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9章
“现在20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
年轻人将亲手参加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
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
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
话说1965年5月21日上午11点,毛泽东在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夫妇和省公安厅厅长李强、副厅长高文礼的陪同下,从长沙市陈山招待所乘汽车前往火车站。
毛泽东的专列于12时50分到达株洲,换乘苏制吉姆汽车,经醴陵、攸县,于下午7时许到达茶陵县城。
毛泽东吃过晚饭,就在县委办公室里安置了自带的一张床和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具,像窗帘、被褥、便桶之类,在这里住了一夜。
5月22日一早,茶陵县委书记找到汪东兴说:
“毛主席来茶陵,你应该事先告诉我们,我们好做安排。”
汪东兴说:
“主席怕惊动群众和干扰你们的工作。我们这次是路过茶陵去井冈山的。”
县委书记说:
“我的房子可以让毛主席住。毛主席住在办公室里,我们心中十分不安。”
汪东兴说:
“住办公室也蛮好。主席睡惯了自己的床,我们按照毛主席的基本生活习惯带来了一些用品,不麻烦你们了。我代表主席谢谢你们,请你们放心。”
县委书记说,县委的领导同志们想见见毛主席。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说:
“当然要见嘛!路过一次茶陵也不易呀。38年前路过茶陵时很狼狈。那时我们秋收起义的队伍一部分被敌人追赶着,一部分被敌人阻截着,到茶陵吃住都困难。这一次来可不一样了。”
毛泽东喝了一口龙井茶,点燃一支烟,高兴地说:
“你先安排好,待我吃过饭就见他们。”
早饭后,毛泽东接见了茶陵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张平化夫妇、李强、徐业夫和汪东兴陪同接见,毛泽东与他们合影留念。照完相,毛泽东对大家说:
“这次我们就不多谈了,要赶路,谢谢大家。”
众人热烈鼓掌,目送毛泽东上了汽车。
毛泽东一行经莲花县到达永新县,在县委招待所休息,吃午饭。然后,毛泽东接见了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副省长王卓超、周克用、黄荣庆和永新县委负责人。永新县委的负责人问毛泽东午饭吃好了没有,毛泽东说:
“这顿饭又吃到当年在永新吃过的新鲜腊肉、鸡、鱼、青菜,味道都不错,比当年吃得更香,而且是从从容容吃的。”
毛泽东接见完毕,又乘车向宁冈县井冈山方向前进,于天黑之前就到了井冈山北麓茅坪位于山腰的谢氏慎公祠和祠后他曾经居住过的八角楼。毛泽东没有下车,乘车围着八角楼转了一圈。然后又驱车上了黄洋界。
毛泽东一下车就快步走向山顶,他对身边的人说:
“这就是黄洋界!当年我们就是利用黄洋界的险要地形,经过和敌人的几次较量,把敌人赶下了山。那时为了减少伤亡,保存自己,我们在这里构筑了一些工事,给敌人很大打击。”
毛泽东又对汪东兴说:
“东兴同志,你去那边看看,还有没有当年工事的痕迹?”
汪东兴按照毛泽东指示的方向前去查看。毛泽东和张平化夫妇在黄洋界上合影留念。汪东兴去不多时,回来报告说:
“主席,有几个地方还依稀可以看出有当年构筑的壕沟式工事在。”
毛泽东又仔细查看了已经修复一新的当年守哨红军战士住过的营房,而后怀着复杂而沉重的心情,缓缓走上38年前初上井冈山时所踏过的山坡。
是日晚,毛泽东来到茨坪宾馆。他微笑着对身边的人们说:
“这可和当年大不一样了!那时敌人前堵后追,我们靠两条腿拼命走,1000多里路走了半个多月。这次来坐汽车,两天就到了井冈山,还是机械化快!”
5月23日,毛泽东对汪东兴说:
“请你办两件事,第一,拟一个电报给中央、周总理,告诉他们,我已安全抵达井冈山,请他们放心。这里山高路远,如没有急事暂不要送文件来。第二,安排工作人员和湖南来的同志分批参观一下井冈山。最好请当地熟悉情况的同志帮忙介绍一下情况,让年轻人增加些历史知识。你抽时间去参观一下井冈山博物馆,回来向我讲讲展览室的情况。”
5月25日下午2时,毛泽东在115房间找来张平化、刘俊秀、汪东兴、王卓超等人谈话。张平化要汇报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毛泽东说:
“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张平化不可能知道,此时的毛泽东胸中正酝酿着将要发动的一场气势磅礴的风雷。接下来,毛泽东深情的回忆了历史,他说:
“我离开井冈山已经38年了。这次故地重游,回忆起38年前的那段历史,心情总是非常激动的。为了创建块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是想回井冈山看看,一别就是38年啊!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高兴、激动。没有过去井冈山艰难的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了。
什么事情都是开头难。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反革命事变,宣布反共。5月21日,发生马日事变,反动军阀许克祥在长沙围攻省工会、省农会,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事变。中国革命遭到了巨大的挫折。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才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后来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了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的话。他们大为恼火,认为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就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给撤了,以后又说中央委员也要撤了。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井冈山,说是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这样一来,井冈山人也火了,不服气,为我打抱不平,要向中央写报告恢复我的党籍和名誉。我劝他们不要写了,开除就开除了,有啥子要紧?他们真开除了我的党籍,我还是要干共产党的。井冈山人听了我的话,很认真地说:‘开除了你的党籍,你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师长总还是可以当的吧。’”
毛泽东笑了笑,接着说:
“你们说,井冈山人对我还不好啊?”
