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章
“由于敌人的强大，我们不可能有固定的作战路线，大方
向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中的小方向，则
是随时可以变更的嘛。下一步，我们要开动两条腿走。走，
也是为了将来更好的打嘛。”
话说遵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大发脾气，他在发给薛岳的电报中说：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今后在前线作战，不论是追是堵，是攻是防，如不与阵地城池共存，未奉命而逃避者，一律治以失守纵敌之罪。”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带上宋美龄及陈诚、晏道刚一众人等，由武汉飞往重庆，住在范庄川军师长范绍增的公馆里，亲自策划对中央红军新的围攻。蒋介石发布命令：
以川军的3个旅由桐梓扑向遵义;由上官云相的两个师从重庆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支援川军对遵义的进攻;由周浑元、孙渡部分别至仁怀、鲁班场、大定、黔西地区堵截;由王家烈部主力集结于金沙、土城等地，阻止红军向西;由已遭重创的吴奇伟部和部分黔军在乌江以南从贵阳、息烽一线配合行动;由湘军的3个师沿乌江东岸构筑碉堡，阻止中央红军东进。
蒋介石的目的是：以堡垒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术，实行南北夹击，压迫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一带狭小地区，围而歼之。
3月4日，中革军委在遵义县鸭溪镇汪家屋召开军事会议。为了加强领导和统一军事指挥，会议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由朱德任司令员，由毛泽东任政委。
3月4日18时，中革军委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发布命令，命令中说：
“为了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特令遵照。”
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被彻底罢黜军事领导职务以来，再一次名正言顺地获得了对中央红军的指挥权。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扩大遵义战役的战果，他和中革军委商量决定：将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在鸭溪、白腊坎、长干山一带进击周浑元部，以决战的胜利，争取在遵义地区站住脚跟，赤化贵州，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
3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为粉碎敌人的围攻赤化贵州告全党同志书》，说明了要在云、贵、川3省实施战略机动和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心。
就在3月5日这天，朱德、毛泽东联名发布作战命令：中央红军大部主动撤离遵义，集中主力西进，寻歼国民党军第2纵队周浑元部。
中央红军主力刚刚开拔到鸭溪、青坑地区一带，遵义城已经被川军袭占。没有后方的中央红军只有向前击破周浑元的主力，才能打开整个局面。可是周浑元部在长干一带不但畏缩不前，反而向西撤退了。这就使部队中一部分领导人产生了急躁情绪。
3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中革军委扩大会议，研究中央红军的作战部署。
此时的毛泽东，虽然已经回到了中央红军的领导岗位上，可是在党内军内存在着的另一种错误倾向，依然严重地影响了他在军事方面的决策。这就是在遵义会议以后，在消除以往李德等人专横作风的同时，又形成了凡属重大的作战行动、每一次都要召开20多人的中央会议进行讨论方能决定的这一局面，不适当地发扬了民主，而缺乏应有的集中，这显然是与形势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不相适应的。
在10日的中革军委扩大会议上，所有的军委委员和军团负责人，都一致赞同进攻打鼓新场，理由是红军士气高昂，打鼓新场地区敌人较薄弱。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他说：
“打鼓新场情况不明，可能集结有敌人重兵，如果发动这场战役，肯定对我们不利，甚至有断送红军前途的危险。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总指挥了。你们既然要我负这个责，又不听我的，我不干了。”
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见大多数人依然赞成进攻打鼓新场，争执的双方各不相让，就决定实行民主表决。这一表决不打紧，不但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甚至连他那个刚刚被任命的前敌政治委员的职务，也给表决掉了。会议最终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
毛泽东还是坚持个人意见，他并未因为会议的决议而放弃自己的努力。这天晚上，他来到周恩来的住处，要周恩来再好好考虑考虑，并建议周恩来推迟发布作战命令的时间。果然，侦察部队不久就送来了有关打鼓新场地区国民党军的情报，如果按照原来的决议，坚持进攻打鼓新场，将对中央红军十分不利。
3月11日，周恩来重新召开负责人会议，研究作战计划。毛泽东终于说服了与会者，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
毛泽东鉴于军情多变，部队需要集中指挥，方能随机应变，抓住战机，他提议成立“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
3月12日，中共中央在贵州苟坎附近召开会议，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决定设立中共中央3人军事领导小组，负责指挥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成员有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会议还恢复了毛泽东前敌政治委员的职务。
自此，毛泽东在“三人小组”内成为核心人物，王稼祥是他的有力支持者，周恩来则成了他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和执行者。如此一反复，他在全党和中央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三人小组”成立后，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组织的又一轮围攻，决定仍然以黔北为中央红军的主要活动域区，控制赤水河上游，以消灭薛岳所部和王家烈残军为主要目标。
3月14日，中央红军在长干山区域多次设伏诱周浑元部，均未如愿。
3月15日拂晓，“三人小组”同朱德的前敌司令部移至坛场附近指挥作战。中央红军主力向仁怀县东南20多公里的鲁班场守敌周浑元纵队逼近。此战目的是要扫除西部最大的一个障碍，实现党中央“赤化贵州”的战略方针。根据判断，红军集中主力消灭周浑元的第5师和第96师是不成问题的。前敌司令部提出的口号是：“把蒋介石的主力周浑元纵队消灭，取得比遵义战斗更伟大的胜利”、“赤化贵州”。
中央红军的战斗部署是：以红1军团及红3军团第11、第12团和干部团为右翼，取道坛场，从北向南突击周浑元部第5师之左面;以红5军团及红3军团第10、第13团为左翼，向鲁班场东南、南、西南周浑元第96师攻击。
清晨，红1军团率先发起攻击。10时许，中央红军各部陆续按既定目标发起攻击。
下午3时，中央红军发起总攻。此时，周浑元部第13师6个团由三元洞急速回援，他的3个师集结在了一起，红军总攻击未能奏效。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放弃对鲁班场的进攻，于晚上10时后撤出战斗。
是日晚，毛泽东决定转兵西进，向茅台地区机动，从贵州茅台附近西渡赤水河，以调动敌人，寻求新的战机。
此时中央红军在遵义以西的活动，使蒋介石产生了错觉，他认为：红军之所以徘徊于此种绝地，乃系大政方针未定的表现。于是，他立即命令各路“追剿军”，要不顾一切寻找红军决战。蒋介石还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3月16日晨，朱德根据三人小组的决定，以他和毛泽东的名义，颁布了《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由陈赓和宋任穷担任全军的渡河司令和政委。
在陈赓和宋任穷的指挥下，王耀南的工兵连迅速修好了国民党军炸毁的浮桥，还架好了新的浮桥。
3月16日晚，中央红军在盛产名酒的贵州茅台镇开始渡河。
毛泽东的警卫员黄泽九因肚子痛行走困难，他对班长胡昌保说，想走在队伍后面，胡昌保同意了。毛泽东来到河边等候渡船，照例清点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少了黄泽九。当他得知黄泽九肚子痛时，立即吩咐把担架留在河边让黄泽九坐。胡昌保想到毛泽东身体虚弱，工作又繁重，就说：
“担架还是留着你坐吧，把马留给他就行了。”
毛泽东摇摇头，说：
“肚子痛怎么能骑马呢?让他坐担架好好休息休息吧!”
就这样，毛泽东徒步上了船，随着军委纵队过了赤水河，他在浮桥桥头对刘伯承说：
“工兵连还真有办法。”
刘伯承说：
“这一次工兵连干得好，三渡赤水要是论功，应该给工兵连记第一功。”
毛泽东随军委纵队沿着河边的山峦向西走了约摸七八公里，在陈福屯的密林中隐蔽休息。
3月17日天明，毛泽东住进了半山腰一家农民的茅草棚，他对陈昌奉说：
“快点弄些吃的来，我心里饿得慌。”
陈昌奉说：
“主席，早就给你准备好了，知道你要吃东西哩。”
他说着，拿出那只上面缀着星星点点小黄花的蓝色搪瓷饭盒，倒出一点冷饭，又从另一层里拣出几个油炸朝天椒。毛泽东拿起竹筷，夹起辣椒就往嘴里送。陈昌奉说：
“主席别急，还有好吃的东西呢。”
只见他从铁皮箱里取出一个酒瓶，接着说：
“昨天我在茅台镇上替主席买了一瓶茅台酒，你走累了，喝一点，舒筋活血。”
毛泽东高兴地接过酒瓶，仔细地端详着，这是一个棕色的土陶瓶子，像一节粗而短的筒子，瓶口用一块猪尿泡皮子紧紧包裹着，酒瓶的商标上印着“赖茅”2字，还有一个飞鹰图案。他说：
“这个酒好喝，我以前在长沙见过这个东西，只有富贵人家才买得起。”
说罢呷了一口，又朝嘴里送进一只小辣椒，“咝咝”地吁一阵气。
“困得很，我睡一会儿，半个钟头叫我。”
毛泽东在门板上约摸睡了20来分钟，周恩来就到了，他闻声坐起，说道：
“恩来来了。”
周恩来看看毛泽东身边的酒瓶子，笑笑说：
“你喝酒啦，这屋子里还有一股酒味。”
毛泽东用手梳理了一下蓬松的长发，说：
“到了酒乡，岂有不饮之理，李白到此不须归嘛。”
周恩来微笑着说：
“昨天李德喝得酩酊大醉，让人扶上马后还东倒西歪的，惹得大家好笑。”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吮吮嘴唇说：
“李德不但是个烟鬼，而且是个酒鬼。西洋人一般不喝烈性酒，60度的茅台，当然要把他放倒啰，何况他又贪杯。论喝酒我没有他的量大，只有甘拜下风。”
周恩来掏出两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信笺，递给毛泽东，说：
“根据咱们的部署，野战军于昨日晚间到今天12时前，全部渡过了赤水河，我同总司令已经拟好明日部队的行动部署，你看看怎么样?”
毛泽东接过来，看着周恩来用毛笔写的红1、红3、红5、红9军团及干部团过河后的位置和任务，说：
“没有意见。恩来你看看这个，是1局刚送来的。”
毛泽东说着，从枕边取出几页纸，递给周恩来。周恩来一看，原来是蒋介石看到红军三渡赤水河，接连以巧亥、皓戌、哿戌等电令，重新部署了国民党军队，决心在赤水河以西的古蔺、叙永地区聚歼红军。蒋介石在电令上说：“川军刘、达、袁、魏、周各部，在天堂、叙永、站底、赤水河镇防堵于西，周、吴两部队担任追剿。孙渡部亦向赤水河镇堵剿;郭部由茅台河追击。以如许大兵，包围该敌于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
周恩来连声说：
“好，好!把敌人全调动啦。”
毛泽东说：
“看来咱们三渡赤水，渡得好，下步棋是如何甩开敌人大步走的问题了。”
周恩来说：
“抓住时机，部队得赶快东渡赤水，把敌人甩在赤水西岸。”
毛泽东问：
“过河后，部队又怎么办?你考虑过没有?”
周恩来说：
“在黔中一带活动，看能否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摇摇头说：
“我们不能老在云、贵、川一带和敌人兜圈子，捉迷藏。况且，离敌人的追兵太近，不易生存，不如走远一点好。滇军孙渡的部队，在我们前次西渡赤水的时候，不是已经被蒋介石调到贵州的毕节一带了吗?咱们再次东渡赤水河以后，来一个行动，把孙渡再往贵州腹地调一调，让他离老家再远一点。咱们朝云南钻，从长江上游金沙江渡江北上，实现战略方针。”
周恩来说：
“那要兜一个大圈子。”
毛泽东接着说：
“不要紧，由于敌人的强大，我们不可能有固定的作战路线，大方向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中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可以变更的嘛。下一步，我们要开动两条腿走。走，也是为了将来更好的打嘛。”
周恩来点点头，他已经理解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毛泽东站起身来，掐灭手中的烟头，朝地上一掷，说：
“调出滇军就是胜利!”
毛泽东决定：中央红军在川南古蔺县境内隐蔽集结主力，以红5军团在太平村一带阻击国民党军，派红1军团的1个团，伪装成红军主力模样，向古蔺县城方向前进，佯做北渡长江之势，以迷惑和调动国民党军。因为蒋介石最害怕的就是中央红军北上与红4方面军会合，毛泽东也正是恰如其分地利用了蒋介石的这种心理。
国民党军的飞机在天上呜呜叫，忙着给蒋介石报信说：
“共军要北渡长江。”
蒋介石果然信以为真，他判断红军主力集结于古蔺东南地区，一定是要渡江北上，就高兴地说：
“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他急忙召集部下，调整军事部署，命令川军、中央军、滇军、黔军，向川南调动，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古蔺地区。
第二天，毛泽东对张闻天说：
“部队马上就要掉头东渡赤水，准备来个大的迂回，插到云南去，再寻机渡过金沙江北上，建立川西根据地，向张国焘、徐向前靠拢了。不知恩来同你谈过没有?”
