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

评论：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　　

　　

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　　

　　

　　

阅读评论者注：一、大括号｛｝内以“评论”二字开头的黄色字体为阅读评论者的评论。也就是说，读者只要在文章的搜索栏中输入“评论”，通常就能够搜索到此文章中阅读评论者所作的评论。其他颜色的文字是的一种阅读时的思考标记，读者可以不去管它。　　

二、此文是《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部分，原著从网络上下载复制，由于无原著对照，原文中如果原有文字错误，仍然保持原状。　　

　　

　　

一　关于“中间势力”　　

(1995年3月22日于武汉)　　

　　

　　这本书讲的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30年的历史。关于这段历史,现在已出过很多书。讲中共党史的不少,又有中华民国史,讲国民党历史的也有了。再来写这本书,有一定的困难。这段历史的材料太多了,不可能都看。怎么写呢?我想还是主要讲政治史,涉及经济、思想、文化,特别是与政治有关的。这本书要讲出一点新的意思。　　

　　现在讲这段历史的书,主要讲国民党和共产党,讲它们间的矛盾斗争;论阶级,这是两极,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个是无产阶级。其实,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所以我想,除了国、共两个角色外,还应有第三个角色,这就是中间势力。乔木同志一次谈过去的文学时曾说,国民党的人只是一小撮,我们的人也很少,实际上是第三种人占大多数。政治也是如此。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这本书要着重讲一讲中间力量。｛评论一：离开少数人利益与大多数人利益来讲中间势力－－这一“第三个角色”，就会让读者认为当时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似乎“本质上”没什么不同，区别在于谁“欺骗”人民跟着走的“骗术”更高明这一点上。这可是极典型的“改开30年”流行于中国的“精英谬论”。“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首先，这可能吗？从根本上说，如果国民党真正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取利益，那么它就等同于当时的共产党，它就决不可能在1927年对同盟者实行反共、反工农的反动大屠杀；其次，历史告诉我们，鲜血从来就没有吓倒过人民。那些被国民党杀死的工农、共产党员的亲属子女朋友们，即使原来属于“中间势力”，也必将走向反对国民党的阵营；再次，人民只要能够在真正为了人民利益的先进思想下组织起来形成力量，就必定能够唤醒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从而形成更大的力量，直到足以推翻反人民的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1927年大革命为什么一下子失败了?就是因为中间势力大多数偏向国民党。｛评论二：那是因为共产党组织的力量幼稚和弱小，加上路线、组织与领导的错误和民众的尚未觉醒！｝后来抗日起来了, 才发生根本变化。中间势力的特点就是动摇、不断分化。分化的结果, 大多数站到共产党一边, 站到国民党那边的也有, 但很少。｛评论三：“中间势力”确实重要，中间势力的特点是“动摇、不断分化”，这是结果或说表现形式。但中间势力的根本或说内容所具有的特点是：一、没有主张或者没有能够使得中间势力形成凝聚力的统一主张；二、没有组织。也就没有力量，形同一盘散沙。没有一也就不可能有二。｝　　

　　中间势力是什么人 ? 包括知识分子, 工商界, 搞工业的,搞教育的, 等等。过去说, 资产阶级是中间力量, 工农、小资产阶级属于共产党一边的, 是革命的依靠、基础。实际上工农、小资产阶级只是革命的可能的基础。就阶级说, 它们是革命的, 就具体的人说, 它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 不可能一开始就都自动跟共产党走。要做很多工作, 才能使他们跟共产党走。｛评论四：为什么？一是不明白；二是利益使然。｝这一部分人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 也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评论五：区别在于理性或者盲目！由此也可以看出理论与榜样的重要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那时候, 假如有一个阶级、政党真正能实现资本主义, 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着它走资本主义道路, 不一定都跟共产党走。应当说, 中间的力量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评论六：确实，“中间的力量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那是由历史“惯性”形成的最终总是走向反人民的传统道路。但并不仅仅如此，同时必然还有“中间的力量自发顺着的是走周期率式的世界、国家、社会动荡道路”，这样才比较全面地说明了历史发展过程。而历史最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中间的力量自发顺着走的道路”中所创造的，常常都不够一次世界、国家、社会动荡所毁灭的多！例如世界的一次大战、二次大战；例如世界各国之中或之间的内、外战和中国历朝历代的“周期率”等等。另外，梦想“假如有一个阶级、政党真正能实现资本主义”，难道这样的“一个阶级、政党”有可能从天上突然掉到当时的中国来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列强又有可能让旧中国自由地产生出来一个具备独立自主精神的资产阶级来吗？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据说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其幼稚程度并不比五龄童差！！。｝　　

　　“五四”后, 在梁启超、张东荪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发生过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过去我们都简单地说梁、张被驳倒了。现在看, 他们讲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梁、张的基本意思是: 中国现在还没有条件搞社会主义革命。理由主要是: 中国因为受帝国主义压迫,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起来, 工人阶级还未真正形成, 人数极少, 更未产生阶级意识; 倒是游民很多, 大多数人失业、无业, 生计成问题。｛评论六加：这种“理由”并不成其为理由，原因是梁、张的水平和眼光都太低。如果当时有人对梁、张说，这些他们非常看不起的“游民”们，自愿当了兵拿起了枪杆子后竟然能够高尚到不拿“薪饷”，还能比国民党拿“薪饷”的军队更加主动地“卖命”；甚至在几乎没什么食物吃的情况下“赶都赶不走”，梁、张们一定认为是痴人说梦、天方夜谭，但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事实就是如此。｝因此, 中国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使多数人民变成新式企业的劳动者, 就是首先要奖励生产事业, 发展资本主义, 先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 再注意分配平均问题, 不能只注意分配而忘掉生产, 要“借资本阶级以养成劳动阶级为实行社会主义之预备” 。社会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没有这个主体, 社会主义是搞不成的, 硬要搞社会主义革命, 只能是游民运动。这种看法应当说是触及到了要害问题, 在方法上还有点唯物主义味道。｛评论七：这水平，“皮毛称要害”！！而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一个搞社会主义革命的“要害问题”。自己在后面也说，一个“古田会议”就把这问题给解决了。当然，如果认识不到这个问题，那么它也可以说是个“要害问题”；但如果认识到了并可能不很困难地就可以解决，那么，能认为真是个“要害问题”吗？因为，在革命的具体进行过程中，此类“要害问题”可就多了去了，例如武装斗争问题、优待俘虏问题、根据地问题、土地改革问题等。个个是要害，就都不是要害了，注意这是指“社会主义革命”整个过程的要害，而不是指其中必然经历的某个小过程的要害。｝后来苏联、第三国际对中国问题也是这种看法, 认为中国无产阶级不行, 靠农民运动搞不成社会主义, 所以不重视共产党, 而支持国民党发展资本主义, 要共产党为国民党抬轿子。在辛亥革命前梁启超就反对革命党人主张的社会革命, 已开始表露出这种观点。在“五四”后的论战中, 陈独秀虽然反驳了梁、张的看法, 实际上没有驳倒他们。现在来看, 梁、张的看法有很多是不对的,革命事实上也胜利了, 但他们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 这些问题当时在理论上没有得到解决, 是靠后来的实践才解决的。靠农民来搞革命, 是可能变成流寇式的革命。后来古田会议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流氓无产者、无政府主义的问题。本来陈独秀等人反驳他们, 不外是说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都不行了, 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 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去实现社会主义, 而梁、张认为这不行, 必须先实现资本主义, 然后才能搞社会主义。他们的论点虽然不对, 但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怎样跨越资本主义呢 ? 陈独秀等当时当然回答不了, 直到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 才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上、下篇, 只有做了上篇, 才能做好下篇, 并说中国目前不是资本主义多了, 而是资本主义少了。这种话在此之前恐怕共产党内无人说过。甚至到今天我们还在解决、回答如何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评论八：政权问题或者领导权掌握在多数人还是少数人手上的问题，是决定一切的！同时也决定这个国家的性质！在当今世界上，只有形式上的“民选”政府并不等同于人民的政府；而人民的政府今后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内容相对来说更重要，即政策和具体做事）都必定是真正民选的！｝所以在旧中国, 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主张, 不能认为凡是不同意马克思主义, 不赞成当时搞社会主义的就都是反动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道路一直走不通。｛评论九：在未能说明前提之前，就说“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主张”是极不妥的。因为任何“空想”也都可能是“进步的主张”的！｝　　

　　国民党在大陆解决不了反帝、反封建两大问题, 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 所以, 农民、中间力量最终只能跟着共产党走。中间力量, 知识分子, 很多人都先是右倾的, 后来才左倾。蔡元培是个明显的例子, 甚至邹韬奋、胡愈之, 开始也是要走资本主义的路, 不是要搞社会主义, 后来却参加了共产党。就拿胡适说, 开始同情蒋介石清党反共, 反来又同国民党进行人权斗争, 尽管最终屈服了, 但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 直到晚年在台湾还因批评国民党受到围攻。国民党后来公开否定民主主义, 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 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 《 中国之命运》 。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 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 ? 中间力量经历着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 它形成不了独立的政治力量,不是倒向这一边, 就是倒向那一边, 最后总的说是站到共产党一边。中间力量有不少代表性人物, 他们影响一大片。国民党失掉了中间力量, 不可能不失败。｛评论十：眼光不行！“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是因为蒋介石除了懂得抓住权力外，就什么也不懂了。正是因为蒋介石不懂经济，所以他根本就不去搞经济。当然就有“游民很多, 大多数人失业、无业, 生计成问题”了。但蒋介石却至少比聪明，因为蒋知道无论什么“主义”，没有了权力就一切都谈不上；而有了能够比较牢固地掌握在手的权力，也就有了一切（至少在他这一辈子；稍微次一些的还有在台湾他儿子的一辈子。当然他孙子那一辈子他也是想考虑的，但那已经由不得他了！）！而资本主义不适合正在和已经觉醒了的人民、不适合人类社会的进步，则是所不了解的！｝　　

　　写这本书, 要有点议论, 不是光讲史实而没有思想。不能平铺直叙, 平均用力。有些事件过程, 可以利用二手材料, 叙述一下就行了, 当然来龙去脉也要交待清楚, 不要让读者摸不着头脑。有些事情, 就要重点研究, 运用切实的材料进行深入分析, 弄清楚那些重要的别人没有讲过或未讲清楚的问题。如中间势力, 就要抓住一些代表性人物和事件加以分析、说明。发议论也不是说空话, 而是结合史实分析来发议论, 夹叙夹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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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于“半殖民地”　　

