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所有制的特征及旁证探讨
——給老同学的信（5）
老同学：你好！上封信我说过要从人的生存条件理解亚细亚的所有制，现在我来探讨亚细亚所有制的经济特征，并用知名人士的描述进行旁证。弄清了这些特征，我们就会理解马克思的亚细亚式的共产主义。
1853年6月2-6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马克思认为：东方亚细亚所有制的“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恩格斯同意马克思的判断：“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
根据这个判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对亚细亚的经济特征进行了阐述。现摘要如下：
1，在亚细亚的所有制下，人们生活在共同体中，这里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也可以说是群体。单个共同体在中国表现为村庄，村庄表现为土地上单纯附属物。全国单个共同体之父表现为最高的共同体、统一体（国家）。在共同体中，各个个人都不是把自己当做劳动者，而是把自己当做所有者和同时也进行劳动的共同体成员。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做所有者或占有者。
2，在亚细亚的所有制下，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看做自己的财产，这就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所谓财产就是单个的人把劳动和再生产的自然条件看做属于他的条件，看作客观的条件，看做他在无机自然界发现的他的主体的躯体。通过劳动过程而实现的实际占有是在这样一些前提下进行的，这些前提本身并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表现为劳动的自然的或神授的前提。对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占有，即对土地的占有，不是通过劳动进行的，而是劳动的前提。劳动的主要客观条件并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自然。一方面是活的个人，另一方面是作为个人再生产的客观条件的土地。因此，这种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价值，相反，他们劳动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各个所有者及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
3，在亚细亚的所有制下，财富不表现为目的。哪一种土地财产等等形式最有生产效能，能创造最大财富呢？我们在古代人当中不曾见到有谁研究过这个问题。在古代人那里，财富不表现为目的。人们研究的问题总是，哪一种所有制形式会造就最好的公民。财富表现为目的本身，这只是少数商业民族中才有的事情。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
面对现在的世界，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正是在普遍交往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
4，在东方专制制度下，村庄的财产事实上是作为基础而存在的，这种财产大部分是在一个小村庄范围内通过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因此，这种村庄完全能够独立存在，而且在自身中包含着在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一切条件。村庄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属 于专制 君主，表现在贡赋等形式上，也表现在统一体共同完成的工程上。
村庄的财产只要是在劳动中表现的，就可能是这样表现出来，各个小村庄彼此独立地勉强度日，而在村庄内部，单个的人则同自己的家庭一起，独立地在分配给他的份地上从事劳动。也可能是这样表现出来，统一体（国家）能够使劳动过程本身具有共同性。也可能是这样表现出来：或者是由村庄中一个家庭的家长来代表，或者是由各个家长之间彼此间发生联系。与此相适应，这种共同体的形式就或是较为专制的，或是较为民主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上占有的公共条件，如灌溉渠道、交通工具等就表现为专制政府的事业。
5，与这种村庄并存的，真正的城市只是在特别适宜于对外贸易的地方，才形成起来，或者只是在国家首脑，地方总督把自己的收入作为劳动基金来花费的地方才形成起来。城市是为皇帝官僚阶层服务的，与村庄的居民没有多大的关系。
6，亚细亚的形式必然保持的最顽强也最长久，这取决于亚细亚形式的前提：即单个人对村庄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的范围仅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等等。
从以上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认识：
第一，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土地归皇帝所有，也就是归国家所有。
第二，全国农民在自然形成的“村庄”这个共同体中生存。单个村庄的小共同体，形成全国的统一的共同体即国家。每一个单个的人，是作为共同体的成员，才把自己看作是所有者或占有者。