他继续回忆着历史,说道:
“1927年9月份,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队伍由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平江、浏阳的农民和安源的工人武装,在修水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我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有智慧,能吃苦,在文家市决定进军路线的会议上,就是他有力的支持我退入萍乡向罗宵山脉转移的提议。他在泸溪一战中英勇的牺牲了。
当时秋收起义的目标是攻打长沙,结果在围攻战中,原来收编的旧白军残部邱国轩团叛变,加上敌众我寡,我军又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攻打长沙的军事行动就告吹了。秋收起义的部队于1927年10月转战至永新、宁冈两县交界的三湾村,战斗中我观察到这支队伍在战斗中有不听指挥、纪律松懈、不会做群众工作的现象。有的人还有旧军队中不良习气。另外,还有官兵关系不平等、缺乏民主空气等问题。我提议部队在此整编,把原来的4个团改编为1个团。实际当时剩下2个营,7个连,不足1000人。对于那些对革命灰心丧气、摇摆不定的旧军官,根据整编原则,愿者留,不愿留者发给路费让其回家。这样,愿意留在革命队伍的都是经过战斗和过惯艰苦生活的、政治上坚定的贫苦出身的工人、农民以及革命军人。人虽然少了,但却精干得多了。
后来我们上了井冈山,经过几次大的战斗后,在井冈山站稳了脚,扩大巩固了井冈山这块革命根据地。所以人们现在说,井冈山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摇篮。
井冈山不愧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没有井冈山过去艰苦卓绝的奋斗,就不会有今天革命的胜利。胜利真是用生命换来的呵!”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深深的吸了几口,接着说:
“井冈山道路的探索,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一步。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同志牺牲了。他们是一批有信仰有抱负的年青人。”
他特别提到了何挺颖、王尔琢、张子清、陈毅安、伍中豪、胡少海几个人,激动地说:
“一回到井冈山,脑子里重现出他们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有牺牲精神的好同志,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几岁呀!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党和国家的现在和未来。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
“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现在,打击迫害,假公济私,忽‘左’忽右,形左实右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的比我多。报喜不报忧,说假话,也是官僚封建的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腐化、蜕化和变质,这一代不变,下一代,下几代会不会变?有变的社会基础嘛。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得住他们?”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占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接下来,毛泽东向在座的人了解了袁文才、王佐在1930年被错杀后井冈山各方面的反映。之后,他着重谈了发扬井冈山精神的问题。他问在场的人,什么是井冈山精神?大家回答说是艰苦奋斗。毛泽东听罢笑了,说:
“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面。还差两点,要从制度方面去想。”
汪东兴说是支部建在连上。他点点头,说:
“在井冈山时期,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我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就写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全国都需要推行民主政治。”
刘俊秀问:
“现在工厂都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毛泽东说:
“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它有很大权力。现在工厂的工会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
今天的井冈山比38年前是大不一样了,上山有汽车,有楼房,吃饭是4菜1汤,人们穿的是干净整齐的衣服,真是神气多了。但是我劝大家,现在日子好过了,井冈山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
我早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的缩小而不是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特权。要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有一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意义一样深远。它们都是井冈山革命精神。”
毛泽东最后说:
“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考上了清华,第二年转过去。陈赓那时还活着,当校长。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工大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清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现在干部的特权对他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条件优越,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可以看内部电影。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中,有些现象令人担心。”
5月25日晚,毛泽东对历史的深深的回忆和对现实的缜密思考,激情与诗兴大发,提笔填写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其词云: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换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5月26日,毛泽东起床后用过饭,就在住地附近散步。他对陪同散步的井冈山管理局负责人说:
“我这次回井冈山来看看,感到井冈山的变化很大。修了公路,通了汽车,解决了上山难的问题。”
管理局负责人说:
“现在井冈山已经修建好了两条公路,一条是由黄洋界到宁冈、永新,一条由拿山、泰和去吉安。还有一条由井冈山到遂川,这条路正在修建中。”
毛泽东问:
“井冈山现在建有博物馆、纪念碑,还有这么好的宾馆,来客多不多?”