　　(1995年3月23日于武汉)　　

　　

　　孙中山说,中国是“次殖民地”,还不如殖民地。共产党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记得1927年后瞿秋白曾批评过孙中山的说法。　　

　　所谓“半殖民地”,就是半独立。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统治者不完全是帝国主义走狗,他们有半独立的性格。袁世凯自己将5月9日接受日本关于“二十一条”最后通牒这一天定为国耻日,要大家不忘国耻。共产国际开始找过吴佩孚,以为他是进步的。吴确有爱国的一面。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也是因为不甘心当日本人的走狗,日本人对他不放心。这些都说明这一点。当时日本很厉害,就是想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殖民地。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是要中国半独立,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况。蒋介石也有半独立的性格。不然,共产党怎么可能和他合作抗日呢?甚至汪精卫开始也想搞点半独立,到云南策动龙云,想在云南建立自己的政权,与日本讲和,不想在日本刺刀下建立政权。结果未搞成,没奈何滑了下去,跑到日本人那里去了。｛评论十一：蒋介石的“半独立”性格确实是代表了当时中国相当一部分有一定知识和社会地位的精英的投机与认命性格，但决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性格。这，即可以从蒋介石国民党最终被毛泽东共产党赶出大陆看出来，亦可以从抗美援朝中的全国绝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知识精英们）万众一心地誓抗强敌看出来！｝　　

　　这些统治者,包括蒋介石,有一些对付帝国主义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蒋介石甚至利用美国与中共的矛盾。如果说,蒋就是美国的走狗,那么为什么他有时候敢于同美国抗一抗呢?例如赶走史迪威。蒋介石看透美国根本上是反对共产党的,所以敢于在这类事情上顶撞美国。｛评论十二：这涉及到层次与立场问题！这水平看来是看不出来的了！｝到台湾后,蒋实际上也是利用美国害怕共产党解放台湾的心理,压美国支持他的政权,以同大陆敌对。甚至清末慈禧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利用列强间矛盾的这一特点。当然,在利用矛盾上蒋介石比以往的统治者高明。　　

　　毛主席善于利用矛盾,也是吸取了旧统治者的这类经验。毛主席最高明的一着,是利用美苏矛盾,促使美国恢复和中国的关系。不过,毛主席的利用矛盾,是以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为原则的,这与旧统治者不同。　　

　　旧中国统治者是从经验上懂得利用矛盾,保持半独立,他们不能从根本上维护民族独立,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总是要依靠某一个帝国主义势力,不是靠这个,就是靠那个。他们利用矛盾常常是靠一个去对抗另一个,兴许有人在主观上也想保住一些国家权益,或减少一些损失,但结果多半适得其反。所以,旧统治者也只是半独立,不是从根本上站在维护民族独立的立场上。｛评论十三：这话说得不错！真正能够做到完全独立自主与半独立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层级上，当然不能相提并论了！｝　　

　　讲中国是半殖民地,也引出一个问题,即中国过去是不是闭关锁国?这个问题好像过去也没有讲清楚。帝国主义打进来,中国已经门户洞开,外国商品、银行自由地进入中国,统治者也不是不愿开放,从爱国意义上的闭关锁国也没有了,因此到近代不能说中国还是闭关锁国。不过,过去书上(包括我自己写的书)把外国商品、资本输入、到中国设银行都简单地说成是侵略。｛评论十四：独立自主基础上任何“开放”的前提是“自主和对等”！不“自主和对等”的就是侵略！｝这就使人对今天的对外开放发生疑问。所以,对这类问题要重新研究,说清楚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究竟是怎么回事。关于海关问题,也要仔细弄清楚。｛评论十五：被“打进来”而形成的“门户洞开”，与毛泽东时代建立在完全独立自主基础之上有选择的对外开放，是有着本质上的完全不同的。二者显然不能相提并论。甚至与邓小平后来搞的“改革开放”也是有着本质上的相当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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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于反对帝国主义　　

　　(1995年3月26日于武汉)　　

　　

　　旧中国有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说“打倒帝国主义”,不是说要去消灭世界上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指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赶出去,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帝国主义虽然没有灭亡中国,中国还是半独立,但帝国主义实际上也是中国的统治者。　　

　　我们常说,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阻碍中国的进步,这是不错的。帝国主义到一个落后国家来,总是维护这个国家的落后势力,不肯轻易地去掉它,改变它,以便利于其侵略和压迫。说帝国主义的压迫有利于中国的进步,没有那回事。｛评论十六：话是不错，但“帝国主义的压迫”并不仅仅指政治、军事侵略，还有经济、宗教侵略等。｝例如,非洲一些国家受帝国主义统治有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至今却仍然十分落后。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进来了,总要带来一些新的东西,总要使旧的状态发生某种变化,以适应它自己的需要,如推销商品,办工厂等等。帝国主义利用中国的旧势力,要它购买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最大宗的商品就是军火,为此,就必然要求改革旧式军队。列强还要求中国修铁路,改进交通,在中国搞点工业,搞点新式的东西,是因为这些有利于它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鸦片战争后,列强在中国不满意的是那些最顽固守旧的势力,感到是自己的障碍,总想加以改变,而曾国藩、特别是李鸿章正适合这种需要。曾、李洋务派要搞一点近代化,但又不肯变革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洋务派与顽固派有矛盾,帝国主义是站在洋务派一边的。后来洋务派中又分化出一部分人,不但主张办新式企业,还进一步要求改革政治,改革文化,实际上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下去就是康、梁思想。帝国主义开始对康、梁也抱有希望,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慈禧。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列强仍要慈禧回来,说你回来,我还是承认你,列强并没要康、梁拥护的光绪当政,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已不存在洋务派同顽固派的矛盾,就是说,已经没有人包括守旧的人反对办新式工业了。所以,帝国主义这时并不支持康、梁这些知识分子,而是支持旧势力,这时候的旧势力也已变得对帝国主义很顺从了。｛评论十七：这些都是主动与被动的区别。你不想要的别人硬要强加给你，你想要的别人硬不给你或者不让你办。所以，对于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来说，独立自主有多重要？独立自主就是一切！！｝　　

　　单搞工业,虽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并不等于就是搞资本主义化,关键是同时还要进行相应的从政治到思想一整套改革。冯友兰说过这样的意思:如果让洋务派搞工业一直搞下去,中国就会整个地改变,实现现代化。这似乎是唯物史观。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简单。当然,不搞工业,不发展经济,以为只靠变革思想、政治,就能实现现代化,也是不行的。这是民国初年包括五四运动时的思想,很幼稚。｛评论十八：那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并不明白，国家政权就是这一切的基础！｝　　

　　所以,工业化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在不根本妨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围内发展工业,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发展工业的道路。走这条路,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另一条是首先反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这个前提下发展工业,才能真正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或者资本主义化。这就是革命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中间有一大块空地,这就是中间势力出现的地方。他们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不满于军阀官僚、国民党那样的办工业,甚至要求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对封建主义,但不赞成革命。｛评论十九：这是名符其实的、极幼稚的“空想”！利益之争不流血，行得通吗？当然，在敌对双方人民觉醒程度比较高时，尽可能地减少流血是可能的，其前提是侵略者或者对手的士兵们根本就不听其领导者的命令，甚至起来推翻这些反人民的侵略者或者对手的领导。｝胡适也可以列入中间势力。他最大的毛病是不承认帝国主义的侵略,说问题出在“五鬼闹中华”,但他坚持反对复古,实际上是反封建(虽然他不承认“封建主义”这个名词),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同他联合。蒋介石刚上台时做出发展资本主义的姿态,拉了一些知识分子,翁文灏便是一个。翁1932年被任命为教育部长未就,1934年就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这是个不公开的机构),1935年任行政院秘书长,后来先后当过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当过短时间的行政院长。1951年自香港回大陆定居,任全国政协委员。他也是一个典型人物。好多人原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后来都跟着共产党走。我们党内有一些同志也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过来的。毛主席说他早年受梁启超的影响很大,接受的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中间势力在文化学术上的表现,就是各种社会政治理论。社会学就是其中之一。解放后,我们否定社会学、政治学是不对的,这看起来有点荒唐,其实是有历史原因的。解放前,马克思主义者也讲社会学、政治学,实际上是利用它来讲马克思主义。而中间派一些知识分子搞的社会学、政治学,就事论事,只讲社会的一些具体弊端,认为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研究解决,就能实现良性循环,改变整个社会。｛评论二十：这是眼光问题当然也是个思想理论问题！｝不从根本上触动旧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反帝反封建,这样怎么能解决中国问题呢?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很自然地认为它没有用处,加以否定。解放后,根本制度问题解决了,这时候倒是需要研究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方法、经验,社会学就派上了用场,再否定它就不对了。｛评论二十一：这个问题值得认真研究！但这时的“社会学”仍然是建立在旧基础和旧立场上的“社会学”，是否适合新基础和新立场上的“社会学”，完全有必要进行有选择的取舍才行，否则无疑于“新瓶装旧酒”，对建立在新基础和新立场上的新制度并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当然，适当的过渡期总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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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　　

　　(1995年3月28日于武汉)　　

　　

　　近代中国有两次机会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一次是1927年国共合作。按照国民党“一大”的纲领,反帝、反封建,实际上是要发展资本主义,不过有一点限制。苏联鲍罗廷这些人,当时认为中国没有什么无产阶级,要共产党人帮助国民党搞国民革命;搞成功了,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共产党再起来革命,搞社会主义。他们实际上就是这样看的。这种看法与马克思对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看法基本相同。但是,国民党蒋介石中途叛变,革命失败了。　　

