁山造反的人物，便成了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
一九一三年春，二十岁的毛泽东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在那里接触了杨昌济、徐特立、王季范、黎锦熙等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还与蔡和森、李维汉、何叔衡等一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结交了朋友。此时，中国时局艰难而混乱，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恢复帝制，张勋又演出复辟闹剧，各路军阀的割据混战愈演愈烈。师范学校让毛泽东开阔了眼界，认清了时局。
一九一八年八月，毛泽东和一批热血青年奔赴北京。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当上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同时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使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并结交了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名人学者，认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因为有了这些思想基础，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时，毛泽东作为创始人之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先进组织，成为了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人。
（二）顽强坚持理想
在坚持理想的道路上，中年时期的毛泽东同志屡屡受到打击，但他以坚忍不拔的毅力，顽强地保护着理想。
一九二七年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带领队伍创立了井岗山红色根据地。一九三年十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处处排挤毛泽东，把毛泽东置于艰难的境地。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为赣南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代表团否定了毛泽东创立的中央苏区的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并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会议不点名地批判毛泽东。
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开讨论要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不同意攻打赣州，又成了少数。一月十日，在红军开拨赣州的途中，有人还谈道：打下赣州再和毛泽东算帐。后赣州没有被攻取，否则毛泽东可能被“算账”。
同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指责毛泽东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否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批评的来势很猛，毛泽东沉默，一言不发，使会议记录员无法再往下记。
一九三二年十月，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会上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会议让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并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红军。这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打击，而且最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在毛泽东休病期间，当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等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到福建长汀时，有人提议去看一下正在疗养的毛泽东。博古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他根本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
第四次反“围剿”之后，进入中央苏区的临时中央声势浩大地批判起支持毛泽东的所谓“罗明路线”来。撤销了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以及省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等人职务。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不同意对毛泽东的批评，被认定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被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博古还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这就使许多人有了顾忌，不敢接近毛泽东。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毛泽东也很少再和别人谈话。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长征时，博古、李德还曾想不带毛泽东走。当时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
毛泽东后来对外国朋友说起过他这段异常艰难的处境：“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但即便如此，毛泽东在这些日子里，也一直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他坚持原则，决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李维汉曾描述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这一点十分难能可贵。
毛泽东还还利用这段时间，读了许多书，作了许多调查研究，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得到进一步的增长。这段不平常的艰难经历留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二三十年后，他在1962年1月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道：“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
二、勤奋且实干
如同每个成功人士一样，毛泽东一生都在奋斗着。为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不断地增强自己的能力，不断地实践，不断地斗争，不断地辛劳。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为读书、写作和革命实践所占据着。
（一）从青少年开始，毛泽东就热爱读书，读过的书不计其数，可说古今中外最用心读书的领导人之一