张闻天说：
“恩来把你的想法讲了，我没有意见。川黔边山高岭大，交通不便，地瘠民贫，老在这些地方徘徊，也不是个办法，来个大的迂回，也决非下策。只是三渡赤水后又来个大迂回，要走不少路，恐怕部队情绪会更大，有些指挥员已经有牢骚了。”
毛泽东说：
“一路上我也听到些意见，老这么转圈是苦啊，可是敌人大军包围有什么办法，我们只有打通指战员的思想，说服他们不要怕多走路。”
张闻天说：
“只怕不容易说服，林彪就有些意见，说部队老在川黔边来回转圈，尽走弓背路，不走弓弦路，弄得全军疲劳不堪，埋怨指挥失当。”
毛泽东说：
“林彪年轻，不懂事。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嘛!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死打硬拼只能鱼死网破，第5次反‘围剿’不是有教训吗?我们只有靠走路，打运动战，高度机动，在机动中寻求战机，在机动中甩开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嘛。多跑一点路，有什么稀奇，走是为了更好地打。世界上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在一段时间里多走路，走弯路，走弓背路，是难于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林彪的这种牢骚，有一定的代表性，适当的时机开个会，统一一下认识。这种牢骚不满，如不及时纠正，发展下去会产生右倾悲观情绪，动摇军心。”
毛泽东鉴于各路国民党军纷纷赶往川南，围歼中央红军的部署还未完成，当即决定：
“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向东。”“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
3月20日，中革军委以朱德和毛泽东的名义，秘密发布了《四渡赤水河的行动布置》。
毛泽东见工兵连长王耀南来到总司令部，就对刘伯承说：
“总参谋长，把那个事给他讲一讲。”
刘伯承即问王耀南说：
“你知道太平渡、二郎滩架的桥还在不?”
王耀南回答说：
“据了解，还在。”
刘伯承说：
“那好。你赶快派几个得力的人，每人带两条短枪，多带手榴弹，到太平渡、二郎滩去一下。如果桥还在，留几个人把桥看起来。并把情况向我报告。”
王耀南立即派1班长李景富带六七个有经验的老战士，骑马到太平渡、二郎滩去侦察。
王耀南回来向刘伯承汇报说：
“国民党军队还没有到那里，地主武装也不敢动，老百姓主动把桥看起来了。桥都是好好的。”
“好，好，好!”刘伯承非常高兴，他又嘱咐王耀南说：“带上几十个人插小路赶到两个渡口，对几座浮桥全面检修一下。”
王耀南把工兵连一分为二，一部分战士留在茅台渡口维护浮桥，他亲自带着另一部分战士向太平渡、二郎滩赶去。
3月21日夜至22日晨，毛泽东率中央红军主力在二郎滩、太平渡、淋滩、老鸹沱等地东渡赤水河，再次进入黔北。
此时正是蒋介石调遣各路大军纷纷向古蔺前进之时。薛岳在这一天的军情通报中称：共军“大部尚在镇龙山、铁石。”龙云继续命令各部“聚歼该匪于叙永、古蔺以南，赤水以西，毕节、仁怀以北地区”，“防匪盘旋西窜”。
就这样，中央红军十分巧妙地从国民党军重兵之间，分路与其相向而行，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蒋介石苦心经营、严密部署、尚未完成的包围圈，一下子将他的几十万大军甩在了古蔺周围赤水河沿岸地区，置于无用之地。
聂荣臻曾经回忆说：“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我也深感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艺术上运用之妙，他确实才思过人，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再说毛泽东在中央红军到达黔北地区后，决定迅速挥师南下，抢渡乌江。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1军团，从太平渡、老鸹沱四渡赤水，刚刚回到贵州地界，还来不及喘气，就接到了中革军委的电令，要他们率部队急行军南进至遵义怀仁大道北侧地区，穿越遵义西面的鸭溪、枫香坝、白腊坎之间的国民党军封锁线，于3月底在大塘河渡口南渡乌江。林彪虽然有些想法，还是执行了命令。红1军团在他和聂荣臻的指挥下，迈开双腿，急行军绕圈子。当红1军团进到遵义、仁怀中间地区时，国民党军的辎重物资还在源源不断的北运。红军战士们看着国民党军耳目失灵的行动，讽刺地说：
“你们去好好地封锁吧，我们走了!”
3月24日，正当红9军团迅速东进穿越贵州中部，抵达乌江北岸准备渡江时，毛泽东突然命令他们停止渡江，原地待命。
毛泽东命令9军团伪装成中央红军主力的样子，摆开东进湖南的架势。红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尽管摸不透毛泽东要他们这样做的用意，他还是忠实地执行了命令。于是，红9军团开始大造声势，散布红军将攻取仁怀的消息，迷惑了国民党军好几天，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南下。
3月24日下午，蒋介石扬言督师，偕夫人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随行的还有他的美国顾问端纳和陈诚。随后何成浚、吴稚晖、陈布雷等人也乘专机飞到贵阳。蒋介石在贵阳对党政军人员发表了一通非常乐观的训话，他说：
“共军已是强弩之末，现今被迫逃入黔境，寻求渡江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浩浩长江俨如天堑，环山堡垒星罗棋布。共军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困境。”
3月25日，中央红军已经渡过赤水河三四天了，龙云仍然命令各纵队务将红军聚歼于“铁厂、镇龙山、石宝寨、大村间地区”。
3月28日，中央红军主力红1军团由鸭溪、白腊坎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封锁线。
3月29日，红1军团先遣团红1师红3团，在行进中消灭了援助乌江渡口的国民党军1个营的大部，又消灭了乌江渡口国民党守军1个连，夺取了乌江渡口。
3月31日上午，军委纵队正在乌江边的梯子岸渡口渡江。毛泽东来到了红1军团前卫红2师，他在路旁一棵大树底下，摊开了云、贵、川的十万分之一地图，向红2师领导人面授机宜。他边说边在地图上用红色铅笔画了一道由贵州向东南，向西，向西南，入云南，经昆明附近至元谋、金沙江畔的大迂回的杠杠，说明了中央的战略意图。
这一天，曾经在危难中挽救过上海中共中央机关的中革军委2局副局长钱壮飞，在渡江时牺牲，时年40岁。
也就在这一天，红军主力分别经江口、大塘、梯子岸南渡乌江，进至息烽西北地区，把蒋介石又一次纠集起来准备在遵义地区将红军“一网打尽”的集团重兵，甩在了乌江北岸。
中央红军南渡后又兵分两路，一路兵力佯攻息烽，而主力经息烽以南的潮水场、九庄、石洞、底寨等地，直指贵州省会贵阳，沿途虚张声势，扬言要攻打贵阳，张贴了许多标语：
“拿下贵阳，活捉蒋介石!”
毛泽东部署威逼贵阳的作战行动，是为了达到调虎离山的目的，将滇军调出云南，以便红军乘虚进入云南。
滇军是云南军阀的部队，他们为了维护云南统治集团的利益和地盘，是不愿意远离云南边境的，因之也是不容易调出来的。毛泽东的办法是“攻其所必救”。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只有滇军是离贵阳较近的一支部队，红军直逼贵阳，可以借蒋介石之手调出滇军。毛泽东说：
“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毛泽东如此一将，蒋介石着实慌了手脚。此时驻守贵阳的只有郭思演第99师所辖的4个团，其中大部分还在外围担任守备，城内兵力包括宪兵在内不足两个团。
3月31日，蒋介石给滇军孙渡部连发两份“限即刻到”的万万火急电报，命令孙渡速率所部向清镇前进，保卫清镇机场和贵阳的安全，防止红军夺取机场，断了他逃跑的退路。蒋介石还命令贵阳警备司令王天锡，务必在3天之内把城垣四周的碉堡修理加固。他一面下令守城部队死守机场，一面准备好了轿子、马匹和向导，随时准备逃跑。蒋介石这一着，正是听从了毛泽东的“指挥”。
1935年4月2日，蒋介石获悉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占领扎左，前锋直逼贵阳，急忙召集陈诚、薛岳、何成浚等高级将领，商讨对策。蒋介石判断红军的行动企图有两个：一是乘虚袭占贵阳，一是或仍图东进与湘西红军会师。尽管两者中后者可能性较大，但两者都威胁贵阳，因此以确保贵阳为急务，同时严令前线各军对红军衔尾疾追。
毛泽东为了继续调动滇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派出红军一部兵力向东佯攻瓮安、黄平。
4月5日，红军佯攻部队声言要东渡清水江，摆出了要去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姿势。
蒋介石又一次上当了，他除了命令孙渡率领滇军追击佯攻贵阳的中央红军以外，还电令湘军到黔东防堵，令桂军在平越线防堵，令吴奇伟纵队尾追。一时间，各路国民党军齐向黔东奔去。
4月6日，滇军孙渡部先头部队经过急行军，在三四天里走了200多公里路，终于按照蒋介石的电令赶到了贵阳清镇，固守飞机场。蒋介石闻报，以拳击桌说道：
“这种军队才算得是真正的军队。”
薛岳马上用汽车把孙渡接到贵阳，又领着孙渡及陆续到达的各旅旅长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喜上眉梢，嘉奖他们动作迅速，作战勇敢，当场宣布提升孙渡为中将，犒赏孙渡部2万元，其它赶到贵阳的各旅也各赏1万元。
孙渡部被蒋介石由滇黔边调往贵阳以东后，云南境内的国民党军兵力空虚了，这就为中央红军西进提供了有利条件。
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看到调出滇军的目的已达到，西进云南的道路已敞开，便决定执行党中央制定的战略方针：西进云南，抢渡金沙江。
欲知中央红军如何渡过金沙江，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四渡赤水在红军长征中是极其惊险而又精采的一幕。从第1次渡赤水到第4次渡赤水，前后50余天，战斗极其频繁，生活非常艰苦，形势变化莫测。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又是堵，又是追，又是围，天上有飞机助战，蒋介石还亲自出马，恨不得一下子把中央红军消灭干净。但是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象长了翅膀一样，在国民党军中间迂回穿插，忽东忽西，“飘来飘去”，处处主动，始终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把国民党军弄得晕头转向，疲于奔命。毛泽东终于使中央红军化被动为主动，跳出了包围圈，迅速北上，可谓用兵如神也。
第94章
“让他们炸吧!让他们剿吧!让他们堵截吧!我可以告
诉他们，就是他们再加上几十万人，也挡不住我们北进!”
