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怎么办？》

　　康无疾

　　列宁写于1902年的《怎么办？》一书，是布尔什维克建党思想及建党策略的重要著作。作为一本解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党路线问题的政治小册子。列宁以论战思维对其建党路线展开了极具针对性的论述，这些论述所涵盖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建党思想、斗争策略、灌输理论、革命家组织、民主集中制等等。《怎么办？》不仅论述精辟，而且其中所提出的理论在现实中最终取得成功。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的《怎么办？》无疑是十分关键的一部著作。就中国革命而言，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列宁《怎么办？》的理论价值，并以其作为中国共产党开展自身建设的理论依据。简而言之，作为一个典范的列宁式政党，要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逻辑及其组织文化。《怎么办？》一书是绝对绕不开的基本理论文本之一。《怎么办？》一书总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第二章为“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第三章为“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第四章为“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第五章为“全俄政治报‘计划’”，这五章在各个方面搭建起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建党策略的总体论述，形成了布尔什维克建党路线的基本方针。

一、《怎么办？》的原则思想

　　从文本本身来看，列宁对每一章节的安排是颇费心思的。就总体论述节奏而言，文章首先从批评党内部分机会主义者所主张的“批评自由”入手，进而将“批评自由”这一问题同理论斗争联系起来。列宁指出，所谓“批评自由”乃是第二国际所形成的历史产物。究其实质，乃是伯恩斯坦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正，是要将社会民主党从一个革命政党转变为一个改良政党。而在这种转变之中，已经转变的人为了促成整个转变的发生，不能不拿起种种资产阶级的理论和观点去“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

　　这种“批评自由”只是一种形式的自由，伪装的自由，在理论上是为着篡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是为着阻碍革命斗争。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是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

　　在这个层次上，列宁正式将问题引入进理论斗争。在列宁看来，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一时代背景下，时代本身已经急迫地提出了“革命”这一时代母题。因此，“批评自由”与反对“批评自由”，实际上反映为两种思想体系之间的斗争，即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修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斗争。对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而言，坚持无产阶级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时刻坚持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不可调和的理论斗争。这是因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要推动革命，就必须依靠革命的理论，一切对革命理论的修正、倒退和遮掩，在政治上无不意味着让步、妥协与折中。所以在最后一节，列宁特别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党作为无产阶级优秀分子组成的政治集团，必须以先进理论来指导运动，必须具备充分的自觉性和首创精神。继而，列宁在第二章为我们展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如何看待、认识和运用群众自发性及党的自觉性的问题上的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必须时刻紧跟群众的自发性，不要提出超出群众自发性的政治斗争目标，要把运动限制在经济改良的框架之中，这种观点被列宁称作“经济主义”；另一种观点——即列宁的观点——认为，在充分鼓动群众自发性的同时，党还必须将群众的自发性提高到自觉性这一更高层次，党不能跟在群众尾巴后面摇旗呐喊，而要担负起提出政治斗争目标，引导群众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进而推动革命进程的任务。

　　正是后一种观点，遭到前一种观点的“批评”。“批评”认为后一种观点固守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没有“承认”现时运动的“合法性”，脱离了现实条件。但是，从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面临的现实条件来说，沙皇专制的崩坏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使得革命在各方面的条件与日成熟，列宁紧紧抓住这一点，并且清醒地意识到，一些人鼓吹所谓“批评自由”，实际上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倒退回以经济诉求为主的改良主义，是要在组织上涣散党的集中统一，使党退化为手工业方式的各种理论小组，是要阻碍党将工人运动上升为政治运动，使工人运动仅仅以狭隘的工联主义为主轴。

　　列宁充分认识到，群众的自发性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群众的自发性有可能升华为自觉性。要达成这一转变，就离不开党将社会民主主义意识从外部灌输到工人之中去。列宁回顾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俄国历次工人运动的表现、特征和结局，从而尖锐的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社会主义的学说，乃是从有产阶级即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在具体的运动中，如何看待自发性和自觉性，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分野。一味鼓吹遵守自发性，实际上只会产生资产阶级工联主义。而在革命面前，真正的问题在于群众自发性的高涨对党的自觉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便开启了后面三章列宁对建党策略的具体论述。