据了解，他读过的书有以下几类：一是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哲学笔记》节译本、《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苏联出的《列宁选集》中文版多卷本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等。这些书籍对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有直接的重大意义。二是哲学、经济学著作。除马列哲学原著外，毛泽东还读了苏联哲学教科书和一些普及性哲学通俗读物。如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和米丁的《新哲学大纲》，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和《哲学与生活》；还有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和西方近代哲学家的著作。这些哲学著作对他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起了很大作用。三是中国历史和近代时政著作。在湖南师范学校，毛泽东读了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思想家的著作，包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曾文正公家书》以及《老子》、《荀子》、《韩非子》、《论衡》等诸子百家书籍。他还有一个习惯，到了外地，要看省志和县志等地方性史书。因此毛泽东谙熟中国历史，讲起历史典籍和细节，如数家珍。四是中国文学著作。毛泽东小时候就对《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书很着迷。除此，毛泽东还喜读《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和元曲。他最爱读六朝的骈文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另外，对近当代的文学著作，毛泽东也很关注。如《鲁迅全集》“纪念本”，这部书伴随着毛泽东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其他一些笔记小说和杂书毛泽东也喜欢读。如《智囊》、《笑林广记》、《官场现形记》、《聊斋志异》之类。五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著作。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汤姆生《科学大纲》等成为毛泽东的藏书。晚年，他接见杨振宁、李政道时还同他们讨论粒子的可分不可分和宇宙守衡不守衡问题；直到1976年，他还索要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此外，毛泽东还读了一些宗教、逻辑学方面书籍以及工具书。宗教方面的著作如《金刚经》、《六祖坛经》，逻辑学方面的著作如《穆勒名学》，工具书如《辞海》、《辞源》等。
（二）不停地写作
除我们现在见到的《毛泽东选集》五卷本所刊载的文章外，毛泽东还写了大量的诗词、电报、新闻稿件甚至通知、布告。没有人能确切统计出毛泽东一生中写过多少文章。
在湖南师范学校读书时，正值“五四运动”，湖南学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创办了《湘江评论》杂志，并聘请他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由于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毛泽东只好代笔补白。“一个多月内，毛泽东竟为《湘江评论》写了四十篇文章。文章写好了，还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得亲自上街叫卖”。（《毛泽东传》）
青年的毛泽东写作喜欢结合调查研究，为了探索中国革命出路，毛泽东不辞劳苦深入乡村调查，如一九二七年，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也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而一味迁就国民党。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毛泽东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篇文章。
又如一九三〇年五月红四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克寻乌县城，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环境比较安定。毛泽东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接连开了十多天座谈会，进行社会调查。这是他以前还没有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并把这次调查的结果，整理成《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共五章三十九节，八万多字。这个调查，对寻乌县的地理环境、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考察分析。
《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多数是分析时局，为解决党内的疑问和问题而作。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岗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国民党进攻的真相》、《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有些文章相隔时间很短，有些甚至几天。如《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的《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一九四八年二月三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一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等。这些文章足以反映了毛泽东勤奋程度。这类文章为各个革命战争时期纠正党内、军队内错误思想，指引革命战争方向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深刻反映了毛泽东本人政治、军事、经济思想。
（三）为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胜利辛劳地工作
在解放战争的大战役里，毛泽东是夜以继日地工作的，并以过人的智慧和高瞻远瞩的目光指挥着战争，将中国革命带向胜利。这在各种文献中都有表述。
这里只提及在抗美援朝时，为了打好志愿军出国第一仗，毛泽东事必躬亲，电文频繁一事。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一日：二时半，三时半，四时，二十时，他一天中给彭德怀发了四封电报。
十月二十二日：七时，九时，两封电报；
二十三日：未记时，七时，十四时，十七时，四封电报；
二十四日：八时，十七时，两封电报；
二十五日：未记时；五时，六时，主时半，十七时，五封电报；
二十六日：二时，四时，五时，十四时，十六时，二十三时，六封电报；
二十七日：十时，二十二时，未记时，三封电报；
二十八日：十一时，十六时半，二十时，三封电报。
这八天，一百九十二个小时，毛泽东共给朝鲜前线发去二十九份电报。可以说是日理万机，废寝忘食。
所有这些电报都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而除了这些给彭德怀等人的电报外，他还要处理别的事务。八天之中一共是三十八份电文、批示。
二十日，毛泽东彻夜未眠。次日凌晨两时半，毛泽东致电彭德怀：
“截至此刻为止，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
毛泽东的目光似乎能穿透一切。他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凌晨三时半，电告彭德怀放弃原来的计划，改取从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方针。他指出：
“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淡攻击的问题。”（《日出日落三八线》）
三、过人的智慧