管理局负责人说:
“不少,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来井冈山参观的人很多。”
毛泽东说:
“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在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井冈山的斗争,指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新方向。当时有人提出井冈山的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疑问,我们以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坚持了井冈山的革命斗争。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胜利,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斗争的实践,被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中国革命如果没有这些根据地做后盾,就不可能取得全国的革命胜利。革命成功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你们应该利用井冈山革命的这些历史,多宣传井冈山的革命传统,让后来的年轻娃娃们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
管理局的负责人问:
“当年井冈山的斗争那么艰苦,战斗那么频繁激烈,许多同志英勇献身了,您知道现在还有哪些老同志健在吗?”
毛泽东说:
“从全国来说,当年在井冈山战斗过的人还不少,包括现在党政军领导岗位上的领导同志如朱德、林彪、罗荣桓、陈毅、陈伯钧、陈士榘、何长工、彭德怀、谭震林、陈正人、江华、萧克、曾志、彭儒、贺子珍等。袁文才、王佐不在了。现在在西藏军区工作的张国华同志,原来是王佐部下的兵,是个很能干的同志。”
5月27日下午3时,汪东兴拿着中共中央派人送上井冈山的文件,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此时,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的写诗。这就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填写的第二首词:
念奴娇.井冈山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5月29日,毛泽东起床散步后,对张平化、刘俊秀、汪东兴说:
“井冈山是座好山,风光好,空气新鲜,是休息健身的好地方。我们已经住了1个星期,该走了。”
张平化、刘建秀说:
“能有这次难得的机会陪同主席重上井冈山,心里非常高兴。现在井冈山的人民迫不及待的要见主席。”
毛泽东说:
“我们难得上山一次,一定要见他们。昨天我让东兴同志安排了,不知安排得怎么样了?”
汪东兴说:
“我按主席的意见,将人分成4批会见。”
毛泽东说:
“就照你的安排办,下午见面,见完就走,不要他们送了。”
下午4时,毛泽东接见井冈山人民的活动就要开始了。此时井冈山上人声鼎沸,欢声雷动,到处都有人高喊:
“毛主席!毛主席来了!”
井冈山人很有秩序的分批同毛泽东见了面。毛泽东每接见完一批,仍然频频向人们挥手致意。最后,他在欢呼声中登上汽车,开始下山了。井冈山人民群众自动拥到道路两旁,为自己的领袖送行。
毛泽东一行经拿山、泰和县直达吉安地委招待所。由于这一天太劳累,毛泽东吃过晚饭就休息了。
5月30日,毛泽东起床后问汪东兴:
“今天如何安排?”
汪东兴说:
“一大早,吉安地委的同志就要我转达他们要见主席的愿望,我答应报告你后再定。”
毛泽东说:
“那就见吧,照照相。”
毛泽东会见了吉安地委常委、吉安市委的负责人,和他们一一握手,合影留念。会见结束后,乘汽车经峡口、分宜到达樟树的火车站,和张平化、刘俊秀等人依依话别,上了专列。
1965年6月2日,毛泽东在杭州读了国际关系研究所5月3日编印的《帝国主义动向》第15期,针对里面所载的《从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越南问题上的争吵看美国扩大战争的动向》一文,给江青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江青阅。这是一个研究所的分析,可一看。他们认为有可能马上打仗。我看也许如此,也许暂时还不会。一二三年之后才打,我们就有准备了。但我们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中央已作了决定了。
毛泽东
6月2日于杭州
6月6日,毛泽东在同汪东兴谈话时说:
“一件事情,不能看得那么容易。有人想,‘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建设不起来就打,也可能建设起来又不打,要有两手准备。”
6月7日,毛泽东读了中央办公厅5月29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173期,关于上面所载的《山西省农民讲习所办得很好》一文,给江青写了一个批语:
江青阅。共4件,如精神好可以一看。
毛泽东
毛泽东在杭州期间,要到柳莺宾馆去看望住在那里养病的胡志明,他交代警卫处长伍一说:
“胡主席身体不好,不要通知他说我要去看他,你们工作人员知道就行了。不然的话,胡主席就要先来看我了。我是主人,他是客人,应当我先去看他。”
从刘庄到柳莺宾馆,只需要七八分钟时间。毛泽东的车子一开动,伍一就吩咐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了胡志明。毛泽东的车子刚进柳莺宾馆的大门,胡志明已经从房间里走出来迎接了。他见毛泽东下了车,就快步迎上,问候道:
“毛主席好!”
“胡主席好!”