　　另一次是1946～1947年旧政协的协定。我们党当时做了国民党实行这个协定的准备,所以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这不是假的。记得当时我亲耳听延安来的何思敬说,我们要用选票代替子弹。不过毛主席、党中央是两手准备,也准备国民党撕毁协定。协定既然签订了,准备国民党实行它是很自然的。如果国民党不撕毁协定,那就势必会成立联合政府。在这个政府里,当然不会是共产党占主导地位,即使加上第三势力,也只有相当的地位,主要的还是国民党。当时苏联也希望中国走这条路。刘大年对我说,国外有档案证明,联合政府的主张是苏联提出来的,这也有可能。不过毛主席即使是接受苏联的主张,他的想法和苏联也可能不大一样。不管此事如何,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确是苏联主张的。中央开始决定不去,怕蹈张学良的覆辙,苏联坚持要毛去。后来毛主席去谈了,最后有了双十协定。既然谈成了,说我们不准备实现它,也不大可能。如果协定实现了,政权当然还是以国民党为主,只能是搞资本主义,里面会有一点新民主主义成分,因为共产党参加进去了,但这种成分肯定很小。结果,国民党撕毁了协定,没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上面说的两次机会,都没有搞成功。这两次都是国共合作时期。｛评论二十二：这“两次机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如此重要，作为搞历史的专家，对此不作专题分析，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似乎说不过去？当然，如果梦想表现出比较“公正”，从而站在了反人民的蒋介石立场一方，为“尊者讳”，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道不同”也。因为这“两次机会”都正是国内大战、大屠杀的前夕，而蒋介石作为主导和强势的一方，为何结果都是以战争和屠杀为结局而不是以和平为结局呢？这是谁更“好斗争、好战争、好屠杀”呢？这不太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思了吗？。｝　　

　　除了这两次,其他就都没有可能。清末新政也可说是改革,但当时决不会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土地制度也根本不可能去碰,也没有“立宪”,只说准备立宪,这样当然谈不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新政搞了一点办工业之类的改革,都是帝国主义所允许的,适合帝国主义的需要。孙中山同盟会是真正要发展资本主义的,但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并不支持孙的南京政府,而是支持半封建的军阀,支持袁世凯,可见帝国主义不是要中国资本主义化。后来军阀混战时期,当然谈不上走资本主义道路。｛评论二十三：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此！为何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们都要走上寻求某些帝国主义的支持，没此支持就几乎不能生存下去的道路呢？其实，其本质都是缺少最根本的国家独立自主意识、都是奴性、依赖性使然。｝　　

　　当时苏联、第三国际在中国找的不是搞社会主义的人,而是找进步人物,主要是反帝的。先找吴佩孚,同时组织中国共产党,但并不指望中共解决问题。最后找到了孙中山。孙中山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但仍坚持民主化、工业化目标,实际上是要发展资本主义。苏联要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帮助它变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党,召开“一大”,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原先的三民主义,其实际内容是要发展资本主义,但它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是不明确的。通过苏联、中共的帮助,才渐渐明确起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也增加了新的内容。这些都是孙中山主义中本来应有的东西。国共合作后,国民党有了生气,如果一直搞下去,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当时也不会出现八国联军那样的外来武装干涉,帝国主义国家个别地搞武力威胁可能有,但主要是从政治上破坏。这样搞下去,既反帝,又反封建土地制度,资本主义发展就有了条件。可是,国民党蒋介石连这样的资本主义也不想搞。农民运动一起来,他们就恐慌。那样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出现“左”的、无政府的偏向是必然的。而国民党代表的是最害怕农民起来的势力。它与地主阶级、封建势力有密切联系,民族资产阶级也想利用国民党,因此国民党一反共就成功了。蒋介石上台后,人们以为他能发展资本主义了,可是抗战前十年,并没真正搞资本主义。要求这十年资本主义有大发展,也不客观,但应有一点像样的发展,连这一点也没有。经济虽有一点增长,但资产阶级是受压的,对国民党越来越不满。为什么会这样?要很好地研究这个时期的国民党,官僚资本大概就是这时候开始露头的。到抗战时期,本来也可以利用抗战来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一些条件,这时中共这边毛主席已自觉提出中国应发展资本主义,蒋介石依靠的美国也有些人是支持中国搞资本主义的。可是就在这时候,蒋介石却公开提出不但要反对共产党,而且要反对民主主义。这样他当然不可能去搞资本主义化。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却敢于不听美国人的话。｛评论二十四：倒是对于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反动，也能表示出某种程度的赞赏。这是“公正”吗？真不知自己的立场何在？｝　　

　　中间势力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但它一直不能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中间党派没有自己的军队,成不了气候,自然也不可能引导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评论二十四加：从哲学或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说，如果中间势力能够“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来“引导中国走上”中间势力的道路，那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停顿。而历史一再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本质上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停顿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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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关于五四运动　　

　　(1995年3月30日于武汉)　　

　　

　　“五四运动”既是指1919年5月4日的学生爱国运动,又是指一个时期的新文化的思想运动,即1915～1920年这一段。这一段开始是民主主义,后来又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所以五四运动既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结束,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是二者交替的时期。　　

　　辛亥革命后,陈独秀等人认为只搞政治革命不行,必须搞思想革命,就是建立民主主义思想。1915年《新青年》创刊,陈独秀宣扬“法兰西文明”,大体上是搞全盘西化,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发生十月革命,资本主义的弊端暴露出来。于是,随着《新青年》发动的思想解放,出现了新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这样,新文化运动开始产生分化,新旧并存。《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讲到这里为止。我们现在来写的这本书,便可以从这里讲起,从新东西出现讲起。过去讲,新文化运动一分化,胡适一派人就分化出去了,好像变成了新东西的敌对方面。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胡适派虽然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但这个“右”是相对于左翼说的,二者都属于新文化运动的范围。而就全社会,就全国政治的分野来看,胡适派实际上是属于中间力量;不是反动派,而是“不革命的民主派”。胡适与李大钊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过去把它讲成是敌对双方的斗争,事实上还是朋友之间的争论,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胡适的意思无非是主张改良,不赞成革命。后来胡适提倡好政府主义,李大钊也参加在宣言上签了名,不能说李大钊签名是犯了错误。好政府主义至少是认为目前的军阀政府是坏政府,而且是主张改革政治,主张和“恶势力作战”,不过是用和平改良的方法罢了。对这种主张可以批评,但说它如何反动显然是不对的。｛评论二十五：当时的中国现状已经表明整个国家完全烂透了，处于数千年来中国历史的最低谷。可是胡适派仍然只是主张“和平改良”，这不是历史的反动是什么？就是胡适后来依靠的主子蒋介石也是通过“北伐和军阀混战”，以战争手段来夺取政权的。这种“和平改良”的主张完全应该定性为反动。但对于具体主张的个人来说，就可分为立场问题（如胡适）和认识问题（如李大钊的签名）两种情况。｝就是梁启超、张东荪反对当时搞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也不能说是反动的,因为资本主义在当时是进步事物。过去流行一种看法,好像有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后,凡是与它不同的、反对它的思想就一定是起反动作用的,这显然不符合实际,也讲不通。｛评论二十六：主张“和平改良”和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都可以归大类为空想。空想当然不都是反动的。在当时，主张“和平改良”是反动的，因为绝大多数人和历史进程本身都反对，基本没有力量支持它；当时，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与主张“和平改良”性质不同，但理应也是弱反动的，因为也说，后来的主要力量国共两党也许并不反对、但都不支持它，至少是不真心支持它。｝总之,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化要重新加以解释。新的东西产生了,不等于旧民主主义就敲起了丧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力量是新事物,最有前途,但当时人数很少,影响也很小,不可能独霸新文化、新政治,还需要和旧民主主义联合。因此有后来的国共合作,合作的对象是国民党,虽然其成分相当复杂,也还是要和它合作。马克思主义者从旧民主主义突破出去,而许多人仍然留在那里面,其中有很杰出的人。例如宋庆龄,在历史上就应当给以相当的地位。大革命失败,蒋介石上台后,曾让戴季陶找宋庆龄谈话,要她改变立场。当时宋对戴说的话过去没见到,现在翻译出来了,很了不起,立场非常鲜明、坚定,拒绝戴的威胁利诱。没有中间力量同封建主义、法西斯势力斗争,单靠共产党孤军作战,革命恐怕是不能成功的。所以新中国成立时,要吸收他们参加政权,不是搞苏联式的苏维埃政府。｛评论二十七：只要是个普通人，通常都会自然而然地遵循以下一般原则：一、利害相权取其利；二、两利相权取其重；三、两害相权取其轻。中间力量既然表现为“动摇、不断分化”，则必定遵循以上原则，这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与有着特定思想信仰的人们不同。而历史本质上就是一动态过程，谁的主张和行动结果更得民心，就能够争取更多的中间力量。这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根源所在。｝　　

　　在社会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总是大多数,中间势力有一大批人。他们可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后备军,也可以成为旧民主主义的力量,甚至跟着国民党走。决定他们分化、变动的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民族主义。有的人开始对共产党有疑虑,甚至反共,是因为把共产党看成是苏联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也这样宣传,而中共党内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恰恰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很失人心。在30年代“左”倾最厉害的时候,我们党是很孤立的。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深入敌后坚持抗日,大得人心。而国民党对抗日消极,把心思用来对付共产党和人民。所以中间势力发生变化,大多倒向中共一边。另一个是发展经济。国民党上台后,忙于打内战,不去认真努力地发展经济,不关心人民疾苦,又不敢反帝,使许多原来跟着它走或对它抱有希望的人深感失望,终于离开了它。在中共“左”倾时期,仍有一些人如胡愈之、邹韬奋等,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变过来,靠近共产党,甚至参加党,也是因为对国民党完全绝望的缘故。｛评论二十八：从根本上说，以上种种正是缘于利害取舍！｝　　

　　总之,在“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和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中间势力之间,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而是有批评、有联合的关系。这种联合对新力量的发展有利。例如,在20年代,为什么要实行国共合作呢?因为当时孙中山、国民党是中间势力的旗帜,中共和国民党合作,就能扩大中共的影响。如果不和国民党合作,单靠中共自己的努力,是不可能迅速形成革命局面的。　　

　　国民党内也有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如于右任、邵力子等。此外,蒋介石也想拉中间派,但没有什么成绩,被拉过去的人很少。中间派自己也想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有所作为,但一直搞不起来。资产阶级没有支持他们,也无力支持他们。　　

　　在思想文化方面,中间力量也具有两面性。抹煞他们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贡献是不对的。即使是胡适派也是如此。胡的实验主义,也并非全无道理。其实胡讲的并不都是西方的实用主义哲学,如说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这有什么错呢?又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恐怕也应当说是对的。所谓“大胆假设”是有所根据的,不是随意乱想;“小心求证”的意思是要做到实事求是,不能抓到一点就作判断。自然科学都是先要提出假设,然后一个一个去求证的。应该说这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用这八个字来概括也许不那么准确、周到,但比较通俗易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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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关于中国共产党(上)　　