在那个年代，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比任何一个党员更透切地看清楚中国的国情。这一点可以从他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写就的《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看出。此文开篇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观点，指出了农民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动力。而当时的陈独秀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却忽视忘记中国最大的阶级力量——农民。另一种倾向是张国焘，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毛泽东在另一篇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更详细地分析地农民运动的力量，呼吁中国共产党看重农民运动，作农民作为自己的同盟军。
另外，毛泽东也看到了农村发展革命的巨大潜力，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创见性建议。这一建议也与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主张用武装夺取中心城市，快速建立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看法背道而驰的。毛泽东认识到了在敌强我弱的对比下革命政权建立的艰巨性，主张在敌人势力薄弱的农村建立政权，然后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趋势打倒敌人。他认为只有打土豪，进行土地改革，才能争取到农民的支持，人民政权才能根植于农民，革命才能蓬勃发展。
毛泽东很懂得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从历史书中他知道每次改朝换代都与土地革命有关，每个成功的开国者都是成功地运用了土地革命。近代的孙中山也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看法。虽然中国共产党内当时也开展了农民运动，但真正重视土地革命的只有毛泽东了。
这些看法显示了毛泽东清醒的头脑。
另外他还精通军事。
武装斗争逼使毛泽东对军事感兴趣，使他从对军事一无所知的门外汉变成了精通军事的专家。他阅读历史，懂得了自古以弱胜强的道理，并把这些道理运用在军事上。上井岗山后，他遵守了游击战争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是从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基本特点出发，利用根据地创造的有利形势，灵活地使用兵力和变换战法，趋利避害，扬长击短，在战争中务求保存和发展自己，以多打胜仗、消灭敌人的办法，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
在反围剿中，毛泽东改变了战术，多次使用“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战人”的方法，打退了敌人的前四次围剿。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根据敌情的不断变化，又创造性地使用声东击西的办法，带领红军走出了蒋介石军队的重重包围，胜利到达陕北。其中，毛泽东自认为军事生涯中最精彩的一笔：“四渡赤水”就是其中的一处。那时，红军破译了国民党军队的密码，毛泽东“四渡赤水”以此为基础，根据国民党军队的动向作出判断，为红军找出逃生之路。
到了抗日时期，军事路线的转变应该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比较出彩的地方。
那时，国民党军队正在全线溃退，许多地方的旧政权陷于瘫痪或自行消失，沦陷区人民迫切要求能有人领导他们奋起抵抗，保卫家园。在这样一片混乱的日子中，毛泽东接连发出指示，为八路军在山西的行动规定了新的方针：“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这个方针的基本精神是：八路军在新的形势下，应该消除依赖国民党军队的思想，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敌后广大乡村普遍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徐向前回忆道：“那时，有些同志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不甚了了，总想集中兵力打仗，不愿分兵发动群众。毛主席的这一部署十分及时，对我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壮大自己，有重要指导意义。”（《毛泽东传》）
从运动战又回到游击战，这一军事路线的转变正如徐向前所说的，很多人不明白，但毛泽东高瞻远瞩，他知道当前就是发动群众，壮大自己，在敌人后面发展自己。抗日军队的壮大为一九四六年国共分裂时打败国民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无此转变，后来的内战共产党必败无疑。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在辽沈战役中毛泽东决定打锦州，将国民党军队消灭在关外，是毛泽东战争生涯中最可称道的地方。当时，林彪的四野将国民党军队分隔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大城市后，并无先打锦州的打算，是毛泽东要求他先打锦州的。当时，毛泽东依据对客观形势的冷静分析，当机立断，毫不犹豫地抓住时机，发动了这场战略大决战。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毛泽东还在陕北时就曾致电东北野战军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设想。电报说：“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缘故。”他问道：“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昌、滦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并着重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毛泽东传》）
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
锦州的解放，对于辽沈战役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就像关上了东北的大门，把国民党方面在东北战场和华北战场这两大战略集团分割开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被俘后说：“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毛泽东传》）
四、政治与权术
毛泽东在政治上又是一个高手。面对众多的政治对手，他能力挫群雄，保持不败。
（一）张国焘
一九三六年红军过草地时，张国焘手拥十万大军，欲吞并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分裂不成后，张国焘率兵南下，结果失败，被迫归附党中央。对这个失败后归队的领导人，毛泽东采用批判的方法，在全党范围内清算张国焘的错误。
一九三七年二月，凯丰发表题为《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文章。这篇三万余字的文章，历数了张国焘十三个重大错误，打响了批判张国焘的第一枪。
随后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作报告，点名批判张国焘。他说：“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战员的觉悟，终于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
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召开共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军以上干部五十六人参加的政话局扩大会议。会上与会者纷纷发言，从各方面清算张国焘的罪行。一部分曾经长期受到张国焘压制和迫害的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揭发了张国焘在肃反中专门打击异己，杀害许多优秀军政干部的罪恶。