二、《怎么办？》的策略逻辑

　　在列宁的阐述中，党内的分歧形成了环环相扣的两条路线：一条是：“批评自由”——机会主义——崇拜自发性——经济改良——工联主义；另一条是：理论斗争——坚持马克思主义——重视自觉性——政治斗争——社会民主主义。任何主义的实践，都离不开政治的鼓动。但是，前一个逻辑链条的结果是限制现实斗争的烈度，缩小政治鼓动的范围，也就是强调和偏重于经济揭露，并以此作为同资本家和工厂主提出改善经济待遇要求的依据。列宁并不排斥这种工作的正面意义，因为这是“唤起阶级意识、开展工会斗争和传播社会主义的起点”。但是，在列宁看来，这种活动“实质上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活动，而只是工联主义的活动”。光是改良工人的经济处境，并不意味着社会制度的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受到根本性冲击，工人遭受剥削和压迫的制度根源仍然存在。不过，工人通过经济斗争改善自身经济处境的现实成果，有利于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和斗争愿望。只要党能够有效的进行政治鼓动工作，就完全有可能将工人斗争的自发性提高到自觉性层次，就完全有可能将工人引导上推翻现行制度的政治斗争的轨道上来，并最终实现这一目标，从而“消灭那种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

　　于是，列宁首先提出了党在运动中的第一个策略，即开展最广泛最彻底的政治鼓动。列宁将政治鼓动工作划分为两个部分，包括宣传和鼓动。当然，在论述的潜在层面，列宁也提出了“理论”这一部分。总的来说，这三者的任务是不完全一致的。理论家一般就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问题进行比较高深、比较系统且比较抽象的学理研究，这种学理研究奠定或补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体系，从而为宣传和鼓动提供基本的思想观点和理论材料。宣传员的任务是“提供‘许多观念’，多到只有少数人（相对地讲）才能一下子全部领会，完全领会”。至于鼓动员，则要面对广大群众，因此，鼓动员在就某一个具体问题开展政治鼓动时，“只要举出全体听众最熟悉和最明显的例子……尽力利用大家都知道的这种事实来向‘群众’提供富者愈富和贫者愈贫的矛盾是不合理的这样一个观念，竭力激起群众对这种极端不公平现象的不满和愤恨，而让宣传员去全面地说明这种矛盾”。

　　这就意味着，理论家负责构建理论，宣传家负责说明问题，鼓动家负责激化情绪。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很明确地意识到，理性和非理性都是革命不可或缺的要素。仅仅有理性，还不足以革命。革命离不开非理性，离不开最朴素的情绪调动。同时，政治鼓动，不仅要进行全面的政治揭露，更重在培养革命积极性。革命积极性之所以能够被培养，在于组织的力量，在于党从外部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为只有党才有完善的组织能力去组织起由理论家、宣传员、鼓动员组成的庞大的政治鼓动队伍。只有党才有充分的理论研究能力——党组织的广泛存在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一手材料——并借助组织下沉到社会各阶层和各角落，从而为宣传鼓动创造基本条件。所以，列宁对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大加抨击，认为前者崇拜工人自发性，忽视了党的自觉性，将党沦为群众的尾巴；而后者则完全被淹没在少数知识分子的自发性中，而没有将革命工作同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用一般的观点来看，这就是革命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列宁说得很好，“一种人强调‘平凡的日常斗争’，另一种人号召作单个人的最大的自我牺牲的斗争”，但两者都是“各自崇拜自发潮流的一个极端”。

　　两种倾向都是非党倾向。前一种倾向把党拉低到群众自发性的水平上，后一种倾向把党从群众自发性中抽离出来。为解决这个问题，列宁提出了党在运动中的第二个策略，即在党的内部组建起由极少数职业革命家构成的党的革命家组织，这一组织是革命的灵魂，是革命的中枢。列宁激烈反对“手工业方式”的组织形式，所谓“手工业方式”的组织形式就是极为粗糙，极为简陋，规模极为有限，活动范围极为狭隘，并且惯常是由少数知识分子组成的读书小组。这种小组，是早期组织化的必经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只是组织化的过渡阶段，而不能成为组织的固定形式。这种读书小组的组织形式同党内对自发性的崇拜之间是有着必然联系的。这是因为：经济派追求“合法”的经济斗争和松散的组织形式，并不企图使党成为革命的龙头，也不认为工人运动已经达到了政治斗争的阶段，小组形式被视为“自由”的联合；而恐怖派则认为，革命不需要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知识分子只要组成密谋小团体，采取各种最为激烈的政治手段，就可以刺激工人运动。从根本上来讲，这两种倾向都缺乏灌输观点，都没有意识到依靠组织力量持之以恒对工人进行理论灌输和思想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列宁之所以主张成立革命家组织，关键就在于“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列宁完全明白，现代政治斗争要想取得胜利必须依靠系统成熟的组织力量，革命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靠知识分子组成的读书小组或者密谋暗杀团体能够运行得了的。革命家组织之所以需要，是因为革命的复杂性要求革命团体具有高度的组织性。这一组织性首先体现为组织结构的科学划分、组织工作的合理安排、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政治应对能力的日益增强等等。因此，革命离不开职业革命家，革命组织必须依靠一群专以革命为职业的专业人士作为其领导核心。这是因为职业革命家具有极成熟的政治手腕、极高超的革命技艺以及处理各种复杂局面的综合能力。职业革命家不仅深谙思想理论，而且极为熟悉组织工作；不仅具备充分的社会经验，而且能够独立担负起领导、宣传、组织、鼓动、交通等各方面具体工作。更重要的是，列宁认识到，革命者要与资产阶级的国家暴力机器，即军、警、宪、特机关作斗争，除受过专门训练、经过长期教育的职业革命家队伍以外，一般的政治反对派并不能战胜军、警、宪、特机关。