毛泽东也微笑着快步向前,紧紧握住了胡志明的手,两个人在院子里边走边交谈起来。叶子龙和伍一就在他们身后十几步远的地方警卫着。这一次会见,只是属于礼节性的看望,毛泽东和胡志明并不谈实质性问题。几分钟后,叶子龙、伍一见毛泽东向他们招手,知道会见就要结束了,赶紧走上前去。毛泽东问叶子龙:
“胡主席这边的工作是谁在负责?”
叶子龙回答说:
“伍一同志。”
毛泽东把伍一叫到跟前,拍拍他的背,对胡志明说:
“我每次来杭州,都是他管我。这次,我就把他让给你了。”
胡志明高兴得连连说:
“不敢当,不敢当!”
毛泽东与胡志明亲切的握手告别。胡志明见车子开走了,就问伍一:
“毛主席在这里,你为什么不跟过去呢?”
伍一微笑着回答说:
“照顾好胡主席,跟照顾好毛主席一样重要。”
胡志明闻言非常感动,他深情的感叹道:
“毛主席很伟大,做中国人真幸福。”
6月1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真、李先念、薄一波听取了余秋里、谷牧关于第3个五年计划和三线建设的汇报。毛泽东说:
“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我看5年搞1080亿元的建设规模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搞些项目能打歼灭战,大了歼灭不了。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3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
6月20日这一天,正是星期日,毛泽东在上海西郊一个别墅里单独约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史专家刘大杰。刘大杰事先不知道是中央那位领导要见他,一进别墅,见毛泽东正坐在藤椅上看书,又惊又喜。因为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因此他颇为拘谨。毛泽东见刘大杰如此,就问道:
“你是哪里人?”
刘大杰说:
“我是岳阳人。”
毛泽东闻言,即刻朗声吟诵起杜甫的《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刘大杰见毛泽东这样随和,便从桌上拿起一支烟抽起来。毛泽东风趣地说:
“你还会抽烟哪。”
刘大杰抽完了,又拿起一支烟。毛泽东笑着说:
“你烟瘾还不小呢。”
此前,刘大杰正与郭沫若就蔡琰的《胡笳十八拍》问题进行争论,又与茅盾为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展开讨论,毛泽东对这些都很关注。他幽默的对刘大杰说:
“你现在和沫若不睦,和茅盾矛盾。”
刘大杰忍不住笑了。毛泽东鼓励他说:
“你跟前辈的人敢于争鸣,这很好嘛。你这个战斗精神,希望能继续发扬下去嘛。你参加百家争鸣,不要怕丢掉名誉地位。”
毛泽东读过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他认为这套《中国文学发展史》还算是比较好的。他说:
“屈原写过《天问》,过了1000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
他还说:
“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
谈到李商隐的《无题》诗,毛泽东说:
“《无题》诗要一分为二,不要一概而论。”
谈到《贾生》一诗时,毛泽东问:
“能背得出吗?”
刘大杰立刻以湖南乡音吟诵了《贾生》全诗。毛泽东听罢,喟然叹道:
“写得好哇!写得好!”
说起杜牧,刘大杰很推崇杜牧的《河湟》;毛泽东则谈到了杜牧《题乌江亭》那一首中的名句:“胜败兵家事不期”。
最后,毛泽东又谈起了学术争鸣问题,他嘱咐刘大杰说:
“要多商量,宁肯存疑,不要轻易做结论。真理是会越辩越明的。还是要投入到百家争鸣中去。”
6月26日,毛泽东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钱信忠讲到全国医务工作人员分布情况时说: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毛泽东听后很生气,批评说: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好了!”
接着,毛泽东提出医学教育要改革。他说: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3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
他又特别强调说:
“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5亿多农民。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的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去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而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上去。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后1年、2年的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66年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结束啊!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这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这个指示在医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6月26日这一天,毛泽东派人给章士钊送去桃子、杏子各5斤,并附上一信。
原来章士钊从1960年开始撰写《柳文指要》,到1965年上半年,上下两部近100万字的初稿已经完成。毛泽东闻知此事,说是自己也爱柳文,要章士钊将书稿送他一阅。章士钊便派人将上部书稿送给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在附信中写道:
行严先生:
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5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之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
毛泽东
1965年7月3日,毛泽东在《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的调查报告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20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将亲手参加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请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施行。如何请酌。”
欲知毛泽东对青年一代的期望能否实现,请读者诸君自去研究好了。
东方翁曰: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绝不仅仅是为了怀旧。在他决策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思想大决战前夕,此举和横渡长江一样,更多的是一种坚定的政治抱负的展示。也可以说,他所填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井冈山》这两首词,既是对往昔峥嵘岁月的回忆,也是对未来在思想战线上进行艰难斗争的一个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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