　　(1995年4月1日于武汉)　　

　　

　　关于中共党史,已经有了许多书,但缺乏具体形象的描述。我们写这本书,要有一些特写,要有点形象。我们的历史著作往往概念化,讲得很笼统,叫人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例如讲科举考试,就说士子们去参加考试,到底科举考试具体是怎么考法,没有说明,读者还以为科举考试和现在考大学一样。倒是外国人写中国历史注意讲明细节。现在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很多都不知道历史上许多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应当让他们弄清楚。举例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在许多地方组织农民暴动,究竟怎样搞暴动,现在的读者不知道。虽然不可能一个一个暴动都去具体讲述,但要选择一两个典型的,具体地加以描述,讲清楚头尾始末,成功的,失败的,都可以,即使是小规模的不著名的暴动,只要是典型的,就可以讲,不能光讲井冈山。这是写作方法上要注意的一点。　　

　　关于中共党史,首先是党成立时期。五四运动中分化出一些知识分子,讲马克思主义,讲社会主义,形成一个先进的思潮,然后走到工人中去,搞工人运动,过去都是这样说,也是事实。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一开始就占了优势。这当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资本主义暴露出种种弊端,在十月革命冲击下,西方世界更是一片恐慌,国际上出现了社会主义潮流。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确是科学的理论。当时人们对这个理论虽然还不明究竟,但接受了它,就明确了在中国要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而且使人有了一个远大的理想,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辛亥革命以来,政治家们都是为小集团、为个人利益而奋斗,社会主义者则有一个超乎这些狭隘目的的伟大目标。这个目标使社会主义者有了高尚的追求和无私的献身精神,使他们生气勃勃。这种崇高的信仰,把人净化了。开始社会主义者人数很少,搞了一点工运,影响不大。为了进一步发展,就实行国共合作,利用国民党的社会联系,迅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　　

　　但中共的队伍也不可能是绝对纯洁的。党的队伍也在不断地分化。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的人不久就退出了,有的跑到国民党那里做官去了,后来还当了汉奸。特别是1927年失败后,退党的,叛变的都很多。党内各种人都有,这是正常的现象。30年代“左”倾统治时期,退党、叛变的也很多。这与对党失去信心有关。有的人脱党并未叛变。有人倒退,有人退党,有人叛变,对于这一现象,书里应当说明,不要回避,这并不妨碍党的主流是好的。况且又有人在转折关头参加到党里来,如湖南的朱剑凡。宋庆龄在30年代也仍然靠拢党。　　

　　另一点是党领导群众革命运动是有很大困难的。中国工人中原来也有工会一类团体,是由帮会把持的,实际是帮会组织;农民中也有许多各式各样的落后组织,这就给组织群众运动带来许多困难。特别是游民很多,他们往往是勇敢分子,很有革命性,敢打敢冲,但破坏性也很大。毛主席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很不容易,袁文才、王佐起了大作用。但红军中游民习气很厉害,三湾改编、古田会议都是同游民习气斗争。改造游民和游民习气是个难题。党解决了这个难题,但党内一直有游民习气。顾顺章、向忠发实际上都是工人中的游民、流氓无产者。｛评论二十八加：这“游民习气”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如何定义或者至少主要特点反映在哪些方面？都没有说。而从以上论述本身，就可看出其所称的“游民习气”是个包括了完全对立性质东西的矛盾体。例如，说“游民很多,他们往往是勇敢分子,很有革命性,敢打敢冲”；又说“顾顺章、向忠发实际上都是工人中的游民、流氓无产者”。那么，这些所谓“游民”即“勇敢”又“革命”，怎么如“顾顺章、向忠发”，一旦被捕就马上叛变呢？？。｝　　

　　还有一点就是“左”的问题。犯革命急性病,急于攻打大城市,过去党史著作讲得多,对排斥中间势力也讲,但讲得比较少。当时胡愈之在一次会上批评了“保卫苏联”的口号,党刊上就以敌对的态度来批他。30年代“左”倾中央把知识分子弄得很“左”,经常要党员、进步作家、文化人举行飞行集会,不搞创作,不做文化工作,办刊物至多也是像丁玲的《北斗》那样。刊物上登的都是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以及“保卫苏联”一类文字。后来中央移到苏区去了,上海文化界反而发生了好的变化。由于没有中央的直接领导,只能自己找出路,进步文化人便搞起了文化事业,如电影、文学,办杂志也请郑振铎这样人出面主编,还进行农村研究,出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愈之也去生活书局做韬奋的工作,等等。这样就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扩大了革命影响。可以说,这时候上海进步文化界自发地表现出一种反教条主义的趋向,当然这不是自觉的认识,更没有理论的指导。后来毛主席通过概括、提高实践经验,第一个从理论上自觉地、明确地提出了反教条主义。　　

　　“左”的问题和第三国际也有关系。例如关于革命高潮的看法,就是第三国际来的。当然,犯“左”的错误,政治上的责任应由中国党自己负,谁叫你听人家的呢?今天研究这个问题,为了弄清来龙去脉,要适当地说到和第三国际的关系。为什么当时那样听第三国际的话,把它看成是绝对正确的?原因恐怕很多,如中国党的理论水平低;中共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组织上要服从;特别是王明是由米夫一手扶植起来,派到中国来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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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关于中国共产党(下)　　

　　(1995年4月12日于襄樊)　　

　　

　　1927年革命的失败,从当时客观形势变化看是不可避免的。国共合作是搞社会主义的人与搞资本主义的人合作。孙中山、国民党实际上要搞资本主义。｛评论二十九：这话的意思就是：“搞社会主义的人与搞资本主义的人”从根本上来说，水火不相容？！而的“1927年革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那意思是说，即便孙中山不死，对共产党和工农大众的“4.12大屠杀”仍然要发生？？。｝国共合作的纲领是“一大”宣言。对此,国民党里只有左派接受,其他的人主要是右派并不真正接受,他们不愿搞受限制的资本主义,不愿承认中共的存在。在国共合作破裂时,中间派当中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有出来讲话的,如上海胡愈之等曾发表宣言,其他中间派的人并不反对。对于“清党”,何香凝开始也未反对,只有宋庆龄反对的态度很明确。要搞资本主义的人实际上是认为,这样干也行。　　

　　张知本是一个典型。张于1905年参加同盟会,武昌起义时当过军政府部长,与宋教仁一起起草鄂州临时约法。后来当国会议员,反对袁世凯,参加护法,失败后在上海教书。国民党“一大”被选为候补中委,后列名西山会议派,被汪精卫开除党籍。1927年站到右派一边,任武汉政治分会委员和湖北省长,创办武汉大学。后来随李宗仁反蒋,又被开除党籍。1931年,被选为国民党四届候补中委兼任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到南京参加起草宪法,主张军人不干政。1936年任北平朝阳大学校长,该校抗战后迁成都,张请邓初民、黄松龄、马志民当教授,受到陈立夫的攻击,被撤去校长职务。抗战后,当选制宪、行宪国大代表。1949年李宗仁代总统,张出任司法部长,因主张释放政治犯,被撤职,同年去台湾。像张这样的人,是要搞资本主义,搞民主的,1927年时是反共的。蔡元培也如此。{评论二十九加：此言表明，在心目中，“搞资本主义、反共的”就是“搞民主的”？？}为什么中间派那时几乎都反共?这与反帝、反封建有关。反帝是得人心的。当时帝国主义很狡猾,先低调处理,暗中活动破坏革命,冲淡了革命需要反帝的一面(与中共被看成是听苏联指挥也有关系)。到了农民起来反封建时更不行了,许多人过不了这一关。这样,中共就比较孤立。｛评论三十：当时中国的旧知识分子的极端偏见和受蒙蔽所导致的！！在这里，所说的“中间派”似乎就变成了当时中国的旧知识分子了。｝　　

　　1927年后,中共总的趋势是“左”。关于肃反,过去书上没有怎么讲。过去说“左”的社会根源是小资产阶级。这种说法怎么样?乔木也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妥当。小资产阶级有两种,一种是有点资产,一种是无资产,近似游民。｛评论三十加：所谓大学者的逻辑都如此混乱！！难道无产阶级就是小资产阶级吗？？｝“左”可能与后一种小资产阶级有关,但也不能说死。恐怕要多从认识上找原因。毛主席说,与资产阶级合作时容易右,分裂时容易“左”。肃反往往对着知识分子。张国焘自己是知识分子,为什么还要杀知识分子?恐怕与个人专断、独裁有关,也要多讲认识上的问题。｛评论三十一：这说明当时的“肃反往往对着知识分子”，是有着其历史根源的。正如在前面所说“中间派那时几乎都反共”！！。｝　　

　　近些年党史研究中争论的大问题有两个:一是西路军,一是项英。　　

　　西路军问题涉及张国焘问题。当时中央红军已受到很大的削弱,而张国焘四方面军却兵强马壮。叶帅截收电报问题,恐怕要从政治上看。电报不一定讲得十分明白,毛主席的政治敏感性特别强,看出了电报里的真正用意。西路军接受的是军委命令,上面署名都是张国焘、朱德,张和军委不能截然分开。张当时想与苏联挂上,抬高自己的权势。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二、六军团快要与四方面军会合时,中央迅即下令让他们成立二方面军,就是为了防止贺部被张并吞了去。　　

　　这里顺便说一下,知识分子问题也就是中间力量问题,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后来总结出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是一个。这个总结很了不起。武装斗争是不为中间派赞同的,搞武装斗争,又要搞统一战线,二者看似不相容的,但在抗战时期把二者统一起来了,相容了。这和抗日,和民族矛盾有关。到抗战胜利后,二大法宝并用,也得到了中间派的拥护。遵义会议后的大转变,都靠统一战线。王明时代,送上门来的“统战”都不要。1931年本已出现了建立统一战线的时机,但“左”倾领导人不加利用,丧失了时机,直到毛主席领导才加以利用。上海文化界的变化,书中要好好地写一下。脱离了“左”倾中央的领导之后,上海文化界党员开展文化工作,带动了大批知识分子。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虽有缺点,但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陈伯达、杨献珍竭力贬低它是不对的,应承认其历史作用。当时还通过李公朴的关系,在《申报》上开辟答读者问专栏,由艾思奇、柳蔔回答,向群众灌输新思想。这比“左”的宣传要好得多,是摆脱“左”的错误的第一步。这反映了当时的一个大的变动。｛评论三十二：既然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毛主席能够成功的实行统一战线，这说明在前面所说“中间派那时几乎都反共”，并不正确！！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作为中间力量的一部分，并不专属于某个阶级。而能够看出这一点，即需要残酷事实的教训来证明，也需要具备较高思想理论的眼光。｝　　

