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1章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3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
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
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
话说1965年10月20日，毛泽东会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你们的仗打得很好，南方和北方都打得很好。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们，包括那些已经觉悟的人和一部分尚未觉悟的人。现在的世界是个不太平的世界。这并不是你们越南人到美国去侵略，也不是中国人到美国去侵略。”
“我们支持你们取得最后的胜利。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比如，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这是一条经验。这条经验，只有打才能取得。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要打破那种美国人不可打、不可以打败的神话。我们都有很多经验。你们和我们都打过日本人，你们还打过法国人，现在你们正同美国人打。
美国人训练和教育了越南人，教育了我们，也教育了全世界人民。依我看，没有美国人就是不好，这个教员不可少。要打败美国人，就要跟美国人学习。马克思的著作里没有教我们怎么打美国人，列宁的书里也没有写。这主要是靠我们向美国人学。
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支持你们。朋友愈多愈好。”
1965年11月10日，中央发出通知，将杨尚昆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改任广东省委书记;任命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1965年，杨尚昆被调离中央办公厅以后，由谁来接任中办主任的职位?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主张由田家英接任。总理不同意由田家英接任，他倾向由龚子荣来担任。龚子荣原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是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也做过地下工作。但是他原来在北方局工作过，和刘少奇，彭真的关系很密切。江青跟我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是她投了汪东兴一票。江青说，主席身边有些人，像叶子龙，并不把她当回事的。但汪东兴对江青却始终是毕恭毕敬，惟命是从的。但是毛主席对汪东兴有看法。江青说，主席跟她说，汪这个人表面上唯唯诺诺，其实很有城府。不是那么表里一致。但江青觉得，汪是个直爽的人，是能够掌握得住的人。而且他和其他人也不是走得那么近的，和田家英不一样。后来毛主席才决定由汪东兴来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所以江青说，她的一票是关键的一票。当然后来江青也正是为了这个关键的一票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
且说11月10日这一天，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撰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
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看过并同意发表的。姚文中说：《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是影射对“单干风”、彭德怀的右倾“翻案风”的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代表国内外敌人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最引人注目和发人深思之处，在于他尖锐的提出了“三面红旗”问题，实质上是涉及到了1961年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里的一些领导人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分歧。
本传前面已经叙述过，毛泽东对“三面红旗”的认识，与中央其他一些少数领导人之间，经历了一致——分歧——勉强一致——严重对立的过程。毛泽东从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始终维护“三面红旗”。在八届十中全会和在这以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严厉的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批评刘少奇、邓子恢、彭德怀等人。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的几年里，他又提出，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中央存在着两个“独立王国”，“出了修正主义”。实际上正是在寻找突破口。于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就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推到了历史发展的日程表上。
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这一天，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嘱令他的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11月10日的《文汇报》航空版。
原来，彭真这个人很多心，早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就曾经有人跟他提起过：“江青在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张春桥来北京肯定和这事有关。”所以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他就立即到处打听有关批判《海瑞罢官》的事，追查有什么背景和后台。他还在文化革命小组会议上问康生：
“你知道上海发表那篇文章的背景吗?”
康生回答说：
“一无所知。我也是在文章发表后才看到的。”
彭真又问：
“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来北京是干什么的?”
康生说：
“研究《智取威虎山》的修改和上演问题。他找我谈话都是说京剧革命，没有谈起批判《海瑞罢官》的事。”
彭真说：
“看来上海搞这些名堂连你也瞒着，这成什么话?老让我们处于这样的被动状态，我们还怎么工作?”