第三，在这个共同体内，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看做自己的财产，这就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对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占有，即对土地的占有，不是通过劳动进行的，而是劳动的前提。
第四，中国农民在共同体这个实体中，劳动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各个所有者及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因此，他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造就最好的公民”，而绝不是为了财富，在那里财富不表现为目的。
第五，村庄的财产事实上是作为基础而存在的，这种财产大部分是在一个小村庄范围内通过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因此，这种村庄完全能够独立存在，而且在自身中包含着在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一切条件。村庄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属 于专制 君主，表现在贡赋等形式上，也表现在统一体共同完成的工程上。
第六，在村庄内部，单个的人则同自己的家庭一起，独立地在分配给他的份地上从事劳动。单个人对村庄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的范围仅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等等。正是这个原因，亚细亚的形式必然保持的最顽强也最长久，在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到满清的垮台存在了两千多年。
第七，中国的城市，只是在国家首脑，地方总督把自己的收入作为劳动基金来花费的地方才形成起来。城市是为皇帝官僚阶层服务的，与农民的生活没有多大的关系。
这就是中国两千年的亚细亚的大概经济特征。对于这些经济特征，外国的、中国的名人们对此都有表述，现简单列举如下。（这里按照时间顺序）
1298年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说“无数的城市和市镇坐落在它的两岸，享有其航运好处的多达十六个省和二百多个城镇。至于航运量之大，非亲眼所见的人，是不会相信的。然而当我们想到它的长度之大和支流之多时，对于其运输商品的数量与价值的不可胜计，也就用不着惊讶了。其中主要的商品是盐，这些盐先由江和支流运到沿岸各个城镇，然后再从这些城镇运到内陆各地。”
1585年西班牙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中说：“中国人男男女女都很严格地遵守他们的礼节，穿着十分整洁，音国内游大量丝绸，他们一般都穿的很好。土地生产所需之物，水果，还有奇特的河流；有漂亮的花园，及各种禽兽。中国人不用手接触食物，但大大小小，所有人都用两根小棍子吃饭以保持清洁。”
1600年在中国生活了28年并葬在中国的利玛窦在《利玛窦杂记》中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大家知道中国人是最勤劳的人”“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足自己的政府，并贪求别人所有的东西。”
1643年在中国生活了22年的葡萄牙人曾德招在《大中国志》中说：“现在谈谈物产的丰富。这个国家幅员辽阔，有不同的纬度和气候，所以盛产各种水果，大自然好像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水果都储存在那里，它的境内有功人类生活的必需用品，及各种美好的东西，他不仅用不着向别的国家讨乞，而且还有（又多又好的）剩余满足临近和遥远国家的需求，这些国家一直希望来访问和参观。它的主要粮食是全世界用得最多的，即小麦和大米。”
1830年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国篇》中说：“这一切表明皇帝是中心，一切都围绕着他转动，一切都回归于他，所以国家和民族的福利取决于皇帝。行政机构的所有等级多少是按照一个成规来工作的。这个成规在升平时期变成聊一种安逸的习惯。形式单一，四平八稳，就像大自然的进程一样，一如既往地走着自己的道路。”“在中国，个体没有这种独立的特征。所以，它在宗教上也是不自主的，即依赖于自然界的客体，其中，最崇高的是上天。收成、季节、丰产、歉收都取决于这些自然客体。”
1867年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中说：“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人之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点。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要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承认这点几乎令我感到惭愧。人们无法用语言来描绘，中国人为使自己内部尽量少产生麻烦，对公共安全以及共同生活的准则考虑得何等周到，较之其他国民的法规要优越的多。”