话说1935年4月7日晚，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抓住各路国民党军纷纷向贵阳以东调动、云南和黔西南地区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命令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命令此时在乌江北岸负责佯攻仁怀掩护主力的红9军团，由沙土地区向“毕节、大定前进”。
朱德、毛泽东致电各军团负责人，部署行动，电文中说：
“我野战军决以遭遇敌人佯攻贵阳、龙里姿势，从贵阳、龙里中间向南急进，以便迅速占领定番。”
4月8日，红1军团先头部队控制了贵阳、龙里间公路的黄泥哨至观音山一段，掩护主力南移。军团以一部兵力开始佯攻龙里。红3军团以1个团占领贵阳以东梨儿关、黄泥哨有利地形，佯攻贵阳。
一时间枪声不断。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真的来攻打贵阳了，便亲自命令守城部队加强防守，还派出了侦察机进行轰炸。
4月9日，中央红军在贵阳、龙里间所控制的约30里宽的地段上，由北向南，全部通过了湘黔公路，一下子甩开了尾追的国民党军，每天以120里的速度，经青岸、广顺、鸡场、定番、长顺、紫云等地，向云南方向急进。中央红军的这一行动，使蒋介石围歼红军于黔东的计划又一次成为泡影。
中央红军出其不意的行动，使蒋介石气急败坏，急忙调整部署，命令周浑元、吴奇伟所部再掉头向西，在红军右侧沿黔滇公路向西急进;命令滇军孙渡率部在红军后面尾追。由于各部往返奔波，已经疲惫不堪，士气非常低落。
4月18日，中央红军主力在贞丰县的白层渡口、望谟县的者坪地区，西渡北盘江。全部渡过北盘江后，又分路西进，向云南境内进发。
4月23日，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境内，把尾追的国民党军甩在后面远隔几天的路程。
蒋介石看到中央红军一部由贵州进入了云南，而未渡乌江的红9军团正在黔西水城地区活动，他由此判断：
红军主力可能由平彝北进会合红9军团，然后，西渡金沙江或向北经毕节进入川南。于是，他又开始部署，企图围歼红军于宣威、威宁地区。
毛泽东和中革军委为了，利用蒋介石的错觉，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决定由红9军团继续单独行动，从水城向滇东北的宣威地区发展，以吸引追军向北;而红军主力则在林彪的指挥下，经平彝向沾益、曲靖、马龙西进，前锋威逼昆明。
这样，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宣威、威宁地区的计划又落空了。
4月23日傍晚，毛泽东得到急报，贺子珍受伤了，而且非常严重。
原来，董必武率领的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在行军途中，来到了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太阳下山后，大家就在村边靠着山边田坎休息。因为连日来行军比较顺利，毛泽东兵逼贵阳之计很成功，加上不久前遵义大捷所激发起来的欢乐情绪还没有过去，所以大家的兴致十分高。于是，董必武便提议大家唱唱山歌，轻松轻松。
贺子珍于2月中在白沙生下一个女儿，还未亲上一亲，就被迫送给了老乡，此事不过月余，心痛犹在。可是大伙儿首先公推她唱一个歌。贺子珍再三推辞，终因盛情难却，还是强打精神站了起来，她刚唱了一句“哎呀嘞——”，突然从远处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一架又大又黑的国民党军轰炸机机，突然从山后窜了过来，一阵狂轰滥炸之后又扬长而去。
大家休息的地方，顿时被粗黑的烟柱所笼罩，经清点，有2人牺牲，多人受伤。董必武虽没有受伤，但他的大半截身子被泥土埋住了，头上肩上全是泥土。贺子珍为了掩护一位在攻打遵义时受伤的师政委，被炸倒在一个小山坡上，董必武和战士们找到她时，只见她遍体鳞伤，血流如注，已经昏迷了过去。医生孙仪之和李治马上为她进行包扎，这才知道贺子珍的头上、胸脯上、臂膀上竟然有17处伤口。
大家难过得一时不知如何才好，毛泽东派来照顾贺子珍的警卫员吴洁清，急得流着眼泪说：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董必武和休养连的领导反复商量，认为比较妥当的办法，就是将贺子珍安排在一个老乡家里养伤。他们一面把血泊中的贺子珍抬上担架，一面派骑兵通讯员飞奔总部，报告毛泽东。
毛泽东正在指挥部队，一刻也不能离开。他听到这个消息，果断地说：
“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一是无医无药，无法治疗;二是安全没有保证。就是要死也要把她抬着走。”
毛泽东马上派傅连暲到休养连去，协助连队医生进行抢救。他还把自己的担架也调了去，让他们抬着贺子珍走。
贺子珍苏醒后，看到弟弟毛泽民和他的夫人钱希钧在身旁，就对他们说：
“我负伤的事情，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的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
后来，贺子珍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是毛泽东救了我的命。我当时昏迷着，不知道连里曾经决定把我留下，放到老乡的家里，当然，连里这样决定也是一片好心。但如果那时毛泽东同意了，我就没命了，我的伤势那么重，农村又没有医疗条件，不要说碰到敌人了，就是光躺着也要死的。我自己苏醒过来后，怕增加同志们的负担，也曾经多次向连里提出把我留下来的意见，他们都没有同意。我这才活过来了。”
再说直到贺子珍受伤的第3天，毛泽东才终于抽出时间，急匆匆地赶到了休养连。身披大衣一脸风尘的他一跳下马，便一把握着董必武的手，关切地问：
“董老，你这次很危险啊，没有事吧?”
然后，他快步走到担架前，弯着腰细细地察看贺子珍的伤势，只见贺子珍的头部、脖子上和身上缠满了雪白的绷带，脸色显得更加苍白了。毛泽东难过地拉着贺子珍的手，哽咽着连声呼唤：
“子珍，子珍……”
一向从容镇定的红军统帅，终于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滚滚热泪。贺子珍对毛泽东说：
“润之，把我留下吧，我不能工作，还要别人抬着，心里很不安。我跟连里说了，不要抬我了。把我放到老乡家里等伤养好了，我会找你们的。”
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把贺子珍留下，留下就必死无疑。他安慰贺子珍说：
“子珍，你不要想那么多，会治好的。我和同志们绝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抬也要把你抬到目的地。你安心地休息吧。”
对亲人的爱，对敌人的恨，就像在地下翻腾的岩浆一样，狂怒地喷发出来。愤怒已极的毛泽东向空中打了一个强有力的手势，指着北方吼道：
“让他们炸吧!让他们剿吧!让他们堵截吧!我可以告诉他们，就是他们再加上几十万人，也挡不住我们北进!”
4月27日，奉命单独行动的红9军团由水城地区西进，攻占宣威。
由于中央红军仅有一份云南省略图，地点路线都很不准确，不知道金沙江渡口的确切位置究竟在哪里?光依靠向导，只能探明两三天的路程，有时还要走弯路。于是，中革军委指示各部队要想方设法，搜集小比倒尺地图和向当地群众进行调查，迅速找到供大部队渡江的地点。
中央红军直进云南，兵临昆明，即将抢渡金沙江。
此时的蒋介石如梦初醒，他判断红军“必渡金沙江无疑”。于是他又赶忙部署围歼计划：命令薛岳部及滇军尾追红军，命令川军在金沙江北岸阻截，将中央红军消灭于金沙江畔。
4月28日，主持中央红军总部机要科工作的吕黎平和侦察队长陈育才，在率领小分队从曲靖到马龙的行军途中，截获了一辆从昆明开往贵州的薛岳部的汽车，俘获了薛岳的1名副官，缴获了龙云赠送给薛岳的十万分之一的云南省军用地图及大批云南白药、宣威火腿、普洱名茶等等物品。
28日晚上，军委纵队行至昆明以东50公里的马龙一带，毛泽东获悉缴获龙云的军用地图了，他特别高兴地说：
“我们正为没有云南详图而犯愁的时候，敌人送上门来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战绩比在战场上缴获的武器还重要，可谓巧获呀!”
毛泽东立即召集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陈云、刘伯承、李富春等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在红军总部作战科办公室召开会议，研究如何部署兵力、抢占渡口、北上四川等问题。
吕黎平奉命在刚刚缴获的地图上，用红铅笔标出军委纵队和各军团从驻地到金沙江的龙街、皎平渡、洪门3个渡口的距离和行进路线;最近的有200公里，最远的有230 公里。
如何抢占渡口，与会者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毛泽东讲了3条意见：
“1、自遵义会议后，我军由于大胆穿插，机动作战，已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现在，已经取得了西进北渡金沙江的最有利时机。但蒋介石在贵阳已发现我主力从贵州西南向云南的东北方向急速前进，因而，正调集近70个团的兵力向我尾追，其先锋部队万耀熿的第13师，离我军后卫部队5军团仅有两三天路程。不过，金沙江两岸目前尚无敌人正规部队防守，比较空虚，对我有利。
2、从进入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特别是从今天缴获的十万分之一图上看，昆明东北地区是一块比较大的平原，不象湖南、贵州两省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现在不宜在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尤其以避开省城昆明为好。
3、根据上述的敌情地形和我军今天所到的位置，对我们过去决定北上进入四川西部，同红4方面军会合，创造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我军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军尚有三四天的行程，争取先机，迅速抢渡金沙江。”
毛泽东还就具体的兵力部署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说：
“1军团为左纵队，从现驻地出发，经嵩明、武定一线西进至元谋，然后急速北进，抢占龙街渡口;3军团为右纵队，从现驻地出发，经寻甸然后北进，抢占洪门渡口;军委纵队和5军团为中路，提议由刘伯承率领，以干部团为前锋，经石板河、团街，直插绞平渡口。
以上3路，从翌日拂晓起，均应日夜兼程前进，先头部队每天必须行程50公里以上，沿途不与敌人恋战，更不要费时强攻县城，务必在5月3日前抢占上述渡口，收集船只。北渡之后，要不惜一切牺牲巩固与坚守阵地，为后续部队渡江北进创造有利条件。”
毛泽东又进一步分析说：
“我军在5月3日前，若能抢占龙街、绞平、洪门3个渡口是上策;能占领其中的1个到两个亦有办法。最忌的是：龙云先我通风报信，下令把各渡口船只在我军到达以前烧毁或撤到北岸。所以，务必限定在4天之内，赶到江边抢占渡口，这是全军胜败最关键的一着棋，一定要把这步棋走活!
9军团作为钳制部队，独立行动，以分散尾追之敌。该军团应在会泽、巧家之间自行选择渡江的地点，渡江以后再同主力会师。”
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
毛泽东果然料得不错，蒋介石在这天晚上正在紧锣密鼓地部署阻止中央红军过江，他密电“云南王”龙云说：“凡金沙江上游自巧家至元谋一段之船舶及一切可渡河之材料，严令该段之各军民长官与地方区、保长等，全部移置于绥江以下、叙州附近，集中管理。”他还严令在渡河点附近实行“坚壁清野”，“竹木板片亦应严密收集或烧毁。”
龙云接到这份密电后，当晚立即下令有关各县封锁金沙江各渡口，藏匿和毁坏所有渡船。
4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示》中说：
“由于两个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70个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一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党中央和军委号召全体红军指战员，坚决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
29日这一天，中央红军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兵分3路由寻甸、嵩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红1军团为左路纵队，经禄劝、武定、元谋，直取川滇的主要通道龙街渡;红3军团为右路纵队，经思力坝、马鹿塘攻占洪门渡;军委纵队和红5军团为中路纵队，经小仑街、海龙塘、石板河进军皎平渡。
红1军团1师1团3营当日进抵离昆明仅有50公里嵩明城，这里的守军是国民党的地方部队，战斗力很弱，3营长尹国赤指挥部队，很顺利歼灭了守军，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和崭新的军装。红1团团部抵达嵩明城时，3营大部分指战员穿上了缴获的军服，一个个神气得很。部队刚住下，国民党军的飞机就飞来了，转了几个圈，既没有轰炸，也没有用机关枪扫射，投下些传单就走了。红军战士们捡起来一看，传单的内容竟是要嵩明城驻军死守待援的命令。
与红1师1团3营攻占嵩明城的同时，红1军团2师4 团和红5军团一部奉命佯攻昆明，他们乘胜直取离昆明仅有50公里的杨林;在杨林虚张声势，到处张贴标语：
“打倒云南军阀龙云!”“打到昆明去，活捉龙云!”
他们还利用有线电话与昆明通话，扬言要打进昆明。红4团又派出先头部队到达离昆明仅有15公里的大板桥，在城郊高喊“活捉龙云!”的口号，发动群众打造攻城云梯，大造进攻昆明的声势。
此时，龙云仅有的滇军主力6个旅早已外调，昆明仅有卢汉指挥的一些团防及警卫部队担任守备，龙云感到昆明危在旦夕，急电在曲靖以东的孙渡所部取捷径直奔昆明，同时，调集各县民团防守昆明。这样一来，国民党军在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进一步削弱了，这就为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
4月30日，红3营完成任务撤退下山;周恩来、刘伯承率领的中央机关供给部、卫生部的队伍，也沿着山下一条大路走来，两支队伍刚好碰头了。中央机关的掩护部队一看见穿着国民党军服的红3营，便开了枪。红3营也以为是撞上了国民党军，摆开架势，机关枪一架，吹起了冲锋号。供给部、卫生部的老干部多，掩护部队少，只得往对面的山上撤退。红3营营长尹国赤这才看出对方不像是国民党军;中央机关也从红3营的号声中听出了对方是自己的部队，连忙发出信号，这才避免了一场“三岔口”恶战。
这一天，中革军委纵队到达寻甸县柯渡的丹桂村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进一步讨论部署抢渡金沙江的战略行动，决定加快速度，抢占金沙江渡口。
1935年5月1日，毛泽东来到小仓街，经勘查，依然按照原计划兵分3路：红1军团为左路纵队，经禄劝、武定、元谋3县，直取龙街渡口;红3军团为右路纵队，经思力坝、马鹿塘夺取洪门渡口;军委纵队、红5军团由刘伯承率领，以干部团为前锋，为中路纵队，经小仓街、龙海塘、石板河抢夺皎平渡口。
金沙江上接通天河，它是长江的上游，从海拔5000～6000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之间，奔腾而下，一泻千里。
从龙街到洪门渡江面宽阔，水流湍急。禄劝县皎平渡则是这一段中一个较大的渡口，这里两岸是悬崖绝壁，江中是激流滚滚，形势极为险要，是个名副其实的天险。毛泽东把这里选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入川的主要渡口，蒋介石确实没有料到。
毛泽东对夺取皎平渡相当重视，决定把攻占皎平渡的任务交给能征惯战、经验丰富、战斗力很强的干部团，并派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率领，还派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李克农，带领一个工作组，共同去执行任务。
5月2日，干部团尚未到达皎平渡口，孤军作战的红9军团传来了一个好消息，他们在这一天已经攻占了东川。
5月3日，薛岳令周浑元、吴奇伟纵队主力“向元谋急进”。
也就在5月3日这一天，干部团在刘伯承、陈赓率领下，30个小时急行军280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几百里外直扑皎平渡口。
干部团3营的前卫连，在连长萧应棠和一名副营长的带领下，轻装前进，于晚间抢占了渡口，还扣住了从江北过来打探消息的两只船。他们从船夫口中得知，金沙江对岸叫做中武山渡，集镇不大，原来只驻有1个负责收税厘金的卡子和三四十名保安队员，这天又刚来了国民党军1个连。萧应棠和副营长决定立即过江。
此时天色已晚，萧应棠留下1个排在渡口掩护，带领两个排顺利到达江北岸，缴了渡口守军的枪，赶到厘金局，里面正在呯呯啪啪打麻将。萧应棠叫当地群众上前叫门，说是来纳税的。里面正玩的热闹，有人吆喝道：
“深更半夜来纳税，不开门，明天来!”