康生回答：
“那你就赶快变被动为主动，也开始批判那出戏算了。《海瑞罢官》确实有问题，我听好多同志反映过这出戏的问题，起码在政治上对我们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彭真对此极大不满。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刘少奇、陈云、邓小平也都对此持抵制态度。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邓小平也是反对这篇文章的，他曾对吴晗说过，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两度打电话问彭真，请示他是否在《北京日报》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范瑾就是黄敬的夫人。本传在第七卷中已经交代过，黄敬在1958年2月10日因精神病复发，病逝于广州，年仅46岁。范瑾后来再婚。
彭真对范瑾说：
“《北京日报》不必转载，除了《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各地必须转载外，像上海《文汇报》上的文章没有必要转载。”
11月12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他在天津听取了河北省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
11月13日，毛泽东看了毛泽荣的来信，就叫秘书处给他寄去200元钱;还让秘书室另复一信，信中写道：
毛泽荣同志：
10月25日寄给毛主席的信，主席已经看过。他送给你200元，作为对你生活困难的补助。此款已交邮局汇去，请查收。
此致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1965年11月13日
11月13日晚，毛泽东抵达徐州。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先后7次到徐州的最后一次。
11月14日，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指挥海军在福建崇武海战中击沉了国民党军护卫舰永昌号和击伤大型猎潜艇永泰号。
11月14日下午1时至2时40分，毛泽东接见了徐州地市负责人丁平、关明政，询问了工农业生产和战备情况。尔后，毛泽东问道：
“沛县还有刘邦的什么遗址?”
丁平、关明政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提议去看看，他还饶有兴趣的讲述韩信点将台、黄楼、戏马台、苏东坡、燕子楼的故事和一些景观的来历。
此后，毛泽东又驱车去了江苏南京。
毛泽东此次出行，是一路视察，一路提醒人们警惕修正主义。
11月1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转了中央组织部《关于目前党员的情况和今后六年接收新党员意见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培养提拔新生力量是目前党在建设方面的重大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关于全局和革命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报告还要求改变由于这几年基本上停止接收党员，造成的青年党员过少、第一线党员过少、高等学校学生中党员更少的状况，在今后6年中，在坚持高标准的前提下，积极的、较多的接收一些新党员。要求各级党委订出具体的规划和办法，认真贯彻执行。
正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指示精神的指导下，1965年，全国提拔了400多名地委以上干部，其中省、部级干部达几十名之多。此外，还挑选了一批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锻炼，以培养年轻后备干部。1965年全国新发展党员94.3万人，1966年发展319万人，充实了一批新生力量。
11月17日这一天，毛泽东乘专列抵达上海，下榻在西郊的一栋旧式别墅里。
周谷城应邀来到了毛泽东在西郊的下榻处，他一进门，正和陈丕显谈话的毛泽东就起身相迎，笑着说：
“又碰到了。”
这是毛泽东每次见到周谷城时的常用语，话虽平淡无奇，却透出了老朋友之间的亲切和自然。周谷城同毛泽东握手问候之后，两人便天马行空的聊起来。毛泽东谈到了哲学史的写作，他说：
“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
周谷城说：
“胡的白话文学史，也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了下文。”
毛泽东话题一转，说：
“中国佛教史没有人写，也是一个问题。”
他们又谈到旧体诗，谈到了晚唐的李商隐。周谷城说着说着就有点忘乎所以了，他仰靠在沙发上，随口用湖南腔哼起了李商隐的一首七言诗：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周谷城把前几句反复吟诵了几遍，可那最后两句竟然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毛泽东在一旁听着，知道老朋友忘了，便笑着用同样的湖南腔调吟道：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周谷城在毛泽东面前，不经意的吟唱这首讽喻帝王末路的诗篇，是不太妥当的，而他竟然轻轻松松的念了出来，毛泽东也自自然然的接了下去。毛泽东念出最后一句时，周谷城又跟在他的后面哼，而且感到心情舒畅，超乎寻常。毛泽东和周谷城一样，心情也很舒畅。可周谷城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此生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晤谈。
1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为斯特朗80寿辰，派人送给她两张祝贺卡。
