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31日上午,红星闪闪“晓龙读书会”进行了《被压迫者教育学》的讨论。会议由新闻与传播学院20级硕士马晓龙主持,由20级硕士潘柳言、20级硕士孙薇和20级硕士张毓祺担任主讲,由20级硕士张毓祺负责整理纪要,其他参与讨论的人员还有19级硕士黄嘉莹、19级硕士邓淑蓉、20级硕士苏琦、20级硕士陈昱坤、20级博士董博天及张慧瑜老师。
《被压迫者教育学》
《被压迫者教育学》是一部反思现代教育,探讨如何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理念的著作。新闻与传播学院20级硕士马晓龙简要介绍了保罗·弗莱雷这位巴西作家,他被认为是半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教育家,也是继赫尔巴特、杜威以来,教育理论史的“第三次革命”的开创者和实施者。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核心的教育观的视角——边缘化世界中的意识化,也就是(我们这些被压迫者)如何通过教育去获得解放。
被压迫的底层人民
新闻与传播学院20级硕士潘柳言就本书和中国现在的教育体系的公平性进行了一次漫谈。首先从保罗·弗莱雷开始说起, 1921年他出生于巴西的一个破产家庭,13岁时父亲去世,父亲在弗莱雷的生命中扮演了知识启蒙导师和依靠者的角色,保罗在父亲身上学到了应该肩负的责任,体会到了个体的弱小和无奈,父亲的去世让他不得不更早地步入社会,可见一个人的家庭会对他的未来产生重要的影响。在社会中从事的成人扫盲工作让他更清晰地看到了巴西底层人民的贫困、愚昧和弱势,和他们接触让他感受到了被剥夺应有权利者的沉默的文化,对应到中国就是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在被压迫者中,沉默是一个很典型的概括,人们在接受教育、管理、统治的时候是不会去进行反思和外部观察的。弗莱雷开始明白,底层社会的无知和冷漠是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统治的直接产物,是结构性压力之下的沉默的选择,是家长统治的直接产物。沉默者是受害者,而整个教育系统在维护这种沉默,是使人们沉默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他开始反思教育应该怎样改革,让底层人民真正意识到制度的不合理。这不仅是对底层人民的深切的关心,这还是一种民族主义的体现,他希望巴西在极富和极贫之间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接下来,潘柳言硕士分享了三点重要内容:
第一,保罗的主要立论前提是人性二重性。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人性化是人类的中心问题”,人类的使命就是人性化,意味着人作为不完善的存在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不完善并且试图变得完善。但是,不公正的秩序,比如剥削、压迫、异化扭曲了人类追求更完美的人的使命,导致了非人性化。因此,保罗认为凡是阻止了他人变成更完美的人的行为就构成了压迫行为,所以在重新寻求人性化的被压迫者和试图维持不公平秩序的压迫者之间产生了矛盾和斗争。这样一套理论可以放到很多地方都说得通,不管是在教育还是以前的工农业的压迫中。在斗争的初始阶段,被压迫者不是为了解放而斗争,而几乎是想自己成为压迫者或者次压迫者,这可以解释很多现象,比如放回到中国过去的年代,地主和佃农的关系,或者是在现在的基层治理的层面上,有的被压迫者得到一点小小的权力就会再去进行压迫,出现底层压迫底层,自己看不起自己的情况。放在现在的互联网中,资本主义的数字劳工即使获得了岗位上的提升,也不会去想要打破这个机制,不会去想怎样完善工作条件,而是在这个逻辑内继续进行下一轮压迫。他们是内化了压迫者意识的被压迫者,这就体现了他们的人性二重性,他们对自由既向往又害怕,对权力既怨恨又执迷,当权力作用在他们身上时,他们害怕权力会管制自己,但当他们真正拥有权力时,却又会迫不及待地运用权力压迫下一层。这是保罗立论的前提。