群众向来痛恨厘金局，上去一脚把门踢开了。红军战士进去缴了保安队的枪，没收了厘金局的全部税款。接着，萧应棠和副营长率部在集镇上全歼了川康边防军的1个连。就这样，先遣连完全控制了渡口两岸，无一伤亡。信号传到对岸，刘伯承十分高兴，很快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人这一天骑马整整走了90公里，此时也已经来到了皎平渡。毛泽东获悉这一情况，高兴地说：
“找到2条船，就会有若干条船。”
他命令干部团快速渡江，到北岸继续前进，扩大纵深，确保大部队顺利渡江。当晚，干部团在北岸又全歼了守军川康边防军1个排和江防大队一部，抢占了北岸制高点。
5月4日，天将拂晓，毛泽东乘船过了金沙江。
江岸坡面上有几代船工打出来的11个砂石洞，红军总部就设在这些洞里。毛泽东、周恩来各占了一个石洞，其他指挥员、电台报务员、警卫人员以及中央机关其他人员也都分住在砂石洞里。
毛泽东来不及休息，就又找刘伯承研究问题去了。陈昌奉看到洞子里潮湿得很，没有木板，连稻草也找不到，只好在地上铺了一块油布放上毯子，算是给毛泽东打了铺。可是毛泽东的文件、地图等办公用具还没法摆放，一是没有办公桌，二是平时和他一块儿摆弄办公用具的黄有凤还没有过江。沙石墙挂不上地图，开水还没有烧。陈昌奉心想，毛泽东回来连一口热水也喝不上怎么能行呢?于是，他就先找地方烧水去了。
天大亮了，毛泽东回到石洞前，叫不应陈昌奉，就派人去找他。陈昌奉回来了，毛泽东问：
“都弄好了吧?”
陈昌奉说：
“好了，这地方连块木板都没有，铺只好打在地上了。你先休息一会儿，水马上就开了。”
“办公的地方呢?”
“黄秘书还没有来，这里连张小桌子也找不到。一会儿你先喝点水吧。”
毛泽东有点不高兴了，说：
“现在重要的是工作，吃饭喝水都是小事。江那边还有我们两三万同志等着哪!这是几万同志的生命呀!”
毛泽东看看呆呆地站在面前的陈昌奉，上前几步，用手拍拍他的肩膀说：
“先去找块木板架起来也行。”
陈昌奉飞也似地跑了出去，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块小木板。毛泽东和他一起动手将木板架起来，摆上了办公用具，说：
“跟我这么多年了，难道还不知道工作的重要。以后每到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是把办公的地方搞好，然后有空才是吃饭，休息。记住，无论现在和将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工作。”
5月4日，战士们在皎平渡口又发现了2条船。
这一天，蒋介石严令国民党军各部加速追堵，“否则以纵匪论罪”。
而此时的红3军团，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正向洪门渡急进。红3军团以13团为前卫，前往洪门渡口夺取船只，架设浮桥。洪门渡是个小渡口，没有守军，可是船只已经被人沉没或拉走了，仅剩下1只小船供通行使用。红13团虽然得到了这只小船，但是架浮桥却遇到了问题，水流太急，浮桥还没有架成就被冲毁了。这么多人仅凭1只小船渡江是不行的，况且每往来一趟就很费时间，形势十分不利。
毛泽东立即决定：除红3军团红13团在洪门渡口渡江以外，其他主力部队赶往皎平渡渡江。彭德怀不敢怠慢，立即率部向皎平渡前进。
此时，红军在皎平渡已经先后找到了7条船和36位艄公。
红1军团的情况也和红3军团差不多。一开始，红1军团以2师4团为前锋。红4团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为了争取时间赶到金沙江畔，决定智取3城。他们让3个连的指战员穿上了攻占遵义时缴获的国民党军服，让侦察连连长王友才扮演先头连连长，开路先行。结果，这一支“中央军”，不费一枪一弹，在1天之内智取途经的禄劝、武定、元谋3座县城，解除了民团的武装，缴获大批武器、物资，为红1军团直插金沙江畔，争取到了充分的时间。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大加赞扬，他说：
“4团打得好!”
可是当红4团到达龙街渡口时，国民党军已经把所有的船只有的烧毁有的拉往对岸了，并在对岸控制了渡口，封锁了交通。
红1师师长李聚奎指挥部队架设浮桥，由于水急江宽，浮桥架不到三分之一就被冲走了，连续2天毫无进展。
李聚奎发动大家出主意，杨得志提出，用牲口拉着铁丝泅渡过江，然后派人顺着铁丝过去。大家觉得可以试试。
杨得志把他骑的一头黑骡子拉到江边，把铁丝一头栓到骡子的身上，然后把骡子赶下水，让它朝着对岸游去。无奈江水太急，骡子游到江心，划了个半圆，又返回来了，一连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正在此时，李聚奎接到林彪打来的询问电话，他就把金沙江的河宽、流速、没有渡船、没有器材的情况报告了一遍，并请求说，是否可以另选渡口，转到军委纵队的皎平渡去。林彪说：
“你们再想想办法，我向军委请示。”
5月6日凌晨，林彪接到朱德于5日晚发来的电报，电报中称：“军委纵队在本日(5月5日)已渡江完毕，3军团7日上午可渡毕;5军团在皎西以南任掩护，定于8日下午渡江，敌人11日晚有到皎西的可能。我1军团务必不顾疲劳，于7日兼程赶到皎平渡，8日黄昏前渡江完毕，否则有被隔断的危险……”
林彪不等电报翻完，简单和聂荣臻交换了一下意见，匆匆吃罢饭，率部向皎平渡口进发。
5月6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万耀熿的第13师，追到团街附近，红5军团后卫红37团依托有利地形节节抗击，并乘其孤军冒进发起反击。万耀熿便在团街构筑工事固守。蒋介石命令万耀熿从团街向皎平渡口全力追剿，“如要违令，按军法从事”。万耀熿无奈，只得尾追红军，在石板河一带，向红5军团阻击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红5军团英勇还击，双方形成了相持局面。
5月6日，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指示红9军团渡江后要彻底焚毁沿金沙江渡口所有船只，阻止国民党军于江右岸，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集结会理地区休整。
5月7日，红9军团在东川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区渡过了金沙江。
这一天，红1军团赶到了皎平渡口。
5月8日，薛岳再令周浑元、吴奇伟纵队主力“向元谋兜剿”。
此时，周浑元、吴奇伟、孙渡纵队已经陆续向石板河涌来。红5军团在兵力异常悬殊的情况下，顽强战斗，始终牢牢地坚守着阵地，保证红军主力安全渡江。
5月8日黄昏，红1军团全部渡过了金沙江。
5月9日，担任后卫掩护任务的红5军团，迅速脱离国民党军，全部渡过了金沙江，并毁坏了所有船只。帮助红军坚持摆渡到底的艄公，每人得到了30块银元。只有一条船是艄公自己的，他获得了80元的补偿。
5月10日，国民党军各部追到金沙江边，已没有了船只和渡江材料.只好望江兴叹了。
红5军团在第3天到达会理附近，与久攻会理不下的中央红军主力会合，各部在会理县城附近进行短期休整。
部队宣传工为了庆祝渡江的胜利，根据渡江情况，编排了《一只破草鞋》的话剧，轮流为各部队演出，热情地歌颂了红军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的胜利，辛辣地讽刺了国民党军追击千里，只拣到红军战士扔下的一只破草鞋的可怜相，大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们的士气。
欲知中央红军能否与红4方面军会合?请看下一章。
第95章
“现在有个别军事指挥人员打了几个胜仗，就自以为了不
起，老子天下第一，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其实没有红军指
战员的齐心协力，靠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能呼风唤雨，
撒豆成兵，又能怎样?也包打不了天下。”
话说一个时期以来，红军长时间的频繁作战和大踏步的进退，部队十分疲劳，有一部分人不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产生了急噪和埋怨情绪。此时的林彪，也对毛泽东的指挥表示不满。他要带头倡议撤换领导，撵毛泽东下台。林彪对聂荣臻等人说：
“红军行动的路线，尽是在弓背上，而不是在弓弦上，走的冤枉路太多，官兵被拖得精疲力竭。”
林彪又给彭德怀打电话说：
“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吧，我们跟你走。”
林彪打电话时，聂荣臻、左权、罗瑞卿、朱瑞等人都在旁边，聂荣臻听不下去了，毫不客气地说：
“你是什么地位?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要部队不执行。”
林彪不听，又给“三人小组”写信。他在信中写道：近一两个月以来，部队走的路太多，太疲劳，在云贵川绕来绕去，走了很多冤枉路，是否改变一下指挥，改变一下这种状况。不然，像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的。建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最好主持军中大计，不作具体指挥，前敌指挥最好由彭德怀负责。
林彪把信写好后，要聂荣臻签名，聂荣臻劝他说：
“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背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被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1个小本子又1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上的数字翻出来，说你缴获的枪最多。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能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今天，我没有把你说服，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要负责。”
林彪依然我行我素，他在信上单独签了名，派人送交中共中央。
1935年5月12日，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以北10公里处的铁厂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解决林彪的信和刘少奇、杨尚昆在二渡赤水后发给中央的电报所提出的问题。参加扩大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外，还有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杨尚昆等人。
毛泽东认为，林彪提出的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而请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的意见，是彭德怀指使林彪搞出来的。
彭德怀在会议开始前，也看到过林彪写的这封信，当时他没有想到问题的复杂性，所以也不在意。
毛泽东在扩大会议上说：
“现在有个别军事指挥人员打了几个胜仗，就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其实没有红军指战员的齐心协力，靠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又能怎样?也包打不了天下。我今天就要批评林彪同志。他最近提出了‘不走弓背而走弓弦’的理论。我们中央和中革军委谁也不是白痴，如果能走弓弦，谁还愿意走弓背?问题是敌人的重兵寸步不离地紧紧尾追我们，能允许我们走弓弦吗?这是幻想，战士有这种想法，这不奇怪，而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毛泽东以更严厉的口气接着说：
“林彪同志还在背后散布一些不利于中央团结的话，挑拨离间，这是一种反党活动。”
毛泽东对林彪没有深究，只是训斥他说：
“你还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你太狂妄了，今后你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又说：
“林彪同志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少奇、杨尚昆的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
彭得怀听了毛泽东和与会者的批评，没有作解释。他认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是想把事情办好;自己也没有同意刘少奇、杨尚昆的观点。他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心想，等林彪、刘少奇、杨尚昆将来自己去申明吧。所以，他只是做了自我批评，他说：
“因为长干山、鲁班场两仗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
他也批评了林彪，他说：
“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更是不妥当的。”
林彪在会议上也没有说明他的信与彭德怀无关，彭德怀又不做解释，所以，毛泽东对于彭德怀指使林彪写信反对他，深信不疑。在以后的岁月里，毛泽东先后4次向彭德怀提出这个问题。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在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林彪才开口说话了，他说他写信与彭德怀无关，此事至此才算了结。此是后话。
再说会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将继续北上，准备越过大渡河，与红4方面军会合。
5月12日，蒋介石飞临昆明，策划和指挥聚歼中央红军的新计划。