11月22日，有关部门特意为斯特朗包了一架专机，满载着她和她的30位中外朋友飞抵上海，住进了古朴典雅的锦江饭店。毛泽东将在这里会见她，祝贺她的80大寿。起初，毛泽东只打算会见斯特朗一个人，斯特朗不同意，她说：
“我的朋友们这么大老远和我一起来，假如毛主席见我，也应见他们。”
11月24日，是斯特朗的80周岁生日。毛泽东将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斯特朗和她的朋友们。
天将近午，毛泽东、周恩来在一个大房间的门口迎接客人，江青也站在毛泽东身旁一同迎接客人。毛泽东看上去身体很好，精神愉快，他首先祝贺斯特朗生日愉快!然后同客人们一一握手，说：
“我已经认识你们中的好几位。但大多数人是新的。”
当毛泽东与中宣部领导包括副部长吴冷西在内的几位干部握手时，气不打一处来，顿时面有不豫之色。他把客人领进了接待室。这里铺着一个大的地毯，摆放着一个大的椭圆型桌子。毛泽东仔细的观赏墙壁上的一幅竹雕，到第2幅作品前看了一下，又走向第3幅作品;尔后他让斯特朗坐了首席，自己在相邻的椅子上坐下来。他掏出香烟，点燃了一支，慢悠悠地说：
“我，一个吸烟者，是一派，而斯特朗同志是对立的一派，不吸烟派。”
斯特朗对毛泽东的这个开场白感到吃惊。身为医生的马海德以为毛泽东是在开玩笑，便挑战似的说道：
“你把这个问题看成是派别问题吗?”
毛泽东说：
“当然，在我和医生之间，医生说我不应该吸烟，我说我要吸。我行我素嘛!”
他用目光巡视了一下所有在座的人，又说：
“你们有多少人吸烟?吸烟的人拿一支香烟举起手来。手里拿一支烟就是吸烟者的标志。”
毛泽东说话的口气很轻松。在场的外国朋友不知毛泽东何出此言，而几位中宣部领导干部却深知个中原因：毛泽东还在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事生气呢。他们面面相觑、惶惑不安。
原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从11月12日开始，上海的《解放日报》、浙江的《浙江日报》、山东的《大众日报》、江苏的《新华日报》、福建的《福建日报》、安徽的《安徽日报》、江西的《江西日报》，都先后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北京市各家报刊及全国其它各地报刊却都拒绝转载《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自然是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使他非常愤慨，于是他就指示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结果，北京连这种单行本也不予以发行。
且说毛泽东看了看在座的人，没有几个人拿起烟举手，他笑了笑，旁敲侧击地说：
“好吧，看来在这方面我也是少数派喽。不管怎样，我还是吸烟，并且劝你们也吸。”
午宴开始后，毛泽东以传统的主人姿态，从第一道菜拼盘中，夹了一些，放在斯特朗的碟子里。午宴的气氛虽然并不十分热烈，但毛泽东对斯特朗的关怀与盛情，却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斯特朗还是感到很满意、很愉快。
11月26日，周恩来和罗瑞卿在上海接见14日在福建崇武海战中，击沉蒋军炮舰“永昌号”和击伤大型猎潜艇“永泰号”的有功人员。接见结束后，江青对罗瑞卿说：
“姚文元在上海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汇报》发表了，但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不理睬。”
罗瑞卿当场表示说：
“我们《解放军报》支持。”
他马上打电话给刘志坚，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叫《解放军报》在第一版上全文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并加一个态度鲜明的编者按。
11月29 日，在彭真压下姚文元的文章19天之后，当他得知《解放军报》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时，不得不给范瑾打去电话，要《北京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这样，在《解放军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的第二天，《北京日报》也转载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还加上了彭真亲授的按语。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后来还听说，周总理11月26日在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周总理得知姚文写作与发表是毛主席同意与支持的。27日回到北京，即向彭真讲明，并与他一起审定《人民日报》转载姚文的按语，在11月30日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作了转载。”
11月30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11份材料，坐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
原来在11月27日，林彪授意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组织人写关于近年来海军思想斗争的材料，他特意嘱咐李作鹏要在这份材料中说明罗瑞卿的表现。
此前，罗瑞卿对林彪的“顶峰论”、大搞“突出政治”提出了不同意见，林彪拉拢他无效，便认为他是妨碍自己向上爬的障碍，就决定除掉他。李作鹏立即召集王宏坤、张秀川等人，秘密整理了材料，说罗瑞卿“怀有巨大的阴谋”;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想当国防部部长”。
1965年12月1日，《光明日报》也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