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作了讲话，公开了张国焘欲用武力解决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的事实，指出：“张国焘在分裂红军的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同日，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作总结性报告，指出：“张国焘路线，第一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是军阀土匪主义，第三是反党反中央的派别主义”，“这条路线产生的恶果是说不尽的，它给中国革命以极大的损失，否则我们的力量还可以更大一些。”
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内容共有九条，既指出了张国焘各方面极为严重的错误，又考虑到张在党内的历史，决定暂时把党的组织处理结论保留起来，给了张在实际工作中认识错误，表现自己的机会。
继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批判张国焘路线运动，在延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特别在军内，如在抗大，这些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较多的单位，批张的气氛更加浓烈。
那段时间，张国焘食寝难安。以前拥戴他的那些部下，大多数离他而去，还掉过头来反戈相击。张国焘变得很少说话，很少出门，也不见客，连中央的会议都不参加。
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应国民党政府邀请，代表中共参加祭扫黄帝陵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张国焘，结束祭陵活动后谎称去西安办事，钻进了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的小汽车，实现了蓄谋已久的叛逃计划。
（二）王明
遵义会议前的王明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虽然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部分错误，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没有深挖根源，王明思想在党内仍有一定市场。
六中全会后，王明口头上也说：“党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但行为依旧。一九四〇年三月，王明把他在一九三一年所写、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并且在三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
这是一个挑战性的行动，促使毛泽东下决心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开展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
九月会议时断时续开了一个多月，集中讨论了五次。会议重点是检讨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他一开始就说：党内有这样的历史传统：不切实际，按心里想的去办，这就是主观主义。他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他说：“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他又说：六中全会打击了主观主义，但仍没有引起一般的注意。主观主义已不占统治的地位，但还相当地存在着。
会上，有二十八人次发了言，谈了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有着极大的意义。许多人以自我批评精神认真检讨了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曾经执行王明路线的博古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他表示：现在我有勇气公开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只有王明在会上丝毫不作自我批评。他发了两次言，虽然表示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承认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却完全推卸责任，说自己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政策和作法是不同意的，强调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最主要的负责者。
鉴于这种状况，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一起多次找王明交谈，希望他能够转变态度认识错误。在十月七日的谈话中，王明不但避而不谈自己的问题，反而攻击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是太“左”了。他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大资产阶级，这是不好的。认为目前应当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建议中共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同蒋介石设法妥协。最后表示决心同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第二天，王明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更系统地阐述他的观点。王明的观点受到会上许多人的批评。毛泽东严肃地指出：王明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他许久，最近我和他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他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
因为王明在争论中提出了对目前时局的严重的原则性问题，毛泽东提议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的错误问题，集中讨论抗战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他希望王明把他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加以说明。但王明却突然称病不肯出席政治局会议，使会议未能举行。以后，他就长期称病，拒绝参加中央的整风会议。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宣判了曾统治党四年之久、影响党达十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死刑。
“七大”以后，中央决定由王明担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党的政策以及起草法律条文。
一九四六年六月，中央又成立了法制问题研究委员会，中央仍任命王明为该委员会主任。一九四九年九月，王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新中国建立后，王明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等职。
一九五〇年十月，经中央同意，王明和家人前往苏联。
一九五三年年十二月王明回到国内，继续在法制委员会工作。一九五四年四月，他的旧病复发，住进了北京医院，此后一直在静心养病，再没有工作过。
一九五六年一月王明和夫人、孩子等一行前往莫斯科治病。从此，王明长期留居苏联。
五、毛泽东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然而，毛泽东还是不愧为中国历史上伟人，他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建立了中国人民共和国。这过程中，牺牲了无数革命先烈，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值得我们后人无限崇仰和怀念。