龙云向蒋介石献计说，要像当年清军在大渡河边消灭石达开一样，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边。蒋介石闻言十分高兴，立即急电四川刘湘派兵堵截;命令川军20军及21军一部归杨森指挥，火速赶往大渡河北岸防堵;命令刘文辉将24军在大渡河以南的部队交由刘元璋率领，归薛岳指挥，掩护薛岳主力部队北上堵截红军;命令24军主力布防大渡河北岸，严密封锁。
从金沙江到大渡河约有500公里，有两条路线可走：一条是经登相营、越嵩到大树堡渡河，对岸是福林，这是走雅安、成都的大道;另一条路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这是一条险峻崎岖的小路，而且还必须经过彝族聚居区。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必走第一条路无疑，于是，他就把兵力重点部署在富林方向。
蒋介石此次布防，投入中央军十几万人，川军五六万人。布置完毕，他又2次飞临川康前线视察。
5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训令说：
“我军目前的战略任务是消灭敌人，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在蒋介石企图围歼我军于大渡河南岸的情况下，我军应迅速北进，争取渡河先机，首先进达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机动作战，争取赤化。为实现这一方针，各军团须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断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敌，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彝族群众，以高速度急行军到达大渡河边，迅速以序渡河，并准备渡河后与川敌进行连续战斗，开展川西局势。”
当晚，先头部队红1军团开始行动，攻占泸沽。
毛泽东在部队行进到西昌县锅盖梁地区时，提议组织一支先遣队，并提议由刘伯承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委。因为罗瑞卿有病，又改为聂荣臻任政委，由他们带领红1军团红1师以杨得志为团长的红1团为先遣队，为中央红军主力开路。
红1师师长李聚奎、红1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来到刘伯承、聂荣臻处接受任务。聂荣臻说：
“这次渡河，关系着数万红军的生命，一定要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务，为全军打开一条胜利的道路。”
刘伯承说：
“许多年前，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石达开率数万人在清军追击下，就在大渡河畔全军覆没。现在蒋介石叫嚣，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共军插翅难飞，必成石达开第二。”
黎林说：
“我们不是石达开，我们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我们的前面，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没有突不破的天险。我们一定要在大渡河上，为中国革命史写下光辉的一页。”
红1团的战士们从梦中被叫醒，准备冒着毛毛细雨，摸黑前进。
正当先遣队整装出发之际，中共冕宁地下党派人来到先遣队所在地泸沽，向刘伯承、聂荣臻汇报了国民党军布防的情况。刘伯承结合红1团侦察组报告的两条行军路线的里程、居民、给养和国民党军布防的情况，说：
“敌人显然已经判定我军走西昌与富林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御的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人主力，不宜成功。我们可以建议军委改变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场小路。”
聂荣臻说：
“我同意。另外，还可以提出让左权、刘亚楼带第5团往越西、大树堡方向佯动，迷惑和钳制敌人。”
刘伯承当即起草电报，发给军委。因为军委正在行军途中，电台联络不上。刘伯承、聂荣臻果断决定，先遣队改道前行。不久，军委回电同意这一方案，并强调说：“绝对保持改道秘密”，“严密搜捕敌探”。
5月21日，毛泽东、朱德电示在冕宁城的刘伯承、聂荣臻：先遣队“务于24日前控制安顺场渡口”。
5月22日，先遣队在刘伯承、聂荣臻的带领下，开始进入彝民区。
彝族是中国西部缅藏系民族中的一支，彝族人身材高大，肤色较深，信奉黄教。此时的彝民区仍然处于奴隶社会，称为“黑骨头”的彝族人是贵族，其他民族的人又称他们为“黑彝儿”;称为“白骨头”的战俘——汉人、苗人、西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则是奴隶。
先遣队一进入彝族区，山上山下的彝民们，成群结队挥舞着土枪、长矛、棍棒，都围了上来。工作团的负责人萧华、冯文彬通过请到的一个通司，也就是翻译，向彝民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萧华大声说：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彝族人民的兄弟，和国民党的官兵不同，我们是去打国民党的军队的，不是来抢劫彝族群众的，我们希望彝民与红军联合起来，打倒汉官，打倒压迫人民的军阀，打倒汉人的财主，分财主的衣服粮食。红军来此，只是借道北上，不在此常住。”
尽管如此，彝民还是把工兵连携带的架桥器材和其它用具，一抢而光。只是他们并没有伤害红军战士，红军战士严守纪律，也没有伤害一个彝族群众。
萧华又通过通司告诉小叶丹的四叔说，红军部队的首长要找他谈话，他欣然同意。萧华告诉他，红军是替受压迫的人们打天下的，并不打扰彝族同胞，只是借路北上。萧华又说，红军刘司令亲率大批人马北征，路过此地，愿与小叶丹首领结为兄弟。
彝族人十分重义气。小叶丹的四叔看到红军的纪律严明，又听说刘司令要与首领结为兄弟，就欣然答应了。
刘伯承没想到谈判就这样顺利地成功了，他听了萧华的汇报，当即上马，去和小叶丹歃血结盟。
这天晚上，先遣队返回15公里，在汉民地区的大桥村宿营。
次日清晨，先遣队再次进入彝民去，受到了彝民的热烈欢迎。小叶丹率领许多人欢迎先遣队，他们举着1面红旗，在白色的旗套上写着：“中国夷民红旗沽基支队小鸦头”。刘伯承送给小叶丹1支手枪和一些步枪，小叶丹也把他的一匹高大的黑骡子送给了刘伯承，还挑了几名彝族向导为先遣队带路。
毛泽东在冕宁会见了县城附近的彝族头人沽基达涅，请他与从冕宁到大渡河一带的各个沽基家支及其头人联系，并转送中央红军给他们的礼品。就这样，中央红军全部顺利地通过了彝民区，而且还有一批彝族青年加入了红军。
5月24日黎明前，红1团在杨得志、黎林的率领下，到达离安顺场七八公里的一个小村子里停了下来，进行敌情侦探。他们了解到安顺场是位于大渡河边的一个有100多户人家的小镇，守军有两个连，只有1条船，其余船只均被烧毁或抢走了。渡口对岸有守军1个团，该团1营驻在安顺场渡口，其团部和主力则在下游8公里处的安庆坝。
此时，由左权、刘亚楼率领的佯攻部队红5团也到达了大树堡，他们进行了非常逼真的佯攻，把国民党军的主力引到来了富林一线。蒋介石闻报，大喜过望。为了“确保河防，困厄共军”，他严令河防守军立即做到：收缴南岸的所有船只以及可做渡河的材料，搜集南岸民间的粮食，全部集中到北岸，实行坚壁清野;烧尽南岸一切可供红军用以掩护接近河边的民房，扫清守军的射击地段。
这天晚上10点多钟，刘伯承、聂荣臻也赶到了安顺场附近。毛泽东、朱德电令红1团连夜偷袭安顺场守敌，夺取船只，强渡大渡河。
刘伯承、聂荣臻、红1师师长李聚奎、红1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商定：由黎林率2营到安顺场渡口下游佯动，吸引对岸国民党军那个团的主力;由杨得志率1营夺取安顺场，然后强渡;由3营为预备队，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
刘伯承让警卫员去找第1营营长孙继先。孙继先一到，聂荣臻就问：
“孙继先，你知道石达开吗?”
孙继先回答说不知道。聂荣臻就给他简单地讲了石达开的故事，然后说：
“现在蒋介石派飞机撒下传单来，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国民党有几十万军队围截，朱毛红军插翅难逃。要让我们变成第二个石达开。”
刘伯承对杨得志说：
“我们会不会变成石达开，这就看你们的了。”
孙继先说：
“请总参谋长交代任务!”
刘伯承说：
“安顺场守敌不多，也是一个营，不是刘文辉的正规军，是当地的地头蛇、民团一类的武装。你们马上率领1营去完成3个任务：第一，歼灭安顺场的全部敌人，歼灭后，点一堆火，作为信号;第二，部队占领安顺场后，迅速找到船，找到船，再点一堆火;第三，要在黎明前开始渡河，把一切渡河工作准备好后，再点一堆火，我们后续部队马上就到。”
此时的天漆黑漆黑的，雨也下个不停，杨得志、黎林分别带着部队踏着泥泞的小路出发了。
1营靠近安顺场，分3路包抄上去，不到半个小时，两个连的守军就全部被打垮了。
大渡河是岷江的支流，古名涐江，当地人又叫铜河，历来以险要著称。在安顺场渡口，河面有300多米宽，流速每秒4米，水深30米。河底乱石嵯峨，使水面形成无数漩涡，可使鹅毛沉底，即使水性再好的人也不能泅渡。由于水深流急，不能架桥。就是用船横渡，也必需先将船只拉到上游1公里许再放船，还须要有经验的艄公掌舵，10余名船工篙橹并施，与水的流速形成一种合力，使船体沿一条斜线冲到对岸的码头上方可。倘若一旦对不准码头，碰上河边的石壁，立刻就会前功尽弃，船毁人亡。
红军战士在河边发现了1只小船，这是南岸唯一的1条船。原来这条船是从西昌逃回家来的一个国民党营长留下来的，他准备风声一紧就乘船逃到北岸去，没想到还是被红军缴获了。
杨得志在河边观察水势，考虑各种渡河方案：让战士们凫水不行，架桥也不行。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依靠那只缴获的仅能容纳十几人的小船进行强渡了。
孙继先指挥战士们推船，谁知逆水一推，船就转一个圈，急得他满头大汗。此时的刘伯承和聂荣臻比孙继先还着急，他们一次又一次派警卫员站在山坡上看信号，一直等了大半夜，听到了枪声，但不见火光。派人侦察了一下，说敌人已经被消灭，1营占领了渡口。他们马上赶往河边，刘伯承一边走一边喊：
“孙继先!孙继先到哪里去了?”
孙继先听到喊声，赶紧回答：
“我在这里。”
刘伯承说：
“孙继先啊，你该死!你为什么不发信号?”
孙继先这才醒悟过来，光顾推船了，竟忘了点火报信!此时，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凌晨3点多了。
杨得志将自己的观察和想法报告了刘伯承和聂荣臻，刘伯承、聂荣臻站在岸边看到大渡河如此凶险，也想不出别的办法，相互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组织一支精悍的敢死队，乘坐那只唯一的小船，实行抢渡，夺取敌人的工事。
杨得志把挑选渡河人员的任务交给了孙继先，孙继先决定在2连里选派。于是，2连指战员们就集合在屋子外面的场地上，静静地听着营长宣布被批准的名单，他们是：连长熊尚林，二排长曾令明，3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4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光吉、肖桂兰、宋祥云、谢良朋、丁流明，16个名字叫完了，16个勇士跨出队伍，排成新的一列，一个个神情严肃，他们都是2连最优秀的干部和战士。突然，一个小战士“哇”地一声从连队里冲了出来，他一边哭，一边嚷：
“我也去!我一定要去!”
孙继先一看是2连的通讯员陈万清，他激动地看看杨得志，杨得志也被感动了，他朝孙继先点点头。孙继先对小战士陈万清说：“去吧!”
陈万清高兴地抹了一把眼泪，赶忙排在16人的队列里。一支由2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的17个勇士，组成了强渡大渡河的敢死队，他们每人配备了1把大刀，1支冲锋枪，1支短枪，五六个手榴弹，还有作业工具。由于船太小，一次容不下17人，于是决定：第一船由熊尚林带领;为了加强领导，第二船由营长孙继先亲自掌握。聂荣臻面对勇士们进行了政治动员，他说：
“前几天看到敌人飞机扔下来的传单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我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你朱毛红军插翅难飞，要让你们变成第两个石达开。同志们，我们不是石达开，也不可能成为石达开。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我们有超乎寻常的勇敢精神和吃苦精神，我们要渡过河去，我们也一定能渡过河去!”
敢死队眼看就要出发了，可是此时部队携带的迫击炮没有炮弹了。红1军团供给部部长赵尔陆，马上带领供给人员到处奔波，好不容易筹集到了几发炮弹，及时送到了前沿阵地。
赵尔陆，1905年6月4日出生于山西省崞县。1931年红4军为了加强后勤工作，将红29团团长赵尔陆调到军部，担任军需处处长。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赵尔陆把红4军的后勤工作搞得井井有条。因此，他很快被红1军团领导选中，调任为军团供给部部长。
5月25日拂晓，强渡的时刻就要到了，熊尚林首先带领8位战士上了小船。杨得志说：
“同志们，万千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
几名船工撑着满载勇士的小船，在热烈的鼓掌声中离开了河岸，在波涛汹涌中颠簸前行。突然，对岸的守军向小船开火了。“开火!”杨得志一声令下，1营机枪排排长李得才的重机枪和团里其它的5挺重机枪、几十挺轻机枪一齐向对岸实施压制射击。嘹亮的冲锋号也吹响了。刘伯承、聂荣臻也走出工事，站在岸边观察。战士们为了首长的安全，停止了吹号。刘伯承说：
“号声为什么停了?继续吹!”
萧华马上跑过去，从司号员手里夺过号，鼓起胸膛就吹。团里的冲锋号响了，各连的司号员也跟着吹起来。岸上的干部战士们，情绪激昂，都争着朝前站，把刘伯承、聂荣臻挤到后边去。此时，大家都是一个心情：打吧，朝我们打吧，只要别打中我们的船就行!