　　再说项英问题,项英是受王明长江局的影响,不去开辟敌后战场,发展势力。有的说项不听中央指示的路线,另作主张,这个说法恐怕不行。皖南事变后,毛主席大吃一惊,带着情绪发电报,把项的问题提得很高。当时中央也做了最坏的准备,提出有理、有利、有节是很有道理的,居然把局势缓和下来了。记得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四一二政变就在眼前,周总理也把重庆进步文化人士转移到香港去了。后来局势竟能缓和下来,这表明中央的确成熟了。｛评论三十三：倒也有点坦白，等于自认自己的眼光、水平不行！！｝　　

　　抗战时期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处理好很不容易。抗战,是谁领导谁呢?事实上是国共两党争夺抗日领导权。国民党要利用抗战来溶共。抗日时期国民党的一大转变,就是从武装剿共变为对中共施行和平演变,甚至想要中共整个地加入国民党。对此,中共不是拒绝,而是加以利用,利用它来迫使国民党坚持抗日,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抵制它的溶共,所以,必须有理、有利、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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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关于国民党　　

　　(1995年4月17日于南阳)　　

　　

　　国民党的历史很长。现在谈的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垮台前的历史。按以往一般简单的说法,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这也不能说错。因为它比旧军阀总要新一些,现代一些。也可以说,相对地进步一些。但笼统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也不行。中国资产阶级很复杂。毛主席把它分为两部分是有道理的,就政治上说,情况还更复杂得多。资产阶级自然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但如何发展?这就是反帝、反封建的问题。对此,资产阶级中有各种不同的态度,特别是对土地问题,更是如此。｛评论三十四：正是在如何对待“土地问题”这一正确解决当时中国问题的根本上，在当时的中国，形成了进步与反动的两大集团的真正较量！｝国民党代表着资产阶级中不同层次的人,是个复杂的集团。1927年后,国民党内形成了主流派,有了主导的方向,但还有许多与主流派不同的人。其中有真正的左派,如宋庆龄,确实很了不起。不过她也还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民主主义革命家。当然国民党内也有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共的,这是另一回事,可以不算在内。还有一些人,不但爱国,而且倾向民主主义,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因各种原因不能不依附主流派,如于右任、宋子文。宋子文的资产阶级倾向本是比较多的,他与宋庆龄的关系也较好,但他自己无法形成独立的力量,只能和主流派搞在一起。孙科是自成派系的人,手下有一些进步人士,30年代他办中山文化教育馆和杂志,所用的人中就有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人。孙科这派人反映了资产阶级软弱的一面,其他还有冯玉祥等。就派系说,站在右边的是政学系,以张群为代表。张群原是陈英士的部下,后来在北洋军阀那边当官,和护法时期形成的政学系有些关系,1926年南下广州在蒋介石手下任总参议。除此之外,还有汪精卫的改组派。他们一度很活跃,办刊物,吸引青年,甚至讲阶级,但不讲阶级斗争,有时表现出一副左的姿态,但这一派是最无原则的。至于蒋介石为首的主流派,1927年后成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官僚资产阶级。他们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不敢真正反帝,和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　　

　　国民党统治共22年。台湾说国民党黄金时代是抗战前十年。我写过一篇讲国民党历史的文章,说它的黄金时代应是与中共的两次合作。台湾的说法也有他的道理,因为那十年国民党掌握了国家政权,而全国范围的抗战还未开始。可是我们要指出,这十年,国民党虽然拿到了政权,却没有干什么好事。事实上,国民党在这十年中就埋下了它最后垮台的根子。　　

　　国民党的失败,有两个大的原因:　　

　　一个是在农村无所作为。首先是没有搞土地改革。不仅如此,它对农业也没有认真抓过。这和毛主席对比就可以明显看出。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还进行抗美援朝,这时毛主席就非常重视农业,注意治水,抓治淮、荆江分洪,这是抓生产力,不是只注意生产关系。所以,尽管毛主席在农村问题上也犯了大错误,农民至今还怀念他。中国封建统治者有重视农业生产、注意治水的传统,毛主席也是吸取这个传统。｛评论三十五：极为荒谬！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治水能与毛主席的治水相提并论吗？怎么历朝历代人口相对少都没有真正解决饿死人问题呢？毛主席接手时的中国，基本上也没有钢筋水泥这些现代的东西，水利设施绝大部分都是泥土石块竹木做的，依靠的主要也是人力。这些东西在历朝历代可都是存在的。那么，历朝历代为什么能做而都没做，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政权是掌握在代表极少数人的人手中还是掌握在代表绝大多数人的人手中这一点上。“所以,尽管毛主席在农村问题上也犯了大错误”，这些“大错误”就是：一、基本根绝了历朝历代一再出现的饿死人问题；二、通过赤脚医生基本解决了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和预防问题；三、基本解决了农村教育、识字、文盲问题；四、基本实现了中国的妇女解放；五、基本根绝了中国的战乱和土匪等等。这才是“农民至今还怀念他”的真正原因。｝蒋介石似乎不大抓农业,虽搞了一些计划,但都是空的,没有真正去做。　　

　　另一个是没有真正发展资本主义。本来,蒋介石上台,资本家、中间派大多数是支持的,对他抱有很大希望,以为可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可是蒋却没有做出什么事。　　

　　这里牵扯到一个国家有没有实现统一的问题。表面统一了,实际上没有统一。蒋上台后,就大打内战,后来又剿共。国家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山西、两广各搞各的,四川、云南也是如此,新疆就更不用说了。除了地方实力派外,各地区还有大大小小的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等等势力独霸一方,国家统一无从谈起。为什么名义上统一而实际上不能统一呢?是因为蒋介石没有抓大题目。农村问题,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都是大题目。抓住这样的题目去做,才可以统一地方势力,蒋介石不去抓这类大题目,就无法统一。到了抗日时期,蒋抓住了抗日这个大题目,情况有了变化,除了沦陷区,大体是统一了。就是共产党在形式上也承认他的中央政权。　　

　　还有民族独立、反帝问题。国民党是在“打倒列强”的旗帜下取得政权的(顺便说一下,上海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原先是有的,但30年代确实没有了,估计就是大革命中群众反帝运动起来时去掉的,对此可以做点小考证),但上台后并没有真正反帝。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开始露出尾巴的是1928年济南惨案。此后,不平等条约、租界等基本依旧。这使中间派、资产阶级渐渐感到失望。如果经济上有所作为,情况就会不同。　　

　　在政治上,蒋介石又搞“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允许任何党派存在,连邓演达的第三党、国家主义派的党也不容。国家主义派毫无革命性,而且在青年中还有些群众,蒋介石也不去利用。结果就搞成了法西斯独裁。蒋介石做出一点姿态,想把中间派一些人拉过去,如翁文灏就是一个,但只是为了做幌子,并不是真正要搞民主、搞资本主义。　　

　　国民党总的来说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四大家族拥有大量资本,主要是金融资本,没有听说他们买过大量土地。所以,不能说它是地主阶级的党。但国民党是在不触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围内搞资本主义,十年间经济虽有所增长,但资本主义并没有发展起来,没有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这时期内战连年,灾荒不断,盗匪横行,社会秩序极不安定,整个国家处于混乱状态,资本家极为不满。有一篇材料说,当时长沙有一个资本家,他家的后门就在江边,一有人来要钱,他就上船逃到汉口租界去。这种状况下,资本主义还怎么发展呢!　　

　　农村问题恐怕是最关键的问题。当时许多人也感到这个问题重要。阎锡山在山西搞自治,办村治研究院,桂系在广西搞“模范省”,都表示自己有一套治理农村的办法。晏阳初、梁漱溟也抓乡村建设,搞和平改良。他们都不能解决问题。蒋介石在农村问题、土地问题上毫无作为,这样实际上就把广大农村让给了共产党,其失败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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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关于“三个角色”　　

　　(1995年4月22日于洛阳)　　

　　

　　我开头说过,我们这本书的特点是,不是只有两个角色(即一个是共产党,代表着工农、小资产阶级;一个是国民党,代表着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而是有三个角色,多一个中间势力。当然中间势力是在不断分化。　　

　　中间势力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评论三十六：应该加上前提：在遵循前述三利害原则下自发的和传统的。并且极不坚定，是“动摇、不断分化”的。从本质上说，中间势力并没有一个确定的道路要走，而以随波逐流为其根本特点，否则就意味着中间势力有了一个统一的主张（主义）了！！｝过去有个简单的看法,认为当时是两军对垒,一个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看法太简单化。外国有一种说法,说毛泽东是民粹主义,国内有人也这样说。简单地讲这种说法不对,也不行,要分析。从一种观点看,毛泽东不是民粹主义,因为他提出新民主主义,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这无论如何不是民粹主义。但是中共一开始是提出中国当时就要搞社会主义,不是搞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毛泽东在192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里面也有“一边是社会主义,一边是资本主义,两军对垒”这样意思的话。在“五四”以前,中国惟一进步的道路就是资本主义。｛评论三十六加：理由何在？？｝五四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虽有些发展,但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不通,而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也发生危机。这时社会主义思潮就起来了,中共一成立就主张搞社会主义,所以不能说与民粹主义毫无关系。后来经过实践中反复认识,毛主席才总结出要搞新民主主义。分两步走,先搞民主主义,然后再搞社会主义。　　

　　看看列宁关于民粹主义的言论,就可以知道中国的情况不同于俄国。中国既然目前不能搞社会主义,必须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可是,这样就存在着矛盾:要发展资本主义,可是资本主义道路又走不通。为什么不能先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呢?因为有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干预,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又没有能力解决反帝、反封建问题。这就是困难。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是既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解决反帝、反封建问题,这就解决了困难。解放后,新民主主义还没有搞几天,毛主席急着搞社会主义,认定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因此就拼命反对资本主义,这又有点近乎民粹主义了。｛评论三十七：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它们的区别在哪？准确定义是什么？不讲政权掌握在谁手里，就都是些莫名其妙的“主义”。｝　　