第二,保罗在书中主要呈现了两种教育的对比,即灌输式教育和对话式教育。灌输式教育设立了师生主客体之间的对立,教师作为讲解的主体而学生作为倾听的客体,是灌输知识的过程而不是把知识纳入到与现实的关系中去理解,导致学生接受了一堆公式和事实,却不理解这些公式和事实的意义是什么。但这种灌输式教育在中国教育的语境下可能是被过度批判的,这种教育是必然的。因为在古典教育中,就像苏格拉底所说,教育最重要的工作是认识自己,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教育被赋予了改变命运的使命,我们是通过考试去获得学历和物质,通过教育实现阶层的跃升成为了一种惯性思维。以潘柳言硕士的经历而言,她所在的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有教育安排,初中高中有相应的入学考试,而幼儿园的招生无法对没有任何知识储备的两三岁的儿童进行考核,就会去考核父母的条件,比如面试父母的学历、资质、家境。在中国语境下,灌输式教育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书中弗莱雷是批判这种教育的。他相应提出了一种提问式或对话式的教育,通过化解师生主客体的对立削弱了压迫的力量,把人们目前的处境作为问题提出来,通过对现实进行批判性的认识对解放推波助澜。在形式上,对话意味着双方是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对话的核心要素是词,所有的词都是真实,真实的词必须包括反思和行动两方面。弗莱雷认为说出一个真实的词意味着改造世界,对话意味着共同寻找真实的词命名和改变世界。因此对话式教育是从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些问题去讨论和反思,而不是在秩序的逻辑里讨论既有的问题。
第三,这本书是弗莱雷对底层的观察和记录,是底层研究非常好的参考书籍,但是也有一些局限,比如弗莱雷没有通过阶级来谈压迫。尽管存在种族、性别或者其他范畴的压迫,但是阶级仍然是现代社会一个更为基本的范畴,弗莱雷对统治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的运用还停留在一个理论的抽象层面,没有结合现实的语境。放在中国的语境中,对教育而言,我们谈论底层可能会更合适一些。比如去乡村支教的同学,应该怎样发挥教育的作用,改变他们的理念和观念而不是单纯教授知识。
新闻与传播学院20级硕士陈昱坤对此表达了赞成,尤其是底层人民面对权力远离又向往的情况。现在的剥削和压迫基本成为了一种段子调侃,是一种可谓是不得不接触的现实。李猛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当代是左翼力量最低沉的时期,也是全世界人类能在最大程度上接受不平等的时期。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是符合的,可以映射到996这样的社会问题上。
新闻与传播学院20级硕士孙薇就两个角度进行了补充。一个是柳言说过的基层的角度,比如大学生下乡等等。其实在书中提到过一个“主题域”的概念,如果要找到教育的项目内容就必须投入到现实中去,教育工要去了解对人民对现实的理解,就很像去进行一个民族志的调查,发现基层都有哪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去提出一些真正的解决措施。如果我们想要在教学方面去反思和改造,那么去寻找主题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一个有意义的主题域必须包括反思和行动两方面,通过主题域我们能够突破狭隘的思维,深入剖析目前面临的困境,通过实地考察、专家分析,结合跨学科的力量,去了解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提炼方法并解决。
另外一个和昱坤提到的权力、劳工、压迫有关,在书中谈到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其实有一个挺有意思的角度,被压迫者所有的努力——所有试图突破被压迫的框架的努力,不是为了解放而是为了成为压迫者。就像我们一直在谈的内卷,我们一直不断在努力,其实都是在卷入不断的竞争之中,而不是为了去推翻这种压迫。就像资本家是如何一步步成为资本家的,其实也都是经历了不断的压迫然后逐渐成为压迫者,这反映了现在内卷化的现状。被压迫者和压迫者都承受着双重的折磨,一方面是他们都渴望自由,因为如果没有自由就没有幸福感,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自由,因为他们被压迫习惯了,就会认同压迫和被压迫的秩序。所以最终他们发起的挑战不是为了打破这种模式而是为了让这种模式延续下去。弗莱雷在批判之后也启示我们要去建立真正平等的对话,建立一种哈贝马斯所说的主体间性,在尊重主体的基础之上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
认识和实践的统一