小船离对岸越来越近了，渐渐地，只有五六米远了。突然，从对岸的村子里冲出一股国民党守军，涌向渡口。杨得志立即命令全军闻名的神炮手赵成章开炮。赵成章射击的迫击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轰!轰!”两声巨响，不偏不斜在守军群中开了花。那股涌向渡口的守军立即溃退，四处逃窜。在轻重火力的掩护下，渡船终于靠拢码头，勇士们跳上岸去，一阵猛烈地冲锋，抢占了渡口工事。第二船的勇士们过河后，加强了渡口防御力量，多次打退守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阵地。
这时，天色已晚，船工们加快速度，把一船又一船的红军战士送过对岸，战士们乘胜追击到渡口下游。已经过了河的赵尔陆又带领供给人员，到处搜寻渡船，终于又意外地缴获了2只船。后续部队连夜不停地摆渡。
5月25日深夜，毛泽东入住在一个小镇的中药铺里，李富春告诉他小镇里有个清末老秀才，名叫宋大顺，83岁了，石达开兵败大渡河时，他已经11岁了，曾耳闻目睹了当年石达开部近万人被杀上千人跳江的悲剧。
毛泽东当即派两名警卫员提着灯笼去请宋大顺。宋大顺一进门，毛泽东亲自为他倒开水。寒暄已毕，毛泽东言归正传，问道：
“老人家，你知道石达开当年是怎样失阵落马的吧?”
宋大顺见问，便摇头晃脑地说出4句话来：
“朝西走松林河千户阻拦，往东退陡坎子百仞高山，向北进唐总兵虎踞铜河，欲南撤黑彝儿檑木蔽天。”
宋大顺临出门时又言道：
“此地凶险，勿停留!”
正在此时，毛泽东接到红1团抢渡成功的消息，他和红军总部命令部队连夜向安顺场急进。命令中还说：为了在大渡河架设浮桥，每人必须携带2根毛竹。
毛泽东在队伍出发前，已经为自己找好了4根毛竹。在行军途中，毛泽东看到背负过重的战士和上了年纪的炊事员，替他们又是背枪又是背米。警卫员要求为毛泽东分担两根毛竹，毛泽东边走边说：
“执行命令人人有份，我有多少力气就使多少，你们背的东西也不轻了。”
前方进入一片山林，天上突然落下一场大雨。警卫班战士把毛泽东围在中间，为他撑起了纸雨伞。毛泽东不住地随着风向的变化，将雨伞推向战士们的头上，结果，大家无一不是淋得落汤鸡似的。毛泽东的帽檐上、袖口上、裤腿上，都在不住地往下滴水。
毛泽东带领后续部队急行军来到离安顺场二三公里的山脚下休息。附近一个地方立有一块石碑，很多人都去观看碑文，毛泽东也走过去观看，看完了碑文，他向战士们解释说：
“这块石碑是记载太平天王的翼王石达开在这里全军覆没的。太平天国因为内部分裂，石达开带领四五万人马，离开南京，在1856年4月间来到这里，打算在安顺场渡河，正遇上山洪暴发，渡河不成，四面受困：前有大渡河，后有彝民，左有山峰绝壁，右有清兵。本来，彝民和石达开的关系开始是友好的，但因为石达开的疑心太重，把关系搞糟了。后来，清兵又占领了对岸。因此，石达开的人马在安顺场一直被围困了40多天，也没有渡过河去，石达开本人动摇，军心不固，以致全军覆灭。”
毛泽东又从战略上分析说：
“石达开如果是一个很有才干的战略家的话，既然渡不过大渡河，为什么不沿着左岸直上，进入西康?为什么不向下走，到大树堡后，再拐回西昌坝子?或者再往下走，到大凉山以东的岷江沿岸去呢?那里的机动地区不是很大吗?”
毛泽东又说：
“近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也来到石达开失败的地方。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抱有很大的幻想，他们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石达开的命运，这已是注定了的，因此，他们幻想把红军也消灭在安顺场。你们说，我们能走石达开的老路吗?”
一个战士“哼”了一声回答说：
“敌人是在做梦!”
毛泽东高兴地说：
“同志们，你们说得对!现在，我们的先遣队已经渡过大渡河了!敌人的好梦是做不成了!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我们共产党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大渡河算不得什么困难，我们一定能够渡过河去!”
5月26日上午10时，红1团才全部渡过河去。因为3只船每次最多只能坐40个人，往返一次还需要1个多小时，所以渡河速度特别慢。而此时，红1师2团和3团也已经开到了安顺场。
中午时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彪等人来到了安顺场。毛泽东赶往渡口，他沿着通往渡口的沙地，边走边观察大渡河的情况。
中午，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一众人等在先遣司令刘伯承处吃饭，刘伯承让警卫员端上缴获来的米酒。毛泽东首先端起大碗米酒，向刘伯承、聂荣臻带领的先遣队强渡成功表示祝贺，接着，又问起与彝族首领结盟的情况。刘伯承简单地叙述了之后，毛泽东问：
“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彝族首领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
刘伯承说：
“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
毛泽东又突然问：
“那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
刘伯承回答不上来，他没有注意这个细节。周恩来怕毛泽东没完没了地问下去，刘伯承招架不住，就赶紧岔开话题说：
“后续部队通过彝族区时，小叶丹打着‘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来欢迎，伯承、荣臻他们简直把彝区赤化了。”
朱德也说：
“先锋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功劳不小。”
刘伯承说：
“总司令先别论功行赏，我正为这大渡河架不起桥来发愁呢。”
他就把工兵连劈竹扎排架桥的失败，以及用8根二号铁丝系上3个竹排放入水中即被冲断的情况，说了一遍，末了又说：
“照目前这样渡河，全军需要1个多月，这是敌情所不允许的。”
毛泽东对红军渡河的多种可能早有筹算，他胸有成竹地说：
“船少人多，大部队一时难以过河，而薛岳纵队敌53师目前已进抵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第20军先头部队已达峨边以西的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我们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毛泽东因时而谋，他决定兵分两路，夹河而上，飞夺泸定桥。他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说：
“因此，我们必须兵分两路，迅速夺取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一路由林彪率领1军团军团部、2师和5军团为左纵队，从大渡河西岸赶往泸定桥。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李聚奎为师长的红1师和军委干部团为右纵队，在此渡河后，在大渡河东岸北上。两岸部队互相策应，溯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由泸定桥过河。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伯承、聂荣臻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
毛泽东如此分兵，是从最困难最危险的局面出发而设想的。他暗暗盘算着，万一中央红军主力真的过不了泸定桥，相信刘伯承、聂荣臻带着红1师及干部团，也仍然可以坚持斗争。毛泽东最后又强调说：
“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的命运，才能到川西去与4方面军会合。”
毛泽东吩咐已毕，又给王观澜写了一封信，派人火速送往越西县。
原来在遵义会议后，王观澜以中央工作团团员身份，到红3军团帮助和检查工作，随3军团渡金沙江后进入大渡河以南的越西地区。中共中央提出“赤化云贵川”的口号，留一部分领导干部在那里建立游击根据地。就这样，王观澜离开红军大队，带一部分人留了下来，建立了越西县革命委员会，王观澜任主席。
后来的一天下午，侦察员带着一名青年来见王观澜，交给他一封急信。王观澜拆开一看，是毛泽东的亲笔信，指示他火速率队北上追赶中央，并说明红2团将在大渡河的福林渡口接应他们。王观澜深深体会毛泽东的意图，马上交代地方工作，率队出发。王观澜赶到泸定河边，遇到何长工率领的后卫部队的接应。直到天亮，才赶上了主力部队。王观澜一见毛泽东，激动地两眼湿润，说不出话来。这是后话。
再说泸定桥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防区，他的第4旅在那里防守。第4旅旅长袁国瑞的旅部驻守在飞越岭下的龙八步，以团长李金山率38团(缺1营)防守泸定河上的铁索桥;另外以团长杨开诚率11团驻防于海子山、冷碛一带;以团长谢洪康率10团驻守于飞起岭，做为总预备队。由于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蒋介石大为震惊，立即把防御重点放在泸定桥上，调兵向泸定桥增防;刘文辉也命令第4旅死守泸定铁索桥。
林彪受命之后，立即决定派红2师王开湘、杨成武的红4团为前卫团，要他们在3天之内夺下泸定桥。
杨成武自第4次反“围剿”之后，一直担任红1军团第2师4团政委。杨成武率领红4团作战勇敢顽强，深得毛泽东的赏识。他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打过不少硬仗、恶仗，屡建奇功。毛泽东每次见到他，都亲切地称呼他“白袍小将”。
5月27日清晨，王开湘、杨成武率红4团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西岸，直奔泸定桥。按照林彪的规定，全程160公里，他们必须要在3天之内赶到。他们这一天爬了一天的羊肠小道，还打了两仗，先后消灭了1个连和1个营的守军，活捉营、连长各1人，俘虏200多人。
5月28日清晨，红4团提前1个小时吃饭，5点钟就出发了。部队刚走出村子1公里许，军团1个通讯员飞马赶来，带来了林彪新的命令，杨成武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黄、杨：
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日前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快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而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项战斗中突破过去在道州和5团夺鸭溪一天跑160里的记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1军团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此一任务。我们准备祝贺你们的胜利!
林
明天就是29号，这里离泸定桥还有120公里，也就是说，2天的路，红4团必须1天走完。
王开湘、杨成武不敢怠慢，一边行军一边召集营连干部、政治处干部，研究如何完成这一紧急任务。会后，大家分头深入连队进行动员。杨成武和总支书记罗华生，跑到行军队伍的最前头，站在一个小土墩上，向急行军的队伍进行政治鼓动。连队的党支部和党小组也是一边行军，一边开会，他们在进行军中讨论如何完成任务。
在通往泸定桥的咽喉猛虎岗的隘口上，川军有1个营在此扼守。王开湘、杨成武组织部队，利用大雾的掩护摸上去，用手榴弹和刺刀击溃了守军;红4团先头营在后面猛追溃军，在接近磨西面村时，又与住在村里的川军1个营和1个团部遭遇。红4团先头营乘胜打垮守军，占领了村子。
入夜以后，天上突降大雨，电闪雷鸣。部队已经一天没有吃上饭了。团里命令每人准备一个拐杖，走不动的扶着拐杖走;因为来不及做饭，要大家嚼生米、喝凉水。就这样，红4团以一昼夜行军120公里的高速度，于29日晨6时进抵泸定桥西岸，占领了几座建筑物和一座天主教堂。
战士们一边生火做饭，一边准备战斗。王开湘和杨成武则集合了所有的营连干部来到桥边察看地形。
这泸定桥可真是一个险要所在。下面是禇黄色的流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的峡谷间倾泻下来，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乱石，其声如雷，飞溅起1丈多高的白色水花。上面是高高悬空的一座铁索桥，从西岸到东岸扯了13根用粗铁环一环套一环连成的铁索，每根有普通的饭碗那么粗，其中两边各有2根当桥栏，底下并排9根为桥面，真是名副其实的铁索桥。桥长101米，宽2.6米;原来桥面上铺有木板，现在那些木板已经被守军搬到城里去了，只剩下那一条条悬挂着的铁索了。
泸定桥东端就是泸定城，这座城一半在东山上，一半贴着大渡河岸。城里驻扎着两个团的守军，山坡上修筑了很多的工事。东岸和西岸一样，也只有一条依山傍水的小道才可以到达泸定桥。王开湘和杨成武当即决定：组织1个营的火力，封锁对岸援军必经的那条小道。
29日中午，红4团在天主教堂召开干部会议，研究确定抢夺泸定桥的突击队人选。会议刚开始，对岸打来一排迫击炮弹，天主教堂的屋顶被炸开了一个大窟窿。杨成武趁机说：
“敌人来给我们作动员了，我们必须立即打过桥去。现在大家说说，该让哪个连担任突击?”
平时不爱说话的2连连长廖大珠站了起来，他说：
“1连过乌江立了功，成为渡乌江模范连，我们要向1连学习，争取当夺取泸定桥的英雄连。”
“夺桥任务非给我们3连不可，”3连长王友才抢着说：“我们3连哪一次战斗都没落后过，这次保证把桥拿下来。不叫我们当突击队，我这个连长没法向战士们交代。”
王开湘和杨成武见大家争上了，就交换了一下意见。王开湘站起来宣布说：
“大家都别争了，这次夺桥就由2连组织突击队。”
杨成武也补充说：
“要打仗有的是，咱们轮着干，上次渡乌江是1连打的，这次轮到2连，由2连的2两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廖大珠任突击队长。”
杨成武指着王友才说：
“3连的任务也不轻，你们连担任二梯队，跟着2连冲，还要担任铺桥面的任务，让后续部队迅速冲进城去，看你还有什么意见?”