　　但在建国前,毛主席是逐步走向真理。他提出新民主主义的主张时,其认识水平高过了党内其他的人。在此之前,共产党人一直把资本主义看作是反动的事物。毛主席第一个说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还要发展它,只有经过这个阶段才能搞社会主义。而眼前要使资本主义有发展,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所以,在本书所讲的这30年里,现实的问题不是要资本主义还是要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反帝、反封建的问题。因此,共产党不应当排斥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中间势力,而是应当与他们联合。当时,毛主席把主义问题撇开,只讲抗日,在实际问题上建立统一战线。｛评论三十七加：国家间侵略战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短档，似乎与其主义问题无关。对这个问题的初步解答和主义，是处于帝国主义时期的列宁首先提出和解决的！！｝而过去“左”倾时代就不是这样。过了“左”倾时期,1935年后来了抗日问题,这时党就不管你是搞什么主义的,只要抗日,就团结你,这完全是合理的。这样,我们对于国民党统治22年间那些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或总的倾向于资本主义的人,就可以重新作出估价。如胡适这类人,因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我们党就应当团结而不该排斥他们。当时,宋庆龄就做得比较好,团结胡适一起参加人权保障同盟,争取团结他还是对的。对于那时民族资本家做的一些有益的事业,也应当予以肯定。他们虽然不赞成革命,但至少他们对国民党是不满意的,对帝国主义侵略是不满意的,他们也是在反动统治下挣扎求生。例如,吴蕴初看到日本的味之素独霸中国市场,便发奋制造天厨味精,可能他没有发表什么政治见解,但他这件事至少是在具体行动上维护了民族利益,表现出民族独立的意识,应当说是进步的,不能因为他没有参加革命就予以否定。　　

　　当然,中间势力同中共之间是会发生某种矛盾。中间派中有些人认为不需要彻底反帝、反封建,不需要革命,只要发展工业就能解决中国问题,因此主张大家都去搞工业,反对人们参加革命,这就同革命、同共产党发生了矛盾。他们搞工业这件事本身是进步的,应予肯定,但他们反对革命,主张大家都走工业救国或教育救国的路,就是搞改良主义,却是错误的,不能不给予批评。因为如果大家都接受这种主张,革命就搞不成功,反帝、反封建问题就无法解决,靠办工业、办教育是解决不了反帝、反封建的问题的;而反帝、反封建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工业、教育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正是在这一点上,中间势力同共产党存在着矛盾(过去马克思主义者否定社会学也是由于这个缘故,这不是没有道理的,问题是解放以后还否定社会学就不对了。我曾对费孝通先生谈过这个问题)。所以,毛主席很有分寸地说,工业救国论、教育救国论的破灭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是好消息?就是因为这种认识破灭了,就可能转过来理解、同情革命,这有利于反帝、反封建。这里否定的是这种认识而不是这些人,因为这些人主观上还是爱国的,要救国的,不是反动的,只是主张的路子不对。这样来看,我们就可以对这些中间势力,从理论上作些深入的分析。现在人们已趋向于认为不能因为工业救国、教育救国论者不赞同革命就加以否定,但还需要作深入一点的说明,也不能认为这些人同革命就没有任何矛盾。｛评论三十八：这个问题，在和平时期，实际上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令人头痛的问题！当自己的立场与自己需要做的事发生尖锐矛盾时，应该怎么办？看来，无论如何，仍然应该以坚持立场为第一位！！｝　　

　　在实际生活中,中间势力也在不断分化,这主要是在反帝、反封建问题上。抗战时期这种分化最明显。中共把抗日的旗帜拿在手里,举得最高,吸引了许多人,加速了中间派的分化。有的人并无社会主义思想,却同情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坚决反帝、反封建。如章士钊在20年代就资助过毛泽东,是由于为毛泽东的艰苦斗争的精神所感动。这种感佩,包含有对毛的革命活动的某种肯定,可是章并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思想。也有的人开始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后来出于抗日的爱国情绪而靠近共产党,最后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如邹韬奋,就其文章看,前后判若两人。｛评论三十八加：这说明，人，是会变的。此“变”，对于正常人，既有道理也有脉络可寻，且不轻易变；对于反常人，则既无道理又无脉络可寻，就如变色龙、墙头草一样常变。｝也有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在某些问题上同国民党有矛盾,但由于他不反帝,不从根本上反封建,结果和国民党混在一起,胡适就是这类人。但胡适,直到他的晚年,还应当说是属于中间势力。胡适在民主、人权问题上同国民党有矛盾,当时矛盾相当尖锐,他也反对复古,但他最大的毛病是不反帝,特别是不反美国帝国主义,日本要灭亡全中国了,他当然也抗日,但七七事变前还参加了汪精卫的“低调俱乐部”,认为抗日是高调。这样他就倒向国民党一边。所以,中间派分化主要是在反帝、反封建问题上,还不是在民主问题上。又如张奚若,1936年他还反对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全面抗战开始后终于转过来。可见抗日战争是个关键,问题在于要懂得利用它。如果那时还是“左”倾路线领导,就不可能利用好这个机会。｛评论三十九：一个人一生的复杂性与准确全面地判断一个人的难度！！｝　　

　　中国革命为什么能胜利?一个当然是靠武装斗争,再一个就是靠统一战线。大批中间的力量参加过来,政治力量的对比就变了,这就是人心向背起了决定作用。所以新中国成立时,毛主席、党中央很慎重,一定要等民主党派人士来北平再正式宣告成立,为此还推迟了成立的日期。不像王明时期建立中华苏维埃国家那样随便、草率。中华苏维埃国家的建立是“左”的产物,是速胜思想在作怪,也是没有策略思想的表现。“左”倾领导时期根本不懂得团结、争取中间力量。所以,我们这本书既要写武装斗争,又要描写、分析中间派的各种活动,写它的发展、分化,直到后来其中绝大多数人站到了革命和共产党一边,决定了革命的胜利。当然,也要写共产党、国民党这两头,写它们与中间派的关系。国民党在1931年后也拼命拉拢一些中间派人士,但长期跟它跑的很少。总之,这本书要写“三个角色”,以及它们之间复杂和变化着的关系,而不是只写两个角色,两军对垒,这样内容就会丰富得多。｛评论四十：如此强调团结作为旧中国高级知识阶层的“中间派”，实不知其意何为？？这些特指的“中间派”，其实就是些“墙头草”，那边“风”大就往那边“摆”。属于最典型的“投机派或下山摘桃子派”，如果希望社会进步和人民解放，指望这些“中间派”，那是指望不上的。在三年解放战争中，这些“中间派”之所以后来会积极参与到“国统区”的群众运动中去，从主要方面来说，是因为他们自身的生存（饥饿）受到切实威协、从而作出本能的利害取舍的缘故。如果没有当时的共产党军队和解放区人民，不仅靠着流血牺牲顶住了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并且反败为胜。根本上就不能设想蒋介石会失败。当然，这些“中间派”的参与（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确实对加速蒋介石失败助了一臂之力。但是，决不能认为起了任何意义上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如今看来，这些“中间派”们心理中打的“小九九”，并不难以识破。由于“辛亥革命”首义中出现的“民众打下天下求着精英来掌握天下”的事实，当然就难免让这些“中间派”们生出妄想，以为历史会重演。更何况这些“中间派”还出了那么一点力，那就更有“理由”让这些“中间派”来“掌权”的历史重演。这就是后来毛主席发动的“双百”被迫转变为“反右”的历史根源了。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中间派”的“立场”并没有转变到人民立场上来。从而导致“双百”运动的本意是让受到冤屈者“申冤”、让愿意参与批评者对党的政策中的过错进行批评，而这些“中间派”们则违反民意试图“造反、掌权”，那当然是不能允许的。“申冤、批评”和“造反、掌权”，如果属于人民群众的真实要求，则总是允许的。这也是表明一个社会是否进步、文明的根本标志之一。这时，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申冤”是为“谁”申的？“造反”是为“谁”造的？“掌权”是为“谁”掌的？当“双百”中出现了为“土地改革”中的地主恶霸“申冤”、为“三大改造”中资本家们的剥削“申冤”，从而试图根本否定新中国的组织和制度，由这些“中间派”代表地主恶霸和资本家们“造反、掌权”时，那就已经走向反动了。这些“中间派”的“小九九”自然瞒不过毛主席。当时，人民与剥削阶级之间进行的“言论（文的）”与“行动（武的）”力量较量刚刚告一段落。由于在共产党毛主席带领下人民已经觉醒，事实证明，剥削阶级在“行动（武的）”力量较量与反扑方面，通过“解放战争、大剿匪、三反五反等”实践证明，武的或比武的稍弱些的明目张胆的“行动”，剥削阶级实在是不堪一击的；这时，剥削阶级的“较量”就只能出现在“言论（文的）”的方面了。尽管，毛主席在抓人民群众的教育方面不遗余力，甚至在人民军队的行军队伍中都不惜利用背包上写字来达到识字的目的。但显然，在掌握“言论（文的）”的这种特殊的“力量”方面，人民的“力量”是极为不足、甚至是不堪一击的。这与十年后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有着根本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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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关于编写中应当着重研究的四个问题　　

　　(1998年10月12日于北京)　　

　　

　　关于中国近代史,我写过两本书,一本是《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本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我对这两本书,比较来说,还是更喜欢《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后一本就有点教科书的气味,什么都有一点。前一本日本人翻译时就叫它《中国近代史》,但如果用中国近代史这题目大概写不出那么一本书来。他们翻译出来,叫它中国近代史,一方面大概是生意经,另外也有他的道理:不是中国近代的事里边都有了吗?这本书的好处,是写得比较自由,许多事情三笔两笔带过去,可以着力说一些重点的东西。这段时期(“五四”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怎么写,以前没有想过。这段时期共产党是个重要角色了。共产党的历史怎么写法?也照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那样写?这种书不知道有多少了,这就难办了。所以我今天说说最近想起来的一些问题。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本书出版后,也有些方面表示不同意见。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说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其实写作的当时还是反潮流的,那时不正是在讲儒法斗争什么的吗?1981年出版以后,人家说阶级斗争为纲过时了,说你那个不行;不是阶级斗争为纲,主张什么呢?主张以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为纲。第二个是关于洋务运动问题,特别是讲你抹煞洋务运动。实际上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学术界就已经有这种观点了,说洋务运动应该是主要的。所以我在序言中写了一句:有人主张中国近代史要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为主线来写,我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这不对。这本书出来以后,这种意见颇为盛行,最近去世的李时岳教授可以说是这一主张的代表。据说他对于洋务运动的研究颇有些创见,我没有完全看到他的文章,从各种介绍来看,我看这些好像还说不上什么创见。｛评论四十一：看来，任何一个人写文章，要想真正做到独立、公正，而不被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是出书则更严重，必然要考虑销售和利润问题！｝　　