　　革命家组织既然已经被论证为必要，那么如何协调作为中央领导机关的革命家组织和全国革命这样一种关系呢？换言之，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呢？革命家组织通过何种方式来领导全国革命？又通过何种方式来推动全国革命呢？从某种意义上讲，在革命历程中，作为中央领导机关的革命家组织一旦的建立，无异于正式在一个国家疆域内部建立起同旧国家机器相对立的一套崭新的社会组织机器。正如政府依靠各种法令及强制机关实现对社会的治理。那么，党又如何实现对社会的动员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提出第三个建党策略，即建立中央机关报。在列宁眼中，党的首要组织问题并不是组织如何去运作，而是组织如何建立起来。尽管1898年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且通过第一次代表大会使各地区的党小组有机联系在一起，但是作为高度集中的先锋队仍然没有建立起来。党组织涣散，缺乏统一意志，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也使得党难以应对现代政治斗争的需要。这正是列宁在1902年写作《怎么办？》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去建立先锋队，尤其如何将中央领导有效贯彻到全国各地，从而形成全国革命“一盘棋”的局面？

　　列宁想到的是利用中央机关报。这是因为：第一，中央机关报可以作为中央发号施令，统一意志，凝聚思想的现实载体；第二，利用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发行、代办网络，能够建立起一套依托于信息传递和文件交往基础上的组织体系；第三，中央机关报系统必须依托于中央和地方相互联系和相互配合的前提下才能有效运转，通过中央机关报孕育组织网络，能够遏制分散状态，实现集中统一领导；第四，中央机关报能够“从全俄各地收集起来的政治揭露和经济揭露材料，将为各种职业和各种发展水平的工人提供精神粮食，将为举行各种各样问题的座谈和讲演提供材料和机会……”，这就使得中央机关报能够以最大的效能发挥政治鼓动的作用；第五，正是因为中央机关报的这些效能，使得中央机关报不仅能够正确解决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而且能够改善中央的领导工作，同时也能够改善地方工作。

　　以上三点建党策略的诞生，来源于列宁对于革命最基本的认识：革命是一场持久斗争，是一场系统工程。革命绝非一蹴而就，革命需要持久作战，必须注意历史辩证法的运行规律，要正确处理革命的日常工作和突发情况之间的关系，要持之以恒的对工人阶级开展理论灌输，要使工人阶级逐步提高到革命家的水平，要组建一个具有稳定性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以实现对革命的长期领导。政治鼓动、革命家组织和中央机关报，这三者都是围绕着开展持久斗争、进行思想教育、建设组织力量而提出的。所以列宁说：“只有这样来建立组织，才能确保社会民主党的战斗组织所必需的灵活性，即能够立刻适应各种各样迅速变化的斗争条件，善于‘一方面在敌人把全部力量集中于一点的时候避免同这个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公开作战，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个敌人的迟钝，在他最难料到的地点和时间攻其不备’。专为应对爆发和街头斗争，或者专为应付‘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来建立党的组织，那是极大的错误。我们应当时刻进行我们的日常工作，同时又应当时刻准备着应付一切情况……”