杨成武一说完，会场上立刻响起一片掌声。
红4团总攻的时间定在下午4点。双方尚未开战，就先打起了口水仗。对岸的守军见红军跃跃欲动，就用讥讽的口味大声喊：
“你们飞过来吧，我们缴枪啦!”
红军战士也不示弱，大声回击：
“我们不要你们的枪，只要你们的桥!”
正在此时，王开湘一声令下，全团的司号员吹起了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22位突击队员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身背马刀，腰缠12颗手榴弹，由廖大珠带头，一只手攀铁索，一只手持枪，脚踏着铁索，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向对岸一步一步艰难地前进。跟在他们后面的王友才的3连，每个战士还都扛着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
对岸的狙击手瞄着桥上的红军战士射击，第1个战士中了弹，掉下去了，接着又有第两个，第3个，第4个。就在这十分凶险的时刻，先期在安顺场渡过大渡河的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着红2团、红3团也从东岸赶来了。他们的先锋营夺取了守军4个碉堡，摧毁了守军一些临时工事。2连的指战员夺取了两个暗堡后，在桥头与守军展开了混战。率领先锋营的总支书记肖锋，突然发现桥边有3根导火索“嘶嘶”地冒着火星，他大吃一惊，喊了一声：
“敌人要炸桥，跟我来!”
4班长徐有林和两名战士跟着肖锋就扑了上去。他们用铁镐迅速地砸断了导火索，保住了铁索桥。奉命炸桥的川军28团2营营长徐涌泉，没有听到爆炸声，却做了红军的俘虏。
泸定桥守军眼看炸桥不成，就改为烧桥。霎时间，桥头上烈火熊熊，成了一片火海。1营指战员兵分两路，一路与守军拼刺，一路到桥头灭火，并寻找木板、门板铺桥。
就在这个时候，西岸廖大珠带领的突击队员迎着大火来到了桥东头。红4团和东岸的先锋营经过两个小时的并肩作战，川军两个团被消灭大半，其余溃逃。到黄昏时分，红4团和东岸的先锋营全部占领了泸定城，牢牢地控制了泸定桥。
红4团派出配属其指挥的军团教导营向打箭炉方向警戒，那里尚有川军的几个团。晚上10时，教导营尖刀排打响了，他们组织了一次冲锋，中途遇到一个伤兵，一问却是红3团的战士，这才知道红1师主力已经赶到了。
后半夜2时许，聂荣臻、刘伯承带着红3团主力从大渡河东岸赶到泸定桥。杨成武提着马灯，带着刘伯承、聂荣臻在铺了门板的桥上走了一遭。刘伯承在返回到桥中间时，情不自禁地在木板上跺了3脚，激动地说：
“泸定桥啊，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
聂荣臻也连连说：
“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5月30日晚上，毛泽东住在磨西面村;
5月31日，杨成武在西岸迎接周恩来和朱德。一行人来到东岸，与刘伯承、聂荣臻等人会合。
黄昏前，毛泽东到了泸定桥西头，他走过了东摇西晃的泸定桥，来到东岸，与周恩来等人会合，一众人等开进了肮脏不堪的泸定城，坐下来美美地饱餐了一顿。毛泽东对众人说：
“我们英勇的红4团和红1师的同志们，已经完成了一项光荣伟大的任务，夺下了泸定桥，为红军渡过大渡河开辟了道路。我们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有这样的红军战士，我们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这一天，刘文辉在成都发表谈话说：“杨森部由东面调来，未及赶到，共军已过了大渡河。”“吾军人少于彼，乃不得不撤退。”
蒋介石则在昆明大发雷霆，通令给刘文辉记大过1次，要他“戴罪图功”;还命令刘文辉对其所部各负责长官“查明严处”。
1935年6月2日，林彪来到桥头，翻身下马，步行过桥。王开湘、杨成武带领2连长廖大珠及勇士们列队，在城门前接受林彪检阅。林彪宣读了中革军委的嘉奖令，把毛泽东授予的“奖给飞夺泸定桥的红4团”的锦旗授予王开湘，每一个指战员还有一套写着“中革军委奖给”的列宁服。林彪代表红1军团为活着的18名勇士，以及王开湘和杨成武，发了钢笔、日记本、搪瓷碗、搪瓷盘子和一双筷子。
林彪没有多说话，他重重地拍着王开湘、杨成武的肩膀，颤声说：
“打得好，不愧是铁军……”
而此时的蒋介石，马上飞到成都，下令枪毙了刘文辉部在大渡河交战中败北的两个旅长，一个是刘文辉的侄子刘元琼，一个是刘文辉的同乡余松林。
杨成武在1997年回忆说：“当时我写了一篇《22名勇士飞夺泸定桥》的稿件，派人送到《红星报》，稿件中记载了22名勇士的姓名，后因该报拖期，将稿件遗失，使勇士们的名字未能流传下来。50年后，当人们要建纪念碑、纪念馆时，经多人追忆，也只回想起8名勇士的姓名。……冲过铁索桥的18名勇士，以及王开湘，在以后的长征中、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中陆续牺牲了。最后一个牺牲的是刘梓华，当时他是副师长，是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牺牲的。”
惜哉，惜哉!
欲知中央红军前行还有什么艰难险阻，且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评价石达开失败原因一节不可不读!人们形容看戏的人有这样两句话，叫做会看看门道，不会看看热闹。史学家们评价石达开的失败，一般都是从客观因素上进行评价，而没有从主观因素上去找原因。毛泽东一鸣惊人，一语中的。作为一个大谋略家，一个大战略家，识见自是与众不同。
第96章
“今天胜利会师了，我们1、4方面军是一家人，要在党中央领导
下，为彻底消灭蒋介石反动派、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共同奋斗!”
话说中央红军过了泸定桥后，主力又掉头南下，阻击薛岳部北渡大渡河，在汉源地区与其进行了激战。
毛泽东认为不能在此与国民党军纠缠，立即改变原计划，尽快占领天全、芦山，北上向红4方面军靠拢。于是，中央红军又折而向北前进。
1935年6月4日，毛泽东率领军委纵队翻越二郎山附近的甘竹山。因为山高路窄，部队行进缓慢。毛泽东走到了半山腰一段开阔地段，突然，他的警卫班长胡昌保，摆手示意。因为他的耳朵灵，已经听到了飞机的嗡嗡声。毛泽东急忙仰望天空，只见国民党军的飞机已经飞临头顶了，他急忙喊：
“大家隐蔽!”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飞机“呜”地一声尖叫，便俯冲下来，机关炮咕咕咕地扫向地面，树木被一排排地拦腰击断，呼啸的炸弹落地开花，顿时一片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其中一颗炸弹就落在离毛泽东很近的地方。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眼疾手快的胡昌保，大喊一声：
“主席——”
他猛扑上前，用力将毛泽东推向一边，“轰”地一声巨响，掀起数丈高的尘土。警卫员陈昌奉被气浪推倒了，警卫员吴洁清惊惧地喊着“主席——”，不顾一切地冲进了烟柱。此时的胡昌保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一声不响地倒在地上。幸免于难的毛泽东满身尘土，正蹲在不省人事的胡昌保身边，一手抚摸着他的头，一边急切地呼唤着：
“昌保，胡昌保……”
胡昌保在毛泽东的呼唤声中，缓缓地苏醒过来。他微微睁开双眼，看到毛泽东就在自己身边，问道：
“主席好吗?受伤没有?”
“没有，没有，小胡，我很好!”
毛泽东急切地喊卫生员钟光：
“快给小胡包扎!”
来到一旁的钟光急忙打开药箱。胡昌保却说：
“主席，我不行了，把药留下给同志们用。你们继续前进吧。”
“没关系，你会好的!”毛泽东一边安慰胡昌保，一边与钟光为他包扎伤口。毛泽东坐下来，用双手把胡昌保抱在怀中，鼓励他说：“胡昌保同志，你不要紧，你要挺住，我们把你抬到水子地，找医生治疗一下就会好的。”
胡昌保的头在毛泽东的怀里转动了一下，不无遗憾地说：
“主席，我知道，血全流到肚子里了。我没有什么牵挂的，只可惜不能再跟你向前走了……我不行了。主席……您要多保重!”
停了好一会儿，胡昌保又转过脸望着围在身边的警卫班战士们，缓慢地吃力地说：
“同志们，不要难过……我不能继续保护主席了。我们的任务很重要，很光荣。你们一定要好好保护主席，祝——革——命——成——功……”
胡昌保在毛泽东的怀里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毛泽东和战士们急切地喊着：“昌保!昌保!”“班长!班长!”但是无论怎么喊，再也喊不醒他了。毛泽东再也抑制不住悲伤，他伤心地哭了，警卫班的战士们也全都哭了。
毛泽东缓缓地从胡昌保脖子下抽出手来，将胡昌保轻轻地放在地上，叫人取来一条毛毯，盖在胡昌保的遗体上，他又缓缓地站起身，摘下自己头上的红星八角帽，默默地站在胡昌保的身边，向胡昌保致哀，泪水从他那宽阔的脸颊上不停地流下来。良久，毛泽东沉痛地说：
“胡昌保同志，你是个好同志。安息吧!”
他又吩咐警卫员们说：
“把他好好掩埋起来，在坟前立个牌子，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
大家含着眼泪，掩埋了胡昌保。毛泽东慢慢地举手摘下红星帽，默默地站在胡昌保的坟前，不说一句话，站了很久很久。
大家又继续前进。毛泽东突然从一名战士手中拿过一把小小的工兵铁锹，又返了回去，再一次为胡昌保的坟头培土。毛泽东一锹一锹地把土培在高高的坟堆上，又用铁锹拍打拍打。然后，迈着沉重的步子，缓缓地离开。
胡昌保牺牲以后，毛泽东在几天里很少讲话，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他在行军中，还不时地回头望望，总以为胡昌保还在身边。
6月7日，毛泽东在水子地指挥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在天全、芦山、宝兴防线，占领了天全。
红1军团在天全、芦山接到中革军委发布的命令，命令中说：全军迅速北上，与4方面军会合。这是战略总任务，而全局的关键是要翻越夹金山去夺取懋功。
中革军委把先锋任务交给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1军团，红1军团命令红4团充当全军前卫团，由师长陈光亲自率领，必须在12日赶到懋功。
6月11日，红4团进抵宝兴县的跷碛镇，来到了夹金山下。夹金山地处四川省西北部，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要翻越的第1座大雪山。
此时，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只知道红4方面军在岷江边的茂县一带活动，还不知道红4方面军由李先念率领的一部，为迎接中央红军正在向懋功前进，前锋已经到达夹金山北麓。
红4团组织了几个工作组，深入居民访问夹金山的情况。年长的老乡告诉他们：早晨、晚上切勿过山，因为山上大雪纷飞，寒气逼人，山风四起，遮天蔽日。要过此山，必须在上午9时以后上山，下午3时以前下山;而且还要多穿衣服，带上烈酒、辣椒，好御寒壮身;还得拿根拐棍，借力爬山。
6月12日9时许，师长陈光、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红4团沿着河旁的小路，向夹金山进发。4团2营为前卫营，6连为前卫连。战士们手执木棍，在雪中探路，利用刺刀、铁铲在雪上挖着脚踏孔，为后面的部队开路。越往上走，空气越来越稀薄，雪也越来越深，气温也骤然下降。队伍刚到山顶，突然下起一阵冰雹，核桃般大的雹子劈头盖脸打下来，战士们无处藏身，只好用手捂着脑袋继续朝前走。冰雹过后即是万里晴空，举目一望，只见银峰环立，到处都是一片冰的世界。团长王开湘在山顶清点了一下人数，发现没有一个掉队的。
红4团下得山来，山脚下突然响起一阵枪声。王开湘和杨成武派出3个侦查员前去探查。王开湘又让司号员用军号和对方联络，但是，光听军号声也分不清对方是敌是我。对方的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对方在喊：“我们是红军!”
陈光、王开湘、杨成武也有点纳闷了，对方是红军?4团是前卫团，怎么前面还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4方面军的?正在此时，一个侦查员飞奔而来，边跑边喊：
“是红4方面军的同志!”
同时，对方也传来了清晰的喊声：
“我们是4方面军!”