各报在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时，均仿照《北京日报》加了编者按语。这些按语，强调要根据“双百”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力图把这一讨论局限在学术领域。此后，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向阳生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主持下的协作组“方求”等，接二连三的发表批驳姚文的文章。
就在江青、张春桥等人积极物色左派，以便组织文章还击时，《红旗》杂志的编委关锋和戚本禹站了出来。戚本禹表示说：
“若有人攻姚，我们就出来反攻。”
此后，关锋、戚本禹二人来到了上海，与姚文元商谈此事。张春桥也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见。就这样，姚文元的文章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论战。而这场论战正是后来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容笔者以后慢慢细述。
12月2日，毛泽东在兰州军区党委关于55师在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的报告上批示道：
“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12月6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13期上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不点名的批判了翦伯赞鼓吹的所谓的“历史主义”。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我看到了翦伯赞不断在倡导他的反对用阶级观点看待历史的所谓‘历史主义’。我就想，这种脱离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其实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毛主席强调阶级斗争，并充分肯定和赞扬农民革命对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可他们这些教授却认为农民革命，在历史上只起到了破坏和倒退的作用。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于是，我就在文章中写道：
‘你看，从孔夫子以来，大家都说农民造反无理。众多的是史学家，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业中死去的农民英雄，把他们描写成为暴戾咨睢、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者。就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些新文化战士，在这样一种千百年来习惯舆论的压力下，也觉得没法子否认那个加在叛逆者头上的乱字。轰然一声，马克思主义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声宣告：造反有理!’”
12月8日，毛泽东从杭州回到上海，在锦江饭店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兵种和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都参加了，吴冷西也列席了会议。
叶群在会议上分3次作了约10个小时的发言，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彪“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
12月11日，罗瑞卿被召到上海会议上，但他没有得到申辩的机会。
在这次会议期间，林彪提出要打倒罗瑞卿。毛泽东说：
“他罗瑞卿只是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他也只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那还是一片好意嘛。”
林彪说：
“他反对突出政治就是反对主席。”
毛泽东见林彪如此坚持，只好退了一步，说道：
“可以先挂起来么。10年不行，20年，挂1万年行不行?”
毛泽东不愿意打倒罗瑞卿，但他又不能不同意撤销罗瑞卿的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职务，调离军事领导岗位。
林彪建议由杨成武担任总参谋长，毛泽东摇摇头说：
“不要那么匆忙，还是让他代代吧。”
于是，杨成武后来就出任了代理总参谋长职务。
12月16日，上海会议结束，会议决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5条意见：
“1、性质严重，手段恶劣。2、与彭、黄有别。3、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4、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5、领导有责。”
另外决定：“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
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回到了杭州，下榻于杭州刘庄宾馆。他在与刘庄宾馆服务员孙丘珍等人拉家常时，询问她们的家庭情况。当他问到孙丘珍时，孙丘珍说：父亲原是一个建筑工人，因工伤失去了劳动能力，瘫痪在床。母亲没有职业，年幼的弟弟因无钱上学，只得呆在家里。全家4口人的生活，全靠她每月28元的工资维持。毛泽东十分同情孙丘珍的家境，关切的问：
“靠你这点工资能养家吗?”
孙丘珍说：
“不能，但组织上照顾我，每月给我补助七八元。”
毛泽东说：
“那我来接济一点吧。”
孙丘珍连忙推辞说：
“我怎么好用您老人家的钱呢!”