　　我在前面说的这本书的再版前言中答复了一下这个问题,我说用现代化作为一个线索串起来写中国近代史,我倒是赞成,是可以这样写,但讲近代史,讲现代化问题也离不开阶级、阶级斗争。另外,这几年我发表好几篇文章,说现代化和开放都有一个殖民地和独立国家的问题。作为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来实现现代化、对外开放,这和一个独立国家的开放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我这个意见说过好多次,可是我们近代史研究所的同志好像也不大热情,我很希望他们写点东西。后来我就想,如果我现在来写以现代化贯穿的近代史,到底怎么写法?照我看还是要有阶级斗争的。写近代史,阶级、阶级斗争逃不了。那么我到底怎么写法?能写些什么?现在我把我最近想的概括成四个问题讲一讲。这四个问题中间也可能有一些老生常谈,但是在老生常谈中间也可以发挥点新意。　　

　　第一个问题是现代化必须和民族独立的问题联在一起,中国现代化不能离开独立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你说一个国家不独立,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能不能现代化,不能说不可以。殖民地也可以某种程度的现代化。印度是殖民地时,它也现代化,甚至是相当程度的现代化,而且在某些方面比中国要高。但是,一个总括的事实是,所有的殖民地在它的宗主国统治下面,宗主国总要想法在那里搞点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总是不彻底的。可以搞些工厂,发展经济,但一定是这样:许多前资本主义的东西它要保留着。所以那种现代化必定是极不平衡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解放运动兴起,许多殖民地国家独立了。独立以后都是叫做发展中国家,所谓发展中国家实际都是落后国家。有没有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变成发达国家了?那也有,第一个就是美国。美国原来是殖民地。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它们的状况是不同的,它不是殖民地当地人民当权而是外面跑来的殖民主人取而代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现代化是极为有限,但是是有的,孙中山曾经说过,殖民地还比半殖民地高一些,它只有一个主人,我们有好多主人。这话被瞿秋白还是谁抓住了,大骂了一顿。其实,孙中山这话也有点道理。殖民地被一个国家管住了,发展还好一些,现代化的程度可能某些方面还要高一些。在中国是直接殖民地的香港,以及青岛、大连、威海,还有这个国家那个国家的租界,现代化也多一点。其他地方大家都是老板,谁也不管,让你落后去。实现现代化在中国不可能不同独立的问题联起来。我去过津巴布韦,原来以为它落后得很,可到它的首都哈拉雷一看,很漂亮。它自己夸是全世界游泳池最多的国家,差不多每一座洋房子都有自己的游泳池,当然是白种人以及少数高等的黑人住的,农村当然是不行的。它的城市比我们中国以前内地的城市漂亮多了,也可以说现代化程度很高。所以过去有一种说法,中国变成殖民地几十年就好了,就现代化了。这话没有人好好驳,其实应该好好驳,它容易造成一种糊涂观念。资产阶级按照自己面目改造全世界,它到了哪个地方就要改造哪个地方,殖民地改造的程度非常有限,不过不承认它改造是不行的。｛评论四十一加：这种逻辑是最典型的奴性逻辑！按照这种逻辑，美国黑奴们难道就应该感谢那些贩奴者和奴隶主们吗？按照这种逻辑，如今幸存的美国印地安民难道就应该感谢那些种族大屠杀者们吗？｝那么中国的事情呢,我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专门有一节讲中国最初推动现代化的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要中国现代化。因为军队都戴个“勇”字,都拿着大刀、红樱枪,那怎么能到外国去买枪炮呢?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曾经希望立刻开辟一个很大的市场,结果失望,它的棉布、呢绒在中国销路很少。结果发现是中国穷,没有购买力。有购买力的是谁呢,是政府、官厅。结果必然走这条路,让政府用封建的办法去剥削人民,聚集财富,拿来向外国人买东西,如果这个政府完全是顽固不化,一点不想现代化,那它就不会去买枪炮、火车、轮船。所以帝国主义总要推动中国政府改革。我专门写了一节,说帝国主义总觉得你改进得太慢,头脑落后,不解放,不肯多走几步路。帝国主义侵入初期,在中国阻碍它前进的倒是中国封建统治势力。这个问题,我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写了,但在写《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时,因为当时没有好好收集材料,没有展开,讲的很少。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帝国主义要你至少某种程度的现代化。我们也可以简单地说,这个程度就是维持中国封建的落后的统治,在这个前提之下,搞点现代化,希望这个政府还能够生存,而且能够统治全国人民,并从全国人民中间收集财富,用来向外国买东西。至少它应该完成这个任务。帝国主义是只限于这个范围内要你现代化。这个时候的中国封建官僚有了变化,有一部分顽固不化,说洋人的东西绝对不能用;有一部分觉得可以采纳,这就是洋务派。洋务派,我以为是适应帝国主义的要求,它的标志也只是有限度的现代化。｛评论四十二：洋务派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奴才的现代化！。｝我的书上并没有否认洋务派对中国的现代化起推动作用。即使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现代化还起过积极作用,我觉得,没有帝国主义侵入中国,靠中国人自动发展,晚一两百年都有可能。｛评论四十二加：这个蠢货真是愚蠢到了极点了！！难道他就不知道如此明显的史实吗？当时的日本怎么就能在一受到入侵而未遭受太大的损失后，就“自动发展”，就没有“晚一两百年”呢？？。｝但是洋务运动是适应帝国主义的要求,在一定范围内多少向现代化前进一点。因此,要真正现代化,顺利发展,首先必须解决民族独立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去发展现代化。我甚至也可以承认,洋务派是第一代讲现代化的人,不过它讲现代化只是在帝国主义要求的范围内进行;第二代是康梁,我的书叫他维新运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是从第一代分化出来的,这部分就不同,比较地提出要独立的问题来了,提出帝国主义压迫的问题,而且还提出政治上的问题。第一代根本不讲这些,就是只讲洋枪、洋炮之类。从第二代里又分化出第三代: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这一派。第三代里又分化出来第四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所谓一代比一代前进,至少有一个标志就是民族独立问题,在独立的前提下来发展现代化。　　

　　第二个问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刚才说的第二代(第一代无所谓资本主义,它所做的只是在封建主义容许的范围之内),开始要求资本主义了。不但是康梁,康梁以前有些人,如郑观应、郭嵩焘等从洋务派里分化出来,趋向于要求资本主义。大体上说,一直到辛亥革命时候,在中国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按资本主义方针来搞现代化,都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当时要现代化,惟一道路就是按西方国家的那一套做,走西方发展的道路。可是一到俄国革命以后,五四运动以后,慢慢情况变了,社会主义潮流来了,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能靠资本主义,要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通常很容易有一种认识,就是认为五四运动以前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全好的;“五四”以后不是了,社会主义取代了资本主义。“五四”以后,一方面发生了十月革命,一方面西方国家内部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闹得非常恐慌,许多人感觉他们这个制度简直不行了,只有社会主义行。这样一来,好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问题已经解决了。“五四”以后到共产党成立,当然是主张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这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是实际上不然,中国共产党刚成立的时候,发生一个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论战中梁启超、张东荪就讲中国现在不能搞社会主义,还搞不了社会主义,好像不配,主要是因为中国现在太落后,现在不配搞社会主义,将来才能搞,现在还是要搞资本主义。陈独秀、李达等人去反驳。我们过去的书上照例说,这一斗争是共产党人取得胜利。现在看,恐怕很难说取得胜利。现在看,这两种意见,反而是梁、张的意见“接近马克思主义”,他们说中国现在不能搞社会主义,陈独秀等人的答复顶多就是说,现在社会主义是世界潮流,我们不能再反过来走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并没有从中国的实际状况出发驳倒梁、张的意见。然后到了第二年,共产党自己也懂得了,苏联的同志来也一再说,中国第一步还要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搞社会主义。｛评论四十三：理论错误的巨大危害性！。｝说起来,那时候的确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许多讲资产阶级、讲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人,多多少少都要讲点社会主义;共产党讲社会主义,倒先要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也有人是例外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又批资本主义,又批社会主义,结果,他自己最后的落脚点可能就是封建主义。还可以补充说一句,中国洋务运动的传统很深,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哪一个军阀统治一个地方,总要搞点现代化,修马路,搞工厂。阎锡山在山西多少年,他也总搞点建设。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自称为模范省,无非就是修路。他们也可以说搞点现代化,但总是有限的,实际上都是洋务官僚的传统。真正要搞资本主义的民主和现代化的,多少要讲点社会主义,甚至胡适都讲点社会主义。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两个东西搞得混淆在一起,在实践中间也变成个很复杂的问题。在“五四”以后,问题倒不在于谁讲社会主义现代化讲得厉害,到底是主张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实际上这个问题,真正在于是否要在中国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于是变成这样一个问题: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空讲社会主义没用,空讲资本主义、民主也毫无用处,真正的问题是:是不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评论四十四：这就是资改派的所谓“改开抢劫”主义的核心了！！但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最终势必只能出现一个不伦不类的“资本主义”，即封建资本主义！！这条路势必只能是一条死路，在送葬的路上必定伴随着共产党的死亡！！。｝所以,如果一种意见认为“五四”以后资本主义问题在中国已经是历史上的老问题,不值得注意了,问题只是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恐怕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　　