一个主权完整，民族独立，不仰任何人鼻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毛泽东和他的先烈们留下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财富。因为毛泽东和他的先烈们丰功伟绩，中华民族得以昂头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因为毛泽东建国后经济发展政策走了公有制的路线，以及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了一些人，于是有人提出这样一个看法：假如当初蒋介石胜利，中国在美国的翼护下，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或许比时下高得多，我们每个人有可能过得更好。提出这个命题的人是对照台湾和我们大陆六七十年代的生活水平而言的。提出这个命题的人或许没有错，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生活水平的确比台湾差了很多，进入二十一世纪初大陆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才渐渐靠近台湾的生活水平。但他没有想到，当初蒋介石逃离大陆时，将国库的大量黄金白银运到了台湾，单是这笔财富就可以让台湾过上十几二十年的好日子。
另外，假如蒋介石获胜，中国将继续成为美国及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英国的军舰将继续在长江航行，美国继续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中国将以美国的附属国面目出现，中国将不会得到美国的允许拥有原子弹、氢弹，中国将成为与日本、韩国等一批经济发达而国际政治地位低下的国家。而且，由于蒋介石打内战时得到美国的经济、武器支持，中国人民将为此每年支付美国的债务。
我们幸而有了毛泽东，他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打败了蒋介石，推翻了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废除了国民党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人人平等的新中国。有了这个基础，中国虽然走过“文革”这一段弯路，但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很快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很快成为世界上的强国，国际地位将大大提高，与假想中的蒋介石执政的中国将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我们中华民族是幸运的，出了毛泽东这一雄才大略的伟人，使我们国家摆脱了美帝国主义的控制，获取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
一九八〇年八月，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当谈到毛泽东时，邓小平深情地说：“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接着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又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煞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另一笔精神财富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毛泽东思想融合了中国共产党先辈人的共同智慧，她的产生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已经超越了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这，已经作为中国共产党史教材教育每个中国共产党员，每一个中国人。在此不再详细叙述。
毛泽东本人给我们当代人什么启示呢？
以我之见，首先是毛泽东本人百拆不挠的顽强意志。现在中国的国情已经不同于毛泽东所处的年代。他所的年代正是中国正要沦为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而保留有大量中国地主阶级的年代。他和中国共产党先辈们的使命就是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建立一个享有独立主权、人人平等的共和国。经过毛泽东和他的先辈们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努力，他们终于成功了。而此过程，又是何等残酷，惨烈。毛泽东本人备受打击，他的一家牺牲了六七口人，但毛泽东本人依然忍辱负重，艰难前行，以高于常人努力致力于革命工作。这正是我所要学习的。当今我们处在一个和平时代，国内矛盾复杂而国际形势诡奇多变，西方发达国家依旧想方设法遏制我国发展，外部形势对我并不利。我们当代人的使命是努力提升国家的竞争力，提高中国的综合力，冲破西方国家的包围，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要达此目的，我们仍然要学习先辈们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卧薪尝胆，艰苦创业，致力于国家复兴大略。
其次我们要学习毛泽东那种独立自主的精神。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努力带领中国共产党从共产国际的僵化领导走出来，走出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出来。毛泽东不唯上，不信神，敢于相信自己，这一点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中国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过来，世界上并无成功模式。这要求我们一边学习一边摸索，一边实践一边发展，俗话说：“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这个道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带领中国走上一条经济发展的道路，经过三十多的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科技力量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也提高了，中国变成了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然而，这成功中出现很多我们没有想到过的问题。如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了，社会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仍然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探索一条没有前人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去解决问题。这里面称作“中国模式”也好，其他模式也好。
第三，我们要学习毛泽东那种勇于创新的精神。创新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没有创新国家就是行尸走肉，很容易变成别人的附属。我们在发展道路上还是科技发展上，都要勇于创新。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来，这就是创新。王明等人一味追随共产国际，要求红军优先攻打大城市，快速建立政权，结果走向失败，给中国革命带来惨重的损失。毛泽东着眼于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行土地改革，取得农民的支持，让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落后就要挨打。当一个国家落后的时候，就会发现周围都是敌人。一个国家强大的标志就是科技领先。我们就要创制一个激励科学发展的制度，鼓励人们进行科技研究，鼓励全民族进行科技创新，营造一个良好的科学发展的氛围。
邓小平说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导致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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