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泽东传（1949-1976）》笔记
2004年
读《纠“左”的努力》笔记
为了找到怎样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毛泽东认真阅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遇到的问题进行思考，饶有兴味。
我们这些后人从中不难看出，当中国共产党人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怎样更好、更快地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难题就严肃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前。还不要说在当时，就是今天，到底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怎样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有很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当时在没有任何经验，又没有完全适合于中国现实条件的成功例子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毛泽东苦苦思索、努力实践，他还向党的高级领导人推荐一些相关的理论书籍阅读，大兴学习之风。期望能够从中寻找到一些有益的东西，不断改进和不断完善党的工作。
在今天看来，或许有的问题似乎不是什么问题，于是我们就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当时毛泽东的一些观点是幼稚的或是多余的。甚至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将社会主义初创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未能给自己的人民带来“富的可以流油”的生活，说成是毛泽东不重视发展、建设，把贫穷当成了中国社会主义。于是煞有介事地乱喊什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以此证实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仅有自己才真正懂得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天大的笑话，恐怕只有以为别人拿饿肚子当富享的人才是个天大的傻瓜。
事实如此，我们的问题恰恰就出在了这个地方。如果说今天我们对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看的有一点清晰了的话，那也应归功于毛泽东带领我们走过的理论初创、艰辛实践、努力探索、勤奋学习、总结借鉴，不断纠正各种错误，勇敢承受严重挫折之道路。毛泽东所承担的历史责任，成就了今天的“辉煌”。是他用自己宽厚无比的身躯做成了一块垫脚石，我们因此拥有了赖以继续走下去的机会和条件。的确，在建国之初，举国上下快速建设社会主义，尽早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期望和热情空前高涨。当史向生同志再次向毛泽东提出十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毛泽东就所有制问题及快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这就是纠“左”的观点。
快速进入共产主义的情绪不难理解，但非常盲目，这一现象实际体现在很多的高级领导人当中，有的高级领导甚至还提出了跨入共产主义的时间表。此时的毛泽东心情非常冷静，他严肃批评了河南省提出的要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说他们是：马列主义“太多了”。同时毛泽东对提高指标问题和浮夸风问题进行了纠“左”。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决议（草案）》是否下发执行斟酌再三，反复与其他领导同志商讨，并提出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
有关五九年钢产量指标的问题，毛泽东反复思索，夜不能寐。最后他提出：“不是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万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针对“大跃进”中广泛存在的“浮夸风”，毛泽东再次提出要“压缩空气”。使各项指标，切实可行。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他来源于中国人民，他的一生都将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挂在心上。当他得到春夏之间云南发生因浮肿病等引起严重死亡的情况和河北邯郸地区伤寒疾病流行的报告时，即刻批示，希望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
对所有有意义的事业保持强烈的冲动是正确无误的，但对于这样的冲动不予以有效的掌握，好事就可能走向反面。毛泽东对此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在修改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中明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发展为基础。……，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并且反对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作用。
至于说道此一决议草案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后人也是应该予以充分理解，毕竟此时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的兴起尚不足十年，做到面面俱到、无懈可击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勇于提出问题，最可贵的是勇于承担责任。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曾经向受委屈的同志行脱帽礼，以示歉意。建国以后又多次主动承担责任，并多次在公开的会议上作自我批评，及时对一些错误予以坚决地纠正。五八年，在全党范围内刮起了共产风，一些干部头脑发热，将农民的劳动成果无偿收归公有。从理论的角度上讲，这是当时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方面出了问题。毛泽东及时发现问题，走在了纠“左”的前列。他说：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我们的主席主动承担了这个责任。他还说：“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
正如薄一波同志在后来的回忆中说的那样，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务中，找出了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
最值得一提的是，薄一波同志数次受到运动的冲击，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能公正地评价历史事件，这就充分体现出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除薄一波同志外，黄克诚大将也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在一篇纪念毛泽东同志的文章中真诚地写道：“有一个同志问我“不让毛主席一个人承担错误的责任 ，你承担不承担？”我说：“我也要承担一些责任，但对搞‘文化大革命’我不能承担责任，因为那时我已不参加中央的工作，没有发言权了。”我认为，凡是我有发言权的时候，我没有发表意见反对错误的决定，那么事后我就不能推卸对错误的责任。比如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扩大化了，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
大跃进中，许多同志作风浮夸，把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地步，也是有责任的。在中央来说，只要是开中央全会举手通过决议的事情，如果错了，中央都应该来承担责任。过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如果把错误都算到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大家来分担应该分担的责任，那才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唯物主义。毛主席去世了，革命事业还要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干。我们多从自己方面总结经验教训，只会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为人民工作。”
毛泽东在解决：“基本核算究竟放到哪一级好”的问题时，一讲民主，二讲不脱离群众，这也是毛泽东的一贯工作作风。在讨论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时，毛泽东说：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一九五九年三月，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和会议讨论形成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作为此次会议纪要。最终形成《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这个文件在郑州会议纠“左”成果的基础上又有进步。肯定了高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又承认了相当于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这是从“左”倾的一大二公上的后退。但实际是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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