三、几点体会

　　《怎么办？》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策略作出了极为精辟的论述，也正是在这本系统论述建党策略的小册子里，列宁形成了自己关于先锋队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继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独树一帜，引领了二十世纪世界革命潮流。中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列宁思想的影响。无论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还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其组织原则都依托于列宁的先锋队理论，都是以列宁式政党为组织蓝本。1927年国共分裂以前，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政治行动大都对列宁的建党策略和组织策略有所参照，这就包括建立中央机关报、成立革命家组织等等。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目前也有不少学者关注革命时期中共报刊发行及其组织运作对于推动党的组织化和完善党内信息传递功能的重要意义。虽然，中俄两国国情各异，中国革命后来发展的道路也同列宁对俄国革命的论述有所不同。但是，列宁的《怎么办？》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历程中的经典文本，依然对指导世界革命（包括中国革命）具备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就笔者的个人体会而言，结合中共党史，我以为有以下几点是值得反复思考的。

　　第一，《怎么办？》所提出的群众自发性和党的自觉性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中国共产党既遭受过重大挫折，也取得过辉煌胜利。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左”右倾错误，从其表征来看，都与没有正确处理好群众自发性和党的自觉性之间的关系有关。如曾志曾在回忆录中提及自己的前夫夏明震在“湘南起义”时期，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为抵抗蒋介石部队的进军，接受了上级机关提出的针对当地农民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即焚烧十五公里内的一切民房。这就高估了群众自发性，并且没有意识到群众自发性的反面，也没有充分理性运用党的自觉性，而以党的自觉性去强行要求群众，这就造成了群众的极大反感。这一政策被当地群众得知后，大批群众既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朴素要求，又受到反革命分子的煽动，当即围攻驻地的共产党人，大批共产党员被杀害，夏明震最后尸遗河滩，曾志抱着他的尸体痛哭。当时的革命者很浪漫的认为，湘南起义初期，组织上帮助农民群众打击土豪，取得了丰硕的斗争成果，因此对于“坚壁清野”的政策，多数群众是能够认识到党的政策的正确性的，但历史的事实告诉了我们，用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在现实的斗争中，一切浪漫主义的设想和夸张、极端的理想主义情绪，都是决不可取的。总之，“左”的和右的，即超越群众水平和迁就群众水平，对革命都是有害的。正确的道路只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即以群众的面貌出现在群众之中，去领导群众向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第二，《怎么办？》对建立革命家组织的极端重视。为什么革命家组织重要？这个问题几乎不用再作过多论战，因为历史已经论证过了。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来看，党走向胜利的同时，便是党的领导集体走向成熟的过程。刘少奇指出，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便是在第三国际指导下根据列宁式政党组织原则组建起来的。但是，从早期党的领导集体的组织构成来看，大多领导人都是青年左翼知识分子。党的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都是“白面书生”，一来他们的年纪普遍较轻，对政治的认识很不充分；二来他们对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社会实际情况了解并不充分，除了凭热情和对理论的一知半解来办事以外，很大程度上也确实受到共产国际的遥控指挥。一直到长征以后，中国共产党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平均五十多岁，经历几十年革命历程，他们在政治上俨然相当成熟，而且对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有了独立自主的成熟认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与此同时，党的领导集体的各大成员，在各条战线上“久经沙场”，不仅极其熟悉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具有高度成熟的政治手腕，善于处理和应对各种各样的情况，而且对各条战线的业务工作也非常了解，既有理论才干，又有组织能力。最关键的是德才兼备，党内外声望都很高，是真正不负众望的党内政治家集团。如果没有形成这样一个稳定的、成熟的、具有延续性的政治家集团，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很难设想的。

　　第三，《怎么办？》及其内含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列宁的“灌输论”本身意味着在革命斗争中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党需要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给工人，而要完成这一使命。一方面需要依靠党的组织力量，进行政治鼓动各方面任务；另一方面又离不开中央机关报进行最直接的知识生产。换言之，在《怎么办？》的论域中，意识形态实践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实践。在两大思想体系相互对抗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占据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阵地。阵地意识，无疑是一种战争思维。列宁完全意识到，对群众的意识形态灌输，必须循序渐进，只有从情感上接近群众，才有可能在理智上改造群众。党必须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群众、引导群众。但这首先依靠于党对社会现实的政治揭露和经济揭露，以此唤醒群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痛恨，同时又依靠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弊病及其问题的实质，给群众以理论的启发。无论是理论家、宣传员还是鼓动员，都必须承担最基本的意识形态灌输任务，三者承担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传播与再传播，三者所使用的基本物质载体就是中央机关报。中央机关报为各种形式的政治鼓动提供宣传材料和普遍经验，为党争取意识形态领导权提供材料储备和智力支持。以党的组织力量运用中央机关报系统所担负起的政治鼓动体系。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这就形成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PS：这是一篇读书报告，文中注释一律从简。）

　　作于202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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