新闻与传播学院20级硕士张毓祺最关注的是弗莱雷提出的灌输式教育和提问式教育之间的差异,联想到了《城市梦》中王爹爹孙女的教育问题。就像柳言所提到的,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师资不足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追求最基本的高考制度下的分数的公平,我们不得不采取一种灌输式教育的形式。对于底层社会来说,一个有能力提高学生分数的老师,就可以被称得上名师了,更不要说启发人的主体性。联系个人的经历,在一个父母都是本科及研究生学历的知识分子,都是医生职业的中产家庭,从小接触的教育也都是灌输式教育,并且一直对广告这样的事业心向往之,直到接触了传播学的很多理论,知道了对消费主义的批判,然后亲自到公关公司实习之后,才开始进行反思这些一直认为是好的自然而然的东西——广告这种宣传的形式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才开始进行所谓的人性化的反思。这对《城市梦》中王爹爹的孙女也是一样的,片中一直说她成绩好,判断的标准也是分数这种灌输式教育的产物,这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状。从解决方法去思考的话,我们过去用的一些方法可能在现在也有借鉴的意义,比如把学校和当地的基层社会真正结合起来,当地有抢收种麦的农业运动的时候,学校也会有相应的助收运动,让学生和基层群体也结合起来,进行识字教育,通过学生完成扫盲工作,包括“小先生”等儿童给予父辈知识的方式,这就是一种把现实问题引入到主题域中来的方式。
新闻与传播学院20级硕士马晓龙认为整本书的思想体系就是一个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还有列宁、毛泽东等人的思想,还有卡斯特罗的文化实践理论,还有马尔库塞和阿尔都塞的新马克思主义,还结合了一些存在主义。弗莱雷的阐发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从认识和实践的统一中去构建以反思和行动为中心的教育解释论,他能给教育学贡献的一个新的观点就是从反思和行动合一的角度去出发,并以反思、批判和行动来主导我们的学和做。反思主导的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在反思的批判中,我们的被压迫者(也就是我们自己)才可能发现非人性化的教育绝非是天命注定的,而是具体的历史事实——一种不公正的社会秩序使然的。那不公正的社会既然滋养了压迫者的横征暴行,那必然也会导致被压迫者的非人性化,这是一个他贯穿开始和结束的观点。他揭发的是被压迫者悲剧性的两难选择,或者被压迫者的二重性,发现了面向被压迫者的教育的社会或者文化基础——我们的教育和文化完整地反映了压迫意识和社会结构,我们现实中存在的这种灌输式教育又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具体化,并通过这种具体的表现形式贯彻压迫意识。老师教,学生被教,老师是无所不知的,学生是一无所知的。压迫者利用这种灌输式的教育,并辅之以我们熟悉的家长式教育机制使学生比较容易麻痹、听信和盲从,从而使每个个人都成为世界的旁观者,不去介入也不去怀疑,没有反思,而是自动习惯于压迫者所创设的各种规定。弗莱雷所倡导的那种提问式的教育就是要使被压迫者批判性地意识到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是非人性化的表现,必须通过这种提问式的教育,通过平等的对话来打破这种灌输式教育的纵向的模式,改为一种横向的模式,为我们改造世界,从而采取行动和反思。
陈昱坤硕士提到他看《被压迫者教育学》的最深刻的观感,就是把《人民日报》中所看到的东西理论化了,把中国革命史上的组织动员活动理论化的表现就是这种被压迫者的教育学。它其中提到的那种提问式的方法,是要让被压迫者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把自身的意识内在化。就联想到了我们的诉苦会、翻身动员会,告诉这些农民你是被压迫的是不行的,他们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这种处境,然后就通过诉苦会的形式,或者说在有一篇人民日报中具体提到的诉苦的经验和翻身的经验就是要安插一些党的干部去提出问题,就和提问式的教育很像,提出我们现在的处境是不是合理的,让他们自己意识到自己是处于一种被压迫的状态。包括有一些中农有一些物质上的储备,觉得自己不是贫农,不想参与革命的斗争,通过提问的方式就能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被蒋政府、国民党、地主阶级剥削的。通过算账的形式动员起来中农,最后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整本书的观感就是中共革命实践的理论化的成果,当然它具体是侧重于教育的方式,提到了很多具体的操作方法,有些还比较晦涩,以后还需要细读。
马晓龙硕士称赞陈昱坤硕士总能把读书的内容和其他学习、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新闻与传播学院19级硕士黄嘉莹也鼓励大家多用理论联系实际,让读报和理论也进一步结合。本次读书会讨论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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