顿时，整个山谷响起了一片欢呼声。红4团指战员们蜂拥而下，与红4方面军红25师一部的指战员们紧紧握手，长时间的沉浸在欢乐之中。
原来，红4方面军总部派红30军政委李先念、副军长程世才率领红30军88师和红9军25师、27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川地区，迎接中央红军。李先念率部已经到了懋功地区，而韩东山率领的红25师在抢占懋功后，又奔赴达维镇，另派出一部寻找中央红军，结果还真的与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相逢了。
6月14日，红2师师长陈光率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4团，与红4方面军红9军韩东山师长率领的红25师，在达维镇会师。
红4方面军在1927年崛起于鄂豫皖地区。1931年春，张国焘、陈昌浩奉中央之命到鄂豫皖根据地，张国焘出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徐向前任红军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树声任副总指挥。
前边已经说过，张国焘参加筹备过中共一大，在国内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始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大”后，做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1931年回国，后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在鄂豫皖苏区推行王明“左”倾政策，开展“大肃反”，借机极力打击与他意见不同的人和反对过他的人，借助肃反先后杀掉了2500多人。徐向前和倪志亮在他们所著的《鄂豫皖苏区红军史》中这样写道：
“红军中有战斗经验的老干部几乎被杀完了，鄂豫皖苏区与红军的创造者几乎被杀完了，外来的党的军政干部被杀得差不多了，六安兵暴的领导者也被杀了。这一肃反的危害，不仅捕杀了大批大批的党政军群众的领袖，而且在党内苏维埃政权内，军队内与地方群众中，造成了极端严重的赤色恐怖，未被肃反的同志终日惴惴不安，不知死亡何时将至。由于大肃反，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了，部队中知识分子有军事知识，有战斗经验勇敢而机智的大批干部被肃掉后，使红4军在军事理论上与作战指挥上大大削弱了，部队中的文化程度也一落千丈，使部队中造成极端反知识分子反对戴眼镜的恶劣倾向，几乎使红军成为一支愚蠢的军队了。”
红4方面军在1932年10月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在川陕建立了根据地;3月底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成功后，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8万多人，造成极为有利的斗争形势。张国焘既不请示中央，也未经任何会议讨论，在4月下旬，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带领8万大军和原定留守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一切后方机关渡过嘉陵江、涪江，5月进驻岷江地区，5月18日在茂县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委。5月31日，成立以张国焘为主席的“西北联邦政府”。
张国焘采取这一错误行动，是由于对川陕根据地和整个革命形势的悲观估计。他看不到坚持川陕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对于策应中央红军的重大作用。他把中央红军退出江西看成是红军战争的彻底失败，因而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他还认为尾追中央红军的蒋介石嫡系部队会很快进入四川，红军将招架不住，不如主动撤走。
此时的红4方面军有主力部队5个军10个师30个团，加上党政机关人员共10万余人。
红1、红4方面军先头部队在达维镇会师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共中央说：请速决“今后两军行动大计”。
6月16日2时，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张闻天联名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奉，发出《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4方面军电》，电文内容写道：
(甲)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1、4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3省，建立3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乙)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丙)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丁)我野战军12号已全部通过天全、芦山之线，18号主力及中央机关可集中懋功、两河口之线，因粮食极少，不能休息，约月底全军可集中理番地区，并准备渡岷江。
电文明确地强调说：
“赤化以四川为中心的川陕甘3省广大地区，是此后野战军与4方面军的共同行动的基本任务。”
6月16日，张国焘派秘书长黄超到彭德怀处，送了几斤牛肉和几升大米，还有几百块银元。黄超按照张国焘的意思，利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彭德怀一事，挑拨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关系，反对红军北上。黄超还说，中央实际主事人是毛泽东而不是张闻天。彭德怀十分警惕，认为这话决不是一个不到30岁的黄超自己说的，肯定是从老奸巨滑的张国涛的嘴里吐出来的，这一套完全是旧军阀的手法。
6月17日，毛泽东就要翻越夹金山了，他一大早就喝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未穿棉袄，只穿着夹衣夹裤，脚上穿着黑色布鞋，手持木棍就上路了。不久，他的棉布裤子和布鞋便湿透了。
毛泽东把自己的马让给一位体弱有病的女战士骑。那位女战士说啥也不骑。毛泽东说：
“多有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
该上山了，机要秘书黄有凤突然得了疟疾，发高烧，他担忧怎样才能爬过雪山。毛泽东知道了，亲自找卫生员给他服药治疗。毛泽东让黄有凤骑上他的大白马，他自己蓬着头，拄着棍子，沿着前面部队走出的又滑又陡的雪路，向山顶攀登。
毛泽东看到有的战士陷入过膝没腰的雪窝里，就伸出大手把他拉上来。警卫员吴吉清脚下一滑，掉进了齐腰深的雪坑里，戴天福把他拉了起来。吴吉清发牢骚说：
“这叫什么鬼山?我宁愿翻10座山岭，也不愿走这么一座雪山!”
毛泽东听他这么说，就笑着问：
“吴吉清，你没见过雪山吧?”
吴吉清说：
“没有。”
毛泽东说：
“那你应该走走。这艰苦对于年轻人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很有乐趣嘛!”
毛泽东刚走到半山腰，气候突然变化，狂风骤起，乌云密布，在震耳欲聋的雷声中，鸡蛋大小的冰雹呼啸而来。毛泽东拉着战士的手继续前进，他还一再嘱咐大家：
“低着头走。低着头走，莫要往上看，也莫要往山下看，眼睛要向前看。千万不要撒开手呀!”
不一会儿，狂风冰雹骤然停止。毛泽东问：
“这一仗战斗怎么样?有负伤的没有?”
饲养员老余诉苦说：
“雹子把我的手打肿了。”
毛泽东叫卫生员钟光给老余上药，老余说“不上不上”，拉着马就走了。
越往山顶走，空气越是稀薄，呼吸越是困难。这时候，千万不能坐下休息，否则，就再也不能站起来了。戴天福实在走不动了，他说：
“我想坐一会儿。”
说着，就一屁股坐在雪地上。毛泽东到了戴天福的身边，说：
“戴天福同志，你坐在这里是非常危险的。来，我背着你走。”
吴吉清见毛泽东要背戴天福，顿时急了，心想，说啥也不能让毛主席背啊。于是，他抢先一步，背起了戴天福就走，毛泽东只好在一边搀扶着他们向山顶走去。
毛泽东登上山顶，极目四望，容光焕发。他自然想到这夹金山只是岷山的一个山脉，真正的大山应该说是昆仑山。昆仑山分为北支、中支、南支，西起帕米尔高原的葱岭，向东沿着新疆、西藏延伸到内地，其中包括着青海、甘肃、四川的许多山脉，全长约2500公里，多是雪峰和冰川，而岷山也不过只是昆仑山的一个中支而已，眼前这小小的夹金山又算得了什么!
毛泽东置身于冰天雪峰，遥望着西边天际，蕴藏于胸中的那股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雄心顿时勃起，情不自禁地吟出了：“横空出世，莽昆仑……”的诗句。
后来，毛泽东在10月间终于整理出了那一首气势磅礴的《念奴娇.昆仑》：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再说此时，战士们实在太累了，这个说想坐在雪地上休息休息，那个说想躺在雪地上闭着眼睛养养神。毛泽东对大家说：
“不能在这里休息呀!这里空气稀薄，有危险。再加一把劲儿，下山去我们就和4方面军会师啦!”
战士们一听毛泽东如此说，就坚持着向山下走去，许多人坐在雪地上，顺着山坡往下滑，大家叫做“坐汽车”。毛泽东见战士们如此可爱，便也加入了“坐汽车”的行列。
中央红军这一次过雪山，像贺子珍那些女红军以及像徐特立一些老人，都是拉着马尾巴才爬上了山头。
6月17日下午，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中央领导人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受到红4方面军先头部队红25师指战员的夹道欢迎，战士们高呼：“欢迎1方面军老大哥!”“向中央首长致敬!”。
在当天晚上召开的联欢会上，周恩来主持会议并致词，韩东山代表红4方面军讲了话，毛泽东和朱德也讲了话。毛泽东说：
“这次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是红军战斗史上的重要一页，是中华苏维埃有足够战胜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完成北上抗日任务力量的表现。我们在中央苏区就知道4方面军的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作战英勇，创造了川陕苏区，消灭了很多敌人，各方面都有很大成绩。”
“我们红军是打不垮、拖不烂的队伍，是劳动人民求解放的队伍。我们从离开中央苏区那天起，每天都是同超过我们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敌人的围追堵截不仅没能消灭我们，而我们却大量消灭了敌人。战斗中虽然有一些伤亡，但我们却锻炼得更加坚强，扩大了革命影响，沿途撤下了革命种子。”“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今天胜利会师了，我们1、4方面军是一家人，要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彻底消灭蒋介石反动派、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共同奋斗!”
红25师为中央红军准备了丰盛的晚餐，送了很多的慰问品。
在6月17日这一天，张国焘与徐向前、陈昌浩复电中共中央，不同意中央的战略，反对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认为川北地区地形、给养条件不利，红军没有粮食吃，国民党军已有准备，不宜过岷江东打。而应向川西北，北攻阿坝，组织远征军，经阿坝集中主力向青海、新疆打，占领青海、新疆。如有困难，暂时向南进攻。
张国焘提出这样的方针，其原因正如徐向前后来所说的：
“作为第4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张国焘，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故意夸大向东向北发展的困难，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他看不到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对当时的形势做出极端悲观的估计，认为革命处于‘总退却’阶段。因此，他主张‘卷起苏维埃旗帜’，向我国荒僻的西部地区青海、新疆或川康等地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苟安一隅，逃避斗争。”
徐向前，1901年11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曾祖父时徐家是村上的大户人家，有人做过官，盖了一座瓦房，被称作楼院徐家。徐家虽然也说得上是书香门第，可是因为家道衰落，徐向前一直没有上学的机会，长到八九岁时，父亲才教他背几首唐诗。10岁那年，徐向前进入永安村私塾。后来他又读了2年高小，因家庭贫困失学。几十年后，年迈的徐向前得知女儿考上了大学，就对女儿说：“很多年以前，我想进学堂，总不能如愿。你就要进大学堂了，要珍惜呀!”徐向前的第1位妻子叫朱香婵，这是父母包办的婚姻。朱香婵是一位温雅、勤快、会体贴人的姑娘。1924年，徐向前去投考黄埔军校，她忧急交加，因患重病怀着一腔忧思离开了人世。1925年，徐向前考入了黄埔军校，成为第1期1队的一名学生兵。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第1队军校生作为孙中山的贴身卫队保护孙中山、宋庆龄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徐向前也成了孙中山的护卫队队员。在黄埔军校期间，校长蒋介石每月要找10多个学生当面测试和谈话，从学生中发现了不少人才。一天，轮到徐向前了，他被叫进去谈话。徐向前生性少言寡笑，不善辞令，蒋介石只简单地问了他几句，就认定他是个没出息的学生。1929年，徐向前和第两个妻子程训宣结婚，程训宣比徐向前小10岁，两人结婚不到一年，程训宣就在张国焘所搞的肃反运动中被当作AB团分子关押和审查，她被杀害时年仅21岁。在那恐怖的肃反岁月里，徐向前力所能及地挽救了一些战友，却最终未能挽救住自己的妻子。后来，徐向前终生都在怀念着那位大别山的女子程训宣。
至此，毛泽东已经预料到张国焘的这种右倾思想和行动，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红1、红4方面军会师后的一系列问题。因此，他说什么也高兴不起来了。当他郁闷地想到和张国焘汇合时，焦虑再一次成为他生病的前兆。艰苦的生活，再加上将要与张国焘汇合的而引起的焦虑，毛泽东又一次生病了，他感到浑身软弱无力。医生傅连暲、姬鹏飞去给毛泽东看病，毛泽东再一次患上了疟疾。
毛泽东的健康观是：精神的作用更重要。他和两位医生谈起了因为心理因素的原因，而可能引起身体出现疾病的问题。毛泽东相信，有时人们不需要任何药物，单靠极大的希望也能生存下去。
6月18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到达懋功县城，会见了在这里迎候的红4方面军先头部队第30军政委李先念。毛泽东问李先念：
“你今年多大?”
李先念说：26岁。毛泽东说：
“你真是前途无量啊!”
毛泽东又仔细地询问了红4方面军的情况，并征求李先念的意见：能不能打回川陕苏区?
毛泽东反复考虑着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后的下一步行动。他把一幅军用地图铺在地上，向李先念等人详尽地分析了目前形势，他说：
“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很有利，1、4方面军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相互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今后1、4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
这一天，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联名再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重申了北上方针的正确，不同意张国焘提出的向大西北或向南发展的错误方针。电文中说：
“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的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特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
6月20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向西发展，他们说：“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无良策。”
6月24日，毛泽东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的名义给张国焘个人发了一封电报，他在电报中写道：
国焘同志：
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有利。请你再仔细考虑!……兄亦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张、朱、毛、周
1935年6月24日4时
张国焘看看电报上的4个人，都是他认识的，他沉思了一会儿，决定前往懋功一行。他对政委陈昌浩说：
“我打算明天到懋功去。”
这才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聚头成冤仇。
欲知毛泽东会见张国焘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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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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