毛泽东说：
“这是我的稿费，你家里有困难，从我的稿费中拿一点钱来接济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毛泽东交代秘书说：
“从我的稿费中拿一点钱，接济一下小孙，她家非常困难。”
后来，秘书从毛泽东的稿费中取出500元钱，托护士长吴旭君交给了孙丘珍。孙丘珍捧着500元钱，激动得热泪盈眶，周围的人也都十分感动。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毛泽东摇了摇手中的1965年第6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说道：
“这一期哲学研究我看了3篇文章。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他写的文章是针对翦伯赞的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的。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反洋’，后来变成‘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它是爱国主义的?无非认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措施。”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什么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么多。”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子，1岁到7岁，接触事物很多。两岁学说话，3岁哇喇哇喇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外国人的区别，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笔者注)很好，我看了3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笔者注)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40天的娘，我骂你们20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实际。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但光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它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5年的话，在下面搞3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
陈伯达插话说：主席除外。毛泽东说：
“我做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谈话结束后，江青要艾思奇和关锋整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艾思奇、关锋花了一个通宵，写出了《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这个纪要交给田家英后，田家英因为对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有看法，就删去了毛泽东关于彭德怀的那段话。艾思奇提醒他说：
“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去。”
田家英说：
“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12月22日，毛泽东将昨天评价《海瑞罢官》和彭德怀的那个话又向文化革命小组的康生、彭真等人说了一遍。彭真为此与毛泽东发生了顶撞。他还说：
“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
彭真对毛泽东把吴晗同彭德怀联系在一起一直表示不满，早在11月28日，他在和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的谈话中，听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他就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12月14日，彭真又对吴晗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12月26日，毛岸青和邵华在毛泽东72周岁寿辰之际，前去看望父亲，毛泽东当即一字不错的挥笔背录了叶剑英写的《远望》一诗：
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飘渺没遥空。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
赤道弯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
毛泽东写好后赠给了儿子和儿媳。
后来，毛岸青、邵华夫妇曾经著文说：“1965年12月底，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72岁诞辰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望毛主席。毛主席为了教育我们这些孩子们，激励我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反修精神，欣然挥笔为我们书写了一首七律《远望》。我们看到毛主席非常喜欢这首诗，他老人家不仅可以十分清楚的背诵出来，而且连什么时间刊登在那家报纸上，都记得清清楚楚。”
叶剑英也曾为毛泽东手书的《远望》作了说明，他写道：“《远望》一诗，为刺责‘北极熊’蜕化变修而作，时在1965年秋。”
1965年底，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并附上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整理稿，他建议将《论十大关系》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
这份《论十大关系》整理稿，是以毛泽东于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为基础，又吸收了4月25日他在政治扩大会议上讲话的部分内容，整理而成的。
毛泽东看了《论十大关系》的整理稿，批复道：
“此件看了，不太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
12月27日，中共中央写了一个通知，连同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印发到县、团级以上各级党委学习。
1966年1月5日，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
“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
尔后，毛泽东从杭州去了武汉。
1月9日，由艾思奇、关锋整理又经田家英删改的《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经文化革命5人小组组长彭真批示后印发到各地。
据叶永烈记载：“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后，田把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的那段话删去了。纪要印出来，陈伯达一看，冒火了。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跳脚了。江青马上去问毛泽东：‘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当江青查明是田家英删的，怒不可遏地骂道：‘老右倾!’”
欲知毛泽东后来还能像以前那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容忍田家英否?且待第九卷中叙述。
东方翁曰：在《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作为中共中央一个重要文件下发前，田家英身为一个贴身秘书，为发泄私愤，竟然敢于擅自删除毛泽东谈话中的部分重要内容，可谓是胆大之至。他的理由“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时人和后人都不难看出，这一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他的这种做法本身，无疑会使人们联想到封建时代那些专了权的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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