　　第三个问题是怎么样才叫做真正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这在我们也是老话,要独立,就要反帝啊,不反帝怎么独立啊。第二,还加上一个要反封建,就是解决土地问题。真正是为这两个问题在努力,就是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这两件事情都不是什么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内的事。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要在这两个问题上下功夫。不能说国民党统治时期,从1927年到1949年毫无作为,应该说比北洋军阀时期还稍微进步一点;但不能说真正为现代化做出什么成绩了,因为它并没有真正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一个不反帝,一个不反封建。这里可以稍微讲远一点。有一个问题,这几年人们好像不大讨论了。国民党到了台湾是不是实行了现代化,是不是发展了资本主义?我看不管它里面还有许多政治上乱七八糟的事情,应该承认在台湾是发展了资本主义,是走上了现代化道路。为什么国民党能够在台湾搞现代化,我以为在这两个根本问题上有些进展:一个独立,一个土地改革。独立问题,稍微讲远点,中国半殖民地有个特点,半殖民地就是半独立,所以中国统治者都有一点半独立性,和完全的殖民地受制于一个主人还不完全一样。它同时有几个主人,在这里面可以利用矛盾,争取一点自己半独立性。吴佩孚反日就很厉害。甚至连共产国际也认为吴佩孚可能可以合作。蒋介石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争取自己的半独立性,恐怕是最巧妙的。到了台湾,他并不因为丢掉大陆以后就落荒而逃变成只是一条投靠美国的小狗。其实并不是这样。他到台湾以后,因为美国丢掉大陆,需要他这个棋子对抗大陆,他的身份地位也高了,他争取半独立性的地位本钱也更多一点。｛评论四十五：层次与立场问题！｝蒋氏父子到台湾以后,一面依靠美国,一面又向美国争取更多的独立性。我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看过一点材料。他们到台湾初期的确搞了一次土改。办法是这样的:政府向所有的地主收买土地,用年产三倍的价格,不是给钱、黄金,而是给工厂的股票:股票值你土地的年产的三倍。然后把土地都给种地的农民,种地农民也不是白拿,钱由农民出,每年拿年产的十分之三交给政府,交十年,刚好是三倍,政府把买地的钱全部收回。这事一搞,农民高兴了,少花钱得了土地,十年后土地归自己,有了生产积极性。国民党政府刚到台湾,基础不稳定,经济上很困难,搞了几个工厂,把股票给地主,拿农民收成的十分之三,这对它初期维持自己的生存很重要。就是地主吃点亏,有的地主还不相信股票有什么用处,据说当时有的地主就把股票卖掉了,结果工厂搞得还不错。1981年我在欧洲碰到台湾那边的人,我说你们的办法还不错,他说你们为什么不照我们的做,我说我们已经做过了。你们的做法大陆做不通,中国那样大的地方,买地要花多少钱,开多少工厂啊。国民党在大陆上根本干不了,到台湾可以干,原因是:穷了,没办法了;同时在大陆上跟地主阶级有千丝万缕联系,到台湾他牺牲一点地主的利益,不心痛。它开始搞了一个什么“二二八”,镇压了一下,它给你来那么一下,地主阶级也不敢反对。美国也主张搞土改,美国在日本也搞了。日本人过去在台湾也搞现代化,但是有限得很,土地问题根本没接触。国民党去后做得比日本好,应该说是发展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这个例子恰好证明了我们的理论:在中国要搞现代化,第一要争取独立,第二要反封建,搞土地改革。当然我这些都是老话,只是说一点新的证明。　　

第四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站在什么立场。本来一开始时好像这个事情很简单,在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没出来以前,大家都觉得要学西方,学资本主义。共产党产生后,几个青年跑出来说不行,我们要学社会主义。好像事情就这么简单,结果发生了问题,还要搞国共合作,还要先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民主革命阶段,还不是搞社会主义。这一来,问题就复杂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把责任都归在陈独秀身上确实有点冤枉。我现在感觉,陈独秀这个人有一个长处,有民族自尊心,用外国人来管我们的事情,他不高兴。这点和毛主席的情绪有点相同。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是要有点民族骨气。但他吃亏在马克思主义实在没有多少。他开始感觉到第三国际来干涉,来指手划脚,要共产党去跟国民党合作,加入国民党,他就是反对,就是反感。后来第三国际马林来了,讲这个办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已经加入共产国际了,只好就听他指挥。以后有许多事情,他没法有自己独立的主张。那时候,共产国际,特别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马林、鲍罗廷这些人的确是教条主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觉得中国现在的确谈不上社会主义,而且的确瞧不起共产党,认为你就那么几个人,不会有什么作为,现在只能是帮资产阶级。他们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结果是资产阶级掌权,这是天经地义,你就是去给他做苦力。这确实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可以查一下,马克思主义讲不断革命论,就是这个意思。你现在跟资产阶级合作,推翻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掌权。然后你又和资产阶级左派合作,推翻资产阶级,一步步,最后还要和小资产阶级合作,推翻资产阶级左派,最后才轮到无产阶级当权,不断革命嘛(列宁这种议论也不少)。｛评论四十六：查查原文！｝那时候要中国共产党去帮资产阶级的忙,这主意的确是从共产国际来的。所以说那时候的右倾,实在是从共产国际来的。共产党是为着干社会主义,可现在要给蒋介石跑腿、做苦力,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这可能有中国自己的情况,但苏联也错误地认为蒋介石是个资产阶级代表,它哪里知道在中国情况下不可能有独立的资产阶级代表,实际它还是“半封建”。中国那时候不可能出现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成功、资产阶级当权的局面。｛评论四十七：与前面的言论自相矛盾！！｝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党内部就产生了一种激进的情绪,主张搞资产阶级革命,甚至主张赶快搞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到莫斯科开“六大”时,斯大林再三强调,中国现在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跨越阶段。不过,究竟应该怎样接受右倾失败的教训,共产国际也没有弄清楚。　　

我看李立三实际也是代表共产国际的意见,他觉得现在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一省两省首先胜利,立刻就建立工农兵小资产阶级苏维埃政权,实际上就是把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抛开。李立三甚至设想,中国革命一胜利,立刻就影响到全世界,全世界革命就起来了,就推翻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都打倒。这一条意见把第三国际惹恼了:你中国革命变成了世界中心了,能引起世界革命,还要我共产国际干什么?世界革命得由第三国际领导。李立三的问题,是因为讲世界革命触犯了第三国际。以后王明来了,他除了不讲世界革命以外,其余完全是李立三的老一套。他强调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旦成功,马上就转成社会主义革命,既然如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也就不该严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界限;要冲出去,超过这个界限。于是他就采取排斥中间势力,排斥资产阶级的政策(实际上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这就又回到老一套了)。怎么认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怎么认识社会主义前途,这个问题总是闹不清楚。这就的确应该说是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才澄清了这个问题,第一次澄清了这个问题。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党内也有很多议论,抗日胜利以后中国怎么样呢?｛评论四十八：理论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人们觉得大概还是非资本主义前途。第三次左倾讲“非资本主义前途”,还不敢讲社会主义。其实,非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嘛。毛主席强调了,胜利后又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还容许资本主义存在,还要资本主义有发展。新民主主义,又不是资产阶级当政,又不是无产阶级一家当政。到《论联合政府》时,这思想搞得就明确点。在《论联合政府》里,毛主席讲,中国不是吃资本主义太多的亏,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资本主义有发展的余地。好像《论联合政府》原稿讲这个问题的话还要多一些,现在删掉了一点。从《毛泽东文集》看,与讲联合政府的同时,他讲到这个问题的地方还很多,甚至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在共产党内不忌讳讲资本主义,甚至讲让资本主义有发展前途的,就是毛主席。但是新民主主义里,社会主义成分占多少比重,资本主义有多大程度发展,这个的确得看形势。讲《新民主主义论》时,它还不是一种具体的形式,而是一种假定的情况,那时说社会主义成分要多一些,资本主义要少一些。到讲联合政府时,是根据实际形势来讲了,你说社会主义要很多,在政府里要共产党领导,这不可能。当时你还要承认国民党嘛。这时讲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就要多一点。到了抗战结束时,从旧政协决议里面看,又让步一点,资本主义更多一点。这个你的确要看形势。但是旧政协被国民党撕破,结果内战起来了,打了三年,出乎意料,一下把国民党都干掉了。这下发生问题了,虽然还保持了新民主主义,但好像觉得这时候跟讲《论联合政府》时不同了,共产党做主体了,虽然资产阶级还允许存在。｛评论四十九：这是一个涉及力量对比的动态过程！！｝这时候发生争论了,刘少奇在天津讲话,说资本主义可以存在,剥削有功,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毛主席当时倒是没有表示反对,到了后来对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就坚决反对了。到了1952、1953年,“三反”“五反”以后就宣布了。1949年当时是说,要过若干年,到了大家都同意了,才采取社会主义的严重步骤。1953年毛主席反过来说,我从1949年开始就已经搞社会主义了。后来他从“八大”决议的错误讲起,说“先进的社会主义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又说,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后来没公开提,但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就是干的社会主义这件事。这等于是说,解放初讲的到某个时期再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不算数了,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干社会主义了。这问题恐怕要从七届二中全会提出胜利以后的主要矛盾说起。既然是主要矛盾,我们那时候就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了。这又发生问题了,1945年还在说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嫌它太多,而是嫌它太少,资本主义还要有大的发展,隔了四年,实际上是打了四年仗,资本主义更少了。如今已经打败国民党了,共产党取得政权了,再说要资产阶级占主要地位,当然不可以。形势的确有变化,但不能变得那样,实际上是把“新民主主义论”否定掉了。｛评论五十：当然，实际情况发生了大变化了嘛！形势发生了之前根本就没想到的大反转了嘛！1945年时，能想到这么快真正打倒国民党吗？怎么在这里也“教条”了呢？。｝现在说“左”是从1957年开始,实际上看来,七届二中全会主要矛盾的规定恐怕有点毛病。当时还在摇摆,思想的确也有点矛盾。1952年《学习》杂志上说敲了资产阶级丧钟,毛主席说不行。结果不久他就给资产阶级“敲了丧钟”了。这就证明,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中国几代人一直没闹清楚,一直为它苦恼。解放时毛主席容许一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存在,经过文化大革命,他又索性提出消灭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兴无灭资,而且是全世界兴无灭资。邓小平文章里讲到:有人问我,“兴无灭资”这话能不能讲,我起先说也可以讲,后来一想,说这个话不要讲了。小平同志也没讲什么道理,没讲什么原因。很显然,“兴无灭资”这个话太简单了,绝对化。共产党的确是很为难啊,它的任务就是搞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结果你倒要它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实在是个很难讲清楚的问题。形势发生了大变化,这个问题却越搞越糊涂了。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这个问题应当重新清理了。｛评论五十一：人民理论最根本的一条：思除恶源。而不是相反――新造恶源！从根本上违反了这一条，共产党就迟早要走上国民党的道路！｝　　

　　我要讲的就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