1948年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说：“自古以来就有两个中国：一是农村中为数极多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那里每个树林掩眏的村落和农庄，始终占据原有土地，没有什么变化；另一方面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那里住着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产者和有权势的家庭。那里没有永远不变的社会等级制度，因此从农民地位上升的机会是有的。然而，中国仍然是个农民的国家，有5分之4的人口生活在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上。”“即使在今日，中国人民大部分仍是耕地农民，主要生活在乡村，住在棕黄色土坯、竹子或刷石灰的篱笆或有时是石块搭成的房子里，用泥土或石头铺地，窗上糊纸而没有玻璃。”“在一个农民家庭里，个别成员的生活周期，是同精耕细作的季节周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人的生死同贯穿在庄稼的栽种和收获中的旋律相协调。现在仍然是中国社会基石的农村，是由家庭单位构成的；村、家和个人按季节的庄稼收获的旋律，按出生、结婚、死亡的旋律展开活动。从社会角度看，村子里的人直到最近，主要还是按家族制组织起来的，其次才组成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村子通常由一群家庭和家族单位（各个世系）组成，他们世世代代相传，永久住在那里，靠耕种某些祖传土地为生。每个农家既是社会单位，又是经济单位。其成员靠耕种家庭所拥有的田地生活，并根据家庭成员的资格取得社会地位。”
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描写了中国农村情况：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象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语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象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的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这种根据单系亲属原则所组成的社群，在人类学中有个专门名称，叫氏族。我们的家在结构上是一个氏族。但是和普通我们所谓族也不完全相同，因为我们所谓族是由许多家所组成，是一个社群的社群。因之，我在这里提了这个“小家族”的名词。小家族和大家族在结构原则上是相同的，不相同是在数量、在大小上。——这是我不愿用大家庭，而用小家族的原因。一字的相差，却说明了这社群的结构性质。
我所知道的乡下夫妇大多是“用不着多说话的”，“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一早起各人忙着各人的事，没有工夫说闲话。出了门，各做各的。妇人家如果不下田，留在家里带孩子。工做完了，男子们也不常留在家里，男子汉如果守着老婆，没出息。有事在外，没事也在外。茶馆，烟铺，甚至街头巷口，是男子们找感情上安慰的消遣场所。在那些地方，大家有说有笑，热热闹闹的。回到家，夫妇间合作顺利，各人好好的按着应做的事各做各的。做得好，没事，也没话；合作得不对劲，闹一场，动手动脚，说不上亲热。这些观察使我觉得西洋的家和我们乡下的家，在感情生活上实在不能并论。乡下，有说有笑，有情有意的是在同性和同年龄的集团中，男的和男的在一起，女的和女的在一起，孩子们又在一起，除了工作和生育事务上，性别和年龄组间保持着很大的距离。这决不是偶然的，在我看来，这是把生育之外的许多功能拉入了这社群中去之后所引起的结果。中国人在感情上，尤其是在两性间的矜持和保留意见，不肯象西洋人一般的在表面上流露，也是在这种社会圜局中养成的性格。
中国的历史很可助证这个看法：一个雄辩图大略的皇权，为了开疆辟土，筑城修河，这些原不能说是什么虐政，正可视作一笔投资。和罗斯福造田纳西工程性质可以有相类之处。但是缺乏储蓄的农业经济却受不住这种工程的费用，没有足够的剩余，于是怨声载道，与汝偕亡地和皇权为难了。这种有为的皇权不能不同时加强他对内的压力，费用更大，陈涉吴广之流，揭竿而起，天下大乱了。人民死亡遍地，人口减少了，于是乱久必合，又形成一个没有比休息更能引诱人的局面，皇权力求无为，所谓养民。养到一个时候，皇权逐渐累积了一些力量，这力量又刺激皇帝的雄图大略，这种循环也因而复始。
等等等等。
如果读者还有兴趣，请看看《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外国人对1840年以来中国农村情况的描述。
从以上简单的摘录，我们可以佐证马克思对中国亚细亚所有制的判断是符合事实的，是完全准确的。
老同学，我现在的感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因此，所谓的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把马克思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描述，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对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作出科学的判断，从而寻找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例如，在亚细亚所有制下，劳动是不是和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而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劳动是不是雇佣劳动？又例如，在亚细亚的所有制下，有没有用钱赚钱的活动，即有没有资本，而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用钱赚钱的活动是不是资本？回答这些问题，并不需要深奥的所谓政治经济学，所谓的哲学，而只要把马克思的描述的现象和中国的实际现象结合起来就会迎刃而解。而现在的理论家门恰恰相反，不是把马克思的描述的历史事实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进行论证，而是用抽象的理论自以为是地解释中国的实际，从而得出：中国资本是改革开放的最好的经济形态的谬论！
劳动者 2011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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